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疑難

1. 清朝三司會審

三司會審是由唐代的「三司推事」發展而來的。
清入關前，原本未設大理寺，自然也沒有採行三法司會審制度，入關後才沿襲的明制。順治初年通過這種方式審理的案件范圍非常廣大，在程序上一般也分為兩部：先由刑部初審，再由三法司復核。順治十年後，審案范圍縮小至死刑案件，但仍分刑部初審與三法司復核兩階段，並且須奏聞皇帝。康熙年間京師死罪案件即采依此方式審理。乾隆以後，京師死罪案件不再分兩階段審理，而由三法司會同審理，並為一階段完成。但是由於自乾隆以後奏摺的使用逐漸公開范圍也日漸擴大。某些京師死罪案件，刑部得單獨審理專折具奏。嘉慶十三年更於清律第411條（有司決囚第）增訂附例，明確規定死罪案件何者應專折具奏。
具體的做法，還有所謂「會小法」與「會大法」之分。一般情況下，由直接負責該案的刑部清吏司長官召集，大理寺的一名寺丞或評事，都察院的一名御史參加會審。由於參加會審的並非各機構的最高長官，因此被稱為「會小法」。 「會小法」的處理意見被送往刑部會堂之後再由該部堂召集三法司的長官（可能包括大理寺卿或少卿，以及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參加高級會審。與「會小法」相對應，這一會審機構被稱為「會大法」。當「會大法」與「會小法」作出的判決不一致時，案件將被發還會小法以修改原判決。若兩次判決一致，則奏請皇帝簽署。若三法司的會審結果與原發生地省級司法機關的處理意見不一致，案件將被發還原審省級機構，由其重新作出處理意見。但這種情況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發生。也有學者指出，會小法與會大法這種清初定下的制度，在執行中逐漸怠惰而荒廢了。各省的死刑案件，先由刑部擬出讞語，都察院「會復」參核無異再送大理寺，三法司意見相同即輪流『畫題』（寫一『題』字，即簽發之意），刑部即可以三法司名義上奏，因此而真正辦事的仍是刑部。」到嘉慶年間，由刑部「辦就一稿，送畫各處，亦有俟上會議班補畫者」的情形已非常普遍了。

2. 精神病鑒定的司法程序

一、司法程序：

1、首先由人民檢察院委託有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鑒定。

2、司法鑒定機構首先應明確鑒定的目的和要求，審閱案情和病情等有關材料，擬定鑒定方案。

3、對被鑒定人進行軀體的、神經系統的和精神狀態的各項檢查，必要時還應做心理測驗、腦電圖、CT掃描及其他特殊檢査。

4、通常由3〜5人組成的鑒定小組進行鑒定，簡單案件也可由專家個人承擔。最後根據檢查所見，結合案情，進行分析說明，作出鑒定結論，繕寫鑒定書，交付委託鑒定機關。

ps：在某些案件中，因被鑒定人死亡或其有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此時委託鑒定機關#能提供充分的、可靠的客觀材料，還可進行缺席鑒定。

二、這種是鑒定機構考慮多方面的，你們只要根據事實進行描述，法院會根據鑒定機構出示的鑒定書來判定責任。

三、如果認定了是精神病不能承擔刑事責任，你可以向對方監護人索要經濟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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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責任能力認定：

責任能力評定的法律依據《刑法》第18條，其中明確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以上明確規定了評定精神病人作案時的責任能力狀態必須具有兩個要件：一是醫學要件，即必須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學要件，即根據其實施危害行為時精神症狀對其辨認和控制能力的影響。關於不能辨認和不能完全辨認的法律定義。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5條規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病人）如果沒有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不知其行為後果的，可以認定為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人」。因此，評定時首先要明確精神疾病的診斷，並判明其實施危害行為時所處的疾病階段以及疾病的嚴重程度，綜合分析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響，作出責任能力評定 。

