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法國

① 亨利 菲利普 貝當 的生平及他的性格 品德

亨利·菲利浦·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3日）法國陸軍將領、政治家，也是法國維希政府的元首，總理。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法軍總司令，帶領法國與德國對戰，被認為是民族英雄，1918年升任法國元帥。曾任陸軍總監、國防部長等職。1940年任法國總理時，因向德國投降議和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
[編輯本段]早年
貝當是一個天主教農民之子，在1876年加入法國陸軍。
[編輯本段]第一次世界大戰
貝當在一次大戰期間成為法國英雄，被稱為「凡爾登的救星」。在1914年開戰時，貝當是一個正待退休的上校，戰爭開始後被升為旅長，後升為師長，在10月任第二軍軍長，1915年7月升為第二軍團司令，在1916年的凡爾登戰役中指揮當地法軍擊退德軍進攻。1917年貝當升為法國陸軍總司令，1918年11月升任法國元帥。
[編輯本段]兩次大戰間
貝當在1934年曾進入內閣，任國防部長一職。
[編輯本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維希法國
1940年6月，貝當在德軍向法國內陸大舉推進之際就任法國總理，在6月22日與德國簽訂停火協定。根據該協定，法國的大部份地區被德軍佔領，只有南部及東南部一帶例外。隨後法國國會通過議案，授予貝當憲法、立法、行政及司法權力，並暫停憲法，令貝當擁有獨裁者的權力。貝當政府總部設在法國中部非佔領區的維希，故被稱「維希政府」。維希政府為軸心國提供大量物資，又曾下令在海外屬地的法軍對抗盟軍，以及容許軸心軍在海外屬地過境。1942年11月11日，德軍突然佔領法國餘下的非佔領區。1944年盟軍登陸法國後，維希政府在9月遷至德國境內。
[編輯本段]戰後審判
1945年4月，貝當回到法國接受叛國罪審訊，其後被定罪及判處死刑。貝當在8月獲戴高樂以年老為理由減刑至終身監禁，在1951年去世。1951年7月31日，貝當死於囚禁地耶島。

②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③ 二戰中，法國投降了嗎

是的。當時的法國政府宣布投降。在法國宣布投降後，戴高樂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戰斗，發起「自由法國」(後改為「戰鬥法國」)運動，組建並領導「自由法國」武裝力量轉戰近東、非洲、巴爾干，參加諾曼底登陸和解放法國本土的作戰行動，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④ 法政手抄報需要三個故事故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謝謝！

死刑民意到底該如何判斷？.

誰說美國大法官不重視民意？但凡爭議較大的案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都會以「民意支持」、「舉國共識」作為裁判依據。然而，到底誰代表民意？舉國共識又該如何判斷？九人從來是各持一詞，甚至在判決意見中相互鬥嘴。這類情形，在死刑案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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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審法官與冤假錯案 .

前不久，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因涉嫌挪用公款，被預審法官西梅奧尼告上了法庭。有人奇怪，法官怎麼干起檢察官的活兒了？事實上，在法國，預審法官雖冠以「法官之名」，但並無定罪許可權，而是負責指導警察辦理大案要案，決定傳喚、拘捕，所以又被稱為「超級警察」。吊詭的是，盡管預審法官不畏權貴，在希拉克案中大出風頭，但根據現任總統薩科奇今年1月批準的司法改革規劃，預審法官制度很快將被取消，統一改由檢察官指導警察辦案。這項改革的起因，與一位名叫法畢斯·布赫格的年輕預審法官有很大關聯。

2001年2月，剛從司法官訓練所畢業的布赫格，負責調查一起兒童遭受性侵害案件。經過調查，布赫格發現本案牽涉甚廣，遂加大偵訊力度，先後拘押了17名嫌疑人。上述拘押行為，幾乎全部建立在受害兒童證詞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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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死囚的「雙重危險」 .

美國自1976年恢復死刑以來，並不禁止對弱智者適用死刑。直到2002年，聯邦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訴維吉尼亞州案中裁定處決弱智者違憲，各州才停止對在押弱智死囚執行死刑，並著手為其減刑。既然智商高低決定生死，當然有必要重新評估在押死囚的智商，以確定是否減刑。問題是，新的評估該使用什麼標准，又由什麼組織，通過什麼程序來認定？畢竟，如果沒有配套程序支持，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例，都可能因缺乏制度根基而被架空。聯邦最高法院2009年6月宣判的博比訴比斯案（Bobby v. Bies），就是由阿特金斯案延伸出的一起案件。
在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對公民施以「殘忍與不尋常的懲罰」。然而，修憲者並未闡明，「殘忍與不尋常」的含義到底該如何界定。比如，死刑本身到底算不算「殘忍」刑罰？即使保留死刑，槍決、電刑等死刑執行方式算不算「殘忍」懲罰？如果注射死刑不能一針致命，甚至給被告人帶來的痛苦要大於槍決，那麼注射又算不算「殘忍」懲罰？此外，對弱智者或未成年人執行死刑又算不算「殘忍與不尋常的懲罰」？可以說，美國死刑法的每一步推進，幾乎都是對上述問題的回應。進入21世紀，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通過一系列裡程碑判例，先後在這些重大問題上表明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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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利亞大法官的新傳記封面，作者Joan Biskupic同時亦是奧康納大法官的傳記作者）

常有記者、編輯朋友向我抱怨，某某法官拒絕就某案接受采訪，某某法官拒絕就某事撰寫評論。我一般都會替法官辯白：人家做得對，案子沒有判，當然不能隨便發言。有朋友反駁說，自己辦的案件不便評論倒可理解。可是，湖南法院的案子，為什麼湖北法官就不能評論？下級法院判得不公，上級法院法官為何不能評點呢？每當此時，我都會給朋友講一個美國判例。

