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從哪裡來

『壹』 民法包括哪些法律

民法包括：民法總則，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擔保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

民法性質：

1、民法是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

2、民法為文明法。

3、民法為行為規范兼裁判規范。

4、在民商分立的國家，民法為商法以外的全部私法;在民商合一的國家，民法為私法的全部。

5、就其內容來說，是規定權利主體有無權利、義務的法律，因此是實體法，而不是程序法。

6、就其適用范圍來說，是施行於一國范圍內的法律，因此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

7、就其效力來說，是全國范圍內主體間一般通用的法律，因此是普通法，而不是特別法。

(1)民法從哪裡來擴展閱讀

民法通則民事財產權相關規定：

第七十一條 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第七十二條 財產所有權的取得，不得違反法律規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財產的，財產所有權從財產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七十三條 國家財產屬於全民所有。國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私分、截留、破壞。

第七十四條 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於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包括：

（1）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等；

（2）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

（3）集體所有的建築物、水庫、農田水利設施和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設施；

（4）集體所有的其他財產。

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於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於鄉（鎮）農民集體所有。

集體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私分、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

第七十五條 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

第七十六條 公民依法享有財產繼承權。

第七十七條 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

第七十八條 財產可以由兩個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

共有分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額，對共有財產分享權利，分擔義務。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權利，承擔義務。

按份共有財產的每個共有人有權要求將自己的份額分出或者轉讓。但在出售時，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購買的權利。

『貳』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法律是如何起源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法的起源的學說：
（1）法不是從來就有的，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的產生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
（2）在原始社會，社會組織的形態經歷了原始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是道德規范、宗教規范和習慣，它們與階級社會的法是根本不同的。
（3）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產生、階級的分化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產生的根源有以下三個：
（1）經濟根源：私有制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2）階級根源：階級的產生。
（3）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
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導致原始社會既有的社會規范無法適應社會沖突，為了維護新的社會秩序，國家產生了，法也產生了。

(2)民法從哪裡來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
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
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
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
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
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
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
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梁，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里。
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
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
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
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
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范，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
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合同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
當18世紀、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並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
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
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
然而，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
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
《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年至公元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
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
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
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
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
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
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
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
該法典仍然適用於中國台灣地區。
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
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
1999年的新合同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
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而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的起源

『叄』 民法體系的構建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肆』 民法包括哪些

一、法學理論上的體系

（一）小民法

民法總則、物權法、債權（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親屬（婚姻、繼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識產權法（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還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體系

總則：民法通則

物權：物權法

債權：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親屬：婚姻法、繼承法

知產：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海商法、擔保法，等等。

『伍』 民法典故是什麼

民法典是指在採用成文法的國家中，用以規范平等主體之間私法關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條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規則來規范各式法律行為、身份行為。有的民法典會酌采習慣法作為補充規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規定以當事人間私法自治的方式彌補各種法規的不足。
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民法既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即民法典），也包括單行的民事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規中的民事法律規范。民法的范圍要比民法典大。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現場，一本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擺放在與會人員面前，提請會議審議。
民法典各分編草案與民法總則「合體」，成為過去一年來國家立法工作中耀眼的一道印記。
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編纂民法典這一重大立法任務，到 「兩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立法之路蹄疾步穩。
2019年，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的拆分審議密集進行。明確禁止高利放貸、進一步完善防止性騷擾有關規定、合理確定無效婚姻的情形、完善高空拋物墜物責任規則……努力傾聽人民心聲、聚焦社會熱點問題，積極回應社會訴求、滿足新時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護人民民事權利，讓立法的每一個環節都凝聚社會生活規則的最大共識。

『陸』 民法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民法法系的形成和發展：
1、日耳曼法和復興的羅馬法是民法版法系（大陸法系、羅馬日權耳曼法系）的主要歷史淵源，也是西歐封建國家法律的主要因素。隨著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貿易交往的發展，政治統一的趨勢，彼此間的法律便發生許多聯系，同時，還產生某些共同的形式和特徵。這就使羅馬日耳曼法系處於初生階段和萌芽狀態。
2、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西歐許多國家如法、德、意等國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並鞏固以後，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這些國家彼此交往，它們的法律制度相互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徵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於是產生了羅馬日耳曼法系。首先在法國，建立了羅馬日耳曼法系的第一個基地，隨後，在德國建立了第二個基地，這兩個西歐大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形成了完整的法律體系，兩國的法典和法律體系相互間聯系密切，具有許多共同特徵。
3、伴隨著l8、l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性的發展，不僅在歐洲各國而且在亞、美、非洲許多國家和地方，立法和法典化運動應運而生，並持續發達。他們深受法、德的影響，於是羅馬日耳曼法系（民法法系）成為世界最大的法系。

