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司法
㈠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如何調節好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之間的關系
■ 全面深化改革復和全面推進制依法治國是目標方向一致、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四中全會決定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戰略部署的姊妹篇。
■ 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體制機制創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可以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創造條件。
■ 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改革沿著法治軌道有序推進，及時鞏固、發展改革成果，可以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 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堅持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必須堅持依法行政，致力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公正司法，讓改革中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獲得應有的法律保障；必須增強全民法治觀念，使改革在良好的法治氛圍中推進。
㈡ 新常態帶來哪些環境新特徵新要求
新常態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執政新理念，在政策層面和研究領域已達成了高度共識。對新常態的理解，不同決策部門、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和新看法，其中不乏相異或矛盾的研究觀點。筆者在對新常態眾多結構性變化因素深入分析後認為，工業化發展階段、需求結構的變化是決定新常態的本質因素，創新驅動、效率提升是新常態的主要特徵，增長速度、產業結構的變化是新常態的顯性結果，產能峰值、能源形勢、社會形勢是新常態形勢的具體體現，相應產生了環境新特徵和環境治理體系的新要求。
工業化發展階段出現轉換
國際長周期歷史數據表明，各國工業化推進時期經濟增速相對較高，之前和之後增速都會下滑。2014年我國GDP突破10萬億美元，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製造國，全國總體進入工業化後期。預計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左右（以2010年為基期測算），總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實現工業化，完成黨的十八大確立的目標，開始進入後工業化和知識經濟的過渡時期，由於工業化發展階段轉換帶來的經濟新常態特徵將日趨明顯。
目前，在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依靠要素規模投入、技術模仿帶動生產力快速提升的階段已逐步離去，對投資和工業產品的集中、普遍、大規模需求將不復存在，工業增量對經濟增長貢獻萎縮，重工業行業進入平台期，產業結構調整顯現，消費品需求穩步增加，受掩蓋或壓制的服務業會快速發展，中高速增長必然成為新常態。
工業發展進入後期必然帶來多方面積極變化。經驗也表明，工業化時期經濟增長方式會對環境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待工業化接近完成時，經濟增長對環境的正面效應會逐步顯露出來。但是，我國區域發展差異顯著，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江浙等省份進入工業化後期，而貴州、雲南等西部省份處於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階段，大部分中西部地區仍然處於工業化中後期、重工業集聚發展階段，環境污染區域差異和分異也明顯加大。
需求結構發生變化
工業化進入後期，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增長的潛力呈現分化，投資快、消費慢的形勢正在扭轉，中低端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被動國際化面臨改變，投資優勢正在消失、邊際效益持續下降，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正在減弱，但最難把握和處理好的就是這種新舊動力之間的轉換，以避免「踏空」。
應對金融危機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導致傳統產業相對飽和，資本形成總額對生產總值貢獻率持續高位。這加速了投資效益的持續下降，債務存續壓力越來越大，企業投資意願和能力出現不足。2014年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為48.5%，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5.7%，分別比2013年下降5.9和3.9個百分點，投資驅動的高增長模式發生變化。同時行業投資分化擴大，鋼鐵、有色等重工業投資大幅下降，出現負增長或低位增長。投資結構的變化也有利於降低污染物排放。
消費需求總體平穩，消費比重相對上升。從消費內部結構看，傳統的基本生活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換的趨勢明顯，總體上有利於污染物排放下降。但排浪式的汽車消費仍處於上升期，2014年機動車保有量達到2.64億輛，大中城市交通擁堵成為常態，機動車污染物排放量佔比逐年上升。電子信息等多元化消費帶來的新型環境問題也難以預期，風險性加大。
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下降。2014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3%，結束了連續3年的負值，整體上仍然偏弱。加上國際經濟形勢總體上處於亞健康與弱增長狀態，國際貿易前景不容樂觀。好在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出口產品逐步向「微笑曲線」兩端轉移，或整體上抬升「微笑曲線」。出口產品的低污染、高附加值特徵加強，對外貿易中的「隱含能源」和「資源環境逆差」有所緩解。
新常態實現取決於創新驅動
支撐我國經濟30多年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傳統要素供求關系日益趨緊。目前人口處於低增長率水平，農村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顯現，人口老齡化加快，勞動力市場達到劉易斯轉折點，環境承載接近或已經達到臨界狀態，傳統要素優勢正在減弱。
