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使命

❶ 各地的司法所是干什麼的，他們有哪些職責和義務

司法所主要負責人民調解工作、社區矯正工作、安置幫教工作、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等。

司法所，在基層政法機構體系中，司法所是基層政法組織機構之一，它與公安派出所、法院派出法庭、檢察院派駐檢察室共同構成我國鄉鎮（街道）一級的政法體系，成為中國基層司法運行機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機構體系中，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統參與基層綜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成員單位，處在化解人民內部矛盾、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第一線。

司法所職責

1、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調解疑難、復雜民間糾紛；

2、負責社區矯正工作，組織開展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管理、教育矯正和社會適應性幫扶；

3、協調有關部門和單位開展對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

4、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

5、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

6、組織開展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為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見和建議；

7、協助基層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糾紛；

8、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9、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交辦的維護社會穩定的有關工作。

拓展資料

司法所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

1、被判處管制的；

2、被宣告緩刑的；

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

（1）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

（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3）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

4、被裁定假釋的。

❷ 司法體制改革的意義

法律分析：司法體制改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人民司法觀點的繼承與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道路、制度、理論的創新，是對司法改革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升華，也是新時代全面推進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快推進司法體系和司法能力現代化的長期基本遵循與行動指南。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賦予司法體制改革在整個政治體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載起探索依法治國條件下在法治軌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國政治體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漸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司法改革理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引領新時代司法改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指導思想。這一理論由司法改革目標論、司法管理體制改革論、司法權運行機制改革論、司法機構職能改革論、加強人權司法保障論、司法職業制度改革論、司法改革方法論等理論構成，是一個內涵豐富、體系嚴整的理論體系。

法律依據：《司法部關於印發〈關於深化司法行政體制改革的意見〉及其貫徹實施分工方案的通知》第三條 為保障各項改革措施落實到位，司法部提出了三條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工作機制。司法部調整充實了司法行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制定了分工方案，明確了各項改革任務的專項小組，由分管部領導任組長，牽頭單位和參與單位選派得力人員參加。

二是抓好推進落實。各項措施明確了工作進度和工作成果要求。

三是督促檢查和宣傳引導。提出了要加強總結推廣試點經驗，加強改革成果和改革舉措的宣傳，為順利完成改革任務營造良好氛圍。

❸ 執業為民的具體使命

法律分析：司法為民思想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指導思想在司法領域的具體運用，我們廣大律師作為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必須確立執業為民思想。首先要增強宗旨意識，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解民憂、排民難、保民安。為此，廣大律師在法律服務工作中為民宗旨要牢，要問需於民，把群眾呼聲作為工作動力之一；要問計於民，把深入群眾之中作為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要問效於民，把群眾滿意作為執業工作的要求之一。其次要增強感情意識，要多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並與人民群眾建立深厚的感情。情通則理達，對人民的感情問題解決好了，才能端正對人民群眾服務的態度，從而搞好法律服務工作。要修身奉法，改進服務手段，講究服務藝術，規范服務行為，增強親和力，執業為民的印象才會樹立。此外，還要加強責任意識、增強律師職業意識。司法為民，責任重於泰山。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第二十八條 律師可以從事下列業務：（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委託，擔任法律顧問；（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當事人的委託，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託，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託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擔任辯護人，接受自訴案件自訴人、公訴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的委託，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四）接受委託，代理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五）接受委託，參加調解、仲裁活動；（六）接受委託，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七）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有關法律事務的其他文書。

❹ 為什麼要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

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4)司法的使命擴展閱讀：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相關延伸：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就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藍圖，現在的關鍵是要以求真務實、真抓實乾的作風，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推進和落實工作，統籌兼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

❺ 司法的基本使命是什麼

吃飯的機會是使命，就是執行法律規定，履行法律的職責

❻ 如何理解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生活中難免出現一些不公平,司法機構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司法不能公平解決問題,社會上就會出現私自解決的現象,對社會造成危害,引起更大的不公平.只有公平才能和諧,所以司法是解決公平的最後一道防線.

