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祭刑法
『壹』 中國古代法制禮刑二元結構 禮先於刑的原因
一、刑屈從於禮的原因分析 ( 一) 從客觀環境上分析 刑為什麼要屈從於禮? 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從中國 古代禮與刑的產生談起。 禮源於祭祀，刑始於兵。 禮最初源 於人們飲食供奉， 是古人在祭祀活動中形成某些禮儀 道德規范， 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過程逐漸蛻變為強迫人們 遵守法律規范或制度性規定。 中國古代的刑「始於兵」，是 人們古代戰爭的產物， 戰爭或大型軍事活動中產生的軍 法，就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最早的法律規范。 禮和刑作為國家 調整人們社會行為規范工具手段在同一國家模式下孕 育並存，且禮先於刑而存在，更因家國一體中國傳統文 化模式社會性質使得禮始終高於刑。 中國國家是由戰爭中氏族族長權力擴而來， 形 是一種氏族與國家混合體，一種家、族、國一體國家 制度，即「宗法國家」，或「氏族國家」。 這種所謂國家，雖然 以國家名義進行統治， 實際上是按氏族原則組織起來 血緣組織 [1] 。 國家各級組織和權力分配基上就是由氏族 血緣關系所決定，而「禮」在一個國家就是劃分社會等 級最高根據，「法」 則是保證社會等級被破壞和顛覆 保障。 在兩者間，禮是強盛國家根，所以，在這樣一種家 國一體國家政權體制之下，「禮」自然是始終高於「法」，甚 至要以禮統法，自然，刑也就是要屈於禮。 ( 二) 古人對刑屈從於禮原因的闡釋 孔子曾將「禮」與「刑」作過比較，他說:「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刑罰可 以予人以威懾讓人因害怕而敢作惡， 禮教化卻是以 令人知恥而心中為惡 [2] 。 顯然，「禮」為，刑為末，「禮」高 於「刑」，刑要屈於禮。 他指出，「禮」之所以高於「刑」，就在 於「禮」通過「仁」示範與「德」教化具有預防犯罪功 能。 而刑罰則在於懲治罪犯。 預防在前，懲罰在後，「禮」自然 是高於「刑」。 西漢董仲舒「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角度曾對德刑 關系即禮與刑關系做過相關闡釋。 他認為「天道之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天親陽而疏陰，任 德任刑。 他把德和刑同陰陽、四時相比附，其目就在於 說明天有德有刑，「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那麼人間 也要有德教、有刑罰，而且是德主刑輔 [3] 。 這里，他就告訴了 我們禮高於刑第四個理由:禮為陽，刑為陰，陰者陽之助， 刑者禮之輔。 韓愈是仲舒「性三品說」和「德主刑輔論」繼承者和 闡揚者。 根據仲舒「性三品說」，人性可以分「聖人之 性」、「中之性」、「斗筲(shao，一種竹器)之性」三等 [4] 。 依韓 愈思想論人性，「上品之性」學而愈明，「中品之性」必須通過 教育才能引到善境界，否則就會墮落，那麼治國家當 然必須「以德禮化為先」，因為人中絕多數都是「中 品之性」，也有一些「上品之性」。 於「下品之性」者，既然 能指望通過教育使其向上，那麼就只有靠刑罰。 因為這種人 只有少數，所以刑法只能擺在次要地位，即「輔之以政刑」。 同時，於占多數「中品之性」，若僅恃教化，恐收效 甚微，故也必須「輔之以政刑」才能使其樂於接受教化。 禮樂 主持教化，政刑則用以「率其怠倦」，「鋤其強梗」 [5] 。 其間主輔 關系言自明。 ( 三) 刑屈從於禮的哲理原因分析 以上論是禮和刑產生先後順序看還是禮與刑 在一個國家所處地位而言，禮都是先於刑;論是通過 外在自然天地運行規律禮和刑關系加以考量， 還是 禮和刑自身在社會中所展現出來價值而言， 禮也都是 高於刑。 就某種意義上而言，禮其實僅僅是高於刑，甚 至以說無禮則無刑，禮去則刑逝。 「禮法合流」且「以禮統法」乃是中國古代法律重要特 色之一。 僅是由於「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 取」，更重要是中國幾千年來主張「為國以禮」，以「禮」 中國古代刑屈於禮現象分析 吳佩展 ( 中南民族大學 法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4) 摘 要:「 禮法合流」且「 以禮統法」乃是中國古代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國古代禮法始終相結合，出於禮則入於刑，禮之 所去，刑之所取。 禮是刑的先導，刑是禮的輔助。 中國古代乃至現代刑和禮關系，兩者都可謂是相生相隨，無禮則無刑，禮去則 刑逝。只要國家需要禮這種社會規范來運作，就要禮教刑辟，交相並用。刑屈從於禮，是中國古代人們的歷史選擇，也是中華民 族法文化的結晶。 正視這一法文化現象，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現象下刑法的地位及其價值的所在。 關鍵詞 刑屈從於禮;原因;現象 中圖分類號:DF082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3232)06-008-02 Vol.3 No.6 Jun.2011 第 3 卷 第 6 期 201 年 6 月 赤 峰 學 院 學 報( 科 學 教 育 版 ) JournalofChifengUniversity (scence&ecaton) 8 - - 治國的理念一直影響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 人們自古以來 所形成的禮的觀念一直都在左右著人們的生活。 國家的維 持離不了禮的作用的發揮。 同時，因著事物發展的本性，任 何事物都是作為一種矛盾對立的事物而存在， 任何事物發 展到極端都會走向其反面。 重禮之國就會產生重刑之態，禮 儀之邦與嚴刑峻法並行不悖。 若無禮法，則刑罰就會濫而且 重，刑罰濫且重刑則不以為刑，萬事皆亂。 歷史的教訓已經 告知我們沒有一個施行酷刑暴政毫無禮教可言的國家可以 得以長存的。 國之不存，刑則無以為用。 所以，刑應用在禮之 後，無禮則亦無刑。 二、刑屈從於禮的表現 中國自古以來，刑一直是屈從於禮的，即使是後來刑的 地位得以不斷地提高， 也從來都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過禮高 於刑、刑屈從於禮這種中國既有的禮法模式。 在不同的歷史 時期都有著不同的傑出的思想家、 政治家對於這個問題進 行闡釋， 但是闡釋的結果就是刑屈從於禮在不同歷史時期 的具體表現。 在中華文明史上，最早對中國政治、法律進行系統思考 的傑出思想家，當首推周公。「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罰」 思想和「禮治」思想構成他完整的「德-- -禮」法思想體系 [6] 。 周禮的制定意味著「禮治」的基本確立。 而西周「禮治」思想 最主要的原則之一即「出禮入刑」原則。 也即所謂「出於禮， 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論衡·謝短篇》) 春秋戰國時期， 孔子在德刑關繫上提出了頗具代表性 的觀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 」(《為政》)其宗旨就是重德輕刑 [7] 。 根據他 的中庸主義指導政刑得出的結論:「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 孔子之後的孟子認識到「徒善不足以為政」，他認為在 禮與刑的關繫上兩者是互補的。 但是他仍然沒有將刑屈從 於禮的地位作出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禮仍然是高於刑位之 上。 在此之後，中國古代的德刑關系理論經過荀子之手由西 周「明德慎罰」的籠統原則進到「先德後刑」、「德主刑輔」的 法思想模式。 在人與法的關系問題上，儒家思想所體現出的 即是重人輕法。 而重人輕法其實也正是重德輕刑的一個方 面的具體體現。 新儒學的倡導者董仲舒吸取秦亡的教訓，繼承孔、孟重 德輕刑的思想，提出了德刑相輔、大德小刑的統治方法。 這 一時期的主流法律思想繼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提倡「德 治」、「仁政」，認為刑罰只是治國的輔助手段，刑以弼教，刑 期無刑，教化可禁犯罪於未萌。 通過董仲舒的闡釋，在抽象 的「天道」理論支撐下，德主刑輔理論獲得了絕對性、神聖性 與永恆性，從而成為了正統法律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 [8] 。 在此之後歷朝歷代的思想家對禮與刑的關系的闡述都 是圍繞著德主刑輔而演進和發展的。 東漢明帝、章帝時期著 名的思想家王充在禮法關繫上， 繼承了儒學的德主刑輔主 張。 他第一次明確闡述了「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 所取」。 禮側重在「勉其前」，刑側重於「防其後」 [9] 。 晉杜預、張 斐納禮入律，以禮率律，從而實現「理直正刑」。 至隋朝，楊堅 在德刑關繫上主張「使生人以化，以德代刑。 」(《隋書·高祖 紀上》)唐李世民君臣繼承和發展了西漢以來儒家「德主刑 輔」、「禮法結合」的法律思想，將「德禮為本，刑罰為用」，作 為唐朝立法、執法、司法等的指導。「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德禮與刑罰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實質上就是以禮率律，禮 法結合。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唐制定的《唐律疏議》中首篇 《名例》中就明確言明:「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 [10] 韓愈提出「以德禮為先，而輔 之以政刑」的主張，是董仲舒「大德小刑」、「先德後刑」思想 的闡揚。 禮樂主持教化，政刑則用以「率其怠倦」，「鋤其強 梗」 [11] 。 宋朱熹關於「德」、「禮」、「政」、「刑」關系的理論，繼承 了孔子、董仲舒的思想，同時更加強調了四者間相互依賴的 關系，並將「德主刑輔」論與「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緊密聯 系在了一起。 王陽明則主張「教化為本，刑名為輔」。 明時，丘 浚認為「德禮刑政四者，王道之具也」，主張「禮教刑辟，交相 並用」，「刑以弼教，論罪者當以教為主」 。直到清末，這種思 維再未改變。 甚至直到近代法思想家的開山鼻祖沈家本， 仍認為: 「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輔教之不足也。 」(《歷代刑法考·刑 制總考》) 三、結語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直以德主刑輔的人治法加 以維護和運行， 就說明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自有其 存在的理由和意義。 它在一定時期是適合中國社會的發展 和運行的。 但是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德主刑輔的人治法的 弊端也不斷地顯露，最終也走向了瓦解。 然而今天的中國依 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依然是熟人社會，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 發展，社會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多了許多經濟利益的 摻雜，更加多了現代意義上的平等、自由的需要，也就更加 的多了要有一種更為理性的現代意義的法治來制約和規范 的需要。 而這種現代意義的法應是民刑兼備， 且以民為主 的。 禮與刑的關系在現今當然的也就相應隨之發生一些變 化。 也許隨著歷史的不斷進步，終有一天，我們實現了「人 治-- -法治-- -人治」 的完美過渡後，禮與刑都不再需要。 但是只要國家還需要禮這種社會規范來運作， 重德治的人 治法中就必要有刑， 重法治的法治法則應逐步走向輕刑適 刑。 但是無論如何，禮與刑都是相生相隨，無禮則無刑，禮去 則刑逝。
