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訴訟資源
『壹』 濫用司法資源如何判定
法律分析:濫用民事訴權是指當事人明知或應當知道自己的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不正當目的,利用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利,以合法形式進行不正當的訴訟,以期通過訴訟糾纏法院或對方當事人,從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及司法資源浪費的的行為。其特徵有三:(1)濫用民事訴權行為是行為人出於非法目的,不正當行使訴權,給對方造成損害,這時本質特徵;(2)濫用訴權行為具有行使訴權的表面形式,這時形式特徵;(3)濫用訴權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具有違法性,這是法律特徵。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貳』 刑事訴訟程序浪費司法資源可以從哪些方面進行分析
庭前准備來階段1、確定合議庭組源成人員2、起訴書送達被告,並告知其有權委託辯護人,享有辯護權利。3、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檢察院。4、傳喚當事人,通知其他訴訟參加人。5、根據案件情況決定是否公開審理。6、決定適用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審理庭審階段1、審判長查明當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合議庭組成人員及其他訴訟參加人的名單;告知是否申請迴避;2、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當事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向被告人發問。3、證人作證;4、公訴人、辯護人出示證物,並進行法庭調查;5、根據情況,可以休庭,調查核實證據;經合議庭同意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6、法庭辯論;7、審判長宣布辯論終結,被告人作最後陳述;8、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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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加強司法解釋規范司法行為,努力開創民事審判和執行工作新局面,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上下條文主旨條文理解審判實務)由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主編
『肆』 什麼是司法訴訟
訴訟是指國家審判機關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內下,依法解決訟容爭的活動。平等主體當事人之間發生經濟糾紛提起訴訟,適用《民事訴訟法》解決紛爭。
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後,應當依法進行下列工作:
1、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對公訴案件的審判,一般都應依法由審判員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並依法確定1人為審判長。在確定合議庭組成人員時,還應確定書記員人選。
2、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10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對於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託辯護人,或者在必要的時候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3、將開庭的時間、地點在開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審判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對於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庭審判,人民檢察院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
4、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3日以前送達。
5、公開審判的案件,在開庭3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伍』 我國的訴訟法律制度
在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就本文的概念使用和材料來源作兩點說明: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民事訴訟」,大致就指官方的民事糾紛處理辦法,因為,只有在這樣一個寬泛的意義上,關於「中國古代民事訴訟程序」的論述才不至於無話可說。現代意義上的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的概念均來自西方,要從其本來的內涵上定義這些部門法,我們幾乎很難說中國古代有「民事訴訟法」——正如我們很難說中國古代有「民法」一樣。