1998年，加利福尼亞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博德曼將當地司法懲戒委員會告上了法庭。博德曼選擇打官司，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他之前審理的兩起案件中，兩名女性被告人都通過不斷懷孕生子騙取救濟金，用於酗酒、吸毒，孩子則丟給別人寄養。博德曼認為，兩名被告都有毒癮，以後生下來的小孩很可能有先天缺陷，遂判決兩人必須先植入避孕裝置，才可獲得緩刑。

⑤ 世界上最後一個帝國是哪個國家

帝國是個很籠統的概念。你要說名字里有「帝國」的話，應該是1977年博卡薩建立的「中非帝國」，他稱帝後加冕為「博卡薩一世」，是一個和烏干達的阿明一樣特立獨行的獨裁者，據說稱帝是因為他很崇拜法國的英雄拿破崙。為了滿足他的私慾，以及擴大國際影響，登基大典非常奢侈，並完全依照拿破崙的加冕典禮進行，動用了幾千瓶法國葡萄酒、200多輛賓士和標致的豪華轎車，他自己的皇冠等飾物一共用掉了2000克拉鑽石，花掉了當年中非政府的四分之一，還有法國也資助了一些。整個登基過程都有前宗主國法國的保護。

博卡薩年輕時在法國殖民地軍服役過，在二戰對維希政府和後來對越戰爭中立了功，後來中非獨立時還被戴高樂接見，指派去擔當新的中非軍隊的訓練工作，並成為中非軍隊的主要領導人。中非盛產鈾，對法國發展核工業核武器很有幫助，因此他一直受法國支持，1966年推翻他的表弟達科（也是一名獨裁總統），此後一直做總統做到稱帝。但是他稱帝沒多久，就開始通過擴大政府專營制度向人民橫征暴斂，他強行向全國中小學生攤派由他妻子（皇後）開辦的工廠生產的印著皇冠的新校服，價格貴質量也差（當時很多孩子飯都沒得吃，哪裡買得起校服？），不接受者開除學籍、家長開除公職，首都班基的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他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大批未成年的學生被拘捕、殺害，他自己也參與了部分殺害過程，全國立刻陷入動盪，國際社會對他的行為都予以了強烈譴責和制裁。而且這個時候他被爆出和卡扎菲有勾結（據說是為了向利比亞討要援助），威脅著對法關系。法國見此情景，也不得不立刻收手，停止一切對他的支持，趁他訪問利比亞之時派遣特種兵護送著前總統、他的表弟達科重掌政權，恢復共和國，「中非帝國」滅亡。

博卡薩此時立即向卡扎菲要求政治避難，被拒絕，不得不飛到法國暫避，不久象牙海岸以不準參與政治活動為條件邀請他前去避難，同時中非的新政府收回了他留下所有的奢侈品並通緝他，他卻仍然聯系了當時的法國總統希望回國准備復辟，科政府察覺後認為他違反條件就將他驅逐回法國。1982年，達科政權被另一個法軍出身的高級軍官科林巴推翻，成為中非第三位、第四任總統，博卡薩認為復辟時機已到，1986年就攜家眷隱姓埋名、輾轉歐洲多國返回班基，一下飛機立刻被識破並逮捕，次年開庭被判處死刑，第三年又被科林巴特赦減刑為勞役。1992年獲釋，最後只以法國使館三個月發放一次的「法國外籍軍團退休金」維持生活，直到1996年病死。

——（都是我手打的啊！）

⑥ 自由刑執行的基本原則

行刑是刑罰的實質階段。刑罰報應與預防有賴於高效合理的行刑機制的運作；刑罰人道公平的價值理念也須有相應的法律內容和程序載現。故對行刑法律尤其是處於行刑制度重心地位的自由刑的執行問題進行實證性研究，確有必要。 發動機維修目前為規制行刑活動，《刑事訴訟法》與《監獄法》已完成銜接，但在減刑、監外執行等行刑技術的綜合運用、刑罰權的合理分配以及罪犯合法權益保護等關鍵性法律環節上，還存有一些法律盲點。本文就此談點個人看法。

一、減刑適用與刑罰的合理彈性

減刑是行刑階段最重要的宣告刑變更方式。在此，減刑特指對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並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的罪犯，予以適當減輕其原判刑罰的刑事法律制度。減刑的適用無疑激活了行刑的改造功能，但前提是減刑本身具有合理性。

首先，減刑是刑事獎勵，還是在這一基礎上兼顧受刑人再犯罪可能的預測？理論上有不同看法，而這又是討論減刑具體標准須先行解決的問題。 發動機維修一種觀點認為：「宣告刑的確定是以審判時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的預測為根據的」，加之「犯罪人的悔罪態度等會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發生新的變化」[1]，因此行刑中的法律變更可以提高預測的准確性， 並針對罪犯悔罪表現做出及時反應。另一種觀點把報應犯罪視為審判階段的主要根據，行刑（指自由刑執行）則旨在教育改造罪犯[2]。 這里把減刑作為改造罪犯的制度之一，更為合理。理由在於：（1 ）如果用減刑或加刑的方法彌補宣告刑預測上的不足[3]， 可能容忍刑罰宣告的隨意性，減刑類似於改判，會導致其喪失激勵改造的作用；（2 ）在行刑環境對受刑人進入社會後的再犯罪可能進行預測，難有直接和現實的依據；（3）表面上減刑兼顧獎勵和犯罪預測，有其合理性， 但不利於集中減刑的作用點和作用方向。減刑功能的單一化恰恰表明它的適用具有階段性，它的適用須受制於刑罰一般預防和報應的需要，這是刑事法律對減刑予以嚴格限定的機理。更重要的是，減刑以罪犯悔罪為事實依據，能保證行刑運作在個別預防中更具有目的性，並通過逐漸健全切實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摸索減刑適用的補救方法等，以便用程序的合理性實現其實質的合理性。從整體上看，《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對減刑對象、條件、減刑類型、適用程序、減刑限度要求以及對減刑的法律監督等都作了較為系統的規定，刑事法律之間的銜接和相互補充已大大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在以上法律基礎上又對有期、無期徒刑犯人的減刑首次適用時間、減刑間隔、一次減刑的幅度以及未成年犯減刑的特殊處置辦法等內容進行了詳細具體的規制，致使減刑技術進一步完善。

