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司法最新
『壹』 台灣民法典第188條為什麼規定了連帶責任
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的方式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15]）。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17]。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19]。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20]。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21]。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貳』 公司資本三原則的資本確定原則與授權資本制
又稱法定資本制，是指公司在設立時，必須在章程中對公司的資本總額做出明確的規定，並須由股東全部認足，否則公司就不能成立。
它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求公司資本總額必須明確記載於公司章程，使它成為一個具體的、確定的數額；二是要求章程所確定的資本總額在公司設立時必須分解落實到人，即由全體股東認足。
法定資本制中的公司資本是公司章程載明且已全部發行的資本，所以在公司成立後，要增加資本時，必須經股東大會作出決議，變更公司章程的資本數額，並辦理相應的變更登記手續。
就股款繳納而言，認股人在認購股份以後，應負責繳納股款，但在具體操作時，又有兩種立法主義：一為全額繳納制，即認股人對其應繳納的股款必須全額一次繳清，不得分期繳納。如法國、台灣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定即是。二是分期繳納制，即認股人對其應繳納的股款可分兩期以上繳納，不必一次全額繳清，但通常第一次繳納的股款不得少於全部應繳納股款的法定比例，其餘部分則由公司另行通知認股人分次繳納，一旦接到公司通知各認股人即應按期如數繳納股款，如義大利、丹麥公司法規定即是。
這種做法的優點：由於法定資本制要求公司設立時，全部注冊資本落實到人，因此可以保證公司資本真實、可靠、防止公司設立中的欺詐和投機行為，以及有效地保障債權人和交易安全。但是不利的地方在於：1.因為該原則要求公司在設立是募足全部資本，勢必給公司設立造成困難，從而降低設立效率，阻礙公司制度的發展。2.在公司成立初期，往往營業規模較小，需要投入營運的資本量有限，故可能導致籌集的資本的閑置和浪費。3.若公司在設立時籌集的資本數額較少，則其在經營過程中通過增加資本來擴張規模時又必須履行繁的法律程序。因此，德國、日本及我國台灣公司法已不再嚴守此項原則，而是對其加以改造和放鬆限制，使其更能適應公司靈活經營的需要。 授權資本制，是指在公司設立時，資本總額中亦應記載於章程，但並不要求發起人全部認定，只認定並繳付資本總額中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未認定部分，授權董事會根據需要隨時發行新股募集。因為未認定部分已在章程中記載的資本總額之內，所以再行募集時，無須變更章程，也不必履行增資程序。
授權資本制的出現，使公司資本內容趨於復雜化，並呈現出五種不同的具體形態。
1.注冊資本（Registered Capital），又稱名義資本（Nominal Capital）、核定資本或核准資本，是指公司在設立時由章程載明的，經過公司登記和機關登記注冊的。公司有權籌集的全部資本，它包括公司已發行的資本和法律允許公司分期發行的資本，但是，大多數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義大利、丹麥、瑞士和挪威等國公司法都規定，公司所有核准資本都必須全部認購和發行。因此，不論股東是一次繳足還是分期繳足股款，它都能在一定時間為公司所實際擁有，注冊資本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公司資本。
2.發行資本（Issued Capital），也稱認繳資本，是指公司實際上已向股東發行的股本總額，即股東同意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認購下來的股本總額，發行資本可能等於注冊資本，也可能小於注冊資本。在授權資本制下，一般不要求注冊資本都能得到發行，所以它小於注冊資本，而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公司章程所確定的資本應一次全部認定，即便在修改章程，增資發行新股時亦須如此。因此，其發行資本一般等於注冊資本，但股東在全部認定資本後，可以分期繳納股款。
3.實繳資本（Paid-up Capital），又稱實收資本或已收資本，是指公司發行股份，並經股東出資而實際已經收到的現金或其他出資的總額。它是公司現實擁有的資本，由於股東認購股份以後，可能一次繳清全部出資，也可能在法律規定的一定期限內分批繳清出資。因此，實繳資本可能等於或小於發行資本，簡言之，注冊資本、發行資本和實繳資本的關系便是：注冊資本≥發行資本≥實繳資本。
4.催繳資本（un-paid Capital）是指發行資本中應當繳清而尚未繳清，需由公司催繳的部分，這是授權資本制下與實繳資本相對應的一種公司資本的特殊形態。
5.授權資本（Authorized Capital）是指公司根據章程授權可以籌集的全部資本，授權資本僅須記載於公司章程。不必在公司成立時認定或募足，可以在公司成立後根據業務需要分次發行，在授權資本的數額之內發行新股，不必由股東會批准。由於授權資本非由股東全部認定，有學者認為它本身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資本。「它僅僅表明全體股東授權董事會還可以分期發行股票的一種許可權，或者說預示著公司目前和今後可能達到的規模。」日本學者認為，授權資本「是通過章程授與董事會的股份發行許可權及其范圍。准確地說應叫授權股份數，它與法律上的資本無直接關系。」
上面是對相關資本概念的辨析。在實際中，為英美公司法所創立的授權資本制，並不要求發起人全部認定公司注冊資本，甚至只認定注冊資本總額中的小部分，公司亦可成立。它具有便於公司迅速成立的優點。公司增資時，可隨時發行新股募集，無須變更章程，亦不必履行變更登記程序，能夠適應市場經濟對公司決策迅速高效的要求。但是，在授權資本制下，公司的實收資本可能很少，注冊資本的相當部分未能落實到人。所以，它更可能被欺詐行為利用，減弱了對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對這兩種公司資本制度的取捨，取決於立法者的立法意圖及不同的司法制度。
1.法定資本制度重在對公司債權人及社會交易安全的保護，更多體現了社會本位的立法思想。授權資本制則側重於對投資人和公司提供更便利的條件，較多地體現了個人本位的立法原則。
2.從兩大法系不同的司法制度來考察，採用法定資本制的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使命在於適用既定的成文法律，因而公司立法力求詳盡，公司資本力求確定，防患於未然，使公司依法運作，避免因公司資本不實給社會經濟秩序造成紊亂。採用授權資本制的國家，法官司法判決可以創設法律，成文法上的漏洞可以通過判例來彌補，英美司法判例所確認的「公司人格否認原則」、「公司資本充實原則」都是對授權資本制的補充和完善。 折衷授權資本制，由於法定資本制與授權資本制各有利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便於吸收英美國家的投資，德國於1937年頒布《股份法》規定了一種近似於授權資本制的「認許資本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也於1950的修改商法形成了「折衷授權資本制」。折衷授權資本制有兩種不同的立法例。