目前，基於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垂直分工格局驅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基本結束，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轉化，技能結構矛盾將進一步凸顯。2014年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同比增長12.3%，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4個百分點，已經出現良好勢頭。筆者認為，新常態穩定固化的最重要標志和本質特徵就是結構調整及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基本形成。這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實現的，主要取決於改革和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增質不增量、深挖產品附加值、提升競爭力的質量效益型集約增長，而非傳統擴張建廠的規模型粗放增長。
未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素質提升將成為中心工作，人力資本質量、技術進步等知識經濟因素加強，創新驅動正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預計「十三五」時期，將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度，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提升產業鏈，實現全要素生產率顯著提高，降低污染物排放強度。經濟年均增速6.6%，其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3%（目前為1.83%），對GDP貢獻度達到4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氮污染物排放量強度分別下降40%左右。
保持更為持續、健康、均衡的增速
從不同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的觀點來看，有一個共同認識，即中國經濟增速下行探底。更准確地說，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從舊穩態調整至新穩態的過程，也就是從過去年均9.8%左右增速逐步過渡到更為持續、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對於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在何處探底、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在哪裡，則仍存在諸多爭議，比如林毅夫、李稻葵等學者認為改革有望使經濟增速回到8%左右；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研究報告預測2016年~2020年和2021年~2030年兩個時期中國潛在增長率區間分別為5.7%~6.6%和5.4%~6.3%。從某種意義上這種速度的變化，是工業化階段轉換和趕超型發展的回歸，是中長期周期和短期政策綜合影響的結果，既是一種新常態，也是一種回歸的常態。因此，政府工作的重點不是拉動經濟回升，而是對經濟增長托底，防止失速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發現，後發追趕型國家可以將追趕進程劃分為起飛、高速、中高速、中低速增長4個更替漸進階段，前兩個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數量擴張，後兩個階段主要依靠質量提升。目前，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是追趕進程中的階段性轉換，是經濟基本面發生實質性變化的結構性減速，根源於前期高速增長奠定的厚實經濟基礎，不能依靠總量調節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而要把要素供給、結構供給、制度供給作為最重要任務。
2014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量約7800億美元，經濟增長的絕對量仍在增加，比美國高1300億美元。由於GDP基數變大，要維持過去高速增長，生態環境壓力將不可想像。當前增速平穩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量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資源環境的依賴，對生態環境系統新沖擊負荷的強度和頻次也趨於下降。
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於緩解環境壓力
2014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8.2%，顯示出強勁的結構優化勢頭。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已連續6個季度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型，消費者偏好從商品向服務轉換，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網購、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發展勢頭良好。
應該認識到，產業結構演變必然導致經濟增速換擋。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消費者對商品消費的需求彈性就會下降，對服務消費的需求彈性則會上升。這種需求結構的變化會引導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型，但工業生產比服務業有更高的生產效率提高。因此，向服務業轉型一般伴隨著經濟增速的回落。
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比重達到52%左右（以2010年為基期測算），「十三五」時期，服務業新增量達到14.8萬億元，接近於工業新增量的2.6倍，帶動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現代服務業增長有望加快，產業結構由服務業主導特徵將日趨穩固，也有利於緩解環境壓力。
傳統重工業產品需求將接近峰值
目前重工業產能過剩現象突出。2013年，粗鋼、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5.4%、75.8%、61.9%、71.1%，產能利用率水平較低，許多產能由「既落後又過剩」轉變為「過剩但不落後」。實際上，一些領域的產能過剩不是新事物，由於加入WTO等紅利使我國不少剛性的產能過剩現象延遲至今才集中顯現。企業設備低負荷運行，增加產品生產成本。而國內外需求下降，產品價格接近甚至低於生產成本，造成企業經營困難。2014年，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同比下降46.2%，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利潤下降2.7%，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利潤增長1.9%。企業資金不足，污染治理投入和運行維護難以保障，治污決心和行動出現遲疑。
傳統重工業產品需求將接近峰值、進入平台期。2014年，我國人均發電裝機達到1千瓦，取得歷史性突破。火力發電量4.2萬億千瓦時，同比下降0.3%，是有統計數據（199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也是煤炭消費量負增長的主因；粗鋼產量8.2億噸，同比增長1.2%；水泥產量24.8億噸，同比增長2.3%，人均水泥累積消費量遠超發達國家消費飽和時的22噸水平。預計重工業快速發展的勢頭將放緩，粗鋼、銅、鋁、鉛、鋅等主要產品產量將在「十三五」左右陸續達到峰值，多年來我國重工業比重明顯偏高的局面有望好轉，有望成為污染排放下降的結構性因素。
