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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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為支撐的刑法學思考
摘要「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離得多麼遠，它們總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於人性，又高於人性」。本文指出從「人」字支撐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審視刑法中的人性、人道，從中沉
淀理性，升華理性，完善刑法，這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人類情感人性刑法構建
一、關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礎
貝卡利亞在其曠世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這樣寫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滅的人類感情為基礎的話，就別想建立起持久的優
勢。任何背離這種感情的法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戰勝。」②
貝氏的話告訴我們：任何外在與人的規則、制度如果要得到人們的接
受與認同，都必須以人類最基本的感情為基礎而不能背離它，而對人
類感情的考察歸根結蒂是對人性的詮釋，刑法作為關系人們財產、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規范當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礎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類基本感情為基礎，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開歷史我們發現「：作為或者本應作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
這種法律已不是由冷靜地考察人類本質的人所制定得了的，這種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為加以綜合，並僅根據這個觀點進行研究——「最大多
數人分享最大幸福。」③當現實的法律不是「體現全體或最大多數自由
人意志的公約，即不是按大多數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則制定，而淪落
為「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的時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滅的人性為基礎」，因而「背離了這種人性的法
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其戰勝。」一部法律存續的時間同其
背離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這種背離達到了人們忍受的極限，那座
「少數人的吝嗇和野心用人類的鮮血塗飾成的王位和宮殿」便會轟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構建如果背離人心、違反人性的話，是註定要失敗
的。
從人性的視角展開刑法學研究，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
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任何重要問題的
解決關鍵，無不包括在關於人的科學中間，而這個基礎也正是一切科
學唯一穩固的基礎。
二、審視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徵
刑法作為人的一種現實生活規范，人們通過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嚴，做人的保障，還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諧與秩序，在此基礎上追求一
種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種美，審視刑法領域，我們發現刑法正
閃耀著一種人文關懷與人性理念，其意蘊深遠，也是刑法追求美的應
然選擇。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個體而言，每個人的需要都是無止境的，都呈現無限膨脹的趨
勢，而社會資源是有限的，這便產生了(每)人的無限需要與有限社會
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每個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話，在滿足個人
需要的同時不得不照顧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夠容忍的方式來
滿足自己的需要，否則，整個社會也就無從存在。為了調整各種利益
的沖突，減少人們之間的相互摩擦和無謂的犧牲，必須有個規范加以
約束，尋求社會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設，其中，那些超過適
當限度，構成犯罪的行為，由刑法規定製裁，於是刑法應運而生，刑法
是人類文明社會為防止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保護法益而設的一種制
度安排，是「人類有意識的一種生命活動」的產物，體現了人類對幸福
的追求嚮往，是人類審美意識的載體。因此，在人與法的關繫上，人決
定著法，法必須體現出人文關懷，人才能在法中「詩意地棲居」，進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罰之設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樂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為不
快樂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這樣為了防止犯罪
就必須抑制行為人的感性沖動，即科處作為惡害的刑罰，並使人們預
先知道因犯罪而帶來的痛苦大於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樂，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這種立法威懾不同於司法威懾，而是主張
威懾必須通過刑罰文本，在有事實犯罪發生時，法律上的威懾變成現
實的威懾，也就是說，刑法文本的預告是基於人能趨利避害兩害相權
取其輕的理性從而對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強制，「社會上潛在的犯罪
人醞釀犯罪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作為犯罪代價的受刑之苦產生聯
想，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權衡而對受刑之苦產生畏懼
感，進而為避免受懲罰而放棄犯罪。」④這種威懾論本於心理強制說，而
心裡強制說淵源於人趨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認人能基於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選擇。無論任何理論的產生都離不開人，刑罰的設
置亦是如此，刑罰立足於人的本能、本性，順乎人性地制定相應的刑罰
階梯與其相匹配，設置的科學性，構建的合理性，猶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罰階梯圖，美輪美奐，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徵體現。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人類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亞里
士多德曾經常說過「不公正即不平等」對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於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體現，人類具有得到尊重的慾望。「當那些
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卻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
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人性遭到侵損的
感覺。」⑤
刑法平等觀念首先意味著相同的行為在刑法上應當受到相同的
評價和處置，而不能因為主體的身份、社會地位、種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響而有所不同，這種平等的理念是根植於人性的，與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是對人性這一特點的彰顯，體現了刑法渴望平
等，尋求理性、追求和諧的順應人性的美化特點。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構建以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
人性是刑法的基礎，人性刑法要求順應人性，發揚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體現，但是，人性是隱含於內的，刑法
是彰顯於外的，內外信息的不對稱難免會出現錯位現象，我們需要做
的是揚長避短，對其中的理性我們要繼承，人性的缺失我們要及時彌
