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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灣民法188條為什麼規定連帶責任
您好,這是關於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方式的規定。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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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台灣民法和大陸民法相差很多嗎
全球的民法都差不多,但是細節差很多
⑥ 台灣民法的法律淵源
民法起草委員會於民國17年(1928年)成立;成員均為法學者,包括傅秉常、焦易堂專、史尚寬、林彬、鄭屬毓秀(後由王用賓繼任)、何榮(擔任秘書)、胡長青(擔任編集執行長)等人。
民法總則編於民國18年(1929年)5月23日公布,自同年10月10日施行。債編於民國18年11月22日公布,民國19年(1930年)5月5日施行。物權編於民國18年11月30日公布,自民國19年5月5日施行。親屬編及繼承編於民國19年12月26日公布,自民國20年(1931年)5月5日施行。
本法為實體法,直接規范人民私權利之各種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而非程序法。
在民商關繫上,這部民法基本上採取的是民商合一原則,亦即在體例上不再特別區分民法與商事法
本法採取歐陸法系的立法方式,共分為總則編、債編、物權編、親屬編及繼承編五編;其中總則、債編及物權編由於規范了人民最基本的財產關系而被合稱為財產法,親屬編和繼承編則被稱為家族法或身分法。
⑦ 台灣民法典第188條為什麼規定了連帶責任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⑧ 台灣法律在哪兒能下載到
你可以去植根法律網或法源法律網,這兩個都是台灣的權威法律網站,都有法規查詢,很全面很新,你要的都有。這兩個網站我用過,咱們大陸也可以登錄。不過植根需要注冊一下才能查。台灣法律的查詢跟大陸有所不同,你要適應。
台灣的婚姻法是《民法親屬編》,你要找民法。知識產權法要在經濟法規里找,台灣叫做智慧財產權。
希望能幫到你。
⑨ 民法通則和台灣民法典區別
不說具抄體條款,那麼襲比較太難。
簡單說,兩部法律適用范圍不同,民法通則在空間上適用於中國大陸地區,台灣民法典適用於中國台灣省地區。
其實大體上二者是基本一致的,因為大陸的民法通則也借鑒了很多台灣的民法,而且二者都有的國民法典的影子。只是在某些觀點上有出入。
⑩ 台灣民法中的輔助宣告與監護宣告的區別
監護宣告
早期舊法稱之為禁治產宣告。但此一用語並不符合新修正之「成年監護制度」,重在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維護其人格尊嚴,並確保其權益,因此於97年5月23日修法時創設成年監護宣告制度。依新修正之民法第十四條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志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監護宣告制度旨在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故民法第十五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輔助宣告
舊民法有關禁治產宣告之規定,采宣告禁治產一級制,缺乏彈性,不符社會需求,民法修正特於監護宣告之外,增加「輔助宣告」,以充分保護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之權益。依新修正民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
1、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2、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告。
3、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變更為監護之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受監護之程度者,得為輔助之宣告。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變更為輔助之宣告。「輔助宣告」制度除在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顧及交易安全。故有關輔助宣告之法律效果民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
1、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2、民法第七十八至第八十三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准用之。
3、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一項第一款行為時,准用之。
4、第一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