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萬能化

⑴ 新刑法九收賄四萬能怎麼判

受賄罪的量刑問題與貪污罪基本相同。以受賄數額和受賄情節為標准，具體確定行為人的刑罰。
1、個人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2、個人受賄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3、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不滿1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矛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4、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情節較重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情節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惡劣；行為人既貪贓又枉法；受賄行為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賄後又參與、支持其他犯罪活動：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罪證，拒不坦白退贓；在對外活動中，向外商索賄受賄等。情節較輕，一般是指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沒有違反有關規定；行為沒有給國家或集體造成嚴重損失；案發後坦白交待事實經過，並退了贓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現等。
5、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受賄數額處罰。

⑵ 刑法是萬能的嗎

法律不是萬能的，刑法更加不是，更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葯，法律並不回能對所有的社答會關系和社會現象都作出及時而准確的調整，法律往往從其頒布實施之日起便已經遠遠落後於社會的現實。

0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謂法律萬能的論調是無知而且危險的。當代中國經歷了從五十年代的法律蒙昧階段，到六十年代的法律虛無階段，直到八十年代的法律工具階段，如今法律萬能的神話又開始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流行。我們需要廢棄傳統的法律工具論，也應破除新的法律萬能論。所謂法律萬能論其實是法律工具論的變種，只不過是將法律奉為一種無所不能的工具，實質上是盲目迷信人類理性的建構理性主義的怪胎。

