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人文關懷
❶ 孕婦為補償丈夫，將女護士騙回家供丈夫性侵並殺害，如何評價
譚某已有身孕數月，發現丈夫有了外遇，譚某覺得自己對不起丈夫，就萌生了找一個小姑娘來做補償的想法。一天，剛下班的某醫院護士小胡，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聽到呼救聲，小胡發現不遠處有位孕婦躺在地上，顯得很痛苦，附近又沒有人，於是就上前扶起譚某，譚某要求小胡將其送回家。送到譚某家後，小胡提出要走，譚某夫妻非常熱情讓小胡留下一起吃晚飯，小胡架不住對方的盛情就答應了。飯前小胡喝了一杯酸奶，譚某的丈夫前先在酸奶里放了安眠葯，小胡喝下後，很快便昏昏欲睡，後被強行猥褻。夫妻倆怕小胡報警，於是殘忍殺害了小胡，並且把她拋屍荒野。
結語：通過以上分析，本案中，譚某及其丈夫構成強制猥褻罪與故意殺人罪，兩罪並罰。法院依法分別判處其死刑與無期徒刑，一對泯滅人性的夫妻終於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譚某丈夫被依法執行死刑，譚某也在監管下生下了一個男孩，哺乳期滿後被依法收監執行無期徒刑。這樣的案件實屬於罕見，譚某及其丈夫的行為確實令人憤慨，最終也受到了應有的懲，小胡因好心被殺案，足以引以警戒，警示那些泯滅人性、草菅人命的人渣及早收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❷ 請問刑法修正案八 新增第十七條之一的意義是什麼
體現了國家對老人的人文關懷。
❸ 四季那麼長，古代為什麼都選擇在秋後問斬
古代選擇在秋後問斬的原因是：秋季是一個肅殺的季節，古人認為在這個季節問斬更為恰當；死刑是一種非常嚴酷的刑法，秋後問斬體現了古代人對於犯人的人文關懷。
自古以來，冤有頭，債有主。犯了罪，必然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在古代，除了官員受到了皇帝的猜忌，皇帝無中生有，想哪個人死，他無處可逃之外，其他被問斬的人大多是罪有應得。
❹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什麼
你好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❺ 急！求一篇刑法學論文，參考文獻最少十篇，
以人性為支撐的刑法學思考
摘要「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離得多麼遠，它們總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於人性，又高於人性」。本文指出從「人」字支撐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審視刑法中的人性、人道，從中沉
淀理性，升華理性，完善刑法，這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人類情感人性刑法構建
一、關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礎
貝卡利亞在其曠世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這樣寫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滅的人類感情為基礎的話，就別想建立起持久的優
勢。任何背離這種感情的法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戰勝。」②
貝氏的話告訴我們：任何外在與人的規則、制度如果要得到人們的接
受與認同，都必須以人類最基本的感情為基礎而不能背離它，而對人
類感情的考察歸根結蒂是對人性的詮釋，刑法作為關系人們財產、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規范當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礎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類基本感情為基礎，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開歷史我們發現「：作為或者本應作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
這種法律已不是由冷靜地考察人類本質的人所制定得了的，這種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為加以綜合，並僅根據這個觀點進行研究——「最大多
數人分享最大幸福。」③當現實的法律不是「體現全體或最大多數自由
人意志的公約，即不是按大多數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則制定，而淪落
為「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的時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滅的人性為基礎」，因而「背離了這種人性的法
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其戰勝。」一部法律存續的時間同其
背離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這種背離達到了人們忍受的極限，那座
「少數人的吝嗇和野心用人類的鮮血塗飾成的王位和宮殿」便會轟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構建如果背離人心、違反人性的話，是註定要失敗
的。
從人性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
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任何重要問題的
解決關鍵，無不包括在關於人的科學中間，而這個基礎也正是一切科
學唯一穩固的基礎。
二、審視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徵
刑法作為人的一種現實生活規范，人們通過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嚴，做人的保障，還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諧與秩序，在此基礎上追求一
種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種美，審視刑法領域，我們發現刑法正
閃耀著一種人文關懷與人性理念，其意蘊深遠，也是刑法追求美的應
然選擇。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個體而言，每個人的需要都是無止境的，都呈現無限膨脹的趨
勢，而社會資源是有限的，這便產生了(每)人的無限需要與有限社會
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每個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話，在滿足個人
需要的同時不得不照顧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夠容忍的方式來
滿足自己的需要，否則，整個社會也就無從存在。為了調整各種利益
