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刑法漫

Ⅰ 法人犯罪的實踐中的法人刑事責任

早期的普通法拒絕中世紀的法律中大量存在的共同犯罪和連帶犯罪的概念，只有在有犯罪心理的狀態下-普通法研究者通常稱為「惡毒的意圖」-實施有害行為的自然人，才可構成犯罪。這一規則排斥了法人有罪的可能。正如1701年英格蘭首席大法官宣稱的那樣，法人不能被控有罪。這一點在布賴克斯通1765年出版的著名論述中也非常明顯，他簡明地指出，「法人在其能力范圍內不會犯叛國罪、暴力罪或者其他罪」，他認為這一問題是如此明顯以致不需加以詳細論述。其他人又怎麼會有不同想法呢？
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在普通法規則中開始出現分歧，不過，這一傾向還不是很明顯。比如說，一些法院認為，根據有關規定對於公共橋梁、高速公路負有維護義務的法人，如果未能恪盡職守，則應該被訴有罪。為支持這種情況下的刑事責任說，法庭強調這一違法行為的嚴格責任本質，不履行義務和不法行為的不同，以及被告法人未能履行的職責的公眾性特點。簡而言之，這些案例和法人未能履行對於義務的承諾的違約案例並無大的差異。
1909年，普通法規則中的小小分歧有演變成為大的裂痕的趨勢。在那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國家訴紐約中心和哈得遜河鐵路公司一案作出了判決。這一判例包含了埃爾金斯法案中一個極為討厭的條款，依據該條款認定鐵路公司及其雇員在正式公布並經州際商業委員會批準的價格下給托運人以回扣的做法是非法的。換句話說，這一法規認為鐵路公司對於其參加的、政府強令執行的定價協議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犯罪。但是，競爭是一個強有力的誘因，並且，事實上，紐約中央公司助理運輸經理fred pomeroy對使用某些線路的托運人提供回扣，從而構成欺詐。正因為這一價格競爭的原因，pomeroy和紐約中央公司被控告有罪。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前，構成埃爾金斯法案的一個條款就曾引起是否符合憲法的爭議：「受雇於任何普通運輸公司的經理、雇員或其他人員，在其授權范圍內的活動，無論是疏忽還是失敗，都應被認為是所屬運輸公司行為。」鐵路公司依據憲法對此條款進行的反駁很簡單：這一法規是不完善的，因為國會無權認定法人有罪，特別是對於公司的無辜的持股人來講。在這種情況下懲罰無辜的持股人剝奪了他們被推定無罪的權利和被傾聽意見的機會，同時，也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剝奪了他們的財產。總之，這一法規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就有罪行為而懲罰無辜。
最高法院完全忽略了這一觀點，並基於對「公共政策」的考慮，對上述宣判予以支持。雖然法人已經基於上級負責的理論承擔了侵權責任，但是法院依然認為它們還應被進行刑事追訴：「在運用民事責任條款的基礎上，我們只是向前邁了一小步，法人成員在行使被授予的代理權時應該受到限制，為了公眾的利益，我們因職員的行為向其僱主追究責任，並對僱主處以刑罰。」
那麼布賴克斯通和普通法規則認為法人無犯罪能力又如何解釋呢？法庭否認了這些權威論斷，認為這些普通法規則是「陳舊的，應予推翻的理論」，它們只會使勢力強大的大公司逃避某些行為應帶來的懲罰。
