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民法典

Ⅰ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什麼的作用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Ⅱ 古代到現在各國比較重要的成文法典

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誕生於公元前世紀，原碑現藏巴黎羅浮宮。比漢穆拉比更早的現存法典還有制定於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敘利亞）發現的古檔案中的泥版。

歐洲現在的民法體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羅馬人的早期法典《十二銅表法》，而羅馬法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法典是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可是這兩部法典都有局限性：《十二銅表法》只概括了基本法律原則，而實際執行的法律則是由法官從這些原則上推斷出來；查實丁尼法典雖然在後世影響巨大，但在當時只在東羅馬有效執行，在西羅馬沒有發展成法律傳統。隨著東羅馬帝國的衰敗，這一傳統在歐洲也失去了影響力。歐洲近代的編纂運動始於十五世紀以後，隨著民族國家的崛起，歐陸國家開始把發展獨立法制視為主權的象徵。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幾部重要的歐陸法典相繼問世，包括《拿破崙法典》即法國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德國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

在東方，中國的近代法典的源頭是公元七世紀的唐律，其後各朝基本循唐制，而法典最終發展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成為全面、完整，囊括現代刑法和民法的法典。直到近代，中國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大多受中國法典影響。日本是最早編纂西方式法典的亞洲國家。在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推行了以德國民法為模範的《日本民法典》。辛亥革命前後，受西方法學影響，中國開始改革法律體制，編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和《中華民國民法》，並從此逐漸發展為大陸法系或社會主義法系國家。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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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頒布的一部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產生於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銘刻，除序言和結語外，共有條文282條。包括訴訟手續、損害賠償、租佃關系、債權債務、財產繼承、對奴隸的處罰等。

1901年在伊朗發現，為一個黑色的玄武岩圓柱，現存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圓柱上端有漢謨拉比從太陽神沙馬什手中接過權杖的浮雕。

漢謨拉比法典將人分為三種等級：

有公民權的自由民
無公民權的自由民
奴隸
王室奴隸
自由民所屬奴隸
公民私人奴隸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B0%9F%E6%8B%89%E6%AF%94%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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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銅表法，是古羅馬在約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為據說刻在12塊銅牌（也有說是著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羅馬元老院被迫承認人民大會制定法典的決議，設置法典編纂委員10人，並派人赴希臘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補充二表。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銅鑄成，故習慣上稱作《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入侵羅馬，在戰火中銅表全部被毀，原文散佚，現在只能從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見梗概。

十二銅表法的內容分別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佔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後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十二銅表法頒布之後，就成為共和時期羅馬法律的主要淵源。該法典對於貴族的權力作了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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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稱《查士丁尼法典》或《國法大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編纂的一部匯編式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

該法典由四部分組成，分別為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以及新律。最後完成於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內容為東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權威的法學家對於法律的解釋，還有給法律學生當作法學的入門教材等。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是法學研究者研究民法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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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稱拿破崙法典，是法國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曾名為《拿破崙法典》，但1870年以後，人們一直稱之為《民法典》。

該法典是根據法國政治家拿破崙的命令，由特龍謝(Tronchet)、馬爾維爾(Malleville)、普雷阿梅納(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於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為《法國民法典》。又被後人稱為《拿破崙法典》。

法國民法典採用了「優士丁尼法學階梯」的結構體系，除序章外，有3編2281條。3編的名稱分別為「人」、「財產及所有權的各種形態」及「所有權取得的各種方式」。
該法典基於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觀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範。其核心為所有權的絕對化、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等三項原則。但是，隨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該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學說加以大幅的修正，也進行過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別法的制定。

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對後世的《日本民法典》、《中華民國民法》等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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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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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1646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滿語:， Daicing gurun-i fafun-i bithe kooli）是大清帝國的法典，草創於順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為基本，再加以修飾。前後經歷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定型。及後《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圖內奉行，直到中華民國成立，《民國憲法》推行為止。不過，部分《大清律例》的條例在清朝滅亡後依然繼續在香港通用。這奇特的現象是由於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基於香港跟隨英國奉行習慣法，使部分法例在沒有其他法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繼續成為唯一的參考對象。直到1971年，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後，《大清律例》的歷史使命終於完成，但在1971年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承繼權（但承繼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仍然受到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法律按《大清律例》給予承認。從1646年到1971年，總共經歷過325年。

