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商法史

㈠ 的法學相比 哪個出路比較好

出國讀研，法學專業的有荷蘭，德國和美國的是比較好的，詳細介紹如下：
1.【荷蘭法學專業介紹】
荷蘭的風景優美，是鬱金香王國、風車王國。荷蘭這個優美的國家給大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商業貿易較為繁榮的國家。但荷蘭還有大家不了解的一面，那就是荷蘭還是一個法律體系健全的國家。例如：國際法庭設在荷蘭，歐洲的第一部法典誕生於荷蘭的萊頓大學。因此，從這些方面都可以體現出荷蘭高質量的法律體系。

荷蘭是一個君主立憲的議會制國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須以議會的法案為根據。荷蘭憲法規定：「民法、刑事、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必須依據議會制定的統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礙根據議會的單獨法案規范其他領域。」因此，荷蘭法是由議會法案、法典、條約及案例法組成的法律制度。荷蘭法律不像美國或英國法律那樣以傳統共同法為基礎，而是基於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國法律。國際法庭設在荷蘭，荷蘭健全和高質量的法律體系為荷蘭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荷蘭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語課程體現了荷蘭的法律傳統。許多法律專業課程與國際法有關，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較。因此學生可以學到更全面、更透徹的法學知識。
學生在教學中可以充分體驗生動的法律教學，接觸到豐富的歷史和廣泛的專業知識以及可以感受到國際化氛圍和國際視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蘭的法律體系和我們的大陸體系的法律極為相似，對學生學習很有幫助。因此，荷蘭可謂是一個學習法律專業的優選的國家。
荷蘭在法律專業方面具有優勢的大學是萊頓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馬斯特里赫特大學和H類的海牙大學。其中萊頓大學成立於1575年，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學。學校的法律專業世界排名第五，商法和國際法是荷蘭最好的法律專業。這些院校在法律專業方面都是很有實力的院校，想申請荷蘭法律專業的學生，可以考慮一下。一般申請法律專業的要求較高，雅思一般要求6.5分以上，有的還要求7.0分以上。
以下是荷蘭法學比較好的大學的介紹：
【申請注意】
申請材料的嚴格之處不再只體現在GPA上，更大程度上要求申請者提供更合理的動機、高質量的推薦信及標準的申請表填寫。看來碩士條件要求的嚴格所以我們的材料要求更嚴申請要提早。只有早申請，才有更多的機會申請到國際商業管理、金融管理、法學、建築學等荷蘭招牌專業;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獎學金。在學生條件並不十分突出的情況下，只有早申請，才能體現優勢。由於每年申請者太多，評審人員不會有太多的時間看每一份文件，所以申請材料一定要經過富有經驗的專業製作，才可以在眾多的材料中脫穎而出，吸引評審人員的注意。
【德國的法律專業介紹】
德國作為歐洲強國，因其大學免收學費及承認中國的學位而成為近年留學的熱門國家，不少學子赴德留學。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德國法典是很多大陸法系國家制定法典的參考依據。我國也是大陸法系國家，所以在國內學習法學的學生，去德國進修是十分有好處的。
在Manager Magazin對法學專業的排名中列第1位的是明斯特大學弗賴堡大學以法律著稱，列第10位，波恩大學列第11位，為外國學生所設比較法學碩士（在歐洲法學論壇范圍內）政治法博士
曼海姆大學列第12位，法學主要研究有公法、刑法、民法、勞工法、國際私法、犯罪學與法哲學等，不萊梅大學在Manager Magazin對法學專業的排名中列第32位，碩士學位有歐洲及國際法律，科隆大學的法學系是德國最大的法學系之一奧格斯堡大學的法學系包括刑法、民法、公法、私法、國際法、歐洲法、羅馬法等。海德堡大學法學系有法學、外國和國際私法與經濟法、法學史、社會經濟法、刑事法、財政稅和德國與歐洲管理法等專業。法學系的經濟法專業聞名全國。
德國大學專業排名：德國大學法學專業排名
1. Uni Heidelberg（海德堡大學）
2. Bucerius Law School Hamburg（漢堡法律學院）
3. Uni Bonn (波恩大學)
4. LMU Muenchen（慕尼黑大學）
5. Uni Freiburg（弗萊堡大學）
6. Uni Muenster（明斯特大學）
7. HU Berlin (柏林洪堡大學)
8. Uni Passau (帕紹大學)
9. Uni zu Koeln（科隆大學）
10. Uni Tuebingen（蒂賓根大學）
以下是德國法學院的按專業的分類排名。
民法(Zivil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Passau
4 Munchen
5 Koln
6 Heidelberg
7 Regensburg
8 Bayreuth
9 Augsburg
10 Freiburg

商業法(Wirtschaft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Koln
4 Kiel
5 Mu
【美國的法律】
一、美國的法學院及ABA、AALS、AALL三大協會