禮與刑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兩種主要社會規范。從禮刑互動交融關系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古代的禮刑結合過程及其原因 ,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禮刑結合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深遠影響。這一發展過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禮刑結合的實質是反映封建等級特權政治關系和封建宗法血緣家族關系的等級性社會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貳』 解釋下中國古代各種死刑，有何區別
中國古時的死刑，除了用他殺的形式執行外，也有令受刑者自殺的方式，即所謂賜死。
以他殺方式執行——由劊子手或其他人施刑
凌遲（寸殛）
凌遲，俗稱「千刀萬剮」，是中國酷刑之一。劊子手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分成數百至數千塊，用小刀逐塊割下來。而且，行刑很有講究，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則說明劊子手行刑失敗。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數小時的痛楚才會氣絕身亡。西方在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時曾下令對女巫採用鐵鉤將骨肉分離至死亡的類似刑罰，史上第一位有名氣的女數學家希帕提婭（Hypatia）即被基督教暴民以類似手法殺害。中世紀歐洲有以鐵梳切掉皮肉的死刑，16世紀日耳曼地區仍實施。
凌遲一詞最早見於《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本義為「丘陵之山勢漸緩」，引申其義至行罰上，即為「殺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
凌遲大約始於五代，《文獻通考》說宋代中後期始用凌遲，《慶元條法事類》首度載入此刑，《宋史·刑法志》:「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有汪端「數千人聚山澤為盜」，被俘後「磔汪端於郎州」。淳化五年（994年），又「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熙寧八年（1075年），沂州百姓朱唐告發越州餘姚縣主簿謀反，此事牽連了秀州團練使世居和醫官劉育等，最後李逢、劉育和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都被凌遲處死。《遼史·刑法志》:「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
元代以後正式成為官定刑罰，與斬首、絞刑同列法典。關漢卿《竇娥冤》第四折：「張驢兒毒殺親爺，奸占寡婦，合擬凌遲。押付市曹中，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
明初朱元璋將凌遲列入《大誥》，范圍相當廣。《大明律》取消了大誥對凌遲的濫用，但依然明文規定對謀反大逆、殺父母、亂倫、連環殺人等重罪犯用凌遲處死，且凌遲殘酷度等級不同，以謀反大逆為最重一級。《大明律·刑律》：「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危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嘉靖二十一年（1542），有宮女楊金英等人謀害明世宗未遂，事發被捕，楊金英、楊蓮香等十六名宮女並曹端妃、王寧嬪兩個妃子被寸磔於市，為皇家成員正式判處凌遲的僅有案例（以慣例皇族成員死罪不過賜死）。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劉天敘等謀反，兵敗被擒，有七人被磔死。
同治二年（1862年）六月二十五日，石達開被清軍凌遲，被割一百多刀，始終默然無聲。四川布政使劉蓉說他「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丑類之最悍者。」其同黨林鳳祥受刑時，「刀所及處，眼光猶直視之，終未嘗出一聲」。同治五年，英國駐華支使使館參贊威妥瑪向中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建議停止凌遲。結果朝中只允許對由洋人交付的犯人免用凌遲。直至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沈家本主持《大清現行律例》修訂，凌遲方才連同戮屍、梟首等酷刑「永遠刪除，具改斬決」。
施行方法
1858年法國報紙Le Monde Illustré上的插圖，描繪被凌遲的法國傳教士
行刑前先把犯人捆綁在刑場上，施刑者以小刀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塊割下。受刑的刀數不是一個定數，因人而異也因時而異，宋朝時只有八刀至一百二十刀，到明朝時往往超過千刀，甚至達三千刀之說。王明德說：「凌遲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體無余臠，然後為之割其勢，女則幽其閉，出其臟腑，以畢其命，支分節解，菹其骨而後已。」，「千刀萬剮」至此名實相符。
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寸磔」條有雲：「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四千二百刀，鄭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但據記載劉瑾實際上被割了3357刀，本計劃分三日割完，第一天三百五十七刀，割10刀休息一下，待劉瑾蘇醒後再割，但割到第二天劉瑾已一命嗚呼。
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數、或者死囚的斷氣時間不當，劊子手都可能會受罰。理論上凌遲要割至最後一刀時，犯人剛好斷氣；但亦有傳說家屬有時可以買通劊子手，一刀就把心臟刺破，提早結束犯人的生命以減少痛楚。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若果是女性犯人，先從乳頭開始，再把雙乳割下，然後才割胸肌，接著割生殖器；若果是男性犯人，割完胸肌，會接著割生殖器；然後輪到大腿、雙臂、腹肌、臀部。最後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時候助手負責報告刀數，割下來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來等待驗查；但亦有丟到地上，甚至是賣給旁觀的群眾。有時凌遲以後會再以利刃梟首，用巨斧銼屍。
著名受刑者
方孝孺：明惠帝時重臣，後因靖難之役失敗，被俘獲後拒絕與朱棣合作，故被發往市集凌遲處死。
劉瑾：明武宗時代宦官，傳聞磔刑凌遲三日，割三千三百刀。行刑時，燕京圍觀百姓以一錢爭奪其肉，下酒生食之，以泄其憤。
王杲：明末建州豪強，曾受封為建州右都指揮使。因屢犯明邊，於1575年被凌遲處死於北京。
鄭鄤：崇禎年間庶吉士，被溫體仁等告以「杖母奸妹」之罪，1636年凌遲處死。
袁崇煥：崇禎年間知名將領，因崇禎皇帝懷疑其謀反，以「通虜謀叛」被凌遲處死，據說當時北京百姓爭啖其肉。
耿精忠：清朝康熙年間，因康熙帝撤藩，叛清失敗而被凌遲處死。
石達開：太平天國最富戰功之將領，封翼王，領兵被困大渡河，降清以救全軍。與所屬同被凌遲。所屬不勝痛楚慘呼，石達開斥之：「何遂不能忍此須臾？當念我輩得彼，亦正如此可耳。」至死寂無聲。
洪天貴福：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之子，為清朝大臣沈葆禎所俘虜，判凌遲處死（處決時年僅十五歲，可能是最年輕受刑者）。
康小八：人稱康八爺，搶劫殺人無數的惡匪，成事全靠他心狠手辣和一把從洋人處偷來的手槍，大鬧京師，驚動太後慈禧，終被正法。有可能是最後一個被凌遲處死的人。
符珠哩（Fujuri，音譯，漢語拼音：Fúzhūli）：因謀反於1905年4月10日被處刑，亦可能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凌遲受刑者。
菹醢
醢刑也稱菹醢，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酷刑之一，指將屍體剁成醢（即肉醬）。相傳這種刑罰是由商紂王所創，用以對付九候。但也有對於活人使用者。
著名受刑人
伯邑考：西伯之子，因激怒妲己，而被商紂王所殺
九侯：殷紂王三公之一；死後處以醢刑
子路：孔子的弟子仲由；戰死後處以醢刑
彭越：西漢高祖時異姓梁王；斬首後處以醢刑
來俊臣：武曌時大臣，被武曌殺後處以醢刑
張鈞：早期文字獄受害者；
脯刑
脯刑是中國古代的死刑之一，就是把犯罪者殺死後曬成肉乾。
在商朝末期，商紂王醢九侯之後，鄂侯認為紂王不應該醢九候，與其爭辯此事的利害得失，紂王將鄂侯殺死曬成肉乾。
劓殄
是死刑的一種，古代封建社會的殘酷刑罰。此刑法亦正正針對以家庭為本位傳統社會，例如古時的中國。當其中一位家庭成員犯下通番賣國、欺君犯上、密謀造反等滔天死罪時，當權者為免除後患、斬草除根就會對犯事者施行此嚴刑以鞏固自身政權。而族就是有血緣關系的親屬之合稱[2]。
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國、日本和越南，亦曾使用這一種刑罰。而韓國制度中對「族」的定義與中國制度中的定義是幾近一樣。
在中國歷史中，族誅始於商朝。當時被稱為劓殄，乃族誅的初形，斬殺犯罪者及其後代之刑。後歷秦朝，發展為誅三族、五族、七族。至隋，被隋文帝廢除，惟被隋煬帝復行並擴至誅九族。於明朝，更出現史上唯一一次的誅十族。
誅三族
或曰「夷三族」。而對於三族的說法，亦有不同。有說，父母、兄弟、妻子是三族；另說，則以父、母、妻為三族；亦有以父、子、孫為三族的說法。[4]而於秦末時期被處以誅三族的丞相李斯和宦官趙高就是史例之一。[5]在越南，1442年七月，黎太宗閱兵到至靈縣，順路前往探望阮廌宅邸，見其妻（或稱小妾）阮氏路有姿色，令隨駕伺候。不料太宗突然暴斃，阮廌受誣陷遭到處死，並被誅三族。
