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司法改革
① 山西省司法廳的介紹
山西省司法廳，根據《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山西省人民政府機構改革方案>的通知》（晉發〔2009〕13號），設立山西省司法廳（以下簡稱省司法廳），正廳級建制，為省人民政府組成部門。
② 附條件不起訴的形成過程
我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改革走了一條「從地方到中央」的改革道路。具體來說，我國實踐關於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改革探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初步探索階段。即在中央將附條件不起訴作為正式改革項目之前檢察機關進行改革探索的階段。這一階段從1992年到2008年，主要是對未成年嫌疑人進行暫緩不起訴處理，設立一定的考驗期。如1992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對、名涉嫌盜竊的16歲的未成年嫌疑人進行暫緩起訴；2000年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人民檢察院對一名未成年嫌疑人進行暫緩起訴；2001年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人民檢察院對未成年人的輕微犯罪設定一定的考察期，期滿不予起訴；2002年3月，蘇州滄浪區人民檢察院對一名涉嫌盜竊的在校未成年學生，決定暫緩起訴，考察期為半年；2003年1月，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檢察院對一名涉嫌盜竊的大學生決定暫緩不起訴，確定「幫教實施方案」和為期5個月的考察期；2004年5月21日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區公安局、區婦聯、區團委聯合簽署實行暫緩起訴制度協定書，標志著犯罪未成年人的暫緩起訴制度首次在北京實施；2005年5月30日，山西省榆社縣檢察院對兩名16歲少年搶劫的案件作出暫緩不起訴決定，確定了一年的考驗期限，由公安局、檢察院、學校、家長共同簽訂幫教考察協議書，該案後被媒體稱之為「中國『暫緩起訴首例命案』」；2007年8日，遼寧省盤錦市雙檯子區檢察院對一名涉嫌敲詐勒索的高二學生作出暫緩起訴決定，考驗期為一年，在考驗期間內，該學生在高考中以優異的成績被沈陽某大學錄取，2008年10月16日，雙檯子區檢察院邀請區政法委、區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學校教師等各界代表，召開案件終結聽證會，同年11月11日，雙檯子區檢察院最終作出對其不起訴的決定。
發展推廣階段。即在中央將附條件不起訴作為正式改革項目後各地檢察機關進行改革探索的階段。這一階段從2009年至今，案件適用范圍也從未成年人犯罪擴大到未成年人、老年人、在校大學生等特殊人群的輕微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不再作暫緩不起訴決定，而是作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並設立一定的考驗期限。該階段的特點是在上一階段個別地方檢察院探索的基礎上，各地檢察機關紛紛制定相應的規定，並進行大規模的探索試點工作。如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江蘇省、浙江省、湖南省、吉林省、遼寧省、上海市、重慶市等省市，都正在進行附條件不起訴改革探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3以上的省市正在進行附條件不起訴改革試點工作。如2010年7月1日，河南省人民檢察院通過了《河南省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試行）》，要求全省各級檢察院從2010年8月1日起按照此規定進行試點。
從各地的改革試點情況看，附條件不起訴在化解社會矛盾、節約司法資源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支持，因而成為我國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關於在立法中如何規定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理論界和實務界尚未達成共識。各地檢察院在改革探索過程中，對涉及附條件不起訴的有關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湖南省長沙市檢察院在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作出前，探索了公開聽證程序；河南省信陽市檢察院對附條件不起訴的范圍和所附條件進行了探索；山東平陰縣檢察院在附條件不起訴作出後，引入了人民監督員對其進行監督；四川廣安市檢察院在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作出後，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建立了幫教基地；南京市浦口區為了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進行有效的考察監督，成立了「大學生預防犯罪中心」的幫教組織等。這些改革探索所提出或設計的多個改革方案，對合理構建我國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為了適應國內犯罪情況的新變化和國際社會對輕微犯罪處理的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的發展趨勢，我國確立了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並在該司法政策的指導下正在進行司法體制和機制改革，其目的在於建立和完善有關的訴訟制度，以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司法不公、人權保障不充分等突出問題。在司法改革中，根據中央司法改革意見，各地檢察機關正在探索附條件不起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中，擬定了我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方案，並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正式將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寫入法律。
