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民法典

㈠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平等為什麼

中國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個：
（一） 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 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 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 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 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 實際上就是私權神聖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 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 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 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 嚴格實行任意主義， 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 其次， 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 確認私力救濟制度， 完善公力救濟制度， 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 再次， 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 最後， 確認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疇內， 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 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 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 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 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 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 也能抵禦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 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 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 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 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 自由； 在調整契約（合同） 關系方面， 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 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於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 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 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 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基於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應確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 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 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 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 年） 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 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 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 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 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 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 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 對一般的人來說， 都難以准確理解。眾所周知， 英美法是專家法， 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 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裡， 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 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 文本法並不等於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於此， 民法典應當採取區別作法， 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 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 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並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 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 更要著眼於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法域」統一， 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這是當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問題。從中國的歷史傳統、思維偏好、世界法律的發展趨勢看， 我國民法典應當以民商合一為一基本理念。堅持民商合一， 並非輕視或者否認實質意義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於法的自身的規律性和邏輯性的考慮， 反映的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滅、民法與商法的融合。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 ①將公示主義、外觀主義、交易安全、交易迅捷、嚴格責任主義確定為基本規則； ②確認非法人組織的獨立民事主體地位， 專章規定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非法人組織的主體法規則， 甚至可以賦予合夥企業以法人資格； ③不區分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民事代理與商事代理、民事權利與商事權利、民事時效與商事時效， 不設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確國際商事慣例在民法淵源體系中的地位， 適當吸取國際商事慣例的可行規則， 將之直接規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則， 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海商法、破產法、企業登記法、會計法等仍作為民事單行法存在。

㈡ 薛軍的學術成果

專著：《批判民法學的理論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譯著：《衣索比亞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譯著：《學說匯纂》（第48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譯著：《義大利法概要》，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譯著：《羅馬政制史》（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譯著：《李維史論》，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
參與編纂《綠色民法典·債法總則》，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參與撰寫《合同法學》（陳小君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論文：
《實證研究與民法方法論的發展》，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模式研究》，載《暨南學報》2012年第3期。
《論第三人欺詐與第三人脅迫》，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
《侵權責任法對監護人制度的發展》，載《蘇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
《法人人格權的展開》，載《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
《哲學王的雙重隱喻》，載《讀書》2010年第12期。
《民法－憲法關系的演變與民法的轉型》，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論第64條的定性與解釋》，載《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走出監護人「補充責任」的誤區》，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高度危險責任」的法律適用探析》，載《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5期。
《權利的道德基礎與現代權利理論的危機》，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4期。
《義大利的判例制度》，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私法立憲主義論》，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4期。
《揭開「一般人格權」的面紗》，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兩種市場觀念與兩種民法模式》，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
《「不真正利他合同」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5期。
《法律行為「合法性」謎局之破解》，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意思自治與法律行為涉他效力的模式選擇》，載《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部分履行的法律行為研究》，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2期。
《民法的兩種倫理正當性的模式》，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物權法」關於共同共有的規定在適用中的若干問題》，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利他合同的基本理論問題》，《法學研究》2006年第4期。
《人的保護：中國民法典編撰的價值基礎》，《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法律行為理論：影響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要因素》，《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論「提供擔保」義務的履行規則》，《法學》2006年第4期。
《地役權與居住權問題》，載於《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
《法律行為理論在歐洲私法史上的產生及術語表達問題研究》，《環球法律評論》，2007年第1期。
《「無財產即無人格」質疑》，《法學》2005年第2期。
《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與中國的人格權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法人人格權的基本理論問題》，載於《法律科學》2004年的1期。
《略論德國民法潘德克吞體系的形成》，載於《中外法學》2003年第1期。
《蒂堡對薩維尼的論戰及其歷史遺產》，載於《清華法學》（第三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物的概念的反思與中國民法典編纂》，載於《法學》2002年第4期。
《論未來中國民法典債法編的結構設計》，載於《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
《良法何在？》，載於《比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理想與現實的距離》，載於《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胡適的態度》，載於《讀書》2000年第10期。
《民法典編纂的若干理論問題研究》，載於《清華法律評論》（第2輯）。
譯文《思考一部新民法典》，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關於歐洲民法典編纂的短論》，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義大利私法體系之概觀》，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關於中國民法典編纂問題的提問與回答》，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第三個千年之中的民法典編纂》，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關於智利民法典重新編纂的一些思考》，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回到法典編纂》，載於《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譯文《法學家：法的創立者》，載於《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譯文《個人主義與羅馬私法》，載於《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4卷），2004年。
譯文《解法典的時代》，載於《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4卷），2004年。
譯文《傳承與革新之間的巴西新民法典》，載於《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5卷），2005年。 榮譽獎勵 2009年司法部優秀論文二等獎 其他事項 主要兼職：北京大學法學院民法研究中心、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義大利Trento大學法學院「中國法」課程特聘教授。
湖南大學法學院羅馬法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㈢ 《為了中國民法》讀後感

