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刑法典中文
A. 抽象危險犯
【摘要】
在風險社會中，抽象危險犯的合法化和可靠性相當富有爭議。依其類別歸屬，抽象危險犯必須在犯罪形態范疇中加以仔細考察，從而涉及到抽象危險犯的基礎和邊界劃定。具體而言，則需要考慮抽象危險犯的定型化根據以及在批判性視野下的標准化問題。這樣才能實現對抽象危險犯的批判性分析，即對抽象危險犯並不需要一概地加以反對。
【關鍵詞】抽象危險犯；批判；定型化；基礎和邊界
一、導言
在相關文獻中，抽象危險犯（abstrakte Gef·hrngsdelikt）的合法化和可靠性變得越來越有爭議了，正如赫爾左克（Herzog）談到的「通過危險刑法所產生的刑法的危險」。尤其被批評的是，這樣一個「風險刑法」（Risikostrafrecht）的確立是和法治國的保障不協調的，若其還有些用處的話，也僅在處理現代風險社會的種種問題上還略有點辦法。危險犯（Gef·hrngsdelikte）存在於刑法之諸多不同領域——從對付簡單的「醉酒駕駛」（Trunkenheitsfahrt）到對付有組織犯罪及恐怖主義組織。
首先，我想將抽象危險犯歸入的不同種類的犯罪形態范疇中，並分別描述其實質性的基本特點（以下第二部分）。其次，我將著手探討立法者會考慮的抽象危險犯定型化的那些根據（以下第三部分）。最後，重點探討的是，抽象危險犯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被合法化（以下第四部分）。
二、犯罪形態范疇中的抽象危險犯
1、犯罪構成要件的經典構造是以結果犯（Erfolgsdelikt）為基準的。在這類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須引起各自構成要件所描述的結果，而相異於「結果」這個概念的通常用法， [①]它並不是積極的，而是像第212條 [②]的意義上的死亡——是作為一個（極端外在的）消極結果來理解。在行為和（消極）結果之間還須進一步存在一個因果關系，並且必須可以把結果有理由地客觀歸咎於行為人。因此，完整的結果犯（Vollendete Erfolgsdelikt）通過一個行為—結果無價值（Handlungs- und Erfolgsunwert）表現出來。
（1）在結果犯中，人們首先注意到危險犯，在其間，一個侵害結果的發生必須符合構成要件的構造。經典的例子是第212條規定的典型的殺人，此處，構成要件以侵害生命法益為前提。
（2）其次，然而也把具體危險犯（konkrete Gef·hrngsdelikt）歸入結果犯。具體危險犯和實害犯（或稱侵害犯，Verletzungsdelikt）均指向基本相同的構成要件規定的構造。不過，依照刑事法則的法定設計，（其）已是保護法益的某個具體危險，即足以成為某個危險結果（Gefahrerfolg）。比如，若在無能力駕車的狀態下，通過操縱一車輛而造成了對於他人身體和生命或其他財產的一個危險，則正符合《德國刑法典》第315條（c）意義上的「醉酒駕駛」之構成要件。此亦同樣適用於第308條中的引起爆炸物爆炸。如果是在具體危險乃至某個法益侵害的特定場合，亦即「醉酒駕駛」或爆炸物爆炸的受害人死亡了，那麼當然符合構成要件了，因為危險（Gef·hrng）距離侵害（Verletzung）僅僅一步之遙。
具體危險犯在運用上的主要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某個危險才是足夠具體的？因為沒有出現具體危險（konkrete Gefahr）以及產生的危險結果的話，該危險行為便不可罰。「某個具體危險」是指這樣一種狀態，即在可能性上距離具體對象之侵害的存在已經不遠了，而且，正犯行為（Tathandlung）導引其針對被保護法益的內涵於該行為內的潛在危險性外化為一個危急的情勢。依通常的生活經驗必須——亦即通說是採用「客觀事後判斷」（objektiv-nachtr·gliche Prognose ）的方法來認定——一個特定行為人的安全性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因為法益是否被侵害仍必須依照概率來決定，取決於偶然。按照該觀點在針對特定行為出現典型危險時就無法依據一般的經驗為基礎。更多的是必須在每一個案件中考慮具體特點以確定具體危險的出現。而僅僅是這種情況，即在炸葯爆炸的危險根源（Gefahrenquelle）的附近出現的人，仍不滿足具有導致具體對生命和身體產生危害的假設，這還需查明其有試圖接近爆炸物和該人的所處地理位置和情勢的條件。同樣地，此間成為法律的司法判例持這樣的觀點，同乘者或副司機已經不是單獨地因此感到具體危險，那就是一個「醉酒駕駛」了；因為其坐在醉酒司機的車里。不過，這還需要一個更確定的危急情勢，比如差點發生交通事故，在這個情狀里，駕車無能的行為人的酩酊車輛開到逆向行駛的道路上去了，而且鄰近的其它車上的司機不得不通過一個靈活的避讓從而在緊要關頭能避免兩車相撞。
