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❶ 商法的性質
對於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商法，其性質是什麼，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界雖未見有學者
以「性質」為篇名作系統的闡發，但許多學者在談到商法的特徵時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內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商法的性質即商法的本質屬性，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此處並不涉及其政治性質問題，因
為中國法律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從商法產生時起，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者就認為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屬於私法范疇。也
就是說，商法的首要性質是私法。對於商法這種性質的揭示不僅適合於19世紀的歐洲，同
樣適合於當代中國。
關於當代中國是否應採用公、私法的劃分問題，在國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後被法學家提了出來，盡管如同國外的情況一樣有少數學者持
否定的態度，但較為多數的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
家的前提。」①依區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標准，商法的私法性質十分明顯。
第一，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是一種平權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關系是發生在商事活動中的商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商人或稱商事主體是市民社會的
主體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等。它們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場之中實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實實在在的「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體，商事關系屬於私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商法規定的權利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核心是商事主體擁
有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范圍內的充分的經營自由，以實現其營利目的。為達到這一點，商法首
先要以嚴格主義(強行性規范)確立商事主體的主體地位，賦予其商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
力;其次，是必須確保商事主體的意識自治，以使其通過自己的獨立的行為去享有權利和承
擔義務，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是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的存在。例如，關於商行為，在許多情
形下，只要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均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或自行訂
定。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揚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講座》，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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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論是商法的任意性規范，還是其強行性規范，都以確認、保障和促進商事主體
的營利為宗旨。商法關於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調整機制並不是保證每一個商事主體都獲利，實
際獲利的數量與當事人主觀願望的差異，是由當事人雙方能力決定的事情，商法對此不加干
預。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競賽規則為己任，向所有依法
經營的商事主體提供公平獲利並將其合理地分配於投資者的一般性條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無利可得，就違反了交易在分工條件下使雙方皆獲利的本質，尤其是在交易中發生欺詐、脅
迫行為，商法則對此嚴加干預。很顯然，這一機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私法的調整
機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議。在一些人看來，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對於此論，我們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區分層面的問題和對商法概念的理解問題。
依我們的理解，公私法的區分主要是從法律規范的層面著眼的，雖然有時也及於其調整
領域和法律文件，但對於後二者而言，這種區分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在現代社會中，一則
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達到平衡，二則一定的社會關系范圍往往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綜合調
整，如財產權和人身權既需要民法保護，也需要刑法保護。亦即存在一些學者所謂的「私法
公法化」的現象。如果僅以法律規范為考察對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比較清楚的，私法規
范從沒有「公法化」過。
正如一些權威著作總結的那樣，商法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定的術語。①學者們在回答什麼
是商法時，都要從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上加以闡述。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義的商法中，其法律規范無不包括私法規范和公法規范兩大類。再加上當代世界是一個國
際往來十分活躍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每一類商事規范又都含
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我們認為，通常所指的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的商法僅指商私法規
范，且以國內法規范為主。正如後文將要談到的，商法的意義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義上的。如此則其中商公法規范應當歸入經濟法或刑法之中。如果從立法(法律文
件)這一層面去著眼，則當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結論，然而卻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別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這一點。總不能說，其中的刑法規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別法吧!其實，「商法公法化」的准確說法是「商事活動的公法調整得到加強」，
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單純地只由私法規范調整的領域演變成以私法規范調整為主、為
基礎，公法也將其納入自己調整范圍之內的態勢。明顯的例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
和人身關系由私法調整，但是平等主體之間只存在私法關系嗎?顯然不是，許多犯罪行為均
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當然應當由刑法(公法)進行調整。商事領域同樣是如此。
因此，單純地說，「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確切的。就形式
意義的商法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來說，則是不準確的。否則，一方
