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的案例

『壹』 初一政治處處保護 社會保護、家庭保護、學校保護、司法保護案例 各舉一例 不要長篇大論 盡量縮成一端

停網吧屬於社會保護；媒體報道不透露未成年人姓名屬於社會保護
司法保護的例子：人民法院成立審理未成年日犯罪的法庭，由少年預審組，少年法庭組成，專門負責少年犯罪的預審，起訴和審判。採取區別於成年人的偵察、起訴和審叛的方式，做到寓教於審，審教結合。
家庭的司法保護多體現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審理方面，對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情節嚴重的溓以虐待罪追究刑事責任，受害方並可提出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法院都應當予以受理並依法支持。如劉某長期受丈夫楊某虐待，不堪忍受起訴離婚，楊某接到起訴，回家就將劉某暴打，致劉某骨折，鑒定為重傷。法院隨即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對楊某立案偵查，後經偵查終結，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數罪並罰，判處楊某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民事部分也判決准予劉某與楊某離婚，並判令楊某賠償劉某物質及精神損失52000元。
學校保護：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這個法律，不僅是給未成年人定的，也應該是給學校的每個教師定的。從一起起老師侵害學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到，不少教師心裡就沒有裝著這個法，他們不但沒有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甚至在殘害著未成年人。教師以暴力侵犯我們的行為，不僅會影響未成年人正常的生長發育過程，使之喪失在校園中對老師的信任感與依賴感。更為嚴重的是，這將會造成未成年人心理的扭曲，使之出現反社會人格，並帶有較強的攻擊性，可謂貽害無窮。

①2000年3月15日上午，江西南昌市蓮塘某中學，在上第四節課的時候，有十幾名高一（1）班的學生因未完成李老師頭一天留下的6道數學作業題，便遭到每題抄寫1000遍、一共6000遍的體罰。作為高一的學生，面對這個令他們膽戰心驚的天文數字，只是逆來順受，沒有及時反映到校長那裡，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②西安雁塔區魚化鄉老煙庄某小學二年級老師懲罰未完成作業的學生出了個「損招」。2000年3月25日上午，肖老師命令未完成作業的12名學生（7個男生，5個女生），當眾脫褲子，並在教室里轉一圈示眾，班主任還指派兩名班幹部對不聽話的學生強行脫褲子。

③據《雲南日報》報道，4月3日晚7時30分，雲南省曲靖市會澤縣上村鄉中學初一（4）班的學生正在晚自習。歷史課教師聶朝寬發現學生張波及另外兩名學生沒完成作業時，便將3名學生叫到黑板前罰站。好動的張波與坐在二排的一名學生用粉筆頭互相打鬧，聶老師便上前連扇張波10個耳光，把16歲的張波扇倒在地。張波當場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聶老師還認為張波是假裝暈倒，抓著頭發拎起又補了兩個耳光。過了幾分鍾，不見張波起來，驚慌失措的聶老師連忙叫上10多個學生將張波送往鄉衛生院搶救。晚上9時，張波經搶救無效死亡。死者的學生現場目擊：張波是被聶朝寬老師活活打死的。村民王某告訴記者，他的孩子跟張波在一個班讀書，每次孩子從學校回家來，都訴說他和同學被校長和聶朝寬等老師打罵懲罰。孩子說，去上村鄉中學不是讀書，是坐牢，環境太惡劣了。

『貳』 最高法公布利用互聯網侵犯未成年人權益有哪些案例

通過網約車猥褻兒童案、通過「裸貸」敲詐勒索未成年人案、約未成年網友見面強奸案……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近年來人民法院依法審判的利用互聯網侵犯未成年人權益的10起典型案例。

新聞自由並非毫無邊界，網路服務提供者在轉載新聞時，應承擔法律規定的審慎義務，特別是在關涉未成年人或重大敏感事件時要更加慎重，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

『叄』 政治 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 常見的違法現象(舉2例)

司法保護的例子：人民法院成立審理未成年日犯罪的法庭，由少年預審組，少年法庭組成，專門負責少年犯罪的預審，起訴和審判。採取區別於成年人的偵察、起訴和審叛的方式，做到寓教於審，審教結合。
家庭的司法保護多體現在家庭暴力案件的審理方面，對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情節嚴重的溓以虐待罪追究刑事責任，受害方並可提出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法院都應當予以受理並依法支持。如劉某長期受丈夫楊某虐待，不堪忍受起訴離婚，楊某接到起訴，回家就將劉某暴打，致劉某骨折，鑒定為重傷。法院隨即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對楊某立案偵查，後經偵查終結，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和虐待罪數罪並罰，判處楊某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民事部分也判決准予劉某與楊某離婚，並判令楊某賠償劉某物質及精神損失52000元。
學校保護：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這個法律，不僅是給未成年人定的，也應該是給學校的每個教師定的。從一起起老師侵害學生的案件中可以看到，不少教師心裡就沒有裝著這個法，他們不但沒有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甚至在殘害著未成年人。教師以暴力侵犯我們的行為，不僅會影響未成年人正常的生長發育過程，使之喪失在校園中對老師的信任感與依賴感。更為嚴重的是，這將會造成未成年人心理的扭曲，使之出現反社會人格，並帶有較強的攻擊性，可謂貽害無窮。
停網吧屬於社會保護；媒體報道不透露未成年人姓名屬於社會保護

