司法獨立與輿論監督
1. 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一、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2009年12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一）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司法腐敗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了《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在權利面前，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們傾向於安全，有序，可預見的世界，不希望出於混亂，難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適應中，由於權勢，金錢的影響，導致一方受到偏袒，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無序的狀態。」人們對於自己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人們渴望在後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輿論監督，司法活動就被置於公眾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擺脫了由於金錢和權勢帶來的不公，為司法審判塗上了一層防腐劑，從而有利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現。
（二）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輿論不僅對社會、對群眾起著特殊的監督作用，它對於黨、對於政府、對於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者也起著監督作用……經過這樣經常的輿論監督，這類行為將會大大減少。例如中央電視台法制頻道以及各地方衛視的法制節目在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農民時建峰偽造軍車牌照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案，電視台對其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類似的輿論監督使得案件在公開、公平、公正環境中的解決，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此外，輿論監督是的廣大的普通的民眾參與到案件的評論中來，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監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專斷以及冤假錯案的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於案件的持續跟蹤報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以及警示社會大眾的效果。
（三）社會監督有利於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對的正義需要完善的追求正義的環境和設備。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要堅決執行有關規章制度，嚴格依法辦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監督可以使司法活動在陽光下運行，從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四）輿論監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員提高其業務水平由於我國建國較晚，法學教育起步晚，各個地區的司法工作人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特別是在偏遠地地區，司法工作人員的水平更無法保證。輿論監督對於一些案件的關注和評論，迫使司法工作人員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辦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貓貓」事件中被處理的民警，就值得整個司法系統人員學習，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農民時建鋒被指控偽造軍牌騙免368萬多元高速通行費案件中被處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鍾。廣大司法工作人員應該切實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作為人民的公僕應該用好人民賦予你們的權利，盡心盡力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切實
（五）社會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死亡的情況。此後有關孫志剛死亡的報道在各大門戶網站上被轉載，引起國人的一片嘩然。一時間孫志剛以及導致此次悲劇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全國各地的收容所紛紛摘牌，舊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漸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討論的勞教制度的改革無不體現著輿論監督的作用。勞教制度很難保證程序正義，並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是不符合現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關的法律原則。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當然要求，也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會輿論會像促進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樣監督勞教制度改革的。
二、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妨礙作用
如文章開頭關於許霆的案例，一些法學家認為是社會輿論綁架了法官，干擾了司法獨立。在中國有關新聞、網路媒體的相關立法不健全，媒體在報道有關案件的時候缺少監管，新聞媒體便會做一些捕風捉影的報道，或者只對整個事件的一部分做傾向性的報道，從而給了輿論錯誤的導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關者為了逃避自身的責任，濫用新聞輿論的報道、媒體輿論的善意炒作以及公眾同情弱示群體的心態，擾亂司法人員正常的辦案程序。（本文來自於《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一）在中國人情社會的大背景下，道德評判有失法律公正影響司法審判。輿論監督對具體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標准來進行評判，而司法審判則要求司法人員以法律的標准來進行審判，二者評判標准不同，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能達成共識。社會輿論對於一個案件的判斷總是出於主觀的感性的認識，所謂的公知很少從法律的角度對一個案件作出評判。而新聞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會用生活中的道德標准報道一些案件中的熱點問題，在案件沒有作出最後的法律審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報道。作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員難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在做最後的法律判決的時候難免會考慮社會大眾的承受度。這樣的話，輿論監督就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司法活動作用，反而干預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斷，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給審判人員帶來很大的壓力。媒體對於案件的熱點做失真的盲目報道，這樣的話法律裁判者就有來自案件本身和社會輿論兩方面的壓力，他們勢必為了平衡這兩種壓力而做出一些妥協，而很多時候法律裁判者會向社會輿論妥協。因為那樣或許會導致司法的不公，但不會有來自公眾的不理解和社會的輿論壓力。