法庭對於侵權行為法的「上級負責」理論的依據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一種錯誤的移植。「上級負責」的責任是一種代人受過的替代責任-法人為其職員行為的後果負責。但是它不是分別承擔責任。比如，一個被侵權的原告，不可以對職員要求全部賠償後又向法人要求全部賠償，因為法人責任是替代的，當針對其職員的指控的結果可以使原告滿意時它就不應再負什麼責任。與此相反，法人刑事責任卻是直接的。法律將法人看作一個單獨的犯罪的「人」，對於法人犯罪成員的指控和懲罰（如紐約中央公司案中的pomeroy ）絲毫不妨礙隨後對法人提起相關的刑事訴訟。
法庭對「公眾政策」的援引和對於不給強大的法人以「豁免」的關注也帶有些諷刺意味。因為事實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埃爾金斯法案，鐵路部門在形成它們的限定價格的卡特爾時就會有一定的困難。而為了支持這一法案，法庭給予了「強大的」鐵路部門一個強大的武器去制裁違背這一同業聯盟的行為。無論是否具有諷刺意味，紐約中央鐵路公司一案似乎標志著與普通法中法人不能成為犯罪主體的規則的全面決裂。
對這一案可以作狹義上的解釋。這一案例中的焦點問題在於一個明確而具體的法律規定-鐵路公司及其雇員不得給予任何回扣-只能由政府來實施的規定。在侵權補償中幾乎沒有出現重復承擔責任的可能。在此意義上，這一案例與19世紀的公共橋梁和高速公路的案例極為相似。事實上，法庭意見表明法官未曾試圖全部放棄普通法規則。在進行為什麼可以對紐約中央公司進行刑事追訴的討論時，法庭也曾指出，就像與該案無關似的：「的確有這樣一些犯罪，就其本質來講，是不可能由法人來實施的」。但是，對於這些犯罪是哪些以及為什麼法人無法實施，法庭並未給出進一步的說明。
不難想像，法庭的這一觀點引發了一場關於法人刑事責任范圍的激烈辯論。henry edgerton在1927年耶魯法學雜志刊發的一篇著名文章中，直接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如果一名受雇於奶業公司的司機違法出售摻水牛奶，此行為或基於個人動機，或許由於經理、董事會或股東的授意，那麼，法人可以被治罪嗎？如果一煤業公司的經理，或者出於個人動機或者基於董事會或股東的意旨，與他人一起參與了非法的壟斷貿易，那麼法人可以被治罪嗎？如果受雇於一礦業公司的保安人員，或者出於自身動機或者由於經理、董事會或股東的授意，為了制止罷工，對准居住著罷工工人的村子開火，那麼，法人可以被控謀殺嗎？
接下來，edgerton論述了在上述每一個案例中，法人都應該負刑事責任。edgerton認為，由法人負刑事責任的理由與對犯同樣罪行的自然人的追究理由相同，「對已實施某罪行的自然人進行懲罰或威脅要懲罰而要達到的社會目的，也可以通過對其法人進行懲罰或威脅要懲罰來達到目的」，edgerton還反駁了認為法人是法律擬制的主體因而不能成為刑事犯罪行為主體的觀點。因為刑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防衛，他論證道，「問題不在於誰的頭腦產生的犯意，而在於誰承擔刑事責任會達到威懾的目的。很明顯，如果在法人成員承擔刑事責任之外，又對法人科以刑罰的話，那麼這一目的將會體現得更為完滿」。
即便是承認edgerton的刑法的主要目的是威懾這一前提，他對於法人刑事責任的論述也是不正確的。普通法中認為只有自然人才會有犯罪意圖或「惡意」，即刑法上的「犯意」，也只有自然人才會犯罪。這一規則實際上蘊含著一定的經濟學的邏輯：只有具有犯意的自然人才會對實施有害社會的行為進行投資。嚴格來講，這是一種無經濟價值的行為。如果自然人沒有犯意而實施了相同的行為，就不能稱之為犯罪。因此， 犯意的存在與否就成為