1.2000年3月15日上午，江西南昌市蓮塘某中學，在上第四節課的時候，有十幾名高一（1）班的學生因未完成李老師頭一天留下的6道數學作業題，便遭到每題抄寫1000遍、一共6000遍的體罰。作為高一的學生，面對這個令他們膽戰心驚的天文數字，只是逆來順受，沒有及時反映到校長那裡，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2.西安雁塔區魚化鄉老煙庄某小學二年級老師懲罰未完成作業的學生出了個「損招」。2000年3月25日上午，肖老師命令未完成作業的12名學生（7個男生，5個女生），當眾脫褲子，並在教室里轉一圈示眾，班主任還指派兩名班幹部對不聽話的學生強行脫褲子。

『肆』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案例

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司法保護只是一個很狹窄的范圍。內容只有兩個。一個是對未成年犯罪案件實施特殊方式審理，即不公開。第二個是在案件審理中優先保護未成年人的繼承權和受撫養權。除了這兩個其他都不是。
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以及監獄、少年犯管教所等機關，依法履行職責，對未成年人實施的專門保護活動。
我國司法機關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根據不同年齡未成年人的犯罪情況，採用不同的教育改造的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3種形式：
1收容教養：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9條規定：「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收容教養是由政府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集中管教的方法，由少年犯管教所實行分管分教的管理形式，通過收容教養的手段，使這些已經犯罪但又依法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不在社會上繼續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盡快成為遵紀守法的新人。
2勞動教養：勞動教養是對那些違法或犯罪情節輕微、不夠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屢教不改的人採取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適用對象的年齡一般掌握在16周歲以上。在勞動教養所，對未成年勞動教養人員與成年勞動教養人員單獨分隊或編組進行管理。
3 勞動改造：勞動改造是對罪犯進行懲罰和改造的刑事執行活動。對於少數未成年犯罪人，由就近的勞改場所或監獄負責執行。根據法律規定，勞動改造機關應對未成年和成年犯罪人實行嚴格的分押分管，避免未成年犯罪人受到不良感染。

『伍』 為什麼鴿牌商標侵權案能入選重慶法院2021年度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典型案例

第一，金額高，因為鴿牌商標侵權案是重慶法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中判賠金額最高的一個案例；第二，意義大，在這個案例中，重慶法院有利懲治了惡意侵害商標權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有利於增加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遏制牆柱他人商標後再侵權的現象。

『陸』 未成年人保護典型案例（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各一個）

16歲的華華（化名）虛報年齡進入一家服裝廠打工，沒料到他受工傷後版，此事竟成了老闆拒付賠權償金的理由。所幸的是，法院支持了他的訴訟請求，他獲賠4萬余元。

華華來自洪湖農村。去年7月，他初中畢業後經鄉親介紹，來漢到一家服裝廠做小工。他雖然未滿18歲，但長得人高馬大。鄉親便對老闆李某謊稱華華剛滿18歲。

華華如願進入服裝廠。誰知，當年10月，他做工時不小心將左手卷進機器中，為此斷了兩根指頭，經鑒定為9級傷殘。他的家人找到李某要求享受工傷待遇，老闆拒絕了：「華華系童工，沒有就業資格，不能享受傷殘賠償金。」

今年2月，華華無奈之下將李某訴至漢陽區法院，索賠5萬余元。

法院審理認為，華華和李某之間的事實勞動關系，因華華系未成年人而無效，但依法律規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李某未盡審查義務，非法僱用童工，致使華華受到傷害，應予以賠償。

前日，法院判決華華獲賠4萬余元。

『柒』 社會保護的事例10個司法保護5個

家庭保護主要指父母等近親屬的保護；學校保護主要指學校的老師及安保人員的保護；社會保護主要指社會上設立的一些專門提供保護的相關個人；保護主要指法院、檢察院等部門提供的保護。（個人意見）