2、對應於以侵害和具體危險犯為形式的結果犯的是單純的行為犯（schlichte T·tigkeitsdelikt）。這種構成要件僅僅把法律後果同一個被禁止的行為聯系起來。很難查清這一問題，即是否對保護法益造成具體危險是可有可無的。依照《德國刑法典》第316條，在無能狀態下駕車必將受懲罰。相反，《德國刑法典》第315條（c）則不需要一個具體危險。相應地，《德國刑法典》第316條行為的不法—罪責含義（Unrechts- und Schuldgehalt）的減輕導致該條的懲罰也減輕了。同樣地，《德國刑法典》第154條描述的典型偽證罪（Meineid）亦為這樣的行為犯：行為人宣誓陳述了假的證詞即足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至於供詞是否最終導致了判決不公或某方當事人因此遭受不利情況則並不重要。
（1）在這樣的單純的行為犯中，立法者認為這樣行為是典型地具有危險性的，因此必須被禁止。由於其尚未達致具體危險，亦即在其間並沒有具體的侵犯對象或安全憂患是被抽象危險犯引起的。相反地，在具體危險犯中，危險並沒有被作為法則中構成要件的特徵，而是作為背景意義上的立法動機。大多數情況下，立法者將決定性的所有事態稱為構成要件，這就確立（begrü；nden）了行為的危險性。
（2）有時，也能找到這樣的犯罪，在其間，立法者給法官留出一些心證的自由空間。這樣，這些裁判必然針對是否在個別場合的特殊情況下的危險行為是典型地正好損害法益。正如《德國刑法典》第325條第1款的構成要件所要求的，空氣污染（Luftverunreinigung）乃是針對健康等等受到傷害。這被稱為適格犯（Eignungsdelikten） [③]或者潛在危險犯（potentiellen Gef·hrngsdelikt）。由於這被單獨歸入抽象危險犯，以至於以前有時提出的命名，即「抽象—具體危險犯」（abstrakt-konkrete Gef·hrngsdelikt）的意旨無法實現了。
（3）最後，還存在抽象危險犯，在這里，「結果」是作為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objektive Bedingung）加以設計的。由於行為人必須基於客觀條件故意或過失地行為，如果人們放棄同時也不要求通說上說的行為和客觀條件之間因果關系，那麼存在一個「抽象危險犯」的分類無論如何都不是對應性的。舉《德國刑法典》第231條中的構成要件為例，業已捲入一場受處罰的斗毆，並導致在這場斗毆中，以死亡或重傷害為形式的嚴重後果。這一處罰的出發點應該只是捲入一場危險根源的斗毆。至於當事人的行為和促成嚴重後果之間有什麼因果性抑或是故意還是過失捲入，正如通說所言，是不相關的。假設在捲入之前或之後正好發生嚴重結果的情況，從構成要件的通說中還可以進一步肯定。
三、抽象危險犯定型化之根據
持通說見解的人都假定刑法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法益，故而，當犯罪構成要件和法益侵害（Rechtsgutsverletzung）相連接的時候，這使得刑事罰（Kriminalstrafe）的施行最容易地建立起來。但是危險犯的構成要件和法益保護的意旨並非一開始就是相沖突的。
（一）未遂犯和過失犯之刑事可罰性（Versuchs- und Fahrl·ssigkeitsstrafbarkeit）的空隙
結果犯之刑事可罰性絕不強制性地要求行為—結果無價值的實現。大體上，實害犯之未遂是可罰的，亦即其並不需要結果的出現。未遂的刑事可罰性表明了一個向危險犯靠近的可能性。這點在確定法益危險方面的鄰近性預備（die Bestimmung des unmittelbaren Ansetzens Aspekte der Rechtsgutsgef·hrng）的觀點中被很明確地重視。在此，未遂之范圍從這端的受害人具體危險——比如在殺人未遂中，行為人槍法不準而對受害人打擊失誤——延伸到那端的某個純粹的抽象危險亦即不能犯未遂——比如行為人向稻草人開槍射擊，因為他把它誤當作人了。
人們必須注意到抽象危險犯與未遂犯刑事可罰性（Versuchsstrafbarkeit）的關系，抽象危險犯走向這樣的任務——消除因為限制未遂犯刑事可罰性之范圍而產生的空隙。而在作為上游的緊迫性逼近的預備行為（Vorbereitungshandlung）也能產生刑罰必要性（Strafbedü；rfnis）。這里需考慮到某個購買武器的行為，而該武器將用於犯罪。還有，那種在其自身上已是如此的危險的前在（Vorfeld）行為 [④]，如《德國刑法典》第327條意義上的非經許可開動核設備——也是禁止的。