面劃不清商法同經濟法的關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會被各個領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現所謂的
商刑法、環境刑法、經濟刑法、文化刑法等。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是從這些方面進行科
學研究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商法的第二個性質是實體法。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來的做法。按照羅
①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年版。第120頁。
馬法上的公法與私法的概念，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范疇。直到《拿破崙法典》制定時，作為
程序法的民事訴訟法已被從私法中分離出來作為公法處理。①雖然法國於1807年頒布的商
法典中專門規定了商事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1958年法國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沒有變動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數國家並未單設商事訴訟程序法，而將商事糾紛依
民事訴訟程序法處理。考察各國的形式意義的商法，可以發現其法律規范大量的是實體性規
范，雖然也存在有一定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如公司登記的具體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體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國家主管機關究竟應如何辦理，則因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瑣細的規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實施性規定的出台始為實用，而這些具體的規范性質上則屬於
經濟法規范(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規范)。另外，破產法從其發生來看本屬於傳統的
商法之中，一些國家規定，破產只適用於商人而不適用於一般的民事主體。然而，破產法在
性質上主要是程序法(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經濟法規范)，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
體系化追求的強化，應當不再將其認為是商法，個中理由就與人們不將民事訴訟法歸於民法
是一樣的。②總之，現代商法已經從傳統的實體法程序法合二為一的商法發育而成實體法的
商法。
在我們看來，商法在性質上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有人認為商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
法—國內法—國際法」。從表面來看，此論好象不錯。但仔細思考一下，我們覺得似乎
不太准確。
誠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時期就已表現出國際法的特徵，形成於中世紀的商事習慣法特別
是海事習慣法實際上已被歐洲大陸各國的商人普遍接受並適用其商事活動，當時的商人團體
甚至視商法為「國際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習慣法可以與現代國際
法同日而語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那時的商事習慣法充其量是具有國際法的某些特徵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於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已是國際范圍內的大市場，國家間商品的流通和人
員、資本、勞務的流動日趨自由，於是商法的統一化、國際化趨勢得到加強，一系列的國際
商事公約、協定和地區性的商事公約逐漸問世。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是這種事
實，仍然得不出現代商法是國際法的結論。一則，是否參加這些公約，對這些公約中的某些
條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一國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可以參加某公約也
可以不參加某公約，即便是國際市場的動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約，還是要經過一國以主權形式
表現出來;二則，現代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的做法是，並不因為有國際性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存
在而不進行國內商事立法，也就是說，國內商事法規范與國際商事法規范是同時存在的，國
內立法只是吸取國際上的先進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國際商事規范直接代替國內商事規范。歐
共體國家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歐共體畢竟只涉及幾個國家。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
的「商法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商事法律規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國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規范包括了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部分，國內法規范是基礎，是佔主導地位的。
❷ 商法產生的歷史
商法的歷史發展與獨立成因
商法，又稱商事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事交易主體及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關於商法的起源，現代大多數民商法學者通常認為，近代商法實際上形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習慣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紀的商法
商人習慣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定的社會根源④。中世紀的歐洲（約395—1500）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商品經濟極為潺弱，主要表現為自已自足的手工業經濟，同時也是農業社會。11世紀後期，以農為本的歐洲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勝利，使歐洲大量的剩餘商品湧向東方市場，商品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活躍。這種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發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興城市的商業貿易的繁榮，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長，行業分工細化和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調整商人內部經濟關系的自律組織——商會。此間，數個單一的商人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已成為眾多階層中的一個獨立階層，他們迫切需要對其利益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以實現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實際上仍是處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業城市的貿易狀況與封建法制的實際狀況，極端的不協調，有關保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條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許多國家的法律甚至對商人還加以種種歧視。正是貿易發展與封建法制處於尖銳的矛盾斗爭之中，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以求發展。