誅九族
九族也有不同說法。漢代儒家則有二說，一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4]，即異姓親族。其中父族四就包括被處以者一族，即犯罪者之父母兄弟姐妹兒女，另及姑母和其兒、外甥、外孫。母族三，即其外祖父母、姨母與她兒。而妻族二即是岳父和岳母。[6]另一個說法就是由被處以者上推四代至高祖，下推四代至玄孫；橫推三從兄弟。即上至高祖、曾祖、祖及父，下至玄孫、曾孫、孫及兒，旁則由兄弟、堂兄弟、再從兄弟、表兄弟、乃至從族兄弟為止，通被誅連。[4][7]在韓國，真平王元年（正值中國南北朝），新羅國，就曾有伊阿餐柒宿和阿餐石品，二人因為謀反，於東市被處以誅九族。
誅十族
參見：方孝孺
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誅十族事件，於明朝朱棣登皇帝位之時。被處以此刑者，為當時威望甚高的著名文學家方孝孺。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奪其侄子明惠帝的天子寶座，入主金陵。朱棣登基，命忠於皇室的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方不但寧死不從，更予以辱罵，於詔書上寫上「燕賊篡位」四字，朱棣怒以誅九族相脅，方大義凜然，訕笑似地說：「便十族，奈我何？（就算誅十族，又能拿我怎樣？）」朱棣便把其門生朋友歸入第十族，連同原來九族一並誅殺。最終共誅殺八百七十三人，因此事下獄及被流放充軍者亦數以千計。
烹刑
烹刑，或稱烹殺，是一種酷刑。施刑者先將犯人的衣服脫光，並將犯人推入一個如成人般高的大鍋，放在柴火上烹煮。犯人大多數都因灼傷而死，有些甚至全身燒焦。
著名神魔小說《封神榜》中，西周始祖西伯（後稱周文王）被囚於羑里時，西伯之子伯邑考遭到妲己的陷害，被紂王處以烹刑，放在大鍋里「烹為羹」。
司馬遷《史記》記載，秦朝末年的項羽也時常使用這樣的刑罰，他曾烹殺不肯屈服的漢將周苛；也曾威脅要把漢王劉邦的父親烹殺，不過劉邦表示並不在乎，最後項羽只好放棄這個想法。
著名受刑人
齊哀公
酈食其
周苛
朱高煦
寒奡
浸豬籠
浸豬籠作為古時的一種私刑，就是把「犯人」裝入運載豬只的竹籠中，在開口處捆以繩索吊起來，放到河流或池塘里淹浸，輕罪者讓其頭部露出水面，浸若干時候；重罪者可使之沒頂，淹浸至死。
在中國古代，該刑通常被作為處死通姦男女的一種私刑。
剝皮
剝皮是古代的一種酷刑，不同地區有利用不同的方式剝去受刑者的皮膚。一般來說，剝皮時都會盡可能保持皮的完整。在中國古代，會利用水銀貫注在受刑者的皮膚與身體之間，從而把他的皮剝出來；而在西方社會，會利用一種特別的剝皮刀去把受刑者的皮膚割去。
一般動物在為人類使用前，都會先行剝皮，不論是為了取得它們的毛皮，又或是為了製作標本。
作為刑罰方面，剝皮可以是一種酷刑，又或是一種處決的方式，視乎怎樣為受刑者去皮。
此外，在西方社會的早期現代，亦有因為各種原因而用死者的皮膚製作人皮書的封面。這些原因包括了法律上的原因或宗教上的原因。
歷史
剝皮這種刑罰的歷史非常久遠。現存最古老的文獻紀錄，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亞述帝國。在當時，國家習慣把戰俘或叛亂者釘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的城牆，以警效尤。而在中美洲的阿茲特克人，亦有把被選作活人祭的人在死後的皮膚剝下。在中古時的歐洲，有在公眾把背叛者的皮膚或血肉割下的刑罰，這種刑罰一直到了17世紀仍然有在法國執行。
在明初，朱元璋立下重典，官員貪污60兩銀子，一律押往府州縣衙門左邊的土地廟，設有「剝皮亭」，處剝皮實草之刑，也就是說：被剝皮者的皮膚還會被填入草料，吊掛在官府，用以警告其他的官員。剝皮時如果讓被剝皮者早死了，又規定：「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葉子奇《草木子余錄》）
由於剝皮這種刑罰極為殘暴，所以在民國成立之後就已被廢止。不過，近年仍然有各種醫學研究對屍體進行剝皮處理。有關人皮在2007年曾在中國各地展出，引起高度爭議。
騎木驢
騎木驢，中國古代的一種女性刑罰，出自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口耳相傳之成果，缺乏實際刑案檔案證實，較有誇大恫嚇之意義。
刑罰對象
中國舊小說《劉公案》里的黃愛玉謀害親夫，受了此刑。關漢卿《竇娥冤》也提到：「張驢兒毒殺親爺，奸占寡婦，合擬凌遲。押付市曹中，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西遊記》中的李彪也被釘上木驢。小說中的「騎木驢」刑罰一般對象為勾結姦夫謀殺親夫的女性，盛行於明朝。
木驢結構
有些改進過的木驢，下面有四個輪子可以推著走。內藏偏心輪，可在遊街時帶動圓木條上下移動以刺激女犯人，使其在示眾過程中感受發生強行性行為的感覺。《施公案》中，施世綸將自己的發明展示給看客。
行刑方式
在已被判死刑的婦女，如有被判此刑罰的，需被剝光身上衣物，坐在木驢上同時將圓柱形木條插入陰部，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數日方氣絕」。還有鐵釘將人體固定在木驢上。然後將女犯人抬到大街上遊行示眾。示眾過程中還要用荊條等鞭打女犯以增強效果。
正史中記載木驢是一種釘住犯人手腳的刑車，男女通用。《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建炎元年11月密州知州趙野棄城而逃，被密州軍卒杜彥、李逵、吳順抓回時，即釘上木驢。
腰斬
腰斬，是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式之一，從罪犯腰部將罪犯切成兩段（或兩段以上）的刑罰，其目的是延長罪犯死亡的時間，增加其痛苦。明朝詩人高啟因文賈禍，被明太祖下令腰斬八截。一般來說，受刑人最終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而包青天劇中的鍘刑亦是腰斬之一種。
傳聞中，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學政俞鴻圖被判處腰斬，是中國最後一位處以腰斬的政府官員，監斬人是鄒士恆。俞鴻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連續寫了七個「慘」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事後鄒士恆將此情景上奏，雍正亦惻然不忍，宣布廢除腰斬刑。
今日腰斬一詞的引申義已漸漸應用於傳播媒介。
著名受刑人
李斯
晁錯
公孫敖
劉屈氂
楊惲
虞放
王涯
舒元輿
高啟
俞鴻圖
炮烙
炮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酷刑，縛刑者於銅柱，銅柱大若鍾，中空置炭火於鍾內，焦灼肌膚而死。這種刑罰最早始於商朝末代君主商紂時，為針對百姓的抱怨和諸侯的叛變而設。
炮烙之刑最早起於商紂，《荀子·議兵》記：「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韓非子·喻老》記：「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史記·殷本紀》寫：「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但另一種說法炮烙是夏桀發明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符子》說夏桀在瑤台觀看炮烙之刑，關龍逢諫之，桀遂以炮烙殺龍逢。柏楊在《中國人史綱》的「紀元前十八世紀」表示：「在銅柱上塗抹膏油，下面燃燒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銅柱上走過，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燒死。姒履癸最喜歡看別人受這種酷刑時掙扎悲號的慘狀。」
車裂（五馬分屍）
車裂，又稱轅、磔。民間俗稱五馬分屍，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酷刑。相傳此刑乃將犯人的頭及四肢分別縛到五輛車上，由馬引車前進以撕裂其身體。
秦國的商鞅及嫪毐皆曾受此刑，但行刑的時間則頗有爭議，以下將詳述有關爭論。
關於車裂的爭論
有人認為車裂並非如民間流傳所指的五馬分屍，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
東漢字書《說文解字》將車裂和斬首相提並論：「斬法，車裂也」。
車裂中的「車」字並非指「車子」，而是某些古體字「尊？」在字形變化中產生訛誤而成為「車」字。五馬分屍只屬民間傳說，實際上該詞最初於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出現時，是以牛拉車分屍的。亦有人認為車裂指的正是五馬分屍。他們以《遼書》中的句子「淫亂不軌者，五車轅裂之」作例，證明兩者確有關連。
另外，關於車裂的執行時間，各方意見亦不一致。也有一說認為，車裂是用在屍體 （包括已斬首者）上的，而非撕裂活人。
著名受刑人
商鞅(作法自斃)
坑殺
坑殺，或阬殺，是指古代軍隊打仗，將敵軍俘虜殺死後把屍體堆積起來的行為。史家一般將坑殺這個詞用作譴責，指屠殺無辜，如大規模殺俘和殺平民。有人往往望文生義，以為坑殺是活埋的意思，是不正確的。古書中往往有描述坑殺後屍體堆積如山的描述，例如慕容垂在看到參合陂之戰中被北魏坑殺的燕軍將士的遺骸，堆積如山，郁憤而死。可見坑殺根本不存在埋的場景。以長平之戰為例，白起也是不可能有時間挖出可以活埋四十萬人的大坑，而投降的趙軍不加以反抗。
有關「坑」的記載
有關「坑」的記載就更是史不絕書，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比如《後漢書·袁紹傳》記載200年曹操與袁紹軍在官渡決戰，曹操險勝，將一支被迫投降的袁軍部隊「盡坑之」。而《三國志·魏本紀》就不提這事。258年司馬昭攻破諸葛誕盤踞的壽春城，俘獲東吳援軍，有人建議說這批吳軍士兵不會真心歸降，應「坑」之。司馬昭沒有同意，只是將這批俘虜遷離邊境地區。可見當時仍然習慣對於用不著的俘虜都「坑」殺。《晉書·載記》所記載的十六國大亂時期，有關「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余」。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320年石虎擊敗前趙劉曜，「坑士卒一萬六千」。321年石勒「坑」晉軍曹嶷部的降卒3萬人。349年石虎死後，幾個兒子爭奪帝位，小兒子石沖戰敗，「坑其士卒三萬餘人」。還有大量將戰敗方戰俘「盡坑之」的記載。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呂隆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準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衢路」。可見該書的「坑」記載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唐太宗征高句麗時，「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贊賞。但是《宋史·田況傳》的評論認為，田況就是因為坑殺降卒，導致「無後」。《明史》記載明初功臣常遇春坑殺敵軍俘虜，徐達阻止不及，以後徐達得以為全軍統帥。
