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禁止重復評價

⑴ 刑法上「禁止重復評價」的含義是什麼

罪行均衡原則即罪來行相源適應原則，是我國刑法的三個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平等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一，基本含義為：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在適用刑法時，應將刑罰的輕重與行為人的犯罪性質、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在制刑、量刑、行刑各個環節均應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不能重罪輕判，也不能輕罪重判。罪行相適應原則是《刑法》第五條規定的內容：《刑法》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⑵ 在盜竊案件中對已作出行政處罰的是否仍然按多次盜竊罪認定的案例

這個在理論界也是有爭議的，持各種觀點的都有，我本人覺得已經受過處罰的行為，不可以重復評價，可以在量刑中酌情考慮，以後最高院可能會出司法解釋來明確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下面是一位作者的文章，我搜的，覺得寫的還不錯，你可以看看，僅作參考。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將盜竊罪修改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 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對此盜竊次數如何認定，已被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是否也應計入該次數，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二者比較，似乎肯定說占據主流。如何正確理解「多次盜竊」，關繫到是否正確適用法律，甚至涉及到罪與非罪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問題進行研討。

持肯定說者之所以占據主流，原因之一是受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陳國慶、韓耀元、宋丹撰寫的《解讀「兩高「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之影響，該解讀指出：「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司法實踐中應注意把握:一是盜竊三次以上，有時間限制，為「二年內」;二是三次盜竊行為並不要求均為「未經處理的」，如三次中有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也應該算在「三次以內」。另外，2011年2月12日《檢察日報》刊登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謝財能《認定多次盜竊，已受行政處罰的次數也應計算在內》的文章，該文認為，第一，從法理上看，將已受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作為定罪的事實依據，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行政責任不同於刑事責任，已受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並不能阻卻對其進行刑法評價。其次，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適用於同一犯罪處理、同一訴訟中，並不排斥在不同犯罪處理、不同訴訟中將已經受到刑罰處罰的事實(行為、情節)作為評價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因素，如刑法從重處罰累犯等。這就意味著，已受行政處罰的盜竊次數可作為判斷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評價依據。而「多次盜竊」的懲罰根據恰恰在於行為人的重復盜竊行為顯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第二，從法律上看，「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與「多次盜竊」同屬盜竊罪的成立犯罪的標准，兩者應該是並列關系。將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計入在內，採用的是盜竊罪成立的次數標准，其前提是各盜竊行為均未達到數額較大。第三，從實踐中看，若將已經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排除出盜竊次數，可能導致：（1）對於每次盜竊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盜竊慣犯而言，如果公安機關每次依法對其實施行政處罰，則意味著無論其盜竊多少次數，都不能以「多次盜竊」追究刑事責任；（2）若追究其刑事責任則只能是公安機關在前兩次抓獲盜竊犯後直接釋放，等待第三次抓獲後一並定罪量刑；（3）對盜竊慣犯而言，則可以通過每次主動被追究行政責任規避刑事責任。這顯然不符合常理。

然而，筆者認為，將已經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處罰的盜竊行為計算在「多次盜竊」次數之內有違立法和司法解釋精神，也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一、「肯定說」與我國刑法精神相悖。

縱觀我國刑事立法，多次違法行為演變為犯罪的形態主要有兩種，一是將多次違法作為入罪條件。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二是將多次違法行為所涉款物進行數量累計，從而確定刑事責任。如刑法第383條規定:「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第一種類型，該規定將已受過行政處罰的行為排除在刑事評價之外。即刑法追究的是曾受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以外的新行為，而不是對以前的行為進行重復評價。又如《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修改為：「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較大或者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偷逃應繳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從立法意圖和實踐來看，該條是對「又走私」的行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已經受過的兩次處罰作為劣跡予以考慮，刑法並沒有重復評價進行定罪。這是我國刑法最新的立法精神和理念，該精神和理念也可以適用於盜竊罪的規定中，即已被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不應計入「多次盜竊」的次數。第二種類型，立法強調「未經處理」，反之，如果是「已經處理」的，則不再進行數額或數量的累計。筆者認為，此處的「處理」，按照刑法解釋學，無論對此處的「處理」作文理解釋還是論理解釋，都不應當將其局限於「刑事處理」。也應當包括行政處理，如先前的走私、貪污等行為無論是接受過刑事處理還是行政處理，都不應當再將數額累計並進行重復評價。

二、「肯定說」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2015年9月21日《人民法院報》刊登了陳紅源、張奕文章，筆者對文章的觀點表示贊同。該文章認為，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指在一次定罪量刑活動中，被告人的一個行為或者一個情節，不能兩次以上作為定罪量刑的事實依據。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實質是約束公權力從而保障公民權利。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都是公權力約束公民行為的法律，行為人需對自己的錯誤行為接受公權力給予的處罰。因此，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否則，已經被行政處罰的行為不應該再給予刑事處罰。

