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化

㈠ 古時候的刑法

古代刑罰是作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專展與進步的濃縮。刑罰屬體系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代不同的當權者亦有不同的舉措。 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以原始的野蠻、落後、殘暴向著文明、慎刑方向發展。

㈡ 西周時期的刑法制度所起的作用

西周法制指導思想：：繼承神權，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提出的一種法制思想。內容簡單說來即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
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刑法世輕世重：（西周）是指應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具體內容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況：
1、周公制禮：西周時期周公將夏商時期的禮制加以整理編撰而成。
2、西周時期的禮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是一種綜合性的行為規范。
禮的內容：「親親」與「尊尊」是禮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影響中國古代法律的兩項重要制度。「親親」「尊尊」、維護的是以父權為主的家族關系和以君權為主的等級關系。
3、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注意尚書中的呂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4、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書，另一種含義是西周的刑法。
5、遺訓、段彝。「遺訓」是指先王留下的遺制，「段彝」是指商朝的習慣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對於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離不開對刑事政策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對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具體反映，刑事政策的變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而中國刑事政策發展的歷史無疑也蘊含在中國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之中，體現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法律適用之中。自先秦中華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國歷代的成文法典始終處於民刑不分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諸法合體」，但又以刑為主。中華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維護其封建統治政權為中心，將不利於其政權穩定、不利於其封建統治的行為統統禁止於法律之中，行為性質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領域，國家對於違反法律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犯罪，科以刑罰，國家司法機關也沒有明確的民、刑劃分。因此，對於中國歷史上各朝代有關於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國刑事法律政策的變遷。

㈢ 西周時,周王、貴族和平民構成統治階級。他們通過嚴酷的刑法來教育感化民眾,穩定社會秩序。

錯：平民不是統治階級！西周的刑法並不殘酷！這種語病屬於違背史實

㈣ 關於刑法的問題， 一個犯人被判無期，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假設他改造良好，出來以後還有政治權利嗎

減刑是包含附加的，出來後減刑後的附加刑期滿後就享有權利。
《刑法》第五十七條：對於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應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死刑緩期執行減為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的時候，應當把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改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政治權利一般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權利 ；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擔任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
政治權利不包括著作權，因此作者被剝奪政治權利後，只是沒有了出版權，作品的著作權仍歸作者。當他死後，其作品著作權仍還有50年的保護期，由他的合法繼承人繼承。作品如果是在其被剝奪政治權利之前寫作的，根據《著作權法》第2條第1項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所以仍然對作品享有著作權。

判處死刑之所以要加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答者理解應為以下幾點理由
1、政治權利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既然剝奪了犯罪分子的生命或終身自由，就應當同時剝奪這些犯罪分子終身的政治權利，以表示在政治上對這些犯罪分子的徹底否定評價；

2、犯罪分子被判處死刑後，從宣告、核准到實際執行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在此期間，死刑罪犯仍需被剝奪政治權利。
3、罪犯在實際執行前被特赦，特赦後仍需被剝奪政治權利

㈤ 夏商周建國後的措施

摘要 夏商周的軍隊、刑法與禮儀教化：

㈥ 西周時期的主要刑法原則對於現代刑法有何意義

影響深遠，意義非凡。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唯一沒有斷承的國家。沒有斷傳承，這是啥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刑罰是繼承了其中的精華和思想的。
一、西周刑罰歷程
西周歷代君主，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明德慎罰，簡單說就是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這一主張到現在依然如此。
首先，周工制禮，周公旦將夏商以來的法律進行了總結，形成周禮，稱之為周公制禮。
其次，是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而尚書記載的呂刑篇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又次，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到了西周後期禮崩樂壞，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刑法制度更為發展，罪名和刑名更多了。其罪名有：放弒君王罪，違犯王命罪，不孝不友罪，暴亂罪，殺人罪，殺人劫財罪，竊盜拐騙奴隸罪，聚眾飲酒罪，等等，就製作了九刑，墨、劓、宮、刖、殺、流、贖、鞭、撲九種刑罰。
二、西周刑法內容
1、刑罰體系，死刑、和肉刑；贖刑；圜土之制：相當於後世的監獄制度；嘉石之制類似於拘役刑。
2、刑罰的適用制度：三赦之法： 對年幼無知的未成年人、年邁體衰的老人和有精神障礙的精神病者等三種人的違法犯罪，除故意殺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責任。
三宥之法：對不能正確識別犯罪客體的誤傷、不能恰當預見行為後果的誤犯以及沒有主觀故意的過失等三種違法犯罪行為，可以給予減輕刑事責任的寬宥處理。 就是視其情節犯罪行為區別對待，是我國古代刑罰適用制度的重大發展。