（三）作為輿論監督主力軍的各種媒體素質參差不齊，盲目的報道會侵害法律權威。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由於缺少法律監管和行政監管。逐利性使得廣大媒體會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報道中，並且會做持續的跟蹤報道。甚至會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實的、具有傾向性的報道去迎合公眾的情緒。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媒體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權威性受到侵害，損害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四）輿論監督會擾亂司法程序。輿論監督具有炒作性、制約性、傾向性的特點。輿論監督的這些這些特點決定了輿論監督在促進司法公正的同時也會妨礙司法公正。在實踐中，由於缺少監管，一些媒體炒作某一案件，對某一案件做具有傾向性的評價來博的讀者的眼球。於是一些人便利用媒體的這些特點，炒作一些關鍵詞，欺騙廣大的讀者。利用人們同情弱者的心態來干擾辦案人員的視線，以期做出有利於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現階段，由於有關新聞媒體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因此，我國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處於不確定的狀態，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影響有利也有弊。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完善司法獨立制度、吸收國際立法，公約的先進經驗等方法來完善輿論監督。從而更好的平衡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關系。掌握好輿論監管的度，發揮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應該努力做到既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又合理的處理輿論的監督，做到辦案不受社會輿論的傾向性引導，保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公開。這就要求廣大法院檢察院應該堅持依法辦事，依章程辦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要求作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能力，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平衡好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兩者的關系，共同努力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作者：包華斌李新鵬單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2. 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失法律的權威性；而在西方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則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這兩者的差異正是本文企圖理清的。 （一）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媒介與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不應處於根本對立的態勢。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也確實出現過媒介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現過司法壓制正確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的產生在於二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於： 第一，媒介的職業特徵就是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則是消極的，它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許可權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第二，媒介要求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松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三，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而司法語言講求用詞嚴謹，前後一致。 第四，新聞事實是記者的所見所聞或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則是指有確鑿證據的事實。 第五，輿論監督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則代表著國家強制力與終局裁量權。 出現傳媒與司法之間的矛盾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何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 目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著職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某些司法部門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越權和擴張權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驅動下，以輿論監督司法的名義進行炒作，這種非規范行為對司法的損害是很大的。這里特別就傳媒對於司法報道的炒作態勢多講幾句。 我國傳統的犯罪案件報道，本來有「聲討、公審、槍斃」的模式，忽視司法獨立、實行輿論審判的積習較深厚。現在又多了一層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出現了越來越多干擾司法審判的情形。例如在報道蔣艷萍經濟犯罪案件時，各媒體的報道都一邊倒，使人難以看到或聽到不同的、客觀的評說。沒等法庭進行庭審調查，報道中就說起訴書「言之鑿鑿」（那麼何必還要法院審判呢？）；審理過程中，又把律師和蔣的申訴斥責為「強行狡辯」、「百般抵賴」（那麼何必還要設置辯護制度呢？）。再如張君搶劫殺人案審理時，某家全國性報紙發表《重慶滿街聲討「魔頭」》的通訊，搶在法庭判決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諸如「張君該千刀萬剮」、「殺一儆百」、「用張君人頭祭奠亡靈」等等極端的語句，缺乏基本的文明。這種「文革」式的對案件報道的「熱心」，顯然會妨礙司法的公正審判。 針對這類情況，可以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應景措施（作為道德性質的要求，它們尚是相當軟弱的）。