其一，對授權發行資本的期限予以限定，在折衷授權資本制度下，董事會雖然也可直接依據授權在法定范圍內發行股份，但其權利行使多有期限限制，這是它與純粹的授權資本制的不同，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定資本制的增資困難，德國《股份公司法》第202條規定「章程可以授予董事會最長為期5年的全權。在公司進行登記之後通過發行以投資為條件的新股票，把基本資本增加到被批準的資本。」
其二，對授權發行資本的數額予以限定。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地區）公司法都規定授權發行的數額不得超過公司資本總額的一定比例。如日本《商法》和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均規定，授權董事會發行股份的總數不得超過公司資本總額的3/4.盧森堡公司法規定較為特別，即在公司設立時，全部資本必須予以發行。但是在公司成立後增加資本時，允許有在已經授權而尚未發行的資本。這實質上是在公司設立時和成立後的兩個階段，分別採取兩種不同的資本制度。
折衷授權資本制是在總結長期的公司資本法經驗，充分吸收法定資本制和授權資本制的優點，克服其弊端的基礎上誕生的一種新型資本制度。它有以下優點：1.減少了公司設立的難度，避免了因公司資本閑置造成的浪費，提高了公司運作效率。2.由於對公司首次發行股份的數額和公司資本總額的最後籌集期限作了明確限制，又使公司資本相對地穩定和確定，有利於保障債權人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資本維持原則，又稱資本充實原則。是指公司在其存續過程中，應經常保持與其資本額相當的財產。資本是公司對外交往的一般擔保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物質基礎，公司擁有足夠的現實財產，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股東有限責任給債權人帶來的交易風險。一般而言，在公司成立時，公司資本即代表了公司的實有財產，但這一財產並非恆量，尤其在公司的存續過程中，它可能因公司經營的盈餘、虧損或財產本身的無表損耗而在價值量上發生變動，當公司實有財產的價值高於其向外明示的公司資本的價值時，其償債能力增強，對社會交易安全自然有利，其實有財產價值大大低於公司資本價值時，必須使公司無法按照其所標示的價值承擔責任。從而對交易安全和債權人利益構成威脅，同時，由於股東往往對盈餘分配有著無限擴張的偏好，如果法律對盈餘分配沒有一定的限制，股東在短期求利動機的驅動下，就可能蠶食公司資本。
在各國公司法中資本維持原則有下面這些內容：
1.公司成立後，股東不得退股，不得抽回其出資，我國公司法第34條、35條、143條有規定。
2.股票發行價格不得低於股票面值。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表現形式，股份總和就是公司資本，為維持公司資本的實際財產價值，一般各國公司法都禁止公司折價發行股份。日本商法、德國股份公司法、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我國公司法都有這方面規定。
3.公司應按規定提取和使用法定公積金，法定公積金可視為資本儲備，主要用於彌補公司的虧損，擴大公司的生產經營或增加公司資本，各國公司法大都對法定公積金的提取和使用作了明確規定。日本商法稱「盈餘公積金」，該法第288條規定了盈餘公積金的提取方法，289條規定盈餘公積金「除充作資本虧損的填補場合外，不得使用」，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也有類似規定。
4.虧損或無利潤不得分配股利，各國公司法普遍規定。公司繳納所得稅後的利潤，須先用於彌補公司的虧損，在彌補虧損及提取法定公積金和公益金之前，不得分配股息和紅利。而且，公司在雖無虧損卻無利潤的情況下，也不得分配股息和紅利，日本商法第290條規定，當公司違法分配時，公司債權人可以讓其返還。
5.公司原則上不得收購自己的股份或將其收為質物，德國股份公司法第56條，日本商法第210條，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第167條以及我國公司法第149條作了規定。
6.債務不得抵銷，公司是法人，具有獨立的人格。公司與股東在法律關繫上是兩個獨立的主體。因此，公司的債務人不得以其對公司股東個人債權，主張與其所欠公司的債務相抵銷，即使是無限公司的債務人，亦受這一規則的限制。而且股東在繳納股款時，也不利以其對公司的債權實行抵銷，日本商法第200條第2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不能以其對公司的債權抵作股款。」
7.股東和發起人的連帶認繳出資責任，當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未繳足出資，致使公司實收資本低於法定最低資本額和應收股本時，其他股東或發起人應負連帶認繳責任，而且當實物，無形財產估價過高時，股東或發起人也應承擔連帶補償責任。 資本不變原則，是指公司資本總額一經確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變動，資本不變原則只具有相對意義，並非指資本絕對不能改變，而是指公司資本一經確定便不得隨意變更。事實上，在公司成立後，有很多原因可以導致公司資本的增加或減少，如經營規模的擴大或縮小，股東人數的增加或減少。在公司法上，資本不變原則主要體現在公司增減資本所應具備的條件和應遵循的嚴格法律程序上。日本商法認為，公司增資對債權人無害，所以對增資條件不作嚴格限制，德國股份公司法對增加資本作了嚴格限制，該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有條件增加資本應限於以下目的：1.用於保證可兌換債券的債權人的兌換權和新股票認購權。2.用以准備多個企業的合並。3.用於保證公司職工以支付現金為條件認購新股票的認購權，這些支付現金的要求涉及所有從公司獲得分離盈利的職工。各國公司法對減少資本的條件無一例外地加以嚴格限制，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甚至規定有限責任公司不得減少資本總額。
五，我國公司資本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及立法建議我國從1983年開始著手公司立法，但由於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模糊待定，導致法制建設的長期困惑和分歧，公司立法亦處於時斷時續的狀態。直至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後，立法步伐才得以加快。雖然《公司法》制定歷時十年，但是嚴格地說，實際制定《公司法》的時候還不到一年，由於立法時間過於倉促，立法界和理論界對公司資本制度的最新演變趨勢缺乏研究，結果在公司資本制度的設計上存在問題也是在所難免。下由談談公司資本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及本人的一點立法建議。