能源消費結構將出現積極變化
2002年以來，我國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能源需求總量和煤炭消費總量同步大幅增加，年均增加2億噸左右標煤。但2014年能源消費增長下降到0.9億噸標煤，增速由8%下降到2.2%。增速顯著放緩。其中煤炭消費總量首次負增長，同比下降2.9%，煤炭占能源需求總量的比重也下降至66%。能源需求和煤炭消費的分異給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發展空間。
國際能源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地緣政治、能源品種相互競爭等因素導致能源價格大幅下跌，這有利於我國改善能源消費結構，降低能源進口成本，加上國內通貨緊縮的有利形勢，能在保持油價穩定的基礎上提升油品質量。
「十三五」時期，盡管能源消費還將繼續增加，但能源消費總量增速與增量將會雙下降，能源消費結構出現積極變化，帶來污染物新增量大幅下降。預測2015年、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分別突破43、45億噸標煤，「十二五」、「十三五」時期新增量分別為8.1、2.0億噸標煤。2015年、2020年煤炭佔一次能源的消費比重分別下降至63.3%、56%左右。「十三五」時期，因煤炭消費增量下降，二氧化硫、煙粉塵、氮氧化物排放新增量比「十二五」時期分別減少200萬噸、63萬噸、9萬噸左右。
環境問題容易引發社會矛盾
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對生態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目前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致為23%~25%，規模約為3億人。按照收入倍增計劃，預計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達到40%~50%，規模約為6億人。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傳統以工業為主的「藍領」就業階層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白領」就業階層轉變，總體上環境權益觀認識和人體健康維護日益增強。同時，社會價值觀趨於多元化，社會治理認同度正面臨挑戰，新的傳播方式和表達訴求方式進入「微時代」，環境改善速度與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改善需求差距大，環境問題易成為社會風險的引爆點。
我國已經基本告別短缺經濟，進入相對過剩經濟發展階段，教育、衛生、醫療、環保等公共服務水平、數量、質量、方式及其均衡性矛盾快速上升，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與滯後的供給已經成為一段時間內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形式。環境產品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屬性，決定了基本的環境質量是一種公共產品，是政府必須確保的公共服務，也是對社會結構變化的有效回應。
新常態下環境新特徵和環境治理體系新要求
綜合來看，「十三五」時期，是環境質量改善速度和老百姓需求差距最大、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和發展矛盾最尖銳的負重前行困難期，也是環境壓力有望高位舒緩、環境保護有望從臨界點向轉折點開始改變的重要窗口機遇期。當前及「十三五」時期，國內外經濟形勢、環境保護重點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也進入新常態，呈現出新問題、新要求和新特徵。這種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期，一定也是不確定期和風險期，一定面臨著種種新舊交替、不適應和不匹配的制度政策環境，需要超前謀劃、積極穩妥，主動作為。
在新階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應堅持依法治國和改革創新，持續推行治污減排、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形成政府有為、企業負責、社會共治、市場有效的環境「良治」，從硬從嚴樹立環境守護者形象，大力推進分區分類，精準發力，保底線，樹標桿，抓兩頭帶中間，更加積極、有效地推進環境質量改善。在全面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應高度重視新常態下環境新特徵和環境治理體系的新要求。
一是治理層次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環境保護的執政理念不斷深化，日益成為國家意志，生態文明引領的新價值觀加速形成，但經濟社會環境問題日益交織，法規、體制、機制、制度、政策「綠色化」尚未形成，環保系統承受的要求與其支撐能力、調控手段存在一定距離，在夾縫中負重前行成為環保工作新常態。這需要轉變工作抓手的層次，更多地從宏觀視角入手研究和推進，著力落實地方黨委政府職責，明確底線和紅線，實施體現生態環保要求的政績評估考核體系和問責制度，固化綠色指揮棒導向作用，實施黨政同責、綜合決策，更多地運用司法、制度、政策和市場機制解決問題，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積極推進資源環境大部制改革，形成長效機制。
二是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導向社會共治轉變。公眾的環境關注度大、期待度高、參與度提升與忍耐度降低、迴旋空間收窄並存，環境質量全面達標客觀上難以實現，日益增長的環境公共服務需求與滯後的供給之間的矛盾在「十三五」期間不會全面解決，合理引導社會公眾環境預期，讓社會公眾參與環境質量改善進程成為新的工作機制。這要求正確引導和釋放公眾參與正能量，以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推動信息公開，調整優化治理重點和目標指標，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動員全民行動，讓社會公眾參與環境決策、評判治污效果，解決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身邊環境問題，回應社會預期，建立健全政府監管、社會監督、企業負責、行業自律、公眾參與的多元共治體系。
三是治理導向由總量控制逐步向質量控制轉變。以細顆粒物（PM2.5）濃度控制目標為起點，將環境質量作為主要目標及評判標準的需求日益強烈，總量、質量、風險三者關系正在發生轉變，治理主線由總量控制向質量改善轉變成為新的工作導向。這就需要將質量改善作為首要任務、治理核心、工作主線，研究實施質量、總量雙控，建立覆蓋全要素的環境質量指標，深化、優化總量控制制度，將環境風險管控措施有效「嵌套」到常規環境監管體系中，突出生態空間管控的基礎性作用，使質量管理、治污減排、風險管控、生態保護、制度政策等多位一體共同服務於環境質量改善和人體健康維護，目標一致、節奏一致、步調一致。
