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爭議的問題

1. 我國中國刑法內容條款中存在爭議的條款內容主要有哪些

我國中國刑法內容條款中存在爭議的條款，主要是新舊條款在更換時產生的。

2. 刑法中的認識錯誤

（一）認識錯誤的概念

刑法上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有不正確理解或者對有關客觀事實存在不符合真相的認識。罪過是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統一，認識因素不同，就會影響意志因素，因而影響罪過。行為人的認識錯誤，既可能影響罪過的有無與罪過的形式，也可能影響行為人所實施的犯罪是既遂還是未遂，還可能影響共同犯罪的成立與否。認識錯誤包括法律認識錯誤與事實認識錯誤。

(二)法律認識錯誤

法律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在有意識地實施某種行為時，對自己行為的法律性質或意義有誤解。一般認為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1．行為人誤認為自己實施的是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為，其實該行為並非刑法禁止的犯罪行為。例如，行為人以為與現役軍人的配偶通姦是犯罪，在實施通姦行為後自動投案。但刑法並沒有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這種情況稱為幻覺犯。既然某種行為並非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就不能因為行為人誤認為是犯罪而認定為有罪。

2．行為人誤認為自己實施的行為不是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其實該行為是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例如，行為人誤認為自己竊取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不是犯罪行為，其實刑法第219條將該行為規定為犯罪。這種認識錯誤是否影響定罪，在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議。第一種觀點堅持不知法律不免責的原則。第二種觀點相反，認為犯罪故意中的認識只能是違法性的認識，而不是社會危害性的認識。第三種觀點認為，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違法性之間，只要認識其中之一即可。第四種觀點認為，認識行為的違法性一般來說不是犯罪故意的內容，但不能絕對化。根據行為人的具體情況，如果確實不知法律，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則不能認定為故意犯罪。第五種觀點認為，如果行為人認識自己的行為是社會危害性行為而有意識地實施，則不能因為他自稱不知法律，而排除故意的罪過。如果行為人確因不認識行為的違法性，從而也不認識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則應排除犯罪的故意。通說採取第五種觀點。

3．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犯罪行為在罪名、罪數、量刑等方面有不正確的理解。例如，行為人為了騙取保險金而故意造成被保險人傷殘，行為人誤認為只成立保險詐騙罪，事實上成立保險詐騙罪與故意傷害罪。顯然，行為人的這種認識錯誤不影響定罪與量刑。

(三)事實認識錯誤

故意是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統一，因此，對客觀事實的認識錯誤就可能影響故意。錯誤是指行為人的認識與實際情況不一致。對事實的認識錯誤分為具體的事實認識錯誤與抽象的事實認識錯誤。

1．具體的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認識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雖然不一致，但沒有超出同一犯罪構成的范圍，即行為人只是在某個犯罪構成的范嗣內發生了對事實的認識錯誤，因而也被稱為同一犯罪構成內的錯誤。具體的事實錯誤主要包括對象錯誤、打擊錯誤與因果關系的錯誤。對於具體的事實錯誤，存在具體的符合說與法定的符合說的爭論。前者認為，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具體地相一致時，才成立故意的既遂犯；後者認為，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只要在犯罪構成范圍內是一致的，就成立故意的既遂犯。通說採取法定符合說。

(1)具體的事實錯誤中的對象錯誤，是指行為人誤把甲對象當做乙對象加以侵害，而甲對象與乙對象體現相同的法益，行為人的認識內容與客觀事實仍屬同一犯罪構成的情況。例如，行為人本欲殺甲，黑夜裡誤將乙當做甲進行殺害。根據法定符合說，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罪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而不只是保護特定的甲或者特定乙的生命，因此，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想殺人，而客觀上又殺了人，那麼就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成立故意殺人罪的既遂。本來，根據具體符合說，由於行為人本欲殺甲，而客觀上卻殺害了乙，二者沒有具體地相符合，行為人對甲應成立故意殺人未遂，對乙應成立過失致人死亡。但現在的具體符合說論者也都認為，這種對象錯誤並不重要因而不影響故意犯罪既遂的成立。所以，就這種對象錯誤而言，具體符合說與法定符合說的結論完全相同。