其次,雖然各朝民事訴訟制度均有所不同,但古代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模式或者說基本制度原理,卻是幾千年維持不變的。我們關注的正是這種訴訟程序的基本制度原理,為此,就沒有必要對各朝的民事訴訟程序作一個從前到後的介紹[3],而只要選擇一個代表性朝代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範本來分析就足夠了。清代民事訴訟程序是一個合適的範本:一方面,這是中國古代訴訟程序最完善最成熟的一個朝代;另一方面,關於清代民事審判的法史學研究成果也是各朝中相對豐富的。以下主要藉助有關清代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從四個方面闡述中國古代民事訴訟程序的一般制度原理。
1、司法資源的配置
司法資源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配置狀況,決定著一種訴訟程序的基本結構。比如,就像我們下文將要談到的,在古羅馬訴訟程序中,法官掌握的司法資源相當有限,而當事人在訴訟進程的推動方面居於主導地位;而當事人在訴訟中又是平等的。這樣,當事人的平等對抗就成為古羅馬訴訟程序的主要結構特點。
而在古代中國,天平完全傾向於地方官一面。這首先體現在在法庭的設計和訴訟主體空間位置的安排上。地方官的座位是高高在上的,他的頭頂上方是用大字書寫著「明鏡高懸」的匾額。司法官座位的下面,左右兩側是一字派開的衙役,他們的手中拿著作為刑具使用的竹板。而當事人和證人是不能坐的,他們要跪在地上——原告和被告跪在兩邊,證人跪在中間,[4]聽候父母官的訓斥和發落。這樣的場面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熟悉的。正如斯普林克爾指出的,「法庭的設計是為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州縣官作為皇帝代表的地位,也是為了強調所有其他的人都微不足道。」[5]而當事人空間位置的安排除了強化了這一點之外,還隱含著這樣的判斷:訴訟本來就是不應該的事情,將官司打到衙門,受到這樣的屈辱是理所應當的。其次,這還體現在司法權力與訴訟權利的對比關繫上。如果說法庭的設計和當事人位置的空間安排只是製造了一種「在這里一切官員說了算」的外觀,那麼司法權力與當事人訴訟權利之間的對比關系則在實質上確認了這種「一邊倒」的局面。地方官可以在任何時候向當事人以及有關證人進行調查、詢問,這是毋庸多說的。更重要的是,為了獲得地方官心目中的糾紛解決,他甚至可以使用刑訊手段來獲得口供。雖然這是受到限制的,但對那些在地方官看來確屬刁蠻無理的當事人,這總是一種頗有威懾力的手段。與此相對,幾乎沒有關於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規定。最後,這還體現在判決的依據方面。地方官審案時,雖然也要傳喚證人,調取證據,但這只是為了使他本人對案件真相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因為在清朝,「法官並不是根據證據的效力大小判案,而是根據自己的信念。」[6]在法律適用方面,與重罪案件的嚴格依法判決相比,在民事訴訟中地方官有著更大的自由裁量權。這一方面是因為有關民事的法律條文在朝廷的律例中極其缺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類案件中,「根據清理,通融無礙地尋求具體妥當的結局就是地方官的職分。」[7]
2、程序展開的方式
一般認為,清代地方官解決民間糾紛的主要方法是「調處」和「判決」。但務必注意的是,這是一種相當模糊的劃分方法。首先,在清代民事訴訟中,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由法官嚴格適法作出的「非黑即白」的裁判。雖然州縣官開庭審理後都會作出某種裁定(堂諭),但只有當「各當事人提交了稱作『遵依結狀』的誓約書,表示對裁定的認可後,一個案件才算大致解決了。」從這一點來出發,滋賀秀三把清代民事審判看作一種「教諭式的調解」(didactic conciliation)。[8]但是又應看到,「這種具結不過是形式性的東西。知縣一旦作出判決,當事人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不然是會受刑或被押不放的。」[9]從這個意義上,將這種結案方式看作「調解」,起碼在字面上是容易產生誤解的。因為在現代法律術語中,「調解」總是與合意、當事人自願這類正當化基礎相聯系,而在上述的具體結案中,法官事實上是單方面作出了判斷。[10]因此,在清代民事訴訟中,很難說存在著「調處」和「判決」這兩種對立的糾紛處理方式。如果真要把糾紛的處理結果作一下劃分,或許只能根據裁決的內容把案件分為「單方勝訴」案件和「無人勝訴」案件——就像黃宗智所做的那樣。[11]
清代法律對民事案件的起訴和受理做了些規定。[12]每個月有幾天固定的時間受理民事訴訟,在這幾天里,州縣官必須親自坐堂接受人們的控告。若案情重大,原告並未錯告或誣告,則可隨時告狀,或者攔轎,或者衙門前擊鼓告狀。呈控必須是書面形式的,因此有了代書的職業。在接到這些起訴後,州縣官要通過當堂質問,決定是否受理控告。他需要在訴狀末尾寫上一批,或宣布受理,或說明不受理的理由。由於大多數州縣官不熟悉法律,因而只能由他們的幕友代為擬批。對於州縣自決案件,州縣官可以在庭審結束後當堂宣布判決。此外,法律規定,州縣官管轄下的民事案件必須在二十日內審結;但該規定在實踐中顯然沒有被很好的遵守。
除此以外,關於程序的運作似乎就沒什麼好講的了。正如我們前文談到的,在清代民事訴訟中,權力的天平完全傾向於地方官一方。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地方官是訴訟中唯一主體,而其他的所有人都不過是協助他認識案情的助手或者工具而已。在這種「一人司法」中,現代西方訴訟程序中的那些技術性安排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事實也正是如此,出於認識案情的需要,地方官幾乎可以不受任何的程序約束。地方官可以在法庭上按照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詢問當事人和證人;他可以大聲呵斥當事人和證人,甚至以動用刑訊的威脅來迫使他們講真話;他還可以利用下屬官吏的幫助進行私訪以調查案情。而以上述所有方式取得的證據都可以毫無妨礙的被使用,沒有任何「證據規則」的約束。事實上,這些東西是不被看作(現代意義上的)所謂「證據」的:它們在判決中也許根本不會出現,它們只是幫助地方官形成對案件的完整認識的一些分散的信息而已。