根據《大清律例》開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記載，在清朝入關以後，由於「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所以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員在朝廷上商議，對哈納等校訂，並以《大明律》作參考，多番修訂之後才得以成書付梓刊布，並命名為《大清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冊（1函），律文458條。首冠世祖御制序，繼載剛林疏，吳達海疏，對哈納疏，《大清律總目》。總目之後是順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

《大清律》的特點是「集解附例」，希望透過各種案例作參考，使官吏能夠作為量刑的依歸。

順治律頒行後，惟於律外增修條例，而於律文未嘗更易。康熙九年，刑部尚書對哈納等以舊律內參差遺漏，請詳酌校正，奉旨依議，遂有康熙九年校訂刻本傳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於發現後立之新法與原有之舊法有所沖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又再作修訂，但直到康熙駕崩時，修訂還未完成。於是繼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員繼續完成修訂，「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從雍正元年八月開始，到三年八月完成，並於九月初九刊行。此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訂，這些訂正增刪改並，合計有1456條之多。

於光緒三十四年修訂，宣統二年版，又名《大清現行刑律》。宣統律共有389條，並連同附例1327條。

自從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英國一直奉行習慣法。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布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所以，在當時的香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同樣的謀殺罪，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國法律會被判處繯首死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殺頭。即使在清朝覆滅後60年，原來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在19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著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例如：1971年頒布的《婚姻法》就結束了香港男性借《大清律例》為擋箭牌而為自己納妾及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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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在日本國內施行的主要民法規章。現行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明治31年）開始施行，由日本民法學家梅謙次郎，富井政章，穗積陳重等三人起草而成。共分為總則，物權，債權，親族和繼承五編，共有1044條。

日本民法典最初的版本是由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博瓦索納德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起草的財產法部分（被稱為「博瓦索納德草案」）與日本人起草的家族法部分構成。該草案於1890年（明治23年）公布，即「舊民法」，基本結構與法國民法典相近。後來，由於該法典的家族法部分與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形成了很大的沖突，遭到了國內學者的極大反對，並引起了一場法典論戰。結果是，舊民法並未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起用上述三位日本民法學者起草新的民法典。這部新的民法典於1898年開始施行至今，又被稱為「明治民法」。

日本民法典屬於大陸法系的法律，受到了法國民法典和同時期起草的德國民法典的影響，也對此後東亞地區的民法典編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大清民律草案》，《中華民國民法》，《韓國民法典》等法典在編纂過程中都有日本民法學者參與，帶有明顯的日本民法典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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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誰知道滿洲國頒布的《人權宣言》內容和《滿洲國民法典》內容

《滿洲國民法典》在編纂過程中，從大綱到要綱以及關於具體法律問題的議案，再到各編草案，直到成案，遵循了一套系統、細致、連貫、有序的審議程序。例如，僅債權編在制定過程中，就經過了對以下20項草案的審議：(1)《滿洲國民法起草大綱》，1936年3月28日；(2)《民事法牽連事項》，日期不詳；(3)《關於民事債權編總則要綱立案的諸問題》，日期不詳；(4)《民商法牽連事項》，1936年5月7日；(5)《債權編總則決定保留事項》，日期不詳；(6)《顧問會議決定事項(債權編總則)》，1936年5月；(7)《債權編總則起草要綱案》，1936年6月；(8)《債權編總則預備草案》，1936年9月7日；(9)《債權編總則草案》，1936年11月；(10)《民法債權編各則制定要綱案》，1936年12月；(11)《關於證券債權的要綱預備案》，1937年1月；(12)《關於證券債權的要綱案》，1937年1月；(13)《民法債權編各則制定大綱案》，1937年1月22日；(14)《債權編總則草案》(第2次草案)，1937年2月；(15)《關於證券債權的要綱》1937年2月12日；(16)《債權編各則草案》，1937年3月；(17)《證券債權案》，1937年4月；(18)《債權各則草案》，1937年4月；(19)《民法第三編(債權)草案》，1937年4月15日；(20)《民法第一編第二編第三編(確定草案)》，1937年5月21日。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立法者先後召開數十次會議，有計劃地對20項草案進行審議。其他各編的編纂過程大抵如此，限於篇幅，不贅。可見，立法者將紛繁龐雜的法典編纂工作考慮得細致周到，安排得有條不紊。

