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全文

Ⅰ 法院為什麼要大量增加審判輔助人員

為了健全法官助理、書記員、執行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科學確定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數量比例，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切實減輕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探索以購買社會化服務的方式，優化審判輔助人員結構。

該意見不僅指明了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確了審判輔助人員來源渠道、來源方式的改革思路。「周強指出，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改革試點有序推進，誰辦案誰負責的新型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初步形成，法官辦案積極性責任心增強，辦案質效提升，改革成效逐步顯現。

要進一步堅定信心，全面推進司法責任制及相關改革。要加強組織領導，強化跟蹤問效，狠抓工作落實，確保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務精準落地，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要堅持從嚴治黨、從嚴治院，狠抓隊伍建設，以良好的紀律作風和公正高效的審判切實體現改革成果。周強強調，要全面推進司法責任制及相關改革，最大限度激發改革內生動力。

要按照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部署，抓緊全面推開司法責任制改革，確保改革政策落實到位、改革紅利釋放充分、改革效果明顯提升。

要推動司法責任制正確實施，堅持問責與免責相結合，保護法官辦案積極性，要正確處理放權與監督的關系，確保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

(1)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全文擴展閱讀：

《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簡稱「四五改革綱要」），

六、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法官為重心，全面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努力提升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類科學、分工明確、結構合理和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

Ⅱ 為什麼要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法院

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司法機關存在二個主要弊端：在管轄所屬行政區劃內案件時，易受地方保護主義干擾，影響司法獨立。另外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機關承擔業務量有很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資源出現閑置，一些地方卻要承受巨大案件數量壓力。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法院的目的，就在於解決上述問題。

一、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司法機關的二個主要弊端。

依據法院組織法，各級法院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同級法院向同級人大負責，接受同級人大的監督和罷免。而各地方上下級人民法院之間，地方法院與最高人民法院之間，只有法律上的監督關系，不是領導關系。由此造成法院機構設置的地方化，隸屬關系的地方化的事實。因此出現兩大問題，首先，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司法機關在管轄所屬行政區劃內案件時，易受地方保護主義干擾，影響司法獨立。另外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機關承擔業務量有很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資源出現閑置，一些地方卻要承受巨大案件數量壓力，苦不堪言。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二、如何設置跨行政區劃的法院

設置跨行政區劃的法院，實質就是改變按行政區劃的設置方法，改為按照案件數量的多少和人口密度的大小來劃分司法區，在此基礎上設置法院。

2014年7月最高法發布的《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就8個重點領域提出45項重要改革措施。其中也提出要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國內其他國家機關已有這種模式。人民銀行已經撤銷所有省級分行，依據金融監管工作量的多少，而不是地域面積大小。選擇跨省分行的駐地，主要考慮了各地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和地理交通條件諸要素。

Ⅲ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的介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發〔2015〕3號印發《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專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屬2014—2018） 》。該《意見》分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總體思路、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原則、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任務、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工作要求4部分。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優化人民法院內部職權配置；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