四是治理對象由主要控制新增量向增量、存量並重轉變。污染物新增量將逐步下降，以擴大投資、招商引資為主導的外延式、粗放型發展方式將逐步退出，從主要控制污染物增量向「控增量、抓存量」並重轉變將成為新的工作重點。這要求我們不得不面臨在多個領域同時開戰的局面，研究實施「過剩但不落後」產能化解方案，研究克服政府和企業資金壓力趨緊、存量治理行動不夠堅決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抓好無組織排放和中小企業污染問題，做好治污設施穩定運行、提標改造的監管和促進工作，大力控制存量污染，推動治污減排工程、技術、管理、政策組合運用，妥善應對壓縮型工業化帶來的多種污染物相互疊加、相間轉移等復雜問題。
五是治理要求由統籌管理向分區分類、精細化管理轉變。受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稟賦等客觀因素制約，我國環境公共服務水平、環境問題表現、環境質量改善進程的區域分異較大，我國整體、同步達標可能性不大，分區分類差異化管理正成為新的工作要求。這就需要在國家保證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底線的同時，充分發揮各地積極性和主動性，研究容量的時間空間分布及輸入響應關系，總量控制要求有保有壓、有增有減，分區域、分流域、分單元設計質量改善目標任務，分行業、分企業、分污染物提出不同控制要求，開展生態分區分級管控，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實施精準治理，逐一打好殲滅戰，積小勝為大勝。
㈢ 對反腐新常態的分析和對待
一、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用道道禁令嚴反「四風」，以「零容忍」態度嚴懲腐敗，以強化制度約束嚴管幹部，形成了抑制腐敗、懲治腐敗的社會氛圍和高壓態勢。要繼續保持這種高壓態勢不放鬆，堅決遏制住腐敗蔓延勢頭，不斷加大治本力度，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常態化。
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凡發現腐敗案件，都必須依紀依法嚴肅查處。查辦腐敗案件，嚴懲腐敗分子，歷來是我們黨治理腐敗的基本途徑。改革開放以
來，我們黨不斷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但腐敗頻發、多發的勢頭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與反腐力度不夠直接相關，難以遏制腐敗勢頭，標本兼治狀況下，治標力
度不夠，治本難以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強調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明確提出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反腐治標的力度之大、范圍之廣、
進展之速、效果之巨，營造著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贏得了全黨全社會的擁護。每個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都應心存敬畏，不應心存僥幸，誰要以身試法，必將身敗名
裂。
堅持懲防並舉、
以懲促防。懲治與預防是反腐敗斗爭的兩個基本要素，兩者相輔相成。從總體上看，反腐敗斗爭是以懲治為基本特徵的執紀執法活動，其內在邏輯是以懲促防，以防
固懲。反腐治標與反腐治本是懲與防的關系，只有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治標功能，制度建設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實處。以懲促防，就是通過執紀執法建議，幫助發案
單位分析犯罪成因，總結監管漏洞，建立健全相關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過對腐敗分子的懲治及腐敗個案的剖析，強化黨紀國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動機的
人及早剎車，懸崖勒馬，使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心靈受到洗禮，從而實現「辦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堅持自律與他律結合。「伸手必被捉」，是黨員幹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蘊含豐富的人生哲理。但是，當道德防線被私利的慾望沖破之後，「伸手必被
捉」，就必須靠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職能部門的有力查處才能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人民監督，廣大人民群眾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將腐敗問題和
有關情況提供給職能部門，極大提高了腐敗的發現機率。群眾監督和及時查處所產生的沖擊效應，釋放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營造著「伸手必被捉」
的反腐氛圍。提高腐敗發現機率的人民監督和職能部門的有效查處，必須持之以恆、常態發力。
二、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
法治是一種理性的辦事原則、理性的社會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實踐證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應具有以下特徵：
以程序正義為基礎。只有通過正義程序的演繹，才能有效實現實體公正。要強化依法履職的責任感，並通過改進執紀執法辦案評價標准，完善執紀執法人
員行為規范，強化違反規范執紀執法行為的懲戒等措施，堅決杜絕亂作為，有效防止不作為，切實規范執紀執法行為，確保查辦腐敗案件工作在法治軌道上運行。要
完善查辦腐敗違紀違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機制，轉變調查、偵查、審判理念，堅持辦案工作重心前移，強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規范初查程序，
遵循調查、偵查工作規律，准確把握立案條件；完善調查、偵查手段，提高調查、偵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偵查指揮體制，規范偵查指揮機構設置，實現線索統一管
理、偵查統一指揮、資源統一調配。檢察機關與紀檢監察機關配合協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職責，構建紀檢監察與職務犯罪偵查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依法
反腐運行機制。
以實體公正為核心。實體公正強調紀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紀律法律，都要受到紀律法律追究和懲處。要堅持
查辦貪污賄賂與查辦瀆職犯罪並重，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的要案與發生在群眾身邊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並重，查辦受賄案件與行賄案件並重，查辦
貪賄數額大的案件與貪賄數額雖然較小但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的案件並重；辦案活動以紀律法律為准繩，重事實，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客觀公正地查辦案件，尊重