你可以寫這本書什麼地方寫的好，你從中學到了什麼，受到了什麼啟發就可以。

㈣ 愛環境我先行

綠色民法典：環境問題應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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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作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與世紀性問題既向傳統法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又為法律的創新與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中國民法典的制定中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應對環境問題的挑戰。「綠色民法典」理念的提出，令人欣慰，我以為它是回應環境問題挑戰的一個鮮明標志，是中國制定面向生態文明新世紀的民法典應有的態度。我所關心的是「綠色民法典」不能僅僅是制定民法典過程中的一種「流派」或者一種聲音，而應該真正成為立法者的共識，成為未來成熟的民法典中實際的規范、制度和原則。為此，必須對於民法在解決環境問題方面的地位、作用與特性有清醒的認識。

1 環境問題的挑戰

環境問題作為當代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已經受到了國際國內的高度關注，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環境問題產生的復雜性與影響廣泛性決定的。

從公民個人的角度來看，環境問題尤其是嚴重的環境污染對人類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各種公害疾病的出現和大規模爆發使人類對自己所創造的文明開始懷疑，人類自身的生存安全受到巨大挑戰。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激烈的反公害運動，這些運動甚至直指國家政權和政府統治，所以，急需對環境問題的解決提出有效對策。

從社會角度看，環境問題是一部分人的獲利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受害的基礎上的，並且這些受害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幫助別人獲利的人。他們一方面在那些排放污染物的工廠里勞動，另一方面又在廣泛的使用產生污染物的產品。此時已經很難區分污染者和受害者，很多時候，他們既是污染者又是受害者，原有的社會分工和利益關系都出現了極大的混亂，需要重新理順這些關系。

從經濟角度看，環境問題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環境資源無法以市場價格的形式出現，價值規律對此無法發揮作用，市場機制的外部不經濟性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而由於市場的無功能使得這些問題又無法在市場機制的框架內加以解決，必須建立新的彌補市場失靈的機制。但目前彌補市場失靈的機制自身又存在諸多「失靈」，同樣有「外部性問題」。因此，單純的市場機制與單純的政府管制機制都無法妥善的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建立溝通與協調兩種機制的新機制，以解決雙重失靈問題。

從法律角度看，已有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市場機制之上的以保護個人財產和個人利益不受侵犯為基礎的規則系統，它對於市場機制以外的環境問題也同樣無能為力，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權利體系關注了人們的政治性權利和經濟性權利，卻忽視了人類的環境性權利，當經濟性權利直接威脅到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時候，這樣一個權利體系不僅不能解決環境問題，反而成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障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以財產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是產生環境問題的直接原因。只有打破這一權利體系，建立新的權利才能衡平由於環境問題所產生的巨大利益沖突。

2 私法手段的重拾

環境問題產生於個體利益與社會公益的矛盾，是人們追求私益而出現的「公地的悲劇」。在法律層面，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選擇：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環境問題產生之初，人們更為推崇公法手段的運用，因此環境保護的公法手段極為發達，但在經歷了依靠公法手段治理環境的實踐後，其弊端暴露無疑。理性告訴我們，解決環境問題，僅有公法保障是不足的：

2.1 在物質基礎方面，公法與資源的第二次分配相適應。它所維持的是一種由國家主持的超經濟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由此決定了在公法運行中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淡漠經濟運行規律即忽視資源配置的效率。在解決環境問題時，公法的缺陷由此而生，它將公民環境權利與社會公益相聯系，但公法是靠一定行政機制來實現的，行政機關出於種種原因可能產生「政府失靈」，很可能為了區域利益、集團利益甚至長官利益而犧牲社會公共利益。雖然在公法機制中設置有公眾參與、信息公開、司法審查等制衡手段，但一方面可能引起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也由於多種因素影響不能有效控制「政府失靈」的產生。在這種情況下，發動私法機制則能有效遏制其弊病。因為私法與資源的第一次分配相關聯，它是通過確立初始的分配關系而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緊密相連。這種機制具有關注個人與社會利益，重視經濟運行規律的特點。通過啟動私法機制，有效地防止「政府失靈」，是優化環境資源的配置，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有效舉動。

2.2 在運行方式方面，公法的突出優點在於其直接管制的強制命令性，其缺點在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對立關系、僵硬死板的程序以及主體的有限，難以充分發揮相對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發展源於社會經濟生活過程本身，在廣泛而復雜的環境問題面前，僅有公法機制是不能完成對其全面控制或全過程式控制制的，堅持單一公法機制的結果，只能使行政機關背上沉重的包袱，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私法機制則能彌補這一缺陷，私法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其自治性，在這一機制下，權利在法律的范圍內可以協商、可以轉讓、也可以處分，各主體之間處於平權關系。這種機制如果設計合理，是一種保護環境權的「全民皆兵」機制，對於調動公民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具有重要意義。