三、「肯定說」與司法解釋精神相違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數額較大」的標准可以按照前條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一）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的；（二）一年內曾因盜竊受過行政處罰的」。該解釋第從文義上理解，這里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二次以上，如果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按照「肯定說」的觀點，再次盜竊無論數額多少，都會達到「多次」即構成犯罪，而無需規定「數額較大的標准可以按照前條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如果將行為人以前受到的刑事處罰也計入到多次盜竊的次數，既按累犯處罰，又二次處罰，顯然違背刑法基本原則和司法解釋精神。

四、「肯定說」否定行政處罰的既定力。

有關行政處罰方面的法律和刑法一樣，都屬於「公法」范疇。行政處罰一般都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法和實體法作出的，一個不存在錯誤或瑕疵的行政處罰決定，是不應隨意否定的。《行政處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行政拘留的，應當依法折抵相應刑期。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罰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罰款的，應當折抵相應罰金」。該條指的是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情形，即將犯罪行為作為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處罰錯誤的，法院才可以變更。除此之外，不經法定程序是不能變更和撤銷的。如果將已經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計入盜竊次數，累計為多次盜竊再予刑事處罰，那就會造成同一個盜竊行為，出現均具有法律效力而處罰結果不同的行政處罰決定和刑事判決並存的現象，影響法律的嚴肅性。

五、「肯定說」違反刑法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肯定說「認為，「若將已經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排除出盜竊次數，可能導致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盜竊慣犯，如果公安機關每次對其實施行政處罰，則意味著無論其盜竊多少次數，都不能以「多次盜竊」追究刑事責任「，該觀點有失片面。縱觀盜竊案件案例，一個判決中認定幾次、十幾次盜竊的案例並不罕見，其中深挖犯罪的有之，破一案帶出多案的也有之，並非是「公安機關在前兩次抓獲盜竊犯後直接釋放，等待第三次抓獲後一並定罪量刑」的結果。行為人之所以多次盜竊，甚至慣竊，主要是因為其抱著僥幸的心理，如果伸手必被捉，那麼，盜竊就可能不存在了。實踐中，貪污賄賂犯罪比盜竊的隱蔽性更高，偵破難度更大，那麼，按照「肯定說」的觀點，刑法規定「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已經處理的不予累計，豈不是放縱犯罪。