⑴無刑事責任能力

精神障礙患者如果處於疾病的發作期且危害行為與精神症狀直接相關，喪失了對自己行為的辨認或控制能力，可以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⑵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尚未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即患者在實施危害行為時，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並未完全喪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這些能力有所減弱的，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精神障礙患者如果處於發病期，但危害行為與精神症狀不直接相關；或間歇期緩解不全，遺留不同程度後遺症的，在這些情況下實施危害行為，其辨認能力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削弱，應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⑶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間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精神障礙患者如果處於間歇期且無任何後遺症狀；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緩解，社會功能良好，在這些情況下，患者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應評定為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各類精神疾病法律能力的評定：

1、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精神障礙

精神分裂症患者違法行為占司法精神病學總數的第一位。一般來講,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發作期出現違法行為，且作案行為與精神疾病直接相關時，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處於發病期，但作案行為與精神症狀不直接相關，或不完全緩解期及殘留期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處於穩定緩解狀態者評定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作案動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參考因素。在幻覺妄想即「病理動機」支配下作案評定為無責任能力；現實動機支配下作案一般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有的既有現實因素，又有病理成分，一般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有的作案沒有明確動機，如一青年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將路過其門前的一名未曾見過面的小學生一刀殺死，鑒定時他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這樣做，不明動機事實上是喪失了辨認和控制能力，評定為無責任能力。

行為能力的評定原則和責任能力的評定原則大體上相同。

偏執性精神障礙等精神病性精神障礙的責任能力、行為能力及其他相關能力的鑒定可以參照精神分裂症的鑒定原則進行。

心境障礙中抑鬱症患者的暴力行為近年來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抑鬱症患者可發生所謂的「擴大性自殺」，是由於病人存在強烈的自殺觀念，又出於對配偶或子女處境的同情和憐憫，認為自己無能為力和不忍心遺棄親屬，因而在自己自殺前殺死親屬而後自殺。

在責任能力評定上，具有抑鬱妄想綜合征的抑鬱患者對自己的行為往往喪失辨認能力，一般判定無責任能力；而具有焦慮症狀（或激越性）的抑鬱患者對自己的行為往往具有辨認能力或辨認能力下降，一般應視為有責任能力或限定責任能力。

2.腦器質性精神疾病、軀體疾病及精神活性物質所致精神障礙

腦器質性精神疾病、軀體疾病所致精神障礙在臨床上表現為急性腦病綜合征，主要表現為意識障礙，喪失了對自身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出現違法犯罪時，評定為無責任能力。

腦器質性精神疾病、軀體疾病所致精神障礙也表現為慢性腦病綜合征和精神病性症狀，表現類精神分裂症、抑鬱狀態、類躁狂狀態，達到精神病性程度，如果作案行為與精神疾病直接相關時，評定為無責任能力，程度較輕的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表現為人格改變者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部分從輕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表現為智能障礙者參照精神發育遲滯評定責任能力。

精神活性物質所致精神障礙常見形式為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急性酒精中毒後由於出現意識障礙，辨認和控制能力均受到損害，容易出現違法犯罪行為。普通醉酒狀態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因為在飲酒前被鑒定人就應預見飲酒後可能出現的後果；

復雜性醉酒一般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酒精中毒性腦病、酒中毒性妄想症、酒中毒性幻覺症等，由於其病情達到精神病性程度，參照精神分裂症鑒定原則進行評定，一般評定為無責任能力和無行為能力。

3.精神發育遲滯

精神發育遲滯在我國司法精神病鑒定中居第二位，僅次於精神分裂症。精神發育遲滯患者辨認和控制能力削弱，容易接受暗示和教唆而犯罪，也容易受到人身侵害。女性患者常因被強奸或誘奸而要求鑒定其行為能力和性防衛能力，以明確施加侵害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責任。一般參照智商結果予以評定。

智商在34 分以下者為無責任能力，35～49 分者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智商在50～69 分者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行為能力評定原則大體相同。應該指出的是，智商測定不應是我們評定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唯一依據，應結合生活、學習和工作能力綜合評定。