（一）建議將法定資本制改為授權資本制或折衷授權資本制我國公司法奉行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資本額（公司法第23條、第78條）、有限責任的公司章程應載明公司的注冊資本、股東的出資方式和出資額（第22條第（三）項、第（六）項）、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應載明公司的股份總額、每股金額和注冊資本（第79條第（四）項）、注冊資本均應在公司設立時繳足（第25條、經82條、第91條）。需要說明一點，我國的公司資本制度有一個例外，即在合營企業中採用授權資本制。《中外合資企業實施條例》第21條規定：中外合資企業的注冊資本為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之和。國家工商局《中外合資企業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第4條規定，合營各方認繳的出資額可以在公司成立後分期繳付，有些地位的股份合作企業規定也採納了折衷授權資本制。如江蘇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登記注冊暫行辦法》第8條規定：「企業注冊資金為股東認繳的股本總額，股東認繳的出資可以分期出資，但第一次必須注入認繳股份的百分之五十，最後一次必須在營業執照鑒發之日起一年內注入」。
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定資本制的弊端外，法定資本制給我國股份公司的設立及發行新股造成的障礙以及所帶來的低效率和負作用已是客觀的事實，由於公司法將上市公司的股本總額定為在5000萬元的高位，使得相當一批業績好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無法滿足組建上市公司的條件，因而在上市包裝中為了湊夠法定資本而進行低效益的購並重組。這樣，規模上去了，資產質量和每股盈利下來了，不少上市公司為了依法一次性募足巨額的社會資金，只能挖空心思編項目，政府主管部門則忙於草擬項目批文，而這些項目的市場前景和盈利能力則存在巨大的疑問。面對一次性募足的龐大資本，在無項目可投的情況下，不少上市公司只好用作去炒股票、買債券、開發房地產或委託放貸，發起設立公司增資擴股或上市公司配股、增發、均陷入了繁瑣的召開會議，修改章程，辦理變更登記的程序之中，反復奔波，若不堪言，所有這些事實說明法定資本制已經不適用公司的發展。因此，建議在公司法修改時，把法定資本制改為授權資本制或折衷授權資本制，授權資本制與折衷授權資本制存在許多相同之處，兩者之間差別不大，考慮到從法定資本制轉換成授權資本制，落差太大。因此是否以折衷授權資本製作為一種過渡形式，我們認為也不失為一種穩妥的方法，不管立法者最終採用哪種制度，都是出於一種良好的願意，至於這種制度的實施效果如何，就不單單是一個法律問題，英美法系國家採用授權資本制之所以成功，與這些國家司法制度及配套設施完善，人們的交易習慣有很大關系。英美的「揭開公司法人面紗」無疑對於保障交易安全和債權人利益有很大幫助，美國建立了一些記錄公司資產和信譽的專門資料庫如「D&B（Dun & Bradstreet），任何人只要有電腦和一根電話線跟資料庫聯網就可以查詢，一次僅需幾十美元，查詢時只要在鍵盤上輸入對方公司的名稱和注冊地點，與公司有關的資料即出現在屏幕上，並可以列印出來，其內容包括公司的財務情況、員工人數、營業額、債務額、償還利息和本金的記錄、有無拖欠、有無懸而未決的經濟和法律糾紛等，通過這些材料，與公司打交道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評估風險的大小，然後決定是否與對方公司交易。我認為這種方法可值得借鑒。
（二）關於公司轉投資的規定，《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並以該出資額為限對所投資公司承擔責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資後，接受被投資公司的利潤轉增本其增加額不包括在內」。從該條法律規定分析，我國《公司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作了限制性規定：1.在公司對外投資的對象方面，只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形式，未對公司向公司制企業以外的投資對象進行投資作出明確規定。2.在公司對外投資的金額方面規定了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此約束。3.在公司對外投資的法律責任方面，規定公司以對外出資額為限對所投資公司承擔有限責任。
限制公司對外投資有下列積極作用：
1.限制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有利於維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防止和避免不良債權的形式，就公司最典型的債權人-銀行而言，其信貸原則是講求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在銀行-公司這一借貸關系中，銀行投入的是安全性、流動性俱佳，而盈利性不足的現金，通過貸款公司有效的經營運轉，實現信貸資金的盈利。在貸款公司運用信貸資金對外投資的情況下，雖然債的主體雙方並沒有發生變化，但是由於這部分信貸資金在貸款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形成的是長期投資性質的股權性資產，它的盈利狀況必須取得於被投資對象的盈利與否和盈利大小，從客觀上使銀行不得不面臨貸款公司和被投資對象的雙重經營風險，在貸款利率相同的條件下，運用信貸資金對外投資大大降低了銀行資金的安全性。同時從流動性方面考察，由於信貸資金的使用權掌握在與銀行無直接信貸關系的被投資對象手中，最終形成的是被投資對象的實物資產，而在貸款公司則只體現為財務會計上的股權性資產，一旦貸款公司發生財務危機甚至進入破產清算狀態，要資本市場性的約束，很難保證貸款公司股權資產的及時變現和銀行貸款的快速回收，因此通過法律形式對公司對外投資行為進行合理的限制，為提高銀行貸款及公司其他債權的安全性，流動性提供了保障。
2.限制公司的對外投資，有利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防止社會資本的過度虛增。應該說，公司之間適度的投資行為是有利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公司戰略，促進公司間良性競爭，推動經濟發展的，但是如果法律對公司的對外投資不加限制，則會導致一系列問題，不僅將損害公司股東，債權人的權益，而且會破壞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首先無限制的轉投資將造成社會資本的過度虛增，助長經濟運行中的泡沫成分，使宏觀經濟信息嚴重失真，最終必將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其次，公司不加限制地對外投資，將促使壟斷的產生，妨礙競爭，壟斷資本追求壟斷利潤的本質屬性，將極大地損害社會公平，阻撓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第三，無限制的轉投資會加大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難度，抬高管理成本。
限制公司對外投資行為的消極影響如下：
1.限制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是對公司行為能力的限制，將減少公司資產的盈利選擇，公司作為法人組織，享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和相應的各種權利，公司的這種法人性質決定了它的行為能力與自然人不同，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然而，如果法律對公司行為能力限製得過於嚴格，一方面是對公司法人資格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公司行為空間變得過於狹窄，就投資行為的限制而言，會導致公司資產的大量沉澱，嚴重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