疑罪從輕惟赦制度：對犯罪事實或罪行情節的認定以及定罪量刑有疑義或有爭論的案件施行從輕處罰或予以赦免的制度。

同罪異罰制度：不同身份等級的人犯同樣罪行，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適用的處罰結果也有別。
上述西周的刑罰思想和特點，在今天的司法中都能看到其影子。疑犯從無思想，保護兒童、智障者，視其情節區別對待等等思想都在沿用。而且現代刑罰就是保護公序良俗原則的。而這些思想在西周已經趨於完善。對現代刑罰，乃至世界法律都是根源和可追溯的源頭作用。

㈦ 犯罪產生的根源是什麼，刑法能徹底制止犯罪嗎

首先從犯罪產生的根源來看。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產生原因是非常復雜的。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對犯罪原因有不同的解釋。舉個例子，經濟原因是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北京人現在很排斥外地人，有他的道理，因為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外來人員乾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要吃飯，要生存。飢寒生盜賊，這是犯罪的基本原因。但是我們古人也說了，貧賤不能移，又怎麼理解呢？說明這些經濟、環境等不一定是犯罪的原因，犯罪的原因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犯罪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有政治的、經濟的、心理的等等，甚至天氣都有影響。對這些負責的社會原因不進行綜合的整理，只簡單的嚴打是不行的。我們的刑法學大家沈家本，苟不能化其心，而轉任刑罰，民失義放，動立行剛。認為重刑是沒有效果的，教化人民的途徑在於政治治理等，在於教化人心。昨天在會上，香港有一個警務處處長，探討為什麼黑社會治理不了。他談了一個觀點，認為黑社會已經成了犯罪人生存的一個平台，只有在這里他們的就業機會等才能得到保護，因為他們大部分是有前科的。只有黑社會能給他們生活保障。因此我們的社會要反思，要讓這些人不犯罪，需要做什麼。這是從犯罪產生根源上來談。

㈧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法律條文、刑法律例這些東西都是用來幫助治理國家的。不能作為主要的手段，而應當在人們觸犯這些條例之前，先使他們明白是非善惡，這樣就能盡量的減少或者避免人們犯罪。

㈨ 西周時期刑法的發展

西周

一、 法律思想及其影響

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

「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屬誰，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意味著神權的動搖。「德」的要求，包括三個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

「明德慎罰」，即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須寬緩、審慎、執行刑罰更要慎重。「明德慎罰」主張被儒家學派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針，成為中國古代最具影響的一種法律觀念。

奠定了「重民」、「 重德」、「仁政」的傳統，為春秋戰國時期神權思想進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二、 「禮治」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特徵 神權和族權緊密結合起來，產生了「禮」。周初，周公「制禮作樂」，將夏禮、商禮發展成一整套以偉胡總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周人看來「禮」是治理國家的唯一準繩。 周禮始終貫穿著「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四個原則。「親親」即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尊親屬，宗法原則，維護家長制；「尊尊」即下級必須尊敬和服從上級，特別是一國之君，等級原則，維護君主制；「長長」即小輩必須尊重長輩；「男女有別」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和同姓不婚。最基本的是「親親」和「尊尊」，都為鞏固宗法等級制服務的。從此兩基本原出發，周禮特別強調「孝」、「忠」。 「親親」和「尊尊」是西周立法指導思想，「孝」和「忠」是倫理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 「禮治」基本特徵是「禮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公開不平等的特權法，即奴隸主貴族享有特權的奴隸製法。是西周指導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則。

三、 主要法律形式 立法概況

 周文王之法「有亡慌閱」  《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 《呂刑》，以「明德慎罰」為指導原則，「作修刑辟」，制定了西周一部重要的法典《呂刑》。  周公制「禮」，形成一整套一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