例如，媒介對於司法的監督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報道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現出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 第二，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只宜評論已有的審判結果，而不應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第三，媒介的評論文章，應限於意見范疇，不應追求聳人聽聞的情節，不應帶有民意審判的意味。 第四，要與上級司法和紀檢部門保持聯系，以得到支持，並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以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三） 對司法腐敗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還要考慮到，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基本的、最後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如果當事人頻繁地找尋記者解決各種糾紛，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說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應有系統地報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說明什麼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會公正，給媒介受眾指出一條通過司法正確解決糾紛的路子，給他們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於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與權威，加快法制體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同時，必須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現在傳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傳媒自身的原因外，也與司法體制上出現較多紕漏，以及人員素質較差有關。因此，重建司法救濟手段在公眾中的威信，會有助於減少傳媒監督司法中較多的越位現象。 （四）從長遠考慮，僅憑介紹幾個做得較好的輿論監督司法的媒介欄目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與司法關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權利與義務。這方面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新聞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獨立，不能違背「無罪推論」的原則；在此前提下，傳媒有權利報道和評論庭審活動。如果報道失誤，傳媒應承擔責任。 二、明確輿論監督權與公正審判權相互沖突與協調的制度空間。這需要考慮規范傳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圍、傳媒評論司法的職業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誹謗、侮辱和有失公正與平衡的原則）、健全監督的外部環境等問題。 三、改革司法，減少司法公正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樣有傳媒監督的廣闊天地，可以像監督普通人一樣，監督司法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和職業行為中的違法行為；同時應監督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司法外部的行為。 在這些法律框架還沒有成形之前，法學界和新聞學界要有經常的學術交流，首先要在職業道德方面達成共識，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然後，爭取形成較明確的法律框架，最後形成法律或法規。 總之，活躍而健康的輿論監督，不是司法獨立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獨立來保證，輿論監督則通過客觀地展示和評論司法過程，協助實現這種公
3. 司法與媒體對官員的監督誰更重要
您好！「司法與媒體對官員的監督誰更重要」是一道辯論題，正方的觀點是「司法對官員的監督更重要」。反方的觀點是「媒體對官員的監督更重要」。本人同意正方的觀點。
（一）因為司法在法律上有約束性，可以行使法律而媒體只能披露讓人們從道德上譴責。司法與媒體的最終價值都在於追求社會公正。司法通過依靠公眾同意的公共准則——法律來解決糾紛，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體則通過激發公眾內心的價值標准——道德來評判是非，批評侵犯者的侵犯行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於司法與媒體能統一於公正這一價值目標，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司法獨立與傳媒自由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傳媒介入
首先，從制度設計考慮，媒體監督是遏制腐敗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於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但這種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制度設計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權者進行權權交易，就會出現「官官相護」的局面，人民只能被當權者玩弄於股掌之間，為此，還需要依賴另一種監督模式，即廣泛的公開的社會輿論監督，藉此尋找一種終極控制權。媒體監督雖然是一種軟監督，但由於有它的介入，會促使權力制約機制生動活潑起來，因此，任何社會都不能對輿論監督的作用等閑視之，再跋扈的當權者也要對媒體監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為司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審判公開的一項應有之義就是允許媒體進行報道。在審判活動中，法官代表國家對各種糾紛進行判斷和裁決，其判斷和裁決的運作過程與結果，不僅事關當事人在權利義務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與能否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休戚相關。同時，公允的報道必將司法活動置於陽光之下，從而實現公正。
再次，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責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現的。當他們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時，媒體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聲援者。
由此可見，就對司法活動本身的作用看，媒體介入的價值應當是以外在的力量幫助和促進司法機關實現司法公正為目標，這與司法機關遵循自身的程序規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歸。
兩者過分親合的一面
