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民法

㈠ 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是公法還是私法

公法與私法依據調整對象、調整方式、法的本位、價值目標等方面的不同為標准,可以將法劃公為公法與私法。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最早是由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提出來的：「公法是關於羅馬國家的法律，私法是關於個人利益的法律。」依照此標准，私法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確立財產所有權，保障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民法、商法。公法是利用國家權力，宏觀調整社會財富分配，調整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的法律，如行政法、刑法、訴訟法。

㈡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具體：
到隋唐時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秦朝的法律制度從現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來看，已經很完備，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各項法律的原則。
此後，經過西漢和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國古代法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法」這個字寫作「灋」，《說文解字》中對這個有專門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音志），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傳說廌是堯時的法官皋陶審案時蹲坐一旁的獨角神獸，能辯曲直、斷疑案，如果誰有罪，就會用角去觸他。後來，廌又寫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種獬豸冠，來表示自己執法公正。現在北京故宮太和殿房檐上的小獸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獻中，「刑」就是法，春秋時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稱《刑書》、《竹刑》。戰國時「法」才有了法律的含義，「律」也同時作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現，如商鞅的「改法為律」，表示法要有穩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經常通用，不過，歷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為名，通稱為刑律。

八 議
八議是封建社會官員、貴族享受的一種特權法，是「刑不上大夫」具體體現。
具體內容是：議親，即皇帝的親戚；議故，即皇帝的故舊；議賢，即德行出眾的人；議能，即有大才乾的人；議功，即對國家有大功勞的人；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議勤，即特別勤於政務的人；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禮與刑
周公制禮後，禮在西周就具備了法的性質。禮從積極方面來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而刑則從消極方面來規定人違禮以後如何處罰。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系統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國家活動等，二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婚、喪、冠、祭等各種禮儀。刑則指《呂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呂侯製作的，以論刑為主，強調執法慎重。
禮主要在貴族內部執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們自覺遵守，防止犯上作亂。如果違背了禮，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對兩者關系的概述。因為庶人忙於勞動，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按照禮的要求做事，但他們要受禮的約束，嚴重違禮的行為也要受處罰。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減免或寬恕，比如不用殘酷的肉刑，不公開處死等，但嚴重違禮也會受制裁，甚至被處死。

殺和戮
殺和戮都有殺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區別。在古代，人們將戮刑視為奇恥大辱，所以，在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恥辱的含義。戮可以分為兩種，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將犯人示眾，然後再殺死。死戮是先將人殺死，然後再陳屍示眾，如果沒有被殺就已經死的，就陳屍示眾，有時為了泄憤，還要鞭屍。或者將屍骨故意弄得到處都是，叫做鞭屍揚灰，這不但是對死者的侮辱，還是對他在世的親屬的羞辱。
戮刑是對要受刑的人的一種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後，都注重人的尊嚴和榮譽，處死犯人時一般要秘密處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基本是夏啟以及後來的繼承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積累起來的習慣法，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考證了。有的史籍中記載說「夏刑三千條」，實際並沒有那麼多，現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宮、大辟（具體參見「五刑和肉刑」）。
具體內容包括三種：昏、墨、賊。這三種罪名都要殺頭。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壞事卻竊取別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貪得無厭，敗壞官

㈢ 從民法角度解讀等貴賤,均貧富這一句話(平等原則)

古代的一種經復濟、政治主張制.春秋時代就有人提出這一分配觀念.《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晏嬰在回答齊景公「古之盛君」的行為准則時說：「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論語·季氏》：「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有人認為這是孔子的「均貧富」思想；有人認為這是孔子要求在被剝削階級中,貧富分配要彼此相近.在這以後,許多進步思想家提出過反對貧富不均的言論,但在實踐中無從貫徹.北宋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對貧苦農民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宋史·樊知古傳》）.南宋農民起義領袖鍾相提出「等貴賤,均貧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一）.則反映了農民反對封建剝削的樸素平均要求.