在商會自身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有條件的利用商事生活習慣訂立自治規范，並實施於本商會內，於是該種規范經11世紀至14世紀實行數百年後，終於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即商人習慣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進入16世紀後，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開始萌芽，並顯示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此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的封建割據勢力日漸衰落，這促使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與此相適應，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這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制定統一法律和商人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條件，新生資產階級必然首先要關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在這一形勢下，歐洲的德國、法國率先開始了本國商事法律統一運動。與此同時，同處歐洲的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動了國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國民化」的過程。
（三）現代商法
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並逐個成功，封建專制的社會關系被徹底粉碎,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了根本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完整的商品市場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19世紀初，歐洲大陸國家相繼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典制定活動，至此以後，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⑥。
參考資料：http://www.studa.net/faxuelilun/060627/11434953.html
❸ 當代商法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國際商法作為一門大學課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在國外的一些大學中開設多年。[1]在我國，隨著近年來對外經濟工作的不斷擴大，不僅一些大學開設了國際商法課程，而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商法已成為許多行業和部門人士學習法律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普遍重視。與此同時，「國際商法」一詞在各種場合被頻繁使用，冠以國際商法名稱的書籍也屢見不鮮。[2]於是，不斷有對國際商法感興趣的大學學生、研究生和社會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問題：什麼是國際商法？怎樣理解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商法是否同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或民法、經濟法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對法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新的要求。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些新課題，推動和繁榮我國的法學研究事業，正是我們法學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職責所在。鑒於此，筆者擬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從理論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關於國際商法概念的研究，綜合考察國內外學者散論於各種著作中對國際商法概念的說明，筆者認為國際商法的概念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下文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廣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按照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國際商法就是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這一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指某種商事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用以調整所有這些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就屬於國際商法的范疇。具體將，舉凡涉及商事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當事人自願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或沖突法規范，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都應包含在內。
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除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作為依據和主要的標准外，由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法律調整方法的異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標准。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從未引起過爭議，但刑法顯然不是調整同一種類的社會關系的，而是調整由於犯罪所破壞的多種社會關系的，幾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但其調整方法卻是單一的刑罰手段。這是其它法律部門所不具有的調整方法。同樣，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是多樣性的，有不同於其它法律部門調整方法的顯著特徵。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協商與調解等調整方法，也包括仲裁與訴訟等調整方法，既包括國內法的調整方法，也包括國際法的調整方法。因此，從法律調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說明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在討論國際商事法律問題時，有必要對國際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詞進行說明。「商事」一詞是國際貿易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的慣常用語。一般來說，國際組織或國家都對「商事」一詞盡可能做廣義的解釋。如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4]，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貿易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企業或其它形成的工業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則仿照《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羅列了18種屬商事關系的事項：（1）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2）銷售協議；（3）商事代表或代理；（4）開采協議或特許權；（5）合資或其他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6）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7）建築；（8）保險；（9）許可；（10）保付代理；（11）租賃；（12）咨詢；（13）工程；（14）金融；（15）銀行；（16）資料或技術的轉讓；（17）知識或工業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和軟體程序權；（18）專業服務。[5]另根據我國加入1958年訂於紐約的《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公約》時作出的商事保留聲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貨物買賣、財產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勘探開發自然資源、保險、信貸、勞務、代理、咨詢服務和海上、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輸以及產品責任、環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國關於「商事」一詞的解釋也是一種比較廣義的解釋。國際商法就是規范各種商事主體在上述國際「商事」領域活動的法律。