枷項、立枷
枷項是將犯人綁在衙門前或市中心示眾的一種刑罰，若枷的重量過高，很容易會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項不但是酷刑，還是一種死刑。
歷史
枷原本應用於農業社會中，用以擊打堆於禾場上的稻穀，時至今日，枷依然有人使用。
後來，枷應用於刑罰上，早在周時，枷開始出現在刑罰之中，《周易·噬嗑》一書曾經提到：「何校滅耳」，註解中說：「校，枷也，罪重械其首也。」，當中的何校就是枷項。另外，《晉書·石勒載記》中又說並州刺史東瀛公馬騰於山東捕捉胡人為奴，賣給富賈，以作軍費之用。被捕獲的胡人兩個以枷鎖在一起，當中後趙開國君石勒就在其中。直至北魏時，枷項成為了官方承認的刑具，但它的製作就未有統一，各地所使用的枷項都未必相同，孝文帝元宏於太和五年（即481年），下詔規定只有犯謀逆大罪而又有真憑實據的才可以施用大枷。宣武帝即位後，在永平元年派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元懌等人檢查全國的大枷，並頒發聖旨，明文規定大枷的大小、重量和厚度，大枷要「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三丈，通頰木各方五寸」，各地方不符合規格的都要燒毀。 在大枷有了規定之後，及後的高氏皇朝和宇文氏都採用過枷，史書分別提到：「罪行年者鎖，無鎖以枷。」、「凡死罪枷而拲。」，由此可知，枷開如成為了一項不可缺少的刑具。其後，隋朝仍沿有了枷，到了唐朝，枷更被廣泛使用，枷長六尺至五尺之間（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六寸至二尺五寸之間，闊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間，徑頭四寸至三寸內，「病及有保者」無須上枷。
雖然唐室對枷有文明的規條，但在武曌在位之時，她手下的一班酷吏如來俊臣等就發明了不少枷，由最重至最輕都各有名號，包括：「求破家」、「求即死」、「死豬愁」、「反是實」、「實同反」、「失魂膽」、「著即承」、「突地吼」、「喘不來」、「定百脈」合共十個，從名字來看，它們都會令受刑者極為痛苦，而來俊臣就是經常以枷來對付政敵、反對他的朝臣和得到「證供」，與來俊臣同是酷吏的索元禮發明了比十個枷更為利害的刑具，他將受刑者的手加上枷，並於枷板上再加上一磚，稱為「仙人獻果」，又設「玉女登梯」，讓受刑者站在橫木之上，並把受刑者身上的枷反方向的鎖上，令枷較長的一端傾後，受刑者需要更大的力氣去平衡自己和支持枷的重量，這往往都使受刑者消耗過度而死。武則天退位後，手下的酷吏和十個的枷也被瓦解，但及後宦官專政，枷依照是常用的刑具。 五代時，枷被沿用。 宋朝初年，枷分為兩級，一重二十斤，二重二十五斤。及後第三任皇帝趙恆接受了河北路刑獄陳綱的意見，增設十五斤重的枷。明朝初，朱元璋規定全國的枷以干木造，長五尺五寸，寬一尺五寸，重量分為三級，最輕的十五斤是用於被杖打的犯人、次級的二十斤用在被判流放和徒刑的犯人、最高級的是三十五斤，是用於死囚身上，又下詔定下地方所用的枷必須由政府的龍江提舉司所出產。雖然如此，但錦衣衛、東廠、西廠都未有依照太祖之意採用枷，反而私自製造各種不同類型的枷。英宗在位時，宦官王振得到英宗信任，正統年間，王振就以一百多斤的枷鎖在得罪他的李時勉、趙琬、金鑒三人身上，皇太後孫氏知道此時後，令英宗立刻釋放三人。成化帝登基後十三年，刑部上奏表示：近年以來，民間私自鑄錢，以致四方「客商聚集收買，奸弊日滋，阻壞錢法」，故此建設朱見深將從事者和知情者以及使用者枷項示眾，發邊衛充軍，憲宗同意，四年後，憲宗下詔：「今後只許歷代並洪武永樂宣德錢每八十文折銀一錢，私造私販者枷項問監。」劉瑾取得大權時，也常用枷，正德元年，劉瑾不滿給事中安奎與御史張彧的賄款不足，於是以一百五十斤重的枷鍺在二人身上、王時中因得罪劉瑾，又被枷，而彈劾劉瑾的吳獻被他枷鎖，史書記載：「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可知其慘烈之處。
世宗登位後，明白到枷項之苦，下詔天氣炎熱時，枷項之刑可以延期施行，但錦衣衛對此並不理會，嘉靖年間，有位叫劉山東的人向朝廷告發皇親張廷齡有謀反之意，但錦衣衛指揮王佐竭卻反指劉山東誣告張廷齡，被判以大枷枷號三個月後充軍，是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枷項之刑。
神宗時，出現了重三百餘斤的立枷，這種刑具是一種以木製的高長籠子，前長後短，頂部有一個圓孔，受刑者的脖頸會被枷鎖著，受刑者無法將整雙腳平放於刑具底部，只能直立而無法跪坐，使受刑者疲勞過度而死，受刑者不消一天內就會死於立枷之中。
清代，立枷和枷項未被取消，康熙帝就規定了枷的上限重量為七十斤，次級的為六十斤重，長度為三尺，寬度是二尺九寸，並規定各地衙門都要案照刑部的樣本進行立枷之刑。清以後，兩者再無出現。
絞刑
絞刑，實際上分為縊死和勒死兩種。
縊死俗稱弔死，是指以將人的頸部吊在半空，以其自身的重力，拉緊頸部繩索，從而引起死亡。勒死則是以繩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窒息而死。
絞刑一般是指執行死刑。又稱問吊、首吊、繯首死刑等。粵語稱吊頸，閩南語稱吊頭。
『叄』 古代犯人行刑為何要選在午時三刻
你好
古代一晝夜劃為十二個時辰，又劃為一百刻（「刻」原來指的就是計時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晝夜滴完一桶，劃分為一百刻）。「時」和「刻」實際上是兩套計時系統單位，換算比較麻煩，平均每個時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時」一般約合今天的中午十一點至十三點之間，午時三刻是將近正午十二點，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
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作出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等等和他被處死有關連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壓抑鬼魂不敢出現。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話說「午時三刻」——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法文化
小時候看《水滸傳》，覺得最精彩、最激動人心的情節，就是「劫法場」：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場，「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正在此時，梁山好漢一齊發作，「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只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盧俊義要被處斬，也是在十字街頭法場上，也是「午時三刻到了」一聲喊，劊子手就要動手。等在酒樓上的石秀吼一聲「梁山泊好漢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盧俊義就走。
其他的古典小說里也常常會有「午時三刻」行刑的情節。比如《古今小說》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為神」，講任甌慌辛璩俅λ潰押赴刑場，「只等午時三刻」。
那麼，是不是古代法律規定在「午時三刻」行刑的呢？並非如此。比如唐宋時的法律規定，每年從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齋戒日，二十四節氣日，每個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殺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執行死刑。而且還規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況下也不得執行死刑。
有人計算後認為，按如此規定唐朝一年裡能夠執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時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確規定，只能在未時到申時這段時間內（大約合今下午一時到五時之間）行刑。並不是「午時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規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對於行刑的時刻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實際上在清朝的小說里，這種「午時三刻」行刑的描寫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說：「當時秋盡冬初天氣，凡各府州縣監牢內，有那十惡不赦的重囚，例於此時處決。是日雙流縣知縣高捷，接得聖旨到來，開讀過了，即把處決有名的幾個斬犯，到了五更時分，綁到十字街坊行刑。」這說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黃昏行刑的。清人筆記《夢廠雜著》里記載了梅州的一樁奇案。當地一個強奸殺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釘封文書（死刑執行令）到達時，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個吏目（管治安和監獄的小官），無法監斬。吏目找來當地駐軍的游擊（軍官）商量，那游擊說：「文武一體，我為什麼不能監斬？如果按制度請鄰州的知州來監斬，至少要三天，會延誤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兩人商議停當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時已近黃昏，來到城外刑場，天下起雨來，天色更暗。那挑來臨時充當劊子手的營兵從來沒有殺過人，行刑前一杯連一杯地灌酒壯膽，持刀上場人已大醉，聽到一聲「斬」，揮刀一砍，見死囚倒地就報 「斬訖」。吏目和游擊都躲得遠遠的，不敢上前驗看，派一個千總（軍官）驗看。那千總上前馬馬虎虎瞄了一眼，就說：「身首分離一丈多遠，還活得成嗎?」於是草草收場。可第二天收屍，卻找不到屍首。游擊和吏目驚惶失措，在刑場附近懸賞搜尋，總算在一個茅坑邊上找到了蔡阿三。原來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來掙扎逃走，無奈傷重走不遠。吏目叫來劊子手再補幾刀，才算完事。這事被上司發覺後，兩廣總督親自審訊，定劊子手和千總是「得賄賣放」，判絞立決；吏目決囚漫不經心，處絞監候；知州和游擊都為玩忽職守，判充軍。
既然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明清小說里「午時三刻」行刑的說法就應該只是當時官府的慣例，或者是說書人、寫書人的普遍看法。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午時三刻」究竟有什麼奧妙?