法律做出確切反應的決定因素。 我們再回到edgerton所舉的謀殺案例中，在具有犯意的謀殺者和其它無犯意的從事采礦經營者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對於謀殺者，法律可以實施無條件的威懾，但對於未能阻止謀殺發生的人，採取同樣的威懾則是不正確的，不應鼓勵迫使未參加謀殺的人投入無限的資金去阻止他人實施有害行為。
很明顯，edgerton的一個預言還是正確的，即在法律的任何領域，法人正面臨著潛在的刑事責任日益擴大這一事實，甚至包括成為殺人犯，正像我們下面展示的那樣，普通法理論中認為法人不能實施犯罪的規則現在看來已經成為歷史。 對普通法規則的質疑並未立即帶來法人刑事責任的劇增。歷史上刑事法規一直以自然人為當然的主體來起草，所以監禁成為主要的刑罰，典型的刑事法規或者沒有罰金的條款，或者規定少量的罰金，這些罰金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絕大部分犯罪自然人沒錢的事實基礎上的，但是，因為法人無法被收監，而那些少量的罰金（通常只有1000美元）則是它們面對的最重懲罰，這么小的付出，幾乎不值得檢察官耗時費力去對法人進行刑事追訴。
但依然有些例外，最著名的就是1978年對福特汽車公司的刑事追訴。福特公司因三名未成年人死於一次車禍而被控過失殺人。這三名少年乘坐的一輛1973年出廠的福特pinto 轎車在尾部被另一輛車撞擊後起火，另一輛車的司機醉酒駕車而且在撞上pinto時是在超速行駛。 三個少年被害人在事故中也有一定責任，-據報道他們在公路中間停下來揀回丟失了的油箱蓋。由於這個原因，這一悲慘之極的交通事故並不能作為評定福特公司的刑事責任的根據。
但是在政治上卻有充分的理由對福特公司進行追訴。在一起不相乾的侵權訴訟中，福特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被曝光，從而使福特pinto 車在全國盡人皆知。這一文件披露了福特公司內部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對減少汽車油箱起火的可能性進行了損益比較。此報告估算一個特定的安全裝置會使180條生命免於死亡，還會避免180例惡性燒傷。但是，引起爭議的是這些利益的經濟代價：假如一條生命的價值為20萬美元，避免一例嚴重燒傷的價值為67000美元-總計4950萬美元。 當把它與安裝這一裝置的花費13700萬美元（1250萬輛車）相比時， 安裝此裝置帶來的利益顯得微不足道。至少，如果此報告中對於生命的價值估算正確的話，在任何情況下，福特公司都不會決定安裝此裝置。
這一報告公布後，反響可想而知。福特被一系列公開發表的言論指責為了謀取利益無情地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ralph nader 和其他人在不同的陳述中都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正是在這一情緒化的氣氛中，印第安那州的一名地方檢察官決定以過失殺人罪對福特公司進行起訴。福特公司最終被宣告無罪。或許是審判法官認為那份有爭議的報告對人的生命的估算不能被認定為證據。