在我國，法院除了具有國家司法機關的一般屬性外，還要接受黨的領導，它的審判活動不僅要符合國家法律，還要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也是我國法院與西方憲政國家法院的本質性區別。作為黨的"喉舌"，新聞媒體在接受黨的領導，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方面與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傳和報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樹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為新聞媒體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現今人們關注的熱點，而法院無疑可以成為這類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來源，且能夠給予司法上的權威說詞，使這類新聞報道以及相關欄(節)目更具有專業性。因此，現今一些傳媒十分熱衷於為法院開辟專欄、專版，也樂意派出編輯、記者登門為法院采寫宣傳稿件或采編宣傳節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願意作這方面的投資，因為能在新聞媒體上以良好形象頻頻出現，對摘取各項榮譽桂冠實在是大有好處。這樣一種親合關系，不排除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宣傳法律、樹立司法形象、營造法制環境。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由於雙方都不同程度違背了各自"天然的"職業守則而致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實際已不穩。客觀真實是新聞媒體的生命，但處在一種親合關系中，新聞媒體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斷力，對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聞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對各種數據，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審核，有時為了突出宣傳力度，甚至還幫助弄虛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說，靠做書面文章獲得的"美譽度"助長了一些法院的投機意識，也助長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誇風。這時的新聞媒體實際在一定程度上也變相充當了法院宣傳部門的"喉舌"。
媒體與司法之間的沖突
在當代中國，媒體的影響力很大。傳媒代表著某種較高權威的令受監督者不可忽視的信號。因此，傳媒監督也很容易變為一種權力干預，一種破壞司法獨立的力量。
（一）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國，媒體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質，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傳工具」，媒體的根本任務是宣傳貫徹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因此，這種官方與半官方性賦予了媒體以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受政治環境影響大，在必須嚴格貫徹正面宣傳引導為主的同時又依託強大的政治權威為後盾，具有了解決糾紛的能力，影響力大。這樣一來，一些即將進入司法程序或正處於司法程序中的未決案件，經其具有傾向性的報道評論後，就已為最終審判結果定下了基調。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成功」大多不是媒體報道而自動實現的，而是因為媒體報道後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並作了批示後才實現的，所以，這種所謂的監督，與其說是媒體監督的結果，不如說是領導干預的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其他權力藉助媒體對司法權力的侵犯，是人治權威對司法獨立的法治原則的踐踏。
（二）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種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專制腐敗，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和制約，司法權力也不例外。運用得當的媒體監督對實現社會公正，推進民主進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體監督的功能被不恰當地運用後，就蛻變成了「媒體審判」。即「媒體在報道消息、評論是非時，對任何審判前或審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觀公正立場，明示或暗示，主張或反對處被告罪行，或處何種罪行，其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審判」，從而干擾了司法公正。具體來說，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幾個表現：第一，即前面所論述的我國媒體的官方色彩所帶來的領導「批示」的介入會直接間接地對司法官員施加某種壓力，這就難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實際裁決者的不適格，從而導致理性化司法過程的缺失。長期以來的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使得我國司法不獨立，法院不得不屈從權勢，而法院的這種妥協勢必造成民眾的不滿，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第二，能夠引起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問題。如果過分的強調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活動的監督，有法律問題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險。第三，由於新聞是「自由」的和「無限」的，使它的觸角伸得的很長，並且由於媒體的影響和滲透無所不在，而法官本應是冷靜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體傳播的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事實，即使是客觀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實都可能對法官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更何況凡是訴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銳化的產物，而媒體所具有的主觀的、激情的和煽動的傾向，極易調動社會和公眾的情緒，而當公眾的情緒形成強大的社會公意合流時，實際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會，法官的獨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權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出於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媒體往往在吸引公眾「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觀念淡薄的媒體人員就「嘩眾取寵」地進行報道，這就導致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細節趁虛而入。
以上這些原因成為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擋路石，導致媒體與司法關系的混亂，從而做出了事實上的「媒體審判。」
媒體與司法關系的合理構建
在中國社會，媒體與司法自身的發育都遠未成熟，都處於探索與改革之中。所以，我們應對司法與媒體的關系進行合理的構建，從而實現司法獨立和傳媒自由的平衡，並依法加以保障、引導和監督。對此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健全新聞輿論的監督環境