古代一晝夜劃為十二個時辰，又劃為一百刻（「刻」原來指的就是計時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晝夜滴完一桶，劃分為一百刻）。「時」和「刻」實際上是兩套計時系統單位，換算比較麻煩，平均每個時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時」一般約合今天的中午十一點至十三點之間，午時三刻是將近正午十二點，太陽掛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陰影最短的時候。這在當時人看來是一天當中「陽氣」最盛的時候。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殺人是「陰事」，無論被殺的人是否罪有應得，他的鬼魂總是會來糾纏作出判決的法官、監斬的官員、行刑的劊子手等等和他被處死有關連的人員。所以在陽氣最盛的時候行刑，可以壓抑鬼魂不敢出現。這應該是習慣上「午時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國家在執行死刑時都是要求在白天進行。比如二十世紀以前歐洲國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時」處刑。這里的共同考慮因素顯然有防範上的理由，也有威懾民眾的理由。不過像中國那樣考慮鬼魂陰氣因素的卻很少。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報應」，得到「福報」是善事積累的結果，得到「惡報」則是惡事積累的結果。對於強調「香火傳承」、恐懼「斷子絕孫」的中國人來說，「報應」是影響人們行為的最重要的因素。佛教傳入後，因果輪回的說教和傳統的「報應」觀念相結合，更在民間根深蒂固。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的俗諺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長隨的教科書《公門要略》的說法，當時的法官在死刑執行令上簽字時，是由刑房書吏將死囚的犯由牌（也稱姓名標子）倒呈長官，長官提氡剩刑房書吏就勢往上一拖，讓死囚姓名上勾到紅筆痕，這就算是那支氡是┓⒌乃佬討蔥辛睿法官不直接對此負責。那支氡示痛伺灼，再也不用。而監斬官為了辟邪，出發監斬時總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紅斗篷來避邪。行刑結束後，總要繞道城隍廟去燒香，讓城隍老爺管住可能跟在身後的鬼魂。回衙門後還要大放爆竹，官轎再進大門。全體衙役出動，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齊，揮動棍棒「排衙」，驅趕鬼魂祟氣。
《水游傳》第一百十回講處死王慶，「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恰好午時三刻」。所謂「惡殺（煞）都來」，是讓死者記住是惡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來纏劊子手。而行刑結束後，就如第四十四回病關索楊雄在市心裡行刑後，就有一批幫閑朋友上來給他披紅掛彩，弄點鼓樂吹吹打打，到城中熱鬧的酒店喝酒，以趕走可能跟隨而來的鬼魂陰氣。
說起來中國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濃，可是實際上鬼魂因素卻總是在民眾乃至於官府的日常活動中表現出來，文學作品中「午時三刻」殺人時辰，就是這種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證之一
『肆』 現在掌管國家禮樂祭祀的是什麼部門
禮部:掌管考試、學校教育、禮樂、祭祀、宴會食品、鑄造印符、冊封，全國的佛、道教事務，以及少數民族的冊封、招待等。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宣傳部、文化部、民委、食品監督部門、新聞出版總署、宗教局、等部門的綜合。 刑部:掌刑法、囚徒、復審、緝捕等事。相當於現在的高院、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幾個部門的綜合職能。 戶部:掌管全國的戶口、財政收支及預算、田土地冊、鑄造貨幣、稅收等。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商務部、民政部、央行、稅務總局、審計署及公安部的戶籍管理部門等部門的綜合。 工部:掌管全國的工程建設、屯田水利、山林捕獵、軍器製造、雜項產品的製造等。相當於現在的建設部、農業部、水利部、糧食局及部門大型製造業國有企業等部門的職能。
『伍』 中國古代刑罰內容都有什麼越全越好謝謝
http://ke..com/view/396614.htm
古代刑罰
從世界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文化的發展演變有其明顯的特色，這種特色就在於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進程一直延續，沒有發生中斷。自古至今，「刑、德」被視為治國安邦的兩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罰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門。社會的進步，文明的演變，法也從原始簡單的習慣，逐漸向著結構嚴謹、富於哲理的模式過渡，中國歷史上法律的變革，實質上代表及反映了中華民族對社會、人生以及與人關系的根本性問題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所以，刑罰作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濃縮。刑罰體系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代不同的當權者亦有不同的舉措。但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以原始的野蠻、落後、殘暴向著文明、慎刑方向發展。
一、中國古代刑罰的發展與變化。
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確認不少有關處罰的習慣。《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當時的處罰習慣，將貪贓（墨）行為與劫掠（昏）殺人行為並列，一並處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已經注重對行政人員的整治和管理，嚴厲制裁瀆職、貪污行為。
《尚書。呂刑》對原始社會末期的處罰方式作了這樣的說明：「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刵、諑、黥」。又據《後漢書。刑法志》說：「（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確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嚴酷。盤庚規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死刑除去斬刑外，還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殺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制度作為五刑的補充，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的成熟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刑罰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經濟、株連八大類。其中前五類相當於現代的主刑，後三類相當於現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有明顯的過渡的特徵。
漢代對刑罰進行了改革，漢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肉刑，著手改革刑制。具體有：凡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這樣就改變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現問題：1、斬右趾，改為棄市，擴大了死刑范圍；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斬左趾，結果受刑者「率多死」。後，漢景帝又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減為二百、笞二百減一百。改革之後，除死刑以外，還有笞刑，而宮刑未改。到東漢初，明帝詔中又提到斬右趾，說明又以此刑代替棄市，把文帝時由輕入重的一項又回來，至此，兩漢肉刑有宮和斬右趾。
關於徒刑，漢初沿用秦制。但是漢代已經有了明確的刑期。如髡鉗城旦舂，五歲刑；完城旦舂，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歲刑，男罰作和女復作，皆一歲到三月刑。此外，漢代另有「顧山」，是只用於女犯的刑罰，因此也稱為「女徒顧山」。
此外，兩漢還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罰金、徙邊等刑罰。另外有禁錮刑，是漢為禁止官史結黨，對有朋黨行為的官吏及其親屬，實行終身禁為官的政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過渡。主要體現在：1、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詔禁止宮刑：「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在天統五年（公元569年）也詔令廢止宮刑：「應宮刑者普免為官口」。2、規定了鞭刑與杖刑。這一刑罰緣於北魏，並為北齊北周沿用。3、規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南北朝時期，把流行作為死刑的一種寬待措施。如北周時規定流刑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以據都城二千五百里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為限，同時附加鞭刑。4、緣坐范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婦女緣坐的變化上，總的趨勢是縮小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卻多有擴大。在整個南北朝時期緣坐的范圍也有反復。《梁律》創從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
隋《開皇律》刪除不少苛酷的刑罰內容。廢除不少殘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為絞、斬兩種。對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確說明：「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所有 「梟首轘身」與「殘剝膚體」的鞭刑都廢除不用，確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罰比以前各代均為輕，死刑、流刑大為減少。死刑只有絞斬兩種；徒刑僅一年至三年；笞杖數目也大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創設了一些新的刑罰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為寬貸雜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對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種代用刑。但後來則成了常用刑種之一。2、凌遲刑。宋時將五代的法外刑凌遲作為法定刑種，初時適用於荊湖之地所謂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但後來適用范圍越來越廣泛。3、折杖法。宋太祖創立折杖法，作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所以，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為習慣法，成吉思汗時有斬決、流放、責打條子等刑罰，後逐漸向漢代的五刑體制過渡，並最終實行。但其死刑中無絞刑，凌遲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許多習慣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盜竊罪，除斷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即須刺項」，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為了維護僧侶的特權，元律規定「毆西番僧者截其手，罵之者斷其舌」。
元有警跡人制度。強竊盜犯在服刑完畢後，支付原籍「充警跡人」。在其家門首立紅泥粉壁，上開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鄰居監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見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終身拘籍。
明清刑罰有新的發展變化，其特點是刑罰更加殘酷化，並大量復活了肉刑。明清時的刑罰變化有：
1、死刑。明、清兩朝在法律上恢復了梟首示眾之刑，並且范圍逐步擴大。此外，明清時期的死刑執行方面還有一些更加殘酷的方式，如「剝皮實草」、「滅十族」、戮屍等。 清朝針對死刑還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即斬立決和監候制度。
2、充軍刑。「充軍」創制於明代，但是不以充軍為本罪。清朝的充軍則作為流罪的加重刑，並以充軍為本罪。而且充軍的條目也較明代增加。
3、發遣刑，這是一種比充軍重的刑罰。明代時只限軍官和軍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時則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員，還可以有機會放還。
4、枷號，是明朝首創的恥辱刑。在明代還變成一種致命的酷刑。清時對一些倫理性和風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還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對違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罰。
二、中國古代刑罰演變的原因。
大體上，刑罰發展變化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當權者指導思想的不斷變化導致了刑罰發展變化。法律制度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門，任何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社會經濟條件緊密相連的。原始社會時期，沒有國家，沒有法律，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當時的原始習慣也是由以採集和漁獵為標記的低下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懲罰方式簡單殘暴，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成為主導。逐漸產生了相當多的習慣法，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人們對物質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刑罰的體系逐漸完善，目的性也更加專一，保護私有制財產，保護人身權利，維護政治統治。自夏代建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起，我國古代社會一直堅持以刑法為主的法律體系。
由於專制、集權貫穿我國幾千年的古代發展史，中國的法律文化也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沒有西方世界的民主與法制、人權的概念。大量的充斥於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和刑罰的隨意性。