3、審級和既判力
考察這兩種制度對我們認識清代民事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意義表現在:這兩種在現代訴訟程序中居於基礎性位置的訴訟制度,在清代根本就不存在。
首先看看審級制度。「如果感到州縣的審理不能令自己滿意,當事者任何時候都可以上訴」,並且「上訴可以說是被允許無限制地提到官府的等級構造的任何級別上去。」[13]不過,這類上訴大多都被批回州縣重審,只有極少數牽涉到原州縣官曲法枉斷的案件,才由府、道、省提審。[14]這說明,起碼在制度的層面,上訴是沒有任何審級限制的。
與此相聯系,既判力的觀念對古代中國人也是陌生的。在國家法律上,並沒有訴訟進行到某個時刻即告終結的規定;從理論上講,當事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翻案。如果我們把在訴訟進行到某個環節做出一個不容爭論的裁判作為法院的一個特徵,那麼在古代中國是不存在這樣的法院的。
4、實體法適用
前文已經提到,在民事訴訟中州縣官的自由裁量權很大。但這並不意味著州縣官審判案件就是完全主觀的和隨意的。那麼,他們裁判案件的依據是什麼?——是三位一體的「清理法」,還是官方的制定法?對此並不是沒有爭論。
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為,清代地方官在處理民事糾紛時,更多地是依據情理來對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進行全面的調整,而非運用法律對事實作單方面的判斷。但這並不意味著法律就被輕視或無視,因為法律本是基於情理而定的;而在法律條文的適用中,還要通過情理加以解釋或變通。總而言之,情理與國法的關系就好比大海與冰山——「由情理之水的一部分所凝結成形的冰山,恰恰是法律。」 [15]
對滋賀的觀點,黃宗智提出了批評。通過對四川巴縣、河北寶坻、台灣淡水三地清代法庭檔案的實證研究,黃宗智發現,「清代的審判制度是根據法律而頻繁地並且有規則地處理民事糾紛的。」[16]黃宗智指出,過去學者對清朝法律的研究,往往為其「官方的表達」所迷惑,認為清朝是一個不關心民事糾紛的朝代,大清律例有關民事方面的規定不僅少而且粗略,遠不足以為具體的審判活動提供規范。通過對州縣衙門實際審判記錄的研究,黃氏認為,在實際運作中,大清律例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後來不斷修改和增補的部分「例」文,這些例文中包含了大量的民事規定,而官府審判民事糾紛時,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依據這些規定對案件作出了明確的勝負判決。「只要可能,他們確實樂於按照官方統治思想的要求採用庭外的社區和宗族調解。但是,一旦訴訟案件無法在庭外和解而進入正式的法庭審理,他們總是毫不猶豫地按照《大清律例》來審斷。換言之,他們以法官而非調停者的身份來行事。」[17]
假如黃宗智先生的觀點成立,那麼我們過去關於中國古代法律的許多基本論斷都將受到挑戰。但從黃著用來證明官府依例裁斷的例子中,我們卻看不到這種「顛覆性」的力量。黃著並沒有舉出一件官府明確遵照某一律例作出判決的案例,相反,所有的斷案依據都是在黃氏看來「雖未言明但是顯而易見」地體現於律例中的某種原則。比如,從關於「盜賣田宅」的禁止性規定中看出「維持和保護合法的土地所有權」的民法原則,從關於拖欠地租的禁止性規定中看出「維護田主收租權利」的原則,從關於拖欠私債的禁止性規定中看出「維護一方當事人追還債款的權利」的原則,等等。[18]正如梁治平所言,且不論對這些原則的表述是否恰當,我們至少可以肯定,這類「原則」並非清代法典所獨有,它們是私有制度的一般原則。[19]通過這樣的比附斷定清代州縣長官是在依例斷案,似乎缺乏說服力。黃氏認為大清律例中包含了大量具有操作性的民事規定,因為一方面這些規定對民事案件的審斷確實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律例中的懲罰措施在案件審理中極少被運用,因此它們只是具有「刑事」的假象。對這種現象,滋賀季三將其看作主要是與國法有著共同的道德基礎的「情理」在發揮作用,而這樣的解釋難道不是同樣成立的嗎?事實上,對於民事審判而言,大清律例的有關規定只是對各種民事違法行為表明了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滋賀那裡是「情理法」一體化的民事法源中的組成部分,而在黃氏那裡則變成了「民法原則」。由於實證研究所能提供的支持遠不足以證明其論點,黃宗智提出了若干「抽象度頗高的理論觀點」,但正如日本學者寺田浩明指出的,這些理論亦相當勉強:這種勉強「歸根結底來自於越過聽訟與民事習慣的大致對應這種事實性關系,而直接得出了『依法保護權利』這一規范性命題。」[20]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仍然傾向與認為:在清代民事訴訟中,州縣官並不是嚴格按照制定法來斷案的。那麼他們是依據什麼斷案呢?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情理「,還有沒有其他的法律淵源?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且同樣是存在爭議的。[21]但我們的討論就到此為止。就本文的主題而言,只要我們明白中國古代的民事訴訟並不是一種嚴格適法判決的過程,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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