但適用減刑仍有兩點疑難問題沒有最終解決。（1 ）難以把握減刑考核的虛實結合度，確定評估罪犯品行的指數體系。目前監獄普遍適用記分考核辦法，力求客觀公正反映罪犯的服刑表現。但由於思想改造難以量化，考核多集中於易量化的方面，如勞動定額的完成、日常行為表現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罪犯主觀構成的綜合準確評定。而且過於量化指數，可能使減刑流於形式；完全排斥量化考核，減刑根據又會形同虛設。因此如何在量化基礎上對罪犯的綜合表現進行法律預設和評價，將是一個困擾監獄行刑的難點課題。（2 ）必減與可減的局部失衡可能誤導罪犯行為。我國《刑法》規定，服刑中的徒刑犯人如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減刑，確有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劃分可減，必減層次本身無可非議，但適用中仍有整體協調運作的必要，以體現一般預防和個別預防的統一。現有的刑事法律內容給人的感覺是法律更側重於體現社會整體利益，強調社會預防，把對犯罪人自身的改造放在了第二位。如《監獄法》規定，具備以下確有立功表現的條件之一者應予減刑，即阻止或檢舉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的；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的；在日常生活生產中捨己救人的；在抗禦自然災害或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等等。確有悔改表現則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認罪服法；一貫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等等。這一規定最明顯的不足是可減與必減失衡，必減的適用被置於突出地位，可減條件過於籠統，因而制約了可減作用。在行刑環境中，自然災害和突發性事件畢竟不多見，必減中列舉的罪犯行為與罪犯悔罪表現之間缺乏必然的聯系。從客觀上看，導致罪犯立功行為的動機是相當復雜的，如果僅僅肯定或首肯以上行為就可能助長其某種僥幸心理，或者給予罪犯信息誤導。

行刑的宗旨既然是改造罪犯，重在個別預防，就應當更明確可減條件，規導罪犯行為，如罪犯自身文化素質或勞動技能的明顯提高， 發動機維修可考慮作為減刑的依據，以更大程度地實現行刑教育化。（註：法國刑事訴訟法第721條：「被關押的判刑人成功地通過學校考試、 大學考試和職業考試的考驗的，可以允許例外地縮減刑期。」）

其次，為保證減刑適用的准確執行，筆者認為有必要改變目前減刑單向適用的狀況。減刑是受刑人現實表現的獎勵措施，其根據是受刑人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但就可減而言，如果減刑後受刑人有嚴重違規甚至犯罪行為，就表明罪犯實無悔改，而我國刑事法律對此沒有相應的規定，以致一些受刑人在減刑既成事實後便無所顧忌。

那麼減刑依據沒有真實反映罪犯悔改程度時，減刑可否在法定期限內撤消或者局部更改？一般認為屢次變更刑事裁定會影響法律的權威性。其實不然，在特定條件下保證刑事法律機制的靈活，更合理地節制和運用刑罰力度恰恰會嚴謹法律適用，只要刑事裁定的變動條件、程序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發動機維修就不會有負面作用。對減刑的撤消，國外有類似立法例可供參考，不過這勢必引出另一個問題，必減可否撤消，如果不能，就應適度放寬可減條件，提高適用率，體現法律平衡。
二、保外就醫存設的合理性與法律完善

保外就醫是對服刑中患有嚴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犯，予以監外醫治的變更行刑方式。保外就醫在無害於社會的前提下及時有效地救治病犯，或者讓絕症犯人在家庭氛圍和社會環境中度過餘生，體現了刑罰人道理念，也符合中國人的情感要求。它既有利於感化罪犯群體，在客觀上又可以減輕監獄負擔。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正是其實用價值，使得保外就醫本身的缺陷被忽略。

保外就醫在字義上有三個要件：罪犯需要監外治療；罪犯無再犯罪危險；家屬願意接受，並承擔相應義務。然而由於擔保人不履行義務時的責任在法律中沒有明確，擔保純屬名義性質，由此法律預設——規制——責任的邏輯結構被打破，於是保外就醫能否成立便讓人置疑了。司法實踐中擔保的虛無性往往使罪犯無所顧忌，司法部門又將其監督管理權委於擔保人，從而造成了法律空檔。對此，《監獄法》迴避保外就醫的提法，而並於監外執行。但隨後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仍然沿用了保外就醫與監外執行並行的舊制，這樣，擔保依然是其必經程序。其實從技術上看，用監外執行涵蓋前者是簡便可行的，司法實踐中可適用同一程序，運用相同機制。

此外，保外就醫在其內容和程序的契合、監外特殊情況的預設方面也存有不足。第一，保外就醫程序反應過慢，不便操作。《刑事訴訟法》第214條規定，罪犯患有嚴重疾病可予保外就醫。1990年司法部、 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發《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將法定條件確定為：身患嚴重疾病短期內有死亡危險的；患嚴重慢性疾病長期醫治無效；身體殘疾生活難以自理的。但執行程序沒有與之配套，如審查移送期限不明確，監獄和檢察部門基於社會安全對其適用又表現得十分謹慎，因此程序運作多在半年以上，以致病犯貽誤救治，甚至因罪犯死亡而中止程序的情況時有發生。第二，保外就醫條件有待明確，罪犯生活醫療費用應有相應規定。如「嚴重慢性疾病」的界定不明，即使有程序制約，仍難免有借保外就醫之名逃避制裁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監外期間罪犯生活醫療費用原則上自理，那麼罪犯保外就醫後家庭突遇變故喪失救治條件可否收監執行，工傷致殘或對工傷進行醫治的保外就醫犯人如何支付醫療生活費用？這些實質性問題不予明確，保外就醫的實施就有可能違背法律的宗旨。第三，保外就醫犯人的管理涉及兩個行刑機關的配合，其銜接部位出現法律空檔，使得少數罪犯規避制裁。如保外就醫期間病癒不歸，潛隱他處現象尚無強有力的制約。