的沖突，減少人們之間的相互摩擦和無謂的犧牲，必須有個規范加以
約束，尋求社會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設，其中，那些超過適
當限度，構成犯罪的行為，由刑法規定製裁，於是刑法應運而生，刑法
是人類文明社會為防止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保護法益而設的一種制
度安排，是「人類有意識的一種生命活動」的產物，體現了人類對幸福
的追求嚮往，是人類審美意識的載體。因此，在人與法的關繫上，人決
定著法，法必須體現出人文關懷，人才能在法中「詩意地棲居」，進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罰之設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樂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為不
快樂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這樣為了防止犯罪
就必須抑制行為人的感性沖動，即科處作為惡害的刑罰，並使人們預
先知道因犯罪而帶來的痛苦大於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樂，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這種立法威懾不同於司法威懾，而是主張
威懾必須通過刑罰文本，在有事實犯罪發生時，法律上的威懾變成現
實的威懾，也就是說，刑法文本的預告是基於人能趨利避害兩害相權
取其輕的理性從而對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強制，「社會上潛在的犯罪
人醞釀犯罪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作為犯罪代價的受刑之苦產生聯
想，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權衡而對受刑之苦產生畏懼
感，進而為避免受懲罰而放棄犯罪。」④這種威懾論本於心理強制說，而
心裡強制說淵源於人趨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認人能基於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選擇。無論任何理論的產生都離不開人，刑罰的設
置亦是如此，刑罰立足於人的本能、本性，順乎人性地制定相應的刑罰
階梯與其相匹配，設置的科學性，構建的合理性，猶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罰階梯圖，美輪美奐，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徵體現。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人類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亞里
士多德曾經常說過「不公正即不平等」對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於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體現，人類具有得到尊重的慾望。「當那些
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卻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
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人性遭到侵損的
感覺。」⑤
刑法平等觀念首先意味著相同的行為在刑法上應當受到相同的
評價和處置，而不能因為主體的身份、社會地位、種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響而有所不同，這種平等的理念是根植於人性的，與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是對人性這一特點的彰顯，體現了刑法渴望平
等，尋求理性、追求和諧的順應人性的美化特點。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構建以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
人性是刑法的基礎，人性刑法要求順應人性，發揚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體現，但是，人性是隱含於內的，刑法
是彰顯於外的，內外信息的不對稱難免會出現錯位現象，我們需要做
的是揚長避短，對其中的理性我們要繼承，人性的缺失我們要及時彌
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聽到了對人性的呼喚聲，
那聲音是那麼的刺耳，那麼的強烈，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現筆者
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做簡單構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論
期待可能性理論，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
違法行為而實施其它合法行為時，行為人卻實施了違法行為，則刑事
責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實施適法行為時，縱然其實施了違法行
為，也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理論貫徹了法不強
人所難這一法律諺語，蘊含著人道主義情愫，彰顯著人道主義關懷。
正如日本學者大冢仁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對強有力的國家法
規范面前殘喘不惜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同情之類的理論。」⑥
我國刑法中沒有明確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有些學者認為，可以
把我國刑法第16條解釋為是關於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我國《刑法》第
16條規定：「由於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損害結果的，不認為是
犯罪。筆者認為，雖然主張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罰的理由解釋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論，但是筆者認為只是可以如此解釋，或者說學理上如
此解釋才合理，至於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懷疑。因為人們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釋為一種物理的強制，而不是擴大解釋為一種精神
強制，期待可能性理論所要解決的正是處於精神強制狀態下的人的責