❼ 簡述我國司法機關的性質,組織系統及領導體制

對我國司法機關的理解

一、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是國家行使審判、監督守法的機關，主要包括法院，廣義上還包括檢察院等機關。

我國的司法機關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依憲法規定，人民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人民法院的領導體制是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

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其領導體制是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級人民檢察機關負責。

二、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司法權。

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是一條重要的司法原則，實行這一原則有重要意義：能夠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否則就會政出多門，危害法律的尊嚴；同時可以有效地防止和糾正廣大群眾所痛恨的特權思想和不正之風。

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負有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神聖使命，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必須維護法律權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做到忠於法律和制度，忠於人民利益，忠於事實真相。要堅決糾正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執法犯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等現象，堅決查處司法腐敗行為，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三、走出兩個誤區。

1．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就是不受任何約束？錯！

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的含義是：①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沒有審判權和檢察權。②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不得干涉司法機關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③司法機關必須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要受到多方面的約束：①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各級法院和檢察院要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接受它的監督。②人民法院的領導體制是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有權通過第二審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人民檢察院的領導體制是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③司法機關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黨組織的監督。④我國公民享有監督權，可以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進行監督，因此，司法機關還要接受公民的監督。

2．公安機關也是司法機關？錯！

公安機關是執行治安、保衛任務的國家行政機關，是各級人民政府的組成部分，在我國國家機構中屬於行政機關系統。雖然它的工作任務決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司法職能，但它屬於行政機關。

❽ 問: 國家利益比個人自由重要, 詳述原因.

在國家體制和機構設立中，司法是被多數國家視為「個人自由的保護者」而建立的。法國憲法第66條規定：「如何人不得被無故拘留，作為個人自由保護者的司法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保證尊重這個原則。」美國也認為，獨立的司法「可視為人民維護公正與安全的支柱」， 「法官之獨立對保衛憲法與人權亦具同樣重要意義」。因此，作為自由價值的體現者，在利益沖突和紐結面前，司法權的使命在於保持相對超脫的地位，不偏袒任何一方，確保公正價值的實現。

訴諸司法保障公正還源於一國存在著多重利益之間的糾紛和沖突，需要法官在利益面前作出判定，實現公正。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改變了過去單一利益主體的格局，各種利益主體一定程度上獲得法律上的正當地位。社會關系的復雜，民事交往活動的頻繁增加了出現糾紛的可能性，對公正的要求也就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強烈。在此情況下，法官須在沖突的不同利益主體面前確立自己恰當的身份定位和取態，以消彌沖突，實現司法公正。

公正價值可欲性的社會基礎和法理根據

在我國，公正價值的可欲性及時代呼喚司法公正的強烈程度與我國社會結構改變和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緊密相連。自進入轉型期以來，我國社會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轉變。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各種所有制和多重利益主體並存的局面，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利益絕對優位的格局，各種利益獲得了正當的法律地位。同時，社會關系的復雜及各種經濟因素的活躍，使得不同利益主體發生糾紛和沖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當其利益發生缺損時，需要司法救濟予以補救，恢復法律上的權利設定和平衡。因此，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個人自由在法律和實踐中極大了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政府管理社會的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國家從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撤出，依靠市場運行機制，一定程度上讓位於社會力量的自力發展，改變了過去深入社會、無所不入的干預狀態，能動的國家權力有較大程度的減弱和收斂。與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相依隨，有限政府的觀念得以確立，政府開始自覺地訴諸法治手段管理社會。這一切意味著單一的國家一元結構的解體，逐漸讓位於國家社會、-經濟的分離和一定程度上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私權與公權的沖突開始加強。在此情形下，舊體制下國家利益獨步天下的態勢有所緩解，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獲得了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因此，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遂成為公正價值的深層評價體系，制約著國家司法權的運行，時代和社會發展也增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心理期待。