第二，從國際商法的產生看，國際商法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的。它最初所調整的商事關系就不是一國國內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而是跨國界的、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國際商事關系。
國際商法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際商法的形成來源於實踐，它的系統化過程不是由於國家的立法或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其適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國際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它在十一世紀出現於威尼斯，後來隨著航海貿易的發展逐步擴大到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國，甚至北歐各國和非洲北部。這種以商人（主要是從事兩國或多國間貿易，並須經船舶運送的商人）間為規范對象的國際商法，屬於商人習慣法，是以當事人自治原則為最高原則，經由交易常例、習尚、習慣而形成的法律規范。其內容主要包括：貨物買賣合同的標准條款、兩合公司、海上運輸與保險、匯票、破產程序等方面的規范。這種商人習慣法是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業慣例，它與當時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具有國際性，是國際商法，普遍適用於各國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釋和運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專職法官來執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組織的法院來執掌，其性質類似於現代的國際商事仲裁或調解；（3）其程序較簡單迅速，不拘泥於形成；（4）它強調按公平合理的原則來處理案件。[7]
第三，由於當代國際商事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國際商法發展到今天，已經由單一層次的國際商事慣例演變為多層次的國際商法，是一個以國際商事慣例為主體內容的，既包括國際法規范，也包括國內法規范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由於國際商法是用來調整從事跨越國境商事交往的各種公、私主體之間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所以，它的內涵和外延，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國際商事慣例體系，而擴展到國際法、國內法、甚至還包括難以歸屬上述法律分類的其它各種法律規范。國際商法是一個多門類、跨學科的綜合的法律部門。
而且，上述國際商法體系中的國際商事慣例規范、國際法規范、國內法規范，並不是互不發生關系的三種並行的法律規范。原本的國際法規范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適用；國內法規范也可能上升為國際法規范而被國家或國際組織所適用。在當代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實踐中，不僅單靠任何一種傳統法律規范都已不能完全客觀反應國際商事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而且各種法律規范和體系之間往往互相依賴、互相交叉、互相轉化、互相作用。[8]國際公法規范調整和制約純粹以國際或國際組織作為主體雙方的商事法律關系，諸如國家政府之間或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有關投資、貿易、信貸、結算、保險等方面的商事法律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商事領域的國際公法規范對我國公民、法人是有直接約束力的。例如我國簽署並核准了《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該公約於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從這一天起，我國公民或法人與任何其他締約國公民或法人之間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其訂立以及賣方、買方因此種合同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都必須適用該公約的規定（除非雙方當事人決定不適用該公約）。對我國公民、法人適用國際民商事公約和慣例，我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我國《票據法》第9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9]
換個角度來說，有關國家和私人、法人之間的合同是可以通過依從國際法而被國家化的。例如，海特認為，任何准國際法庭或跨國法庭無法否認因政府與外國人之間契約關系所引起的仲裁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並且有必要衡量適用國際法的適當性。他指出：「在私人投資者同外國政府間訂立開發協議的情況下，……作為當事人一方的外國人的契約權利，是可以通過其本國政府提到國際法高度來要求的。」[10]
此外，國際法協會在其關於「國際組織與私人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合同」和「國家與外國人協議中的合同准據法」的兩個文件中，也接受適用國際法或適用一般法律原則。[11]
實踐中，適用於一方當事人為國家或國家實體的合同不乏其例。如1958年沙烏地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終裁決，就是選擇國際法作為裁決的准據法的。中東國家的一些石油法也規定可選擇國際法作為仲裁的准據法。
因此，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既可適用國際商事慣例，也可適用國際法，還可適用國內法，它們之間沒有固定界線，當事人究竟採取何種法律手段，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具體來講，用以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國際商法規范可以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為數眾多的，普遍適用於各種國際商事主體之間的國際商事慣例，如《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等；第二個層次是有關各國或國際組織之間簽訂的對國際社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如日內瓦票據法公約、國際貨物買賣公約等（上述兩個層次的國際商法概念同大陸法系商法中廣義商法中的國際商法概念相同）；[12]第三個層次是有關國家用以調整本國境內商事往來關系規范中具有國際性的規范（或稱涉外商事法律規范）。這里所說的各國用以調整本國境內涉外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既包括同時適用於國內某種商事關系和國內同類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如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等，也包括只適用於國內某種涉外商事關系的法律，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
第四，從廣義上探討國際商法概念，並非只是純學理的說明，更是為了國際商法的綜合運用和實際效益。
如我國公司到外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要受到多種不同層次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首先，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我國公司在外國的商事投資活動要直接適用外國私法中有關涉外商事法律規范的調整和規范，如要適用《外國人投資企業法》等；其次，我國公司要適用外國有關管理涉外商事活動的法律，如適用《海關法》、《外匯法》等；第三，要適用該外國認可或參加的國際商事慣例或國際商事條約、公約，如《托收統一規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第四，要適用我國與該外國簽訂的有關雙方商事協定或條約，如《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等。同樣的道理，外國公司到我國從事商事投資活動，在適用法律和選擇法律方面也會遇到各種實際問題。