任問題。這正是我國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鑒外國的經驗理論，我們國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
（二）親親相隱在中國刑事法律中的重構
親親相隱是我國古代法制一項基本原則，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被
作為一種封建糟粕予以拋棄。然而，正當我國砸碎一切舊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進程中，抬頭看看現代很多法治國家中卻依然能找到他的蹤
跡，例如：英美法系國家訴訟法明確表明夫妻之間可以享有證言特免
權，歐洲一些國家在刑法和刑訴中均對拒絕作證權，尤其是基於親屬
關系產生的拒絕作證權明確規定。親親相隱在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閃耀，尤其在法治國家「親親相隱」原則是人權保護
的需要，保護親權的折射，更是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屏障。
然而，這個在我國歷史上奉為優秀傳統繼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卻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消逝匿跡。新中國建立需要法治觀念的不
斷滲透，法治理念的弘揚，其中，人性關懷至關重要，作為其重要表現
的「親親相隱」原則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閃爍起更耀眼的光忙時卻被唾棄，無疑是對人性的扭曲，對人類的踐
踏。所以現在法治的推進，人性的彰顯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親親相
隱原則，並且將其制度化原則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權，彰顯人性，體現刑法的
認為關懷。然而，現行刑法中做出了與「親親相隱」相背離的規定，這
是對人性的煎熬和壓抑，強調大義滅親只不過是技術上冰冷的需要和
對人性的過高期待。
（三）沉默權的建立
沉默權是人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每個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權
利，這是基本人權的內容，抬頭看看其他國家，都規定了沉默權制度，然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
當如實回答，這是對人性的逼迫和蔑視，更有學者將其粉飾為犯罪嫌疑
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如實回答的權利，將這條污衊人性的丑惡制度
披上「權利」的外衣，殊不知，這種意圖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顯示出作
為理性的人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性的逼迫，這種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將
遭受人性的譴責報復，誠然，人的能動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規律，萬事皆有規律可循，作為自然和社會屬性兼職的人類又何嘗能違
背「人性」的規律製造出「不人性」的制度來壓迫人性呢？那不是作繭自
縛，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最終人們將遭受違背規律帶來的惡果。
（四）刑法條款中有關「脅迫」犯罪的規定是對人性的煎熬
我國刑法某些條款對人性的忽視，我國《刑法》第28條規定：「對
於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該規
定對於脅從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似乎是對人性的憐憫，然而仔細
分析，結論截然相反。試想下，銀行工作人員在持槍歹徒槍口的威脅
下，將保險櫃打開，致使歹徒順利將巨款搶走；飛機上的機組人員面對
劫機歹徒的槍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線飛行，其行為均符合脅從犯的規
定，按上述規定，只是量刑上從輕而已。刑法完全不顧及人們在槍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變相鼓勵此情景下的行為人與歹徒搏鬥，在劫機
情形中導致機毀人亡更嚴重的後果。而在其他法治發達國家，生命
受到威脅的情形是合法辯護理由，為了保全生命的行為不以犯罪論，
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
（五）刑法一百條之規定，前科報告制度違背人性
我國現行《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
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
瞞。」對於此條的規定也是違背人性的，試想下，基於人自身的愛面子
本性，有誰想說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說刑罰的目的是預防而不是報
應，對於刑滿釋放的人我們需要做的更多是保護，關注其自身發展，而
不是盯著他們身上貼的犯罪標簽，抓住這一弱點不放，這樣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於曾經犯罪人改過自新，忘掉過去從新開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於刑罰目的的實現，不能很好的預防犯罪。環視其他
法治發達國家，紛紛設立前科消滅制度，為出獄人開辟了更廣闊的天
地，前科消滅制度在我國也可以借鑒。
法有限，而情無窮。刑法是一種人與社會的現象，更需要從人性
和社會的高度對其做出解釋。並且，對刑法的法律解釋也只有奠基於
人性解釋與社會解釋之上，才是具有說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礎，
人道是刑法的命脈，人權是法的價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權三者在本
質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它們是理性主義在刑法里的彰顯，人性是一切
學科的基礎，閃爍人性光輝的刑法，才能被人們親切地接受，自覺地履
行，虔誠地信仰。
注釋：
①［英]休謨．人性論（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頁．
②[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7頁．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
7] 喬增芳. 教育人性化與中小學教育改革[J]. 廣西青年幹部學院學報 , 2003,(02)
[8] 李凱, 周曉艷. 服務為主 關愛為輔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徑[J]. 新長征 , 2005,(06)