主要法律形式（禮、刑。 還有誓、誥、命等王的命令。） 1．禮。又稱《周禮》。 2.刑。《九刑》、《呂刑》。《呂刑》貫穿著「明德慎罰」的精神。 3.誓。屬軍令。4.誥。周王對諸侯發布的命令。 5.命。王命。

四、 禮的淵源、性質與作用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玉和鼓成為中國古代祭祀活動的代表物）。  西周宗法因嫡長子繼承製的最終確立而系統化。

「禮」的很多規范實質上具有法律甚至國家根本大法的性質，禮起重大作用。 五、禮與刑的關系

「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的預防；「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則相對處於被動狀態，對於一切違「禮」行為，進行刑罰處罰。

六、 刑罰制度

《呂刑》中的「五刑」、「五罰」、「五過」。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五罰「，即贖刑。如以「五刑」定罪量刑有疑問時，就罰罪犯出銅贖罪。 「五過」，即赦免。

此外，還有鞭刑、罰絲、流放。罰絲，是對貴族的一種處罰。

七、主要罪名

 不孝不友罪——「不友」不尊敬兄長，破壞了「親親」「尊尊」為原則的宗法等級制  寇攘姦宄罪——所謂盜竊罪。是侵犯財產所有權的重罪。

 群飲罪——禁止周人聚眾飲酒。總結商朝統治者飲酒作樂的教訓  「賊」「藏」「盜」「奸」罪——「賊」毀棄禮儀；「藏」窩藏「賊」者；「盜」偷竊一般財物；「奸」盜人寶物。

 誹謗罪——議論天子  不從王命罪  違背誓言罪

八、主要刑法原則與形勢政策

 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眚」是指過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終」是指慣犯，「非終」則是指偶犯。這種制度說明當時對於過失犯罪、對於犯罪人主觀惡性上的差別，已有較清楚和深刻認識。

 罪人不孥。反對族誅連坐，主張罪止一身。

 罔厲殺人。不亂殺無辜，罪刑相應的意義。

 罪疑從輕。「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即。對判「五刑」而有疑者，可減按「五罰」處罰；如判「五罰」而有疑者，則予以赦免。