進一步地，未遂犯之刑事可罰性在主觀方面上至少要求間接故意（Eventualvorsatz），故而若相關證據不能被提供的話，那麼則為來自危難情狀從而免於刑罰。也就是說，過失犯和危險刑法則是相聯系的，因為過失犯是希圖保護以違反注意義務（sorgfaltspflichtwidriges），更確切地說是危險行為的方式威脅下的法益。但是，即便若注意到過失領域（Fahrl·ssigkeitsbereich）中行為不法（Handlungsunrecht sieht）的重心，也要求過失犯——而不考慮所有的教義學意義上的構造（dogmatische Konstruktion）——有結果的出現。單純的危險以及有意識的過失行為都是不具有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可以推斷，結果的缺位也是全然不可能的，而且這是把基礎建立在巨大的偶然性上。抽象危險犯填補了過失犯領域中的這個空隙，在這里，來自結果的刑事可罰性松動了，並且它和某個不謹慎的活動（sorgfaltswidrige T·tigkeit）聯系了起來。
（二）證明上的困難（Beweisschwierigkeiten）
1、抽象危險犯定型化的進一步理由在於其證明上的困難。立法已經做出的反應是《德國刑法典》第231條最終確立的斗毆構成要件，在這里的斗毆中，有多人參與進來，通常難以證明一些用以指控的內容，即是誰造成了死亡或重傷害的結果，以及涉案的當事人是否是故意的抑或至少是過失的。相近的問題在環境和醫葯刑法（Umwelt- und des Arzneimittelstrafrecht）領域也能遇到。比如，在空氣污染或者葯品流通的特定情況下，難以找到證明正犯行為造成損害的證據。
2、通常地只能確認有法益的侵害或危險，但卻難以實際地加以系統而確切地闡述。這是面對所有的一般性法益之時的狀況。故而，這曾產生不小的困難，舉例而言，在陳述犯（Aussagedelikt） [⑤]的框架內要求對於司法的侵害或具體危險，或造成了不公正裁決，而這難以得到證明。相應的棘手問題也產生於保險業之保護領域的保險不當行為以及信貸業之保護領域的信貸不當行為的界定上。
四、抽象危險犯之合法化
（一）對抽象危險犯的批評
抽象危險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顯著爭議。這不再僅是對本來的法益侵害的前在行為施加刑事處罰的刑事政策合法性的問題，而是還懷疑其和合憲性不相協調。
1、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認為，抽象危險犯之定型化甚至是對自由法治國刑法（rechtstaatlich-liberale Strafrecht）同時及於刑法典作為公民（說的確切一些是犯罪人）之大憲章（magna charta）之特質的一個攻擊。然而，危險刑法沒有任何新的進展——總是如何來定義——在風險社會里。更多地，其倒向警察法的傾向自始且始終存在。正好地，危險的構成要件恰出現在《卡羅林娜刑事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的警察法規規定以及其後的國家「警察刑法典」（Polizeistrafgesetabuch）之中。
2、抽象危險犯還經常遭受的批評是認為其過於籠統的論證，因為其將放棄分別針對各個法律規則的足夠精細的分析，而這種分析是基於法益保護之考慮的。這些幾乎非理性的懷疑也存在於立法者的合法化工作中，「醉酒駕駛」面臨對危及一般民眾的危險施以刑罰。更多地，考慮到罪責原則（Schuldprinzip），只有嚴重的場合才成為刑事案件，然而其餘的可依《道路交通法》第24條（a）的違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進行控制。
3、總的看來，有爭議的是，抽象危險犯是有用的，以克服現代生活的風險，然而這目前也僅僅是一種（單純的）主張，因為尚缺乏使該成果被接受的精確公正的實證研究。也許合理的是，這首先應歸於危險興起的社會根源。一個以刑法構成要件為方式提供的至少是謙抑的保護，也並不違背這種觀點。更廣泛的但不確定的動議是，在「核心刑法」（Kernstrafrecht）上的危險刑法是必須限制的，而在其他領域的危險刑法可以通過來自於消解刑事罰的「干涉法」（Interventionsrecht）來補充。 [⑥]這就是「醉酒駕駛」為何是可罰的，而相比之下，核設備的危險在本質上應是不同於其他設備的，它的潛在的危險是很難被發現的。
（二）抽象危險犯的邊界
然而，在危險構成要件之許可的定型化上，是絕不具有無限制的可能性的。更重要的是，其必須遵循確定的原則或前提，對此，我想在如下的篇幅內簡潔地勾勒一番。