2.過分限制公司的對外投資，將限制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公司運用其資產對外投資的過程，也是技術資金等各種生產要素不斷優化組織的過程。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大長處就是能夠利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達到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除了國家投資外，公司的對外投資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主要手段，世界經濟近百年來的發展歷史，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公司兼並，收購的歷史。跨國公司、企業集團等現代企業的發展壯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公司的對外投資，我國自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公司重組浪潮，不僅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而且也為相應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契機，過分限制公司的對外投資，將導致公司的投資沖動減弱，投資需要萎縮，難以形成經濟增長的有效支撐，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經濟的衰退。
基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和分析，我們可以進行有效的變革，在立法上可以作的就是：
1.就投資對象而言，《公司法》只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這樣規定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倡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政策取向，但同我國企業組織形式的現狀和未來較長時期內非公司制企業仍將大量存在這一事實相比，缺乏務實精神，建議依照《民法通則》的原則將公司投資對象擴大為企業法人。
2.就投資金額而言，《公司法》規定以凈資產的50%作為對外投資的上限，為了充分保護債權人和中小股東的利益，促進合理的競爭，建議對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作出規定，如可規定為有限責任公司的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60%。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40%。同時，由國務院或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制定規范投資公司，控股公司的行政法規，作為對《公司法》的補充。
3.就公司對投資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而言，應借鑒國外先進成功的立法經驗，在堅持有限責任的一般原則前提下，針對經濟生活中實際存在的現象作適當的突破。如可規定為，除公司對所投資公司存在實際控制的情況外，公司以其資額為限承擔責任，至於何為實際控制，則可能通過國家最高審判機關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加以明確
『叄』 台灣外資企業設立必須要資金到位才能注冊嗎
2014年之前台商投資企業參照外資企業辦理，都是注冊資本認繳制，企業辦理完注冊登記等手續後，可以分期也可以一次性繳清；不是注冊資本實繳。2014年公司法修改後，出資期限更為寬松，不再限定出資期限，企業可根據情況，自主決定注冊資本到位時間。
2014年3月份正式生效的《公司法》對於注冊資本進行放寬處理，取消工商年檢，增加了企業年報公示等等一系列新措施，對於蘇州工商官網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下面是新公司法部分解釋：
根據全國人大新修訂的《公司法》和國務院發布的《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於2014年3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實施。此次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為：
1.放寬注冊資本登記條件。除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行政決定另有規定以外，將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公司實收資本不再作為工商登記事項，目前國務院明確27個行業暫不實行認繳制（見附表）。除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公司在進行設立或變更注冊資本登記時無需提交驗資報告。
2.除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行政決定另有規定之外，取消原來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
3.取消首次出資比例和貨幣出資比例。公司設立時，全體股東（發起人）可自主約定出資方式和貨幣出資比例，不再要求公司設立時全體股東必須有首期出資，對於貨幣占注冊資本的比例也不作要求。
4.取消了公司股東須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注資本（投資公司五年）的規定，公司股東（發起人）可根據公司發展規劃、股東持有資金等情況，自主約定繳足出資的期限。
『肆』 中國的公司法和台灣的公司法有什麼差別
適用范圍不一樣，具體內容不一樣，適用對象不一樣。
『伍』 台灣民法188條為什麼適用連帶責任
您好，這是關於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方式的規定。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13]；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14]（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18]。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陸』 台灣民法188條為什麼規定連帶責任
您好，這是關於法人承擔其侵權責任方式的規定。
法人對其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自不待言。但具體實施侵權行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對此,各國立法之規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
此為德國所采。德國雖采「法人擬制說」,但對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明文規定由法人單獨承擔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31條）。