之所以訴諸司法保護個人自由之重任，源於司法權的屬性特徵。美國多數人持這一觀點，認為在所有國家權力中，司法權是危險最小的一支。建國之初聯邦黨人對司法權所做的闡述一直被認為是有關司法權的經典解釋。「司法部門既無-、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為三權中最弱的一個。在西方國家的-制度中，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始終共處於同一認知框架中，離開公民自由和權利就無法理解國家權力的存在。任何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了保護公民權利的實現，且他們對國家權力始終保持足夠的警惕。其危險性最小建立在與立法權和行政權比較的基礎之上。立法權歸根結底是主動和積極的，它可以制定一部法律，改變權利分配的框架和格局，設定新的權利義務，從而在較大范圍和較長時間內改變公民的權利義務結構。行政權的主動性則更強，所有的法律都由它實施和執行，並通過它轉變為具體的權利義務現實。惟有司法權的啟動是被動的，所以，「不告不理」和中國古之所謂的「民不告，官不究」是司法權被動屬性的概括。司法權的這一屬性正符合了西方法學家們對權利的分類，即所謂「積極權力positiveright」和「消極權力negativeright」，或者freedom from state和freedom to state.公民權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免於國家干涉就能實現的，國家參與有可能適得其反，造成事實上侵犯公民權利的結果。司法權自身的屬性使它在這方面的危險性較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談到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時說道：「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而我們聽之任之；其實權力的混亂在這兩個方面同樣危險，甚至後者更危險；因為法庭干預政府只對案件有害，政府幹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他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所以，法院的危險性在於如果錯判，只對該案件本身有害，而不會由此波及其他（當然，其他的害處還是有的）。美國總統林肯也說過同樣的話，「一個判決只能解決一個案件，不能解決一個法律，更不能解決國家未來」。這既可看作是對司法權危險性較小的解釋，也可看作是對司法權軟弱的一種無奈。因此，將保障自由和公正的重任賦予司法權既是維護國家政體平衡的需要，也因為與其他權力相比，司法權對二者的實現有更高程度的保證。

但是，在我國，由於多重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對個人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及司法公正的價值的理解和認識並沒有與社會同步發展，法官代表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一直在理論和觀念上占據正統地位，在實踐中制約著司法權力的良性和有效運行，影響司法公正價值的實現。這一意識的形成在我國有著深刻和較長時期的社會-文化根源。一方面，我國封建-制度缺乏分權傳統，國家權力太過強盛，個人自由在國家觀念和制度中未安放一個合適和恰當的位置。封建-文化和-制度著重維護國家利益，法官應代表和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需要對此進行討論；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之所以深深植根於幾乎是社會全體的公眾意識中，還因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我國一直是以社會利益主體一元化為基礎的社會。奉行國家至上，整個社會只有單一的利益主體，個人獨立的利益要求在實踐中受到很大限制，由此導致認識上的這一結論：個人利益和與社會利益整體利益永遠是一致的，是不會發生沖突的，並且，其利益只有當國家與社會整體利益得到維護時才能實現。既然不存在利益之間的沖突，也就不可能引起糾紛。這一狀況和認識的形成既是由所有制決定的，也是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解放後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理論和實踐上難以界定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分野，或者融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中，或者公共利益代表個人利益，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缺乏明確清晰之界分。同時，源自東方文化所秉承的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位階傳統，及東方文化那種根深蒂固的個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獲得存在，才能實現其自身價值的觀念信奉，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依然在意識上主宰著人們的行為，成為人們行為的觀念參照。這一始終不以個體獨立存在為價值參照坐標的意識對司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以致於衍生出這一命題：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具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前者在道德上獲得了不可質疑的品格。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出錯的只能是個人，國家和公眾是不會有錯的，司法權只有維護國家利益才是其合法存在。

因此，隨著各種利益正當性的獲得，必須轉變舊體制下形成的陳舊意識，確立與當代社會相契合的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觀念，使司法權履行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責。

平衡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之間的沖突

既然社會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沖突，就必須有解決沖突和的機制。設想如果這一機制不能在當事人之間實現公正、公允，那麼誰願意將糾紛提交給法院呢？既然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有可能超出自己的的利益范圍，侵犯他人，法院就是這一糾紛的裁決者，法官對公正的把握也是對國家法律和整體秩序的維護。「各國良好的憲法應該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正當比例上。否定這種平衡便會把權利變成特權，其結果國家就會瓦解」。這一斷言同樣適用於我國。在一國的制度中，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分配都有適當比例，破壞這一比例有可能破壞該社會的基礎，威脅該社會的基石和整個秩序。在法律已經對各利益主體的權利進行適度分配的情況下，司法的使命就在於運用司法權保證既設權利分配的實現。因此，法官在涉及不同利益主體的糾紛和爭訟之時，處於相對超脫和獨立地位是司法審判權的應有之意和主要功能。

