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司法改革

Ⅰ 司法改革

法院司法改革是將業務人員和一般行政人員分開，比如：法官就屬於辦案人員；書記員，財務人員等都屬於行政人員。目前正在上海搞試點，區別最大的就是個人待遇問題，改革具體實施時間還沒有確定。

Ⅱ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Ⅲ 司改如何才能擁抱新技術

剛剛結束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讓人們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術。

「以大數據、互聯網、雲計算、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正向我們撲面而來，已經、正在或即將改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帶給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像空間。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伴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信息雲技術正在不斷影響司法實踐，司法改革擁抱新技術，司法與科技深度融合，是適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們未來的必然選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與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區域一體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騰訊網路安全與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辦的「智慧司法與司法改革」研討會在廣州舉行。來自實務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圍繞「智慧司法」「司法改革」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深入探討。

1.老百姓從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實惠？

「嘀！」正在晨練的陳女士聽到手機簡訊提示音後打開一看，法院發來執行案件款項已到賬的告知，陳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師通過智慧檢察院實現了視頻會見，與當事人進行了及時、充分的溝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來越受到當事人的歡迎，以前費事費力的打官司過程變得越來越快捷、舒心。

「大數據和信息化在司法領域運用的廣度和深度能夠改變傳統的司法模式，成為改革的主要動力。」騰訊「互聯網+」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騰訊安全管理部副總經理湯錦淮介紹說，今年以來，騰訊在探索大數據新技術在司法領域的運用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比如與廣州越秀區法院合作的全國首例刑事案件證人微信出庭，為推動庭審體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嘗試；與江蘇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國首個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法官少受累。

「『阿爾法狗』向人們展示了人工智慧發展的無限可能，但人工智慧和司法活動最根本的區別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阿爾法狗』解決的是未來的東西，而司法活動是回溯性的認識活動，這是它最大的特點。」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指出，我們要的顯然並不只是一個結果。因此，通過什麼方式、什麼途徑、什麼手段把過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案件事實判斷清楚，這不是靠「阿爾法狗」就能解決的問題。

他同時強調，這種回溯性的過程不允許不擇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當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動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以及相關合法權利。而這一系列活動共同組成了司法活動。

3.智慧司法的底線在哪裡？

「在司法領域，機器不能代替人，結論和判斷只能由司法人員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無限制地開發下去，要讓人工智慧結合司法規律，確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發展司法領域的人工智慧，互聯網公司必須和專業司法人員緊密合作，必須保證司法應有的元素、內在的原則、必要的親歷性，不能讓技術牽著司法的鼻子走。」陳衛東強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熱情擁抱科技革命的同時，必須明確智慧司法的目標。司法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科技應當遵循司法規律，服務而不是引領司法，以達到促進司法公正、維護保障權利的最終目的。法學界更應在學習的基礎上根據司法自身的特性參與進來，形成理論、科技、實務的結合，通過研究讓實務部門在運用大數據的同時保持清醒的認識。

顧永忠認為，擁抱科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誰也無法阻擋。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運用科技，是否無選擇、無條件地運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親歷性舉例說，親歷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親歷、如何參與。「我們提出庭審實質化改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審判人員拿著書面化的卷宗就來審理案件，而不進行開庭，我們能不能接受這是一種親歷性，能不能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公平公正的？」

顧永忠指出，親歷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方式來參與，包含了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要體現程序正當性、防止冤假錯案，庭審活動中的面對面就至關重要。視頻技術未來可能實現與面對面等同，但在當下顯然還不行。庭審中所有訴訟參與人坐到一起，這種只能感受不能言傳的親歷性很難通過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們要理性地思考和選擇，比如，信息化在監控、管理、服務、信息傳遞、決策等訴訟活動中都有非常廣闊的運用空間，但我們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有部分司法活動是不能也不應被取代的。」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廣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獨律師會見被告不應被涉及。如果通過遠程視頻進行會見，就涉及可能被錄音錄像的問題，而法律對此是有明確規定的。因此，開發類似技術時，最基本的就是絕對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必須依法積極穩妥推進。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數據對司法工作帶來的沖擊非常明顯，比如在證據收集的過程中，辦案人員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電腦獲取數據，能否作為證據來使用值得探討。「如何制定新的證據規則，這也是人工智慧、大數據、新科技對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學習跟上時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慧、大數據為我們所用，成為我們的工具而不是我們受其牽制。」高景峰說。

真正做到運用到現實上才行。

Ⅳ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Ⅳ 當前全市兩級院推進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有何意見，建議