由於美國政體是聯邦制結構，並且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度，所以美國辦教育的主體主要是各州（縣、市）政府或個人的事情，美國根本不存在聯邦政府舉辦的大學的法學院。中央政府控制的微弱與私人捐贈大學法學院這兩方面的結合，導致了各個法學院在諸如課程設置及教學等方面的差異。為確保法律職業者道德和業務素質的最低標准得以維護，聯邦和各州政府對法學院的管理，主要依託非官方的行業協會——全美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簡稱ABA）、全美法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 簡稱AALS）和全美法律圖書館館員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Library, 簡稱 AALL）。ABA成立於1878年，協會下設有法律教育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cation），它負責發「牌照」給要開辦法學院的大學，規定對法學院的各種硬體要求；AALS成立於1900年，1971年被確認為兩個全國立案的法律機關（另一個是ABA法律教育和律師資格部）之一，該協會出版的《法律教育季刊》（Journal of Legal Ecation）,長期享有聲望；AALL對全國法律圖書館進行行業管理，規定各種標准規格並定期進行評比檢查驗收。當然，美國的教育已經成了一項產業，市場調節對一個教育機構的生存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美國的法學教育為職業教育
美國法學教育的職業性特徵是其他特徵的基礎，是美國法學教育最本質的特徵。具體來說就是，美國法學教育以律師為培養目標。所謂職業教育是指這樣一種概念：法律教育應與人文教育相分離；學生在開始學習法律之前被假定已獲得了必要的人文科學知識；典型的法律學生是恰好成熟，並且為尋求從事法律職業做准備；法學院的任務在於為法律學生提供分析和解決法律實務方面的問題的各種技術性訓練，其宗旨是訓練他們「像法律家那樣進行思考」。
法律教育的職業性要求法學院以判例教學法為主，多種法律技能訓練法為補充。但判例教學太耗費時間，因此，法學院在一年級課程中仍然保持著蘇格拉底式討論法（Socratic method），並採取"專題式教學"(programmed instruction)、"課堂討論"(seminar)、"現場實習"(clinical program)、"計算機輔助法律教學"(CALL)、"模擬問題法"(simulation problems)等。課堂講授也沒有被徹底取代。
三、美國的法學教育為本科後教育
美國的初級法學教育被置於大學本科教育之後，通常被認為是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這是美國法學教育與世界各國所不同的。從美國法學院的入學條件看，報考法學院的學生要求已獲得某個學院或者大學的文學士（B.A.）學位或理學士（B.S.）學位。總結起來，美國把法律教育置於大學本科之後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律是一門淵深的學科，學生必須具有相當的成熟度才能對其有深刻的理解；第二、律師於國民安定、社會發展有重大關系，因此法律教育應當具有較高起點；第三、把法學教育置於較高的平台上有利於法律職業本身的進步。
四、美國法學教育的幾種學位

1．J.D.（Juris Doctor），法律職業博士學位。從歷史上看，美國法學院頒發的學位主要是法學士（Bachelor of Laws, 簡稱LL.B.）學位。自1960年代起，參照醫學院的傳統，法學院開始以J.D.學位取代法學士學位（LL.B.）。其原因在於大學本科後法律教育制度的確立和3年制嚴格的初級法律學歷教育被認為具有研究生水平。總之，「法律職業博士」（J.D.）學位是美國法律學制中的初級法律學位。
2．LL.M.(Master of Laws),法學碩士學位。該學位學制一年，也就是說拿到J.D.學位後，再攻讀一年，合格後就可以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不過，在美國攻讀法學碩士的學生很少。該學位有兩種：一是為從事法律教育或者法律研究的學術性方向而設置的；另一種是為深化某一專門學科的技能和專長而設置的，其中最普遍的是稅法方向。
3．S.J.D.或J.S.D.(Doctor of Jurisprudence或者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法律科學博士。從事純法學理論研究工作，學制2—20年，有的甚至終生拿不到學位。繼續攻讀這一學位的美國人更是鳳毛麟角，對外國人來說，拿到這一學位也許是一個鍍金的機會。攻讀這一學位，只需在學校讀一年。一年後可離校，遍工作遍作論文，論文完成後，回來答辯。
另外，法學院還為在美國從事高級研究的外國法律家授予一種「比較法碩士」（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簡稱M.C.L.）學位，以及認為對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公民頒發一種「榮譽法律博士」（Doctor of Laws,簡稱LL.D.）學位。
美國法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從事律師職業，而若要在某個州執業，就必須通過該州主辦的律師考試。然後再經過一定的品格考察獲得律師執照，就可在州內法庭代理當事人出庭。美國實行嚴格的法官選拔制度，因此，學生在畢業後立即擔任法官職務懂得機會是沒有的。不過一些優秀的畢業生可能會有機會擔任著名法官的書記員的職務，歷時一、二年。有些學生希望將來擔任法律教授，教師會鼓勵他們先到有關部門工作若干年，然後再回校任教或進一步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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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商法中商事交易迅捷安全原則中效率與安全的關系是什麼