該問題在我國目前非常突出，值得爭論和探討，其認識上的模糊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實踐中都有表現，以在刑事訴訟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和徹底。民事訴訟中地方保護主義的泛濫也與此有關。法官之所以在訴訟中偏袒所在地方之利益，除卻體制上法官的自身利益與地方有擺脫不掉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法官無法把握自身在利益面前的從屬，無法使自己確立一個符合司法價值和精神的姿態。刑事訴訟中法官代表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更使訴訟和裁判機制顯得荒唐：「代表國家和公眾利益的檢察官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指控被告人犯有某種罪行，同樣代表國家和公眾的法官則滿懷熱情地傾聽著兄弟機關的代表的指控，而被告則可憐兮兮地被孤立於法庭的一角，心情復雜地等待著對自己的宣判-在律師制度改革以前，他還必須防備也是代表國家利益並以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出現的律師向他射來的暗箭。如果不是神經有毛病，他有什麼理由相信法官對他的裁判是公平和正義的呢？」有人會說，司法權本身就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註定法院只能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當國家、社會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法院只能佔在國家立場上，否則法院就不是國家機構了。回答該問題須區分幾點，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有何差別？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是不是國家利益？是否需要區分合法的國家利益與非法的國家利益？

法治國家的國家利益泛指一切國家法律予以保護的利益。某一利益，一旦經國家法律規定，就成為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如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羅伊案一案時，將孕婦健康和潛在生命都視為「國家利益」。大法官布萊克曼指出：決定墮胎與否的個人隱私並不是絕對自由。在妊娠期間，存在著兩種「重要和正當」的國家利益，一是保護孕婦健康，二是保護潛在生命，政府得為實現這兩種利益而制定限制墮胎的法律。但是，這兩種利益在妊娠期間分別存在，各自在某時間地點成為「不可抗拒的國家利益」。美國大法官的這一解釋說明，國家利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是一個集合體，所有法律保護的利益都可以稱之為國家利益。在羅伊判例中，婦女終止妊娠的選擇權與胎兒的保護及生命權都可以構成重要的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不同的是，在一個特定案件或某一糾紛中，法律所保護的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發生了沖突，需要法官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作出裁定，判斷和闡述哪一個利益更為重要，從而在根本意義上不再構成「國家利益」而不受法律保護。法官在相互矛盾的兩種法律和兩個不同利益之間作出司法裁決是常見之事。

並不是那些只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才可以構成國家利益。在前述案件中，當事人都不是國家，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所訴請的利益成為「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這里須區分國家利益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之間的差別。「國家利益」不同於「國家」利益。前者是所有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利益，後者僅指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在不涉及-性的案件中，國家經常以普通身份成為某一利益之代表，如國家和個人之間某一具體的民事、勞動糾紛。因此，在觀念上必須明確，不是所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永遠正確的。封建社會中，君主主權和專制統治國家既確認了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道德上的優越性，也使這一利益獲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此外，當不同利益發生沖突時，還確立了國家優位的權利序列。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法治國家在上述三方面與前法治國家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首先，在法治國家，國家利益道德上的優越性受到了挑戰。國家利益同樣須受某一標准以檢視其合法性。法律面前平等的思想將一切利益主體置於平等地位，國家也不例外，從而消弭了國家利益道德上的優越地位；其次，國家利益的合法性問題。國家利益既然不存在道德上的優越，則國家利益也有合法非法之分。法治國家確立的政府概念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即使絕對權威的政府也只有有限的權力執行其意志。基於這一概念，政府有可能超出某一「界限」之外，從而構成政府所主張利益的非法性。在此情形下，法官須依據法律而不是別的作出裁決，不是依據主體而是依據某一權利主張的合法性以確定哪一利益受法律保護，以便在更大、更宏觀或更長遠的意義上防止國家利益受損或受到更大的破壞。在此情形下，如果法官不分青紅皂白地判定所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都必須受法律保護，排斥保護哪些非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就有可能保護了非法的國家利益，而把另一個重要的國家利益置之法外了，從而有可能影響更大、更重要的國家利益，也極有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後果：法院保護了某一具體的「國家」利益，但卻傷害了整個「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一籠統概念，國家利益須區分普通利益和-利益。如果某一糾紛涉及-利益，法院不予介入和評價，屬於國家裁量的范疇。如果是普通利益，則國家、社會和個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利益面前是平等的。在第一種情況下，法官一般不作為糾紛的裁決者。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國家實行司法與-分離的制度，法院不幹預屬於-范圍內的事務的原因。如果某一案件被法院認定為-性案件，它可以通過拒絕受理來避免對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事務作出判斷。這是因為，基於人民主權的理念，司法權缺乏制定政策所需的民主性。司法的剋制與保守正是其明智與能力欠缺的表現。但在涉及普通利益的糾紛中，作為利益主體的國家有可能超出法律賦予它的許可權范圍，在此情形下，作為糾紛的仲裁者，法官必須保持中立的立場，有責任作出符合法律的裁斷。廣義上，這是法官代表國家利益的一種表現；狹義上，他本身不代表任何意志和利益，「而只能通過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各種利益之間進行權衡，並依據現行法律以及法律的精神，確定哪些利益應當受到排斥，哪些利益應予保護」。因此，只有當個人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受到同樣保護，才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法官即使在裁斷涉及國家利益的是非中，也並無與自己的身份發生內在沖突，相反，法官相對中立的立場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另一種方式，目的是防止國家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害。