Ⅳ 刑事案件開庭宣判後罰款是否上繳國庫

刑事案件中，准確的說應該是罰金。對於罰金的執行，一般由第一審人民法院負責裁判執行的機構執行。執行所得的財產是應該及時上繳國庫的。

Ⅳ 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綱要」有哪些亮點

在千呼萬喚之後，讓人眼前一亮的好消息終於來了。新年伊始，一個有關未來五年司法改革走向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終於出台了。
2014年7月初，最高法院在濟南會議上發布了一個語焉不詳的有關「四五改革綱要」的提綱性內容，為此引出了各大媒體的誤傳報道乃至多種猜測。最高法院領導可能也意識到了這些猜測乃至希望的呼聲，因而決定進行修訂。當時，正值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如何吸收四中全會的重要精神，當然也成了修訂者必須重點考慮的問題。
今年兩會召開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2月26日正式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法發〔2015〕3號），並將之作為修訂後的《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貫徹實施。我們看到，與去年7月發布的「四五改革綱要」大概內容相比，剛剛發布的《意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最高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主任賀小榮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過去的「四五改革綱要」是45條，現在已經擴展到了65條。因此，整個《意見》涉及的內容包括7個方面、65項改革舉措，約11000字。
毫無疑問，這份涉及法院組織體系、司法管轄制度、法官履職保障、審判權力運行、法院人事管理等各個層面的《意見》，必然是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的重要綱領。也就是說，無論是叫《意見》還是稱「改革綱要」，未來五年的司法改革走向均已載入其中。那麼，這一份修訂過的「改革綱要」與去年7月發布的提綱性內容有什麼區別？這份《意見》到底說了什麼呢？究竟有哪些亮點呢？ 
眾所周知，近十幾年以來，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在以下三個層面進行了不同程度地探索與努力：一是以「司法獨立」為核心的司法制度宏觀架構的改革，即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好國家的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的相互獨立性和平衡制約機制即司法權力配置問題；二是以「司法公正」為核心的司法系統內部的制約和監督機制的改革，即如何解決縱向上下級司法機關之間的領導和監督機制、橫向的檢察對審判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有關司法人員的內部選任和獎懲機制、有關律師對審判和檢察的監督機制等；三是以「司法效率」為核心的具體的司法程序的改革，即如何解決在保證司法公正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的問題。
對此，這份「四五改革綱要」既回應了近年來司法改革的探索與努力，又吸收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從而對諸如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推進法院人員職業化建設等與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有關的重大改革難題，做出了周密部署與精心規劃。同時，還設定了具體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是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權責明晰、權責統一、監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形成體系完備、信息齊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建立覆蓋全面、系統科學、便民利民的司法為民機制。二是到2016年底，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形成定位科學、職能明確、運行有效的法院職權配置模式。三是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類科學、分工明確、結構合理和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四是到2018年底，推動形成信賴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
通過閱讀與研究，從媒體人的眼光來看，我認為，這份「四五改革綱要」在如何解決推進司法改革的進程中，將對以下六大困惑或者難題予以解惑與攻堅，以求實現體制性突破。
一是在管轄體制上解決上下關系。除了散見於七個部分的文字表述，從第1項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的設立與第4項行政案件管轄制度的改革乃至第19項完善審級制度、第20項強化審級監督的內容來看，司法改革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上下級法院的監督職能定位問題。第一巡迴法庭與第二巡迴法庭已經開始掛牌辦公，其職能是審理跨行政區劃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以確保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並致力於調整跨行政區劃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級別管轄制度，最終實現與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轄范圍的有序銜接。而行政管轄制度的改革則是希望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逐步解決「去地方化」問題。當然，還要進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制度，科學確定基層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轄范圍，逐步改變主要以訴訟標的額確定案件級別管轄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完善提級管轄制度與審級監督制度的改革，明確一審案件管轄權從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轉移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嚴格規范上級法院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的條件和次數，完善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文書的公開釋明機制和案件信息反饋機制，從而真正實現一審重在解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二審重在解決事實和法律爭議、實現二審終審，再審重在依法糾錯、維護裁判權威的司法改革目標。
二是在工作機制上解決內外關系。有關這方面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第三部分「優化人民法院內部職權配置」與第四部分「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的規定中。著重通過解決從

Ⅵ 鐵路運輸法院的介紹

鐵路法院初建於1954年3月，到1956年初，鐵路運輸檢察院的各級機構普遍建立。主要受理涉及鐵路運輸、鐵路安全、鐵路財產的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2009年7月8日， 中央下發關於鐵路公檢法管理體制改革的文件，要求鐵路公檢法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系，鐵路法院整體移交駐在地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高級人民法院管理。截止2012年6月底，全國鐵路法院完成管理體制改革，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系。最高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即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指出，根據中央司法改革精神，鐵路法院將改造為跨行政區劃法院。即以科學、精簡、高效和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為原則，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構建普通類型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受理、特殊類型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受理的訴訟格局。將鐵路運輸法院改造為跨行政區劃法院，主要審理跨行政區劃案件、重大行政案件、環境資源保護、企業破產、食品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響的案件、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和原鐵路運輸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目前，北京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已經改造為跨行政區劃法院，即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Ⅶ 司法體制改革交出怎樣的「成績單」

2014年至2017年9月，總 書 記主持召開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48個司法改革文件，其中涉及司法責任制改革、立案登記制改革、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等法院領域的重要改革方案31個，為人民法院推進司法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Ⅷ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

Ⅸ 何帆的介紹

男，1978年1月出生抄於湖北省襄陽市，現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規劃處處長、高級法官。1先後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06年獲刑法學博士學位。1999年至2000年在武漢市公安局巡邏民警處見習，2000年至2003年在武漢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處工作。22006年進入最高人民法院。3其中，2006年至2007年先後在雲南省玉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四庭從事刑事審判工作。現主要從事司法改革的調研、規劃及方案起草工作，是《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台建設的若干意見》的主要起草人。4業余從事法政題材作品著譯，有專著、譯著若干。5被《南方人物周刊》評選為2014年「中國青年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