⑶ 定罪情節

犯罪的成立條件，定罪情節是決定犯罪成立的事實，因而可以認為，定罪情節就是犯罪構成事實。當然，定罪
情節與犯罪構成仍然有一定的區別，作為犯罪構成，它的存在離不開犯罪事實，但犯罪構成又不是那一個事實
所能代表的，它是事實的整體，注重的是各種事實整合所形成的整體性，而作為定罪的情節，則注重的是事實
的具體性，是各種具體的情節，離開了犯罪構成事實，離開了定罪情節，也就沒有犯罪構成。
第二，注重事實的基本方面。由定罪情節所要解決的是對行為的定罪問題決定，定罪情節所注重的是犯罪
構成事實的基本方面，而非全部細節。任何事實，作為一個現實存在的事物，在與其他事物相區別的角度觀察
，是獨立的，它是「一」；而當我們把觀察的視角轉向事實的內部，就會看到它並不是沒有任何內部結構，它
仍然由一定的更具體的事實構成，因而它又具有「多」的性質，即某一個構成要件事實也是由若干情節構成的
。[2]在這樣的事實中，作為定罪事實的內容，並不需要把某犯罪構成事實的全部情節均予以關注，只要把握其
基本的內容就可以完成定罪的任務。由於定罪情節的作用在於定罪，因而對定罪沒有作用的內容就沒有必要在
其關注之列。可以說，定罪情節關注事實的基本方面或稱抽象的方面，是由定罪情節的作用決定的。定罪情節
的這個特點，也就決定了在構成要件事實中也有量刑情節存在的餘地。
第三，定罪情節起作用方式的非獨立性。定罪情節是對具體犯罪的成立有決定意義的情節，但這並不意味
著某一個定罪情節可以單獨決定犯罪是否成立。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須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離開了其
他要件的配合，任何一個事實，不管這個事實對成立犯罪有多麼重要，都不能單獨決定犯罪的成立，這是由定
罪的特點決定的。定罪情節起作用的方式，不是單獨決定犯罪的成立，而是作為犯罪構成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
，與其他定罪情節一起決定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說，在決定犯罪是否成立這一點上，定罪情節的評判是綜合性
的。
2.量刑情節的基本特徵
量刑情節是指在行為已構成犯罪的前提下，決定對行為人是否需要判處刑罰以及判刑輕重的情節。如果說
，定罪情節決定了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的基本情況，由此決定了對行為人是否需要定罪，並
決定了與該行為相適應的法定刑幅度的話，那麼，量刑情節就是在此基礎上，具體說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確
定的量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的具體程度，由此決定在法定刑的幅度內選擇具體刑罰點。也就是說，量刑情節
反映著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與定罪情節相對應，量刑情節有以下特點。
第一，范圍的廣泛性。與定罪情節不同，量刑情節不僅與犯罪構成事實有密切的關系，而且包括犯罪構成
事實以外的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有關的所有事實，無論是罪前事實、罪中事實、罪後事實，都有
可能成為量刑情節的內容。量刑情節的這種范圍的廣泛性說明，量刑情節的范圍比定罪情節的范圍要大得多。
第二，注重行為事實的非基本方面與非行為本身的事實。如果說，定罪情節注重行為事實的基本方面，那
么，量刑情節就是注重行為事實的非基本方面以及非行為本身的事實。在定罪的時候，由於與一定的法定刑幅
度相對應的不是事實的一個點而是一個幅度，因而與一定的法定刑幅度相對應的行為也不是一個特定的點，而
是一個范圍，在這個范圍內，無論行為有什麼差異，都不影響成立特定的犯罪形態。即只要具備成立該行為的
最低限定要求，作為定罪來說，就是具備了充足條件，而作為質與量相統一的事實，卻存在著差異，甚至是重
大差異，這種差異對定罪沒有影響，但這種差異影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與人身危險性程度，因而對量刑有
重要影響，這種在定罪中不起作用，卻能夠對量刑有影響的行為事實的非基本方面，就是行為事實作為量刑情
節的具體內容。
例如，行為的手段、行為的時間地點、犯罪結果的具體的數量、對構成要件客體以外的非構成要件客體所
造成的影響等。可以這樣說，作為刑法規定的行為，只能是類型性行為，類型性行為的重要特點就是具有一定
程度的抽象性，在對某類行為進行抽象的過程中，不得不將其差異舍掉，只將其相同的一面作為行為類型的內
容，這種為了保持類型的同一性而舍掉的東西，就是行為事實中非構成要件的內容。所謂非行為本身的事實，
是指行為以外的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有關的如犯前表現、犯後態度、犯罪目的與動機等
內容。
第三，起作用方式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主要表現在：每一個具體的情節都可以不依賴於其他情節而單獨
對量刑發生影響。當然，並不排除對多個情節綜合考慮起作用的情況，或者說，這種情況是經常存在的，但並
不能因此使某一個情節失去單獨起作用的可能性。
（二）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的關系
一般說來，定罪情節影響定罪，量刑情節影響量刑，兩種情節性質不同，作用不同，表現形式也不同。但
兩者並非沒有關系，毋寧說，兩者的關系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它們在功能上具有交叉重合的關系
，即一個情節在某種情況下既是定罪情節又是量刑情節，因而在定罪與量刑時均需起作用；但對同一情節又不
能重復評價，以保證刑法中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實現。從形式上看，兩者似乎是矛盾的，一個情節同時具有定
罪與量刑兩種功能，如何可以做到不重復評價？本文在這里試圖說明這個問題。
1.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的功能交叉說明，一情節可以一身二任
功能交叉概觀。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的功能交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我國刑法在分則的規定上
，是將一定的行為事實與一定的法定刑相對應，因而，定罪情節在決定罪的同時，也就決定了法定刑的基本范
圍。量刑情節的作用，一般是在此基礎上，根據具體情節的情況，裁量具體的刑罰，即定罪情節決定的與此相
適應的法定刑幅度，是量刑情節起作用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定罪情節也是最重要的量刑情節。其二，量刑
情節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對定罪起作用。一般說來，量刑情節對定罪不起作用，但在有些情況下，也並非絕對
如此。任何一個行為構成犯罪，都需要行為達到一個量的限度，以符合特定質的要求，而這個限定並非一個絕
對不可變的點而是一個有一定范圍的面，是一個幅度，這個幅度也可以說是罪與非罪的臨界點。當構成要件的
事實使行為處於這個臨界點的時候，是否成立犯罪，量刑情節就會有發生作用的餘地。當然，這種作用不是情節直接作為構成要件的內容，而是通過影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使處於臨界點的行為具有了可罰性。
功能重合特例。除以上的一般的功能交叉之外，還有一些是屬於某種事實既是定罪情節，又是量刑情節的
情況。以未遂為例。已經著手實施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行為符合法定
的未遂的條件，是認定犯罪未遂形態的根據，因而未遂是定罪情節；而在量刑上，未遂又是法定的可以從輕、
減輕處罰的量刑情節。也就是說，未遂情節是一身二任，既是定罪根據，又是量刑基礎，一個事實對定罪、量
刑均有影響，發生了功能的重合。
2.雙重身份情節的兩次適用並非對一個事實的雙重評價
在功能交叉重合的情況下，不管是一身二任的特例還是一般性的功能交叉，都是一個情節具有了定罪與量
刑的雙重身份。那麼，在一個情節具有雙重身份時，是否可以兩次起作用，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從本質
上看，一個情節只能起一次作用。情節在定罪或量刑中起作用，意味著對該情節的評價，如果對一個情節進行
兩次評價，就意味著對該情況的作用進行了重復計算，會導致量刑畸輕或畸重的後果。但雙重身份情節的兩次
使用不是對一個情節的兩次評價。從形式上看，一個情節可以兩次被使用，但每次使用著眼於該情節的不同方
面。作為定罪情節時，注重的是事實的基本方面，著眼於事實能否滿足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要求；而作為量
刑情節時，則著眼於該情節的具體事實內容，即該事實的細節。也就是說，作為定罪情節時，著眼的是該情節
的一般性或稱該類情節的共性；作為量刑情節時，著眼的是該情節的特殊性或稱該類情節的個性，反映了各個
情節的差異性。作為起作用的具體部分來說，均只被評價一次，不存在重復評價問題。