安全與效益：商法之核心價值
漢語中的「效率」，相當於英語中的對應詞「efficiency」或「efficient」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言之「經濟效益」，「辦事效益」，「生產效益」，「學習效率」 等。所有這些詞無外乎體現了一種經濟學上的觀念：以較小的成本生產出等量的產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獲得較多的產品。倫理學家們常常將效率視為功利，而經濟學家們卻說此乃「以價值極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資源」。而在法律的視野中，效率被解釋為通過對某些行為的規制，限制一些自由，從而擴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關系和法律行為流轉快速化，以實現最大價值的目標追求。當然，效率固然重要，但法律之價值同時也在於維持一種安全的態勢。正如台灣學者張國鍵稱：「商事交易，固貴敏捷，尤須注意安全，如果只圖敏捷，而不求安全，則今日所為之交易，明日即可能發生問題，甚至於遭受意外之損害」。11商法對維護交易安全之各種形式已在上段論述中以干預主義原則、公示主義原則、外觀主義原則、嚴格責任主義原則加以闡明，故在此不作具體闡述。
作為商法核心價值，筆者認為其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商法價值之二元性與自然性特徵。所謂二元性，即效率與安全之矛盾性。商法作為一個營利性，技術性，操作性較強的法律部門，其核心價值體現為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和促進交易效率。但是，自古以來，法學者們對於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實質公平與程序公平誰更優先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這是因為對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的產生出各種不安全的因素，因為效率與公平往往處於深沉的張力之中。12 沒有效率的安全使無價值的，沒有安全的效率也將時刻使法益處於危險的狀態。所謂自然性，是指商法即以對商人或商行為的規范的角色，自誕生以來，其安全與效率價值就一直蘊藏於商法價值之中，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易言之，安全與效率價值是商法的靈魂，是其存在之基石，是推動其發展的內在原動力。可以說安全與效率對商法來說完全是一種純自然價值的體現。沒有安全與效率，就沒有商法。
從我國現行立法和具體制度看，安全與效率的矛盾沖突是十分突出的，大體上表現為過分注重安全價值的保障，而對效率價值重視不足，這也使我國商事法律不成熟的一種表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自治、風險、自由的認識是不充分的，相反統一、大和、團體、託付等觀念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國家是人民的保姆，政府是人民的公僕。因此，人們往往都習慣於被國家公權統治，依附於國家的管理，而國家也將百姓生產、交易之瑣事囊於自身保護范圍之中。此種民族之性格並非中國一國存在，包括我國台灣地區，東南亞眾國，日本等在內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普遍存在著這一現象。國家積極介入私法領域的商事活動，為交易人擔當風險迴避責任，保障其財產安全固然重要，但與此同時，商事主體交易自由，商事交易的敏捷高效就必將受到限制。僅以我國企業法人設立的最低資本注冊金制度，就可見一斑。當新技術還未轉化為資本的時候，最低資本注冊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新技術的快速傳播，進而轉化為資本的效率與可能性。在已成立的企業法人中，固定資產和法人設立最低資本保證金制度，往往限制了法人財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減緩了民事商事活動流轉過程。依照私法領域意思自治立法原則的內容，從事商事活動的交易風險自負，對於交易相對方的商業信息應自行查找，政府應盡量減少對司法領域交易活動的干預。
但是進一步思考，東方十界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人倫傳統和邏輯結構，而現代商法又起源於歐洲，並在西方社會的邏輯體系中成長壯大。如今我們站在東方黃色文明的土地上，將藍色文明的制度原則毫無保留地抑或完全不考慮法律資源本土化地移植過來是否妥當，還值得商榷。
基於我們現階段還處於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發展時期，宏觀經濟市場與微觀經濟市場發育尚未成熟，商事交易的不確定性風險因素還有很多，商事主體自身內部體系還有待健全，因此筆者認為，目前在商事法律中適當的偏重於對商事交易安全之保護還是有其現實的意義與價值的。但是，隨著商業市場的逐步健全，商法價值的總趨向，還是應逐漸向效率價值方向傾斜。因此，在一個較完整的法制體系中，安全價值並非商法所特有，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也要極力的保護法益的安全。商法中的安全價值往往通過憲法、民法等基本法已經加以了較寬泛地保護，而唯有交易之效率價值，才是真正體現商法根本特性的價值，因而也就成為商法中最優位的價值。13
筆者認為，中國未來商法價值的發展應該以保障效率價值優先於保障安全價值。這並不是一種刻意地追求，更非「××政策」和「××口號」所能動搖。這種發展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一種制度要存在並根植於社會，就必須順應社會對這項制度所提出的特殊要求。安全固然重要，可這僅是自然理性對法律普遍性的呼喚，而商法之矛盾特殊性卻更多的體現於商事法規對交易效率的促進之中。簡化交易程式，便捷交易活動是現代商行為法的最主要功能，而效率價值才是商行為法的根本價值。14
當然，筆者也並非在此鼓吹「效率絕對化主義」、「效率法西斯主義」，而只是嘗試性地探討商法在穩定中漸變的發展趨勢。由其對於當今中國，改革的步伐更要謹小慎微，前進的方向更有反復探究，詳加論證。否則，歷史上那段「非理性」的劇目又將重演。
新 探
在商法立法史上，法國於1807年的商法典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商事立法模式與瑞士1912年民法典開創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都有不少國家在追隨。15 其中以荷蘭民法典中所采之民商合一立法體系位極端。我國目前所採取的立法體系為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於是多年來，法律人們圍繞著「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問題爭論不休。也有學者寫文章16從民法與商法的分合（從商法獨立性的角度）來談商法的特性與價值。而真正從商法作為法這一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所應當具有的法理價值和制度價值來探討的文章並不多見。基於此，筆者試從商法作為法所應當擁有的基本價值出發，試圖從抽象的法理學與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相結合的角度，對商法的價值，以及各種價值間的內在體系結構進行粗淺的分析與探求。17
商法經歷了由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成文法的發展歷程，一直以來他都是商人們的「自由宣言」與「權利憲章」。在民商合一的國家和地區，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在憲法與民法對於平等、正義、安全與秩序進行抽象的概括性保護後，商法在具體的交易行為中將權利不斷的變為現實。商法作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法之所以能夠存續於世間，是以其技術性、營利性、國際性、敏捷性、進步性相聯系的，而在商法之價值體系中，效率價值成為實現這些特製屬性的最有力的前提與保障。由是觀之，商法的價值體系內容是和諧一致的。從矛盾之普遍性而言，其具有作為法所擁有的一般性價值，從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商法以其效率、安全、快速等特性價值長存於世間。沒有基本價值的商法將極有可能成為使法益瀕臨危險或實質侵害之中的惡法。但沒有特殊價值的商法，又將失去其獨立地位，被它法所包容。因此，商法的價值應當包括其一般價值與特殊價值。從而真正構建商法學內容嚴密的價值邏輯體系，形成商法在特定情況下所應有的價值取向，保障商事交易活動的順利公平快速穩定地進行，為商法之未來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指明前進的方向。

