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法條

『壹』 中法簡明條約的簽訂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大清的鐵骨外交官

——中國清政府和法國簽訂《中法簡明條約》自1883年12月起，由法國侵略越南，進而侵略中國的中法戰爭中，法國在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成就後，覺得依靠這些勝利可以迫使中國同他們簽訂一個和約了，並以此得到清朝政府對他們在越南的地位予以承認，進而向中國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

但是，法國人知道，事情還沒有這么簡單，駐巴黎中國公使就不會輕易答應自己的要求。這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國駐英、法、俄全權公使曾紀澤。前不久，法國上下正沉浸在接連的勝利之中時，認為色當慘敗的羞辱可以通過山西的勝利來洗刷，但曾紀澤發表談話說：「山西之敗，尚未似10年前色當之故事也。」言下之意，中法戰事，形勢未卜，勝負尚未分曉，間接地警告法國佬不要高興得太早。

法國人知道，在同中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如果有曾紀澤這樣一位強硬而明白的人，要任意宰割中國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們決定先將「絆腳石」移開。

誰來完成這個任務呢?

法國總理茹費理經過再三考慮，想到了一個人，他就是德籍清政府海關官員德璀琳。1884年3月底，德璀琳赴廣東粵海關稅務司，當他到達香港時，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海軍少將利時比盛情邀請他乘坐法國海軍中校福奴諾帶領的「伏爾泰」號軍艦去廣州。德璀琳受寵若驚，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法國人此舉正是要利用他。

在船上，3個人開始了不可告人的密謀。

法國人早就知道他和中國的李鴻章關系非同一般。兩位法國人告訴德璀琳，請他轉告李鴻章，法國人現在很願意同中國談判解決問題，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將曾紀澤調開。

德璀琳明白，法國人想通過他向中國傳達出一個信息：法國人想和中國「議和」，他們希望德璀琳利用和李鴻章特殊的私人關系出面。

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德璀琳到達廣州後，立即將法國要求議和的情況電報告知了李鴻章，一貫堅持投降妥協的李鴻章得到消息，如獲至寶，當即寫信給總理衙門命令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調德璀琳到天津辦理要務。

4月17日，李鴻章收到福奴諾中校以私人名義托德璀琳帶的信，信中提出了4點議和條件：中國開放雲南和法國通商；中國不得限制和阻攔法國在越南的權利；法國要向中國索取賠款，並將佔領中國沿海地區作為抵押；中國如果願與法國「實心敦睦」，法國可在這一點上「極力相讓」。

當然，在上述的條件當中，首先就是調開曾紀澤。

為什麼法國人會把曾紀澤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呢?

原來早在越南事件一開頭，法國人就發現曾紀澤與以往打過交道的中國人不一樣，他不會對法國人的要求唯唯諾諾，他多次就越南事件向法國提出強烈抗議，不承認越法之間所簽訂的一切條約，並多次向國內提出建議，極力主張援助越南。他在外交上也有相當出色的活動能力，「能令各國新聞報刊甚至法國的許多報紙替中國說話」。

茹費理曾經極力說服曾紀澤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通關節，促成清朝政府接受法國的和談條件，沒想到曾紀澤和李鴻章完全是兩類人，曾紀澤深明大義，絕對不願意在國難當頭做一個懦弱的外交使節，他委婉地用外交辭令拒絕了法國總理，並積極鼓動總理衙門抗拒法國人的和談條件。

既然是這樣一個「不聽話」的中國外交人員，法國人怎麼能夠忍受呢?

福奴諾不久也來到天津，對清政府採取了軟硬兼施的辦法，他首先說：「為了保全天朝的面子，保證在擬訂條約中，法國願極力擔保約中措辭必使全中國體面，在賠款問題上，法國也可以做一些讓步。」但這位法國佬隨即又正言厲色地威脅道：「如果中國政府不接受他的條件，他將一方面接濟中國的『亂黨』；另一方面，派軍艦前來中國沿海布置。」

德國人德璀琳也在廣州極力慫恿兩廣總督向李鴻章謊報：法國駐廣州海軍將要進攻廣州，廣州無法防守。後來，德璀琳乾脆跑到天津赤裸裸地威脅他的老朋友李鴻章，說孤拔、利士比正率領艦隊在中國沿海活動，准備攻佔中國一兩處海口，以要挾索取巨額賠款，他極力為福奴諾的恫嚇大張聲勢，脅迫清政府就範。