從簡單的同態復仇到夏、商時期奴隸制刑罰，及至演變到封建社會的「五刑」，刑罰的變化，同當權者的統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王或皇帝是國家的主宰，所謂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體現了維護王權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崇尚刑法，重視刑罰。使我國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無一例外的採用刑罰的手段。法律不但憑借嚴酷的刑罰手段懲辦危及王權統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時也嚴厲制裁破壞國家統治、擾亂社會程序的刑事犯罪。統治者從長期的實踐中體會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懲罰，又能保存勞動能力，是更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適應了經濟基礎需要，同時更好的維護其統治。夏、商時期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時又剛剛從原始野蠻時代演變而來，維護王權成為其首要的目的，同時人的愚昧無知又使統治者假借天意的圖謀得以實現，雖然其刑罰十分的野蠻殘酷，但是統治者借天的名義，成功地表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同時，統治者鑒於前朝的教訓，至周時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罰」的思想，強調「用刑寬緩」，將教化和刑罰結合起來，體現到刑罰上，出現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以作為五刑的補充，不再單純是傷及人肢體、生命的酷刑。秦以後到明清，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更加牢固的確立，雖然各朝代執政者執政的指導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也逐漸促進統治者對刑罰作出變革，以絞、斬死刑代替以往殘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蠻的肉刑，實質是統治者逐漸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會高度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統治者權力的無限制和無制約，當權者往往憑一己好惡行事，使刑罰形成了不穩定和不確定的特點。所以，我國古代刑罰發展變化的進程中人為的痕跡濃重。總趨勢是朝者寬緩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復。我國古代社會自從有國家以來，無論是不成文立法的時代，或者是成文法時代，法律對刑罰的種類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經常有隨意增加法外刑罰的情況。隋初，制定《開皇律》、《大業律》，強調用法寬緩，然而隋煬帝並不依律行事，他「更立嚴法」，並恢復梟首、滅九族等等酷刑，自毀法制，濫施淫刑。又如唐時法律為我國古代之最鼎盛時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武則天時，酷臣周興、索元禮、來俊臣非法採用酷刑，摧殘人犯，將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時，皇帝設廠衛特務機關，濫用刑罰更為嚴重。清律中根本沒有關於文字獄的直接規定，但所有的文字獄均是按照謀反、大逆定罪，是最嚴重的犯罪，並且處以最嚴厲的刑罰。所以，古代專制制度下，皇帝的行為往往將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另一方面，較為開明的當權者的舉措，又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據史載，漢初文帝改刑罰的原因，是為緹縈的孝心感動，遂下詔說：「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發了漢初刑罰的改革。
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以仁者治國的指導思想下，法制的推進顯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輕向重變化的原因。從秦漢至隋唐，刑罰制度的發展趨勢一直為由繁雜殘酷向簡明輕緩。期間有漢文帝廢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時法制達到巔峰，其影響直至宋、元、明、清，並及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雖以唐制，其刑罰較前朝又趨殘酷、繁雜，並且復活了肉刑，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有增加。從歷史上看，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小農經濟繼續發展並且至沒落，而商品經濟逐漸萌芽之時，社會的矛盾日趨激化，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更加加強中央集權，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罰更加殘酷，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刑罰的重要特點，至明清，發展尤為明顯。其特點，就是限制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誕生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重農抑商的傳統，實行「禁海閉關」，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明時增加許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處於古代中國向近代化發展的復雜時期，更加以空前的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壓統治。明清時期大興文字獄，對思想異端嚴厲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國古代社會先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一貫的愚民政策的體現。
明清時期重刑觀點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矛盾的錯綜復雜密切相關。古代社會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制度已經走向末路，新的生產關系正在形成之中。而這種新興的生產關系勢必威脅到封建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所以，統治者為了維護政治上的專制統治，必然鉗制廣大人民的思想和輿論，甚至不惜動用殘酷的刑罰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興起。
四、刑罰的變化與發展同特定的社會發展現狀緊密相連。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同一階段的不同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發展不盡相同，所以，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會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罰作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體現。從夏商以來歷代統治者在運用刑罰統治社會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用刑經驗，至西周時，形成「刑罰世輕世重」的理論。《尚書。呂刑》說「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這種思想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中。刑罰的發展變化實際上也體現了這種理論在治國實踐中的運用。戰國時期，群雄並爭，天下大亂，當時剛剛興起的地主階級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重典重刑，用刑嚴酷。唐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較為迅速，國家實力明顯增強，所以，這一時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國，用中典」的策略，體現到刑罰上，變化為寬嚴適中，簡約易明。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繁榮，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亞洲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時期，統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亂，群雄紛爭中奪取天下，都認為身處亂世，強調治亂世用重典。所以這一時期的刑罰一反隋唐以來的輕刑中典政策，又將刑罰導入峻法酷刑的時期，走上了回頭路。然而，嚴刑酷法帶來的不是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也不是什麼治國良方，殘酷的鎮壓反而加快了王朝覆滅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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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評中國傳統「五刑」刑罰體系
從世界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文化的發展演變有其明顯的特色，這種特色就在於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進程一直延續，沒有發生中斷。自古至今，「刑、德」被視為治國安邦的兩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罰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門。社會的進步，文明的演變，法也從原始簡單的習慣，逐漸向著結構嚴謹、富於哲理的模式過渡，中國歷史上法律的變革，實質上代表及反映了中華民族對社會、人生以及與人關系的根本性問題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所以，刑罰作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發展與變化，實質上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濃縮。刑罰體系的發展與變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代不同的當權者亦有不同的舉措。但是總的發展趨勢是以原始的野蠻、落後、殘暴向著文明、慎刑方向發展。
一、中國古代刑罰的發展與變化。
〖文章來源 春秋中文網 DhAo06〗
原始社會的舜禹統治的時期確認不少有關處罰的習慣。《尚書。舜典》載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當時的處罰習慣，將貪贓（墨）行為與劫掠（昏）殺人行為並列，一並處罰，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已經注重對行政人員的整治和管理，嚴厲制裁瀆職、貪污行為。
《尚書。呂刑》對原始社會末期的處罰方式作了這樣的說明：「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刵、諑、黥」。又據《後漢書。刑法志》說：「（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確立了墨、劓、剕、宮、大辟的五刑制度。
〖文章來源 春秋中文網 1V2f8d〗
商代刑法嚴酷。盤庚規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死刑除去斬刑外，還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殺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制度作為五刑的補充，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的成熟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文章來源 春秋中文網 N8wEks〗
秦刑罰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經濟、株連八大類。其中前五類相當於現代的主刑，後三類相當於現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有明顯的過渡的特徵。
漢代對刑罰進行了改革，漢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肉刑，著手改革刑制。具體有：凡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這樣就改變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現問題：1、斬右趾，改為棄市，擴大了死刑范圍；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斬左趾，結果受刑者「率多死」。後，漢景帝又兩次下詔減少笞數，第一次是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減為二百、笞二百減一百。改革之後，除死刑以外，還有笞刑，而宮刑未改。到東漢初，明帝詔中又提到斬右趾，說明又以此刑代替棄市，把文帝時由輕入重的一項又回來，至此，兩漢肉刑有宮和斬右趾。
關於徒刑，漢初沿用秦制。但是漢代已經有了明確的刑期。如髡鉗城旦舂，五歲刑；完城旦舂，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歲刑，男罰作和女復作，皆一歲到三月刑。此外，漢代另有「顧山」，是只用於女犯的刑罰，因此也稱為「女徒顧山」。
〖文章來源 春秋中文網 bvHK6F〗
此外，兩漢還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罰金、徙邊等刑罰。另外有禁錮刑，是漢為禁止官史結黨，對有朋黨行為的官吏及其親屬，實行終身禁為官的政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過渡。主要體現在：1、廢除宮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詔禁止宮刑：「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在天統五年（公元569年）也詔令廢止宮刑：「應宮刑者普免為官口」。2、規定了鞭刑與杖刑。這一刑罰緣於北魏，並為北齊北周沿用。3、規定流刑為減死之刑。南北朝時期，把流行作為死刑的一種寬待措施。如北周時規定流刑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以據都城二千五百里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為限，同時附加鞭刑。4、緣坐范圍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對婦女緣坐的變化上，總的趨勢是縮小范圍，但司法實踐中卻多有擴大。在整個南北朝時期緣坐的范圍也有反復。《梁律》創從坐婦女免處死刑的先例。
隋《開皇律》刪除不少苛酷的刑罰內容。廢除不少殘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為絞、斬兩種。對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確說明：「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所有 「梟首轘身」與「殘剝膚體」的鞭刑都廢除不用，確立了封建制五刑。
〖文章來源 春秋中文網 CB7Nao〗
唐刑罰比以前各代均為輕，死刑、流刑大為減少。死刑只有絞斬兩種；徒刑僅一年至三年；笞杖數目也大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創設了一些新的刑罰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為寬貸雜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對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種代用刑。但後來則成了常用刑種之一。2、凌遲刑。宋時將五代的法外刑凌遲作為法定刑種，初時適用於荊湖之地所謂以妖術殺人祭鬼的犯罪。但後來適用范圍越來越廣泛。3、折杖法。宋太祖創立折杖法，作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所以，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
『柒』 求一篇高中生寫的作文，作文題目是《文化祭》，作者好像是叫高鑰的吧
文化祭
劉玥
紛然的燈光亂了歷史的影像。你還沒有流完最後一滴眼淚，就被匆匆埋進你髹漆得富麗的墳塋。時間被打擊得措手不及。
文明耗散在時光的罅隙里。現代是你的劫難，因為古老始終是句覆滅的讖語。是誰心傷地微笑，又是誰清淚沾衣?