⑷ 濫用職權同時又受賄可否實行數罪並罰

法院應認定構成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兩罪實行並罰。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我國刑法並未明確規定牽連犯的處罰原則，而且牽連犯「從一重處斷」原則並未得到各國刑法學及刑事法律的普遍認可。
第二，對受賄後又濫用職權的行為，數罪並罰才能罰當其罪。如果將「受賄後濫用職權的行為」以一罪論，勢必只評價張某「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而受賄後濫用職權構成犯罪的行為則是瀆職罪評價的范疇，未得到應有的評判。
第三，對受賄後又濫用職權的行為，定數罪並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禁止重復評價」指的是對於同一犯罪事實不能進行刑法中的兩次評價。受賄後又濫用職權是獨立構罪的兩個行為，而且此兩罪的性質與內容是截然不同的，並沒有所謂的重疊與重合。如果行為人進一步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不正當職務行為，則說明其行為已經侵犯了另外的不同於受賄罪的法益，理當數罪並罰。
第四，受賄後又濫用職權的行為定數罪更符合法律規定。實踐中存在著將受賄後濫用職權的行為作為受賄罪的量刑情節來處理的做法。這是對受賄罪的情節和濫用職權行為、後果關系的誤讀。

⑸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價值基礎是法的正義性。
法的正義性價值是法最重要的
價值基礎和價值取向之一，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
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他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1]」
雖然，正義像自由、平等等價值一樣，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有些
人認為這些價值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尤其在解決實際問題更是如此，但是，
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織，
如果想獲得正常平穩的發展，人類社會和人類本身就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而價值觀、世界觀等都是指導人類交往、生存的最根本東西，因此，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分析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不能，也不可能不回到這個深層次的問題上來，這是源頭，而其他都只是支流而已。想反，摒棄這些價值或忽略這些價值，勢必影響我們認識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正義應該說是一個十分寬泛、模糊的概念，存在於不同領域，不同的人仁者見仁，譬如柏拉圖他的《理想國》一書中就提到：「正義就是做應當做的事」、烏爾比安認為「正義是賦予每個權利的、穩定而持久的意志」等等。
在社會中個人承擔責任及與此受到的處罰上來看，正義應當是這樣一種情形，即一個人犯多大的錯，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社會或國家給予其相應的處罰，否則，對犯錯誤的人處罰過輕，是對社會或者其他社會成員的非正義；處罰過重，又是對社會成員個人的非正義，兩者都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所允許的，尤其是在現代文明當中，正義的價值越來越凸現出來。這實際上就是正義價值要求的錯責罰相適應原則，體現在訴訟法當中即是一事不再理原則或者同一事項不得再度起訴原則，體現在行政法上是合理原則，體現在刑法上即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由於刑罰手段的嚴厲性，決定了在對犯罪人進行處罰保護社會的同時，還必須充分保障犯罪人權益不因國家刑罰權的濫用受到損害，罪行相稱，罪責均衡，罰當其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尋求等價報應。在理論上，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最早在西方理論界進行探討，即「倘若是一個人打人，一人被打，一個人殺人，一個被殺，這樣承受和行為之間就形成了不均等，於是就以懲罰使其均等，或者剝奪其利得[2]」。經過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大力倡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即國外刑法中的罪行均衡原則成為刑法當中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一方面要求國家通過刑法規定和刑罰適用對犯罪人根據其所犯的罪行，以及由此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和承擔的責任進行合理合法的處罰，以還社會和被害人以公平、正義，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安全，另一方面，又對國家刑罰權的濫用進行嚴格限制，在對犯罪人進行處罰時不得不當地對犯罪人的犯罪事實進行不當的評價，罰當其罪，罪行均衡才是現代刑法所應該做的，犯罪人的合法權益同樣應當得到保護，否則，刑罰手段的嚴厲性勢必使得犯罪人受到重大的、甚至難以彌補的損害，後者在現代文明中與前者至少同等重要。因此，刑法在依賴國家刑罰權的同時，又必須對其進行規制。鑒於此，在量刑階段，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或者罪刑均衡原則派生出一項重要原則——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禁止重復評價觀念，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法。在古羅馬法當中，禁止重復評價觀念是通過程序法上的訴訟競和來體現的。譬如古羅馬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在《論告示》第18編中指出：數個針對同一事實相競合的訴訟，尤其是刑事訴訟，相互吸收[3]。另一著名法學家保羅在《論訴訟競合》單編本中更為具體地指出：某人以侵辱方式毆打他人奴隸。因同一事實，他觸犯阿奎利亞法並捲入侵辱之訴，因為，侵辱產生於意願，損害產生於過錯，所以兩者都管得著，但是，選擇一者之後，另一者則被吸收。[4]顯然，這主要是從刑事程序法上對同一事實的兩次評價的禁止和選擇。古羅馬著名法學家蓋尤斯則從刑事實體法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在《論行省告示》第76篇中指出：如果某人傷害了一個奴隸隨後又將其殺死。那麼他既要以傷害又要以殺害負責。因為實際上是兩個不法行為，這類行為不同於某人在一次攻擊中將一個人多處擊傷致死。這時，實際是因殺害提起訴訟。