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嚴格區分犯罪嫌疑人與證人和普通群眾的界限，不能把證人和普通群眾當作犯罪嫌疑人來對待；認真研究和正確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嚴格
區分工作失誤與瀆職犯罪，經濟糾紛與經濟詐騙，正常合法收入與貪污、受賄，資金合理流動與徇私舞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企業依法融資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罪
與非罪的界限。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腐敗案件，依法保障律師的會見權和知情權，在與律師的良性互動中提高案件偵查質量，增強辦案的客觀性和准確性，確保案件經
得起歷史檢驗。
以執法效能為關鍵。我國反腐敗查辦案件包括黨內執紀、行政執紀、檢察執法、審判司法等職能活動。其中，黨內執紀和行政執紀，是黨和政府對腐敗的
非刑罰懲治；檢察與審判的執法司法，是依照國家刑事法律對腐敗的刑罰懲治。提高反腐敗執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敗非刑罰懲治和刑罰懲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強
執法效能，必須打造忠誠、干凈、擔當的專業化執紀執法隊伍，健全完善反腐敗執紀執法體制機制，提高發現和證實腐敗行為機率，提高懲治和防控腐敗違紀違法效
率。為此，要增強初核初查能力，為立案調查、立案偵查工作啟動打下堅實基礎；增強詢問、訊問能力，注重法理情並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強運用信息化平台全面
取證能力，推進偵查信息、執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詢機制建設；增強反腐敗國際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證、追逃、追贓、遣返、引渡以及預防等方面開展務實合作。
以強化監督為保障。要切實加強自身監督制約機制建設，著力解決執法辦案不文明、不規范問題，嚴肅查處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切實做到自身正、
自身硬、自身凈，確保執紀執法權依法規范行使，違紀必懲，違法必究，權益得到保護，正義得到伸張。要尊重人民群眾在反腐敗中的主體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
究與轉化機制，探索建立群眾投訴及時受理與查究反饋機制；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控告、申訴、舉報，及時發現和解決執紀執法活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最大限度滿
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增強執法透明度，藉助互聯網搭建溝通、互動和監督平台，實現辦案人員網上交流、網上對話，廣泛接受社會各界
對辦案工作的監督，讓群眾從辦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陽光。
三、以「零容忍」態度徹底反腐敗
徹底反腐敗，必須立足於查辦案件，著眼於制度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想腐的保障機制，是反腐敗新常態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敗國家立法，強化「不敢腐」的威懾力。完善反腐敗國家立法，要將現行黨委、政府、國家多元化懲治腐敗制度整合為一元化反腐敗國家立法，建立融實體法與程序法一體、非刑事處罰與刑事處罰結合、與世界反腐敗公約接
軌的反腐敗基本法律，切實做到讓「制度的籠子」通上「高壓電」。增強懲治腐敗的必然性，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不管什麼人，「出籠」必
受懲，「老虎」、「蒼蠅」一起打，不搞「網開一面」和「下不為例」。增強懲治腐敗的及時性，對「出籠」行為露頭就打，快速處理，及時糾正。增強懲治腐敗的
嚴厲性，綜合運用法律、組織、經濟等處罰措施，加大懲治力度，特別是對嚴重損害公眾利益的濫用權力行為，要予以重罰，以有力的懲治保證權力規范運行。
健全防腐制度體系，強化「不能腐」的防範力。一方面，優化權力結構，合理配置公共權力。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
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遵循精簡、統一、高效原則，對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適度分解與平衡，使三者之間既相互統一，又相互制約。在釐清權力事項的基礎上，
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權力、重點崗位的權力、上一層級的權力，從制度機制上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和擴張甚至濫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學嚴密的「制度籠子」。從實
際出發制定製度，注重解決實際問題，使制度既在理論上站得住，又在實踐中行得通。當前要圍繞限定權力范圍、釐定權力界限、減少自由裁量、規范權力運行等建
立健全制度，合理設計權力行使流程，杜絕權力尋租，使權力授予、行使、監督全過程和各環節都有制度規范，形成用制度管權、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
制，特別要圍繞問題易發多發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及時對現有制度查漏補缺，把行使權力的漏洞徹底堵死。
加強紀律作風建設，強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堅持警示教育與法紀監督相結合。通過「抓大」、「嚴小」，出重拳、下猛葯，使「抓大」形成威懾，同
時從小問題抓起，使「嚴小」成為習慣。堅持制度教育與制度建設相結合。每項制度規定都要明確具體，把「大力提倡」變為「硬性規定」，將「自由裁量」化為
「具體標准」，不僅有要求，還要有罰則，壓縮彈性空間，增強剛性制約；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約權力，做到依法確權、依法限權、依法用
權，用法律監督制約權力。注重預防腐敗的制度設計，從公務人員日常的細微行為出發，作出詳細、具體的規定，明確違反行為准則的嚴重後果，從「前端」杜絕腐
敗發生的可能。堅持作風教育與行權公開相結合。深入推進黨務、政務、司法等公開，不斷擴大公開領域、內容和范圍，凡是經濟社會發展重大事項、群眾普遍關注
事項、涉及群眾切身利益事項、易發生腐敗問題領域和環節的事項，都要做到及時公開，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專家咨詢、公示、聽證等重大
事項決策制度，暢通監督渠道，廣泛聽取民意，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權力在群眾監督下運行。發揮輿論監督、網路監督作用，使權力運行
「出籠」行為及時暴露在公眾監督的陽光之下。
㈣ 新常態下勞動爭議 糾紛如何更好化解
建立聯系點以延伸司法職能。走進企業、鄉鎮、社區，通過在企業、鄉鎮、社區設立聯系點，加強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力度，同時指導企業加強用工管理，合法用工，從源頭上防止勞動爭議的發生。