因此，針對我國目前司法體制的現狀，在實現司法公正，平衡自由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過程中，需要在觀念上廓清個人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改變那種僅將法官作為代表和維護狹隘的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認識，確立多極利益主體及國家利益復合體的概念。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司法體制，正確處理審判獨立與民主性之間的沖突，使法官在憲政體制內回應「民憤」和傳媒監督，在司法能動與保守之間保持平衡。同時，必須在體制上解決國家法院的地方化趨勢，排除地方行使司法自治，杜絕地方的-化傾向，改善法院內部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混亂的現狀，避免司法行政化趨勢的進一步加重，從而確立法官作為公正化身的身份定位和心理認同，使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維護個人自由，增進國家利益，實現司法公正。

❾ .維護正義是法律的重要使命。在司法實踐中，經常被稱為「看得見的正義」的是

被稱來為「看的見的正源義」，是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視為「看得見的正義」，其實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一種法律文化傳統和觀念。這源於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
用最通俗的語言解釋，這句格言的意思是說，案件不僅要判得正確、公平，並完全符合實體法的規定和精神，而且還應當使人感受到判決過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換句話說，司法機構對一個案件的判決，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還是不夠的；要使裁判結論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裁判者必須確保判決過程符合公正、正義的要求。因此，所謂的「看得見的正義」，實質上就是指裁判過程（相對於裁判結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對於實體結論而言）的正義。

❿ 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傳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依法治國實踐的生動體現，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鮮活載體。個案的公正審判更是讓人民群眾切切實實感受到「抽象的法」無處不在，是一堂堂珍貴的法治公開課。1月22日，「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對外公布，獲評的十例案件用司法溫度凝結人民法院智慧，用司法力量回應社會公眾關切，用司法權威堅守法律紅線，用司法故事講述法治中國進程。這些「小縮影」蘊含著「大能量」，唱響了新征程中國法治聲音的新詩篇。
站穩人民立場，始終堅守為民初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每一個司法案例都是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情感紐帶。正義要以人民群眾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判決要經得起人民和時間的檢驗。「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侵害英烈名譽、榮譽刑事第一案」「吳春紅申請再審無罪賠償案」的公正審理，正是司法機關勇於亮劍，嚴明底線，回應人民群眾關心關切，回應社會公眾樸素的正義觀是非觀的有力體現。
順應時代新要求，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黨總書記指出，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理，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及時回應，主動擁抱新形勢、新任務，准確釋法說理，切實發揮「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關鍵作用。「人臉識別第一案」「民法典『自甘風險』適用第一案」的及時審理，順應了新時代要求，切實實現了人民群眾訴求有回應，需求有落實，期待有反饋，為全方位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牢記「國之大者」，服務大局步履堅實。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司法案件的公正審判，是中國新時代發展征程上濃墨重彩的一章。人民法院通過個案的審判，主動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保障「美麗中國」建設行穩致遠。「賴小民貪污、受賄、重婚案」「『10.18』特大電信詐騙案」「種子套牌侵權糾紛案」「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第一案」「綠孔雀預防性保護公益訴訟案」的依法審理，凝聚起強大的司法力量和司法智慧，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讓人民群眾體會到穩穩的幸福。
點滴小案是新時代法治中國航行道路上的微微星光，是推動「中國號」巨輪巍巍前行的不竭動力。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溫度，群眾才能有信心、有遵循、有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應，人民司法要及時有力地介入社會熱點、痛點、難點，讓法治與人心同頻共振，共同唱響平安中國、法治中國的春之贊歌。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