㈢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怎麼樣

1101M國際商法(2004-2005)InternationalBusinessLaw課程分為3個學期，之前會有兩周讓學生互相了解、熟悉學校和城市，還會為非英語國家的學生提供法律英語精讀課。第一學期是法學基礎課，第二、三學期進入商業法的細分領域，第三學期還要完成研究論文以及到布魯塞爾和盧森堡參觀歐盟、到法國斯特拉斯堡參觀歐洲委員會。法律和生命科學是該校教學和科研水平最高的兩個專業。法學院在法學和社會學領域歷史悠久，享有盛譽。得益於荷蘭的世界法律之都的有利條件，法學院與許多設立在荷蘭的國際法律組織有密切的合作關系，部分教師來自各種法律機構，比如荷蘭最高法庭(高級法官)、國際仲裁庭、Allen&Overy律師事務所、CliffordChance律師事務所等。學校經常邀請法律界的權威人士到校授課、開設講座。法學院的學生有幸能夠聆聽業內資深權威人士講課，甚至與他們探討學術問題，其他國家大學的學生很難有這樣的機會。正因為如此，自由大學法學院每年都吸引大批學生，其中國際商業法碩士項目倍受各國留學生的青睞。今天的自由大學已成為一個學術性很強的以社會科學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現在該大學擁有12個系：人文、地球和生命科學、醫學、人口遷移學、經濟學和商業管理、法律、哲學、教育和心理學、科學技術、社會文化學神學。該校開設了50多個本科(學士學位)課程和大約100多個研究生(碩士)課程。此外，學校還有10餘個研究所。特點：學校非常注重管理與社會發展的密切聯系，並將教學質量作為學校生存的根本點。為此，學校被荷蘭政府授予了HogerOnderwijsprijs稱號，荷蘭政府每兩年向有傑出表現的學校頒發一次此榮譽稱號。荷蘭不少內閣及政客均曾在自由大學就讀及任教，其中包括荷蘭現任首相JanPeterBalkenende，他曾經是經濟學院的其中一位教授。另外荷蘭現任財政部部長GerritZalm、已逝世的著名政客PimFortuyn、荷蘭工黨領袖WouterBos，都曾在自由大學就讀。申請條件：學歷證明、成績單、T0FFL550分或IELTS6.5分