加強聯動以構建多元調處機制。法院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時會同工會、勞動保障部門、仲裁機構等相關職能部門加強聯動，多渠道協同配合，共同參與構建多元化、多層次的矛盾調處機制，並積極發揮勞動爭議調處機製作用，共同化解糾紛。對於在企業轉制、改制中帶有普遍性的歷史遺留問題，則會同政府、企業工會或職工代表，引導雙方協商解決糾紛。
開通綠色通道以提升司法服務。法院對符合立案條件的優先立案、優先受理，對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的案件受理費予以緩、減、免，充分運用訴訟程序規則及強制措施維護勞動者利益。開展訴前保全、立案、審理裁判的無縫對接，對勞動爭議案件特別是矛盾大、易激化的案件要及時、依法處理，認真聆聽當事人訴求，並積極與其溝通，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態擴大。
引入ADR手段以強化司法調解。ADR手段是調解工作的具體動作分部要領。案件受理後，可先向用人單位、勞動者及仲裁委員會了解雙方爭議焦點，了解勞動者的要求、請求的底線，了解用人單位不服仲裁的原因。通過了解情況，查閱案件材料和相關法律規定，對案情及法律適用有進一步了解後，先分別做雙方的工作。向原告（用人單位）釋法說理，告知可能承擔的責任，了解其同意支付的限額。對不合理的請求，依據法律作出解釋，了解勞動者請求底線。在了解到雙方主張差距不大後，召集雙方進行調解。對達成協議的，及時做好調解筆錄、調解書。對尚未達成協議的，將其未達成協議的原因進行分類，分組分別組織調解。
㈤ 堅持依法治稅 為統領,打造依法行政新常態
中國江蘇網2月13日訊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後依法治國進入新常態,而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稅收領域的集中體現，深入推進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選擇。為此，稅務部門應堅持以依法治稅新常態為指引，以建設「科學、規范、高效、廉明」的稅務機關為目標，牢記忠實履職、安全履職的要求，在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上推進依法治稅建設，奮力譜寫稅收法治新篇章。
要深刻領會依法治稅新常態的內涵。依法治稅的要求伴隨新常態而步入「升級版」，社會公眾和納稅人稅收法律意識進一步增強，必然要求稅務部門打造高標准、法治化「稅收生態環境」。作為一種公共財產，稅收來源於納稅人，最終服務於納稅人，也經由法律體現納稅人的意志。因此，稅法變成了用來授予、規范和監督政府征稅權的法律，依法治稅成為稅收活動共同奉行的基本准則，成為征納雙方共同的內心認知，其成果也必須體現在稅務幹部法治意識、水平與納稅人稅法遵從上。
要堅持法治思維提升依法治稅能力。堅持以依法治稅理念統領稅收工作全局，堅持「法定職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行政規則，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做到既不缺位，又不越位，也不擾民，使各項工作始終沿著法治化的軌道運行。要健全和落實「黨組中心組集體學法、新進幹部初任學法、執法幹部法治輪訓、領導職務任前考法」制度，把稅收法律法規作為各類培訓班的必學內容加以強化。要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做到征納雙方法律面前義務地位平等。要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建設稅收法治文化，將稅收法治原則作為稅收行為先導，將法治要求運用於認識、分析、處理事項各環節，培育稅收法治思維整體生成。注重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研究，通過實踐鍛煉，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提升依法治稅的能力和水平。
要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系統謀劃「法治稅務」建設規劃，加強對依法治稅工作的領導，領導班子要明確依法行政責任，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帶頭遵法信法守法用法，堅決防止選擇性執法、隨意性執法。落實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實施行政許可，建立涉及權力運行所有環節的制度規范。加大稅收執法督察力度，全面落實稅收執法責任制，規范執法行為和行政處罰裁量權。規范運用稅務稽查、稅收行政強制等執法手段，加大對涉稅案件的查辦和執行力度。全面落實納稅信用管理辦法和稅收「黑名單」制度，聯合相關部門實施聯合懲戒，積極營造依法誠信納稅的濃厚氛圍。堅持以公開為常態，拓寬行政公開范圍，推行稅收執法結果公開化控制，讓稅收執法權力在陽光下健康運行。
要完善制度建設保障依法治稅的落實。推行稅務重大決策和重大執法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制度，落實重大稅務案件集中審理制度，加快推進內控機制信息化升級版建設，進一步明確崗責體系，細化確定執法風險點，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橫向道邊、縱向到底」的網格化監控體系。加強外部監督，主動接受人大、政協、司法、審計等部門的監督，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及各種新媒體、特邀監督員和納稅人代表對稅收執法的監督作用。完善稅收政策執行情況反饋制度、基層聯系點制度，及時研究解決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對於征管質量、政策執行、納稅服務、稅務稽查、廉政建設等情況，進行經常性的檢查督查、跟蹤問效。建立健全獎懲並舉的法治考評機制，進一步完善稅收執法責任制，加大對執法過錯行為的懲戒力度，對於執法違法的行為，特別是玩忽職守、不作為的行為，以及亂作為、損害納稅人利益、破壞稅收公平正義的行為，堅決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及相關領導責任。
㈥ 結合材料說明黨和國家為什麼要推進依法治國，實現法治新常態
十八屆四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黨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全會繪就了建設「法治中國」的路線圖，提出了依法治國「升級版」方案。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意味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首先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視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謂國家治理體系主要是指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以法治為基礎建構的，更加強調對公共權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約，把治理納入法治軌道，按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進行治理。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始終堅持「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邏輯和理念，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簡政放權，關鍵是要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克服將改革與法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念，樹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的依法改革觀念，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依法推進改革。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切實加強立法工作，確保改革事業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用立法及時鞏固改革的成果。