（二）法人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然後法人得追究有過錯的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此為瑞士民法所規定。《瑞士民法典》第55條第2項規定:「法人對其機關的法律行為及其他行為承擔責任。」第3項規定:「行為人有過錯時,行為人另負個人責任。」對前述規定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台灣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就損害後果,法人應與有過錯的行為人對受害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另一種理解是我國學者的理解,認為依其規定,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有過錯的法定代表人應對法人承擔責任,並將之稱為「兩罰制」（前述理解之差異源於海峽兩岸所翻譯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對同一條文之不同表述:依台灣譯本,前述條文第3項為「行為人就其過錯,個人亦負責任」）。
（三）法人原則上應對受害人承擔單獨責任,但董事等人有過錯的,應與法人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條首先在其第1項規定法人對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執行職務致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然後在其第2項規定「因法人目的范圍外的行為,有損害於他人時,與表決該事項時表示贊成的社員、理事及實施該行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於1974年修訂《日本公司法》時補充的兩個條文,也作了類似規定。其第266（3）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人也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266（1）條則就公司董事違法分配盈餘、向其他董事貸款、違反竟業禁止義務、違反董事與公司進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規定了董事對公司承擔連帶償還或連帶賠償責任。這些規定,顯示出加重董事責任的立法走向。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國家如韓國,也大致採用此種模式。
（四）法人應與代表人對加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所采。台灣民法典第28條明文規定了此種連帶責任,甚至不考慮代表人有無過錯（此處的過錯當然不是指加害行為之過錯,而是指決定實施加害行為的過錯）。此外,台灣公司法第23條也規定:「公司負責任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對於何為公司負責人,該法第8條規定「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業務范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灣學者認為,如按法理,法人機關之行為為法人行為,故構成法人機關成員的個人不應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就保護交易安全立論,則又以規定法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為妥,其有利於促進法人機關之注意,藉以保護交易安全。
至於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責任或與代表人等行為人連帶承擔責任之後,法人與行為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一般認為得適用民法有關委託合同的規定:因代表人處理法人事務時,對於法人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其過失而致法人以損失,法人對之享有追償權。同時,在實行連帶責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無過失之行為而使法人應負無過失責任,因而代表人也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時,代表人在對受害人承擔責任後,反過來對法人享有追償權。
我國《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採用的是法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對於法人是否得對有過錯的代表人享有追償權,未作直接規定。比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點主要在是否規定法人代表人與法人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下列因素可值考慮:第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承認法定代表人的行為即法人自身的行為,在執行職務的活動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個人人格,則難以認定法定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行為「一方面為法人之行為,他方面為自己之行為」。故責令法定代表人對受害人負直接責任無法理上的說服力；第二,法人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交易之外（否則應為合同責任）,故規定連帶責任並不能有利於交易安全的保護；第三,代表人之賠償能力與法人之賠償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語,規定連帶責任,固然可為受害人增加選擇機會,但實際意義不大；第四,即令發生因法人機關之惡意或重大過失從事目的外違法行為造成他人嚴重損害,而法人之全部財產不足以賠償損失的情形,也可以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責令有過錯的股東（尤其是擔任代表人的股東）承擔個人賠償責任。基於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應規定法人對其代表人執行職務的致害行為,對受害人單獨承擔全部責任。至於法人承擔責任後對有過錯的代表人的追償或者處罰,得根據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關規定進行。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柒』 有誰能給我詳細講下2006年新修改的公司法
「新公司法」之十大創新
2006年1月1日，運行了近十二年的1993年公司法終於壽終正寢，新的公司法，也即2006年公司法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通過。新公司法共二百一十九條，相較舊公司法而言，還少了十一條。