㈣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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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民商合一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更談不上商法典。但我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堅定不移地走民法法典化之路，本著制定一部完整、完善的民法典的目標，並且該目標已經被堅持了幾十年，目前為止民法典仍在積極的起草過程中。在80年代的時候，國家經濟性質還不明確，經濟體制改革正在進行，實行民法法典化的確是困難重重，因此將製作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計劃作了改變，改為分別制定民法典中的各個部分，那時將這種做法稱為「批發零售」，因此1986年只是制定了民法通則。到目前為止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還頒布有繼承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法和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我國的民法和商法雖然均是以單行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早已融通到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制定具有我國特色的民法典，已經成為我國民法理論和實務界的共同呼聲。
對於我國要不要單獨制定商法，現有幾種意見：有人主張制定一個獨立專門的商法典；有人則主張制定一個類似《民法通則》的《商法通則》，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個《深圳市商事條例》。大多數學者則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必單獨制定商法典，他們認為，盡管商事活動有其特殊性，但仍無法迴避對民法一般規則的適用，而且另外製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即便不出現與民法典內容重復的現象，也無法避免兩者間的矛盾沖突。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建立私法制度時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這個時期長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被人們所忽視)。有學者對我國商法制度的狀況進行過這樣的描述「中國從有大清商律開始，商法的歷史至今將近一個世紀。但人們對商法的研究卻沒有這么長時間。以商法制度支撐的商法研究，由於商法歷史在中國的中斷，也不得不留下歷史的空白。」我國自1980年就開始了所謂的事實交易規則的創制，不過這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1980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幾乎包括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
在我國，商事領域有三個基本問題仍然是我國立法中相當薄弱的環節：
商事企業制度
我國在商事企業應如何分類，商事企業種類要不要採取法定主義，以及如何確定有限合夥、無限公司、法人獨資公司、連鎖店等企業新形態的法律地位等問題上存在較多爭議。
商事代理制度
經理的許可權問題非常重要，對各類企業組織形式中作為全權代理人的經理的許可權的確定；對經理的越權行為的效力的認定，以及能不能對抗善意相對人等問題的規定還有待完善。
商事人格權問題
在我國，商業信用的價值認定及其保護機制、商業秘密的界定與保護商業注冊問題等問題，在立法上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規范。

㈥ 開創民商合一的國家

開創民商合一的國家有：德國、日本、法國、葡萄牙等

民商合一是指民事和商事統一立法，將商事方面的內容編入民法典中，或以單行法規的形式出現。採用民商合一的國家又可以分為民商完全合一和民商不完全合一兩種體例。

民商完全合一是將商法的大部分內容都納入民法典，如瑞士、義大利等；民商不完全合一是將商法一部分內容納入民法典，而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商法的主要內容則採用單行立法，典型代表是台灣地區民法。

在大陸法系主要的法典體系中，有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其中採用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佔多數，即在民法典外還編有商法典。

(6)荷蘭商法史擴展閱讀：

存在問題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建立私法制度時起，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是不清楚的(這個時期長期存在的是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被人們所忽視)。有學者對我國商法制度的狀況進行過這樣的描述「中國從有大清商律開始，商法的歷史至今將近一個世紀。

但人們對商法的研究卻沒有這么長時間。以商法制度支撐的商法研究，由於商法歷史在中國的中斷，也不得不留下歷史的空白。」我國自1980年就開始了所謂的事實交易規則的創制，不過這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

我國1980年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民法固有的理念原則和制度幾乎包括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

㈦ 讀海商法的前輩請幫幫我，感激不盡啊！！！

我建議你考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的研究生，如果能考上的話未來發展前景還是很好的，可以去律所，保險公司，各大船公司工作。當然，如果你能考上海事局的公務員，那就一勞永逸了。當然考公務員是有多種因素在裡面的。

上海海事大學的副校長是航海出身的海商法專家

律師·教授·船長 上海海事大學副校長蔡存強
如果中國有吉尼斯記錄的話，商船學院院長蔡存強是註定要進入中國的吉尼斯的：1993年4月，他獲得海事律師證書；1995年11月，他獲得教授任職資格；1996年7月，他又考上了A類船舶的船長。至此，年僅46歲的他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執著創造了中國航海史上的佳話，成為中國航海界持有多種證書的第一人。教授、船長、律師，是蔡存強追求的三個目標，也是他畢生要鑄造的三座金字塔。這是
於世成教授：我們04級的同學很幸運，中國航政法與港口法是於老師給我們上的，能夠讓我們切身感受其儒雅的學者風范。而05級的學弟學妹就沒這么好運了，也難怪他們總是和我抱怨這件事情。作為本科生，能夠聽校長的課，這在中國高校之中，恐怕也是很難的了。於老師作為魏文達的學生，後又師從尹東年老師，應該說是完全傳承並發揚了我校海商法專家的傳統：儒雅、博學、謙和。如果大家喜歡去海聯食堂吃飯，幸運的話很有可能後面排隊的那位長者就是於老師。
附於老師簡歷：
著名法學家，海商法和國際私法專家（持有國家級專家證書），上海海事大學校長，教授，博士。交通部高級顧問，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咨詢員，中國海商法協會副主席，中國航海協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理事，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於教授多年從事海商法和國際航運管理研究及實踐，曾主持或參與我國多項重大航運立法及法律修改工作，如《海商法》、《合同法》、《國際海運條例》、《水路貨物運輸規則》、《港口貨物作業規則》、《港口法》等，他是《港口法》中有關橫向民事法律關系條款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是起草《水運法》的前期工作組副組長。
1993年11月於教授前往荷蘭萊登大學和鹿特丹大學進修一年，著重研究歐盟航運法、荷蘭海商法和海事國際私法。他撰寫的《論歐共體海運競爭法》和《關於歐共體在海運領域里不公平定價行為法的探討》等論文，開創了我國學者專門研究歐盟航運管理法律的先河。