(2)打擊錯誤也稱方法錯誤，是指由於行為本身的差誤，導致行為人所欲攻擊的對象與實際受害的對象不一致，但這種不一致仍然沒有超出同一犯罪構成。例如，行為人舉槍射擊甲，但因沒有瞄準而擊中了乙，導致乙死亡。在一段時間內，我國刑法理論以行為人主觀上沒有發生認識錯誤為由否認其為認識錯誤的一種情況。其實，認識錯誤並不限於行為人主觀上發生了錯誤，而是包括行為人的認識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的一切情況。在打擊錯誤的情況下，行為人的認識(對甲射擊)與客觀情況(乙死亡)就是不一致的(通常所說的手段錯誤，如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來會發生危害結果，但行為人誤認為不會發生危害結果；或者行為人本欲使用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但由於認識錯誤而使用了不會發生危害結果的手段；或者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不可能導致危害結果，但行為人誤認為可以導致危害結果發生，實際上分別屬於過失犯、未遂犯與不能犯的問題)。

關於打擊錯誤，具體符合說認為，由於客觀事實與行為人的主觀認識沒有形成具體的符合，所以，在上例中，行為人對甲承擔殺人未遂的責任，對乙則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的責任；由於只有一個行為，故二者屬於想像競合犯，從一重罪論處。但是，由於具體的符合說存在諸多缺陷，刑法理論的通說採取法定符合說，即在上述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客觀上的殺人行為也導致他人死亡，二者在刑法規定的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內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成立故意殺人既遂。問題是，行為人本欲殺甲，但因為行為差誤，同時導致甲與乙死亡的，應如何處理？根據法定符合說中的數故意說，行為人對甲與乙都成立故意殺人既遂。當然，採取數故意說並不意味著成立數個故意殺人罪，因為只有一個行為，所以應按想像競合犯以一罪論處。

(3)因果關系的錯誤，是指侵害的對象沒有錯誤，但造成侵害的因果關系的發展過程與行為人所預想的發展過程不一致，以及侵害結果推後或者提前發生的情況。因果關系的錯誤主要有三種情況：即狹義的因果關系的錯誤、事前故意與構成要件的提前實現。

狹義的因果關系的錯誤，是指結果的發生不是按照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發展所預見的進程來實現的情況。例如，甲以殺人的故意用刀刺殺乙，使乙受傷，但乙為血友病患者，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再如，甲為了使乙溺死而將乙推人井中，但井中沒有水，乙摔死在井中。又如，甲以殺人故意向乙開槍射擊，乙為了避免子彈打中自己而後退，結果墜入懸崖而死亡。要解，決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問題，關鍵是要明確故意的成立所要求的對因果關系的認識，是一種什麼程度的認識。根據通說，只要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的基本部分有認識即可，而不要求對因果關系發展的具體樣態有明確認識。所以，行為人對因果關系發展的具體樣態的認識錯誤，不影響故意犯罪既遂的成立。換言之，指向同一結果的因果關系發展過程的錯誤，在犯罪構成的評價上並不重要，因為既然行為人具有實現同一結果的故意，現實所發生的結果與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也具有因果關系，就必須肯定行為人對現實所產生的結果具有故意，因而成立故意犯罪既遂。

事前的故意，是指行為人誤認為第一個行為已經造成結果，出於其他目的實施第二個行為，實際上是第二個行為才導致預期的結果的情況。例如，甲以殺人故意對乙實施暴力(第一行為)，造成乙休克後，甲以為乙已經死亡，為了隱匿罪跡，將乙扔至水中(第二行為)，實際上乙是溺死於水中。刑法理論上對這種情況有多種處理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的第一行為成立故意殺人未遂，第二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其中有人認為成立想像競合犯，有人主張成立數罪。但以殺人的故意殺害了所要殺害的人，卻成立殺人未遂，違反了社會的一般觀念。第二種觀點認為，如果在實施第二行為之際，對於死亡持未必的故意(或間接故意)，則整體上成立一個故意殺人既遂；如果在實施第二行為之際，相信死亡結果已經發生，則成立故意殺人未遂與過失致人死亡罪。但行為的客觀事實完全相同，只因行為人是否誤信結果發生，來決定是否將行為分割為兩個行為，還缺乏理由。第三種觀點認為，將兩個行為視為一個行為，將支配行為的故意視為概括的故意，只成立一個故意殺人既遂。但這一學說有歪曲事實的嫌疑。第四種觀點認為，將前後兩個行為視為一體，視為對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處理，只要因果關系的發展過程是在相當的因果關系之內，就成立一個故意殺人既遂。通常認為，在這種場合，第一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並未中斷，即仍應肯定第一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而且現實所發生的結果與行為人意欲實現的結果完全一致，故應以故意犯罪既遂論處。