上述諸種現象實際上綜合反映出監外執行規范化程度不高。因此從完善法律入手，設置緊急情況下的簡易程序，詳化保外就醫條件，健全執行辦法，確保社會安全和犯人得以救治，是目前不可忽視的問題。對那些拒不回監的犯人可停止計算刑期，情節嚴重的應依法追究責任，以改變目前處置疲軟、管理鬆散的現狀。

三、罪犯申訴權延伸與相關程序保證

完善罪犯權利保護的法律程序是近年來行刑法制完善的重點，但仍有疏漏。這可以從一個具體的案件加以說明。某監獄一中隊為創收，隱瞞實情為一犯人辦理監外執行，該犯獲准出獄數月，後因檢察院追究，省監獄管理局撤消決定，該犯被收監，監外期間不計入刑期。該犯即以監獄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法院辦案人員認為該決定屬不可訴行政行為，不予受理[4]。其實監外執行是刑罰執行的內容， 監獄局既然進入行http://www.kassel-china.com/article/632.html 發動機維修刑程序，其行為已非行政性質，故不屬行政訴訟受理范圍。但在法院不予受理的情況下罪犯可用何種方式提出異議，這是本案引出的一個關鍵問題。這里且不說該犯的合法權益是否受到損害，它至少反映了行刑程序上存有空白點。

通常罪犯的行為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聯結行刑程序和行刑監督程序的運作，如罪犯自我保護的權利包括申訴、控告檢舉和辯護權。辯護權用於罪犯有漏罪和又犯罪的訴訟階段；控告檢舉限於幹警徇私枉法等行為；申訴僅針對法院有罪判決和裁定。其中只有控告檢舉能對監督程序產生直接影響，進而引起行刑程序的反應。我們不妨假設：罪犯受到獄內禁閉處分不服時，罪犯符合必減條件未予減刑時，假釋後司法部門事實認定有誤被停止計算刑期時，以及出現前述情形時，罪犯可否自我保護？如果能，又通過何種途徑實現保護？

罪犯處於受刑地位，對自身權利受損程度感知真切，其反應比法律監督部門更敏感，在行刑程序中確認服刑人自我保護的權利尤顯重要。從理論上看，減刑、假釋是刑事獎勵，不是罪犯權利內容，罪犯對此無權要求什麼，行刑中又不宜用行政復議處理獄務。這往往使程序完善遇到困難。

筆者認為，針對行刑特點，對罪犯申訴、辯護權予以擴大解釋是有必要的，它應當適用於以上案例，以引起行刑程序的變化；在行刑中適用復議而不將其當作行政法的專用術語，也不會形成邏輯悖論，況且行刑中試行復議辦法，已有較好的實踐效果。既然罪犯對有罪判決尚有權申訴，既然必減行為是法律對執行機關的明確要求，在這些方面拓展罪犯申訴權的范圍就有理由成立，假釋人員有權舉證辯護的理由與之相同。將這些內容程序化顯然更能完整體現司法公正。

這宗訴訟也揭示人們，設置行刑程序比在法律上確認某些內容要復雜得多，而對於受刑人來說程序的到位更重要。

四、未成年犯行刑現狀與行刑個別化

對未成年犯行刑側重於矯治是世界性趨勢，1982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指出，少年犯監禁待 發動機維修遇目標是為其「提供照管、保護和個性以及為其健康成長所需要的社會、教育、職業、心理、醫療和身體照顧保護的一切援助」，我國法律也把未成年犯定位於教育改造，確立了「以教育改造為主，輕微勞動為輔」的行刑基本原則。並有一些好的創制：如管理從嚴，處遇從寬；適度擴大減刑、假釋面；組織習藝性勞動；開展社會幫教和出獄扶助等等。

不過，從整體執法狀況看，未成年犯的行刑主要受政策調整，矯治狀況不平衡，罪犯勞動仍帶有極大的經濟性；改造也主要依賴經驗啟動和行政慣性運作。其原因在於現有刑事法律太粗糙。《監獄法》雖設專章規制未成年犯的改造，卻僅見於4條原則性規定， 具體行刑制度與成年犯基本相同。這勢必導致行刑特殊要求與行刑手段相沖突。因此提高其行刑法律專門化程度，是改變現狀的當務之急。在法律構建中，未成年犯服刑待遇、減刑假釋的擴大適用、教育改造措施的組合，大多是將現行政策法律化，難度不大。較易忽略的是：

1.對低齡犯和短刑犯分類處理。目前，行刑主要根據罪犯的犯罪性質、悔改表現分類，低齡犯（14歲至16歲）的特殊處遇沒有受到重視，低齡犯應否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如何評估其受刑能力、完善考核等，都有待法律予以明確。與此同時，應注意在強調司法保護的同時防止淡化懲罰這一刑罰本質（這是國外自由刑執行中普遍存在的弊瑞），如對短刑犯的行刑過於寬松，以致刑罰不足以報應和抑制犯罪。實際上對短刑犯進行嚴格管束，抑制打擊其犯罪惡念，將更能體現行刑個別化。