公司法作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極端重要的法律，它的修改不能不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它的修改也必將對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規范發揮重大作用。那麼，新公司法相比舊公司，究竟「新」在何處呢？依筆者之見，新公司法至少有十處創新，頗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新公司法已經完成了從體制改革法到商事法的角色轉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舊公司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表明是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著眼於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造，體制改革法的色彩非常濃厚。並且舊公司法比較注重國有公司的制度設計，注重發揮國家在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中的主導作用。
舊公司法經過運行了十二年，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確立，國家控股的大型國有企業已經全部完成了公司化改造，從體制和制度上已經使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生根發芽。
在此種背景下，舊公司法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原有的一系列關於企業改制的條文已經顯得不合時宜，新公司法著眼於市場經濟的進一步規范和發展，適時的將立法的目的調整為「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的比較純粹的商事法應當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一次變革。
第二，新公司法增創了「一人公司」，使個人創辦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可能。「一人公司」的制度創設應當說是新公司法的一大亮點。舊公司法要求有限責任公司必須是兩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在實際施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這個規定一方面壓制了個人創辦有限公司的熱情；
另一方面，一些有投資願望的個人又不得不聘請一些掛名股東，以規避公司法的強行性規定，使公司法的這一強制性要求變成了一紙空文；
同時，由於掛名股東的出現，又平空增添了大量糾紛，給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基於這種得不償失的情況，新公司法解除了這一禁令，對鼓勵投資，減少糾紛，必將有所裨益。
第三，新公司法採納了學界多年提出的「授權資本」的建議，大大降低了創設公司的門檻。授權資本制和實收資本制的論爭一直是公司法修改過程中的一個焦點，舊公司法著眼於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的考慮，採納了實收資本制。經過十二年的運行並參酌國外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經驗，我們發現，發達的西方國家以及港台地區莫不採用授權資本制。
並且我們的外資法律制度，已經允許外商獨資企業採用授權資本制，在同一個法律框架內，採用兩種不同的注冊資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
新公司法採納了學界的強烈的呼聲，更加註重公司法鼓勵創業的作用，毅然採納了授權資本制，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我們閱讀一下新公司法第二十六條，我們不難發現，只要我們有三萬元，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有限責任公司的老闆！我們相信，新公司法必將成為一些創業者的圓夢之法！
第四，新公司法增加了多條股東權利救濟的途徑，回應了在舊公司法在實務操作中的困境。舊公司法運行十二年，其中發現問題最大的是實務操作的困難，尤其對於中小股東的保護極為不利，一些中小股東在公司中缺乏發表意見的機會，有時一些大股東甚至完全漠視中小股東的利益，幾年不分紅的現象相當普遍。
但是，舊公司法賦予中小股東救濟的途徑卻非常少，以至於中小股東投訴無門，只有忍氣吞聲。新公司法吸收了最近幾年學界研究的成果，十分注重股東權利救濟的途徑，對於股東代表訴訟、股東轉讓股權等規定進行了補充和細化，給我們現實的司法運作指明了方向。
第五，法院的地位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尊重，司法救濟已經成為解決公司法爭議最主要的途徑。法院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其地位和作用已經日益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但是由於舊公司法規定過於籠統，沒有預料到現實運作中的復雜情況，使公司法上的權利往往得不到司法的保障。
新公司法十分注重權利的司法救濟，很多條文直接規定糾紛由人民法院解決。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就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
第六，新公司法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規制，尤其加強了對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限制。在近年來，上市公司違規操作屢屢發生，中國股市持續低迷，法律規定的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的情形更是令人痛心。
新公司法相較舊公司法而言，比較注重公司法與證券法的銜接，對上市公司的組織架構做了進一步的完善，並要求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更加註重維護中小股東和股民的合法權益。
第七，新公司法反映了公司治理結構的最新研究成果，對於董事、監事、股東、經理的權利制約更加精緻。公司治理結構是整個公司法研究的核心問題，近年來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相當豐富，新公司法吸收了這些研究成果，使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的權利更加趨於平衡，相互之間的權利制約更加精緻。如，新公司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就規定：「董事會或者執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東會會議職責的，由監事會或者不設監事會的公司的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或者監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這一規定，就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司法實務界的董事和監事權利濫用的問題。