犯罪構成的提前實現，實際上是指提前實現了行為人所預想的結果。例如，甲准備使乙吃安眠葯熟睡後將其絞死，但未待甲實施絞殺行為時，乙由於吃了過量的安眠葯而死亡。再如，甲准備將乙的貴重物品搬至院牆外毀壞，但剛拿起貴重物品時，貴重物品從手中滑落而摔壞。要認定這種行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關鍵在於行為人在實施第一行為時，是否已經著手實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結論，則應認定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結論，則否認故意犯罪既遂。

2．抽象的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現實所發生的事實，分別屬於不同的犯罪構成；或者說，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所發生的事實跨越了不同的犯罪構成，因而也被稱為不同犯罪構成間的錯誤。抽象的事實錯誤只有對象錯誤與打擊錯誤兩種情況：前者是指，行為人誤把甲對象當做乙對象加以侵害，而甲對象與乙對象體現不同的法益，分屬不同的犯罪構成。例如，行為人本欲盜竊一般財物，卻誤將槍支當做一般財物進行盜竊。這種認識錯誤超出了犯罪構成的范圍，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盜竊財物)與現實所發生的事實(盜竊槍支)分別屬於不同的犯罪構成。後者是指，由於行為本身的差誤，導致行為人所欲攻擊的對象與實際受害的對象不一致，而且這種不一致超出了同一犯罪構成。例如，行為人本欲射擊乙，但因沒有瞄準，而將乙身邊價值近萬元的寵物打死。同樣，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殺人)與現實所發生的事實(毀壞財物)分別屬於不同的犯罪構成。抽象的事實錯誤實際上存在兩種類型：一是主觀方面輕而客觀方面重，即行為人本欲犯輕罪，客觀上卻是重罪的犯罪事實，本欲毀壞財物卻殺了人就是如此。二是主觀方面重而客觀方面輕，即行為人本欲犯重罪，客觀上卻是輕罪的犯罪事實，本欲殺人卻打死了寵物就是如此。

根據法定符合說，對於抽象的事實認識錯誤，應當在主客觀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詳言之，不能僅根據行為人的故意內容或僅根據行為的客觀事實認定犯罪，而應在故意內容與客觀行為相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在重罪不處罰未遂的情況下，如果重罪與輕罪同質，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輕罪的既遂犯。例如，出於盜竊財物的故意卻實際上盜竊了槍支時，行為人客觀上雖然實施了盜竊槍支的行為，但主觀上沒有盜竊槍支的故意，該客觀行為與主觀故意沒有統一起來，故不能認定為盜竊槍支罪；行為人具有盜竊罪的故意，也實施盜竊行為，槍支同時具有財產價值，因而可以評價為財物，於是，在盜竊罪的范圍內主客觀相統一了，故應認定為盜竊罪(既遂)。再如，行為人將他人佔有的財物誤認為是遺忘物而據為己有。行為人雖然在客觀上實施的是盜竊行為，但主觀上僅具有侵佔遺忘物的故意，故在盜竊罪的范圍內，主客觀並沒有統一起來；只有認定為侵佔罪，才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由此看來，對於抽象的事實錯誤(在重罪不處罰未遂的情況下)，應當首先從輕罪的主觀認識或輕罪的客觀事實出發，然後再判斷有無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或主觀認識，從而得出正確結論，即如果主觀認識是輕罪，而客觀事實是重罪，則從主觀認識出發，判斷有無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如有，則認定為輕罪的既遂犯；如果客觀事實是輕罪，而主觀認識是重罪，則從客觀事實出發，判斷有無與之相對應的主觀事實；如有，則認定為輕罪的既遂犯。但是，如果重罪處罰未遂犯，且重罪的未遂犯重於輕罪的既遂犯，則應以重罪的未遂犯論處。例如，甲故意向乙開槍射擊，但因為沒有瞄準而導致丙輕傷。對此，應認定為故意殺人未遂，而不能認定為故意傷害既遂。

行為人誤將非犯罪對象當做犯罪對象加以侵害的(如行為人本欲殺害甲，黑夜裡誤將一隻有害野獸當做甲殺死)，或者，行為人誤將犯罪對象當做非犯罪對象加以侵害的(如行為人本欲殺死有害野獸，黑夜裡誤認為鄰人為野獸而開槍射擊致人死亡)，雖然也存在認識錯誤，但主要屬於未遂犯與不能犯、過失與意外事件的問題。