2.3 在動力來源方面，公法的利益內容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於對公共利益的尊重，這是一種道義發動機制，僅藉助於公法手段保護環境，主要依賴於人們的道德觀。即使公法對環境保護作出明文規定，其運行也是靠國家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是消極的、被動的、依命令而作出的行為，不是主動的參與和付出。但如果發動私法機制，則情形大不一樣，私法的利益直接與個人相聯系，私法在保護環境時以公民及其團體利益為內容，是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利用了人類追求利益、趨利避害的本性，從而使保護環境的力量源泉植入了萬民的心理中，環境問題的解決也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基礎。

環境問題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副產物，同時也是市場失靈的結果，外部性問題是公權力手段必須介入環境保護領域以及提供公法保護的原因。雖然公法形式的保護比私法形式保護更為直接有利，但是公法保護存在的缺陷，使得環境保護仍然要求助於私法形式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回到了「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思路，私法手段在環境保護中的運用又受到重視。但是，此時人們所要尋求的私法手段已不是過去完全意義上的以個人利益為本位、權利絕對化的手段。它所要求的是既具有私法的內在激勵機制和外在表現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屬性的社會性私權，是能夠重構權力-權利、社會-國家-個人、公法-私法關系的私權，在這里，權利是其外殼，社會利益是內核。對於這樣的新型權利，其理論基礎、權利本體、權利價值以及權利運行都必然有著不同於傳統民事權利的特性，如何認識這些特性，是民法手段能否在環境保護領域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也是制定「綠色民法典」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3 私法手段的創新

我以為：民法典的「綠色化」是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運用新的理論與方法，在不破壞民法根本屬性的原則下，探索「將公法支配和公法義務 」納入民事權利體系之中的一種努力，是在環境權利的公益性與民事權利的私益性之間尋求協調與溝通的路徑與方法的過程。這種努力已為二十世紀後半葉許多國家民法典的修改與制定付諸實踐，我們可以有經驗與成果可以借鑒。

3.1 確認環境資源物質形態的雙重價值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口較少的條件下，陽光、空氣、水等環境要素都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既可以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又可以滿足人們的生產需要，二者之間並不產生競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迅速增長，清潔的水、空氣、寧靜和陽光等環境資源的稀缺性特徵逐漸顯露，人類的生存利益與生產利益在對環境的需求上開始產生對立並形成日趨激烈的競爭態勢，原有的權利制度已無力解決這種矛盾和沖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有必要對人類的兩種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通過權利的重新配置來平衡與制約人與人之間因利用稀缺性環境資源而發生的關系，既要生存，又要發展。

環境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總和，其物質性不容質疑。人們通常將對於人類有一定利用價值的物質稱之為資源。環境因其對人類的有用性而成為資源也是沒有異義的。但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環境的資源屬性與一般資源的差異性或物質形態的雙重性卻很少為人們所認識。我認為，環境資源的兩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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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哪裡能找到《綠色民法典草案》《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及說明》

這個肯定找不到電子版的.一般電子版的都是通俗讀物或暢銷書,這類專業書一是沒人把他翻成電子版,二是也沒多少人要電子版.

㈥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麼

中國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個：
（一） 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 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 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 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 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 實際上就是私權神聖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 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 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 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 嚴格實行任意主義， 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 其次， 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 確認私力救濟制度， 完善公力救濟制度， 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 再次， 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 最後， 確認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疇內， 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 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 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 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 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 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 也能抵禦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 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 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 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 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 自由； 在調整契約（合同） 關系方面， 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 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於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 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 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 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基於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應確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 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 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 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 年） 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 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 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 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 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 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 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 對一般的人來說， 都難以准確理解。眾所周知， 英美法是專家法， 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 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裡， 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 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 文本法並不等於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於此， 民法典應當採取區別作法， 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 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 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並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 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 更要著眼於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的「法域」統一， 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這是當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問題。從中國的歷史傳統、思維偏好、世界法律的發展趨勢看， 我國民法典應當以民商合一為一基本理念。堅持民商合一， 並非輕視或者否認實質意義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於法的自身的規律性和邏輯性的考慮， 反映的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滅、民法與商法的融合。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當： ①將公示主義、外觀主義、交易安全、交易迅捷、嚴格責任主義確定為基本規則； ②確認非法人組織的獨立民事主體地位， 專章規定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非法人組織的主體法規則， 甚至可以賦予合夥企業以法人資格； ③不區分民事主體與商事主體、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民事代理與商事代理、民事權利與商事權利、民事時效與商事時效， 不設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確國際商事慣例在民法淵源體系中的地位， 適當吸取國際商事慣例的可行規則， 將之直接規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則， 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海商法、破產法、企業登記法、會計法等仍作為民事單行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