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聽到了對人性的呼喚聲，
那聲音是那麼的刺耳，那麼的強烈，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現筆者
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做簡單構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論
期待可能性理論，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
違法行為而實施其它合法行為時，行為人卻實施了違法行為，則刑事
責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實施適法行為時，縱然其實施了違法行
為，也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理論貫徹了法不強
人所難這一法律諺語，蘊含著人道主義情愫，彰顯著人道主義關懷。
正如日本學者大冢仁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對強有力的國家法
規范面前殘喘不惜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同情之類的理論。」⑥
我國刑法中沒有明確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有些學者認為，可以
把我國刑法第16條解釋為是關於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我國《刑法》第
16條規定：「由於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損害結果的，不認為是
犯罪。筆者認為，雖然主張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罰的理由解釋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論，但是筆者認為只是可以如此解釋，或者說學理上如
此解釋才合理，至於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懷疑。因為人們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釋為一種物理的強制，而不是擴大解釋為一種精神
強制，期待可能性理論所要解決的正是處於精神強制狀態下的人的責
任問題。這正是我國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鑒外國的經驗理論，我們國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
（二）親親相隱在中國刑事法律中的重構
親親相隱是我國古代法制一項基本原則，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被
作為一種封建糟粕予以拋棄。然而，正當我國砸碎一切舊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進程中，抬頭看看現代很多法治國家中卻依然能找到他的蹤
跡，例如：英美法系國家訴訟法明確表明夫妻之間可以享有證言特免
權，歐洲一些國家在刑法和刑訴中均對拒絕作證權，尤其是基於親屬
關系產生的拒絕作證權明確規定。親親相隱在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閃耀，尤其在法治國家「親親相隱」原則是人權保護
的需要，保護親權的折射，更是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屏障。
然而，這個在我國歷史上奉為優秀傳統繼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卻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消逝匿跡。新中國建立需要法治觀念的不
斷滲透，法治理念的弘揚，其中，人性關懷至關重要，作為其重要表現
的「親親相隱」原則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閃爍起更耀眼的光忙時卻被唾棄，無疑是對人性的扭曲，對人類的踐
踏。所以現在法治的推進，人性的彰顯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親親相
隱原則，並且將其制度化原則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權，彰顯人性，體現刑法的
認為關懷。然而，現行刑法中做出了與「親親相隱」相背離的規定，這
是對人性的煎熬和壓抑，強調大義滅親只不過是技術上冰冷的需要和
對人性的過高期待。
（三）沉默權的建立
沉默權是人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每個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權
利，這是基本人權的內容，抬頭看看其他國家，都規定了沉默權制度，然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
當如實回答，這是對人性的逼迫和蔑視，更有學者將其粉飾為犯罪嫌疑
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如實回答的權利，將這條污衊人性的丑惡制度
披上「權利」的外衣，殊不知，這種意圖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顯示出作
為理性的人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性的逼迫，這種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將
遭受人性的譴責報復，誠然，人的能動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規律，萬事皆有規律可循，作為自然和社會屬性兼職的人類又何嘗能違
背「人性」的規律製造出「不人性」的制度來壓迫人性呢？那不是作繭自
縛，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最終人們將遭受違背規律帶來的惡果。
（四）刑法條款中有關「脅迫」犯罪的規定是對人性的煎熬
我國刑法某些條款對人性的忽視，我國《刑法》第28條規定：「對
於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該規
定對於脅從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似乎是對人性的憐憫，然而仔細
分析，結論截然相反。試想下，銀行工作人員在持槍歹徒槍口的威脅
下，將保險櫃打開，致使歹徒順利將巨款搶走；飛機上的機組人員面對
劫機歹徒的槍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線飛行，其行為均符合脅從犯的規
定，按上述規定，只是量刑上從輕而已。刑法完全不顧及人們在槍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變相鼓勵此情景下的行為人與歹徒搏鬥，在劫機
情形中導致機毀人亡更嚴重的後果。而在其他法治發達國家，生命
受到威脅的情形是合法辯護理由，為了保全生命的行為不以犯罪論，
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
（五）刑法一百條之規定，前科報告制度違背人性
我國現行《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
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
瞞。」對於此條的規定也是違背人性的，試想下，基於人自身的愛面子
本性，有誰想說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說刑罰的目的是預防而不是報
應，對於刑滿釋放的人我們需要做的更多是保護，關注其自身發展，而
不是盯著他們身上貼的犯罪標簽，抓住這一弱點不放，這樣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於曾經犯罪人改過自新，忘掉過去從新開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於刑罰目的的實現，不能很好的預防犯罪。環視其他
法治發達國家，紛紛設立前科消滅制度，為出獄人開辟了更廣闊的天
地，前科消滅制度在我國也可以借鑒。
法有限，而情無窮。刑法是一種人與社會的現象，更需要從人性
和社會的高度對其做出解釋。並且，對刑法的法律解釋也只有奠基於
人性解釋與社會解釋之上，才是具有說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礎，
人道是刑法的命脈，人權是法的價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權三者在本
質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它們是理性主義在刑法里的彰顯，人性是一切
學科的基礎，閃爍人性光輝的刑法，才能被人們親切地接受，自覺地履
行，虔誠地信仰。
注釋：
①［英]休謨．人性論（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頁．
②[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7頁．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
7] 喬增芳. 教育人性化與中小學教育改革[J]. 廣西青年幹部學院學報 , 2003,(02)
[8] 李凱, 周曉艷. 服務為主 關愛為輔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徑[J]. 新長征 , 2005,(06)
[9] 張遷.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顯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② 在二十二世紀的刑法下讀後感