㈣ 請問春秋戰國以前是否有諸法合體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法典化發展歷程〔china16300〕

㈤ 夏商時期主要法律形式是

夏代法制簡況 （一）法律形式（1）習慣法（2）制定法——夏有亂政，而作禹刑。（3）誓——夏代君主在戰爭期間發布的緊急軍事命令。（二）法律內容 1、將原社會的禮改造成法律統治的有效武器。法律維護專制王權，鎮壓各種違背「王命」和反抗國家統治的行為。2、規定帶有行政法規性質的《政典》，用以維護奴隸主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3、確認土地「國有」的民法的內容。4、確認徵收賦稅的各項制度。(三)司法制度1、司法制度和審判制度 夏代中央最高司法官稱「大理」，地方司法官稱「士」，基層稱「蒙士」。2、監獄的設置——圜土，圓也。 </B>商代的法律制度</B>一、商代的立法指導思想（一）「王權神授」的法律思想（二）「天討」與「天罰」的法律思想二、法律形式與主要法律 （一）法律形式 1、制定不公開的刑書——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 2、誓 3、王與權臣的命令、文告——商代權臣根據王的意志發布的命令，當時被稱為「訓」。（二）主要法律 1、《湯刑》——為商代成文刑書，也是商代法律的泛稱。2、《官刑》——商代懲治國家官吏犯罪、違紀與失職行為的專門法律，帶有行政法律的性質，但卻採取刑事制裁的方式加以處理。3、「居民」之法——丈量土地、劃分居住區域及安置百姓的法規。4、車服之令——商湯為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曾下車服之令。三、法律內容 （一）軍事法規內容 1、以軍法保證對夏代的討伐戰爭 2、嚴格軍法，懲治「不服誓言」罪（二）刑事法規內容 1、運用刑法手段，嚴厲鎮壓反抗國家統治的各種犯罪——商代以刑法嚴酷著稱。 2、刑法嚴懲蠱惑民心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 （三）行政法規內容——制定了嚴格約束統治集團成員的行政法律規范《官刑》。 （四）民事法規內容 1、所有權問題——當時，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歸為王有，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2、婚姻家庭制度——商代在確定婚姻關繫上比夏代更明確地規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只適用於平民百姓。 3、繼承製度——兄終及弟，子繼為輔。四、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構 商代中央最高審判機構改稱為司寇，司寇以下設「正」、「史」等審判官。 （二）審判制度 1、重案與疑案的審理 ◆商代對重要案件的審理一般要經過三級，即史與正的審理，大司寇的審理，以及三公參聽的審理，最後上報商王的批准。 ◆商代對疑案的審理持慎重態度，主張廣泛徵求意見，然後定案。 ◆主張審判依據事實，有犯意無實據的，不認為是犯罪。 2、天罰和神判 ◆統治者廣泛利用社會上普遍存在迷信與落後，假託神意進行審判。 ◆假託鬼神之意，實施殘暴的處罰和刑殺。 3、監獄制度商代因襲夏代制度，把監獄仍然稱之為「圜土」。商代又有專門的關押要犯的監獄，稱之為「囹圄」。

㈥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一個商人和船夫的行為用民法如何判定

春秋戰國時期奇怪了一個商人和傳峰的行為用明礬如何判定，這個事非常有名的一個歷史故事大家可以自己的閱讀這方面的文章然後通過個方面的內容來考慮解決這個問題

㈦ 古代到現在各國比較重要的成文法典

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誕生於公元前世紀，原碑現藏巴黎羅浮宮。比漢穆拉比更早的現存法典還有制定於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敘利亞）發現的古檔案中的泥版。