⑹ 如何解決交通事故一方逃逸責任無法認定的刑事責任問題

比如，被告人周某某於某晚駕駛小型普通客車由東向西行駛，在一個交叉路口遇張某某騎自行車由南向北行駛至此，周某某駕駛車輛的右前部與張某某所騎自行車右側相撞，致張某某倒地受傷，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於當日死亡。事故發生後，周某某棄車逃逸。由於事故發生現場已遭破壞，事故責任無法進行客觀認定，交警部門按照有關法律規定，推定逃逸方周某某在交通事故中負道路交通法上的全部責任。在上述案例中，關於能否以道路交通法上的推定，對周某某追究刑事責任，以及按照何種罪名追究刑事責任值得研究。 一、實踐中的處理方法 在上述案例中，由於現場遭到破壞，導致交通事故責任難以確定，對此，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交警部門在處理這件交通肇事案時，按照上述規定，推定逃逸方周某某在交通事故中負全部責任；檢察機關按照交警部門的推定，認為張某某既然在交通事故中承擔全部責任，而且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嚴重後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以交通肇事罪將張某某起訴至法院，法院依法對周某某以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雖然在理論上，對於因交通肇事逃逸導致交通事故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交通事故是否追究逃逸方刑事責任，以及追究何種刑事責任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司法實踐中對於此類問題的處理卻相當統一，一般都會依照交通部門的推定作為依據，對造成結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情節的，對逃逸方以交通肇事罪處理。 以交通肇事罪處理出於兩點理由。從積極方面來說，交警部門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職能部門，其處理結果無疑具有權威性。既然交警部門認為逃逸方對於事故承擔全部責任，那麼逃逸方在交通事故中具有交通肇事罪中的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情形應該是不言而喻的，這就具備了交通肇事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從消極方面來講，如果因為事故現場被破壞導致無法直接認定交通事故中雙方責任，從而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話，就會有更多交通肇事當事人為逃脫刑事責任而逃逸或破壞現場的風險，這樣既不利於交通事故責任的查清，也不利於對受害方的法律保護。 二、實踐中做法的適當性探討 《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的推定條款，有利於迅速明確責任，解決糾紛，保持道路暢通，又能為肇事後逃逸行為打預防針，減少逃逸事件。正是基於以上考慮，《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才作出上述的規定。但是交警部門根據這個規定，確定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責任的依據是推定事實，至於是否真的是逃逸方違章並不清楚。因此，直接以道路交通法的責任依據作為刑事責任的依據的做法值得商榷。 首先這種做法有違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之嫌。罪刑法定原則要求，認定犯罪的依據必須是經過證據證明的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而不是推斷和猜想的不完整的事實。這要求司法實踐中，指認犯罪存在的證據要充分，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因此，對於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犯罪應認為其不存在，也就是要疑罪從無。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說明交通肇事後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均只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處罰情節，而非法定的犯罪構成要件，都要以先前在交通事故中的行為構成犯罪，應負刑事責任為前提。同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於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可見，構成交通肇事罪要以違反交通法規和造成重大損失為前提，逃逸構成加重處罰要以構成交通肇事罪為前提。在上述案例中，盡管交警部門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作出了推定，但事實上既存在周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應負刑事責任的情形，也存在周某某沒有違反交通管理法規，不應負刑事責任的情形。只有交警部門的推定作為證據，不足以證明周某某有罪，法院僅根據交警部門推定的事實認定周某某構成交通肇事罪，顯然採用了疑罪從有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的解釋，明確規定為先前行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的相關情形，且在事故發生後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現場的行為。根據解釋，如果逃逸方在事故中沒有違反交通規則，那麼即使逃逸，也不構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這種做法顛倒了事情發展正常邏輯順序，違背常理，不易被社會公眾接受。我國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罪是以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為前提的。