2.對未成年犯延伸性矯治的嘗試。我國《監獄法》規定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期間已滿18歲，余刑2年以上的服刑人須移送普通監獄， 延伸矯治到20歲。由此推算在未成年監獄犯人服刑最長為（14歲—20歲）7年，8至10年的長刑犯都會移送普通監獄服刑。其弊端為中斷系統矯治，加大了重新感染的概率。目前香港、日本、法國等地把延伸性矯治年齡推至25歲左右，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論證和借鑒的[5]。

3.實現行刑兼顧司法保護。由於年齡、閱歷的限制，未成年犯認知和行為能力均不如成年犯，他們的自我保護能力更弱。法律以特有方式對其權利的行使予以扶助，正是從另一層面體現法律正義。但我國司法制度對未成犯的行刑保護主要 發動機維修體現在罪犯服刑處遇和刑事制度上，相應的申訴指導、監禁條件下保證律師及時介入等方面仍有待改進。此外，未成年犯還會涉及民事監護問題，在行刑環境中，未成年犯以何種方式繼續受到監護，因行刑造成的監護缺損能否用司法保護予以彌補？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不過有一點很明確，司法保護的存在可防止原監護人逃避或推諉責任，監護權的確認能形成一種社會監督機制，因此，兩者之間的法律界點應當明確。

4.對監外執行進行特殊釋義。由於在我國刑事法律中監外執行是針對老弱病殘犯人實行的專用辦法，因此對未成年犯適用的批假、試學、試工等社會化行刑方式，雖具其特徵，仍未在法律上確認。而如果監外執行能在這些方面被賦予積極意義，將為行刑帶來新的契機。

五、行刑轉處和行刑權分配

行刑權構成屬刑罰機制運作范疇，非本文題義所能涵蓋。但由此設制的假釋和其他行刑轉處程序則是行刑法律的重要內容。

首先，假釋的現有法律程序體現了法律對行刑權的制約。在我國，假釋權由監獄提請權和法院裁判權組成。對此有人提出異議：假釋只涉及行刑方式的變更，不改變刑罰內容，應屬行刑權范圍；行刑機關直接掌握罪犯情況，能更准確及時地適用假釋；如果程序過於復雜反而會導致假釋低效運用；現有行刑監督程序能夠足以保證其適用依法進行。故假釋權應歸屬行刑機關。其實從法治的長遠要求看，法律對國家公權的制約正不斷強化，在最具強制特徵的監獄領域，保證權力合法行使更有必要。法院通過審判程序保證刑罰的力度，監獄通過考核罪犯則起到實質作用。至於假釋的低效運用有兩點原因：一是就相對法定刑而言，減刑的優勢明顯，假釋由於適用風險較大，受到適度控制也是正常現象。二是整個司法系統對假釋的適用還缺乏信心，其與程序關系似乎不大。

其二，行刑權內部的再組合、再調整，應有利於行刑方式的多樣化。在我國監禁行刑向非監禁化行刑的轉處過低，已遠遠超過了正常值度，除假釋外，行刑轉處均屬被動形式，如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等。社會化行刑理論以及行刑機關半自由化行刑的實踐，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以致行刑權行使喪失了主動性，監獄處遇等級化也形同虛設。

就現行體制而言，行刑權是隨刑罰執行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的，監獄負責監禁行刑、公安機關負責監外執行，這一模式表現上便於執法，實際上難免彼此分離，各行其事。如監獄對監外犯人置之不理，公安機關因警力不足而疏於管理， 發動機維修行刑流於形式。進而監外執行的低效應又促使司法部門更慎重地控制其適用，行刑轉處缺乏變應的基礎條件，由此出現了不良的循環反應。在這一點上行刑權擁有更大的自主性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如果監外執行與監禁行刑同屬司法系統，即由司法部門設置督察官員專門管教監外犯人，行刑權便顯得靈活而又具有整體性，相應行刑司法專門化和行刑方式多樣化會得到機制依託。這是促使行刑積極轉處的根本辦法，對於未成年犯改造來說意義尤為深遠。

⑦ 法國隊9號是誰

是新星 本澤馬
卡里姆·本澤馬（Karim Benzema）
性別：男
國籍：法國
其他國籍：摩洛哥
生日：1987年12月19日
出生城市：里昂郊區
身高：182cm
體重：74kg
綽號：亨利與特雷澤蓋的結合體
場上位置：前鋒
球衣號碼：9
現效力球隊：里昂
國家隊履歷：出場9次進3球
俱樂部履歷
賽季 俱樂部 級別 聯賽進球/出場
2004-05 里昂 法甲 0球/6場
2005-06 里昂 法甲 1球/13場
2006-07 里昂 法甲 5球/21場
2007-08 里昂 法甲 20球/36場
個人榮譽：法甲冠軍4次，法國杯1次
註：數據截至2008年5月18日