在戰場失利、沿海受到威脅的時候，法國的議和倡議交到了清政府最高權力中心，這對一心只想苟安偷生的清政府來說無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對法國方面提出的「曾紀澤關於山西、色當之役的評論，有損法國的尊嚴，要求清政府召回駐法公使曾紀澤」的要求，李鴻章為了盡快和法國人坐到談判桌前議和，很快就把這件事給辦好了。電召曾紀澤回國，將清政府原駐德公使李風苞暫調巴黎。

就這樣法國人提出議和的先決條件都一一給予了滿足。

萬事俱備，只欠投降。

1884年5月6日下午，中法雙方在天津直隸總督府衙內進行談判。中方代表李鴻章、隨員幕僚馬建忠、法方代表福奴諾、隨員法國駐津領事法蘭亭。福奴諾是一個聰明、詭譎、富有野心的玩火者，非常難以對付。

談判簽訂的《中法簡明條約》(又稱「津約」、「李福協定」)使中國人鑽進了法國人巧設的圈套：承認法國全部佔有越南；將中國軍隊立即調回中國境內；對法越所有已訂未訂之條約，一律不過問，開放與越南北圻相連的邊界；聽憑法商運銷貨物。這個協定中，李鴻章在一些外交辭令和枝節問題上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關鍵問題上，即朝廷明令，決不放棄對越的宗主權、不開放雲南貿易兩條上卻做了讓步。

5月11日，李、福分別在「津約」上簽字。

李鴻章簽訂的「津約」一傳出，立即遭到廣大愛國者的反對，人們紛紛唾罵李鴻章「因循誤國」，可是，西太後卻說他辦理得當，所訂條約「均與國體無傷，事可允行」。指責那些譴責李鴻章的言論是「不悉原委，措辭失當」。

李鴻章的作為，既受到洋主子的獎勵，自家主子又支持他，於是，這位慣於賣國求榮的無恥大臣竟然不知羞恥地吹噓自己的所做所為是「審時量力，持重待時」，是「遇險自退，見風收帆」。

這個協定為後來中法之爭埋下了一顆威力無邊的定時炸彈，這就是關於中國軍隊從越南境內撤出的時間問題。

協定規定，條款內容以法文為准。但是就撤軍問題，中法條約的文本文字存在著差異。

法文本為北圻清軍「立即」撤出，中文本為「即行調回邊界」。

和以往一樣，清政府對自己應該爭得的利益總是輕易放棄，而對應該負的責任卻又不肯專心地負，對自己行為的後果缺少應有的考慮，每次簽訂和約的時候，只在枝節問題上和人斤斤計較，而對關鍵問題卻大而化之。李福協定簽訂完畢後，又不認真研究其中措辭，沒有理會法文「立即」一詞的迫切性，對「邊界」一詞的理解也未必指中國邊境之內，同時認為只有在訂立詳細條約後才能撤軍。況且，李鴻章在向清政府解釋這一詞語的含義時只說：「只需密飭邊軍屯紮原處，勿再進攻生事，亦不背約。」

中法雙方在對協定的這段文字理解上，存在著如此之大的差異，而雙方約定是以法文為准，中國免不掉要在這個問題上吃大虧了。

就在《中法簡明條約》簽字不到5天的時間，李鴻章便收到了福奴諾的一封牒文：20天後，我們要佔領越南境內背靠廣東、廣西境界的各個地方；40天後，我們要佔領背靠雲南的全部地方；在此期限以後，我們將驅逐越南境內的全部中國軍隊。

法國人果然說到做到。

1884年(光緒十年)6月，杜森尼中校得到梅勒司令佔領諒山、寶溪、高平的命令。22日，杜森尼率領的縱隊在北黎的觀音橋與清軍相遇，清軍統帥黃玉賢前往法軍營地通知杜森。尼中校他沒有得到撤退的命令，並希望他請示法國當局。中校的回答很乾脆：「和與不和，三日必要諒山。」