提高立法質量是關鍵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
法治的基本含義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實現法治的基本前提。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而完善這一法律體系依然任重道遠。以市場經濟法治建設為例，完善與市場交易有關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謂勢在必行。新時期的立法工作將致力於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升級版，提高立法質量、實現科學立法將是打造升級版的關鍵所在。「科學立法」成為立法工作的首要標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質量、維護立法公正，是科學立法的題中應有之義。
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民意，擴大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重要條件。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擴大公眾對立法的有序參與，除了擴大一般群眾對立法的參與，也要適當擴大專家學者、學術團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團對立法的參與，尤其是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立法工作，確保實現科學立法。不僅讓相對利益超脫的中立的第三方作為立法後評估主體，也要讓第三方提前介入作為立法起草主體、立法論證主體。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
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要勘定司法權力的邊界，規范權力的運行。期待司法改革試點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沿著法治的軌道遵循司法規律順利推進、依法推進。
法律權威靠人民維護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
建設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的一個基本要求。建設法治社會必須營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會氛圍。無論是各級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都應當養成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良好習慣，如此循環往復，整個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就會蔚然成風。
㈦ 我省是如何適應依法治國新常態的
首先，什麼是新常態。
新常態：「新」就是「有異於舊質」；「常態」就是時常發生的狀態。這個詞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環境下發生的以前總是發生的狀態，這不是廢話嗎？
政府拿新名詞繞藤老百姓，就像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一樣，中國根子不改變，結出的果
子還是以前那樣的。
你說新常態和以前有區別嗎？
新常態告訴你，在新的環境下，濤聲依舊。
以前怎麼樣現在依舊怎麼樣就行
㈧ 2015年在新常態下，司法所有何作為
首先，什麼是新常態。
新常態：「新」就是「有異於舊質」；「常態」就是時常發生的狀態。這個詞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環境下發生的以前總是發生的狀態，這不是廢話嗎？
政府拿新名詞繞藤老百姓，就像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一樣，中國根子不改變，結出的果
子還是以前那樣的。
你說新常態和以前有區別嗎？
新常態告訴你，在新的環境下，濤聲依舊。
以前怎麼樣現在依舊怎麼樣就行。
㈨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與舊常態的區別
中國經濟新常態定義：
在增長速度換擋、結構改革陣痛、社會矛盾愈發尖銳時期，集中體現為與潛在增長率相協調、與過去一段時期高增長相較而言現實相對較低增長率的社會經濟形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點：
1、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這是由潛在增長率的換擋決定的，也是由中國經濟總需求結構變化所決定的。總需求各個構成中，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上升，投資與凈出口的貢獻將有所弱化；相應的，中國儲蓄—投資關系也將有所改善，經濟增長的目的從舊常態扭曲的「為生產而生產」切實轉向「為普羅大眾消費而生產」。實行這一轉變，要求從單純強調做大蛋糕到「做大」與「分好」蛋糕並舉，改善居民、企業與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關系。
2、增長的主要力量，將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的創新驅動型增長，即增長主要源於供給面的積極變化，而非人為需求拉動的增長。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將從過去側重於需求面的管理轉向側重於供給面的管理；增長與資源配置的機制更加市場化，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配置或行政干預，這不僅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極大地降低腐敗機會。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不僅僅表現為「量」的新常態，更應當指資源配置機制的新常態，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讓資源在市場信號的引導得到相對更有效的配置。這意味著，新常態中的經濟靈活性將會有所提高。