並沒對緩刑提出修改兩會對深化司法改革情況：1.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深入推進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試點，認真落實人民法院65項改革舉措，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難題，努力讓人民群眾有獲得感。一是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解決立案難問題。全國法院於去年5月1日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變審查立案為登記立案，對依法應當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當場登記立案率達到95%，基本解決立案難問題，為人民群眾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敞開大門。加強立案監督，杜絕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現象，把方便帶給群眾、把困難留在法院。依法制裁違法濫訴、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配合立案登記制改革，推進網上申訴信訪和視頻接訪工作，實行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訴信訪案件，健全信訪聽證制度，進一步落實信訪終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眾來訪人數同比下降12%。二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建設，實現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迴法庭創新工作機制，立足深圳、沈陽，在巡迴區開展巡迴審判，妥善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決群眾往來奔波、訴訟不便等問題。兩個巡迴法庭共審結案件件，被群眾稱為「家門口的最高人民法院」。發揮改革「試驗田」、「排頭兵」作用，實行主審法官、合議庭案責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審判質效。三是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建設，解決訴訟「主客場」問題初見成效。為平等保護本地、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排除各種干擾，積極推進跨行政區劃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法院兩個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結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進行政應訴工作，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出庭率達到100%，推動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釋明等制度，杜絕非法干預，案件審結後服判息訴率達到100%。四是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結知識產權案件9872件，專業審判水平明顯提升。創新機制，突出主審法官主體地位，探索審委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把專業機構關於技術問題的意見寫進判決書，增強裁判公信力。五是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提升審判質量效率。針對審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層層審批、權責不清等問題，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審判團隊案件，提高案效能。嚴格落實對干預案件進行記錄問責的「兩個規定」。推行院庭長案常態化。堅持放權與監督相結合，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加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法官在職責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同時加強審判管理和監督。相關試點法院審判質效明顯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結案187件，貴州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量同比增長2至4倍。六是深化執行體制機制改革，努力破解執行難問題。完善網路查控體系，連通2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並與有關部門聯網，實現網路查控、遠程指揮功能，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廣西等地法院積極開展審執分離改革試點，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內蒙古、遼寧、江西等16個省區市法院建立異地執行協作機制。加強信用懲戒，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43個部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被執行人從事民商事行為、擔任重要職務等進行全面限制。擴大限制高消費范圍，新增限制乘坐高鐵和一等座以上動車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級法院採取信用懲戒措施467萬人次，將338.5萬名被執行人納入失信名單公開曝光，35.9萬人懾於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各級法院受理執行案件467.3萬件，執結381.6萬件，分別上升37%和31.3%。堅決維護司法權威，敢於碰硬，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不論是什麼人，堅決依法制裁，對1.4萬人決定司法拘留，對1145人給予刑事處罰。七是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針對一些案件審理程序不規范、類案不同判等問題，健全審判監督指導機制，統一裁判標准。制定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司法解釋24件，促進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規范化改革，山西、遼寧、湖北、寧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規范法官裁量權。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發布指導性案例12件，統一司法尺度。八是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一步提升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扎實推進法官員額制改革，發揮法官遴選委員會作用，指導試點法院嚴格執行員額比例，嚴格法官入額標准，上海、廣東、海南、青海等18個試點省區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額工作，提高了法官隊伍整體素質，充實了一線審判力量。參與制定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加強法官職業保障。配合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審判輔助

Ⅵ 廣東試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一年情形如何

不久前，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江某等157人特大合同詐騙案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前，該院在細致審查案情之後，決定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最終，149名犯罪嫌疑人自願認罪並簽署具結書。由於大部分被告人認罪認罰，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罪名、量刑建議均表示認可，原計劃安排45天的庭審只用14天就全部完成。

據悉，從2016年11月正式啟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以來，截至2017年12月，廣州、深圳兩級檢察機關共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處理案件18354件20465人，其中，提起公訴17280件19222人，占同期提起公訴數的49.61%。法院採納量刑建議13680人，量刑建議採納率為94.46%，已判決案件中共有99人上訴，上訴率僅為0.63%。

量刑建議精準客觀，採納率達到94.46%

廣東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量刑建議採納率達到94.46%，不僅在全國試點地區處於領先水平，也遠高於一般刑事案件量刑建議採納率。這得益於廣東檢察機關大力推進量刑建議精準化機制和智能化決策系統。

彭章波介紹說，試點中，廣州、深圳檢察機關堅持罪責刑適用原則具體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化、量刑建議決策智能化，重點防範量刑不當、量刑失衡等問題，探索量刑逐級激勵機制和量刑建議精準化機制，實行分級量刑建議，以精準化實現量刑公正。

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檢察院運用大數據，破解量刑建議精準化難題，使用軟體程序整理、錄入轄區內的判決文書，通過機器學習和模糊檢索方式，初步建立裁判文書資料庫。承辦檢察官通過對罪名、情節的模糊檢索，可以輕易檢索到5年內相似判決作為量刑參考，做出相對合理的量刑建議，確保「同案同判」。