第八，新公司法基本解除了對公司的轉投資限制和對公司股東擔保的限制。公司的轉投資限制和公司對自己股東擔保的限制是舊公司法中重要的禁止性規定，但是這兩個限制也屢遭學者詬病。
新公司法終於取消了這兩個限制，賦予了公司經營活動更大的自由。新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投資；但是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成為對所投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
」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
第九，股東的出資方式不再限於舊公司法中規定的五種，只要是可以用貨幣估價並可以依法轉讓的財產就可以作為出資方式。
舊公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也即，舊公司法對於出資的方式只限定了上述五種，除此之外，別無出資其他方式，這種僵硬的規定顯然不利於引導和鼓勵公民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除了上述五種財產外，財產的存在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新公司法審時度勢，適時的調整指導思想，作出了新的調整，應該是明智之舉。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股東可以以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並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但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得作為出資的財產除外。」
第十，新公司法加大了對違反公司法的制裁力度，進一步規范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舊公司法對於違反公司法的違法行為制裁力度比較輕微，一般為一萬元以上十萬以下的罰款，在很多情況下，根本不能起到應有的阻嚇作用，新公司法提高了罰款的標准，一般為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另外，舊公司法將刑事責任作為公司法律責任的一種形式，新公司法則取消了刑事責任的規定，更好的體現了公司法與刑法的銜接。
公司的解散和清算是現實中發生比較多的一類糾紛，並且往往相當復雜，不進行清算就擅自解散的公司相當普遍，對債權人的保護相當不利，基於這種局面，新公司法花了很大篇幅細化了公司的解散和清算制度，明確了清算主體，強化了清算責任，這些修改相對於舊公司法來說，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總之，新公司法無論從章節安排，還是制度設計，都是對舊公司法的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修改，應當說是舊公司法施行十二年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十五年來基礎上的一次重大調整。
新公司法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吸收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和司法實務界的研究成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當然，新公司法也留下了很多缺憾，例如，它還沒有完全解決外資公司與內資公司的差別待遇問題；它對於當前中國市場經濟還不盡完善的狀況下，債權人的保護可能不一定有力；它還沒有完全解決公司法運行中的一些難題。但無論如何，新公司法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部極端重要的法律，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http://www.c.gov.cn/gcs/fagui/select.asp?id=1472新<公司法>
『捌』 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有哪些法律規定
股權轉讓有兩種方式：一是公司內部的股權轉讓，即股東將股權轉讓給現有股東;二是公司外部的股權轉讓，即公司將股權轉讓給股東以外的第三人。
從各國或地區公司立法的規定看，無論何種類型的公司，股東的出資均可轉讓，但因公司的性質不同，法律對股東出資轉讓的限制也不同。有限公司雖在性質上屬於資合公司，但因股東人數不多，股東又重視相互間的聯系，具有人合公司的因素，為了維持公司股東彼此信賴的需要，股權的轉讓也受到較嚴格的限制。一般而言，由於公司內部轉讓並不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對重視人合因素的有限責任公司來說，其存在基礎即股東間的相互信任也沒有變化;而外部轉讓會因吸收新股東加入公司而影響股東間的信任基礎，所以，各國或地區的公司法對公司內部的出資轉讓限制較松，對向非股東轉讓限制較嚴，一般要求股東向非股東轉讓出資須經股東會一定比例以上的股東同意等。如此限制的目的主要在於防止因新股東的加入而影響公司與股東之間的關系。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19條就規定：「股東可將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資份額，轉讓給其他股東。股東在將其全部或部分出資份額轉讓於非股東的人的情形下，須取得股東會的同意。」
一、股東間轉讓股權
(一)關於股東間轉讓股權的立法例
股東間轉讓股權即公司股權在股東內部進行的讓渡。關於股東間進行的股權轉讓，大致有兩種立法例：一是股東之間可以自由轉讓其出資的全部或一部分，如日本、法國 ;二是股東之間轉讓出資必須經股東大會同意，如我國台灣地區「公司法」第111條即如此規定。
我國《公司法》第35條規定：「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出資或者部分出資。」顯然，我國采第一種立法例。
(二)我國股東之間轉讓股權能否限制的法理分析
筆者認為，雖然我國《公司法》未對股東間轉讓股權作出限制性規定，但從立法取向上似有規定的必要。實際上，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之間轉讓股權問題上，即便是規定比較寬泛的日本和法國公司法，也規定了一些限制條款。在日本，公司法賦予了其股東轉讓出資異議權，即當其他股東不同意轉讓該出資的，公司應另行指定受讓方 。在法國，《商事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章程可以制定一些限制股東之間轉讓出資的條款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法中，股東之間相互轉讓出資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的。這種轉讓出資的自由，只是比股東向非股東轉讓出資的限制相對寬松罷了。因此，我國公司法雖沒有對股東間轉讓股權問題作出限制性規定，但從意思自治的角度講，應允許股東之間在章程中作出限制性規定。從法律上看，我國公司法關於股東之間自由轉讓出資的規定並非強制性規定，公司章程是公司內部的自治規則，是股東共同意志的體現，只要不違背《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當肯定其效力。因此，如果公司章程對股東間轉讓股權作出限制性規定，應遵從其規定。但是，章程作出的限制也不能違背《公司法》關於股東間自由轉讓出資的基本原則，如果限制性過多過大，高於向股東之外的第三人轉讓出資的情況，也是不允許的。國外公司法對此也有相應規定。如《法國商事公司法》第47條在第1款規定了股權可在股東間自由轉讓，隨即又在第2款明確規定公司章程可對股東之間轉讓出資可以限制，但其限制應低於向與公司無關的第三人轉讓出資的限制。