1、首先一點，和刑事罰的施行相聯系的危險行為必須恰當地考慮《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03條第2款精確地概括的（umrissen）定型化之明確性原則（Bestimmtheitsgrundsatz）。若人們進而認為，刑法是充當法益保護的工具，那麼就必須進一步為法益提供一個充分清楚明白的參考。當今大體上認為，其主要關涉對生命健康和生活的保護。然而，如果完全缺失一個法益的理解或其在刑事可罰性之前提中對一般性意義的定性上產生模糊不清，那麼對危險行為的制裁就是令人憂慮的。因而，這一定是有問題的，在建立於（保護）「人民健康」基礎上的麻醉品犯罪（Bet·ubungsmitteldelikt）里，尤其地，在毒品案件中，私人自己消費毒品最終導致一個對於消費者本人自我負責的危險。這樣的消解（Aufweichung）最終將面臨法益概念的非物質化（Entmaterialisierung）。
2、尤其有問題的是在涉及超個人法益（ü；berindivielle Rechtsgut）時，在這里，一個基於放大的提前的個人行為永遠無法導致法益的侵害。因此，通過一個（個人的）個別行為，亦即《德國刑法典》第265條意義上的保險不當行為，實際上永遠不能使總體上的保險業的生產力受到影響。這僅僅是一個可疑的構想，其間忽視了具有侵害可能性（Verletzungstauglichkeit）的行為的大量頻發（Massenhaftigkeit）以及通過相加眾多違犯行為而產生的刑罰必要性，這種刑罰必要性是以造成累積起來的最終導致法益侵害為基礎的。因此這種累積犯（Kumulationsdelikt）主要會有這樣的顧慮，一個人並不僅僅因為其自己個人正犯行為，而且還因為其他人的行為而受到處罰。
3、此外，要表達的是對待這些根據的態度，而這對於抽象危險犯之標准化是很重要的。
（1）因為關於某個結果犯的未遂犯之刑事可罰性也被認為過於苛刻，故而基於相應的罪責原則，對在刑罰幅度的前部范圍內的行為之嚴重性質也被減輕，以此，「提前」發生了。進一步地，這也是為個案所證明的，積極的悔恨（Reue）上的定型化法則在自願的放棄行為（Tataufgabe）限縮了寬泛的前在領域刑事可罰性（Vorfeldstrafbarkeit）。而且在這些觀點中，保險不當行為及其明顯的提前上的刑事法則也是存在問題的。因為構成要件業已完成，當一件上了保險的物品（比如說）毀壞了或被置之不用了，而行為人意圖獲得保險公司將來的賠償。於是比如說，行為人把它的汽車放到另一個車庫里了，圍繞著這個後來的汽車失竊報告並且獲得了保險賠償，這樣行為就完成了。因為通說認為沒有一個積極的悔恨，即如果他簡單地放棄了他的計劃，放棄了一個損失報告，把汽車搬出車庫並和以前一樣使用，故不應當適用（保險不當行為外的）其他的法則，那麼他必受懲罰。
（2）更有問題的是那些規定，應該避開關於個人法益侵害之證明上的困難，若進一步則是將一個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定型化。由於在危險行為（比如說捲入一場斗毆）和客觀前提之間，依照通說是不需要因果關系、關於嚴重結果的故意以及過失的存在，一些贊成者認為，這涉及到與罪責原則不相容的「懷疑性刑法」（Verdachtsstrafe）。僅當其是基於限縮刑罰的理由（Strafeinschr·nkungsgrü；nde），這樣的客觀前提才是被允許的。這是因為行為即便本身具備危險行為給定的應處罰性（Strafwü；rdigkeit），也仍然還要依賴於補充的具體情況。尤其地，《德國刑法典》第323條（a）的「醉酒」之構成要件相應的規定仍顯露出了這樣的可疑的構造，因為僅僅醉酒基本上不值得動用5年有期徒刑這樣高的刑罰。在任何情況下，罪責原則只能在合憲性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下才是有保障的，此時，例如，人們要求，相對於行為人，至少對刑事可罰性的客觀條件的出現要是可預見的（voraussehbar），或者他造成了危險行為和客觀條件之間的另一個聯系。
4、除了目前所言犯罪構成要件的抽象設計也可以在具體的個別情況下被符合外，當個別案件中的行為由於特殊的情況並沒有對保護的法益產生威脅。那麼，實際上不具危險性的行為並不再對應於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立法者已從此處構成要件的定型化中淡出了。但這種觀點只是涉及但並不從根本上反對抽象危險犯，這也許還不如說是對於構成要件做一個限制性解釋或一個目的性限縮（teleologische Rektion），因為立法者本身已經——比如《德國刑法典》第326條第6款所述的在處理未經許可的垃圾上，若不具有明顯有害的影響，那麼該行為就不具有刑事可罰性。
因此一直考慮的問題是，是否在具體個案中，針對不具有危險性的行為，構成要件就必須加以限制，以避免施以和罪責原則不相容的刑罰。目前針對具體構成要件的研究被大力推動，而通用的解釋方法（Auslegungsmethode）也具有幫助意義。