 同罪異罰。「刑不上大夫」的體現。「八辟」。宮刑不適用於貴族，對貴族處以死刑的地點和方式也不同。

 寬刑適中。刑當其罪，不輕不重。適用刑罰要慎重，力求不偏不倚，不輕不重。

㈩ 求問如何理想漢刑法的儒家化

是寫論文嗎 以下僅供參考 希望對你有幫助儒家思想產生於先秦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明智慧的明珠，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同樣它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的理論基礎。伴隨著百家爭鳴的出現，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各自得到長足的發展，兩者經歷了相互對立、斗爭與彼此融合，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思想文飾政治、依法家思想支持政治的治國模式。這些思想領域的動態相應的影響著現實法律政策的衍化和改革。我們在這里將對這一法律變革的起源——漢代刑法儒家化進行探討，進一步分析其本省包含的深刻歷史緣由，掌握它的發生發展過程，更深層次的理解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一、引禮入法和儒家化 （一）引禮入法。 1、禮與法 儒家思想根本否認社會是整齊劃一的，認為人有智愚賢肖之分，社會就該有分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01就是這樣的狀況。社會也應該有貴賤上下的分野；在家庭中相應的該有親疏、尊卑、長幼的差別。貴賤上下之間決定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與行為，尊卑、長幼、親疏之間決定其在家庭的地位和行為。兩種差異為維持社會次序所不可或缺，而「禮」則是維護這種社會差異的工具。「禮則，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 法家並不否認也不反對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的差別，但認為這些與治國無關、無足輕重，甚至是妨害治國的。他們注重的是法律、政治次序的維持，認為國之所以治，端在於賞罰，完全是取決於一種客觀的絕對的標准，不能因人而異，「聖人之為國，一賞、一刑、一教」[1]。 總之，儒家著重於貴賤、尊卑、長幼和親疏等階差異，故不能不以富於差異性、內容繁瑣的、因人而異、個別的行為規范禮治；法家欲以統一的、單純的法律約束全國人民，著重於統，故主張法治，反對因異而施之禮。 2、德與刑 儒家要維持社會的次序維持禮，使人人受禮不違紀，則需要一種工具，同時他們認為無論人之善惡，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受潛移默化的功效。使人心良善知恥而無邪惡之心，最徹底最根本最積極的辦法是道德化的德的作用，「有恥且格」斷不是法律可以做到的。 法家則完全與儒家立於相反的立場，否認社會可以以道德化的力量來維持，更不可能因一兩人的力量轉移社會風氣。反對有治人無治法，人存政存人忘政忘的辦法，常以規矩擬法，以為主觀的判斷是有出入的，法家主要注重刑的作用。 3、引禮入法 儒家以「禮」為維持社會次序的行為規范，法家則以「法律」為維持社會次序的行為規范，儒法之間的對抗已如上述。但兩者並不是不可調和的，事實也並非如此。隨著社會上各種思想的發展進步，兩者相互融合出現「引禮入法」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學術界的派別由繁入簡有意趨同，各種思想也在學術中相互融合吸收；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儒法之爭也已失去存在的意義；讀書人考試做官後，便不能不懂法律不能不用法律，也可漸漸消弭兩者的差異。這些社會的趨勢都加強這「引禮如法」的深入。 （二）法律的儒家化 所謂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將儒家的精神注入法律法規之中，使封建的法律具有道德立法的性質，即以儒家思想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實踐中決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從總體上來看，通過「引經決獄」、「引禮入法」的方式，將儒家思想貫徹到立法、守法的整個實施過程，使儒家思想成為各個法律部門的基礎，獲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權威。表面上是為明刑弼教，骨子裡是為怎麼將禮的精和能容寫入法律里，換句話說就是怎麼將統一性的法律成為有差別性的法律的問題[2]。 二、漢代刑法儒家化的背景 (一)漢代刑法儒家化的社會背景。 公元前207年，農民起義推翻了苛暴的秦王朝的統治，之後又經幾年的楚漢戰爭，劉邦得以統一天下，建立漢朝，史稱西漢。王朝建立初期，面臨一個經濟凋敝、國庫空虛、流民四散、民不聊生的局面，如何擺脫困境恢復經濟完善制度建立穩定的國家成為首要問題，漢代的統治選擇著重重建社會生產力，並且與此同時，秦鑒未遠，「一夫作難而起描繪，身死人手為天下笑」[3]的慘烈教訓，使漢代初期的統治者選擇：「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為統治中心。 經過七十年的社會恢復，生產力發展與社會財富積攢。這些也導致一些不法的現象出現：地方豪強嬌縱不法，宗族貴族兼並土地、鉗制約束擴張的政治慾望，諸侯王擁兵自重，地方勢力對中央構成威脅的危險等，然而這些並不是「無為而治」所能承載，一種新的理論思想呼之欲出。如果僅靠法家的思想又顧及到秦朝滅亡的悲慘教訓不能重演，統治者需要一種介於儒法兩者之間的手段來維護統治。因而，漢武帝提出「舉賢良方正」之言急之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的思想為藍本，精心詮釋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策略並要求「大德施教化，輔之以刑罰」。這一學說被漢武帝採納，先秦儒學在秦朝經歷短暫的沉寂後，被漢代的思想家選用並賦予新的內容重新登上歷史舞台。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外戚王莽篡奪皇位，建立「新」朝。