5法典既體現了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殖民滿洲的企圖，也隱含了一批日本法學者制定一部先進的民法典的孜孜以求的精神
《滿洲國民法典》的編纂體現了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殖民滿洲的野心。負責進行法典起草和審議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日本人，就連法典中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親屬和繼承兩編，亦主要由日本人進行起草。把本國基本法律的制定權全部拱手讓與外國人，這對一個所謂的獨立主權國家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偽滿政府的立法原則中包括「順應建國的本義」、「順應國情」等內容，而其所謂的「建國本義」和「國情」，實質上不過是由偽滿政權充當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滿洲的傀儡而已。正象日本侵略者所宣揚的，滿洲國是「一君萬民的日本國體的發展」，是「日本國國土的延長」，是「大陸的日本國」，這清楚無誤地道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吞並我國東北的政治目的。偽滿政權在編纂民法典親屬編和繼承編時，更是在立法原則中明確提出「適應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試圖在東亞各國立法中確立與西方的個人主義不同的家族主義，建設共通的「東方道義」，以此推進一體化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十分突出地反映出日本帝國主義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借口擴大殖民統治的陰謀。
然而同時，日本法學家希望以此為契機制定出一部高水平民法典的孜孜以求的態度亦發人深思。日本明治民法自頒布以來，隨著法典的廣泛應用，隨著日本民法學理論的不斷發展，明治民法所存在的各種缺陷和不足無論是在司法實踐中還是在法學理論上都逐漸暴露出來。但是，法典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它不可能為適應實踐和理論的需要而隨時更改。於是，當日本法學者遠赴滿洲參與立法之時，就抱有將日本民法學的最新理論應用於《滿洲國民法典》編纂之中這樣一個理想。正如偽滿洲國民事立法的審核員、日本民法學家我妻榮所言，「對私法學者來講，滿洲國現在提供了一大實驗場所」。《滿洲國民法典》的許多規定都是在吸取日本民法學和民法判例最新成就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因此有人說，《滿洲國民法典》是「將日本民法學者和實務家理想中的民法在滿洲國付諸現實」，此話不無道理。

Ⅳ 在出租房裡發生意外,與房主有責任嗎

在出租房裡發生意外，與房主有沒有責任需要具體情況。在房屋租賃期間，如果是因為個人或者第三人造成的意外傷害，房東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如果是因為房屋本身問題或者因房東疏忽而造成的租客的意外傷害的，房東是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的。
法律分析
在房屋租賃期間租客意外受傷，房東需要承擔責任的有以下情況：1、房東配備的房屋設備未使用中或正常使用中發生損壞導致租客受傷的；2、因房子老化等原因，導致天花板墜落等其他情況造成租客受傷的；3、房屋設計等原因未與租客說明，在租客使用電器或其他設備時導致發生觸電、火災、煤氣中毒等意外事故；4、超出合同約定的租賃物使用范圍造成的傷害。總的來說，因個人原因造成受傷的情況的，由租客或導致該傷害方承擔責任，因房屋本身的問題或者房東管理房屋問題導致租客的意外受傷，則房東方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房屋租賃合同簽訂時需要注意的事項：1、簽訂合同時應當將房屋用途、居住注意事項、房屋潛在問題等註明。2、約定在可能發生的意外中，發生意外時責任的劃分。3、在維修事項中，如無約定則出租人應當履行維修義務，如另有約定，承租人有權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內存在維修義務。4、承租人應該愛護住房和各種設施，不得擅自拆、改、擴建或增加；如需改動須徵得出租人意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Ⅳ 日本民法典的評價