（1）這也是有依據的，比如，依照《德國刑法典》第184條第1款第3項構成要件之原文表述，在營業場所以外的個別零售處出售或轉讓淫穢文書。在立法者看來，這種銷售方式對於青少年保護是特別危險的，因為在那裡缺乏可靠而成熟的監控之保障，更准確地說，不能被充分地監視。然而，因為通過有效的電子監控方法，也許比在營業場所的人工監控更為奏效，故而如果在個案中可以排除明顯危險的話，那麼青少年保護的觀點之下的構成要件之正當性就不復存在了。這種結果也在《德國青少年保護法》（JuSchG）第1條第4款中得到支持，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是否通過電子或是其他的防護手段來保證沒有向孩子和青少年傳送（淫穢文書）。相應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現在也已經因為自動錄像設備的原因否定了《德國刑法典》第184條第1款第3項（a）中的構成要件，如果通過技術安全裝置——比如智能卡、個人識別碼（PIN-Code）、指紋校驗——能實現比人工監控更強的青少年安全保障。
（2）另一方面，《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1款的縱火罪構成要件中，技術性的限縮又被否決了。當行為人對人們居住用的寓所（Wohnung）進行放火，那麼這種抽象危險犯就實現了，而這基本上不需要對居住者的某個危險或侵害。長期爭論的是，如果行為人在行為之前就核實了，由於寓所中未居住任何人，從而不可能威脅到人的生命安全，那麼構成要件是否應被否定？人們畢竟可以說，因為行為人客觀上沒有造成危險風險而且自己在主觀上確認了威脅法益的不可能性，這應該缺乏一個行為—（亦是）結果不法（Erfolgsunrecht）。
這完全是現在的主流意見，但卻為法律所否定，因為在目的上，對寓所的保護是對人的生命保護的中心，該條款意圖為寓所提供絕對的保護，而且是對任何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危險進行排斥的值得信賴的控制手段。在1998年，立法者曾就修改縱火罪說過，其贊同直到那時的司法判例中拒絕進行這樣的限制的做法，更進一步地說，縱火罪的類別是不同於目的性限縮的。如果人們贊同對任一危險的排斥，那麼《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1款的抽象危險犯就向具體危險犯方向轉移了。而這在《德國刑法典》第306條（a）第2款中就已經這樣規定了。最終，第306條（a）第3款對情節較輕的情況予以了認可，基於此，該條能考慮科以和罪責相適應的刑罰。也就是說，若贊同構成要件的目的性限縮的話，人們再也不能呆在狹小棚房茅舍旁邊了。
五、結語
抽象危險犯並不需要一概地加以反對。進一步地，如果把具有可罰性的行為前置於法益侵害的前在范圍內並且遵循罪責原則的獨立模型的話，完全能夠找到其可靠性。取代既有的批判需要對於每一種犯罪案件的批判性分析，其間除了具體的構成要件的設置也包括被保護的法益在內。
【注釋】
該文為約克·艾斯勒博士（Prof. Dr. J?；rg Eisele）2006年關於抽象危險犯的一篇會議論文，收錄於《風險與診斷——韓國、日本和德國從民法、公法、刑法角度控制風險的法律手段》（德-日-韓多邊對話研討會論文集）（Risiko und Prognose–Rechtliche Instrumente zur Regelung von Gef·hrngen in Korea， Japan und Deutschland aus zivil-， ?；ffentlich- und strafrechtlicher Sicht， Vortr·ge des 2. trilateralen - deutsch-japanisch-koreanischen –Seminars），2006年6月20日—22日舉辦於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沃爾夫岡·海因茨（Wolfgang Heinz）出版發行，第1—9頁。本文的翻譯取得了作者的授權。
約克·艾斯勒博士是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歐洲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信息法以及庭外爭端解決；亦是阿道夫·舍恩克/霍斯特·施羅德（Sch·nke-Schr·der）的《刑法典評論集》之合作作者。約克·艾斯勒博士是一位青年教授，其主要學術經歷如下：1991—1995年在埃伯哈德-卡爾斯圖賓根大學學習法律科學，1995—1999年工作於圖賓根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教授烏爾里希·韋伯（Prof. Dr. Ulrich Weber）之教研席。1999年在斯圖加特通過國家司法考試。1997年在（圖賓根）揚·施羅德教授（Prof. Dr. Jan Schr·der）門下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非營利團體之成員和團體機構之免責》，他因此出類拔萃地獲得了萊茵胡德和瑪麗亞魔鬼基金會（Reinhold-und-Maria-Teufel-Stiftung）的獎金。