然而其殘暴的統治僅存17年就於公元24年被推翻。政權被劉秀奪取，史稱東漢。東漢的法律基本沿用稀罕的舊律。初期，新統治者設於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威力，曾「儀省刑法」，解王莽時期的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緩和階級矛盾，幾次頒布解放和禁止殘害奴婢以及廢除可可法律的詔令，經幾世的變遷，法律的儒家化進一步加深。 （二）漢代刑法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漢王朝建立的初期，統治者實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思想，以其清靜無為，還民以休息，約法省禁的精神特徵。按其理論引導，統治者制定「休養生息」的政策，「從民欲而不擾亂」。但是與秦朝相較，漢代的黃老之學還是具有新的特點，它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並高揚「仁義之禮」，使其上升至與道、法並重的地位，使冷落排斥的儒家思想得以復甦，為西漢中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以儒為本」完成了鋪墊。 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資財富的積累，西漢中期出現復雜的社會矛盾，漢武帝重用董忠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順應統治的需要。這一時期，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之以法學思想，他把儒家思想與陰陽學思想結合，使之神秘化。在解釋「德」與「刑」關系時，認為「德」為陽，「刑」為陰，兩者的關系是「刑者，德之輔也，陰者，陽之助也」，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把德刑結合。同時，他又把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與法家的「三綱」相結合，更為系統地把「三綱」解釋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將儒家的家庭倫理、理想社會形態納入統治思想的范疇，在法律上影響漢律，進而使儒家的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東漢時期基本沿用西漢的法律制度和思想，同時對一些內容又給以相應的擴展和深化，可以看作是漢代刑法儒家化的總結階段。《白虎通義》中總結了政治法律思想體系的核心——三綱六紀，即「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著，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4]；「何謂綱紀？綱者，證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整理上下，整齊人道也」[5]。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東漢儒生主動介入律學，律令章句盛行，經學與律學的關系密切，律令成為東漢時期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學習內容。這樣的思想、行為就使儒家化進一步加強。 三、漢代刑法儒家化的歷史進程； 漢代刑法儒家化開始於漢武帝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以儒家思想成為主統思想的開端，它開啟一場幾乎貫穿於整個封建社會的法律改革趨勢。不過，僅就漢代一朝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儒家化的進程分為西漢中後期與東漢時期兩個階段。兩者相較就成果論西漢中後期成就更加輝煌，東漢時期雖沒有更多突破性的進展，但其間的總結性的理論整合及對法律的解釋都對後世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 （一）西漢中後期的刑法儒家化 1、西漢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德主刑輔」等理論並被漢武帝接納，其思想深刻影響到立法治國的決策，指導律法的大方向，引導律令體系進一步完成儒法結合改造，在刑事立法有著明顯的表現： （1）「天人感應」論把君權皇權深化，是皇帝中介於上蒼和百姓之間，是可以代天行賞和行罰的[6]。因而皇權的至尊和權威不可侵犯。否則刑律將給與最嚴厲的制裁。凡侵害皇帝個人安全、皇權統治的行為均表現為構成重罪。 危害中央集權制的犯罪主要的規范有：阿黨、附益、事國人過律、非正僭越、出界、泄露省中語等。 危害君主專制的犯罪主要有：欺謾、詆欺、誣罔、非議詔書毀先帝、怨望誹謗政治、左道、廢格詔書等。 危害皇帝尊嚴與黃帝安全的犯有：不敬、大不敬、闌入宮殿門等。 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有：大逆不道、群飲酒罪、首匿罪、通行飲食、見知故縱等。 （2）除去這些神化皇權的規定外，在道德與法律的條文上也表現出禮與法的融合，將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與價值取向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 西漢刑法上關於形勢年齡劃分及刑事主體給於不同的規定。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幼年、成年、老年，並且給於不同的禮遇，只有成年而沒有步入老年的人才富有刑事責任能力；對於不同的主體，規定了老、幼、廢、疾的減免制度：老年人分為八十以上逾七十以上兩種減免制度，未成年的幼弱人則分為未滿七歲者、八歲以下者、十歲以下者三個不同的減免標准。這些規定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的社會狀態的法律價值觀的體現。 親親得相首匿[7]原則規定。這一原則最早見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具體是指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外，均可相互隱匿犯罪行為，而且減免刑法處罰。