23日清晨，杜森尼率領一隊法兵開始向清軍的陣地發起進攻，遭到中國士兵堅決阻擊。激烈的戰斗持續到第二天早晨3點鍾。

法軍潰敗退卻，杜森尼再次嘗到失敗的滋味。

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北黎事件」。

法國軍隊在觀音橋的失敗，使他們氣急敗壞。立刻將一腔怒火轉向清政府，試圖將戰場上的失敗用外交上的勝利找補回來。

6月26日，法國海軍殖民部長致電孤拔中將說：「我開赴諒山的部隊，受到拒不承認《天津條約》的中國軍隊的襲擊，法國公使應立刻向中國索取賠償。」

兩天以後，法國駐北京代理公使謝滿祿向禮親王遞交了一份通牒文件，提出無禮要求：由於法軍在觀音橋遭到清軍攻擊，致使法國軍隊遭受巨大損失，中國政府應賠償2.5億法郎。同時聲稱要派海軍進攻福建、台灣。企圖以此威脅清朝政府盡快交出賠款。

與此同時，茹費理照會中國駐巴黎公使李風苞，要求清政府立即公布從北圻撤軍的諭旨，提供忠實執行李福協定的擔保，立即交出2.5億法郎的賠款。否則，法國將動用武力直接佔領中國的一些城市作為擔保和應得的賠償。

茹費理以為搬走曾紀澤，新來的這位李風苞就一定會乖乖地聽從他們的使喚，但沒有想到，這位李風苞也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應聲蟲，他研究了兩方的協議，並在請示了清政府之後，嚴正地回復法國方面的要求：我現在依照總理衙門的訓令把該電報轉給閣下，北黎事件純屬誤會，清朝政府除了從雲南境內撤出軍隊以外，拒絕賠款，也無法答應李福協定以外的新條件。同時，我願意喚起閣下的注意，福奴諾司令在離去時向直隸總督提出要求中國部隊從東、西線撤退的准確日期，總督對此要求從未同意。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明這個問題曾經締結過協議。

『貳』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參考文獻]

[1]沈宗靈.比較法總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23.

[2][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414.

[3]王景.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J].法律適用,2003,(1-2).

[4]殷志剛.商的本質論[J].法律科學,2001,(6).

[5]董安生.中國商法總論[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14.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8-249.

[7]梁慧星,王利明.經濟法的理論問題[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124.

[8]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J].中國法學,1995,(3).

[9]李永軍.論商法的傳統與理性基礎——歷史傳統與形式理性對民商分立的影響[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6).

[10]趙萬一.商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8.

[11][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李靜冰,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206.

[12][美]C·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

[13]劉凱湘.論商法的性質、依據與特徵[J].現代法學.1997,(5).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15]齊樹潔,王建源.論20世紀民法的發展趨勢[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1).

[16]劉筱彤.淺析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選擇[OL].中國私法網.2004-06-05.

[17]趙萬一.論民法的倫理性價值[J].法商研究.2003,(5).

[18]石少俠.我國應實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兼論我國的商事立法模式[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5).

[19]任爾昕.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選擇及《商事通則》的制定[A].中國商法年刊(2004年第4卷)[Z].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171-183.