1999—2003年他在圖賓根弗伊特約夫·哈夫特教授（Prof. Dr. Fritjof Haft）的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哲學和信息法學教研席任學術助教。2003年，他被圖賓根大學法律系授予德國和國際刑法和刑訴法、信息法學和庭外爭端解決專業的教職。2004年，他在康斯坦茨大學被任命為大學教授。（以上簡介系譯者搜集德文資料並翻譯整理加入。值得注意的是，格爾德·克萊因海爾和揚·施羅德主編的《九百年來德意志及歐洲法學家》已由我國學者許蘭譯為中文，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弗伊特約夫·哈夫特教授的作品《LEX計劃——藉計算機協助、運用自然語言處理法律案件的專家系統》已由台灣政治大學王海南副教授譯為中文，發表於台灣《政大法學評論》（1988）第38卷，第289—296頁。）
譯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2008級博士研究生（碩博連讀）。本文的翻譯有幸得到了德國漢堡大學的李瑾同學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林純潔的大力幫助和支持，謹表衷心謝忱。當然，譯事上的任何謬誤概為自負。
[①]德語「(der) Erfolg」一詞通常是「成功、成果」之意，是個積極的詞。——譯者注
[②] 《德國刑法典》第212條，以下若未註明條文出處則均為此法典。——譯者注
[③]亦即適格性犯罪（Eignungsdelikt），等同於「抽象—具體」犯罪（abstrakt-konkreteDelikt）。——譯者注
[④]亦可以譯為准備行為，Vorfeld一詞有前場、前部地帶、前沿陣地和准備階段等含義。——譯者注
[⑤]也就是以陳述或者言辭（Aussage）為內容的犯罪形態，亦可譯為陳述性犯罪或言辭性犯罪。——譯者注
[⑥]這點可以參見哈塞默（W. Hassemer），《現代刑法的特徵和危機》
B. 1871德意志刑法典簡介
全文358條，分總則，分則兩編，總則5章，分則28章
總則5章,規定適用范圍、犯罪、行為的後果、親告和時效。分則28章，規定各種具體罪行和法定刑。這部法典是經過多年准備和反復爭論後制定的，對各種犯罪行為規定得相當詳細,不僅罪行種類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規定了在不同情節下法院應採取的措施，以減少分散的單行法規，並給法院以裁量的餘地。該法典的主要特點有：①採取報應刑與矯正刑相結合的量刑辦法；②實行多種多樣的保安與矯正措施;③絕對廢除死刑;④無期徒刑僅限於個別犯罪（如發動或准備侵略戰爭、謀殺、以滅絕種族為目的而殺人）；⑤嚴格限制適用短期自由刑（6個月以下）,而代之以罰金；⑥實行「日數罰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則各條中只規定處罰金而不定數額，法院在判決時，根據罪行和被告經濟情況,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馬克)內,宣告被告應處若干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若干馬克,共應繳納罰金若干馬克。日數罰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蘭刑法首先採用，後來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麥(1939)各國陸續採用。
C. 德國刑法正當防衛法條
德國《刑法典》第32條第二款規定：
1、正當防衛不違法。
2、為使自己和他人專免受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屬害而實施的必要的防衛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作為一種刑法制度，有以下具體特徵：
正當防衛對不法侵害具有懲罰作用。古代刑法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允許私人復仇，並使復仇合法化進而成為刑罰的補充形式。
(3)德國刑法典中文擴展閱讀：
《德國刑法典》第33條規定了不處罰的四種情形：
1、防衛人在惶惑或者恐懼中，抓起刀子和手槍進行防衛，本來用拳頭就可以對付的；
2、不法侵害已經結束或者還不是當前面臨的時候進行防衛的；
3、對無關第三人造成損害的；
4、錯誤地想像一個現在既不存在也沒有存在過的攻擊，並且由於惶惑、害怕或者驚恐，防衛超過了界限的。
D. 德國刑法典的目錄