3、增長與資源配置機制的市場化，不僅要求推動市場的對內對外開放，放鬆對經濟主體的市場准入限制，實行更加嚴格、公平、公開透明的產權和市場參與者的司法保護，而且要求適當降低政府所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時，人口老齡化對安全性、收益相對穩定的資產需求上升，完善貨幣政策機制要求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這三方面因素意味著，未來政府債券總量可能會明顯上升，國債期限結構也會更加多元化。
4、宏觀經濟政策的新常態，將宏觀政策的「穩」與微觀政策的「活」有機地結合起來。所謂「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即是要保持政策定力，「少折騰」甚至「不折騰」，從總量寬松、粗放刺激轉向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宏觀審慎政策，這決定了貨幣政策在未來一段時期均可能具有「點、面」結合且「以點帶面」的特點。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國將使中國美元本位的貨幣供給機製得到弱化，提高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央行的信用獨立性，這將決定貨幣政策操作將不會像「舊常態」那樣以緊縮和凍結流動性為主。這表明，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新常態將為中國貨幣政策打開新的空間，也為存款准備金比率緩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創造了積極條件。
5、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深化乃至最終基本實現市場化的總體水平。利率決定機制的變化將迫使央行逐步放棄存貸款的利差管理，利率水平將能夠更好地反映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率，也能夠更好地體現企業的真實資本回報率和風險狀況。但受潛在增長率和資本邊際產量下降的影響，中國未來利率的總體水平可望會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中國經濟舊常態的特點：
1、經濟增長率的持續性上升；
2、高儲蓄—高投資是其第二個重要特徵，同時也為經濟增長率持續上升提供了資本供給上的保障；
3、人口紅利貢獻巨大；
4、經濟舊常態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度上升，經濟、金融和地方財政均有房地產化的傾向；
5、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6、在貨幣層面，舊常態表現為貨幣供給機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時，走的是高信貸、高貨幣投放的通脹之路。
㈩ 如何應對經濟新常態對法官的影響
堅定法治信仰 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態
尹南飛
當前，我國社會轉型和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步伐不斷加快，各種社會矛盾
凸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面臨的工作環境越來越復雜。在困難和挑戰面前是退縮還是進取，是逃避還是承擔，不僅關繫到人民法官和人民法院的榮譽和形象，更關
繫到司法事業的成敗。作為新時代的人民法院和法官要堅定法治信仰，樹立法律至上理念，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態，以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切實搞好各項工作，努力
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接受媒體監督常態化。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要適應在「聚光燈」下工作。當前，新聞媒體對法院工作的
關注度不斷加大，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對司法個案的關注和興趣持續升溫，人民法院和法官開門辦案，接受社會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必將成為常態。當
今社會已經全面進入網路時代，人人都是通訊社、個個都有麥克風，司法信息透明勢不可擋，人民法院和法官應該擺正心態，積極參與和擁抱司法公開，推進陽光司
法。不斷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絡和溝通，充分利用新聞媒體開展司法宣傳，加強輿論引導，向社會傳遞司法正能量。自覺接受新聞媒體監督，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監督
范圍廣、力度大，影響深遠的特點，不斷推進法院隊伍建設，努力打造公正廉潔的法官隊伍。
司法釋明常態化。在訴訟活動過程中，不少當
事人由於對法院、對法官不信任，或對法律條款不甚了解，往往對司法裁判過程和結果產生誤解甚至抵觸心理，導致纏訟或鬧訪。針對這種狀況，人民法院和法官必
須把司法釋明工作貫穿於訴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認真細致做好當事人的說服教育工作；必須認真辦好每一起案件，只有辦案質量過硬，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
確，法院判決才有說服力；必須切實加強與人民群眾的溝通和聯系，讓群眾走進法院、走近法官，增進互信和了解，不斷增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情感。
排
除社會干擾常態化。我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血脈情、朋友情、同事情，各種各樣的人情在司法裁判過程中相伴始終，但法官的職責要求我們理性面對人情，
堅決排除各種干擾。有些法官因為放不下面子，抹不開人情，不知不覺走上違法、甚至犯罪的道路。法官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親情、友情、同事情，但是絕
不能因講人情而放棄原則、違背法律，更不能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絕不能拿法律與人情做交易。
形成司法工作新常態，人民法官要
樹立法律至上理念，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法官的基本職業素養和要求。要將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實體正義的實現往往需要通過程序正義來實
現，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必須嚴格按照按法律程序進行，各項工作必須做到位，而且要全程留痕、有據可查，讓當事人感受到人民法院的審判是公正的、在審判過程中
所受到的待遇也是公正的、所得到的司法保護也是公正的。
人民法官還要堅守司法良知，做到嚴於律己，慎始慎終慎獨，公正廉潔。要真正熱愛司法事業，把司法工作作為人生的理想和畢生的追求；要模範帶頭遵紀守法，不計較個人得失，敢於捍衛法律尊嚴和權威，始終以維護公平正義為己任。
總之，人民法官要通過一個個鮮活的公正審判的案件，一次次發自內心堅守法律底線的行為，促使全社會形成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的大環境，從而有力推進依法治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