[9] 張遷.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顯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❻ 中國何時給成年人輕微犯罪給予人文關懷刪除犯罪案底
兩害相權取其輕吧！
❼ 死刑犯槍決前，為了讓他們走的安心，監獄都會安排哪些人文關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觸犯法律就要受到懲罰。刑法里最嚴重的處罰，當屬死刑。一般判死刑的人，犯罪性質都很嚴重，臨刑前有怎麼樣的安排呢？
成為死刑犯的犯人，為了讓他們走得安心，會安排一些人文關懷，比如心理上的疏導，家人的分別，最後的餐點等。
生命誠可貴，活著才是真理，好好關愛現在的自己。
❽ 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召開的全國檢察長會議上明確提出對輕微犯罪採取輕緩的刑事政策從寬處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也規定在檢察工作中要進一步完善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機制和工作制度。這體現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萬鈞」，也要「春風化雨」；既要治標，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會效果。
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既不能強調「嚴打」而忽視輕緩刑事政策的適用，又不能以輕緩刑事政策代替「嚴打」。那麼，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如何理解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呢？
筆者認為，輕緩刑事政策與「嚴打」刑事政策是我國基本刑事政策的兩個方面，是辨證統一的整體，是「寬嚴相濟」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兩者之間存在著統一性、相對性和運動性。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我們要充分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既要充分運用刑罰手段與嚴重刑事犯罪斗爭，貫徹「嚴懲」的要求，還要落實刑罰的教育挽救功能，體現輕刑化的發展趨勢。即使在同一案件中我們也要盡量做到寬中有嚴、嚴中有寬，要善於發揮這一政策的感召力，進一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集中人力、物力把打擊的鋒芒對准主要犯罪者。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一定要切實兌現政策，對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特別是有檢舉揭發等立功表現的，要依法寬大處理；對拒不歸案、坦白的，要查清犯罪事實、追捕追訴使之歸案，依法從嚴懲處。工作中，只有正確理解並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才能使辦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得到有機的統一。
在刑事司法中，對於正確掌握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把握：
一、吃透刑法立法精神，堅持刑法基本原則，切實把握刑事法律的具體規定。
司法實踐中，要在法律框架下落實「嚴打」刑事政策和輕緩刑事政策，要堅持人道主義原則、法治原則和公正原則。對待犯罪分子的處理，法律規定該嚴的一定要嚴，該寬的一定要寬。要准確、深刻地理解「嚴打」刑事政策，嚴格限定「嚴打」對象，寬嚴相濟，以體現「嚴打」的重點和精度。但輕緩刑事政策也應掌握嚴格的適用對象和適用條件，輕緩絕不是放縱。工作中，我們特別要注意防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現象的發生。
二、在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擊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針對具體案件情況可分析以下幾點：1、分析在法律框架下，如何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才能最大限度的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教育挽救初犯、偶犯及團伙犯罪中的從犯、協從犯等輕刑犯。2、是否有利於保持犯罪人家庭的穩定與和諧。避免給犯罪人的家庭帶來情感缺失，增加經濟負擔，甚至出現家庭破裂或其他負面社會作用；3、是否有利於化解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沖突。在對犯罪人適用輕緩政策時，通過充分聽取和考慮被害人的意見和建議，這樣既維護了被害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又可以較好地化解雙方的矛盾和沖突，更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
三、正確、嚴格但要有相對性的把握二者的適用范圍。
對於有組織犯罪、黑惡勢力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嚴重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性犯罪，應當適用「嚴打」刑事政策，從重從快，以起到震懾犯罪、警示社會的作用，達到預防犯罪和穩定社會的目的；對於一些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險性小的犯罪，應當適用輕緩刑事政策，採取非監禁化、非刑罰化的輕緩措施，以盡快實現犯罪人的社會回歸和社會秩序的恢復。具體來說，可以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情形具體可表現為：輕微犯罪，一般偶犯，過失犯，中止犯，從犯，脅從犯，防衛、避險過當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又聾又啞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婦或哺乳期的婦女犯罪，嚴重疾病患者犯罪等。如盜竊犯罪中，犯罪數額雖達到犯罪標准，但剛剛超過數額較大標準的；搶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出於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搶劫其他未成年人少量錢財，後果不嚴重的等等，堅持適用輕緩刑罰。對鄰居糾紛、同事矛盾、同學打鬧、夫妻口角、親屬爭執等引發的傷害案，做好區別對待。其中針對故意傷害的這一特點，對被害人有過錯的，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是親屬、同事、朋友關系，因一時沖動拳腳互毆未使用凶器的，案發後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且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應堅持適用輕緩刑罰。