目 錄
德國刑法典
(1998年11月13日的頒本經2002年8月22日的法律
作最近一次修改(聯邦法律公報I，第3390頁))
總則
第一章刑法
第一節效力范圍
第二節本法之用語
第二章行為
第一節可罰性之基礎
第二節未遂
第三節正犯與共犯
E. 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一直對日本人恨之入骨。德國人侵佔過歐洲，那現在的歐洲人怎麼看待德國
德國人由於能正視歷史，反省歷史，對以前侵略過的國家和人民表示真誠道歉，並且以史為鑒，從不掩蓋德國的侵略史。得到了歐洲人的諒解並對德國的反省態度表示肯定，從而使德國融入了歐洲。
F. 搶劫罪在德國怎麼判
根據德國《刑法典》（2002）規定，搶劫情節較輕的，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嚴重的搶劫，處3年以上自由刑，搶劫致死，處終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
附：《刑法典》（德國，2002）
第249條（搶劫）（1）意圖使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佔有他人財物，用暴力或以身體或生命受到現實危險相威脅搶劫他人動產的，處1年以上自由刑。（2）情節較輕的，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
第250條（嚴重的搶劫）
（1）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3年以上自由刑：
1、行為人或參與人在實施搶劫時，
a.攜帶武器或其他危險工具的，
b.攜帶其它器械或工具，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阻止或制服被害人的反抗的，
c.搶劫行為有致被害人的健康遭受嚴重損害的，或
2.行為人作為為繼續實施搶劫或盜竊而成立的犯罪團伙，與團伙成員結伙搶劫的。
（2）行為人或參與人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處5年以上自由刑：
在行為時使用武器或其他危險器械的，
在第1款第2項情形下攜帶武器的，或
行為導致他人
a.身體被嚴重殘酷對待的或
b.有死亡危險的。
（3）在第1款和第2款情形下，如情節較輕的，處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
第251條（搶劫致死）
行為人通過搶劫（第249條和第250條）至少過失致人死亡的，處終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
G. 《德國刑法教科書》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德國刑法教科書》（李斯特）電子書網盤下載免費在線閱讀
鏈接：https://pan..com/s/1CcpM2-lUb8L845ZPySwxKw
書名：德國刑法教科書
作者：李斯特
譯者：徐久生
豆瓣評分：9.0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5
頁數：520
內容簡介：
弗蘭茨·馮·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是集犯罪學和刑法學研究於一身並取得了顯赫成果的學術大師。他既是犯罪的刑事社會不派的傑出代表，又是刑法學的現代學派（新派）的創始人。他的基本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對當代的刑法和刑法理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
《刑法教科書》是李斯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書初版於1881年，曾先後被譯成法、日、俄、西班牙、葡萄牙、芬蘭、希臘、塞爾維亞等多種文字出版。在國際上廣泛流傳，影響很大。我國從未翻譯出版過李斯特的著作，因而許多不懂德文的學者難以直接了解這位刑法學巨匠的思想觀點，這對我國刑法學界已是多的遺憾。但願這本譯著的出版，能夠多少彌補這種缺陷。
鑒於李斯特逝世後刑事立法和科學領域的進步，為了使教科書跟上刑法和刑法科學發展的步伐，施密特博士在1927年修訂出版刑法教科書第25版時就對教科書各章節進行全面的認真的修訂，對部分章節作了重大的修訂，第26版又再次進行修訂。但是基本體系沒有修改，李斯特對犯罪和刑法的基本思想及其獨特的刑事政策傾向都原封不動予以保留。這對希望了解李斯特本人的思想觀點的讀者來說，如果不是過於苛求，也就足夠了。