⑶ 如何更好地學習領會刑法修正案（八）

修訂背景
刑法不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萬能良葯，19世紀義大利著名刑法學者菲利就說過：如果你能將一個老盜竊犯改造成一個誠實的人，你就可以將一條老狐狸變成一條家犬了。但沒有刑法是萬萬不能的，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現實情況，世界上各個國家不斷地對刑法進行制定、修改、廢止。我國1997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全面修訂了刑法。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根據懲治犯罪的需要，先後通過了一個決定和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社會有關方面提出，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修改。同時，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也要求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刑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從整體上講，本次刑法修訂是歷次修訂動作最大的，共50條，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修訂內容解讀
下面分四個部分對本次修正進行解讀，以便大家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一、關於調整刑罰結構
這次刑法修改的重點是，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間的結構關系。
我國的刑罰在實際執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等問題，需要適當調整。一是，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較多，共68個，從司法實踐看，有些罪名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可以適當減少。二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適當取消一些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會給我國社會穩定大局和治安形勢帶來負面影響。三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的期限較短，對一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難以起到懲戒作用，應當嚴格限制減刑。據此，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適當減少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體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以上擬取消的13個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
2.限制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犯罪分子的減刑
刑法第50條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應當嚴格限制對某些判處死緩的罪行嚴重的罪犯的減刑，延長其實際服刑期。據此，對上述規定作出修改，將其中「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減刑幅度修改限定為「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對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修正案第4條）
3.完善假釋規定，加強對被假釋犯罪分子的監督管理
刑法第81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修正案提高了被判處無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釋門檻，改為，「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還完善了假釋適用的條件，「對犯罪分子決定假釋時，應當考慮其假釋後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
4.適當延長有期徒刑數罪並罰的刑期
根據刑法第69條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需要並罰的，並罰後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上述規定總體上是適當的，但實踐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較多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總和刑期較高，例如，一個人實施了盜竊、詐騙行為之後沒有被發現，他意猶未盡，還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銀行，於是被捕後，經過審判，盜竊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詐騙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因搶劫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高達45年，如果只判處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難以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應當適當提高這種情況下數罪並罰時有期徒刑的上限。把69條修改為：「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
二、完善懲處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罪的法律規定
1.完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法律規定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對刑法作以下修改：
第一，明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特徵，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49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了規定。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徵作了明確界定，為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的內容納入該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徵在法律上作出明確規定；同時，增加規定財產刑，對這類犯罪除處以自由刑外，還可以並處罰金、沒收財產。將刑法第294條修改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並處罰金。
境外的黑社會組織的人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展組織成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一）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
（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第二，調整敲詐勒索罪的入罪門檻，完善法定刑。
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詐勒索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經常採取的犯罪形式，將敲詐勒索罪的構成條件由「數額較大」修改為「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將敲詐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並增加罰金刑。將刑法第274條修改為：「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三，完善強迫交易罪的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26條規定了強迫交易罪。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等手段非法攫取經濟利益，是當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一種重要犯罪形式，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對該條規定作出修改：一是將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強迫他人進入、退出特定的經營領域行為具體列舉增加規定為犯罪。二是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將刑法第226條修改為：「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強買強賣商品的；
（二）強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務的；
（三）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的；
（四）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的；
（五）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
第四，完善尋釁滋事罪的規定，從嚴懲處首要分子。
刑法第293條規定了尋釁滋事罪，規定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於現實生活中一些犯罪分子時常糾集他人，橫行鄉里，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秩序，擾亂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由於這類滋擾群眾行為的個案難以構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責任，也關不了多長時間，抓了放，放了抓，社會不得安寧，群眾沒有安全感。據此，在該條中增加規定：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尋釁滋事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將刑法第293條修改為：「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四）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
2.擴大特殊累犯的范圍，加大對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力度
刑法第66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論處。規定對實施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的，也都以累犯論處。
修改刑法第153條關於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將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的「螞蟻搬家」式的走私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正案第27條）
增加規定虛開普通發票和持有偽造的發票的犯罪，以進一步維護經濟秩序。（刑法修正案第33條、第35條）
修改刑法第343條非法采礦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增強該罪的可操作性，以進一步加大對礦產資源的保護。（修正案第47條）
三、完善從寬處理的法律制度，規范非監禁刑的適用
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從嚴懲處嚴重犯罪的同時，應當進一步完善刑法中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以更好地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義，促進社會和諧。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完善對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的規定
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中已有規定。對老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雖未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也有體現。對刑法作出補充：一是，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作為累犯。二是，對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三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四是，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五是，對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免除其前科報告義務。（修正案第6條、第11條、第1條、第3條、第19條）
2．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的條件
刑法第72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各方面認為，應當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條件，以利於操作。據此，建議對刑法第七十二條作出修改：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人民法院認為犯罪分子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對其緩刑後能夠進行有效監督的，可以宣告緩刑。同時，對刑法第七十四條補充修改為，對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緩刑。（修正案第11條、第12條）
3．完善管制刑及緩刑、假釋的執行方式
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關押的刑罰。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管制的執行方式適時調整，有針對性地對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進行必要的行為管束，以適應對其改造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據此，在刑法第38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2款：「判處管制，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修正案第2條）
同時，針對實踐中對管制、緩刑、假釋的監管不力情況，在刑法中規定，對管制、緩刑、假釋等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修正案第2條、第13條、第14條、第17條）
4．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
刑法第67條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為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67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3款：「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後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修正案第8條）
四、加強對民生的保護，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議案、建議，要求對一些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加大懲處力度。因此對刑法作以下修改補充：
1．對一些社會危害嚴重，人民群眾反響強烈，原來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規定為犯罪。主要是醉酒駕車、飆車等危險駕駛的犯罪，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的犯罪等。（修正案第22條、第41條、第37條）
2．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某些犯罪的懲處力度。針對當前出現的新的情況，並與我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的要求相銜接，修改刑法第244條規定的強迫勞動罪，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將為強迫勞動的個人或者單位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改刑法第358條，明確規定為組織賣淫的人招募、運送人員的，按照協助組織賣淫罪追究刑事責任。（修正案第38條、第48條）
3．為加強刑法對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保護，修改刑法第141條生產、銷售假葯罪，（將刑法第141條第1款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葯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3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准食品罪（將刑法第143條修改為：「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規定，調整上述犯罪的構成條件，降低入罪門檻，增強可操作性，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修正案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46條、第49條）
4．修正案還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有關犯罪，降低了叛逃罪的入罪門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就構成叛逃罪，不再要求同時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5．對盜竊罪的規定等作了修改或者補充（第39條）。主要是廢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刪除了原有的兩種法定最高刑情節。

⑷ 理想模式下的完美刑法是否是管理社會的萬能鑰匙

當然不是管理社會，是需要我們每個人都要進行努力，這個法律，這是他的一方面的內容。

⑸ 刑法修正案七的特徵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高票通過刑法修正案(七)，這是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契合時代要求，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舉措。

關於刑法修改的基本特點

縱觀10餘年來的歷次修改，我國刑法修改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

其一，在刑法修改模式上，逐步確立了以頒布修正案為主要的修法模式。相比於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修法模式，這種修法模式兼顧修法的及時性、科學性和維護刑法典的統一性，受到了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致認同。從一定意義上講，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確立，標志著我國刑法修改模式的基本成熟。

其二，在刑法修改技術上，呈現出漸趨成熟的特徵和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注重刑法立法語言的准確性和涵括性。以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條為例，該條對偷稅罪中的具體偷稅手段用「欺騙、隱瞞」進行概括，同時對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作概括化表述，修改為「數額較大」、「數額巨大」。二是更強調刑法條文內容的明確性與可操作性。在一般情況下，規定內容越是明確，對司法機關就越有指導性。從歷次刑法修正案對刑法的修改來看，刑法條文內容的明確性與可操作性可以說是立法者努力追求的一個目標。