在這個三人死亡的案件中，福特公司為自己的被控有罪進行辯護，它做錯了什麼呢？不能認為因為花費太高而拒裝安全裝置這一有意識的決定-本案起訴人指責為以生命為代價追求利潤的決定-本身就構成犯罪。如果將這一邏輯推到極致，那麼，這一說法將導致一個荒唐的結論：製造汽車謀利本身就是一種犯罪，因為交通事故和車禍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當然，也有可能福特公司在它的損益計算中用了錯誤的數據-20萬美元的生命補償費太低了。安裝安全裝置的每輛車11美元的成本顯得微不足道；許多人會毫不猶豫地掏11美元以減少這一撞車後致死的可能性。但是，同時，駕駛一輛微型甲殼蟲式的汽車的危險性本來就是眾所周知的。pinto車，就象其他微型車一樣， 在車輛相撞時當然不如更大的、更昂貴的汽車。事實上，pinto 車並不比當時其他的同類車更危險，它的設計也符合以後實施的安全規則的要求。另外，因果關系也值得懷疑。在撞車的情況下，無論有否這一安全裝置，死亡都有可能發生，最後，重要的是那位印第安那州的檢察官從未對福特雇員以謀殺或過失殺人罪進行起訴，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寫下福特公司內部備忘錄的人員除了犯了一個誠實的錯誤之外還幹了什麼，即便是20萬美元的估計太低了。pinto一案給我們的信息是：即便是其雇員未犯任何罪行，大型的贏利性公司也可成為犯罪主體。
pinto一案助長了70 年代水門事件之後公眾對美國公司的廣泛批評。批評者們強調，公司對於其投資者以及社會，都缺乏可信度。非法的行為-包括限價行為，對國內或國外政府的非法的政治捐助，環境污染損害，對健康、安全的威脅-已並非鮮見而成為非常普遍的事實。一個評論家如是說：「這個國家的主要企業正呈現出重復地、有系統地進行破壞性犯罪行為的傾向，而非漫無目的地、偶然地犯罪，犯罪已成為了一種標準的運作程序。為了確保以最小的支出換取利潤，這些公司知法犯法。作為法律實體，這些公司，及其內部的決策者，已經淪為罪犯。」
對於法人犯罪問題的關注，國會也作出了反應，即大幅度增加刑事罰金，特別是對於法人被告（例如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罰金對於法人升至1000萬，但對自然人僅僅為35萬）。在對許多犯罪大大增高了刑事罰金最高數額之外，國會還通過立法對有罪被告規定了一種「選擇性的罰金」，數額相當於犯罪所得或造成的損失的兩倍。與此同時，國會還通過了一系列的法規，擴大了刑法在證券、環保、軍火采購、健康保險及其他領域的適用范圍。法院也在相應部分作了自己的工作，對於這些法案及更為普遍的郵政、電報詐騙法規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
不難預料，對法人的刑事追訴案件迅速增加了。其中許多案件知名度很高，並且涉及的金額巨大。政府對於drexel burnham 投資銀行的刑事追訴，以及對drexel burnham做出的有罪判決，最終導致該公司破產。valdez原油泄漏事故發生後，在對數起環境犯罪的指控中，埃克森石油公司均被判有罪。除了花費數十億美元清理泄漏的原油所造成的污染和進行有關民事賠償外，該公司還向政府交納了1.2億美元的刑事罰金。最近，埃克森公司還對阿拉斯加一陪審團認定其應向一批漁民給予60億美元損害賠償的判決提起上訴。關於對法人進行刑事追訴的新動態，還有許多其他案例。比如，政府對於軍火采購欺詐行為進行的代號為「三號風行動」的調查，最終以每個主要軍火商向政府繳納總額數億美元的罰金而告終。近幾年，依照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法案向政府索取補償的許多主要的醫療保險公司都無一例外地發現自己成了刑事訴訟的被告。
對於近期的發展狀況可以作幾點總結。第一，法人及其成員就其行為面臨著增大的刑事責任，在這里，並不像普通法理論中那樣要求成員必須具備犯意才構成犯罪。對許多環境犯罪採取了嚴格責任和過失責任原則。刑事法規禁止向政府進行虛假陳述被法院解釋為認定對政府進行欺詐時不需要任何意圖。類似地，醫療補助反回扣法案也對犯罪行為的范圍進行了廣義的認定，認為任何付費行為，包括像科研獎勵一類的常規支出，只要是用來鼓勵向保險公司介紹新的投保人以便該公司可根據醫療保險方案向政府申請補償金，都在犯罪之列。由於對法人成員犯罪曝光的增多，對法人犯罪的曝光也相應
