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報道

『壹』 司法部報道後一般多久通知上班

一周到15天

『貳』 特朗普宣戰司法部究竟發生了什麼

5月22日報道 外媒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將要求司法部審查，聯邦調查局專（FBI）或司法部是否曾經因屬為政治目的滲透他的總統競選活動，以及這是否是奧巴馬政府下令的。

據美聯社5月20日報道，特朗普當天在推特上發文說：「我在此要求，並會在明天正式要求司法部調查，聯邦調查局或司法部是否曾因政治目的滲入或監視特朗普競選活動，以及這類要求是否是奧巴馬政府內部人員提出的！」

報道稱，特朗普一直在宣揚聯邦調查局可能對他的選舉團隊採取間諜活動的論調。這種說法在保守派圈子中廣為流傳。

報道稱，但上周特朗普的律師魯迪·朱利亞尼對此表示懷疑。他說，他和總統都不確定是否曾有間諜活動。他說，有人告訴他們可能存在「滲透」。

另據路透社5月20日報道，美國司法部的一名發言人20日說，司法部要求它的督察長擴大對監視申請程序的調查，以確定政治動機是否影響了聯邦調查局對「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調查。

發言人莎拉·伊斯格爾·弗洛雷斯說，司法部要求其屬下的監督部門咨詢一位聯邦檢察官，根據《涉外情報監視法》進行的調查是否會在聯邦調查局方面找到潛在的犯罪證據。

『叄』 被判了緩期執行，司法部報到的地方可以從老家轉到現居住地嗎

緩刑離開所居住的縣、市時要報考察機關批准。

『肆』 司法部主管的報社、雜志社有哪些

法醫學雜志-中國學術期刊論文投稿平台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期刊簡介：本雜志是我國第一本公開發行的法醫學學術刊專物，屬主要以論著、新方法、新技術、案例報道、綜述、講座等形式向讀者介紹現代司法鑒定方面的最新成果。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主辦單位：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

國內統一刊號：31-1472/R

國際標准刊號：1004-5619

『伍』 什麼案件才能到司法局監外執行期到司法局報到怎樣能調查被監外執行的人為什麼

法律分析：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對於被判處緩刑、以及其他需要社區矯正的案件，才可以到司法局，有司法局進行處理。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印發<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通知》第六條



社區矯正人員應當自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之日或者離開監所之日起十日內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報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為其辦理登記接收手續，並告知其三日內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區矯正。發現社區矯正人員未按規定時間報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組織查找，並通報決定機關。 暫予監外執行的社區矯正人員，由交付執行的監獄、看守所將其押送至居住地，與縣級司法行政機關辦理交接手續。罪犯服刑地與居住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區、直轄市，需要回居住地暫予監外執行的，服刑地的省級監獄管理機關、公安機關監所管理部門應當書面通知罪犯居住地的同級監獄管理機關、公安機關監所管理部門，指定一所監獄、看守所接收罪犯檔案，負責辦理罪犯收監、釋放等手續。人民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的，應當通知其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派員到庭辦理交接手續。

『陸』 美司法部調查華為真實原因是什麼

4月25日，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稱，美國司法部正就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進行調查。路透社報道，紐約聯邦檢察官至少從去年起就對華為進行了類似調查。

目前，外界尚不清楚美司法部的調查進展到何種程度，以及聯邦探員對華為的具體指控。華為的發言人也拒絕對此置評。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華為這次受到的指控，比之前中興受到的制裁性質更嚴重。從機構性質來講，此次美國司法部對華為的調查屬於刑事調查，意味著華為有可能面臨額外的「刑事處罰」;而之前中興受到的美國商務部制裁屬於行政處罰。

華為被調查的消息傳出後，英偉達、AMD、高通等美國知名晶元製造商股價悉數下跌，這也延續了美國科技股最近集體暴跌的頹勢。

記者注意到，雖然華為方面暫時未對最新報道做出回應，但在今年2月，華為發言人曾嚴詞否認了美方所謂間諜行為的指控。華為在歐洲和北美其他國家的合作夥伴，也紛紛為華為產品的品質作證。

據研究公司Dell 『Oro Group的數據，2017年，華為以27%的份額引領全球電信設備市場，中興則以10%的份額位居第四。

不過，這兩家公司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均低於1%，比起他們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差了很多，這也要歸咎於美國政府對華為和中興的種種打壓限制。

華為在美國遭遇重重阻擊

去年12月，特朗普簽署法案，禁止華為和中興通訊設備參與美國核武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參眾兩院的立法者也發起了一項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及其承包商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電子產品;美國國會的助手們也表示，他們希望將該法案納入下一年度的國防開支法案，以確保迅速通過。

華爾街日報報道中還稱，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們在建議特朗普阻止博通對高通的惡意收購時，還專門提到了華為在電信設備行業的主導地位。

上周，由共和黨人湯姆·考騰領導的兩黨參議員小組還致信美國農業部，要求農業部考慮不再購買華為和中興的通訊設備。此外，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上周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禁止美國小運營商和鄉村偏遠地區的移動運營商使用華為和中興的電子產品。如果運營商使用了這些中國製造商的電子產品，它們將拿不到FCC的補貼。