蔡存強教授：提蔡存強這個名字也許有些人不大清楚，但在航運圈子裡提到「避碰蔡」，則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95年蔡老師曾經為中遠編寫了一本《避碰規則手冊》，到現在，這是中遠中海每一個船長必讀書籍。而聽到的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訴訟案件是有關船舶碰撞的，原本氣焰囂張的對方律師，一聽到另一方代理律師是蔡存強，就立即申請了庭下和解，因為其訴狀中的大量碰撞法律原理都是引用的蔡老師的著作：）

附蔡存強教授簡歷：任上海海事大學載運工具運用工程學科教授，國際法學碩士生導師，上海海事大學副校長。兼任中國船東協會理事、中國海商法協會理事、上海市航海學會理事、中國航海學會海船駕駛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上海市航海學會海船駕駛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海船駕駛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理事、中國航海學會海船駕駛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

《上海教育報》記者早在1995年采訪蔡存強時報道的一段話。

㈧ 當代商法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國際商法作為一門大學課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在國外的一些大學中開設多年。[1]在我國，隨著近年來對外經濟工作的不斷擴大，不僅一些大學開設了國際商法課程，而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商法已成為許多行業和部門人士學習法律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普遍重視。與此同時，「國際商法」一詞在各種場合被頻繁使用，冠以國際商法名稱的書籍也屢見不鮮。[2]於是，不斷有對國際商法感興趣的大學學生、研究生和社會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問題：什麼是國際商法？怎樣理解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商法是否同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或民法、經濟法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對法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新的要求。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些新課題，推動和繁榮我國的法學研究事業，正是我們法學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職責所在。鑒於此，筆者擬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從理論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關於國際商法概念的研究，綜合考察國內外學者散論於各種著作中對國際商法概念的說明，筆者認為國際商法的概念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下文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廣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按照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國際商法就是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這一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指某種商事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用以調整所有這些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就屬於國際商法的范疇。具體將，舉凡涉及商事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當事人自願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或沖突法規范，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都應包含在內。

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除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作為依據和主要的標准外，由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法律調整方法的異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標准。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從未引起過爭議，但刑法顯然不是調整同一種類的社會關系的，而是調整由於犯罪所破壞的多種社會關系的，幾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但其調整方法卻是單一的刑罰手段。這是其它法律部門所不具有的調整方法。同樣，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是多樣性的，有不同於其它法律部門調整方法的顯著特徵。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協商與調解等調整方法，也包括仲裁與訴訟等調整方法，既包括國內法的調整方法，也包括國際法的調整方法。因此，從法律調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說明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在討論國際商事法律問題時，有必要對國際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詞進行說明。「商事」一詞是國際貿易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的慣常用語。一般來說，國際組織或國家都對「商事」一詞盡可能做廣義的解釋。如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4]，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貿易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企業或其它形成的工業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則仿照《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羅列了18種屬商事關系的事項：（1）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2）銷售協議；（3）商事代表或代理；（4）開采協議或特許權；（5）合資或其他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6）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7）建築；（8）保險；（9）許可；（10）保付代理；（11）租賃；（12）咨詢；（13）工程；（14）金融；（15）銀行；（16）資料或技術的轉讓；（17）知識或工業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和軟體程序權；（18）專業服務。[5]另根據我國加入1958年訂於紐約的《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公約》時作出的商事保留聲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貨物買賣、財產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勘探開發自然資源、保險、信貸、勞務、代理、咨詢服務和海上、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輸以及產品責任、環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國關於「商事」一詞的解釋也是一種比較廣義的解釋。國際商法就是規范各種商事主體在上述國際「商事」領域活動的法律。

第二，從國際商法的產生看，國際商法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的。它最初所調整的商事關系就不是一國國內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而是跨國界的、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國際商事關系。

國際商法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際商法的形成來源於實踐，它的系統化過程不是由於國家的立法或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其適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國際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它在十一世紀出現於威尼斯，後來隨著航海貿易的發展逐步擴大到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國，甚至北歐各國和非洲北部。這種以商人（主要是從事兩國或多國間貿易，並須經船舶運送的商人）間為規范對象的國際商法，屬於商人習慣法，是以當事人自治原則為最高原則，經由交易常例、習尚、習慣而形成的法律規范。其內容主要包括：貨物買賣合同的標准條款、兩合公司、海上運輸與保險、匯票、破產程序等方面的規范。這種商人習慣法是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業慣例，它與當時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具有國際性，是國際商法，普遍適用於各國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釋和運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專職法官來執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組織的法院來執掌，其性質類似於現代的國際商事仲裁或調解；（3）其程序較簡單迅速，不拘泥於形成；（4）它強調按公平合理的原則來處理案件。[7]