良好的新聞輿論環境是新聞媒體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監督職能的前提。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保持新聞輿論的相對獨立性，拓展媒體監督司法的行為空間。媒體作為一種輿論的承載工具，它代表的應是大眾的觀點與意見，是相對獨立的，不應成為任何其他的附屬。中國媒體既要擔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又要擔負著輿論監督的使命，目前應逐步放開對後一使命的種種限制，擴大媒體的行為空間。具體來說，就是要使媒體有多元體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機關報為主，以社會各集團的報刊為輔，以民報為補充的多元體系的辦報格局；大力發展廣播電視，網路傳媒等多種傳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調動廣大人民進行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拓寬信息源，將一切腐敗現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發揮其「第四種權力」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媒體在行使新聞自由、新聞監督權利的時候可以不負責任的發表言論，而是應該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第二，完善和落實審判公開制度。我國司法過程的封閉性過強，司法專橫現象導致了對傳媒權益的漠視。這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傳媒的信息源，限制了傳媒對司法的滲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機構往往還特別排拒傳媒的介入，以技術化的理由擋御傳媒對司法過程具體狀況的了解。所以，應該完善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具體措施如下：（1）凡公開審理的案件均應准予媒體采訪報道；（2）司法機構通過新聞發言制度等方式，建立與媒體對活的常規渠道；（3）依法應予公開的司法文件均應允許媒體機構查閱；（4）建立裁判理由說明制度，並在判決書上公開；（5）對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構應給予媒體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體適時報道進展情況。
第三，新聞單位應配備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同時還應該提高記者等媒體人員的法律素質，以免對司法活動產生不必要的重大誤解。經過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或者說高素質的記者群對即將刊發的文章進行審查，防止可能影響司法獨立或者侵權的報道流向社會。在美國和法國都設有類似的專門人員或專門制度。
第四，保證媒體正當履行職責的行為不受限制或追究，給媒體監督營造寬松的言論環境。我們在處理新聞侵權案件時應借鑒美國的經驗，堅持以下幾條原則：其一，把能夠提起名譽權訴訟的主體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公民，另一類是國家公務員和其他公眾人物，對後者的起訴權加以嚴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夠證明媒體報道有明顯實際的惡意和捏造事實的行為否則將不可能獲得法律救濟。其二，在處理名譽權糾紛時，無論起訴者是普通人，還是公務員或公眾人物，都不能要求媒體新報道的所有細節完全真實，媒體只要做到基本情況真實就屬於正當履行職責。
（二）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聞自由權和其他權力一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濫用，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面。因此對媒體監督這把「雙刃劍」應當給其劃定一個合理的界限，使之在這個限度內發揮其作用。具體而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任何階段，新聞媒體都可以對案件進行報道，但傳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得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
第二，傳媒對報道的案件進行評論，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問題實質。應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媒體報道應注意給各方當事人同樣的機會與條件，同樣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頗。對於案件審判中運用法律、法規有不同的理解時，不要輕率發表肯定或否定的結論性意見，可先在內部提出，待達成共識後於適當的時間予以發表。
第三，不得對司法人員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實歪曲報道。否則，依法追究直接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第四，傳媒監督應盡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公民有不願公開或讓他人知悉個人秘密的權利。即使有些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侵犯他人權利，傳媒沒有必要干預公民的私生活。
現階段，要處理好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幾點注意事項的要求以外，還要強化職業道德要求，加強管理，廉潔自律，杜絕對司法機關提供各種形式的「有償新聞」，尤其要防止媒體成為司法機關自我宣傳的「擴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聞媒體合理運作的內部規則，建立新聞發布制度等等，這樣一來為法院審判提供了方便，也為媒體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規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決媒體與司法沖突的域外經驗的借鑒與具體措施
應該說傳媒和司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的關系問題雖然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恆久性問題，但在中國，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於社會實踐，並為人們所關注。因此，從制度原理上探求解決沖突的實際可行的標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制度實踐的經驗。在這方面，美國有長久的制度實踐，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適當地借鑒美國的做法，具體措施如下：