日本移植外國法律的方式，今天看來，有的過於簡單和草率。例如把德國的民事訴訟法幾乎逐條譯過來，在舊民法中也有這樣的情形。但這些都是限於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說過的，江藤新平急於翻譯法國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對此，不應加以苛責。
在繼受（移植）外國法的過程中，發現外國法與本國原有的國情有不合或沖突的地方發生爭論甚至沖突，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日本的「法典論爭」是一個典型例子。問題是如何判斷所謂「國情」，對那種國情應持何種態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可說直到今天）維護固有的「淳風美俗」的說法。究竟什麼是淳風美俗，一夫多妻（蓄妾)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風美俗」，正如中國在清末變法中，女人纏足、男人蓄長辮，三跪九叩首，這些是不是好的風俗習慣，都必須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繼承）長期是激烈斗爭的焦點，絕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積陳重認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優越於「萬國」的所在， 二次大戰後修改民法時，牧野英一（貴族院議員）堅決反對完全廢除家制。 這些例子給人的教訓都是重要的。
不論那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
要敢於接受，善於研究，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日本可以給我們提供不少經驗教訓。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規定了收養制度，拋棄了東方原有的一種收養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訂了一種「特別收養」，實際上是又恢復了東方式的一種收養。又如在民事訴訟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國的證書訴訟與票據訴訟程序，1926年認為這種程序在日本沒有必要，將之刪除；到1964年，又將之恢復。 如果接受時猶豫不決，接受後發現缺點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國法律後，很注意對之進行研究。在繼受法律之後，日本接著就從事理論研究。不僅繼受法律條文，也要繼受法律條文後面的理論。日本學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學界在20世紀對德國法學理論的研究稱為「理論繼受」。只有從理論上繼受了外國法，外國法才能在日本紮下根來，日本又可在理論繼受過程中，發現哪些東西適合於日本對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這樣又可以修改繼受來的法律，使外國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Ⅵ 拿破崙的民法典的意義和影響

拿氏對於法國《民法典》之制定既煞費苦心，他對於其推廣傳播，自亦不遺餘力。凡氏武力所至，莫不《法典》隨之。一方面，這固且是由於拿氏對於他的《法典》之優美完備有極端之信仰；它方面，他卻也想藉法律之統一來保障他武力侵略的勝利。這種由於被動或壓迫而採用《拿破崙法典》的國家，可以分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是《拿破崙法典》施行時已屬於法國版圖者。這裡麵包括比利時(Belgium)、盧森堡(Luxemburg)、巴納丁各國(Palatine States)、菜因普魯士(Rhenish Prussia)、嚇茜打姆斯達(Hesse Darmstadt)；以下均在萊因河(Rhine R．)之左岸。此外，尚有日內瓦(Geneva)、沙埃禾(Savoy)、裴德茫(Piedmont)及巴馬(Parma)、裴亞纏差(Piacenza)、二伯域(Duchies)。

第二類是由於拿破崙武力之徵服而奉行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義大利(1806年3月15日起)、荷蘭(1810年10月18日起)、漢西亞諸城(Hanseatic cities，1810年12月13日起)、勃格大伯域（Grand Duchy of Berg，1811年12月17日起）。

第三類是在拿氏威脅之下，自動採用其法典者。這裡麵包括韋士費利亞(Westphalia)王國(1808年1月1日起，是時Hanover已合並為王國之一部分)、巴登(Baden)、佛蘭克佛(Frankfort)、那梭(Nassau)、渥梭(Warsaw)、諸大伯域(Grand-chies)、瑞士之某幾省、坦屹(Danzig)自由城、依里利亞(Illyria)王國及奈汨（Naples）王國。

十九世紀是國家主義的時代；國家統一及國家復興之種種運動，均曾如火如荼，再接再厲，並且都產生了光明燦爛的結果。在歐洲，有德意志、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希臘六國之勃興。在南美州，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各殖民地曾得北美合眾國之幫助而獨立成為十五個自主國。在東方，日本、暹羅、士耳其及埃及四國都竭力摹仿歐化，冀自置於現代國際團體之列。以上二十五個新興的統一國家，其人種及政體雖多不同，但她們卻都曾努力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整個的民法典。這種以統一的、整個的法典來劃一全國之法律生活或保障國內之政治統一的觀念，可說完全是受了《拿破崙法典》的激刺、鼓勵或暗示。這是《拿破崙法典》最重要、最根本的貢獻。只此一點，它對於那些國家的影響已經是不小了。除此之外，各國民法典在內容上和技術上受了《拿破崙法典》影響的為數也很不少；但是她們的影響之程度深淺卻不一致。我們可將她們分為下列三類來講：