如果在上述選擇法律過程中，仍然把視野局限在傳統的法律部門或學科，拘泥於某種固定的定義界說，[13]就很難對國際商事活動所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採取最適當和最必要的途徑加以妥善解決。如世界銀行對私人公司貸款的合同，屬於政府間機構與企業訂立的契約，當選擇契約的准據法時，盡管當事人中的一方不是私人，仍應適用國際私法；又如，發展中國家政府與發達國家私人之間訂立的契約，盡管當事人並非雙方同是國家或同是私人，卻非同時適用國際法和國內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的各項原則不可。因此，對於國際商事交往中因范圍、國家、法人、個人相互交織形成的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必須同時運用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際法及與國際商事有關的國內法，進行綜合的考察，才能進行全面的理解和正確的處斷。[14]
綜上所述，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是調整超越一國國境的商事交往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國際商法並不局限於某一特定的法律規范，它的內涵以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為主，其外延早已打破了國際法體系和國內法體系，而擴及到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國際私法規范、各國民商法的國際性規范（即涉外部分）。雖然國際私法和各國商法的涉外部分本質上都是各國的國內法，但是，既然它們都在各個主權國家的領域內調整著和制約著跨越國境的商事交往活動，從宏觀上看，也就不能不承認它們是國際商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歸屬於國際商法的范圍。
國際商法不僅包括規定國際商法主體在國際商事活動中權利和義務的實體性規范，也包括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程序性規范，不僅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強制性規范，也包括國家對國際商事關系進行調整的任意性規范。
因此，國際商法所研究的對象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往往要牽涉到現有的幾十個傳統法律部門的部分內容，要涉及到國際法、沖突法、民法、商法、稅法、民事訴訟法、產品責任法、反壟斷法、反傾銷法等諸多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
筆者認為，當前的問題不在於不合時宜地強調傳統的法律分科，而在於尋找新的適應時代的制衡形式。[15]當代國際商事交易需要的不僅是某一特定的法律體系，還需要適應時代的新的調整方式。國際商法將滿足國際商事的需要，如同習慣商法滿足了生活在羅馬帝國的商人的需要，和習慣法的頒布滿足了14世紀中東的航海者和商人的需要一樣。
二、從狹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及其商事交易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
如馮大同教授等認為，在國際上從事國際商事交易的主體基本上是公司、企業等商事組織而不是國家，它們之間的交易屬於不同國家的主體平等的商事組織之間和個人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易。所以，在「國際商法」這一概念中，「國際」（International）一詞的含義並不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思，而是指「跨越國界」（Transnational）的意思。國際商法是調整國家之外的商事交易和商事組織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門。[16]
持上述觀點的學者還認為：隨著當代國際經濟貿易往來的擴大和頻繁，國際商事關系呈現得更加錯綜復雜，出現了許多新型的國際商事活動方式，如國際投資、國際融資、國際租賃、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合作生產、國際工程承包、工業產權與專有技術許可貿易，等等。這些活動方式或者說交易方式，已超出了傳統商法調整的范圍。國際商法調整的對象和范圍越來越廣泛。但與傳統商法相比，國際商法尚處於形成和發展階段，不僅上述這些新型的國際商事交易方式大都是從傳統商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且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傳統商法歷史悠久、無所不包，涉及買賣、合同、擔保、公司、代理、居間、票據、保險、破產、海商、仲裁、競爭、信託、證券、期貨等社會商事關系的各個方面，而這些內容，國際商法大多還未涉及到。因此，國際商法的體系和內容需要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以最終形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除上述國際商法的廣義和狹義概念之外，國際商法還可作為一種比較研究各國商法的研究方法的概念而存在。
三、國際商法的「並存法（Concurrent laws）」概念。[17]
在國際商事交易中，為了避開不同國內法體系之間的差異和難以預測的變化，將國際法、國際商事慣例及國內法三者結合起來，以一種統一的法律體系的形式，即創立一個可適用的三者並存的法律體系來調整國際商事交易的作法在各個國家呈發展趨勢。
《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是採用並存法律體系的一個較典型的例子。該公約明確規定：「仲裁庭應依據爭端當事人間協議的法律准則裁決爭端……」。如前所述，該條款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當事人可以選擇國內法，或選擇國際法，或選擇國際商事慣例；其二，當事人還可以既選擇國內法又選擇國際法和國際商事慣例，三者並用。該公約在同一條款中還規定，在當事人缺乏選擇時，仲裁庭「應適用爭端一方的締約國的法律（包括其關於沖突法的規則）以及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18]可見，不僅當事人選擇法律是多軌制，仲裁庭在選擇適用法律上也是多軌制，既可適用國際法體系，也可適用國內法體系，還可適用不屬於這兩種體系的國際商事慣例。
並存法體系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過長期爭論的產物。這種體系的作用在於，一方面適用國家當事人的國內法，承認國家當事人主權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參照國際法原則或國際商事慣例，為合同私人當事人一方提供一定的保護，保證國內法對外國投資者或其他人的待遇不低於最低國際標准。其實質就是在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摻入一種平衡力量。筆者認為，並存法實際上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廣義的國際商法的獨立存在。
【注釋】
[1][7][16]參見馮大同主編：《國際商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頁，第4頁。
[2]參見關安平主編：《國際商法實務操作》一書，海洋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徐顯明主編：《法理學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05頁。
[4]A.Redfern M.Hur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86，PP.13-16.
[5]美國加利福尼亞《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第1條第1297節第16款。
[6]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4月10日《關於執行我國加入的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通知》。
[8][15]趙威著：《中外合作開發煤炭資源的法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1頁，第18頁。
[9]《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5章第96條，1995年5月10日第8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
[10]George W.Heght，The choice of Publie.Lnterational Lawas theApplicable law in Development Contract with Foreigr Government，in Intermational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J.F.Mcdaniels ed.1964，p.556.