對風險刑法觀的反思
目前，風險刑法觀已經成為當代頗具影響力的刑法思想。其最大的影響就是將刑罰的目的從消極的一般預防論轉變為積極的一般預防論，即為了消除風險社會中，人們對未來的極度的不安，保障社會安全，立法者就大量採用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處罰提前化的做法。前者表現為刑法干涉范圍的擴大，將許多過去由行政法規調整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處罰范圍之內；後者是通過採用處罰抽象危險犯或者將預備犯獨立成罪的方式，將處罰的重心從引起結果轉移到實施行為本身上去了。
筆者認為，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事處罰提前化明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違反刑法謙抑性原則。風險刑法觀之下，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擴大刑法的處罰范圍、加重刑法的懲罰力度。眾所周知，刑罰在具有強烈的保護法益作用的反面，也會造成許多弊端。因此，刑法應當盡量慎用。在使用民事救濟或者行政制裁等其他手段能夠解決問題的時候，就不應將該行為作為犯罪而納入刑法的處罰范圍。在風險刑法的名義之下，大量擴張刑法的處罰范圍，將一些傳統上使用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處罰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處罰對象，顯然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二是違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宗旨。在刑法明確地將罪刑法定原則視為基本原則的當今，應當說，刑法的最基本任務還是保護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消除人們的不安感。雖說西方國家目前已經進入到了自由為安全讓路的時代，但西方國家經過幾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的熏陶，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但我國在這一方面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此，在這種現狀之下，貿然提倡風險刑法，大力擴張刑法處罰范圍，可能會出現物極必反的效果。
三是為侵犯人權提供借口。風險刑法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以刑法創制和形成新的規范意識，讓大家相信和忠誠於法律，從而達到社會安全的效果。用刑法手段創制和形成新的規范意識，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混淆法律和道德的調整范圍的界限。不僅如此，還極有可能將人們的內心思想作為判斷社會危害性的標准，最終使得罪與非罪的界限模糊不清。
（黎宏 ，「對風險刑法觀的反思」，載於《人民檢察》