『柒』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捌』 民法的性質

論民法的性質
【內容提要】民法的性質集中表現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市民社會是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是法律主體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種基本分類。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關 鍵 詞】民法/性質
【 正 文 】 民法乃一國法律體系中之基本法，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共同構成一國之部門法體系，為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
一、民法的性質：市民社會的法 民法的性質表現在四個方面：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實體法；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中，市民社會的法是民法性質的集中體現。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通過對民法一詞的語意與淵源考察我們已經得知，民法者，實乃市民法之簡稱也，而市民法者，當為市民社會之法也。何謂市民社會？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依兩種方式發生，一種是直接面對其他社會成員而發生，包括家庭成員，另一種是通過國家這一中介而發生。由此形成兩種社會關系，前一種社會關系因直接發生於社會成員之間，故其有關內容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的意志，而後一種社會關系通過了國家的中介，國家必將其意志體現在其中。體現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個人或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國家或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由此，人所參與的全部社會關系不外乎此兩種類型，而社會也就因此可以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證上劃分為兩種，一種為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即所謂市民社會，而另一種為有國家參與的社會，即所謂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所以說，民法（市民法）是關於市民社會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這一判斷在今天已是學界之共識，然而這一共識的取得在我國卻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當然，在認識上有一個發展過程， 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盡管向無統一的標准，有利益說、效力說、主體說、統治關系說、意思說等，但自羅馬法以來人們都承認將法作這樣的劃分，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中即指出：「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設計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設計個人利益。」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公法就是關於政治權力的結構、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關於市民權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護等的法。一般認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則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各種訴訟法等。究其實，私法乃關於私權利與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指出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相互間的關系的法，所以觀察個人相互間享有某種特定權利和負有之司法是否適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規定的立法著眼點。私法所保護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該關系當事人之個人利益。
（三）民法是實體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類方法之一。其劃分標准在於法律的內容是規定法律主體在社會關系中的本體性權利義務還是規定法律主體在以司法機關為主導的訴訟關系中的程序性權利義務，如屬前者則為實體法，如屬後者則為程序法。是故，實體法乃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常態交往時的具體權利義務，程序法則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異態交往時即糾紛狀態時的訴訟權利義務。民法之內容在於規定私法主體在市民社會交往中具體的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義務，所以民法屬於實體法。
與民法這一實體法對應的程序法是民事訴訟法（包括仲裁法）。學者多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看作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或主法與助法的關系，自不無道理，然須注意，程序法自有其價值與生命，而程序公平與程序正義本身即為法律公平與正義之應有之義，切不可以主助關系而犧牲程序價值以求實體價值。
（四）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按照經典經濟學家的分析，可以綜合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即：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以說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首要條件，正如經典經濟學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權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權是市民社會主體獨立人格的物質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權演變而成的他物權制度又進一步豐富了所有權的實現途徑，促進了社會分工。
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律的要求。這便是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
由此觀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玖』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民法提供了社會活動最普遍、最常用、最活躍的法律規范群體，它們構成我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也構成我國社會最一般的法律保障。

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部重要的部門法律，其內容博大精深，是萬法之基礎。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

「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

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

(9)民法從哪裡來擴展閱讀

所謂民法的體系定位，是指人們對民法在國家整體的法律體系中應發揮作用的基本認識。關於民法的體系如何定位，最重要的是國家治理者對民法基本功能的看法，在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的制定工作。

關於民法的體系定位這個問題，法學界的認識存在不足。一些人學習的民法知識源於蘇聯法學，至今也沒有更新。蘇聯法學認為，民法在法律體系中處於部門法的地位，只能在指定的狹小范圍內發揮有限作用。

這種功能定位的原因是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社會的人、財、物、供、產、銷這些領域受計劃支配，民事權利主體被當作勞動力資源，主體意思自治的范圍受到限制，而且社會主要財產的支配和流通制度也不由民法規范，甚至婚姻法也不被當作民法。

在這種情況下，民法能夠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法學把民法定義為部門法。這種做法以及法學理論與市場經濟體製法學完全不同，因為市場經濟體製法學都是把民法定位為基本法。

蘇聯法學的這個民法觀，不但壓縮了民法的作用范圍，也損害了民法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制度，使得民法應有的基本內容無法充分展現，在社會需要民法的時候，民法也難以順利成長。關於民法體系定位的錯誤認識得不到糾正，民法典編纂工作、我國法律制度整體的發展都會受到很大阻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