『叄』 分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構成。

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跨法犯」如何定性？
任何犯罪行為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實施的，行為不同，時間長短各異。在新、舊法交替之際，就會出現依新法規定應當追訴的犯罪，行為開始於新法生效之前而結束於生效之後的情況，這種犯罪在刑法理論上稱為「跨法犯」。（註：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頁。）
這里有一個案例，就是典型的「跨法犯」：犯罪嫌疑人戴某，原系某機電汽車配件經銷部的承包經營者。1995年1月， 戴某以某物資經銷部名義與其承包的經銷部簽訂聯銷協議，由其個人開展汽配、五金等銷售活動。在經營過程中，戴結識了本市專門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收取開票費的李某（在逃）。為偷逃稅款，戴在1995年9月至10 月間，先後以給好處費的辦法，讓李某為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5張， 合計金額10餘萬元，從而抵扣稅款1.7萬余元。
1996年1月，戴以同樣方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5張，價稅合計額50餘萬元，從而抵扣稅款8萬余元。1997年12月10日，檢察院對戴某批准逮捕。
本案的時間跨度從1995年9月至1997年12月，在這期間前後， 先後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偽造、倒賣、盜竊發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和現行刑法。對本案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是投機倒把罪；一種意見認為應以投機倒把罪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兩罪實行數罪並罰；第三種意見認為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本案案情頗為簡單，但涉及的法律問題卻較多。如果適用《規定》，以投機倒把罪論處，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以並處、單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如果適用《決定》和現行刑法，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兩相比較，可見刑罰輕重差距巨大。同時，本案涉及的刑法規范除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一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外，還有現行刑法。根據前述的有關案件情況，本案的犯罪行為發生在1995年9月至1996年1月，本案的審理時間是修訂後的現行刑法施行後。對本案的定性，首先應解決的是應當適用哪個刑法規范。
比較現行刑法和《決定》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法定刑，前者的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後者的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顯然，兩者的法定最高刑相等，但現行刑法的法定最低刑較《決定》的法定最低刑低，且兩者法定最高刑均重於《規定》。
根據現行刑法第12條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本案處理時對1995年10月30日以前戴某的犯罪行為應適用《規定》，定投機倒把罪；其在此之後實施的犯罪行為，應適用現行刑法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戴某應以投機倒把罪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實行數罪並罰。
但這里應提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該司法解釋規定：「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 繼續或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
一、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 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並進行追訴。 二、 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連續到1997年10月1 日以後的連續犯罪， 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 情節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由於上述案例中犯罪行為人的行為本身沒有」跨法「問題，因而不能運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但筆者認為，此司法解釋的合理性本身就值得商榷。修訂刑法第3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第12 條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原則，其基本立法精神都是從有利於被告人、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的角度考慮的，同時刑法有條件不溯及既往原則，也是從罪刑法定原則派生出來的，兩者是統一的。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對連續犯、繼續犯跨1997年10月1日時， 如果修訂刑法比原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應當適用原刑法；只有在原刑法比修訂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才應適用修訂刑法。
但此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內容，卻與之相悖，就此而言，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這一」批復「內容似與我國現行刑法所確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有悖，也與」有利於被告人「及」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的立法精神不符。
二、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偷稅如何處理？
從法律規定來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偷稅罪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罪名。在《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的決定》出台之前，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在研究和處理偷稅罪時，總是把虛開發票隱瞞應納稅額的行為，作為偷稅罪的一種手段和情節。現行刑法承襲了《決定》的規定，把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從偷稅罪中分離出來，獨立設置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在實踐中，行為人虛開發票然後抵扣稅款，實質上是偷逃稅款，是一罪還是數罪，應當如何認定？
對此問題，我們認為，應視兩種情況予以分析認定：其一，當行為人分別基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故意和偷稅的故意，在不同的時間里分別實施了相互間無任何聯系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和偷逃應納稅款的行為，按照犯罪構成的理論，行為人的行為分別具備兩個完整的犯罪構成，從而分別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偷稅罪，處理時應當分別定罪量刑，根據數罪並罰的原則，決定執行刑罰。其二，行為人虛開了增值稅專用發票，又持該發票到稅務機關申報抵扣稅款而逃稅。
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行為分別觸犯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偷稅罪這兩個罪名。在此情況下，對行為人如何處斷？
司法實踐中，有著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是牽連犯，偷逃稅款是行為人的目的行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則是為實現偷稅的目的採取的手段和方法，應根據從一重罪處罰原則處斷，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處斷。另一種意見認為應以偷稅罪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數罪並罰，其理由是行為人
的行為分別出於偷稅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故意，而實施了兩個行為，宜以兩罪論處。
筆者不同意上述兩種觀點，我們認為，此種情況中，雖然從犯罪構成上分析，行為人的行為既符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要件，也符合偷稅罪的要件，但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和偷稅行為之間又有交叉關系，這種情況刑法理論稱為法條競合。法條競合又稱法規競合，通常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因刑事立法對法條競合的錯綜規定，導致數個法條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發生交叉或重合的情形。通俗地講，法條競合就是一個犯罪行為同時觸犯了兩個分則性刑法條文，其中某一法條的全部內容包含於另一法條的內容中或者兩個法條的部分內容相同的情形。
（註：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頁。）法條競合的適用原則是， 根據法條競合的表現形態和競合法條所規定的法定刑幅度，分別按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實害法優於危險法或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對行為人的犯罪行為適用特別法，實害法或重法論處。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偷稅罪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偷稅罪的法定最高刑僅為7年，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無疑是重罪，因此，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又持發票到稅務機關申報抵扣稅款而逃稅，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處斷。
至於認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與偷稅行為具有牽連關系，虛開發票是為了實現偷稅的目的採取的手段和方法，是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的觀點，（註：參見王志輝：《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初探》，《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第93頁。）是值得商榷的。 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的成立，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行為人必須是出於一個犯罪目的；
第二，行為人必須實施了兩個以上的獨立的犯罪行為；
第三，行為人實施的兩個犯罪行為之間必須具有牽連關系並觸犯了兩個不同的罪名。但是，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後又偷稅的行為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和偷稅行為並不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修訂刑法第205 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中本身就包含了偷稅行為。該條第2 款規定：「有前款行為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不難看出該款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本身就包含了偷稅行為，因此，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是牽連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三、「讓他人為自己虛開」與「為他人虛開」能否並存？
修訂刑法承襲了《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主要有四種：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顯然在法條所列的這四種客觀表現形式中，「讓他人為自己虛開」是與「為他人虛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這兩種行為在不同的「交易」中有時可能並存，但是，在同一筆「交易」中，對「虛開方」和「接受方」是否都需要分別以「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行處罰？
司法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不分情況分別處罰。我們認為，在同一筆「交易」中，對「虛開方」和「接受方」分別進行處罰是不恰當的。理由是：首先，在這種情況中只存在一個「虛開」行為，同時對兩方進行處罰（共同犯罪除外），顯然有重復處罰之嫌疑。其次，刑法條文之所以明文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包括「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兩種情況，其根本立法精神就在於使執法人員能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追究有關當事人的刑事責任，而決不是為了擴大打擊面。如果同時對兩方進行處罰，顯然與立法精神不符。就此而言，我們的觀點是在同一筆「交易」中，對「虛開方」和「接受方」只能處罰某一「主動方」，而不能同時處罰兩方，也即處罰了「讓他為自己虛開」的行為，就不應再處罰對應的一方；
反之，處罰了「為他人虛開」的行為，也不應再處罰對應的一方。事實上，在沒有共同故意的情況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有很多表現。例如，甲欠乙巨額債務，但又無能力償還，甲為了償還所欠乙的債務，主動提出為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抵償其所欠債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不宜追究乙的刑事責任。因為，在本例中，甲是「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乙並沒有「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只是被動地「接受」行為，顯然不能與主動的「要求」行為等同。
再如，乙因貿易中需要增值稅專用發票，即主動向甲提出，只要甲為其虛開一定數量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就願意免去甲所欠債務。
甲遂同意為乙虛開其所要求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不應追究甲的刑事責任。因為在本例中，乙是「讓他人為自己虛開」，而甲並沒有主動「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同一筆「交易」中，「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為他人虛開」一般不能並存，因此，對有關雙方不應分別以「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和「為他人虛開」進行處罰，只應處罰起主導作用的一方。