如果在上述案例中周某某事實上並沒有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假設周某某沒有逃逸，即使出現了張某某因事故死亡的事實，周某某也不可能構成交通肇事罪。但是因為有逃逸行為，以交警部門推定的事實做依據，就可以追究周某某的刑事責任。我們知道，逃逸行為發生在事故之後，逃逸絕對不是事故發生的原因，也不可能是交通肇事罪的實行行為，因此不應成為認定周某某交通肇事罪的依據。但是把交警部門推定的事實作為刑事責任依據的做法，卻把既不是事故發生原因也非犯罪實行行為，僅僅是事故發生以後的一個情節作為認定犯罪的關鍵，把事後行為作為事情發生的原因，既與法理不符，也有違生活常識。 第三，這種做法不符合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我國刑事訴訟中，除法律有明文規定的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等個別罪外，一般是由公訴人或者刑事自訴人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公訴人或者刑事自訴人無法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應被宣告無罪。但是如果在逃逸後事故原因無法查明時，直接引用交警部門推定的事實追究逃逸方的刑事責任，檢察機關舉證時，只需提供一個可能並不符合事實真相的假設，就可以認定被告應負刑事責任。而且如前文所述，逃逸的事實根本就不是交通肇事的犯罪構成要件，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在檢察院提供這樣一個案外事實後，被告人必須提供反證，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會被認定有罪，這實質上是讓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因為檢察機關客觀上的舉證不能，在無法律特殊規定的情況下，就將舉證責任轉移給了被告人，明顯違反了刑事訴訟的舉證規則。 第四，案例中對於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違背了刑法中的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禁止重復評價原則要求，對於行為人的同一行為，不得進行兩次及以上的法律評價。其體現的是一行為一罪一罰的思想。有些國家禁止重復評價在立法中有明確表述。如俄羅斯刑法第6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為同一犯罪兩次承擔刑事責任。這一規定明確地體現了一罪不再罰原則，含有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精神。第63條規定：如果加重刑罰的情節已在本法典分則相應條款中作為犯罪要件加以規定，則它本身不得在處刑時再重復予以考慮。這一規定體現禁止重復評價的思想。雖然在我國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並未明立法化，但在相關的司法解釋及一些得到公認的刑法理論都有體現。如想像競合犯、牽連犯及法條競合的處理等都是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體現。前文案例中，對周某某定罪的依據，正是交警根據逃逸行為推定的事實，逃逸行為是定罪的關鍵。無逃逸的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逃逸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尤其徒刑。案例中對周某某處尤其徒刑四年，是以逃逸為量刑情節的。逃逸既是定罪的依據也是量刑的依據，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 三、對此類問題的處理建議 雖然這種做法有諸多不妥之處，但對於司法機關來說，這樣做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如前文所述，如果對因逃逸導致無法查明事故原因的案件中逃逸方免予追究刑事責任，也會導致更不利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跳出因為是在交通事故中發生所以只能定交通肇事罪的思維定勢，才能成功走出司法實踐中此類問題面臨的這種困境。筆者認為，在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案件中，可以根據不同情形認定為其他罪名，這樣既可以做到追究逃逸者的刑事責任，又不會產生不合理的問題。 刑法中的行為等價值性理論認為，當行為人的不作為違反其應該承擔的作為義務，侵害了受刑法保護的法益，與積極作為所產生的危害結果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上來說具有等價值性時，在刑法上應對兩者同等對待，將其不作為行為作為犯罪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並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據此規定，交通事故中的任何一方，無論在事故中責任狀況如何，對於事故中的受傷人員都負有救治的義務。這種義務是一種法律規定的義務，具有強制性。根據等價值行理論，在事故後如果逃逸，對於此種義務不予履行的話，無論其在交通事故中責任狀況如何，無論其先前行為是否夠成交通肇事罪，都可能構成不作為犯罪。 日本學者大冢仁認為，將他人軋成瀕臨死亡的重傷而逃走的犯人，在其場所是白天、行人很多的城市的醫院門前等，被害人被救助的可能性很大的情況，和同樣的傷情發生在嚴寒冬夜的山路上，其行為的性質就大不相同。根據在交通事故中受傷者的傷情和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等不同情況，可以追究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逃逸方相應的刑事責任。 一方當事人受傷較重，以逃逸一方的判斷，可以明確地知道，如果不及時對傷者進行救治，有可能導致對方死亡，而且根據事故發生地的情況判斷，如果逃逸方不加以救治，很難得到其他人救助的情況下逃逸的，應該以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追究逃逸方的刑事責任。例如，甲在深夜駕車行駛在山間的公路上，突然與騎摩托車的乙相撞，甲下車後發現乙體表有開放性創傷，血流不止。甲觀察周圍後發現現場沒有目擊者，就駕車逃逸。在上述案例中，甲在撞傷乙以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的規定，負有將乙方送去醫院救治的義務。