第一類是拉丁民族的國家。這裡麵包括南美洲的十五個共和國，比利時、羅馬尼亞、義大利、西班牙、塞爾維亞（Serbia）等國。這些國家的民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最深，有的幾乎完全抄襲，連文字都沒有多大的改變。例如拿氏法典第七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羅馬尼亞民法第六條是："私權能力與公民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本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巴西民法第三條是："關於私權之取得及享有，外人與公民同等待遇。"又如拿氏法典第八條是："凡法國人均享有私權。"羅馬尼亞民法第七條是："凡羅馬尼亞人均享有私權。"巴西民法第二條是："凡人均有私權及私義之能力。"其酷似之處，可見一斑。

第二類是日爾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如德、瑞、奧、荷等)。這些國家對於編纂統一法典之熱忱頗不一致；對於拿氏法典之摹仿心，亦較淡薄。這固且是由於民族文化之不同，然而她們對於拿氏和法國感情之惡劣，亦未始不是重要原因。是故她們不編纂統一法典則已，編纂則寧以普、奧兩國的《民法典》為樣本。所以《拿破崙法典》對於這些國家的影響，可說是微渺而且間接。然而我們決不能說它不存在。即如與《拿破崙法典》"分庭抗禮"的德國《民法典》，它關於"動產所有權之佔有取得"和"所有權及佔有權之契約轉移"兩種制度，卻都放棄了其本國歷來的習慣法而採取《拿破崙法典》上之規定。

第三類是東方各國。這裡面，以希臘受《拿破崙法典》影響最深。她的《民法典》摹仿拿氏法典之程度決不在南美各國之下。例如希臘民法第九條是："私權之享有與公民之資格無關。公民資格之取得及保有，須依《憲法》之規定。"第十條是："凡希臘人均得享有一切私權。"我們試把它們同拿氏法典第七、第八兩條比較一下，便知其"惟妙惟肖"了。土耳其1869年之舊《民法典》(即所渭Mejelle)原是冶宗教習慣和法律制度於一爐。但1924年5月1日頒布的新《民法典》則曾把宗教成分廢除，而竭力摹仿《瑞士民法典》。它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可說是很小。埃及在1874年設立"混合法院"(Mixed court)的時候，便用的是法國法律。1883年她被英人佔領時，法國法仍舊存在。英人雖屢欲更改，然均無甚成效。故今日埃及之私法可說仍是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其實，埃及今日一切的文化、制度似乎都和法國最相接近，固不僅法律為然。日本在1870年明治維新的時候，其政府曾正式命人把《拿破崙法典》譯為日文。1880年並請法人布賞那德(Boissonade)氏撰擬《民法草案》。布氏的草案多半是根據拿氏法典及其後之修正案。該《草案》在日本實際上幾乎生效了十六年，因為它雖非正式的法律，卻被當時一般法官當做"法理"或"原則"看待、援引。同時英美法亦為日本學府(尤其是東京帝大)所講誦，而所謂"英美派"亦應時而生。當布氏《草案》1890年將交國會通過的時候，"英美派"堅持異議，遂釀成所謂"法國派與英美派之爭"。然1896年《日本民法典》頒布時，其內容已非法國法，亦非英美法，而為德國法了，但這並非出人意料的事情，因為那時的日本對於德國的文物制度已經是醉心傾慕，竭力效顰了。至於我國民法典的編制，大都是參考日、德及瑞士法典，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似乎很少。

智利法學家阿魯凡勒茨(Alvarez)氏嘗說，《拿破崙法典》所引起及代表之法典編纂運動，對於英美法之法典化和國際法之編纂均有影響。誠然，自某種意義言，阿氏之說並非全無真理，但是那種影響未免過於微渺，我們暫不具論。

從上面看來，《拿破崙法典》除了對於十九世紀法典運動有一最根本的貢獻之外，它在內容上及技術上曾經直接發生過影響的，不下二十餘國。至於間接受過它底影響的，更是不勝枚舉。然考其所以能影響如是之大的原因，我們約可舉出下列數端：

(一)《拿破崙法典》不但是當時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個法典去統一全國民法的首次成功。因此，各國不編纂民法典則已，編纂則幾乎必須以《拿破崙法典》為模範。固且，普、奧二國的民法典之產生也還很早，且有相當的完善，然而因為那時的普、奧都是小國，故不能如《拿破崙法典》之易引起國際之注意。