地增加了。對於缺乏犯意的法人成員進行刑事處罰帶來了另一個過度威懾問題-法人成員會對防衛措施過度投資而放棄贏利行為。這一過度防衛問題與法人被處的刑罰高於社會最合理水平時進行過分監測的動機是不同的。
第二，對於未帶來任何損害結果的行為依然有進行嚴厲刑事懲罰的規定。比如，軍火采購和醫療保險欺詐法案，並不要求政府已被真正欺詐。事實上，即便是政府因此得利，這些法規依然將這些行為犯罪化。設想這樣一個案例，一種門診病人醫療設備節省了辦公空間，因而向醫生收取了較少的租金，否則病人住院治療則需較高的費用。這樣的情況顯然違反了反回扣法案，雖然政府在此是一個受益者。
正如轟動一時的法人案件-對drexel burnham lambert 及其明星雇員 michael milken的刑事追訴-所揭示的那樣， 證券案件中刑事處罰的實施也並不以損害的存在為條件（對於 drexel burnham 和michael milken的刑事訴訟在丹尼爾·r ·費歇爾所著的《回報：毀滅michael milken和他的經濟革命的陰謀》一書中被廣泛討論、分析），這一案中的焦點在於milken和ivan boesky 之間宣稱簽訂的「股票存儲協議」。政府認為簽署這一協議是為了隱藏真正持股人的身份，這一協議的目的是使drexel和boesky逃避將其真正股票擁有量公開的義務，即便是假定的確存在這一協議（對於是否存在還有大量懷疑），也沒有明顯的受害者存在。依照侵權行為法，drexel和milken無須負任何責任。
但是刑法卻迥然不同。在被威脅依據rico 法案進行刑事起訴後，drexel對很多重罪指控承認有罪並且同意支付6·5億美元的罰金。然後，政府轉而又依據rico法案對milken與drexel已承認有罪的同樣行為提起訴訟，milken最終也被判有罪，被處以10年監禁，並處6 億美元罰金。政府仍不滿意，繼而又依據民法對milken起訴，控告他在其他事件中因其非法行為導致drexel的破產。這一訴訟最終使milken繳納了10億美元的民事賠償費。milken和drexel因為這一不過是個沒有任何被害人的違規行為總共支付了20 億美元的罰金。 當然， 20 億的數目還不包括milken和其他主要業務骨幹因被解僱而受損失的收入。對未造成任何損害的行為來說，懲罰之重是相當驚人的。
第三，即便是存在明顯傷害的案件中，法人刑事責任的理論也達不到任何目的。比如，埃克森公司的valdez石油泄漏事件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後果，但是對埃克森公司進行刑事追訴並未獲得任何效果。通過侵權法體系向埃克森公司科以民事懲罰即足以達到最佳威懾效果，因為並沒有漏偵問題的存在，所以懲罰性的損害賠償也找不到立足的基礎。一次大型石油泄漏事故當然會被調查。在科以懲罰性賠償之外，對它處以附加的刑罰，只會造成過分威懾，而且會影響公司在社會最佳水準上從事運輸石油的積極性。 1991年，美國量刑委員會最終發表了對組織性的被告的宣判原則。為了防止法人通過犯罪行為謀利的迫切需要而獲通過的宣判原則，體現了應將法人犯罪降低為零的觀念。換句話說，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無條件地威懾-以徹底根除法人犯罪。
指導原則的改變反映了這一目的。總的說來，此原則下的法人刑罰包含三項主要內容：