[11]（美）漢斯？史密特主編：《國際合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12]楊建華著：《新版商事法要論》，台灣三民書局，1983年版，第1頁。
[13]陳安主編：《國際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4頁。
[14]櫻井雅夫：《國際經濟法研究——主論海外投資》，1977年日文版，第1章。
[17]韓健著：《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44頁。
[18]《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第42條第1款。
❹ 商法的演化發展過程
商法的歷史沿革
商法雖源於古羅馬時代的商事規約，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意義上專的近代商法卻是始於中世紀歐屬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確立於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法極不發達，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進借鑒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鑒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❺ 西方法制特徵及主要表現
小談西方法制文明的特徵
從原始社會起，人類逐步產生了許多道德規范、宗教規范等初級的社會規范。而隨著階級的產生，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這些社會規范首先表現為習慣，而後便形成了法律。西方法制文明猶如一顆璀璨明星在歷史的銀河中熠熠生輝。而西方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徵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法律的產生和發展。
在歐洲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羅馬法、日爾曼法、教會法和商法是西方資產階級法律的四大淵源。
一、羅馬法
羅馬法是東西羅馬帝國全部法律的總稱。它隨著羅馬社會的變遷，吸收了古希臘自然法思想、法治思想，經歷了近千年的變遷，最終成為了古代奴隸制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法德等國以羅馬法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大陸法系。
二、日耳曼法
日爾曼法是西歐早期封建時期適用於日耳曼人的法律總稱。被當時的羅馬人稱為「蠻族法典」。日爾曼法是繼羅馬法之後在西歐形成的一種法律體系。法國、德國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法中的內容，而英國普通法更是保存了大量的日耳曼法因素。
三、教會法
教會法，也稱寺院法，形成於基督教與教會產生和演變的過程中。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一） 形成階段（公元4－9世紀）
形成時期的教會法確定了羅馬皇帝與主教「二元化」的管轄原則，但是仍受世俗王權的約束。
（二） 鼎盛階段（公元10－14世紀）
這個時期的教會法在法蘭克帝國的解體和東西教會分裂的背景下發展至鼎盛。
（三） 衰落時期（15世紀以後）
隨著15世紀科學與人文思想的發展，16世紀的宗教改革，17、18世紀資產階級政權的確立，教會勢力日趨衰落。但是教會法作為一個法律體系保存了下來，成為資產階級各國立法的重要淵源之一。
四、商法
商法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古代商事法規
在簡單的經濟條件下，沒有明確的「商法」概念。但是在早期確實存在著有關商事方面的法律規范。
（二） 中世紀的「商人法」
商法實際上產生於中世紀。中世紀歐洲商業的復興導致了商人階級的產生，而商人法正是商人的一種自治法。這種商人法是近代西方國家商法典的前身。
（三） 近現代商法
近現代商法包括三個體系：
（1） 法德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2） 英美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3） 社會主義商法體系
❻ 商法的幾個名詞解釋
股票和債券的區別：
股票與債券都是有價證券，是證券市場上的兩大主要金融工具。兩者同在一級市場上發行，又同在二級市場上轉讓流通。對投資者來說，兩者都是可以通過公開發行募集資本的融資手段。由此可見，兩者實質上都是資本證券。從動態上看，股票的收益率和價格與債券的利率和價格互相影響，往往在證券市場上發生同向運動，即一個上升另一個也上升，反之亦然，但升降幅度不見得一致。這些，就是股票和債券的聯系。
股票和債券雖然都是有價證券，都可以作為籌資的手段和投資工具，但兩者卻有明顯的區別。
1.發行主體不同
作為籌資手段，無論是國家、地方公共團體還是企業，都可以發行債券，而股票則只能是股份制企業才可以發行。
2.收益穩定性不同
從收益方面看，債券在購買之前，利率已定，到期就可以獲得固定利息，而不管發行債券的公司經營獲利與否。股票一般在購買之前不定股息率，股息收入隨股份公司的盈利情況變動而變動，盈利多就多得，盈利少就少得，無盈利不得。
3.保本能力不同
從本金方面看，債券到期可回收本金，也就是說連本帶利都能得到，如同放債一樣。股票則無到期之說。股票本金一旦交給公司，就不能再收回，只要公司存在，就永遠歸公司支配。公司一旦破產，還要看公司剩餘資產清盤狀況，那時甚至連本金都會蝕盡，小股東特別有此可能。
4.經濟利益關系不同
上述本利情況表明，債券和股票實質上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有價證券。二者反映著不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債券所表示的只是對公司的一種債權，而股票所表示的則是對公司的所有權。權屬關系不同，就決定了債券持有者無權過問公司的經營管理，而股票持有者，則有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