H. 德國刑法學總論的介紹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一套兩卷本成果中的第一卷。這套書說明了德國刑法一般原理的法學基礎。
I. 德國刑法典的內容簡介
一、德國刑法典的產生和適用范圍
現行德國刑法典淵源於1871年5月15日的《德意志帝國刑法典》。為了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需要，該法典經過多次修訂。在19世紀和20世紀交匯之際開始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刑法改革運動（1919年-1933年），使得刑事政策改革取得初步成果。1921年一1924年的《罰金刑法》的頒布，為罰金刑的大量適用打開了方便之門。1923年的《少年法院法》②促使以教育思想為特徵的適合青少年的刑法的發展，使已由各州司法行政部門建立的青少年法庭得以在法律上被承認。引進刑罰以外的保安及矯正處分（刑罰的雙軌制）的1933年的慣犯法，結束了魏瑪共和國的刑法改革，但其適用受到極權國家的不利影響。1949年頒布基本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行刑法立法的目的，起初是在於從語言上純潔刑法典，清除刑法中納粹統治制度的殘余，改變不能被接受的佔領國的干涉，重建聯邦地區和西柏林刑法的統一性，並進行起碼的必要的改革。1949年5月23日的《基本法》廢除了死刑（第102條），並將罪刑法定原則（）寫進了基本法（第103條第2款）。1953年8月4日的第三部刑法修改法表明了刑法改革向前邁進了第一步，它引進了緩刑和假釋。1953年8月25日頒布的新版本的刑法使用了「刑法典」稱謂，並沿用至今，廢除了「適用於德意志帝國」的字樣，因為德意志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了。
J. 德國封建社會時期的法典有哪些
公元843年， 法蘭克王國分裂，東部法蘭克逐漸演變為德意志王國。公元919年， 薩克森公爵一世創立了德意志封建王朝，開始了封建德國的歷史。自公元11世紀至12世紀以後，德國分裂為許多獨立的封建領地，到13世紀，境內形成全面封建割據狀態。與這種分裂割據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相適應，德國在1871年統一前，始終以其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淵源的多樣性為主要特徵。中世紀德國法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
（一）14世紀以前日耳曼法佔統治地位時期
1．這一時期， 德國主要沿用由法蘭克時代的日耳曼法演變而來的地方習慣法（邦法）。13世紀時，開始編纂習慣法法典，較為著名的有：
（1）《薩克森法典》
（2）《士瓦本法典》
2．14世紀前後，隨著城市的興起，開始出現城市法，它們都比較詳細地規定了有關商品貨幣關系的法規。
（二）15世紀以後全盤繼受羅馬法時期
德國法對羅馬法的繼受早在13世紀即已開始。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的興起、 羅馬法的復興和注釋法學派的影響，這種繼受日漸廣泛。1495年帝國法院正式確認羅馬法為德國民法的有效淵源，各邦法院也加以正式援引，從而導致德國法對羅馬法的全盤繼受。
15世紀末葉，涌現了許多羅馬法學家，他們特別偏重對查士丁尼《學說匯纂》的注釋與研究，並且注重創造出了一些抽象的法的概念，因而被稱為「概念法學」或「潘德克頓法學」學派，他們根據《學說匯纂》 擬定法律的編纂體系，這對後來的德國立法有很大影響。
但是，德國對羅馬法的繼受並未完全排斥固有的日耳曼法。1532年德意志帝國中央議會以帝國名義頒布了《加洛林納法典》，這是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典，共179條。它無次序地列舉了犯罪和對犯罪行為的各種懲罰，以刑罰異常殘酷為特色。它被作為範本予以推行，被多數邦國長期援用，在德國封建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它反映了德國封建後期刑法的特點。
（三）18世紀末開始的法典編纂時期
許多邦進行了法典的編纂，巴伐利亞於1751年率先編纂了刑法典，之後，又制定了訴訟法典和民法典，其他各邦紛紛仿效。其中最有影響的是1794年的《普魯士邦法》，又稱《普魯士民法典》，它以大量篇幅確認和鞏固農奴制度、貴族特權、教會干預世俗法律事務的特權等，同時又宣布所有權是人的最重要和絕對的財產權，是全部法典的基礎。在1900年被《德國民法典》取代之前，它一直施行於普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