第一，指導原則要求法人須賠償因其行為給受害人帶來的任何損害。這一損害賠償並不因任何罰金的繳納而得以扣減或抵消。
第二，指導原則要求法庭在決定適當罰金時要經過兩道程序。首先，法庭依據以下范圍的最大額確定一個基礎的罰金量：（a ）量刑表顯示的數額（最高為7250萬美元）；（b）由違法行為而得的金錢收益，包括增加的收入和減少的支出，或者（c）由犯罪而帶來的經濟損失。然後，這一基礎罰金數額將依據法人應負何種責任而進行增高或減少的調整。調高罰金是基於管理階層的介入、以前是否犯過同樣的過錯和法人捲入此案的程度。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法人的規模越大，則處以的罰金越高。減少罰金則基於防止違反法律的有效措施的採取、法人是否主動向主管當局報告此行為、是否全面配合政府的調查活動等。一旦最後的數額已計算出，當出現剩餘非法所得時，還必須根據是否交出非法贏利而作出修正。該指導原則還規定法人進行損害賠償或其他補救措施的所餘款項須悉數作為罰金。另外，在私人訴訟及其他民事和刑事處罰中，公司所付罰款並不能抵消其代理人的應付罰款。
第三，察看制度。指導原則中認為對有罪法人的宣判也應包括「察看制度」這一條。在對法人宣判中，緩刑考驗意味著宣判法庭可以命令法人採取如下措施，如公開其罪行，服從法庭聘請的專業人員對自己帳目的檢查並支付費用，建立並實踐經法庭同意的守法制度。
在許多方面這一指導原則都應被批駁：
1、無條件威懾規則。 指導原則忽視了故意犯罪與未能投入足夠資金去防止他人犯罪的區別。無條件威懾至多在第一種情況下是恰當的，但對後者則不然。正像我們在前面指出的，一旦將訴訟與強制執行的費用計算在內，無條件威懾可能任何時候都是不恰當的。所以法人犯罪的最佳程度並不是零。在法人犯罪領域施行無條件威懾也是不恰當的，因為許多罪行並不是要故意帶來傷害。不具備犯意及未帶來損害後果的罪行，不能被無條件地進行威懾。
2、刑罰之間缺乏協調。由於指導原則是基於無條件威懾理論的，它無意對同一種犯罪行為處以不同刑罰進行協調，原則本身只提供了一堆混亂無序的刑罰，包括損害賠償、交出非法所得、罰金、加倍賠償和察看制度等。這些刑罰相互之間並不是獨立的。類似地，指導原則剝奪了法人通過侵權法體系或政府提起的民事訴訟承擔民事懲罰的可能性，也不允許因為法人成員已被處以民事或刑事處罰而修正對法人的處罰。由於被控有罪的法人還要面對附帶刑罰的事實，刑罰之間缺乏協調的問題將更為嚴重。基於違法的類別的不同，這些法人在特定的司法轄區內，還會面對重大的名譽損失甚至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3、將獲利作為關注焦點。 指導原則認為罰金基礎數額（在根據應受處罰因素加以調整之前）應該是通過犯罪行為所得的數額，如果它比犯罪造成的損失或罪行表所規定的數額大的話。為什麼呢？當一個職員實施了詐騙或其他故意犯罪，其所得收益由公司分享的話，有時候退賠非法所得就可以了。假定公司的其他未參與人有能力去監視這一欺詐職員，可以要求公司支付非法所得及其社會成本之和。
但是，這一基本原則並不能解釋指導原則對於非法所得的關注。首先，指導原則沒有對職員的無收益的行為與有社會效益的行為進行區分。對於後者來講，強制退賠會導致過分威懾問題的出現。其次，指導原則所指出的由犯罪行為而導致的經濟損失，並不一定與其社會成本相同而是可能大大超過後者。如果私人的經濟損失超過社會成本與非法所得之和，則無須理會非法所得。最後，指導原則所指的非法所得包括額外收入與減少的支出。正像我們一再強調的那樣，未參與者不應該投
入巨額的監測費用去防止行為人犯罪。但是，指導原則將非法所得定為包括減少的支出，即在支出超過收益的情況下懲罰限制監測費用開支的非參與者。這是荒謬的，而且，它再次導致過分威懾問題。