二、向非股東轉讓股權。
(一)各國和地區立法例
1、大陸法系
鑒於有限責任公司具有的人合性和封閉性的特點，大陸法系國家公司立法均規定公司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時，須經公司同意或承認，即所謂「承認條款」，以防止不受歡迎的股東進入公司，影響公司的穩定。如日本《有限責任公司法》第19條規定，股東將其所持股份全部或一部分轉讓給其他股東，但股東將其所持股份轉讓給非股東時，則須經股東大會同意。法國《商事公司法》第45條也規定，只有在徵得至少3/4公司股份的多數股東同意後，公司股份才可以轉讓給與公司股東無關的第三人。據此類條款，公司所反對的出資轉讓均不能實現。此雖足以保障公司的轉讓，但對股東的權利保障則顯有不公，如公司濫用股東該條款，則股東的出資轉讓權將無從實現。為彌補其不足，各國公司法遂附之以「先買請求權條款」，要求公司應在規定的時間內對不同意轉讓的出資另行指定受讓人(包括公司的其他全體股東)或由公司予以購買。「先買請求權條款」，使股東在公司反對其轉讓出資時，得要求公司向另外的對象轉讓，並在時間上不受太久遲延。如日本要求公司在兩周內指定受讓人;法國立法規定公司應在3個月內對是否允許轉讓作出決定等。同意條款與先買權條款相配合，既可防止不受歡迎的人進入公司，確保公司的人合因素，又能保證股東出資轉讓權的實現，從而構成了大陸法系國家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轉讓制度的基本內容。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國家未採用大陸法系國家所適應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概念，而是將公司分為封閉式公司和開放式公司。對於封閉式公司，考慮其封閉和人合的需要，允許公司章程、組織細則、股東間協議或股東與公司間的協議對股東股權轉讓或轉讓的登記作出限制，其限制內容更為豐富，除公司規定股東向外轉讓股權應經公司同意的同意條款和公司優先購買權的先買權條款外，還包括規定在特定條件(如股東死亡或職工股東喪失股東身份)下，由公司強行收回的強行買賣條款等，但有關限制必須符合適當的手續要求。
3、我國法律相關規定
《公司法》第36條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向非股東轉讓出資也作了嚴格限制。該條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出資，如果不購買該轉讓的出資，視為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出資有優先購買權。」依據該條規定，向股東之外的人轉讓出資，則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該購買該轉讓的出資，否則視為同意轉讓。再次，經公司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有優先購買的權利。可見，我國公司法也賦予了公司同意條款和公司股東先買權條款，上述規定對於推動公司股東之間的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對我國公司法關於股東向股東之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相關規定的理解
1、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程序的法律分析
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由於法律規定比較原則，對於如何理解該規定，實踐中存在著不同認識。
(1)「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是股東多數決還是資本多數決
公司法第41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按照上述規定，依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以資本多數(簡單多數或絕對多數)通過議決事項是股東會做出決議的一般規則。而按照公司法第38條的規定，「對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作出決議」是股東會的職權之一。因此，股東向非股東轉讓股權的事項應由公司根據多數資本持有者的意見作出決議。而我國公司法第38條第2款又明確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在這種情況下，股東會在決定股東向非股東轉讓股權時，是按照哪一種表決方式行使表決權?公司法的規定並不明確。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採取股東人數多數決的原則。即便不同意轉讓的股東在出資比例上超過同意轉讓的股東比例，只要同意轉讓的股東人數超過了一半，就應當認為是「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一種觀點認為，有限責任公司雖具有一定的「人合性」，但作為公司的一種，「資合性」仍是其根本特點，大股東既要承擔較多風險也應享有較多權利，因而在關繫到股東出資轉讓的表決時資本多數持有者的意見也應得到尊重，因此，股東出資的外部轉讓要同時接受「人」與「資」雙重多數的限制 。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主要理由是：第一，從文義解釋的角度進行分析，「全體股東過半數」只能是股東人數過半數，而不是出資過半數。第二，每一股東無論出資多少，在設立公司時均有同等的權利選擇其認為適當的合作夥伴。在公司設立後，股東發生變化時，同樣有同等的權利選擇是否接受新合作夥伴，不同意時便可優先購買被轉讓的出資。此項權利的性質與股東持股多少並無關系，當然也就不能採取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的方式決定 。第三，要求資本多數決，實質上是給股東出資轉讓又加了一道門檻，加大了股東轉讓的難度，以資本的多數來限制小股權的自由轉讓，因此，以「資合性」來論證多數資本有許可權制股權轉讓是不成立的。
(2)股東向非股東轉讓股權時其本人有無表決權
我國《公司法》第35條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可見，我國《公司法》對向非股東轉讓股權僅規定須經全體股東半數同意，但未明確該轉讓出資的股東是否可參與投票。對此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轉讓股權的股東無表決權。其理由為：從字面上看，同意是指對他人意見、看法、行為等表示贊同的意思表示，轉讓方對自己的轉讓無所謂同意之說，因此，有權同意的股東只限於其他股東，不包括其本人在內。台灣地區公司法就規定，股東非得「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另一種觀點認為，股東轉讓股權實為股東固有的權利，因股東間的人身信任才對此加以限制，若再剝奪其表決權，則對希望轉讓出資的股東極為不公，因此法律應允許其參加表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