青春洋溢的小將本澤馬是《法國足球》評選的最具備巨星素質的本土前鋒，年齡、技術、形貌、風格和經歷的相似使他有了「亨利與特雷澤蓋的結合體」的美譽。本場替補出場就為里昂打入反超比分的一球，終場前的點球又是他在大牌師兄們面前強行要求主罰的，舍我其誰的王者霸氣預示了其未來的似錦前程。現在里昂的問題就是鋒線殺手過多，本澤馬如何牢牢占據主力位置，是未來一個階段的首要目標。
任何人第一眼看到本澤馬，都很容易把他認做短發版的馬德里競技「金童」托雷斯。不過細看之下可以發現，本澤馬似乎比西班牙前鋒更加強壯一點，皮膚也更黑一點。本澤馬給人最深印象的就是那條異常濃密而且稜角鮮明的眉毛，還有那副常常掛在臉上的傻傻笑容。
他是地地道道里昂出生的男孩，但他也是摩洛哥後裔。
本澤馬是里昂這個賽季最大的發現，在那場缺少了9名主力的法國超級杯上，正是他的進球幫助了球隊，而此前的10個月他才第一次拿到了一份職業合同，可見這個小傢伙的成長速度是多麼驚人。目前並沒有完全定型的本澤馬還在努力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位置，本來在本賽季霍利爾為里昂設計的單前鋒戰術中，他只能是右邊鋒的人選，但是在很多比賽中他經常偷偷跑到中鋒身後充當二中鋒角色，有的時候甚至直接跑到前場接應射門。而且盡管還不到19歲，但本澤馬對於球門的信心十足，本賽季曾經幾次關鍵點球都是他主動要求主罰並且得手。
如此強烈的射門慾望和信心讓里昂有意培養他成為球隊新的中鋒人選，特別是在弗雷德總是被歐洲豪門盯上的時候，本澤馬的前途更加被俱樂部看好，一份直到2010年的合同將他和里昂的命運緊緊鎖在一起。
在11月1日結束的一場冠軍杯比賽中，正是本澤馬的一個進球幫助里昂戰勝了基輔迪那摩提前小組出線，有意思的是，本澤馬在球隊中的第一個進球也是在冠軍杯中完成，也許小傢伙就是一個只喜歡大場面的球員。
在2004年幫助法國贏得U17歐青賽的冠軍後，本澤馬的目標就是入選法國國家隊，看著在聯賽中和自己朝夕相處的戈武、維爾托德頻繁入選成為國家隊的常客，本澤馬的心也為藍色球衫而激動起來。
七月的最後一天，《法國足球》列出新賽季法甲賽場上最值得關注的50位人物，排名第一的是法甲現役出場記錄保持者庫佩，納斯里和儒尼尼奧分列二三位，而本澤馬位居第十三。一個月過後，《法國足球》的記者們發現，他們給本澤馬的定位太低了！這位只有19歲的里昂前鋒，儼然是新賽季來法甲賽場上400多位球員中表現最為優異者！
本澤馬是一名怎麼樣的球員？CANAL+評論員德塞利稱之為「夢幻級別」，另一位德塞利在國家隊的偉大戰友，最近成為他的同事的德尚則稱「本澤馬是五星級的，並且即將成為六星級」，而阿內爾卡則說「在本澤馬身上看到了當年自己在阿森納效力時的影子」。
只有19歲，本澤馬已經榮譽纏身。他曾經分別代表法國17歲以下和18歲以下青年隊獲得歐洲冠軍，他在2005，2006和2007年三次隨里昂奪得法甲聯賽和法國超級杯冠軍，他甚至在2004-2005賽季「雙線作戰」，並獲得了法甲預備隊聯賽冠軍，而在今年的七月，本澤馬收獲了第一項個人榮譽：韓國和平杯邀請賽最佳球員。
本澤馬是純粹「里昂製造」的球員，他的出生地離熱爾蘭球場只有幾十分鍾的車程。進入一隊的三年來，本澤馬在聯賽中並沒有獲得太多的出場機會，前三個賽季，他在法甲賽場上只上場40次，攻入6球，但如果考慮到他的大部分比賽都是以替補身份在最後關頭出場，總時間還不到2000分鍾，對於一個十來歲的少年而言，這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去年十一月，本澤馬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被多梅內克選入法國國家隊，可惜由於在前往克萊楓丹報到前的聯賽中大腿肌肉拉傷，與圖拉姆們並肩作戰的日子不得不推遲到了今年三月。
新賽季里昂飽受傷病困擾，弗雷德至今尚無法確定歸隊日期，再加上維爾托德轉會離隊，本澤馬終於獲得了連續首發上場的機會。七場正式賽事過後（一場超級杯，六場法甲），人們驚訝的發現，本澤馬的上場時間竟然位居里昂全隊之首（不計門將），630分鍾的比賽時間，本澤馬出戰了612分鍾，甚至超過了「鐵人」圖拉朗。而在已經進行了六場法甲聯賽中，本澤馬以五粒進球獨占射手榜頭把交椅，場均進球竟然高達0.83個！
如果僅從進球率來看，只能得出本澤馬是一位門前殺手的結論；但如果綜合所有比賽表現分析，本澤馬所表現出來的過人才華的確令人贊嘆。四場和平杯賽事，一場超級杯，六場法甲聯賽，里昂全隊總共攻入17球，而本澤馬一人就貢獻了其中的8粒！如果略去友誼賽性質的和平杯，只以後七場法國官方賽事而論，本澤馬打進了全隊總共11粒進球中的6粒，另有3次直接助攻和1次間接助攻，里昂能夠在傷病滿營的不利形勢下頑強的爬到積分榜第五的位置，憑的幾乎是本澤馬一己之力！