③ 小額訴訟程序是再審申請是原級別還是上一級
小額訴訟程序再審申請，應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二十六條 對小額訴訟案件的判決、裁定，當事人以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的事由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申請再審事由成立的，應當裁定再審，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的再審判決、裁定，當事人不得上訴。
當事人以不應按小額訴訟案件審理為由向原審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理由成立的，應當裁定再審，組成合議庭審理。作出的再審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3)山西省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案例：
河南修武法院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一審終審一起民事案件
人民網鄭州2月8日電 （石國慶 通訊員 王艷華）修武法院周庄法庭在民訴法解釋出台當日，即用小額訴訟程序一審終審審結了一起涉及勞務合同的民事案件。
該案原告在2013年9月份僱傭原告去山西省沁水縣幹活，後承諾2013年年底給付工資2540元，並於2014年1月19日給原告出具欠條一份，但後來遲遲未兌現承諾。周庄法庭受理後，快速啟動小額訴訟程序，現場給當事人辦理了立案手續，並由專人錯時送達了傳票，確保案件及時開庭。
被告經依法傳喚後未到庭，周庄法庭依法缺席審理了此案，並及時下達了判決書。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該司法解釋從當日起實施。該解釋的一大看點即是對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范圍、程序轉換、裁判文書簡化等內容作了明確細化規定。
2014年，修武法院對小額訴訟程序在實務中的運用就進行了不少探索：改革了立案流程，對於符合小額訴訟適用條件的案件，優先排位按照小額訴訟案件立案，並在立案同時向當事人發放小額訴訟須知；
創新了送達方式，專門在法庭成立了直接送達小組，實行錯時送達，提高了送達效率；
簡化了庭審方式，靈活組織庭審，大部分小額訴訟案件，經過簡單的庭審即能結案，大大節省了審理時間；
簡化了法律文書，實行「要素式」裁判，提高了審理效率,全年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結案件122起。
④ 為什麼今年山西省法檢系統不招人
司法改革，人事已凍結至本輪司改結束
⑤ 山西好不好,經濟水平怎麼樣
經濟發展還是比較慢。
全年實現生產總值5810.03億元，增長8.2%，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50.91億元，增長16.3%。
——經濟綜合實力實現新跨越。生產總值連續跨越4000億元、5000億元，年均增長10.9%，增速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穩居「第一方陣」。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預計達到10778美元；財政總收入突破1000億元，達到1114.98億元；非公經濟佔比突破50%，達到52.8%；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突破1000億元，達到1174.67億元；金融業增加值643.88億元，佔GDP比重突破10%，達到11.1%。12項經濟指標較2010年實現「翻番」②。
——產業結構調整邁出新步伐。三次產業比由2010年的4.0∶41.9∶54.1調整為3.8∶37.3∶58.9，提前2年完成「十二五」淘汰落後產能任務，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8.3%。糧食生產實現「十二連豐」，「一區三帶七板塊」③的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格局初步形成。渭北工業區建設全面推進，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達到1098戶，較2011年增加242戶。8個國家級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聚集區加快建設，服務業佔GDP比重較2010年提高4.8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勢頭強勁，年均增速預計達到16%左右，高出GDP增速5.1個百分點。半導體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電子商務、物流快遞等持續高速增長，「五區一港兩基地」的板塊帶動作用不斷增強，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板塊正加快成為支撐和帶動我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引擎。