歐洲現在的民法體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羅馬人的早期法典《十二銅表法》，而羅馬法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法典是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法典。可是這兩部法典都有局限性：《十二銅表法》只概括了基本法律原則，而實際執行的法律則是由法官從這些原則上推斷出來；查實丁尼法典雖然在後世影響巨大，但在當時只在東羅馬有效執行，在西羅馬沒有發展成法律傳統。隨著東羅馬帝國的衰敗，這一傳統在歐洲也失去了影響力。歐洲近代的編纂運動始於十五世紀以後，隨著民族國家的崛起，歐陸國家開始把發展獨立法制視為主權的象徵。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幾部重要的歐陸法典相繼問世，包括《拿破崙法典》即法國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刑事訴訟法典》、《刑法典》，《德國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

在東方，中國的近代法典的源頭是公元七世紀的唐律，其後各朝基本循唐制，而法典最終發展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成為全面、完整，囊括現代刑法和民法的法典。直到近代，中國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大多受中國法典影響。日本是最早編纂西方式法典的亞洲國家。在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推行了以德國民法為模範的《日本民法典》。辛亥革命前後，受西方法學影響，中國開始改革法律體制，編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和《中華民國民法》，並從此逐漸發展為大陸法系或社會主義法系國家。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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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頒布的一部法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產生於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銘刻，除序言和結語外，共有條文282條。包括訴訟手續、損害賠償、租佃關系、債權債務、財產繼承、對奴隸的處罰等。

1901年在伊朗發現，為一個黑色的玄武岩圓柱，現存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圓柱上端有漢謨拉比從太陽神沙馬什手中接過權杖的浮雕。

漢謨拉比法典將人分為三種等級：

有公民權的自由民
無公民權的自由民
奴隸
王室奴隸
自由民所屬奴隸
公民私人奴隸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B0%9F%E6%8B%89%E6%AF%94%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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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銅表法，是古羅馬在約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為據說刻在12塊銅牌（也有說是著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羅馬元老院被迫承認人民大會制定法典的決議，設置法典編纂委員10人，並派人赴希臘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補充二表。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銅鑄成，故習慣上稱作《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入侵羅馬，在戰火中銅表全部被毀，原文散佚，現在只能從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見梗概。

十二銅表法的內容分別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佔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後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十二銅表法頒布之後，就成為共和時期羅馬法律的主要淵源。該法典對於貴族的權力作了一些限制。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4%BA%8C%E9%93%9C%E8%A1%A8%E6%B3%95&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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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稱《查士丁尼法典》或《國法大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編纂的一部匯編式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

該法典由四部分組成，分別為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以及新律。最後完成於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內容為東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權威的法學家對於法律的解釋，還有給法律學生當作法學的入門教材等。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是法學研究者研究民法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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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稱拿破崙法典，是法國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曾名為《拿破崙法典》，但1870年以後，人們一直稱之為《民法典》。

該法典是根據法國政治家拿破崙的命令，由特龍謝(Tronchet)、馬爾維爾(Malleville)、普雷阿梅納(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於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為《法國民法典》。又被後人稱為《拿破崙法典》。

法國民法典採用了「優士丁尼法學階梯」的結構體系，除序章外，有3編2281條。3編的名稱分別為「人」、「財產及所有權的各種形態」及「所有權取得的各種方式」。
該法典基於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觀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範。其核心為所有權的絕對化、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等三項原則。但是，隨著19世紀末到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該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學說加以大幅的修正，也進行過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別法的制定。

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對後世的《日本民法典》、《中華民國民法》等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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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於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稱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大陸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編，分別為總則（Allgemeiner Teil）、債務關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權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繼承法（Erbrecht）。該法典不同於法國民法典之處在於，將規定債權關系的條文移至物權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債權法理念。該法典對於同時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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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1646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滿語:， Daicing gurun-i fafun-i bithe kooli）是大清帝國的法典，草創於順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為基本，再加以修飾。前後經歷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定型。及後《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圖內奉行，直到中華民國成立，《民國憲法》推行為止。不過，部分《大清律例》的條例在清朝滅亡後依然繼續在香港通用。這奇特的現象是由於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基於香港跟隨英國奉行習慣法，使部分法例在沒有其他法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繼續成為唯一的參考對象。直到1971年，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後，《大清律例》的歷史使命終於完成，但在1971年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承繼權（但承繼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仍然受到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法律按《大清律例》給予承認。從1646年到1971年，總共經歷過325年。