5.風險性不同
債券只是一般的投資對象，其交易轉讓的周轉率比股票較低，股票不僅是投資對象，更是金融市場上的主要投資對象，其交易轉讓的周轉率高，市場價格變動幅度大，可以暴漲暴跌，安全性低，風險大，但卻又能獲得很高的預期收入，因而能夠吸引不少人投進股票交易中來。
另外，在公司交納所得稅時，公司債券的利息已作為費用從收益中減除，在所得稅前列支。而公司股票的股息屬於凈收益的分配，不屬於費用，在所得稅後列支。這一點對公司的籌資決策影響較大，在決定要發行股票或發行債券時，常以此作為選擇的決定性因素。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股票的特性：第一，股票具有不可返遞性。股票一經售出，不可再退回公司，不能再要求退還股金。第二，股票具有風險性。投資於股票能否獲得預期收入，要看公司的經營情況和股票交易市場上的行情，而這都不是確定的，變化極大，必須准備承擔風險。第三，股票市場價格即股市具有波動性。影響股市波動的因素多種多樣，有公司內的，也有公司外的；有經營性的，也有非經營性的；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等等。這些因素變化頻繁，引起股市不斷波動。第四，股票具有極大的投機性。股票的風險性越大，市場價格越波動，就越有利於投機。投機有破壞性，但也加快了資本流動，加速了資本集中，有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了社會總供給，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商法的特性：
商法的特徵
商法的特徵是商法區別於其他法律部門的主要標志，是商法本質的外在表現形式。一般認為，商法具有以下特徵：
（1）商法的兼容性
商法的兼容性首先體現在作為私法的商法兼有公法的性質。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被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商法作為調整商事交易主體關系的法律，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從根本上說屬於私法的范疇。商法中關於商號、商業賬簿、商代理、商行為等的規定，以及關於商業交易，商主體間的權利義務等的規定，無疑都屬私法性質。但是，如前所述，廣義商法包括商事公法和商事私法。這就是說，以私法規范為核心法的商法，同時包含有大量的公法條款，即國家通過立法形式而干預商事交易活動的規范。例如，各國公司法中關於公司登記的規定，破產法、公司法以及保險法中的罰規，海商法中對於船長的處罰規定，以及票據法中對違反票據法的制裁規定等，均屬公法性質的規定。因此，有學者指出：現代各國的商事法，「雖然以私法的規定為其中心，但為保障其私法規定的實現，頗多屬於公法性質的條款，幾乎與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離的關系，卻已形成商事法之公法化。」[4]
其次，商法的兼容性還體現在它兼有任意法與強製法的性質。商法作為私法規范，其中必然有大量的任意性規范，尤其體現在商事行為法方面。然而，商法中也有不少強制性規定，例如商業登記、公司之機關、票據的種類及票據的行為的方式、企業破產的清償秩序以及保險中的某些法定保險等，都不能依當事人的意思而定。德國商法學家德恩（Dahn）曾說：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為自由的，同時又是最為嚴格的。[5]
（2）商法的技術性
民法、刑法等法律，由於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及功能作用所決定，其條款絕大多數偏重於理性規范。商法則不同，它最初屬於「商人法」，從它產生時起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然由「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由於「商行為」的專門性，這就決定了其內容包含了大量的技術規范。
商法的技術性既體現在其組織法上，也體現在其行為法中。例如，票據法中關於票據之文義性、獨創性、要式性、無因性、發票行為、背書行為、承兌行為、票據抗辯的限制，追索權之行使；保險法中關於保險費用、保險金額、保險標的、損害賠償的規定；公司法中關於公司機關、公司股份、公司債券、公司財務會計以及關於董事及監事的選舉等方面的規定；海商法中關於共同海損的理算規則等，都是具有明顯技術性的規范。商法的技術性特徵不僅體現於其規范的內容，而且表現於其不同系統規則之間的協調，離開了大量的技術規范的間接調整作用，商法的具體立法目的就難以實現。[6]
（3）商法的營利性
營利乃是「商」的本質。[7]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其直接和主要目的就在於營利，這是被各國商法所確認的。從這一角度而言，商法也可稱為「營利法」。
關於商法的營利性，有學者指出：「商事法與民法（尤其是債篇），雖然同為關於國民經濟的法律，有其共同的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有不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於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於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8]正是基於這種理念，商主體身份之確立，商行為之界定、商活動之目的及商立法和司法之原則，無不與營利有關。商法中一些重要制度之構造，如商主體設立、變更和終止、商事登記、商事賬簿、商名稱等，以及商行為中的一些重要規則之確定，如買賣、代理、倉儲、票據、證券、保險、海商等等，都必須考慮營利性特徵。此外，商法所特有的一些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定，如關於商法規則的靈活性，迅捷性、合同形式、利率、稅收、結算等方面的特殊規定，也無不以營利之特性為其出發點。但是，商法並不是單純地只講營利。商法只是鼓勵和保護通過正當交易手段和合法投資途徑去獲取經濟利益，商法是利己法，決不是損人法，是營利法，決不是投機法[9].