『捌』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司法適用案例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田永案
在田永案的判決中有這樣一段話,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角度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根據學者對田永案的考證,沒有證據顯示法官們在判決時具有運用正當程序原則的明晰意圖,是一種樸素的程序正義的觀念形成了法官判案時的信念.而探究法官之所以敢於提出程序要求的背後還會發現,由於他們所處的處境比較有利,受外界壓力不是很大,因而比較超然,再加上這條理由不是本案判決的決定性理由使得它所承擔的風險並不大,從而在判決書中保留下來.完全可以說,本案判決對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是一個附帶寫下的理由,並沒有引起關注.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對這起案例的刊登卻改變了它的命運,公報在公布判決書內容時作了兩處修改,一是原告,被告的稱呼分別被改成被處理者,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反映了最高法院試圖將個案適用的原則發展成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要求;二是公報在重申作出退學處理決定應當遵守的程序原則時,明確了違反該原則的法律後果——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即單單憑這一程序上的理由就足以撤銷被告的退學處理決定.這就使得正當程序原則的運用變得更清晰,對正當程序原則的強調更凸出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應合了學界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呼籲,彌補了中國行政立法上的缺陷,它所昭示的關注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精神以及大膽運用法律原則的勇氣,將遠遠超越個案的意義,值得肯定和效仿。

『玖』 如何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關於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的通知》，要求更加充分地發揮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務和司法保障。

「我們正審理一起案件，村民從原來種小麥改為在大棚里種蔬菜，5家人商量，把原來南北向承包的5塊土地自行改為東西向承包，便於陽光照射進大棚。這樣做，多年來都相安無事。但去年，由於修建高鐵途經此地，高鐵佔道剛好是最靠西邊的那塊南北向土地。原來承包這塊地的村民提出，補償款應該全部歸他，但其餘4家堅決不同意，訴到法院。」在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庭長孫友軍向記者介紹，不少糾紛和農村土地確權頒證不規范有關。

面對紛繁復雜的土地糾紛，法律法規不可能詳盡規定怎麼辦，必須靠司法機關充分發揮司法智慧。「在農村，很多問題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天理、國法、人情怎麼相統一的問題。我們運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讓矛盾糾紛朝著最有利於實現案結事了人和的方向去解決。」臨淄法院立案庭法官相征說。針對農村土地確權頒證不規范的問題，臨淄法院還向相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建議進行排查整改。

在審理土地糾紛的過程中，不少法官發現，村委會能否依法發揮自治功能，直接關繫到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我們經常遇到村委會換屆後，新官不理舊賬，不承認上一屆簽發的土地承包合同，引發矛盾糾紛。」萊西法院研究室主任李紹斐說，新一屆村委會給出的理由是上一屆在發包時，沒有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不管違約的動機是什麼，「沒有經過民主議定」確實是影響合同效力很重要的因素。

為了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萊西法院經過認真調研，向相關鄉鎮黨委政府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他們在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加強指導，提高村委會依法自治的能力。

「山東法院加強與鄉鎮黨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協調，充分發揮鄉村幹部、人民調解員的力量，進一步加強基層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力度，將更多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張甲天說，延伸服務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

充分發揮人民法庭靠近鄉村、貼近群眾的優勢

在農村，與農民打交道最多的司法機關是人民法庭。今年山東高院工作報告顯示，5年來，基層法院及人民法庭辦案537.5萬件，佔全省法院結案總數的87.3%。為加強人民法庭建設，5年來，山東法院建設或修繕人民法庭488處。

「《意見》提出，強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線的功能作用，堅持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三個面向』和便於群眾訴訟、便於人民法院獨立、公正、高效行使審判權的『兩便』原則，充分發揮人民法庭靠近鄉村、貼近群眾的優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司法需求。」張甲天介紹。

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院長李忠林介紹，歷城法院建立了便民訴訟網路，推進智慧法院建設，拓寬訴訟服務渠道，讓當事人足不出戶即可辦成事，使司法服務更便捷、更親民。為留住綠水青山，歷城法院實行涉環境資源案件歸口審理模式，維護環境資源法律制度的權威，保障美麗鄉村建設，促進農村生態保護。

「在農村，巡迴法庭發揮了『審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每年，我們都要組織巡迴審判，法官帶上國徽、電腦、列印機，開著車到村裡審理案件，周圍群眾都圍攏過來，一些鄰里糾紛、贍養案件、繼承案件，很有教育意義，庭審是最佳的法治公開課。」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院長殷延輝說。

采訪中，萊西法院民一庭庭長孫連英告訴記者，有一年全市兩會時，一位村支書找到法院院長，請院長安排法官到村裡來現場審理贍養案件，原因是該村村民不養老人的風氣有抬頭趨勢。萊西法院法官立即選取合適的案件，在該村設立巡迴審判庭，現場審判。「隨著審理的深入，我們發現，問題並不簡單，子女不養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裡有氣，覺得老人有許多做得不對的地方。法官耐心釋法說理，講明法、理、情，不僅當事人流下熱淚，圍觀群眾也深受教育。」孫連英說。

為了發揮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了解基層、具有豐富基層生產生活經驗的優勢，《意見》提出，加強對農村人民陪審員的培訓和管理，廣泛吸收基層群眾擔任人民陪審員。「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審員積極參與民事糾紛調解等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已成為推進司法民主的重要力量。」張傑說。

最高法決定的要實施。

消息來自人民網。

『拾』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