儒家的家庭、家族、倫理觀念在這里以法律的形式得以明確的表達，個人與家庭的倫理關系直接演變為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法律手段。 先自告除其罪[8]，是原情定罪中的一種情況。原情定罪是指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不只是根據犯罪行為及其結果，更注重行為人的主觀心理動機，據其善惡來確定罪否及大小，並以刑法輕重加減決定。漢代法律中先自告除罪則帶有儒家注重內省內修的成分，反映儒家參與立法所導致的法律價值取向即教育目的的學說而非懲罰目的的學說。 貴族官員有罪先請[9]的規定。漢代公侯及其子嗣與官員俸祿在三百擔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有有罪先請的特權，凡經上情，一般都可以減刑與免刑。這也是基於儒家思想中分為「君以禮事臣，臣以忠待君」的學說，這是就把君臣之綱的賞罰制度與儒家士大夫的社會等級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立法技術上，也有了「造意」和「非造意」[10]之分的規定，其思想的根源直至儒家注重的心性的區別。在刑名的設計上則依造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之說。 （2）司法則時是漢代中後期的立法中儒家化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在刑罰的過程中選擇秋冬行刑、司法。這是董仲舒新儒學思想吸收陰陽家學說在法律上的表現。他將人類的喜、怒、哀、樂四氣與自然界的春、秋、冬、夏四季結合，將人體的四肢的不可移易性與四季時令的規律性相比，最後將刑、德比作陰、陽。陰開始於秋，陽開始於春，秋冬行刑則不言而喻。這種秋冬行刑的理論不僅體現於理論上，更在事實上實現制度化、法律化，成為指導司法制度的規范，這也是後世「秋審」的最早的淵源。 （3）春秋決獄[11]也稱經義決獄地提出。伴隨著儒家思想對法律的滲透，一種以儒家經義為指導的思想的審判方式也在西漢的中期產生，這就是所謂的春秋決獄，即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如果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的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這一學說形成與漢武帝時期，受此影響，法律裁決上也受到傳統主流禮法文化精神的影響，儒家化的痕跡進一步加深。 （二）東漢時期的刑法儒家化 東漢時期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刑事司法上大多沿用西漢的律令制度，故而於西漢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它的特點也是明顯的，總結性的整理以及承上啟下的功用也是值得肯定的。這些久賦予東漢的儒家化進程是前代的完善深化的功效。主要的表現有： 1、經典《白虎通義》的制定 漢章帝建初四年，在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開會議，當時社會著名的各派諸儒均有到場，會議上研討五經等儒家經典經義的解釋和適用，結論由班固整理著就《白虎通義》。這本書舉凡社會制度、風土人情以及用近似法典化的語言統一思想，提煉經學結論，規范人們的思想言行，核心闡述了「三綱」、「六紀」[12]。這些就標志東漢時期的立法的儒家化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2、律章句學的盛行。 東漢刑法儒家化的另外一個顯著的特徵是漢儒主動介入律學、律令，章句學的盛行，經學與律學關系的密切。這一現象的出現導致私人注律的增多，然而這些注律的人大都是有學識的儒家門徒，從西漢的「張杜律」為起點，到東漢出現蔚為大觀的局面，主要有叔孫宣、郭令卿、鄭立等諸儒章句有十餘家。這些人的注律屆時如果符合了統治者的要求和規定皆可以被官吏斷案所採用，具有很強的法律使用價值。這些微觀的現象的出現呈現出東漢的法律儒家化經過從立法思想到法律條例再到法律條文的解釋，進而更一步加深，儒家化從宏觀到微觀，從抽象到具體，從理論到實踐得到升華，也為漢代作一總結為後世的完善坐下鋪墊。 三、漢代刑法儒家化的歷史意義 漢代刑法儒家化是中國封建社會刑法儒家化的開端，自此歷朝歷代無不禮法並用，在後世的幾千年封建社會里，雖有輕重緩急程度上的差異，但這「三綱五常」之道一直是行為規范的核心無一例外的照搬，「引禮入法」未有更改的繼承。這些足以看出漢代刑法儒家化的深遠影響。 漢代刑法儒家化給古代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找到一個思想政治的基點，維持著中國封建制度的完善，並進一步引導社會制度的進步，給與人們一種恆久的深入人心的行為准則。無論是「三綱五常」還是「陰陽天人」均是歷經數世而恆遠。這些就確立了一個中國化的法律指導思想，同時也為法律的確定一些基本原則，再加之「春秋決獄」「引禮入法」的進程，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形成具有儒家風氣的法律觀念。這些思想上的儒家化進程，同樣也促成了漢代及後世的司法隊伍的儒家化，有利於提高封建官吏的經義素養，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社會的次序地維護，推動古代律學的進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的激化，一定程度上造就封建盛事，實現封建統治的發展完善[13]。 但看到這些優點的同時，我們也該清新的知道這些背後所承載的階級屬性問題。漢代刑法儒家化在法律上肯定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帶有極強的階級歧視，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對人民剝削的合法化，歸根到底是為取得政權的強勢統治者服務，這是漢律儒家化的本質。我們只有認清這些才可以更全面地分析把握儒家化這一趨勢的歷史意義，准確評析它的歷史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