——美麗西安建設取得新成效。秦嶺保護步入法治化軌道，違規采礦、違法建設等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得到有效遏制，景觀提升、綠道建設等9項重點工程順利完成。創建國家森林城市全面達標，共計造林36.48萬畝。新建公園30個、綠地廣場363個，新增城市綠地1931萬平方米，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從37%提高到42.5%，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從9.5平方米提高到11.6平方米。「八水潤西安」工程扎實推進，渭河西安段「三年變清」目標如期完成，公式河污染治理實現達標，新增生態水面9573畝、濕地面積2.1萬畝，新建、改擴建污水處理廠13座，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5.5%。建成國家級生態區2個、省級以上生態示範區縣3個、市級以上生態鎮村209個。特別是，2013年初我市在全國率先提出並實施了治污減霾工作，將其列為環境治理和民生改善的頭號工程，累計投入各級財政資金75.6億元、拆改燃煤鍋爐1335台、淘汰黃標車及老舊車15萬輛，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優良天數從2013年的138天增加至去年的251天，「西安藍」逐漸成為市民生活的新常態。
——城市綜合承載力得到新提升。大力推進主城區「南優、北拓、東延、西聯」戰略，深入實施古城復興計劃、緩堵保暢工程和城市精細化管理，全市建成區面積從395平方公里增加到522平方公里，城鎮化率從69%提高到73%左右，累計完成城建投資1531.4億元，是「十一五」的1.7倍。南門區域綜合改造被評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建設重大示範工程，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等5處歷史古跡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地鐵1、2號線建成運營，3號線實現長軌貫通，通車里程達到52公里，日均客運量接近100萬人次。改造城市道路170餘條，新建人行天橋、地下通道41座，人均城市道路面積達到18.1平方米，較2010年提高2.5平方米。投放公共自行車4.2萬輛，服務網點實現主城區全覆蓋。新建高速公路3條，改造國省道干線公路270公里，建成等級客運場站5個，農村二級公路實現全覆蓋，全市公路通車總里程達到1.3萬公里。鐵路北客站建成投用，西安成為國內重要的高鐵樞紐。啟動實施10項水源工程，李家河水源工程建成供水，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30萬噸。建成750千伏西安南輸變電工程，累計新增110千伏變電容量364.1萬千伏安，新增年供氣能力6億立方米，新增集中供熱面積1.07億平方米，分別是「十一五」的1.2、1.4和3.2倍。9個省市級重點示範鎮和6個文化旅遊名鎮加快建設④，提前完成我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行動綱要》確定的目標任務。特別是經過18年不懈努力，我市成功摘得「全國文明城市」桂冠，這是870萬西安人民的光榮和驕傲。
——全面深化改革釋放新動能。堅持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制定公布市級行政許可目錄，分四批取消、下放、調整了312項行政事權。扎實推進「營改增」擴圍試點和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新增企業數量呈現「井噴」之勢，各類市場主體總數達到63.8萬戶，較2010年增加29.7萬戶。啟動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試點有序推進，西紡集團與五環集團完成重組整合。城市網格化管理全面推開，建立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路」的大城管格局。農村綜合改革有序推進，土地確權登記工作基本完成，流轉土地56.3萬畝。持續加大統籌科技資源改革力度，累計實現技術成果交易額2120億元，科技企業小巨人總數超過700家，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4.5%，較2010年提高3.3個百分點，去年專利申請量突破6萬件，是2010年的4.2倍。此外，政府機構改革、公車改革、區縣公立醫院改革、大學區管理制改革、司法改革等關鍵領域改革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對外開放有了新突破。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建設全面啟動。歐亞經濟論壇被確定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十大平台之一。成功舉辦三屆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圓桌會，倡導發布《西安宣言》。「長安號」實現常態化運營。「西安港」成為我國首個擁有國際國內「雙代碼」的內陸港，並正式獲批國家一類陸路開放口岸。西安綜合保稅區、高新綜合保稅區封關運行。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二期擴建順利完成，開通國際航線36條，成為西北首個72小時過境免簽城市。滻灞生態區獲批建設領事館區，韓國、泰國、柬埔寨分別設立駐西安總領事館，國際友好城市增至27個。累計舉辦規模以上會展活動836個，展會成交額達到5768.4億元。去年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突破40億美元，進出口總值252.6億美元，服務外包合同額14.9億美元，分別是2010年的2.6、3.5和5.1倍。我市榮登聯合國「全球最具發展潛力新興城市」榜單。