4.人格障礙和性心理障礙

狹義的人格障礙指反社會性人格障礙。反社會性人格障礙者缺乏正常的道德倫理觀念，行為具有沖動性，容易出現違法犯罪行為。生物學研究發現這類人的大腦成熟延遲，皮層警覺性低下，腦電節律變慢，表明腦功能不良。

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自己的行為仍有充分的辨認能力；而且人格障礙的程度越嚴重，反社會性就越強，對社會危害性越大，醫療措施難以奏效，必須給予強制性處罰措施，一般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對曾有腦部疾病病史和腦損傷病史、腦電圖或腦影像學檢查有明顯異常者，可以酌情評定為有（部分）責任能力，但應嚴格掌握。

各類性心理障礙者一般現實檢驗能力並未受損，未喪失是非辨別能力，對自身的所作所為能夠清楚地評價，一般評定為完全責任能力。戀屍症、性施虐症等，因其社會危害性較大，法律上往往從重處罰。

3. 假葯案該如何定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生產、銷售假葯，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

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

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一百五十條的規定，單位犯生產、銷售假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個人犯生產、銷售假葯罪的法定刑處罰。

《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三條 經省級以上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葯品檢驗機構鑒定，生產、銷售的假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1、含有超標準的有毒有害物質的;

2、不含所標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貽誤診治的;

3、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可能造成貽誤診治的;

4、缺乏所標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 。

生產、銷售的假葯被使用後，造成輕傷、重傷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生產、銷售的假葯被使用後，致人嚴重殘疾，三人以仁重傷、十人以上輕傷或者造成其他特別嚴重後果的，應認定為「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

第九條 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製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 。

第十條 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十一條 實施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查處，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第十二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從重處罰。

構成本罪同時構成一百四十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依照處刑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3)刑法的疑難擴展閱讀

案例：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銷售假葯案一審宣判 11人獲刑

連雲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連雲港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銷售假葯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犯銷售假葯罪，分別對其中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九個月至六年六個月不等的刑罰，

對被告人王蜂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並分別判處數額不等的罰金；對被告人馬前、曹旋昌、馬毛毛等三名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在被告人王蜂緩刑考驗期間，禁止其從事葯品銷售活動。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7月間，被告人林永祥、張旭、馬慶志、柳楊、張歌萌、喻甦、韓柏龍、唐寧、李振岳、何永高、林翔、王蜂、馬前、曹旋昌、馬毛毛等人，

通過印度人ANKIT(音)或通過他人購進大批「吉非替尼」(Gefitinib TabletsIP Geftinat，又稱「易瑞沙」)、「甲磺酸伊馬替尼」(Imatinib CapsulesIP，又稱「格列衛」)、「鹽酸埃羅替尼」(Erlotinib Tablets，又稱「特羅凱」)、

「甲苯磺酸索拉菲尼片」(Sorafenib tosylate Tablet，又稱「多吉美」)等葯品，然後在國內通過網路或通過到醫院向醫生、患者推銷等方式，在國內加價銷售。

經連雲港市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認定，上述葯品均標示：Made in India by:NATCO，外包裝均未標示進口葯品注冊證號，外包裝、標簽及說明書無中文標識，在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數據查詢系統中未查詢到我國進口印度生產的上述葯品，屬於未經批准進口的葯品。

其中，被告人林永祥銷售金額共計350餘萬元；被告人張旭銷售金額共計590餘萬元；被告人馬慶志銷售金額共計430萬余元；被告人柳楊銷售金額共計340餘萬元；被告人張歌萌銷售金額共計190餘萬元；

被告人喻甦銷售金額共計210餘萬元；被告人韓柏龍銷售金額共計150餘萬元；被告人唐寧銷售金額共計150餘萬元；被告人李振岳銷售金額共計130餘萬元；被告人何永高銷售金額共計50餘萬元；被告人林翔銷售金額共計40餘萬元；

被告人王蜂銷售金額共計35萬余元；被告人馬前銷售金額共計10萬余元；被告人馬毛毛明知被告人馬前銷售的葯品為未經批准從國外進口的葯品，仍然幫助被告人馬前運送、銷售；被告人曹旋昌銷售金額共計5萬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