③ 中國判死刑太多了，應該反思一下，是不是刑法

法律是在道德沒有辦法約束人的時候才啟用的最後的底線，如果那些死刑犯不犯罪哪來死刑太多一說？

④ 關於盜竊罪的自我反省

盜竊罪的自我反省是在未得到他人許可的情況下，以自以為不會被他人及時發覺或者及時維護的方式取得財物或其他物質的行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公私財物的行為。
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如下：
1、盜竊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2、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具有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
3、本罪主體是一般主體；
4、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構成盜竊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1、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的，兩年內三次盜竊的，入戶盜竊的，攜帶凶器盜竊的或扒竊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達到數額巨大起點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3、達到數額特別巨大起點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的除外，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盜竊數額、次數、手段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多次盜竊，數額達到較大以上的，以盜竊數額確定量刑起點，盜竊次數可作為調節基準刑的量刑情節數額未達到較大的，以盜竊次數確定量刑起點，超過三次的次數作為增加刑罰量的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 盜竊罪是指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⑤ 刑法修正案已通過，嚴加處罰的背後該反思什麼

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案將於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大幅加大了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欺詐等犯罪的處罰力度，加強了對控股股東等關鍵少數股東的刑事責任追究，明確了保薦人應當作為犯罪主體追究刑事責任。這是《證券法》修改完成後，又一項涉及資本市場的重大立法活動。

大幅加大對欺詐發行、信息披露欺詐等犯罪的處罰力度。欺詐發行、信息披露、欺詐等違法犯罪行為是資本市場的毒瘤。修正案大大加強了對上述犯罪的刑事打擊力度。對於詐騙分配，修正案將有期徒刑上限由5年提高到15年，對個人的罰款由非法集資額的1%-5%改為罰款，取消5%的上限，對單位的罰款由非法集資額的1%-5%提高到20%-1倍。對信息披露詐騙罪，修正案將相關責任人員的有期徒刑上限由3年提高到10年，罰金數額由2萬元改為20萬元改為罰款，取消20萬元的上限。

⑥ 復旦投毒案關於法律方面的反思

該案體現我國法律意識、規則教育淡薄。雖然我國大中學校課堂中，都有法律知識回的教育，答但很多學生並沒有樹立法律意識，沒有遵守法律的意識和責任感。就像復旦投毒的學生，反復辯稱自己是開玩笑，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嚴重犯罪。事實上，在中小學中，涉嫌違法犯罪的惡性惡作劇，也確實不少，比如，同學上課站起來回答教師問題，有同學悄悄把凳子移走，結果導致同學在坐下時嚴重摔傷。而對於這些惡作劇，往往都被學校從保護學生出發淡化處理。而實質上，這是嚴重傷害事故，應該追究當事學生的法律責任。由於沒有嚴肅追責，結果學生並沒有形成牢固的法律責任意識，也不把規則當回事。

⑦ 葯品安全方面刑法中的空白

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和第一百四十二條分別規定了生產、銷售假葯罪和生產、銷售劣葯罪，從罪狀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是採用了空白罪狀，直接參照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的規定。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假葯：（1）葯品所含成分與國家葯品標准規定的成分不符的；（2）以非葯品冒充葯品或者以他種葯品冒充此種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葯品，按假葯論處：（1）國務院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須批准而未經批准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3）變質的；（4）被污染的；（5）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准文號而未取得批准文號的原料葯生產的；（6）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第四十九條規定：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為劣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葯品，按劣葯論處：（1）未標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2）不註明或者更改生產批號的；（3）超過有效期的；（4）直接接觸葯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5）擅自添加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輔料的；（6）其他不符合葯品標准規定的。可見，我國葯品管理法把葯品成分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規定為假葯，把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規定為劣葯，並採用列舉的辦法羅列了一系列認定假葯和劣葯的情形。

刑法按照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規定，對假葯、劣葯進行的這種二元區分，雖然表面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不難發現，刑法引用葯品管理法對假葯、劣葯的規定既不科學，也不嚴謹，更難以操作，不利於實現對葯品安全的刑法保護。2001年「兩高」《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就曾涉及相關問題，但隨著復雜多變的形勢發展，該司法解釋已經遠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2009年5月「兩高」又出台了《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但是該解釋也只是從技術層面解決了部分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關於假葯和劣葯的區分與定性的合理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刑法中假葯、劣葯界定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