（一）基於固有層面的原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需要著重考慮和權衡解決的。媒體與司法出現的沖突帶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體依靠憲法賦予的公民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進行報道，而司法背後的力量是落實公民獲得公正審判的需要，兩者矛盾沖突實質上是兩種公民權利之間的沖突。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在制度運作中保持合理的張力，在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度。例如，在美國，為協調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美國司法界鼓勵媒體在自願的基礎上，與法庭和律師簽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確定采訪和報道刑事案件的准則。通過協議，媒體既可以在獲取報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又可以盡量避免因不當報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於人為層面的因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正視並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盡管任何制度運作都難免受到人為干擾，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潛在沖突，應該說大量地是可以通過媒體、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約束和一般常識來避免的。具體來說，可通過對媒體進行事先約束以及訴諸司法程序兩種方式來解決：其一，諸如美國，為了防止媒體發表可能極大影響訴訟進程和結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條件的簽署「司法限制言論令」 ；其二，就是通過程序方法來保證媒介和公眾不幹預審判。這些方法包括：（1）延期審理，直到媒體偏見的危險消除後再行審理。（2）或者通過變更管轄的方法將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審理。通過易地審判以消弭傳媒的不當影響是美國通行的做法。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離開媒體，離開輿論渲染的案發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公正的審判。我國的刑事訴訟亦可以借鑒這樣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種方法仍不能消除新聞媒體對合議庭成員的影響，法院可以決定對他們實行封閉隔離，直到案件審結為止。比如在美國，對於一些特別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決定隔離陪審員。對一些影響很大且可能被媒體大肆炒作的案件，為保障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我國也可以適當借鑒美國封閉隔離的做法，以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公正審理。
（三）對於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如果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造成了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結果，那麼，即應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予以變更。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生效判決的再審程序，故司法實踐中對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可能對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決結果的，可以啟動再審程序重新進行審理。
4. 司法獨立與輿論干預有什麼關系
法官獨立判案,但也不能脫離於整個社會之外不食人間煙火，強大的社會輿論對法官版判案必然有制約作用，權其實不管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想完全脫離社會輿論的監督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輿論的作用不可小視。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違！！！
5. 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有沒有起到監督作用
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積極影響
在我國，新聞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一種形式，最主要的監督方式便是公開報道和新聞批評。其通過對典型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結合公眾討論，得出一種得到普遍認可和接受的意見，利於對公眾價值觀的引導，在新聞自由得到普遍認可的現代社會，輿論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我們更需要看清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正面作用，那些在輿論壓力下，推翻原判、發回重審並得到公正判決的事實足以證明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大有益處。
（一）監督司法活動公正進行
司法程序不公正現象發生時，受害的當事人這一弱者可以向媒體請求援助，
媒體起到了輿論救濟的作用。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進行獨立合法的監督，有利於實現司法獨立，能夠有效地避免各種司法外因素對判決公正的影響。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既需要法律的監督，也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既能向公眾說明情況，也能為司法審理提供更多的線索。社會輿論通過新聞媒體、網路等對司法活動進行討論、抨擊，給司法機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鞭策，這樣有助於防範司法腐敗行為，迫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
（二）人民監督權利的實現
社會輿論監督就是人民群眾通過某種傳播媒介對國家政治、經濟、法律、
文化、教育、行政等各項活動進行褒貶與評價的行為過程。傳媒代表公眾，成為公眾的代言人，傳媒的言論反映公眾的觀點和意見。我國傳統媒體一直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者。到了網路時代，公民輿論監督這項權利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與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相比，網路呈現出了的低門檻性和匿名性，從而就決定網路社會是拒絕權威的。在網路初建時就確定了網路就是要提供一個平等交流的空間，使大眾在這里平等地傳播信息、發表意見。而網民們只需經過簡單的注冊，便可以在網路媒體的論壇、留言板等互動平台上自由公開地發表自己的言論。這種自由的環境更便於人們無拘束地發言，真實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這些意見在網路中集合，從而形成無法忽視的輿論壓力，對事態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網路輿論的優勢在於，網路傳播空前快捷、信息傳播交互性強、靈活多樣的監督方式，增強了社會輿論監督的力度。在全民大眾參與下，網路輿論已經形成一種重要的輿論壓力，使人民的監督權利得到了充分實現，人民的監督權利也得到了保障。
6. 如何正確處理輿論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您好，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使新內聞監督法治容化。首先，維護司法的權威性。維護法律與司法的權威，這是新聞媒體監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則。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時，要堅持客觀、准確、公正的原則，從客觀的角度，以還原事實真相的方式來進行報道，僅對事實上的客觀性的事件本身經過進行描述，對其是非曲直不進行任何評判。其次，要加強對輿論監督的檢查與糾偏，除了新聞立法，還應從外部加強對新聞媒體報道活動的監督和制約。