但甲卻因為想逃避責任駕車逃逸，拒不履行所負法律責任，符合不作為犯罪的特徵。乙的傷情如不及時救治可能會導致失血過多死亡的後果，且事發深夜地段偏僻的情況下，周圍沒有行人，甲的救治對乙的生命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力，而且甲通過下車查看，明白上述形勢，主觀上具有故意，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對於逃逸方構成故意傷人罪的情形主觀上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要視不同情形而定。如果根據當時的情形，逃逸方不救治傷者，傷者肯定得不到別人的救治，傷者得不到救治肯定會死亡，那麼傷者的死亡結果具有必然，逃逸方對傷者的死亡談不上放任，而是希望，主觀上應是直接故意；反之，如果可能得到別人的救治，或者不救治不一定會死亡，則逃逸方對傷者的死亡是放任，主觀上應為間接故意。 如果交通事故中有一方當事人受傷，因另一方當事人交通肇事逃逸，傷者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導致傷者的傷勢加重，而且逃逸一方在逃逸前，對於這種後果的可能性有明確的判斷，逃逸方構成不作為的故意傷害罪。比如，交通事故中，駕駛汽車的甲將騎自行車的乙撞到，導致乙腰椎受傷。如果及時救治，以乙的傷情，能夠順利康復。但因甲駕車逃逸，事發地又十分偏僻，幾個小時候乙才被路過車輛送往醫院，因錯過最佳治療時間，導致乙方下肢癱瘓。在事發地偏僻而乙腰椎受重創的情況下，甲對乙的健康狀況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力，因此，是甲的逃逸行為直接導致乙幾個小時後才被路過車輛送往醫院，導致乙因錯過最佳治療時間下肢癱瘓。在上述案例中，顯然是甲怠於履行其應承擔的救治乙的義務，導致乙的殘疾，根據行為等價值性理論，甲逃逸應構成不作為的故意傷害罪。 如果事故一方當事人逃逸時對於對方當事人的具體傷情一無所知，或者受傷的人員的傷情在受傷當時已經確定，或者能夠順利得到其他人的救助，或者根據事故處理結果可以判斷，屬於其他逃逸行為事實上沒有造成實質侵害的情況，逃逸一方構成遺棄罪。我國刑法二百六十一條規定遺棄罪是 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撫養，情節惡劣的行為。對於遺棄罪，無論是理論還是司法實踐中，都傾向於認為其侵犯的是家庭、婚姻權利的犯罪，只能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考慮到我國1997年新刑法的體系調整，這種觀點值得商討。1979年刑法將遺棄罪規定在侵犯婚姻、家庭犯罪一章，其侵犯的客體是婚姻、家庭中的權利；但1997年修訂刑法時，將遺棄罪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章中來。筆者認為，順應這個體系調整，其客體應視為是公民的人身權利，而不再局限於家庭、婚姻權利。再分析法條的表述，對於受害人的表述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採用的是列舉加概括的方法，其范圍既有列舉的三類具有家庭關系的人，也包括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比如車禍中受傷需要救治的人。行為人是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的人。對於扶養，給衣食無著落的人衣食保障，使他們免受飢寒之苦，自然是扶養；對健康甚至是生命這樣更加重大的法益處於危險的人給予救治也應該是扶養的應有之意。在交通事故中，一方受傷的情況下，無論事故的責任在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有關規定，事故的另一方當事人都負有對受傷的一方當事人的救治義務。拒不履行對受傷一方的救治義務並逃逸，符合遺棄罪中對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的規定。但是在上述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出，逃逸方缺乏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的主觀方面，不宜以不作為的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追究逃逸方的刑事責任。因此，在這些情況下以遺棄罪追究逃逸方的刑事責任是合適的。 對於以上處理方法在量刑上也是可以做到罪刑均衡的。從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看出，不同情況分別定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遺棄罪的根據是行為危害性的大小。而這三種罪名的法定刑的嚴厲程度剛好可以與之對應，不會產生放縱犯罪的結果。以故意殺人罪為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可以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符合故意殺人的情況下，可以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靈活選擇適當的宣告刑。如果情節惡劣，社會危害性大，可以選擇適用較重的法定刑，反之，如果情節較輕，則適用較輕的刑罰，比如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遺棄罪法律規定的法定刑幅度較窄，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相似情節如果以交通肇事定罪的話，其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仍然是遺棄罪的法定刑幅度更寬些，仍可以根據具體案情選擇合適的刑罰，做到罪刑相適應。可見，從量刑角度做到既有效預防犯罪，又不產生罪刑失衡是能夠做到的。 根據以上分析，在周某某交通肇事罪的案例，周某某駕車將張某某撞傷後，就負有救治張某某的義務，但周某某並未履行救治義務，棄車逃逸，因此，即使交通事故中不是周某某的責任，但其事後逃逸仍構成不作為犯罪。盡管張某某受傷比較重，後來搶救無效死亡，但由於事故發生在有行人來往的市區，雖然周某某沒有履行其負有的救治義務，張某某仍可能得到及時救治，而且事實上張某某也被及時送往醫院，其死亡並非周某某逃逸造成，因此周某某的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特徵，周某某逃逸是拒不履行其法律責任，符合遺棄罪的構成要件，應以遺棄罪論處。