日本學校有個節日叫文化祭，相當於中國學校的藝術節。但這里的文化祭不是藝術節，僅僅是它字面的意義。
治學
相傳遼使曾以「三光日月星」一聯來欺大宋無人能對，不想蘇軾以「四詩風雅頌」妙對，一時傳為美談。
請允許我從四詩講起。眾所周知，始皇焚書坑儒後，包括《詩》在內的大量典籍難逃一劫。所幸民間的有識之士依靠誦記使《詩》得以代代相傳。現存的《詩經》版本是毛詩。毛詩最早由孔子傳給子夏，子夏傳給曾參，曾參傳給了李克，然後孟仲子，然後根牟子，然後荀子，然後毛亨，毛亨傳給了毛萇，毛萇獻給了河間王劉德，從此與韓詩、齊詩、魯詩並稱四詩。後來韓詩、齊詩、魯詩亡佚，只有毛詩得以流傳後世。可以說，倘若斷了毛詩傳誦過程中的任意一環，《詩經》這部奠基性的著作就可能被歷史的塵埃永遠地淹沒了。正是數代人的虔誠與執著，數百年的隱忍和寂寞，才使古老文明的余燼得以避過險巇和洪波，即使是在社會不靖的時期也能薪盡火傳而不至於失落，無論秦始皇焚書坑儒多少次，也無論有多少個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文明的血脈都將始終突突地搏動，文明的參天大木都將在被一百次砍斫後第一百零一次地萌櫱，億萬斯年。
讀背誦記曾經是歷代書生學習的最重要的法門，他甚至還挽救了我們現今的許多傳世檄文。只到近現代，將某部經典倒背如流的學士依然大有人在。比如魯迅能背《紅樓夢》;而錢鍾書讀書更是過目不忘，能將讀過的任一本書脫口而出。然而到了排版印刷都高度發達的今天，背書似乎成了大可不必的舉動。隨著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就連讀書亦不過是頗為難得的賣弄風雅的消遣。人海洶洶，所有人都忙著在紅塵中踉蹌地趕路，逐臭爭利不亦樂乎。負手行吟、物我兩忘的境界永遠成為無可企及的境界。隱士煮鶴焚琴，在秋涼的薄暮對著夕陽顫悸，一臉落寞。
空虛煩躁的年代，所有人都不甘寂寞。本當是文化聖地的書店裡，充斥著藉文化牟利的市儈們的譫語。封面上流瀉著不知所以的癲狂冶艷的色流，襯頁是韓國進口的柔韌的紙張，頁眉頁腳塗抹著日本風格的漫畫，還有形狀古怪的開本，發飆的文字，以及其中夾著的半通不通的拉丁字母。古希臘文化的主幹是競技，羅馬文化的主幹是戰爭，而中國文化的主幹是文學。力與美的象徵失落後，現代文化的主流竟淪落為商業的附庸。文學關注的是人的心靈，而商業只關心消費。但商業價值決定文學價值的時候，試問誰來救舒是人的靈魂？
「大隱隱於市」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當今的社會怕再就容不下隱士。誰不是已攖世網久已呢，只是醉漢不知自醉爾。既然學問都可以用人民幣換來換去，那麼只要裝禎精美，無論什麼書要添加又有什麼不可以的？錢先生感嘆連魔鬼也成了「近代物質和機械文明的犧牲品」。其實做了陪葬的又何止魔鬼呢！
是無數的歷史寂寞，鑄就了強悍的歷史承傳。如果這個世紀再沒有人甘於寂寞，那麼讓誰的鐵肩來承受歷史的重載，讓水的雙手來傳遞文明，又讓誰，讓誰的眼瞳來守望著一天的星漢燦爛？
教育
孔子的教育哲學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因材施教。現代的教育當然也是因材施教，只不過這個材不是人材的材，而是教材的材。教材是教學的核心，教材要求的——你不會也得會，教材不要求的——你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
孔子的教學首先注重的是德行，其次言語，再次政事，最末文學。而現代的教育差不多把這個順序完全顛倒了過來。德育決定於智育，整個評分機制對你德行的評價取決於你的文化課成績——除非你上的是職業技術學校。
我很喜歡威爾·杜蘭的一句話：「教育是一個逐步發現自己無知的過程。」然則越是鴻儒高士就該謙和內斂才對。可是文人相輕彷彿是歷史的選擇，教授學者們都極盡舞文弄墨之能事來抬高自己的學說，將他人的觀點一概視若敝屣，當然也不屑洗耳一聽，還美其名曰「百家爭鳴」。由此可見現行的教育完全是個助人增長自信的過程啊！
走在大街上常能看到身著風衣腳踩旱冰鞋蓄著一頭長發的男生對身邊的女友唾沫橫飛侃侃而談，大講特講美利堅的好萊塢，英格蘭的威斯敏斯特，法蘭西的香榭麗舍，阿根廷的探戈，紐西蘭的蹦極，最後下結論說，中國的文化最郁悶了，簡直就像地下室里發霉的垃圾。
一句話就把這個星球上最恢宏也最古老的華夏文明貶得一文不值。他不知道，他所崇拜的西方世界在我們偉大的母親面前只不過是個小孩子，資本主義的整個文化與她都只不過是小兒科；他的空空的腦袋對母親的理解僅僅是幾闕佶屈聱牙的艷詞和幾個病態纖巧的故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能夠斷言他讀透了這吐納千年的文明史。而一個識見褊狹的放盪少年一句話就將他全盤否定了，憑的僅僅是無知。
依然想把這種現象歸結到教育上來。並非指學校教育，學校教育實在太狹隘了。教育真諦是給平民大眾以人文關懷，讓每個文明的繼承者感知文化的熱度。社會是傳播文明的外在坐標，人心是接受文化的內在的點。教育不應囿於課本和課堂，而應向整個世界延伸。這不僅僅是個文化知識普及的過程，同時也是個文化素養鍛造的過程。舉一個最簡單也最實際的例子：文化遺產本當是人民共同分享的財富，卻常以經濟門檻拒人於千里之外。僅以故宮與盧浮宮比較而言，故宮門票票價60元，佔北京市職工最低收入的11%（2004）；盧浮宮即使是漲價後的票價也只是8.5歐元，僅佔法國最低收入者的千分之七（2004）。8.5歐元雖然摺合成人民幣不算少，但就法國人的收入水平來說卻是九牛一毛。因此一個北京的市民進入故宮，比一個巴黎的市民走進盧浮宮參觀的門檻要高很多。盧浮宮每年的經營、維修費用達5.6億歐元，每年門票卻收入僅為8000萬歐元。另外，盧浮宮對18歲以下青少年免費開放，26歲以下青年每月第一個周五晚免費，青年人還可以享受15歐元的盧浮宮年卡，隨時出入，極好的旅行了盧浮宮的社會責任，，實現了其作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價值定位。為什麼國內的名勝古跡不能以提升大眾的文化素養為要務，盡可能的壓一壓票價，為更多人創造受教育和熏陶的機會呢？
祭祖
中國曾經是一個祖先崇拜的國度。之所以說曾經，是因為如今的國人除了自稱是「炎黃子孫」外，再也沒有表現出對祖先更多的虔敬之心。
封建時代的祖先崇拜，究其目的，無非是為限制人們的行為、規范社會秩序找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可以搬出「愧對列祖列宗」之類來嚇唬世人。於是大家最終看透了祖先是桎梏，是枷鎖，要打破它。打破祖先崇拜，於大的方面看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一度新思潮破土，中國迎來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迎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到了後來，這種打倒一切的勇氣愈演愈烈，到了頂峰，那就是文革。文革的起因於祖先崇拜本無太多聯系，只是期間幾乎我們所有的祖先都被打倒在地。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海瑞。最慘的是孔子，活著的時候就顛沛流離，死了好容易被封為聖人；哪知他的祖孫後代反復物產，大約崇拜了幾千年心有不甘吧，嚷嚷要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踩在腳下。之後雖的平反，餘威卻也盪然無存了。
重奉孔子為聖人，並將之供於廟中對其禮敬有加的反而是台灣。台灣政府甚至還一度在孔廟里大搞成年禮。誠然，尊孔復古對台灣政府來說只不過是維護統治的一種手段，但我們應該看到祖先崇拜的積極意義。參拜歷代先賢有助於加深大眾對中國古老文化的認識理解。要傳承文明，首先要敬仰這種文明。沒有祖先崇拜，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文化更是無從談起。祭祀祖先本是中國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詩之六藝中的「頌」指的就是祭祀時的頌歌。古代為祭祀服務的官吏、祭祀用的祭壇更是不可勝數。然而如今，連掃墓都不再時興了。為我們留下了巨大物質財富和文化遺產、給了我們生命和世界、甚至為我們鋪平了前進道路的祖先們，他們的後代一面為他們自豪，一面把他們一腳踢開。
祭祖，並不是祖先的需要，而是我們的需要。祖輩們從來不需要瞻仰，是我們需要緬懷，需要哀悼。我們的城市有太多的鋼筋水泥，星羅棋布的大廈，縱橫交錯的街道。可是大廈再高，也高不過英雄們沙場喋血的戈矛；街道在長，也長不過文豪們響徹古今的歌謠。我們缺少的，只是一間簡陋的祠堂。祠堂里只要供奉一兩尊雕像，可以是孔聖，可以是太史公，可以是歐陽文忠公，可以是曹雪芹，可以是蒲松齡，或者是某一姓氏、某一行的鼻祖。然後，沒有任何繁文縟節，我們應該行最古老的跪拜禮節，為著先人繼往開來的偉力，為著邈遠時間的滄桑，為著至今喧騰的古來文明，下跪，低頭。
禮法
提到禮法，人們總會先想到封建的三綱五常，以及魯迅關於禮教吃人的一系列描寫。其實中國社會在先秦時是相當自由和開放的，那女之間也不存在太多的倫常限制。這從《詩經》里可以找到證明。不經如此，即使是在兵戎相見的戰場上，各方將領也遵循諸如不殺二毛（即不殺老人），不重傷（即不攻擊負傷者），不鼓不成列等等，很講人性。戰國時「禮樂渙散」，中國社會才有了下坡的頹勢。到了漢代，董仲書向漢武帝進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促成了儒家與權力的結盟，從此學校制度成為科舉的附屬，儒家思想教條化，用一個比喻，就是「把繩子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孔孟之道未嘗一日行於世間」。
我想談的是孝與忠。孔子哲學是基於親子血緣關系的哲學，其核心就是孝與忠。這一理念幾乎貫串了整個封建社會，愚忠愚孝的故事也是車載斗量，當然再也無法博得人們的好感。隨著西方思潮的湧入，孝、忠很快成了封建的代名詞，被眾人的口水淹沒。
再也沒有孝道來限制世人了。因此這個時代的孝子孝女成了稀世珍寶。在任意一個搜索引擎上輸入「不孝」二字，立即會顯示出數以萬計的條目：長春不孝兒打罵老母十餘年；生前不上門，死後爭遺產；九旬老人狀告不孝兒女；不孝兒女難壞病弱老漢；兒女不孝無人贍養，灰心七旬翁搭車欲跳黃河；兒女不孝病父輕生；兒女不孝，老太自盡...割股侍親的故事我們還記憶猶新，轉眼卻來了徐力弒母。愚孝與不孝，到底哪個更可怕？
不要說孝僅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它曾經是法律，視審查人才的標准。在古代，「不孝罪」是適用重刑、不得赦免的重罪。子孫控告、謾罵、詛咒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孫分居另住，自蓄財物；有能力供養父母、祖父母而不供養或供養不足；服喪期間嫁娶或作樂去喪服，知道祖父母、父母死亡不表示哀悼都構成「不孝罪」。因此舊時別說棄父棄母，就是對父母稍有不敬的事都是鮮有的。而如今，刑法中增設「不孝罪」條款的建議卻遭到重重阻撓。悲夫！
忠是另一個過時的名詞。現代社會再也沒有誰忠於誰的義務。忠心耿耿的只剩下了狗了。大多數人的生存目標就是把自己的中國國籍變成外國國籍，美國的，日本的，甚至是伊拉克的都行，只要不是中國的。是誰傻兮兮的說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忠在封建時代背景下確實是朝廷用來維護統治的工具，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卻是對整個民族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它曾是中華民族在大敵當前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把人心擰成了一股繩——不，是築成了第二座萬里長城！為什麼只要求「熱愛祖國」呢？應該把「熱愛」改為更直接、更具穿透性和強制性的字眼：「忠於」。忠於是熱愛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毋庸置疑的最熱烈的愛。忠於祖國，忠於民族，忠於我們心靈的歸宿。忠誠作為一種不朽的品格永遠都有它的歷史意義，也永遠不應該被歷史塵封。
中國人似乎已被西方文化洗腦了。我們無一例外的遵循著西方人的生活模式。韓有韓服，日有和服，可中國連旗袍都消蹤匿跡了。我們土木結構的住宅正在被一排排的拆除，每一片瓦碎裂都像一個朝代訇然傾倒。我們嘴裡嚼著漢堡，開著外國人發明製造的車在盤古開辟的土地上亂跑。我們豎起巍峨的煙囪，那女媧娘娘修葺好的天空開刀。電影把皮影戲淘汰，鋼琴的和弦把古箏的顫音抹消。女人把頭發染得金黃，男人把鬍子剃個精光。