根據《大清律例》開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記載，在清朝入關以後，由於「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所以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員在朝廷上商議，對哈納等校訂，並以《大明律》作參考，多番修訂之後才得以成書付梓刊布，並命名為《大清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冊（1函），律文458條。首冠世祖御制序，繼載剛林疏，吳達海疏，對哈納疏，《大清律總目》。總目之後是順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

《大清律》的特點是「集解附例」，希望透過各種案例作參考，使官吏能夠作為量刑的依歸。

順治律頒行後，惟於律外增修條例，而於律文未嘗更易。康熙九年，刑部尚書對哈納等以舊律內參差遺漏，請詳酌校正，奉旨依議，遂有康熙九年校訂刻本傳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於發現後立之新法與原有之舊法有所沖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又再作修訂，但直到康熙駕崩時，修訂還未完成。於是繼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員繼續完成修訂，「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從雍正元年八月開始，到三年八月完成，並於九月初九刊行。此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訂，這些訂正增刪改並，合計有1456條之多。

於光緒三十四年修訂，宣統二年版，又名《大清現行刑律》。宣統律共有389條，並連同附例1327條。

自從香港被割讓與英國之後，英國一直奉行習慣法。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布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所以，在當時的香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同樣的謀殺罪，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國法律會被判處繯首死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殺頭。即使在清朝覆滅後60年，原來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在19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著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例如：1971年頒布的《婚姻法》就結束了香港男性借《大清律例》為擋箭牌而為自己納妾及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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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在日本國內施行的主要民法規章。現行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明治31年）開始施行，由日本民法學家梅謙次郎，富井政章，穗積陳重等三人起草而成。共分為總則，物權，債權，親族和繼承五編，共有1044條。

日本民法典最初的版本是由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博瓦索納德以法國民法典為基礎起草的財產法部分（被稱為「博瓦索納德草案」）與日本人起草的家族法部分構成。該草案於1890年（明治23年）公布，即「舊民法」，基本結構與法國民法典相近。後來，由於該法典的家族法部分與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形成了很大的沖突，遭到了國內學者的極大反對，並引起了一場法典論戰。結果是，舊民法並未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起用上述三位日本民法學者起草新的民法典。這部新的民法典於1898年開始施行至今，又被稱為「明治民法」。

日本民法典屬於大陸法系的法律，受到了法國民法典和同時期起草的德國民法典的影響，也對此後東亞地區的民法典編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大清民律草案》，《中華民國民法》，《韓國民法典》等法典在編纂過程中都有日本民法學者參與，帶有明顯的日本民法典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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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中國古代法律的三個源頭是氏族習慣、兵和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中文名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外文名
China ancient legal system
起止年代
夏至今
萌芽年代
戰國
建立年代
秦
快速
導航
西漢

三國兩晉六朝

隋唐

宋代

遼代

金代

元代

明清

歷代行政法規

主要特點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商代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睡虎地秦簡》中有對秦律詳細的介紹。
西漢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六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㈨ 春秋時期用鼎鑄的是什麼法民法

春秋時期用鼎鑄的法是成文法。
古代的法律無明確劃分，部分民法與刑法，而是統稱為刑法，意思是刑罰與法律，與今天的刑法意思不同。
公元前513年（晉頃公十三年）冬天，趙鞅和荀寅率領晉國軍隊在今天的河南中北部汝水之濱修建城防工事，同時，向晉國民眾徵收「一鼓鐵」鑄造鐵鼎，並在鼎上鑄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書」，公之於眾，「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這件事也引起了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其中孔子和蔡史墨的責難最尖銳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