⑺ 受賄後濫用職權應如何定罪量刑

兩個不同的行為不存在想像競合犯和法條競和的問題,因為想像競合與法條競合的共同點都是一個行為觸犯數個法條。「禁止重復評價」指的是對於同一犯罪事實不能進行刑法中的兩次評價,而受賄後濫用職權行為是分別構成犯罪的兩個行為,而且此二罪的性質與內容是截然不同的,並沒有所謂的重疊與重合。換言之,此時行為人的行為完全符合兩個罪的構成要件,對此理當數罪並罰。否則,如果只認定為受賄罪,一方面會導致罪刑不相適應;另一方面會使得受賄罪負擔的內容過於龐大,使大多數的數罪變成一罪,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刑法》第399條第4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是一個例外規定,受賄後濫用職權,法無明文規定應數罪並罰款,符合罪行法定原則。

⑻ 想像競和犯與結果加重犯的區別

一些具體表象的區別其他朋友都答了，個人自以為是，談下真正本質的區別。
要明白本質，先不看區別，先看相同點：想像競合也好，結果加重也好，都是對於某一個（而不是數個）犯罪行為的處理，而且都是一行為觸犯了數個罪名的情況下的處理。
因為刑法上對一行為禁止重復評價，所以要求對一個行為只定一罪，而如果這一行為觸犯了兩罪，該當如何就是個問題，這種情況的處理方法，有三種，分別是想像競合、法定刑升格，和法律擬制。
想像競合是普遍原則，沒有特別規定的，一行為觸兩罪，普遍使用想像競合，從一重罪論處。
法定刑的升格則是特殊規定，對於一些有較大蓋然性的一行為觸兩罪的情況（通常也意味著這樣的犯罪惡性較高），就定立法定刑的升格，這里包括情節加重犯和結果加重犯。比如強奸有很高的概率會過失致死，本來依照常規原則，就是用強奸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兩罪想像競合擇一重論處，但這兩者在強奸犯罪中同時出現的概率太高了，本著刑罰的報復主義和預防主義，都有必要訂立更嚴厲的刑罰來予以處理，於是對於強奸致人死亡的行為給予了升格法定刑，此之謂結果加重。
法律擬制呢，是打破了刑法理論上的定罪原則，直接擬製成了與犯罪主客觀情況不一致的另一罪，體現的也是對該行為的加重處罰。比如刑訊逼供過失致人死亡，本來是刑訊逼供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的想像競合，擇其一就行了，但因為此情形非常惡劣，應該更加重刑罰，這時刑法直接規定這種情況就等於故意殺人，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有沒有殺人的故意，已經在所不問，這就是法律擬制。
說到這里，想像競合和結果加重之間的區別，算清楚了么？
以上。

⑼ 刑法上的重復評價是什麼意思

你既然知道這個名詞,應該比較專業了,簡單的說,一個犯罪行為不能被評價兩次 ,比如一個人偷了正在使用的變壓器,那麼他就既構成盜竊罪,又構成破壞電力設施罪,但是這只有一個行為呢,不能被評價兩次,也就是刑法上是禁止重復評價的,所以只能選擇一個重罪從重處罰.

⑽ 刑法的量刑情節請問刑法中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節分別

刑法量刑情節之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區分：
一、法定情節：
(一)從嚴情節：從重。總則只有2個：1、累犯(65條);2、教唆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29條第1款)。
(二) 從寬情節：「可以」+「應當」均有，包含：從輕、減輕(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刑罰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免除。
二、酌定情節
(一)犯罪主體方面的情節：前科、一貫之表現。
(二)犯罪主觀方面的情節：犯罪後的態度、犯罪動機。
(三)犯罪客觀方面的情節：犯罪對象、犯罪手段、犯罪的時空和環境。
三、如何適用
(一)「應當」優於「可以」：「可以」優於「酌定」。
(二)案件中的情節優於案件外的情節。
(三)同時存在數個從嚴或者從寬情節只是，不能任意改變數刑情節所具有的功能。
(四)從寬和從嚴情節同時存在之時，要「先嚴後寬」不斷修正宣告刑。而不能才粗簡單的折抵之方法。
(五)多功能情節的(例如從犯)，必須依法定順序考量。
(六)禁止重復評價量刑情節。
情節嚴重主要是從犯罪構成的方面來講的，以情節嚴重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的，是我國刑法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情形。例如，刑法第216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法定的量刑情節主要是從量刑來講的，法定量刑情節是指刑法明文規定在量刑時應當予以考慮的各種事實要素。法定的量刑情節在刑法總則與分則中都有明文規定。具體有應當從重處罰、可以從輕或減輕、應當從輕或減輕以及酌定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