『肆』 剛入保險行業要學習哪些知識

一、保險基礎知識
保險合同知識、險種和產品知識
二、保險銷售流程學習
三講、客戶開拓、銷售面談、需求分析、方案定製、保單遞送與轉介紹、客後持續服務
三、保險實務類知識
核保、理賠相關的知識一定要學，因為這涉及到客戶能否投保以及出險後能否理賠，絕對是關鍵
四、線上展業知識
新時代保險人，一定要學會線上展業，這是趨勢
五、法商類知識
尤其是服務高端客戶的時候，財富保全和傳承離不開法商
六、財富規劃、人力發展與團隊建設等知識
要學的東西其實非常多，所以賣保險能長久做下去的人，一定是身懷絕技的人
保險
保險是一個漢語詞語，拼音是bǎo xiǎn，英文是Insurance或insuraunce ，本意是穩妥可靠保障；後延伸成一種保障機制，是用來規劃人生財務的一種工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的支柱。
保險，是指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或者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者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期限等條件時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
從經濟角度看，保險是分攤意外事故損失的一種財務安排；從法律角度看，保險是一種合同行為，是一方同意補償另一方損失的一種合同安排；從社會角度看，保險是社會經濟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精巧的穩定器」；從風險管理角度看，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方法。
保險行業
保險行業是指將通過契約形式集中起來的資金，用以補償被保險人的經濟利益業務的行業。保險市場是買賣保險即雙方簽訂保險合同的場所。它可以是集中的有形市場，也可以是分散的無形市場。
按照保險標的的不同，保險可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兩大類。
財產保險是指以財產及其相關利益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農業保險等。它是以有形或無形財產及其相關利益為保險標的的一類補償性保險。
人身保險是以人的壽命和身體為保險標的的保險。當人們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年老以致喪失工作能力、傷殘、死亡或年老退休時，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給付保險金或年金，以解決其因病、殘、老、死所造成的經濟困難。