四、堅持以人為本，落實憲法精神、體現刑事法律精神，保障人權。
我們要通過司法活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在刑事司法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司法活動中也要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理念，努力營造尊重人、愛護人、幫助人的良好作風。特別是對那些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較小的「輕刑」犯罪分子，悔罪態度較好，可盡量適用輕緩刑事政策，能讓其在司法機關的管教、單位的檢查、親屬的幫助和群眾的監督下，努力進行各種形式的自我改造。這樣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輕刑犯在管教期間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響，「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惡習，刑滿釋放後重新犯罪。我們要如何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就是要看是否有利於促進嫌疑人的全面發展。對實施了輕罪的行為人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可以使他們充分體驗到社會的寬容和溫暖，有利於改過自新、回歸社會和自身發展，這樣做也是落實了憲法的精神。
筆者認為，從刑事政策的走向來看，我國當前推行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將逐步體現 「輕輕重重，以輕為主」的思想。「輕輕」即總體從立法、司法等各個層面從輕處置輕罪，對輕微犯罪行為人少一點刑罰報應觀，多給予一點人文關懷和適度寬容，處理比以往更輕，即輕者更輕，從而以最低廉的手段達到矯正犯罪的目的：「重重」即從重重點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就是對嚴重犯罪的處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所以，在我們以後具體的司法活動中，要正確理解並掌握「嚴打」刑事政策和輕緩刑事政策的辨證關系，在刑事法律的適用過程中正確把握「寬嚴相濟」，保證憲法精神的落實和刑事司法精神的實現。
❾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❿ 刑法修正案八與未成年人的內容包含哪些
您好：
一、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無累犯」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第6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和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 這一修改主要涉及《刑法》第65條第1款的內容，筆者將其概括為「未成年人犯罪無累犯」制度。由於在累犯這個法定從重情節排除了未滿18周歲者適用的餘地，因而體現了對未成年人予以從寬處理的精神。
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無累犯」制度的理解，應當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關於本條中的「不滿十八周歲」，究竟是指犯罪的時候，還是審判的時候，修正案並未予以明確，但結合本條中的「再犯」含義以及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應當是指犯罪的時候而非審判的時候未滿18周歲。
（二）、對於累犯中涉及兩次犯罪的年齡段問題，有觀點認為，必須前後兩次犯罪都在年滿18周歲以後實施，才構成累犯;也有觀點認為，只要後罪系年滿18周歲以後實施的，即應當認定為累犯。這一問題的解決，尚待司法解釋加以明確，但在筆者看來，結合過失犯罪不構成累犯的規定，將前後兩次犯罪都限定在年滿18周歲以後實施才構成累犯，相對具有合理性與協調性。
（三）、在司法實踐中，涉罪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跡材料是否仍有查實的必要?筆者對此持肯定的態度。由於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在審理過程中存在必要的法制教育的程序，還可能有幫教考察的環節，為了增強法制教育及幫教考察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可以將涉罪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跡情況作為社會調查的一部分予以查實，但是需要注意對此做好相應的保密工作。
二、關於「擴大對未成年人緩刑適用」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對於《刑法》第72條的主要修改內容是，擴大了對未成年人緩刑的適用范圍，這是克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重要配套措施。該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相關四個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司法實踐中，對於被判處短期自由刑的未成年人罪犯，迫切需要避免監禁場所中的交叉感染以及社會化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困境，而對未成年人適用緩刑，可以藉助未成年犯罪人多具有的較強的可塑性，通過營造寬松的客觀環境，為其積極改造、早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創造有利條件，同時也體現了刑法的人文關懷和法律人道主義的價值取向。
適用緩刑是刑法規定的刑罰執行方式之一，由法院裁量而定。但是，由於其涉及到對可能判處緩刑的涉案未成年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採用何種適宜的強制措施，以及檢察機關在向法院提起公訴時是否作出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所以不論是對偵查部門，還是對檢察機關，都要正確認識和理解修改後的法條。具體包括以下方面：
1、未成年人對象所涉及的刑期條件是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從近年來針對未成年人的判決情況來看，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實際上較為罕見。換言之，大多數的涉案未成年人最終都被判處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對於每一名涉罪的未成年人，原則上都有必要進行是否具備緩刑條件的專門考察。