——民生改善增進新福祉。全市財政支出和新增財力的80%以上用於改善民生，財政民生支出累計達到2852.74億元，是「十一五」的3.7倍。扎實辦好每年「十項惠民實事」，大力推進「十項清零行動」⑤，累計新增城鎮就業62.95萬人，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443.69萬人次，分別比「十一五」增加4.26萬人和145.29萬人次，城鄉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3188元和14072元，是2010年的1.8倍和2.0倍；完成86個城中村、33個棚戶區徵收搬遷，回遷群眾26萬人；開工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57萬套，完成農村危房改造3.6萬戶，解決了全市40.1萬戶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受益群眾達到130萬人；52.7萬貧困人口按現行標准實現脫貧，組織實施移民搬遷9.4萬人；新建農村飲水安全工程1048處，在全省率先全面解決了規劃內農村居民飲水安全問題。教育投入持續增長，累計達到522.6億元，是「十一五」的3.1倍，新建、改擴建標准化幼兒園528所，建成義務教育標准化學校496所，滻灞一中和絲路學校2所民族學校建成投用，實施了36所開發區學校、幼兒園建設，營養改善計劃惠及學生38.4萬人。完成了市中醫醫院、市胸科醫院等6所醫院的新建、遷建工作，新農合參合率和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分別達到99.2%和98.5%，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全面推開。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參保率達到99.9%。新增養老機構63家、農村幸福院412個、城市社區養老服務設施447處，全市養老服務床位達到3.7萬張。先後5次提高城鄉低保及農村五保供養標准，出台改善城區困難群眾生活「22條措施」，更多特殊群體的突出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平安西安」創建活動成效明顯，建立完善了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三環內68個警務站投入使用，全市電梯安全監控平台（96333）建成運行，國家食品安全城市創建工作扎實有效，全國質量強市示範城市通過驗收，連續2屆榮獲全國社會管理綜合治理最高獎項「長安杯」。獲得全國「雙擁模範城市」七連冠，民族、宗教、參事、人防、檔案、地方誌、防震減災等領域工作都得到全面加強，連續四年榮獲「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稱號。
⑥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⑦ 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的省、市、自治區為：雲南、山西、內版蒙古、黑龍江、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項改革舉措，對於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批選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個省市先行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累經驗。
第二批試點省市自治區於今年上半年陸續進入了司法體制改革，包括雲南、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⑧ 司法考試政策放寬地區是怎麼回事
司法考試政策放寬地區的原因為：為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在艱苦邊遠地區和民版族地區適當降低司法權考試門檻有關精神。
根據地方法律實務部門申請，經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並報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同意，將黑龍江省大小興安嶺林區的37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納入放寬條件地方。這37個縣級區劃內的考生。
報考學歷條件放寬至法律專業專科畢業。司法考試放寬地區范圍有所擴大，將黑龍江省大小興安嶺林區的37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納入放寬條件地方。
(8)山西省司法改革擴展閱讀：
司法考試政策放寬地區介紹如下：
司法考試放寬地區有以下省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廣西省、海南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
西藏自治區、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取得高等學校本科及以上學歷即可，不論是否為法學專業，也不論是否為全日制學歷，也不要求具有三年法律工作經歷，都可報考。
⑨ 山西國企工資標准
山西公務員不高，資源大省，煤全國文明，但是2020年山西省全年GDP為17652億元，人均GDP為4.73萬元。大同市的人均GDP為3.96萬元，排名最末的運城市人均GDP僅為3.06萬元。
運城市 人均GDP為3.06萬
運城13個縣市事業編本科生3000，沒有年終。本科生公務員3300，不算公積金，加上各種補貼，5萬多。
運城市某鄉鎮公務員，每個月亂七八糟基本工資加補貼發4000，公積金將近700，一年實發55000左右。
運城某縣，鄉鎮公務員，兩年工齡，一個月3048+300(鄉鎮補貼)+550（車補）， 月到手接近3900，還有就是2400的取暖費，13個月工資（只有幾百）。剩下的啥都沒有了。
臨汾市 人均GDP為3.34萬
晉南（臨汾）縣里公務員，工齡九年了，月入不到3800.