我們的祖先有一天見到我們，定會斜睨眼睛問：「你是洋人吧？」
我不是倡言守舊。我只是想在所有人都維新是騖的時候，斗膽告訴大家一個簡單得無以復加的道理：我們不能拋棄那些民族和歷史在我們血液里根植的基因性質的東西；他們曾經是，現在和將來也應該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並將永遠是我們生命的根柢。
『捌』 刑始於兵 禮源於祀意思是什麼
最早的刑法源於軍法，最早的禮儀源於祭祀。
「刑始於兵」，中國古代法起源於戰爭說，是古人對上古時期史實的凝煉和總結。它揭示了古代法律的起源與戰爭和軍隊活動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但不足在於它忽略了法律產生的經濟根源。
祀禮即祭祀的儀禮，是從我國青銅時代就開始興起的祭奠天地、先人的文化活動，從皇家興起，特徵是莊重，流傳到現代。
(8)文化祭刑法擴展閱讀：
"刑始於兵而終於禮"，是對中國古代法獨特發生路徑的經典概括。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玖』 論西周禮與刑的關系
一、禮刑關系的歷史演變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上禮刑關系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四個大的歷史時期。一是奴隸制時期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這是禮刑並存的相輔相成時期;二是春秋後期到戰國、秦朝,這是禮刑相互排斥對立時期;三是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刑律禮制化和禮制刑律化的互動時期;四是隋唐以後至明清,這是德主刑輔、禮刑高度結合的時期。(一)禮刑並存時期禮起源於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宗教儀式。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作為宗教儀式的禮儀逐步發展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性行為准則。傳統禮制是在中國奴隸制時代的宗法家族國家形態中形成的調整宗法家族血緣關系和社會政治關系的規范和准則。孔子曾經說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2]但是,由於史料缺乏,夏禮、殷禮在孔子時代已經難以知曉。禮制的系統化、規范化始於西周的周公制禮。周公制禮使傳統禮制達到成熟化和完備化的地步。西周春秋時代,禮製作為國家制定的調整社會政治關系和宗法家族血緣關系的行為規范,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禮制的本質是體現和保障宗法等級社會中形成的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中國奴隸制社會是一種家與國相通、政權與族權合一、宗支與國法相結合的家族國家形態。在周朝,周姓大家族控制著國家政權,然後按照宗法血緣關系,進行層層分封,建立諸侯國家和卿大夫的領地。層層分封的過程是政權、土地、民眾等等逐級分割的過程,也是等級制度逐級形成的過程。周天子既是國家政權的國君,也是周姓宗大家長。諸侯國家和卿大夫既是本行政區域的最高政治統治者,也是宗族大家長。這種家族國家形所要求的等級秩序集中體現在禮制所強調的「親親」與「尊尊」的等級秩序中。「親親」與「尊尊」既表明法血緣的親疏遠近關系,也表明了君臣上下、長幼有差的尊卑關系。《禮記》說:「禮者,所以定親疏,決疑,制同異,明是非也。」[2](1231)荀子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貴賤皆有稱者也。」[3]因此,禮的本質就是按照身份等級關系,確定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從而為整個社會成員規定套差別性的行為規范體系。2.西周春秋時代的傳統禮制是國家法律的重要表現形式。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並且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周公制禮表明,禮制已經從社會習慣上升為國家意志,是經過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制定並頒布實行的。周公制禮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行為規范,從而使禮制具有了國家法律的明確性和規范性。西周春秋時代的統治者將禮制視為統治國家的主要工具,因此,必然賦予禮制以國家強制力,即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禮的實施。《禮記·禮運》載:「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2](1414)既然禮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4]的重要工具,那麼,違背了禮是要受到國家強制力處罰的。但是,從立法上看,在西周春秋時代,禮與刑尚未實現一體化,兩者屬於不同的法律表現形式。就禮與刑的作用而言,禮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准則,刑則是保障禮制實施的強制性的制裁措施。3.禮制的適用對象主要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奴隸主貴族。在西周春秋時代,禮與刑作為兩種法律的表現形式,在適用對象上還是大致有所區別的。《禮記·曲禮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1249)荀子也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3](121)禮是建立在宗法等級秩序下的社會規范。在西周和春秋時代,只有士以上的貴族才能立廟祭祀祖先,才有宗法。因此,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禮制,也主要適用於士以上的貴族階級。庶人和奴隸無宗法可言,也就不能享受禮制所規定的各項權利。這也表明禮制實際上是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社會關系的特權法。4.禮制的作用方式主要依靠德治教化。在宗法等級制度下,禮制一方面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但是,另一方面也主要依靠德治教化的作用保證其實施。通過禮制的教化作用,防患於未然,將危害統治階級社會秩序的行為消滅在萌芽之中,這是禮制不同於刑法的重要特點。中國古代狹義的法律起源於刑。《左傳·魯昭公六年》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4](1275)西周時代除了《九刑》外,周穆王時代又制定過《呂刑》。夏、商周時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罰,是以殘害罪犯的身體和生命為主要內容的肉刑和生命刑。雖然在夏、商、周時代,奴隸主貴族違背了禮制,也要受到刑罰制裁,但是奴隸制時代的刑罰主要是用來鎮壓庶人和奴隸的工具。在春秋後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雖然已經成文化,①但是仍然秘存之於官府,仍然處於秘密法狀態。[4](634)(二)禮刑相互排斥對立時期在夏、商、周時代,禮與刑作為兩種主要法律表現形式,雖然禮刑涇渭分明,但受到統治者的並重。這種局面在春秋後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禮崩樂壞」和成文法(刑)的公布,並由此導致了戰國和秦朝禮刑分離、相互排斥的時代潮流。到了春秋時代,建立在宗法等級制度基礎上的傳統禮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整個春秋時代,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再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就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局面的逐步形成。隨著「禮崩樂壞」局面的形成,傳統的禮刑並存關系由和諧並存向著激烈對立發展。這種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表現在立法層面上,以「刑」為核心內容的成文法不斷公布,逐步成為規范社會生活的主要法律規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禮制卻遭到嚴重破壞,逐步退出法律規范領域,演變為民間倫理規范。公元前536年,子產在鄭國鑄《刑書》就引起了中國法制史上第一次禮刑關系的激烈爭論。當時代表傳統禮制的貴族叔向堅決反對公布成文刑法。叔向在鄭國鑄《刑書》之後,給子產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矣。……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以成之,弗可為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4](1274-1276)同樣,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鼎》也遭到了孔子的激烈反對。但是,成文法的強化趨勢卻沒有因為遭到禮制維護者的反對而停止。相反,到了戰國以後,隨著《法經》、《秦律》等刑律的頒布,從立法層面上,禮制終於讓位於刑,成為主導性的法律規范。
『拾』 如何理解刑起源於兵,禮起源於祭祀
理解刑起源於兵禮起源於祭祀如下：
首先這句話的意思是最早的刑法源於軍法，最早的禮儀源於祭祀。刑始於兵，中國古代法起源於戰爭，是古人對上古時期史實的凝煉和總結。它揭示了古代法律的起源與戰爭和軍隊活動之間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
祀禮即祭祀的儀禮，是從我國青銅時代就開始興起的祭奠天地、先人的文化活動，源於先民們的祭神習俗，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就已有了它的胚芽。從皇家興起，特徵是莊重，流傳到現代，故而有源於祭祀一說。
刑法的性質：
刑法有比其他法律更強的階級性。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樣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不僅如此，刑法作為公法，和其他法律（尤其是私法）相比較，有更強的階級性。
刑法具有社會性。刑法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具有社會性，即它不僅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也要維護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一方面，一定社會（包括階級社會）中，社會成員基本的價值觀，如基本的倫理和物質價值觀，無論是統治還是被統治階級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只有對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只要是不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相沖突的）予以保護，社會才能夠建立穩定的秩序，否則，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就無從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