美國電信運營商也決定與華為分道揚鑣。進入2018年，華為進軍美國的計劃連連受阻，繼此前被美國四大電信運營商中的AT&T和Verizon拒絕合作銷售手機後，美國最大的電子零售連鎖店BestBuy也傳出將停止出售華為手機的消息。

此外在美國政府加強對華為審查的大背景下，美國的一些盟國也變得更加謹慎起來。華為在歐洲等市場也同樣有著體量龐大的業務，將來可能受到沖擊。

華為曾堅決否認指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雖然華為並未對美國司法部的最新調查報道做出評論，但在此前今年2月，華為曾堅決否認美方所謂從事間諜行為的指控。

華為一位發言人當時強調說，

「憑借著全球布局的供應鏈和生產能力，華為受到全球170個國家的政府和客戶的信任，並不存在超越通信供應商本職工作外的任何網路安全風險。」

對此，華為很多海外用戶也紛紛證實過華為的說法。

加拿大貝爾電信公司無線網路副總裁布魯斯·羅丁曾表示，他的公司僱傭過一家外部網路安全公司對華為產品進行了廣泛的測試。

布魯斯對路透社表示，「我們使用華為設備已經10年了，從未見過惡意代碼或後門。」布魯斯-羅丁認為，美國對華為的審查只是在保護自己的產業而已。

德國電信表示，該公司與華為在多個層面上開展合作，沒有發現任何安全風險的證據。德國電信一位發言人表示，

「這些硬體是按照德國電信的規格製造的，並由我們自己的安全部門檢查」。

今年2月，英國首相特里莎·梅對中國進行貿易訪問時，對華為拓展英國市場的計劃表示支持。

華爾街日報此前分析認為，美國的這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只會讓中國政府投入更多資源發展科技，從而進一步降低對美國公司的依賴，最終將成為美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

此外，華為在5G市場的布局斬獲頗豐。華為此前已和眾多電信運營商簽署了25份諒解備忘錄，對5G設備進行試用，簽署對象包括英國的BT、加拿大貝爾電信、法國的Orange、德國電信和全球性運營商沃達豐。

這其中，美國公司的「缺席」令人矚目。

華為在5G時代的主要競爭對手愛立信和諾基亞在營收規模和市場份額上都不到華為的一半，但在美國市場的情況卻令人咂舌。這兩家競爭對手拿下了美國電信設備市場48%的份額，而華為在美國的市佔率不到1%。這種對比背後，不難看出美國遏制華為發展勢頭的野心。

『柒』 緩刑判決書剛拿到 有十天的上訴期 司法部還沒去報到 這10天里可以去旅遊嗎

緩刑判決書剛拿到是有十天的上訴期的，也不能去司法部門報到，這10天里可以去旅遊但必須經過法院的批准。
如果不經過批准擅自離開所在地的縣一級轄區，可能會被法院採取強制措施的。 因為在判決書還沒有生效之前被判刑的人仍然處於取保候審階段仍然要受到法院的管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取保候審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一種強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機關對未被逮捕或逮捕後需要變更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防止其逃避偵查、起訴和審判，責令其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並出具保證書，保證隨傳隨到，對其不予羈押或暫時解除其羈押的一種強制措施。
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六）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七）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八）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九）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五條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於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准。

『捌』 緩刑判決生效當日必須到司法所報道嗎

緩刑裁定生效之日或者離開監所之日起十日內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報到。

根據《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六條社區矯正人員應當自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之日或者離開監所之日起十日內到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報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為其辦理登記接收手續,並告知其三日內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區矯正。發現社區矯正人員未按規定時間報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組織查找,並通報決定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六條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並公開予以宣告。

(8)司法部報道擴展閱讀：

《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七條
司法所接收社區矯正人員後，應當及時向社區矯正人員宣告判決書、裁定書、決定書、執行通知書等有關法律文書的主要內容；社區矯正期限；社區矯正人員應當遵守的規定、被禁止的事項以及違反規定的法律後果；社區矯正人員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被限制行使的權利；矯正小組人員組成及職責等有關事項。

宣告由司法所工作人員主持，矯正小組成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到場，按照規定程序進行。

第八條
司法所應當為社區矯正人員確定專門的矯正小組。矯正小組由司法所工作人員擔任組長，由本辦法第三條第二、第三款所列相關人員組成。社區矯正人員為女性的，矯正小組應當有女性成員。

司法所應當與矯正小組簽訂矯正責任書，根據小組成員所在單位和身份，明確各自的責任和義務，確保各項矯正措施落實。

第九條
司法所應當為社區矯正人員制定矯正方案，在對社區矯正人員被判處的刑罰種類、犯罪情況、悔罪表現、個性特徵和生活環境等情況進行綜合評估的基礎上，制定有針對性的監管、教育和幫助措施。根據矯正方案的實施效果，適時予以調整。

『玖』 取保候審被判緩刑後沒到原籍司法部報道會怎樣

會很麻煩，有可能再次獲刑

『拾』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