3. 刑法哪些問題在世界上還存在很大爭議

有很多啊，比如犯罪特徵問題，犯罪構成四要件的排序問題，刑事責任的回地位以及根據的問題，單位答應否規定為犯罪主體的問題，違法性認識是否屬於犯罪故意的認識內容，犯罪未遂中的「犯罪未得逞」的認定標准以及放棄可能重復侵害的行為的定性問題，還有是否應當承認片面共犯問題，死刑存廢和限制的問題，拘役刑存廢問題等等很多很多。

4. 一些刑法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收容教養制度及其改革，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中無法迴避和不容忽視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試對此作初步探討。
1、收容教養制度的沿革與現狀
收容教養制度是我國所特有的對少年犯罪人進行收容，集中教育管理的一項制度。建國以來，我國出台了一些關於收容教養的政策性文件，最早可追溯至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內務部、司法部、公安部《對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續和清理等問題的聯合通知》，其中規定，在少年犯管教所收押的人員中，其犯罪程度不夠負刑事責任的，對無家可歸的，則應由民政部門負責收容教養。

1965年5月15日，公安部、教育部聯合發出《關於加強少年管教所工作的意見》。1979年我國刑法首次提到收容教養一詞，但此外並無任何說明。因而收容教養制度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在法律中沒有規定。之後，公安部陸續出台了一些涉及收容教養的文件，對一些內容作了粗略的規定。這些文件由於頒發於不同歷史時期，比較零散，有些甚至互相抵觸。 1997年刑法修改後，仍然在《刑法》第17條第4款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9條也規定：「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滿十六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可以說，刑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是目前我國收容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但由於缺乏系統具體的規定，缺少配套的法規、規章，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到收容教養制度的正確有效實施。
2、關於收容教養的性質
收容教養制度自形成以來，對其性質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一方面，它規定在刑法之中，並且收容教養的期限之長，處罰之嚴重，似乎應當屬於刑事處分的一種。但刑罰種類並不包括收容教養，同時，刑法有關條文又明確規定，有權收容教養的機關是政府部門，這似乎又應歸屬於行政處罰。那麼，收容教養制度到底應當屬於什麼性質呢？
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內務部、司法部、公安部《對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續和清理等問題的聯合通知》中規定，對於十三周歲以上未滿十八周歲的少年犯，「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夠負刑事責任的，……，對無家可歸的，則應由民政部門負責收容教養。」「刑期已滿的少年犯，應當按時履行釋放手續，……無家無業又未滿十八周歲的應介紹到社會救濟機關予以收容教養。」從該規定看，最初收容教養的性質帶有較強的社會救濟性質，而處罰性較弱。
但是，從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訂刑法的有關規定看，收容教養具有明顯的懲戒處分性質，而社會救濟性趨弱。

第二個問題：1、無過當防衛的規定中的暴力犯罪不僅指前面列舉的行凶、殺人等這五種，只要是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為都可以構成無過當防衛。比如投毒、爆炸罪等。
2、無過當防衛針對的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暴力是必要條件。不能對處於預備階段或是以不作為形式進行的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施行無過當防衛。

5.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6. 犯罪預備在中國的刑法學界有什麼爭議的問題

在行為人實施了某種犯罪的預備行為後，又實施了該罪的實行行為時，其預備行為雖然是應受處罰的行為，但因為附屬於實行行為而沒有獨立性，故沒有單獨處罰的必要，刑法理論稱之為不可罰 的事前行為。而對於基於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停留在犯罪預備階段而沒有轉入犯罪實行階段的犯罪預備行為的刑事可罰性問題，在理論上則存在著重大分歧，刑事立法對此所持的態度也頗不一致......

7. 幾個簡單的刑法問題

1生理醉酒，至少目前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對其從重處罰的規定。
2主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領導和組織的人，如犯罪集團的組織犯，聚眾犯罪的首要分子和其他共同犯罪中的其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而正犯就是實行犯，不一定會使主犯。總而言之主犯和正犯是兩個互有交叉的概念。
共犯之中，學術界有爭議的是片面共犯，其實你只要知道從凡是共同犯罪中的就可以了。
3危險犯，指其德行為只要產生了危險性，就構成了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些罪名。
行為犯指其行為就可以構成犯罪，如非法持有槍支。
實害犯與結果犯是一回事。

8. 刑法中具有爭論的問題

刑法中具有爭議的問題很多,但都要結合具體案件才有意義,如搶劫罪和搶奪罪;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詐騙罪和金融詐騙罪等等.

9. 刑法學中目前有哪些有爭議的問題

爭議很多很多的：
1，犯罪構成三要件還是四要件；
2，死刑廢除；
3，經濟犯罪廢除死刑；
4，實行三審終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