二、 完善司法獨立制度。我國的司法獨立也正處在初級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與不足，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我國司法獨立運作行政化，司法權力地方化，行政干預司法現象嚴重。同時我國的司法獨立還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獨立，使司法獨立真正的遠離立法與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眾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從而保持司法的權威，減輕輿論對司法獨立不利的一面，保證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干擾較小到最少的地步。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7. 網路輿論監督的關系協調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害法律的權威性；而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
在我國，必須協調好二者的關系，緩解對立情緒，發揮新聞輿論監督對司法獨立的積極推動作用，通過制度改革和觀念改變來解決新聞輿論的負面影響。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這兩條憲法性的規定是一般規定和特別規定的關系，是新聞媒體行使新聞自由權的法律保障。可以通過下列途徑來解決新聞輿論監督妨礙司法獨立的問題。
(一)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
我國應當通過立法明確新聞媒體的地位，還可以適當改變當前媒體的壟斷現象，適當創辦民間投資的新聞機構，擺脫對政府的依賴。另外，立法還要明確新聞媒體進行不實報道的法律責任，對訴訟過程中的案件不得評論，更不能加入自己的主觀意志，對於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得予以報道，違反規定者，應根據情節及後果的嚴重程度，使其承擔相應的民事乃至刑事責任，建議在立法時，參考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對新聞媒體濫用自由權損害司法公正的行為，確立「藐視法庭罪」和「誹謗罪」兩項法律制度。
(二)完善司法獨立制度
改革現行司法管理體制，使司法機關不再受制於地方，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供給改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擺脫司法受制於行政的命運，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另外還要提高司法辦案人員的業務素質，使其能夠勝任獨立辦案的重任。[2]
(三)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
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形同虛設，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讓人民陪審員審閱案件的材料、參與案件的一些必要的調查，參加案件的開庭審理和最後評議。那麼在全部訴訟過程中，將有法官和陪審團兩個主體一起工作，公眾的直接參與，使得法律執行的透明度增加。而通過共同執法也可以加深公眾對司法的認同，消除對法律知識認識模糊的迷惑感。公眾親自參與司法過程獲得的信息，相對過去依靠媒體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有真實性和可信度。一旦可能出現「媒介審判」，作為公眾代表的人民陪審團可以用自己的聲音傳遞真實信息，並在很大程度上對於一些不負責的媒體進行震懾，使得媒體不能濫用權利。
本文最後想說的是，魚和熊掌要兼得，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不偏廢。正如李尚公先生所講的：「真正獨立的司法根本不擔心傳媒的干擾，正像它不擔心社會勢力的干擾一樣；真正自由的傳媒也不會損害司法獨立，因為總會有幾種不同的聲音的——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言論都不具有殺傷力，只有『惟一』的聲音才是可怕的。鑒於我們的司法和傳媒所面臨的實際情況，雙方應該互相支持：司法要維護傳媒自由，傳媒也應該幫助司法擺脫一些羈絆。」[3] 總之，本人認為，司法應該接受輿論監督，輿論監督以不影響司法獨立為界。
8. 怎樣實現新聞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
先說一件對新聞監督具有重要意義的張金柱事件。
1997年8月25日，剛剛創辦三年的河南媒體《大河文化報》(即現在的《大河報》)在倒頭條的位置刊登了一條新聞：昨晚鄭州發生一起惡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著被撞傷者狂逃，眾計程車司機懷著滿腔義憤猛追。消息大意為：
晚9時40分許，夜幕下的鄭州市街頭發生了一起令人發指的惡性交通肇事案。一輛牌號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轎車，撞著了各自騎車的蘇東海、蘇磊父子。11歲的蘇磊被當場撞飛，將皇冠車的擋風玻璃撞了一個破碎的大窩；他的父親蘇東海以及兩輛自行車則被卡在汽車左側的前後輪之間，逃跑的汽車拖著蘇東海狂馳幾百米遠。義憤之下，發現此情的行人、計程車等一起對皇冠車圍追堵截，終於將其逼停。 送院後，內臟破碎、顱內嚴重受創的小蘇磊死亡。蘇東海被皇冠車拖拉得幾乎體無完膚，從頭到腳，傷痕深深。頭發被鮮血浸透，右臂皮膚被摩擦殆盡。近凌晨1時，記者在事故處理部門被告知，肇事車司機已經接受訊問。
大河報是國內首先對此事進行報道的媒體，8月26日，它接著報道了鄭州市民對此事的強烈反應，但沒有點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說「此人身份待核實」。27日，肇事者張金柱被刑拘的消息登上了大河報的顯著位置。此人曾任鄭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長、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公安分局政委。直至次年二月份，大河報對張金柱案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
得知撞人、拖人的竟然是一個公安人員、還曾經是位領導，群眾情緒更加激憤。大河報前副總編輯馬雲龍回憶說，輿情的憤怒並不是單沖著張金柱的，當時正值全國范圍內群眾對公安的情緒都很大，張金柱肇事逃逸成了點燃輿情的導火索。
大河報的報道迅速被全國媒體轉載。不久，在知識分子中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南方周末》對此事進行報道，隨後，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也播出對此案的調查。張金柱案從中原進向全國，成為全國人民憤怒情緒的發泄點。正如張金柱的律師所說，張金柱已經超過了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身份，變成了公安隊伍中違法亂紀的典型代表，成了公安隊伍中反面人物的化身。
正是在全民聲討的強大輿論中，張金柱案走向法庭。當年12月3日，鄭州市中院公開審理此案，鄭州市民奔走相告，法庭外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審過程，大量市民聚集收聽。
1998年1月12日，張金柱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死刑。張不服提起上訴，河南省高院維持原判。 1998年2月26日，張金柱被執行死刑。之後數年，「張金柱」成為駕車肇事逃逸者的代名詞。
近幾年來, 隨著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報道的活躍與頻繁, 一個名詞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 那就是』『媒體審判」 ,往往提出的佐證是張金柱臨死前說過的那句話「 我是死在記者手上的」。似乎是媒體左右了審判，但這只是媒體造成的錯覺。