(二)《拿破崙法典》之形式及內容均甚完備，它的編制又是取法當時歐人所習誦的蓋氏《法學階梯》，故易受歡迎。

(三)《拿破崙法典》之文字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紀幾為國際間之普通語言；所以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崙法典》是以時代最偉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們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崙法典》自命為最合理性，且最富於平等觀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紀之時代思潮，且易為各國所仿慕、效法。

(六)法國在革命後，教育上有極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學教育方面。由於這種的改革，法國大學之法律教育遂特別發達，幾執全歐之牛耳。他國負笈來學者，為數甚多，這點對於《拿破崙法典》之推廣，亦不無關系。

Ⅶ 西方法學與東方法學存在哪些細微差別

法系劃分的理論依據主要是法的傳統。依據這個標准，世界各國的法律就能夠分成數目有限的不同類別。在歷史上，世界各主要地區曾經存在過許多法系，諸如印度法系、中華法系、伊斯蘭法系、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等等。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

民法法系( Civil Law System)，是指以古羅馬法，特別是以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為傳統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由於該法系的影響范圍主要是在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和德國，且主要法律的表現形式均為法典，所以又稱為大陸法系、羅馬一德意志法系、法典法系。屬於這一法系的除了歐洲大陸國家外，還有曾是法國、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殖民地的國家及因其他原因受其影響的國家。例如，在非洲有衣索比亞、南非、辛巴威等;在亞洲有日本、泰國、土耳其等;此外，還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英國的蘇格蘭等。可見，民法法系是一個影響非常廣泛的法系。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系都屬於西方國家，並且受其影響的國家也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工業化國家，因此，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在經濟基礎、階級本質上是相同的，都重視法治等，但因各自的傳統不同，它們之間又有定的區別。這些區別，從宏觀的角度看，可以分為：

第一，在法律思維方式方面，民法法系屬於演繹型思維，而普通法系屬於歸納式思維，注重類比推理。

第二，在法的淵源方面，民法法系中法的正式淵源只是制定法，而普通法系中制定法、判例法都是法的正式淵源。

第三，在法律的分類方面，民法法系國家一般都將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作為法律分類的基礎，而普通法系則是以普通法與衡平法為法的基本分類。

第四，在訴訟程序方面，民法法系與教會法程序接近，屬於糾問制訴訟，普通法系則採用對抗制訴訟程序。

第五，在法典編纂方面，民法法系的主要發展階段都有代表性的法典，特別是近代以來，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典編纂活動。普通法系在都鐸王朝時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立法活動，近代以來制定法的數量也在增加，但從總體上看，不傾向進行系統的法典編纂。

另外，兩大法系在法院體系、法律概念、法律適用技術及法律觀念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差別

Ⅷ 日本民法典的背景

在這次對西方法制的繼受中，日本在短短的十年內，制定公布了8部法律或法專典：刑法屬（1880年）、刑事訴訟法（1880年）、（明治）憲法（1889年）、法院組織法（1889年）、行政訴訟法（1890年）、商法（1890年）、民事訴訟法（1890年）和民法（舊民法、1890年）。其中有的簡直就是外國法律的翻譯。例如民事訴訟法幾乎就是那時的德國民事訴訟法的翻譯本。即使是這樣，這種立法的規模和速度也是令人驚異的。一個東方的封建國家，原來什麼近代法律也沒有，在十年內一變而與歐洲的一些先進國家（如法國、德國）「並立」（這一點正是當時日本的先進志士所企求的），當然是非同小可的。而且這些法律中，如明治憲法（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一直施行到二次大戰之後才被迫廢除；民事訴訟法施行了三十餘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這些清形都成為研究日本法制史和比較法學的人們注意的焦點。
在這8部法律中，只有民法很是特別，是上述情形的一個例外，這一點更引人注意。圍繞著民法發生的「法典論爭」，被人們以之與發生在德國的法典論爭相提並論，議論不休。

Ⅸ 古代漢謨拉比法典和十二銅表法法典對於我國制定民法典有什麼借鑒意義

《漢謨拉比法典》是古東方法從習慣法階段進入成文法階段的體現。它獨立於宗教專之外，以強制性規屬范確立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秩序，有效調整古東方早期奴隸制國家的社會關系。其法律特徵之鮮明、條文規定之縝密、文字表述之准確，都是人類其他早期法所不能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