（4）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最初起源於商事交易習慣，而商事交易本身是一種跨國界的活動。因此，在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商法主要是一種跨國商事交易習慣和慣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中世紀。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後，貿易在各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國家開始重視對貿易的管制，便紛紛制定本國商法。這樣，商法才開始成為一種典型的內國法。但這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世界貿易的發展。本世紀以來，隨著貿易全球化趨勢愈益加強，商法國際化呼聲日益高漲，最終導致兩種趨向：其一，國際商事立法得到加強，制定和締結了大量的國際商事法律、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其二，各國不斷修改本國商法規則，使其相互之間以及與國際商事法律、慣例之間更為協調。正因如此，當今世界各國商法都帶有較強的國際性色彩
❼ 商法的特徵
具有調整行為的營利性特徵，又具有商主體嚴格法定等原則。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
在我國，商人主要包括：
（1）個體工商戶和個人獨資企業；
（2）合夥企業：與獨資公司相對，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自然人通過訂立合夥協議，共同出資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組織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業法人；
（4）聯營企業：聯營企業(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兩個及兩個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法人或事業單位法人，按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共同投資組成的經濟組織。
（5）外商投資企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共同投資或者僅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
(7)商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擴展閱讀
商行為的規制原則主要有三種：
（1）主觀主義原則。主觀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以商人概念為出發點，在此基礎上推導出商行為的具體形態，並以列舉的方式揭示出商行為的范圍。大陸法系國家採用主觀主義立法原則的主要有義大利，德國，瑞士等國。
（2）客觀主義原則。客觀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以行為的客觀性作為出發點來確定商事行為。《法國商法典》創造了這一原則，而《西班牙商法典》則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原則。
（3）折中主義原則。折中主義原則的立法理念是在主觀主義原則和客觀主義原則基礎上，依據行為的客觀性和商人的經營方法兩個標准來確定是否屬於商行為。日本現行商法典和法國修改後的商典法採取該立法原則。
❽ 簡述國際商法的歷史
國際商法是一門古老的法學學科，並且不斷發展。其調整范圍由原來的商事交易范圍擴大到貿易管理規范，從性質上已不再限於私法；由貨物買賣擴大到技術貿易、服務貿易。與國內法相比，其淵源不僅包括國家立法、國際條約，還包括沒有當然約束力的國際慣例。商人之間的國際貿易越來越受到國家乃至國際組織制定的規范的影響。自然人、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國家、國際組織，都是國際貿易舞台上的主角。
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產生的。11世紀起，隨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裡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於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體系。後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主權國家國內法體系後，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但是，各國的商法不但很難充分涉及國際商事方面的問題，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規定甚至與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背道而馳。國家法越多，各國交往中的法律沖突也越多，在發展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障礙也越多。盡管這些法律沖突可以按照國際私法規則予以解決，但畢竟給順利進行國際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煩和障礙。因此，從19世紀末起，在國際商事交易活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積極介入了統一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工作，使國家成為推動傳統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國家參與制定的條約、公約已取代國內立法和國際商事慣例成為國際商法最重要的淵源，正是在國家的推動下，各國之間涉外商法的差異日漸縮小，國際商法的內容也不斷豐富和完善，國際商法統一化進程日益加快，為適應並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發揮了積極作用。國際商法淵源結構的變革推動了傳統法學的變革，正是在國家成為推動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的歷史背景下，二戰後興起了一門專門研究國際經濟關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關系，即以國家為主體的法律關系的新興的學科———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的發展必將會推動國際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變革與統一化進程。目前，國際商法在法律淵源方面已形成了國際條約、國際貿易慣例（兩者我們可合稱為國際法淵源）、國內法並存的局面。
❾ 在法國封建法的形成與發展中，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的發展出現在什麼時期
在法國封建法的形成與發展中，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的發展出現在等級君主制時期。
等級君主制形成於西歐封建制度確立以後。11世紀以後，隨著城市的復興和商品經濟的活躍，12世紀後英、法等國的王權呈逐漸加強之勢，以國王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勢力和新興市民階層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力圖攜手打破封建割據局面。
1、羅馬法復興是歐洲11～15世紀主要以義大利為中心而發生的重新研究、鼓吹羅馬法的高潮。
2、歐洲中世紀時期，商法經歷了從商人習慣法到成文法的飛躍，並在中世紀晚期以法國1673年的《陸上商事敕令》為標志進入了近代商法典時期。
(9)商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擴展閱讀：
羅馬法復興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西歐的法律狀況同商品經濟發展及社會生活極不適應，而羅馬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調整商品生產者關系的最完備的法律，這一法律遺產可以滿足當時西歐各國一般財產和契約關系的發展變化的需要。
經過羅馬法復興，以研究《國法大全》為突破口和中心，法學蓬勃發展起來，形成了一個世俗的法學家階層，改變了教會僧侶掌握法律知識的情況。這就為把羅馬法運用於實踐准備了條件，從而為正在成長中的資本主義關系提供了現成的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