其三，在刑法修改內容上，立足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突出修正重點，時代特徵鮮明。總體而言，自1997年刑法典頒行以來，刑法修改的章節主要集中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修改的內容也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公司企業管理、金融管理、職務犯罪等領域。這些修改立足於國情，是在刑事法治領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維護與促進，是對危害、阻礙社會進步的突出的犯罪行為的法律遏制與回應，反映出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其四，在刑法修改過程上，愈加體現對民意的尊重和吸納，突出立法過程的公開性與民主性。刑法修改過程越來越重視發揚民主，堅持走群眾路線，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更是在網上公布並向社會廣泛徵求意見。立法過程的公開、民主，不僅可以起到良好的法制宣傳教育作用，有利於刑法的實施，同時也是一個傾聽民眾意見、吸納民眾合理訴求和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

關於刑法修改的方向展望

我國刑法改革的宗旨，是實現刑事法治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以維護與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發展和持續進步。這一宗旨決定了我國刑法的修改應著力在以下兩個發展方向上作出努力。

其一，應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確立的當前及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應當堅持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法的修改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際上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重要表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本世紀刑法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刑法的修改理當自覺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導，在刑事政策的大視野中予以把握。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在強化對一系列犯罪懲治的同時，也注意了對偷稅罪、綁架罪等犯罪的合理從寬對待。這種注意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增補對犯罪的合理從寬處遇的立法特色，是以往刑法修正案所欠缺的。這也是今後刑法修改時尤其應當倡導的。

其二，應著力體現現代刑法的功能。具體而言，一是在刑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大力強化人權保障的功能。雖然近年來我國刑法的修改在強化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方面作出了值得稱道的努力，如刑法修正案(七)增補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犯罪，無疑是對廣大公民基本人權的強化保護。不過應當注意的是，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不僅包括對廣大公民基本人權的強化保護，而且也涵括對違法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切實維護。二是刑法修改中應注意體現刑法功能有限即刑法謙抑的觀念。治理社會治安和犯罪問題決不能一味地依賴刑法，而需要進行綜合治理，並在社會基礎和相關制度上減少犯罪滋生的條件。不可否認，刑法功能有限的觀念在我國刑法修改中得到了一定的體現，如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的「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罪」最後沒有被通過，此次刑法修正案(七)也沒有規定該項內容。但值得指出的是，刑法功能有限的觀念在刑法修改過程中尚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刑法萬能思想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市場。

⑹ 死刑能否有效震懾,遏制嚴重暴力犯罪

死刑能有效震懾,遏制嚴重暴力犯罪。
死刑具有以下特點：
懲罰性：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剝奪一個犯人生命的刑罰。
威懾性：威懾和教育有犯罪企圖者。
安撫性：安撫受害者遺族。
針對性：現代的死刑一般針對罪大惡極、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安全的犯罪分子。
維護性：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底限等。
殘酷性：最古老也是最嚴厲的刑罰。
階級性：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死刑，依據法律相關規定，是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剝奪一個犯人生命的刑罰，是最古老也是最嚴厲的刑罰。
死刑對罪大惡極、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處決，在嚴懲罪犯者、威懾和教育有犯罪企圖者，安撫受害者遺族、保護公民的各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底限等方面，擁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顯著。在各類處於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作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將像法庭、監獄、警察等國家機器一樣，擁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
適用死刑的罪名（不同國家以其具體規定為准）：蓄意殺人、叛國、嚴重的故意傷害、強奸、暴力搶劫、劫持、綁架、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情節極其嚴重的各類普通刑事犯罪、數額巨大的貪污受賄等。在中國，死刑分為死刑並緩期2年執行（死緩）與死刑並立即執行兩種死刑判決。

⑺ 現代刑法的本質是什麼

從功能上講，刑法的價值在於最大限度地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其版表現權為對無辜者的保護和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的破壞者的依法懲處兩個方面。
刑法是統治階級通過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對其意志和利益加以反映，立法者所制定的刑法的價值取向反應在刑法的規定上。

⑻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什麼

你好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⑼ 張明楷《刑法學》

你好朋友，我看過張明楷教授的第三版《刑法學》這本書，你說的這種情況的意專意思是 如果出現這種極其罕屬見的事情，而法益侵害非常嚴重，刑法沒有規定為有罪，那就是沒有罪，但一樣會承擔民事侵權責任。希望你順利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