和平杯最佳球員的稱號，令本澤馬信心倍增，豪氣倍增，並對新賽季充滿了渴望。七月底的法國超級杯後，本澤馬便曾在接受里昂電視台采訪時表示：「新賽季將會是本澤馬的賽季，」當時人們還以為這是少年人的自負和不羈，然而新賽季開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本澤馬做得比自己承諾的還要棒。
連續進球和助攻，本澤馬向世人展現出了他的全面素質，今夏的所有進球中，分別由左腳，右腳和頭槌打入，進球手段的多樣化亦令人稱道。更可怕的是，在聯賽六場比賽中，本澤馬一共射門20次，其中有9次命中門框，5次得分，成功率之高已經躋身一流射手行列；而他的5個進球分別在面對5個不同對手時攻入，證明小將在不同類型的防守，在不同風格的對手面前都能夠找到進球的辦法。而由於他的傑出表現，在佩林將雙前鋒442陣型改為單中鋒加雙邊鋒的433之後，2004年歐錦賽最佳射手巴羅什已經被本澤馬牢牢地釘在了替補席上。
上賽季，整個法國都陷入了一種近乎瘋狂的「造星運動」中，所有人都把馬賽天才納斯里視作是下一個齊達內，事實上，這既有納斯里確有過人天才的原因，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基於法國人對剛剛退役的齊達內的一種懷念。而現在，在本澤馬風頭正勁的時候，人們卻沒有像去年製造「齊祖二世」一樣力捧本澤馬，《法國足球》的主編熱拉爾-埃爾諾的評論頗有代表意義：「他既不是亨利，也不是特雷澤蓋，我們無法將他與某位歷史上的球星相比較，他有良好的技術和出色的把握機會能力，他既能助攻又能得分，他是下一位天王。」
本澤馬原來的合同將在2010年6月到期，八月十日，里昂主席奧拉斯又與本澤馬續約，新合同一直簽到了2012年6月。長約在身，又有著無以倫比的足球才華，人們有理由相信，幾年後的本澤馬將有可能繼埃辛和迪亞拉之後，成為奧拉斯奉獻的又一位標王，而從新賽季的表現來看，這一可能性還不算小。
外號 外科醫生、KB、范德薩。7歲時本澤馬的場上位置是門將，因為他當時想成為荷蘭門神那樣的偉大門將。
星座 射手座。
習慣腳 右腳。
兒時偶像 羅納爾多。他看過「外星人」許多錄像帶和DVD，還擁有一件羅納爾多的親筆簽名球衣，那是在一場里昂同皇家馬德里的歐洲冠軍聯賽後，里昂主席奧拉斯和前主帥霍利爾送給他的禮物。「我把它設成了我的MSN頭像YY
兒時夢想加盟的球隊 曼聯。
最欣賞的里昂隊友 戈武。
關系最不好的隊友 圖拉朗。
足球圈裡的朋友 阿比達爾(巴塞羅那)、戈武(里昂)、維爾托德(雷恩)、皮基翁內(摩納哥)、里貝里(拜仁)、納斯里(馬賽)。
最喜歡的動作 鍾擺式過人，更多時候是朝左前方突破。
職業生涯最信任的教練 加里多(里昂青年隊)。
最偉大的兩次爆發 2007年9月15日，帽子戲法助里昂大勝梅斯；2003年11月，在代表裡昂青年隊同索肖青年隊的一場比賽中打入4球。
最大的快樂 2005年12月6日，年僅17歲的本澤馬在同羅森博格的比賽中迎來了歐冠處子秀，結果他在那場比賽中打入了個人歐冠處子球。
最糟糕的回憶 2006年11月10日大腿受傷，前一天他剛剛第一次進入法國國家隊的大名單，傷病迫使他不得不退出。
願望 「法甲賽場的球網拉得都不夠緊，我希望在射門得分後能看到皮球從球網里彈出來。」
住所 他一直生活在里昂附近的小城布龍(Bron)，與父母以及幾個兄弟姐妹住在一起。2007年，他給父母買了一座漂亮的房子，有一個大游泳池。
好友 本澤馬很少與隊友外出，他最好的朋友是法國說唱歌手Rohff，不過這個藝術家可謂劣跡累累：2005年他曾因持槍在一家迪廳鬧事，被判處監禁4年緩期執行，後來被減刑。盡管如此，Rohff絲毫不知悔改，在2007年又持槍威脅自己的兄弟，結果最終蹲了大獄。本澤馬曾公開表示支持Rohff。
最喜歡的電影 《心》。
最喜歡的餐廳 里昂當地一家名為「Panoniou」的披薩店，他和朋友們經常去光顧。
最喜歡的歌曲 Rohff的說唱樂，每場比賽前他都要聽Rohff的專輯。
婚姻狀況 未婚。有一個女友，是本澤馬妹妹的好友。他更喜歡褐色頭發的女孩。
父母 父親哈菲茲(Hafid)是一名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市政職員，母親馬莉卡(Malika)出生在法國，家庭主婦。
兄弟姐妹 本澤馬一家共有9個孩子，5個女孩4個男孩，卡里姆排行老六。幾年前，這些孩子都是兩個人共用一個房間。在卡里姆看來，他年僅8歲的弟弟非常有足球天賦，甚至比他還出色「一百倍」！
主要的消遣 電玩，經常與朋友對戰實況足球。
用車 為慶祝自己的20歲生日，他買了一輛寶馬M6。
主要的夢想 贏得《法國足球》雜志金球獎。
座右銘 「以阿拉真主的名義。」
主要的性格特徵 完美主義者。
性格弱點 不夠耐心，但在足球上還算有耐心。
足球之外從事的其他運動 泰拳和K-1(一種搏擊運動)，網球。
最欣賞的歷史人物 巴勒斯坦前總統阿拉法特。
最想去生活的國家 英格蘭。
兒時最喜歡的課程 EPS(身體和體育教育)。
最好的兒時夥伴 薩米·宰納提(Sami Zenati)。