第三，由於當代國際商事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國際商法發展到今天，已經由單一層次的國際商事慣例演變為多層次的國際商法，是一個以國際商事慣例為主體內容的，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由於國際商法是用來調整從事跨越國境商事交往的各種公、私主體之間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所以，它的內涵和外延，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國際商事慣例體系，而擴展到國際法、國內法、甚至還包括難以歸屬上述法律分類的其它各種法律規范。國際商法是一個多門類、跨學科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而且，上述國際商法體系中的國際商事慣例規范、國際法規范、國內法規范，並不是互不發生關系的三種並行的法律規范。原本的國際法規范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適用；國內法規范也可能上升為國際法規范而被國家或國際組織所適用。在當代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實踐中，不僅單靠任何一種傳統法律規范都已不能完全客觀反應國際商事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而且各種法律規范和體系之間往往互相依賴、互相交叉、互相轉化、互相作用。[8]國際公法規范調整和制約純粹以國際或國際組織作為主體雙方的商事法律關系，諸如國家政府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有關投資、貿易、信貸、結算、保險等方面的商事法律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商事領域的國際公法規范對我國公民、法人是有直接約束力的。例如我國簽署並核准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該公約於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從這一天起，我國公民或法人與任何其他締約國公民或法人之間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其訂立以及賣方、買方因此種合同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都必須適用該公約的規定（除非雙方當事人決定不適用該公約）。對我國公民、法人適用國際民商事公約和慣例，我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票據法》第9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9]

換個角度來說，有關國家和私人、法人之間的合同是可以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國家化的。例如，海特認為，任何准國際法庭或跨國法庭無法否認因政府與外國人之間契約關系所引起的仲裁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並且有必要衡量適用國際法的適當性。他指出：「在私人投資者同外國政府間訂立開發協議的情況下，……作為當事人一方的外國人的契約權利，是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提到國際法高度來要求的。」[10]

此外，國際法協會在其關於「國際組織與私人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合同」和「國家與外國人協議中的合同准據法」的兩個文件中，也接受適用國際法或適用一般法律原則。[11]

實踐中，適用於一方當事人為國家或國家實體的合同不乏其例。如1958年沙烏地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終裁決，就是選擇國際法作為裁決的准據法的。中東國家的一些石油法也規定可選擇國際法作為仲裁的准據法。

因此，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既可適用國際商事慣例，也可適用國際法，還可適用國內法，它們之間沒有固定界線，當事人究竟採取何種法律手段，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具體來講，用以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國際商法規范可以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為數眾多的，普遍適用於各種國際商事主體之間的國際商事慣例，如《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等；第二個層次是有關各國或國際組織之間簽訂的對國際社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如日內瓦票據法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公約等（上述兩個層次的國際商法概念同大陸法系商法中廣義商法中的國際商法概念相同）；[12]第三個層次是有關國家用以調整本國境內商事往來關系規范中具有國際性的規范（或稱涉外商事法律規范）。這里所說的各國用以調整本國境內涉外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既包括同時適用於國內某種商事關系和國內同類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如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等，也包括只適用於國內某種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

第四，從廣義上探討國際商法概念，並非只是純學理的說明，更是為了國際商法的綜合運用和實際效益。

如我國公司到外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要受到多種不同層次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首先，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我國公司在外國的商事投資活動要直接適用外國私法中有關涉外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和規范，如要適用《外國人投資企業法》等；其次，我國公司要適用外國有關管理涉外商事活動的法律，如適用《海關法》、《外匯法》等；第三，要適用該外國認可或參加的國際商事慣例或國際商事條約、公約，如《托收統一規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第四，要適用我國與該外國簽訂的有關雙方商事協定或條約，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等。同樣的道理，外國公司到我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在適用法律和選擇法律方面也會遇到各種實際問題。

如果在上述選擇法律過程中，仍然把視野局限在傳統的法律部門或學科，拘泥於某種固定的定義界說，[13]就很難對國際商事活動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採取最適當和最必要的途徑加以妥善解決。如世界銀行對私人公司貸款的合同，屬於政府間機構與企業訂立的契約，當選擇契約的准據法時，盡管當事人中的一方不是私人，仍應適用國際私法；又如，發展中國家政府與發達國家私人之間訂立的契約，盡管當事人並非雙方同是國家或同是私人，卻非同時適用國際法和國內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的各項原則不可。因此，對於國際商事交往中因范圍、國家、法人、個人相互交織形成的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必須同時運用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際法及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內法，進行綜合的考察，才能進行全面的理解和正確的處斷。[14]

綜上所述，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商事交往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國際商法並不局限於某一特定的法律規范，它的內涵以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為主，其外延早已打破了國際法體系和國內法體系，而擴及到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國際私法規范、各國民商法的國際性規范（即涉外部分）。雖然國際私法和各國商法的涉外部分本質上都是各國的國內法，但是，既然它們都在各個主權國家的領域內調整著和制約著跨越國境的商事交往活動，從宏觀上看，也就不能不承認它們是國際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歸屬於國際商法的范圍。