『伍』 關於CFR貿易條款，這題該怎麼答

CFR條款，發貨人必須提前告知收貨方貨物承運信息，這個案例中賣方失責需要賣方承擔損失。

『陸』 請問刑法分則裡面，行為犯、危險犯、結果犯、結果加重犯中的情節加重犯的具體罪名都有哪些

結果加重，即犯罪行為出現了一定的犯罪後果就要加重處罰，如搶劫罪致人重傷版、死亡和強奸罪致人重權傷、死亡。
情節加重，即犯罪行為是在特定的場所進行或者採取特定的手段實施而對其加重處罰，如入戶搶劫、持槍搶劫、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二人以上輪奸等。
強奸罪的五項加重處罰情形中，只有一項是結果加重，其他都是情節加重；搶劫罪的八項加重處罰情形中，有兩項是結果加重。
情節加重和結果加重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要求出現危害後果，後者不要求出現危害後果；前者因結果加重不存在未遂，後者可以存在未遂（搶劫罪情節加重犯存在未遂有司法解釋，強奸罪沒有司法解釋且有爭議，如輪奸是否存在未遂）。我認為，強奸罪的情節加重犯也是存在未遂的，理由就是強奸罪不是行為犯，如果否定存在未遂，就等於否定該情節。如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因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得逞，不能否定他是在公共場所實施強奸行為。

『柒』 國際貿易實務案例，需答案急急急急急！！！！~

1.首先要明確什麼是不可抗力。
所謂不可抗力，在我國《民法通則》上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如因不可抗力使合同無法履行，則應解除合同。如不可抗力只是暫時阻礙合同履行，則一般採取延期履行合同的方式。凡發生不可抗力事故，當事方已盡力採取補救措施但仍未能避免損失的情況下，可不負賠償責任。

在本案中，工廠遭受災害，是屬於不可抗自然力，所以外貿公司可以不負賠償責任，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不可抗力發生時，外貿公司應當立即向外商履行不可抗力通知義務。但是此時該不可抗力只是是工廠此時的產品無效，除非該批產品是特別製作，不能再次生產，否則不能主張解除合同，只能要求延遲履行合同。而一般來說，工廠都是批量生產產品的，並不會產生無法再次生產相同產品的情況。

所以，出口的該項要求不合理。

2.法商的這一說法不合理。
在本案例中要明確「發盤」（邀約）和「收盤」（承諾）的概念和效力。以及承諾的做出方式。

要約是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訂立合同的條件。希望對方能完全接受此條件的意思表示。發出要約的一方稱為要約人，受領要約的一方稱為受要約人。
出口企業的發盤內容明確具體，有訂立合同的意圖，並且到達受要約人，因此，毫無疑問，該要約有效且生效。

（收盤）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即受約人同意接受要約的全部條件而與要約人成立合同。承諾的法律效力在於，承諾一經作出，並送達要約人，合同即告成立，要約人不得加以拒絕。承諾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據交易習慣或者要約表明可以通過行為作出承諾的除外。

法商表示接受的電傳即是承諾（收盤），它同意要約內容，並且到達要約人，但是因為出口企業的要約已經過了有效期，該承諾因為未在要約有效期內做出，因此不具備承諾效力。它只能視為是一個新的要約。而出口商在收到該新要約之後，電話通知並著手備貨，以此履行合同的行為明確表示接受該要約，至此，承諾達到生效，合同成立。

『捌』 法律咨詢~!

《民法通則》
第一百一十九條 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
第九條 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
（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
（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
第十條 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
（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
（三）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後果；
（四）侵權人的獲利情況；
（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
（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規對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有明確規定的，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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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法商系學生
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