Ⅱ 初二思品 漫畫中騎車者與開車者的行為各錯在哪裡用法律的角度來理解

首先，雙方是都有責任，即自行車這種情識為次要責任，大車是主要責任（實踐中是以交通事故鑒定書判斷誰的責任較大）。先從嚴重的說（這個比較簡單）大車把自行車撞了，而且是故意的，人如果真的跟漫畫那樣撞到後面基本會受傷或死亡，那麼貨車就屬於犯罪，即刑法的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不是交通肇事罪，因為大車是報復，不是過失）不過，由於自行車存在過錯，量刑時（刑罰的量，例：要判關多少年）會有減輕的情節。不過漫畫里在現實中是很常見的，也有很多像自行車只有輕微傷或沒事的，那麼實踐中（現實中）他倆會吵（或忍忍和諧）如果私了（私了就看哪一方認慫）責任也就他們說算，但是鬧法院，那麼就要做鑒定分清責任。不過，大車是適用「無過錯原則」的，即不管自行車有沒有錯，大車出事都視為大車有錯！（無過錯原則是用在危險大的事物的，這樣講你就明白了）所以大車有較大責任，自行車有較小責任。

Ⅲ 79刑法和97刑法的區別是什麼

1.適應新社會發展，條款數目由190＋增加到452個，新增160＋罪名
2.罪行法定原則確立，取回消類推答。
3.累犯的概念區別
4.反革命罪修改成危害國家安全罪，淡化政治色彩。

只記得這么一點了，其他的分則的改動大了，說也說不完

Ⅳ 將犯罪客體分為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的標準是

將犯罪客體分為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的標準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社會關系的范圍所作的不同層次的概括。

1、一般客體

是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體，即我國刑法所保護的整個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犯罪的一般客體體現了一切犯罪的共性，據此，可以把犯罪視為一個整體，提出犯罪的共同本質，闡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以及我國刑法同犯罪作斗爭的社會政治意義。

2、同類客體

是指某一類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體，即刑法所保護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方面。例如，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同類客體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等；

3、直接客體

是指某一種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體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即刑法所保護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某個具體部分。例如，殺人罪的直接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傷害罪的直接客體是他人的健康權利，等等。

(4)即刑法漫擴展閱讀：

（一）犯罪客體具有規范評價作用

犯罪構成四大要件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相互之間相互依存有機統一共同揭示犯罪成立，又分別具有不同功能.雖然不能單獨說明犯罪是否成立，但是不排斥各要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並具有自己的獨特機能。

犯罪構成要件不是對社會事實的簡單記載，它本身就包含了規范評價和價值評價的因素.行為之所以構成犯罪，就是因為行為侵犯了一定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從而無價值，這是一種價值評價.對犯罪客體的侵犯在形式上是行為的違法性，在實質上卻是行為對社會關系的一種侵害性。

（二）犯罪客體的出罪功能

將犯罪客體納入到犯罪構成中去，就在於國家在依自己意志取捨的范圍內追究犯罪行為時，允許被告人作各種各樣的合法辯護，在這個定罪過程中，國家的邏輯起點是犯罪客體的推定，被告人的邏輯則是對犯罪客體的排除.如果排除犯罪客體則推定為無罪，體現了刑法保障人權與懲罰犯罪的本質要求。

另外，犯罪客體的出罪的機能不但表現在對合法與非法的性質的判斷上，而且也表現在對違法或者犯罪客體的程度的判斷上.刑法將某一種行為在規范上評價為無價值，不但要求行為與規范對立，而且還必須是較為嚴重的反的行為.由於犯罪客體是質與量的統一。

對於破壞法律關系，但沒有達到相應程度的行為，應該認為不具備犯罪客體要件.我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均規定對輕微的違法行為不認為為是犯罪，可以免於起訴。

（三）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

犯罪客體的不同，表明了犯罪行為所侵害的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差異，從而決定了犯罪性質的不同.所以，研究犯罪客體，能夠幫助我們劃清此罪與彼罪的界限，特別是當某些犯罪行為表現上很相似的情況下，犯罪客體對於認定犯罪的性質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四）有助於正確量刑

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即使同種性質的犯罪，由於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不同，對其裁量的刑罰輕重也不同.而在分析和評估某一具體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從研究具體社會關系受侵害的情況入手，即該行為的犯罪客體入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與社會關系受危害的情況成正比.通過對犯罪客體的分析可以為量刑提供科學的依據，使量刑的質量等到保證。

參考資料：網路——犯罪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