晉城市 人均GDP為6.07萬
晉城公務員，月工資2800，車補550，年底精神文明獎工資補助等，年到手是54000。
晉城科級幹部，每月工資3600，取暖費、文明獎、考核獎、一次性年終獎等2萬左右。
晉城市直單位公務員，工齡7年，月到手3600，車補一年7500，值班費1000一年，年度考核獎12000，取暖費4000，精神文明獎6000，公積金1200（個人6%，單位12%）。全算上年入9萬左右。
長治市 人均GDP為4.92萬
長治某縣里檢察院科員，工齡8年，每月到手，月到手4900（裡面有540司法改革保留經貼，17年後考入沒有，480的基礎績效），年底有10000左右獎勵性績效，精神文明單位，二年發一次近9000，每年就是4500。每月300加班費，還有烤火費3160和十三個月基本工資2000。這就是我全年全部收入。年收入8.2萬左右，公積金雙邊共700.
山西長治市某鄉鎮，每月到手3800，總共5萬+。公積金每月700.
晉中市 人均GDP為4.33萬
晉中市直單位，不含公積金全年到手6.5W，單位考核得最高檔次。
晉中市某單位事業編，月到手2850，一年下來差不多4萬塊錢。
市級檢察機關，員額，工齡10年，公積金1700多，員額不扣全年共計13萬多，到手應該12萬。
呂梁市 人均GDP為3.34萬
呂梁市直單位，到手3500。（數據太少，歡迎補充）
陽泉市 人均GDP為5.23萬
陽泉市公務員，科員，月工資到手3800。（數據
⑩ 司法部是什麼呀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是主管全國司法行政工作的國務院組成部門。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於1949年10月30日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後，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歷史發展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該法第十條規定政務院設司法部，規定司法部是國家司法行政機關，主持全國的司法行政事宜。
1949年10月30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設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
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試行組織條例》。
至1950年，全國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改革舊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建立律師公證制度，創辦政法大學，培養法學、法律專門人才，培訓司法幹部，開展法制宣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2年7月16日，在中央司法部成立了由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組成的中央司法改革辦公室。
1953年4月，第二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後，中央司法部的機構作了調整，內設辦公廳、普通法院管理司、專門法院管理司、幹部管理教育司、法律宣傳司和專門委員室。
1954年8月13日，隨著各大行政區及大區司法部的撤消，司法部發出《關於各省與中央直轄市審判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分立問題的意見》，要求河北、山西等18省和京、津、滬三市立即建立司法廳（局），其它各省逐步建立司法廳，主持司法行政工作。
1954年9月2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同時在全國各大行政區成立了行政區司法部，大行政區撤銷後，又陸續建立了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地區、市一級設有專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機構。
1955年11月2日，司法部第261次部務會議決定改進工作方法和調整機構，機構設置改為辦公廳、普通法院管理司、運輸法院管理司、人事司、教育司、公證律師司、法令編纂司及財務處、人民接待室。
1957年8月9日，國務院第56次全體會議決定撤銷全國的鐵路運輸法院和水上運輸法院，據此，司法部也相應地撤銷了運輸法院管理司。
1958年6月13日至8月20日，在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上，司法部領導成員遭到錯誤批判。
1959年，全國司法行政機關被撤銷，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種狀況延續了20年。
1979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0次會議決定，加強全國司法行政工作，重建司法部。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機構的通知》。中國的司法行政工作揭開了健康發展的新篇章。
1980年4月14日，國務院批准司法部設立法制局，負責法規整理和匯編工作。
1981年5月12日，國務院批准司法部設立外事局，統一擔負全國司法外事工作。
1982年，司法部職能進行調整，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劃歸法院自行管理；法律法規匯編劃歸國務院辦公廳法制局承擔。
1983年，監獄、勞教工作由公安部劃歸司法部管理。
1984年6月11日，國務院批准司法部設立審計室。
1984年8月，成立直屬於司法部的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前身為原中央政法幹部學校，1983年5月並入中國政法大學，1984年8月又獨立建校。
1984年9月7日，國務院批准司法部恢復計劃財務司。