國際商法不僅包括規定國際商法主體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權利和義務的實體性規范，也包括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程序性規范，不僅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強制性規范，也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任意性規范。

因此，國際商法所研究的對象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往往要牽涉到現有的幾十個傳統法律部門的部分內容，要涉及到國際法、沖突法、民法、商法、稅法、民事訴訟法、產品責任法、反壟斷法、反傾銷法等諸多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

筆者認為，當前的問題不在於不合時宜地強調傳統的法律分科，而在於尋找新的適應時代的制衡形式。[15]當代國際商事交易需要的不僅是某一特定的法律體系，還需要適應時代的新的調整方式。國際商法將滿足國際商事的需要，如同習慣商法滿足了生活在羅馬帝國的商人的需要，和習慣法的頒布滿足了14世紀中東的航海者和商人的需要一樣。

二、從狹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及其商事交易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

如馮大同教授等認為，在國際上從事國際商事交易的主體基本上是公司、企業等商事組織而不是國家，它們之間的交易屬於不同國家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之間和個人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易。所以，在「國際商法」這一概念中，「國際」（International）一詞的含義並不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思，而是指「跨越國界」（Transnational）的意思。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商事交易和商事組織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16]

持上述觀點的學者還認為：隨著當代國際經濟貿易往來的擴大和頻繁，國際商事關系呈現得更加錯綜復雜，出現了許多新型的國際商事活動方式，如國際投資、國際融資、國際租賃、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合作生產、國際工程承包、工業產權與專有技術許可貿易，等等。這些活動方式或者說交易方式，已超出了傳統商法調整的范圍。國際商法調整的對象和范圍越來越廣泛。但與傳統商法相比，國際商法尚處於形成和發展階段，不僅上述這些新型的國際商事交易方式大都是從傳統商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且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傳統商法歷史悠久、無所不包，涉及買賣、合同、擔保、公司、代理、居間、票據、保險、破產、海商、仲裁、競爭、信託、證券、期貨等社會商事關系的各個方面，而這些內容，國際商法大多還未涉及到。因此，國際商法的體系和內容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以最終形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除上述國際商法的廣義和狹義概念之外，國際商法還可作為一種比較研究各國商法的研究方法的概念而存在。

三、國際商法的「並存法（Concurrent laws）」概念。[17]

在國際商事交易中，為了避開不同國內法體系之間的差異和難以預測的變化，將國際法、國際商事慣例及國內法三者結合起來，以一種統一的法律體系的形式，即創立一個可適用的三者並存的法律體系來調整國際商事交易的作法在各個國家呈發展趨勢。

《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是採用並存法律體系的一個較典型的例子。該公約明確規定：「仲裁庭應依據爭端當事人間協議的法律准則裁決爭端……」。如前所述，該條款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當事人可以選擇國內法，或選擇國際法，或選擇國際商事慣例；其二，當事人還可以既選擇國內法又選擇國際法和國際商事慣例，三者並用。該公約在同一條款中還規定，在當事人缺乏選擇時，仲裁庭「應適用爭端一方的締約國的法律（包括其關於沖突法的規則）以及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18]可見，不僅當事人選擇法律是多軌制，仲裁庭在選擇適用法律上也是多軌制，既可適用國際法體系，也可適用國內法體系，還可適用不屬於這兩種體系的國際商事慣例。

並存法體系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爭論的產物。這種體系的作用在於，一方面適用國家當事人的國內法，承認國家當事人主權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參照國際法原則或國際商事慣例，為合同私人當事人一方提供一定的保護，保證國內法對外國投資者或其他人的待遇不低於最低國際標准。其實質就是在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摻入一種平衡力量。筆者認為，並存法實際上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廣義的國際商法的獨立存在。

【注釋】
[1][7][16]參見馮大同主編：《國際商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頁，第4頁。
[2]參見關安平主編：《國際商法實務操作》一書，海洋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徐顯明主編：《法理學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05頁。
[4]A.Redfern M.Hur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86，PP.13-16.
[5]美國加利福尼亞《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第1條第1297節第16款。
[6]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4月10日《關於執行我國加入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
[8][15]趙威著：《中外合作開發煤炭資源的法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1頁，第18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5章第96條，1995年5月10日第8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
[10]George W.Heght，The choice of Publie.Lnterational Lawas theApplicable law in Development Contract with Foreigr Government，in Intermational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J.F.Mcdaniels ed.1964，p.556.
[11]（美）漢斯？史密特主編：《國際合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12]楊建華著：《新版商事法要論》，台灣三民書局，1983年版，第1頁。
[13]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4頁。
[14]櫻井雅夫：《國際經濟法研究——主論海外投資》，1977年日文版，第1章。
[17]韓健著：《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44頁。
[18]《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第42條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