記者注意到，在量刑決策過程中引入人工智慧輔助系統軟體，是實現量刑客觀、精確目標的重要手段，是廣東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的一項重要舉措。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專門建立量刑輔助系統，採用大數據提高量刑精準化；廣州、深圳要求有條件、有基礎的基層院通過開發量刑輔助軟體，逐步建立常見案例判決資料庫，利用軟體抓取和分析轄區內相關判決生效文書量刑情節數據，輔助檢察官提出符合案情、區域均衡的精準量刑建議。

Ⅶ 司法改革的重要論述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來，司法改革緊鑼密鼓，攻堅克難，統籌兼顧，扎實推進。中共中央確定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貴州7個省市作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試點。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同意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雲南、寧夏開展推進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4項改革試點。這是繼去年7個試點省市後的第二批試點。會議要求試點地方要加強組織領導，細化試點實施方案，推動制度創新。
司法改革是一項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局性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和系統性、協同性強，必須要先行試點，為整體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積累經驗。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性大，每個試點地區的情況也各有不同，由此，做好試點地區的司法改革方案設計與實踐推進，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至關重要。
司法改革是體制機制的改革，也是一場涉及司法人員工作角色、利益調整的改革，能否統一思想、凝聚共識，關繫到改革能否成功。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人是最活躍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司法人員推進改革的積極性。各地在試點工作啟動前，要做好動員工作，把所有的政策和道理說明白，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策上來，使人們理解、擁護、支持改革，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進改革的正能量。在改革試點工作過程中，既需要改革的勇氣、銳氣，又需要審慎的態度、務實的辦法，在深入調研、弄清情況、找准問題基礎上，研究提出科學可行的方案，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確保改革的力度、進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相適應。當然，改革就要觸及利益，改革必須觸動利益。那些不符合司法規律的陳規陋習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權責調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革除的，必須做好趟深水區、啃硬骨頭的准備。邁好司改試點工作第一步，要把注重頂層設計和鼓勵基層實踐探索相結合，加強統籌兼顧，充分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司法改革加強頂層設計，是確保各地各部門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思路、目標符合中央精神，確保司法改革依法有序進行。同時，試點地區也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發揚基層首創精神，在具體措施上積極探索實踐，為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積累經驗。各地要根據中央統一部署，結合不同地區、不同層級司法機關的實際情況，分類分層研究提出具體實施方案，不搞一刀切、齊步走。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重要路徑。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已經明晰，試點地區的改革也已破冰起航，要有改革的信心和勇氣，不等待觀望，不怕觸及深層次矛盾，要按照頂層設計，加強統籌協調，積極主動抓好司法體制改革各項任務的落實。

Ⅷ 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的省、市、自治區為：雲南、山西、內版蒙古、黑龍江、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項改革舉措，對於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批選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個省市先行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累經驗。
第二批試點省市自治區於今年上半年陸續進入了司法體制改革，包括雲南、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Ⅸ 粵2071是哪個法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於2008年10月13日掛牌成立，前身是中山市人民法院，管轄中山市15個鎮區轄區范圍內的刑事、民事等各類審判、執行案件及全市一審行政案件，現有在冊幹警518人，其中入額法官128人。

在全國基層法院中，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量長期位居前十。我院2014-2018年受理案件（新收加舊存）為37139件、47866件、68295件、78697件、83596件，分別增長28.88%、37.13%、42.68%、15.66%和6.23%。2019年，我院受理案件82268件，法官人均受理案件達658件。

建院以來，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始終堅持問題導向，以創新為抓手，以改革為引擎，深入落實司法責任制，推進專業化審判，注重人才培養，為基層司法改革積累經驗。改革成效獲中政委、最高法院、廣東省委、中山市委肯定，2017年7月10日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對該院改革經驗作了推介，被最高法院編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選編（第一批）》。2018年4月8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會議召開，該院改革經驗作為惟一的法院案例入選全省深化改革18個典型案例。2018年7月24日深圳召開的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上再次對該院改革經驗做了推介。司法改革的「中山模式」成為全省乃至全國的的改革亮點。

2017年獲評全國繁簡分流改革示範法院、集體和個人獲評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集體、全國法院辦案先進標兵等榮譽；2018年集體和個人獲全國法院家事審判先進集體、全國法院家事審判「先進個人」等榮譽；2019年集體和個人獲評全國巾幗文明崗、全國「七五」普法先進集體、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先進集體、維護全國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等榮譽。2020年集體和個人獲評全國法院新聞輿論工作先進集體、全國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進集體、全國法院先進個人、全國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先進個人、全省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個人二等功等榮譽。

Ⅹ 廣東司法體制改革不能入員額的人員還屬公務員編制嗎待遇會不會下降

怎麼改也不可能取消人編制，可能會在補貼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