傳媒與司法作為兩種獨特的社會力量，彼此間有著密切地聯系。新聞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社會主義民主權利的有效形式。司法公正是法治國家必須遵循的司法原則之一，二者都包含著憲法的原則，均同等重要。但由於雙方缺少規范，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樣性，並處於不穩定狀態之中。
（一）新聞輿論監督對司法活動的積極促進
1.正確的媒體報道有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媒體的介入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有助於司法機關抵制行政或其他社會組織的干預，尤其是那些關涉權力機關或強權人物的案件。
2.傳媒的介入有助於增加司法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對於某些案件審理過程的報道為受眾知曉和評價司法行為提供了平台，從而可以降低司法專橫和武斷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和矯正司法偏差的作用。
3.媒體的報道有助於普法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媒體的報道將法律知識傳達給受眾，使受眾的法律意識得以提高，同時也使受眾深深意識到通過司法手段來維護公眾正義的途徑。
（二）新聞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過猶不及
1.傳媒對司法案件的報道和評論不當，沖擊了司法獨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謂的「媒體審判」。典型的事例是《焦點訪談》播出的四川夾江縣的「造假者狀告打假者」。在記者眼中，打假者永遠是正當的，即使在打假過程中違反法定許可權也是正當的。堂堂記者硬是把一個復雜的法律問題變成了一個是非分明的道德問題，使法律問題道德化。法律問題到底應該由誰來解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2.傳媒對司法審判的抨擊使司法權威受到影響。表現一：輿論監督凌駕於法律。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本身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當事人對法院的不滿。此時記者便動用自己的「特權」，英雄般地將對法院的不滿搬上媒體，充當起當事人（原告）與法院（被告）的「法官」。殊不知，當事人與法院本來就是運動員與裁判員的關系，將二者等同，法院公正司法形象何存？表現二：輿論監督范圍無限制。我們時常會看到記者逼問法官，法官無奈地回答這樣的鏡頭。其實法官有其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審判紀律，記者則認為一切都應該公開，這無形中又構成了他們之間的矛盾。而記者往往抓住這矛盾大做文章，此時法官的中立公正的形象又受到質疑。此外，一些涉及機密隱私的案件被報道出去，也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表現三：輿論監督就是批評報道。有的記者緊盯著法院，稍有差池便大做文章。有的還無中生有，這或多或少也會降低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度。批評報道是一種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不是目的。在實際報道過程中應視情節而決定報道方式，這樣才能取得更多的實效性。
司法機關為避免報道不利於公平審判而採取了種種措施限制媒體采訪，從而引起雙方沖突。一方面記者帶著不純的動機（尋求利益和賣點）對案件大肆報道，另一方面，法院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隱私等問題限制新聞媒體對庭審內容進行報道。這樣做的結果是公眾的知情權和記者的采訪權受到挑戰。
對於怎樣實現新聞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平衡，我認為首先有詳細全面的法律規定，明確記者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設定合理的懲罰制度。其次，對於做新聞監督記者的素質有所要求，其要有一定的法律素養，而並非法律白痴。
9. 網路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是利大於弊文檔
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利大於弊
近幾年,隨著我國傳媒技術的提高,傳媒手段的多元化,社會輿論對司法的監督在我國的司法監督體制中的地位日趨上升。正本清源，社會輿論是社會中相當數量的人對於一個特定話題所表達的個人觀點、態度和信念的集合體。司法公正的基本內容是既要求法院的審判過程堅持正當平等的原則，也要求法院的審判結果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
社會輿論對司法審判的影響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司法審判的積極影響,即促進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另一方面過度的輿論監督會干擾司法獨立，錯誤的輿論會妨礙司法公正。
今天我們判斷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究竟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應該看社會輿論對司法過程、司法體制和司法精神的建立完善究竟起到長效性的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
我方認為，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利大於弊，理由有三。
1、社會輿論的監督對司法公正起促進作用，社會輿論對司法審判的適當監督，使司法在公眾的監督下進行,使其司法過程公開透明，促進司法過程的合理化以及司法體制的完善。而司法機關以及司法工作人員在輿論的影響下會產生一種心理壓力,從而使司法人員依法辦事，對司法腐敗能有效抑制，促進司法過程的公正化發展。
2、社會輿論是現階段下最有效的權力制衡手段。平民與權力階層的沖突能夠促進司法獨立。在社會環境中,尤其是大陸法系下，往往存在行政權力干預司法的現象,影響司法人員和司法結果。平民掌握話語權，通過社會輿論聚集成強大的社會力量，能夠與權力階層進行博弈，與權力階層所存在的沖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權力的不正當使用,起到一種平衡的作用。
3、社會輿論能夠促進司法精神和法治社會的建立完善。從長遠來看，隨著司法獨立的日趨成熟，司法體制日趨完善，也不需要輿論的力量來平衡會妨礙司法公正的力量，這時社會輿論對具體的案件影響減小，在此過程中，社會輿論在法治社會的形成和尊重法律風氣的普及上，起到重要作用。民眾通過關注司法，提升民眾本身的主人翁意識和法制意識，促進司法人員在長期監督下堅持司法公正的行為方式，公平、公正、公開的司法精神得以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對司法體制的長遠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我方認為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利大於弊
反駁：
【社會輿論影響判罰】
1、證明最後的判罰結果確實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具有損害性的結果，可以說民眾是監督作用，促進結果的公正化】
您方說 …… ，那我方也可以說最終的結果是公正的，社會輿論發揮了監督作用達到了結果公正。所以這樣論證沒意義
2、證明最後不好的結果是社會輿論導致的，而不是司法人員的判罰不當，不是司法體制的不完善導致的。
【主動權在法官手裡，綜合的結果；一類較為輕松的作出判決，二類人情和法理的劇烈沖突，社會對法理人情的大討論，是的結果更加公正】
10. 如何處理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的關系
這第三方力量其實就已經存在，就是人民群眾。關鍵是司法公正到了什麼程度，人民群眾真正覺得司法公正了，新聞監督也就沒什麼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