⑧ 二戰時法國為什麼會投降

貝當政府的擔心失敗而媾和。
法國人過於相信馬奇諾防線，戰事發生前沒有太多准備。馬奇諾防線的建立是在一戰之後。馬奇諾防線可以駐扎45個師，大約45萬人的部隊，擁有很多的碉堡，甬道，隱藏火力點。德軍當時講95萬人的部隊兵分兩路，突破比利時和盧森堡，並沒有與馬奇諾防線發生正面的沖突。就從德軍繞行馬奇諾這一行為來看，馬奇諾防線的堅固還是不言而喻的。
由於法比邊界的阿登高地地形崎嶇，不易運動作戰，且比利時反對在法比邊界修建防線，所以法軍沒有多加防備，但萬萬沒有想到德軍會由此突破。1940年5月德軍誘使英法聯軍支援荷蘭，再偷襲阿登高地，聯合荷蘭德軍將聯軍圍困在敦克爾克。而馬奇諾防線也因為德軍襲擊其背部而失去作用。
法國的軍事戰爭理論還停留在一戰的水平，認為作戰還是傳統的步兵攻防戰，而且對新出現的坦克戰估計不足，堅持把坦克作為步兵進攻的「移動火力支援」分散在步兵中使用，未能形成強大的戰車戰鬥力。法國的坦克水平當時並不太低，而且德國的進攻還是大量使用了火力較弱的輕坦克和裝甲車輛。但是裝甲兵的威力已經展現，法國的大多數將領還並沒有意識到坦克的重要性。
馬奇諾防線潰敗後，當時還有很多部隊在前線抵抗，但是巴黎已經暴露在德軍的攻擊部隊前面了，法國政府擔心國家會變成像波蘭那樣成為完全的殖民地，而且擔心戰敗後在海外的殖民地遭到瓜分，所以投降了。
一方面，1940年6月，貝當是在德軍向法國內陸大舉推進之際就任的法國總理。當時，戰局已明顯對法國不利，再不以「和平和體面」的方式結束戰爭，後果不堪設想。因此，貝當充當了主和派的代表，並在6月22日與德國簽訂停火協定。
根據該協定，法國的3/5的國土（主要是北方工業區）被德軍佔領，德國佔領軍的一切費用皆由法國承擔。南部及東南部2/5的地區為「自由區」。
另一方面，在德國的協助下，法國國會通過議案，授予貝當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權力，這些都令貝當擁有法國臨時「毒裁者」的權力。

貝當政府總部設在法國中部非佔領區的維希，故被稱「維希政府」。維希政府為軸心國提供大量物資，又曾下令在海外屬地的法軍對抗盟軍，以及容許軸心軍在海外屬地過境。

1942年11月11日，德軍突然佔領法國餘下的「自由區」。1944年8月20日，貝當被德國人從維希帶回洛克馬林根的霍恩佐倫軟禁起來。
1945年4月，貝當回到法國接受審判，後被定罪並被判處死刑。但在同年8月獲戴高樂以年老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立下的戰功為理由減刑至終身監禁，1951年去世。

⑨ 法國監獄有什麼問題嗎

法國獄警罷工風潮剛平息未多時，監獄系統又爆出腐敗丑聞。據法國媒體3月26日報道，巴黎大區一座監獄從主任到看守再到囚犯串通作案，目前警方共拘捕7人，涉案金額高達數十萬歐元。

在監獄之外，另一名曾經牽涉進排污權稅務造假案件的當事人圖耶（Fabrice Touil）也於26日在巴黎16區的家中被拘捕，警方懷疑他曾多次向獄方高管交付賄款。除此以外，還有一名神職人員被拘留，調查人員正在調查此人在腐敗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

⑩ 紐倫堡審判共審判了多少人

1945年10月18日，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審判在柏林舉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國紐倫堡城。經過216次開庭，於1946年10月1日結束。法庭對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判處以下12人絞刑：

赫爾曼•威廉·戈林，納粹政權第2號人物，航空總監，普魯士總理，陸軍將軍，德國4年計劃全權執行人，「帝國元帥」，希特勒「全權繼承人」。

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德國外交部長。

威廉•凱特爾，德國陸軍將領，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

恩斯特•卡爾滕布隆納，德國保安總局局長。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納粹思想家」，納粹刊物主編，德國東方佔領區事務部長。

漢斯•弗蘭克，納粹黨法律事務全國領導人，波蘭佔領區總督。

威廉•弗利克，內政部長，內閣國防委員會成員，駐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保護長官」。

朱利葉斯•斯特雷切，反猶刊物《前鋒報》主編。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國防處處長，作戰處處長。

弗里茨•紹克爾，沖鋒隊和黨衛軍將軍，勞工事務全權負責人。

賽伊斯•英誇特，駐奧地利總督，德國駐荷蘭佔領區長官。

馬丁•鮑曼，希特勒秘書。

判處以下3人無期徒刑：

魯道夫•沃爾特·理查德·赫斯，國防委員會成員，納粹黨書記處負責人，希特勒第二繼承人。

埃里希•雷德爾，海軍總司令，國防委員會成員，海軍名義總監。

瓦爾特•馮克，政府新聞總署和宣傳部負責人，德國經濟部長，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負責人，德國國家銀行總裁。

判處以下2人20年徒刑：

巴爾杜•馮·席臘赫，全德青年領導人，駐維也納總督。

阿爾伯特•施佩爾，軍備、軍需及軍火部部長。

判處以下1人15年徒刑：

康斯坦丁•馮•紐賴特，不管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駐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長官」。

判處以下1人10年徒刑：

卡爾•鄧尼茨，潛水艇艦隊司令，海軍總司令。

以下3人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弗蘭茨•巴本，德國總理，內閣副總理，駐奧地利、土耳其使節。

耶馬爾•沙赫特，國家銀行總裁，戰爭經濟全權委員會成員。

漢斯•弗里切，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

以下各組織被宣判為犯罪組織：

德國政治領袖集團；

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

黨衛隊。

以下各被告組織未被宣判為犯罪組織：

德國內閣；

納粹黨沖鋒隊；

參謀部；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

宣判完畢，庭長說明，凡有上訴者，可在4天之內向管制委員會呈交「寬恕請求書」 。

之後，庭長又宣布了蘇聯法官的不同意見。蘇聯法官、司法少將特尼基欽科認為，不宣告德國內閣、參謀本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為犯罪組織，判處被告赫斯無期徒刑，宣告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無罪而予以釋放都是不正確的，沒有根據的。蘇聯法官在長達30頁的意見書中詳盡闡述了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