1987年6月，國務院批准司法部成立司法協助局，統一領導和管理中國與其它國家的司法協助工作。
1988年10月25日，國家編委批準的司法部「三定」方案確定，機構設置改為辦公廳、教育司、勞動改造工作管理局、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宣傳司、律師司、公證司、基層工作司、外事司、司法協助司、法規司、人事司、計劃財務司、行政司等14個司局及機關黨委、機關紀委和老幹部局。
1994年4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司法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的通知》確定：司法部是國務院主管全國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部門。
1998年6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司法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確定：「司法部是主管全國司法行政工作的國務院組成部門。」
2001年11月21日，司法部增設司法考試司。
主要職責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司法部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國辦發〔2008〕64號），司法部主要承擔以下職能：
（一）擬訂司法行政工作方針、政策，起草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
（二）負責全國監獄管理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監督管理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三）負責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戒毒場所的管理工作；
（四）擬訂全民普及法律常識規劃並組織實施，指導各地方、各行業法制宣傳、依法治理工作和對外法制宣傳；
（五）負責指導監督律師工作、公證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負責港澳的律師擔任委託公證人的委託和管理工作；
（六）監督管理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七）指導、監督基層司法所建設和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基層法律服務和幫教安置工作；
（八）組織實施國家司法考試工作；
（九）主管全國司法鑒定人和司法鑒定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
（十）參與有關國際司法協助條約的草擬、談判，履行司法協助條約中指定的中央機關有關職責；
（十一）指導司法行政系統的對外交流與合作，組織參與聯合國預防犯罪組織和刑事司法領域的交流活動，承辦涉港澳台的司法行政事務；
（十二）負責司法行政系統槍支、彈葯、服裝和警車管理工作，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計劃財務工作；
（十三）指導、監督司法行政隊伍建設和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建設，負責司法行政系統的警務管理和警務督察工作，協助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司法廳（局）領導幹部；
（十四）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組織機構
職能機構
司法部有職能機構16個：辦公廳、政治部、監獄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社區矯正管理局、法制宣傳司、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法律援助工作司、基層工作指導司、國家司法考試司、司法鑒定管理局、法制司、司法協助外事司、計財裝備司、機關黨委、離退休幹部局。
直屬單位
司法部有直屬單位22個：司法部信息中心、司法研究所（研究室）、機關服務中心、燕城監獄、法律援助中心、直屬煤礦管理局、預防犯罪研究所、法制日報社、法律出版社、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公證協會、中國監獄工作協會、中國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協會、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司法行政學院、國家司法考試中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司法協助交流中心、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中國法律服務（澳門）公司、司法部港澳台法律培訓交流中心。
派駐機構
司法部有派駐機構1個：駐部紀檢組監察局。
地方廳局
司法部有下屬地方廳局30個：北京市司法局、天津市司法局、上海市司法局、重慶市司法局、黑龍江省司法廳、吉林省司法廳、遼寧省司法廳、河北省司法廳、山西省司法廳、陝西省司法廳、甘肅省司法廳、青海省司法廳、山東省司法廳、河南省司法廳、湖北省司法廳、湖南省司法廳、江蘇省司法廳、江西省司法廳、浙江省司法廳、福建省司法廳、安徽省司法廳、廣東省司法廳、貴州省司法廳、雲南省司法廳、海南省司法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法局、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廣西壯族自治區司法廳、寧夏回族自治區司法廳、西藏自治區司法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