2、條文中所列舉的應當適用緩刑的三類特定對象，即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懷孕的婦女以及年滿75周歲的老年人，均沒有明確是犯罪時候，還是審判時候的年齡，容易引起分歧和爭議，有待權威部門的解釋。
3、對於符合緩刑條件的未成年人對象，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適宜採取何種強制措施?修正後的《刑法》第72條要求對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應當宣告緩刑，根據這里的「應當」，筆者理解為，由於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險性都相對比較小，故在行刑方面適用非監禁刑，顯然立法本意是對其盡可能地採取非羈押措施，那麼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採取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性的強制措施較為妥當，如果偵查部門將這類案件提請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檢察機關宜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決定。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未成年人對象，在採取非羈押措施後，應當盡可能落實相關的監護幫教措施，以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但在司法實踐中，對於非本市籍的涉案未成年人，為了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是否還需要考慮監護和幫教?筆者認為，有必要將其是否具有有效的監護條件及良好的社會幫教，作為判斷對該涉案未成年人是否予以相對不捕以及建議適用緩刑的重要依據。對於此類矛盾，可以依託本市各級檢察機關未檢部門與相關綜合治理部門建立的社會觀護體系加以解決。
4、如何把握「四個條件」。從表述上看，原來「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顯得較為籠統、概括，而修改後則具體化為四個考量因素，即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再犯危險以及社區影響，使緩刑的適用條件相對更加明確，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當然，其中的再犯危險和社區影響，仍然帶有較大的主觀裁量空間，但相對原來的規定，其考量因素的范圍畢竟已有所明確。從內容上看，除了要求考量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和再犯危險這三個直接體現行為人行為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因素外，還要求考量緩刑適用的社會效果，即對所居住的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這與緩刑的非監禁、社會化、開放式的行刑特點相吻合，值得肯定。如何把握好四個條件，對於未成年人而言，採用的方法是結合社會調查和非羈押措施可行性評估，兩者都是特殊檢察事項的重要內容，對於條件的認定如果沒有統一的標准，可以通過這些具體的項目進行評估，在實踐中有一定的操作性。社會調查，是指在判決前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的背景情況向社會有關方面進行調查的工作，為正確處理該未成年人提供參考依據;非羈押措施可行性評估，主要從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個人情況、家庭情況及保障支持條件等方面進行評估。上述兩個項目的內容均採取表格式，操作相對簡便，評估後對於「低風險對象」採取非羈押措施並在起訴時予以直訴;對於「中風險對象」慎重對待，酌情處理;對於「高風險對象」則予以羈押。應該說，這些調查和評估與是否適用緩刑的標准基本是重疊的，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既有的調查和評估項目，使司法機關在判斷時有一定依據和標准，防止隨意性。
三、關於「輕刑犯免除前科報告義務」制度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條明確規定了輕刑犯免除其前科報告義務，這一制度的確立，有效避免了未成年人回歸社會的一些消極影響，有利於其教育改造。根據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對象，可以免除其前科報告義務：一是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二是所犯的罪行依法被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輕罪不報告，並不等同於前科消滅，其犯罪記錄還是存在的。
上述修改涉及到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污點限制公開的內容。所謂刑事污點限制公開，是指將曾經被宣告有罪或者被判處刑罰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記錄，有條件地加以封存的一種制度。刑事污點的存在，使未成年人面臨著重新犯罪可能構成累犯問題;即使不構成累犯，該刑事污點也可能作為酌定情節加重對其處罰。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刑事前科的存在能對犯罪分子和有犯罪危險的人起到較好的警示作用，但該種警示作用對於未成年人來說，其負面影響較積極作用更為顯著，因為刑事污點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未成年犯罪人在升學、就業方面的難度，極大地挫傷了其改過自新的積極性，對於刑罰目的的實現往往適得其反，而刑事污點的限制公開則可以將這種不利因素的影響降低到最小限度之內。與此同時，前文所述的「未成年人犯罪無累犯」制度，雖然只涉及到審判階段以及刑事污點的一個方面，但是實踐操作較為便捷，對於刑事污點限制公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對於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未成年人對象，如何對其相對不起訴的刑事污點進行限制公開，是目前未檢部門正在探索的一項工作，並應經落實了若干個案的試點。雖然刑事污點限制公開制度具有相當的復雜性，特別是涉及與政審、檔案、戶籍、前科報告等制度的銜接與結合，關繫到的職能部門眾多，在具體實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難度，但是其探索的價值與當前社會發展趨勢和要求是不謀而合的。
隨著社會發展節奏增快，很多未成年人自己的想法也是越來越多，而未成年人情緒的控制也越來越難，所以出現了很多的犯罪。從上面的刑法修正案八與未成年人內容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未成年人保護還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對於未成年人要提前教育，不能等犯法的時候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