一、我國刑法假葯、劣葯二元界定之缺陷反思

（一）刑法對假葯、劣葯作二元區分不科學、不合理

首先，我國刑法對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並沒有實現對其社會危害程度的合理劃分。刑法以偽劣程度的不同將不合格的葯品分成假葯和劣葯，從對生產、銷售假葯和劣葯行為的定罪量刑之差異上足以窺見，在法律規定的潛意識中，劣葯的社會危害性不及假葯的社會危害性大，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假葯和劣葯的社會危害性往往難分伯仲，並且，生產、銷售假葯罪與生產、銷售劣葯罪兩罪在罪名上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罪名的成立和量刑上卻相差甚遠。生產、銷售假葯只要「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就可以定罪且最高可以處死刑，而生產、銷售劣葯則需要「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才以犯罪論處，且最高刑是無期徒刑。社會危害性相當的兩種行為不僅罪名不同，且構罪的要件和刑罰處罰都有所不同，此時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難以得到體現。我國葯品管理法以葯品的偽劣程度對假葯、劣葯進行二元區分是不科學的，並沒有實現對兩種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的合理劃分，對假葯、劣葯制售行為的打擊也有失公正。

其次，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所產生的實際結果違背了對假葯、劣葯進行劃分的初衷。葯品管理法將成分含量不符的情形界定為劣葯，其本意是針對投料不足但差量極小的生產現象提出的。以某種葯品為例，按照國家葯品標准，其中某一成分的含量需要達到98％才算合格，而如果廠家偷工減料只投入了95％的該成分，因此造成劑量不足而使葯效略有下降，那麼這種葯品就屬於劣葯。從這個角度看，該界定在行政法中，對於確保葯品的質量是切實有效的。然而，由於葯品管理法對劣葯的含量是否符合法定含量的界限范圍並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使得一些不法經營者可能有機可乘。不妨假設一種較為極端的情形，如某葯某成分合法含量為85％以上，但某產商葯品根本不含有該成分，即該規定的成分實際含量為0％，毫無疑問該葯屬於假葯。但是倘若不法商家為獲得暴利同時規避法律，把這種葯品的該成分變為2％，成分2％葯品的療效和不含該成分的葯品療效沒有實質的差異，但在處斷上則有很大的差別。含量為0％者屬於假葯而含量為2％者屬於劣葯，在構罪標准和追究責任時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結果。

最後，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也造成了實踐中假葯、劣葯之間難以區分的情形，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葯品管理法通過列舉的辦法將假葯與劣葯的表現形式列舉出來，但這些表現形式在假、劣葯認定過程中容易出現競合，使得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難以進行區分與界定。例如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屬於劣葯，第四十八條的規定變質了的葯品屬於假葯，但超過有效期葯品性質區別很大，部分超過有效期的葯品還處在葯品穩定期內，沒有失去葯效或者還沒有變質，但有一些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失效甚至產生有毒有害物質。這樣超過有效期的葯品是假葯還是劣葯就可能出現競合，即假如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了，那麼該葯品既是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所規定的假葯又是該法第四十九條所規定的劣葯。這里有學者指出可以採用法條競合中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來解決這個競合問題，即當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則適用重法以假葯論處，若還處於葯物穩定期內即還沒有變質時則以劣葯論處。⑴雖然原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方面，該原則的適用使得法律對劣葯情形中的「超過有效期的葯品」這一情形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該處理原則在實際操作中給司法者帶來了不便，對於絕大多數超過有效期限的葯品是否已經達到變質的程度用肉眼是難以識別與認定的，只能通過一定的檢測手段加以辨別，根據「兩高」出台的《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傾向於委託省級以上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葯品檢驗機構檢驗，這就給執法者帶來了很大的操作困難，甚至各地標准或者檢測方法的不同可能對變質的認定結論也會有所不同。

（二）葯品管理法對假葯、劣葯的界定不嚴謹、不規范

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採用列舉的方法羅列了一系列認定假葯、劣葯的情形，但有些情形的規定和表述缺乏相應的嚴謹性和規范性。

首先，對假葯、劣葯概念及范圍的規定不具體，不嚴謹，缺乏可操作性。具體體現為：一是關於假葯中所規定的變質的和被污染的情形規定得不夠具體。對於變質和污染達到什麼程度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這種操作性不夠強的規定往往只能流於形式，難以落實。本文認為此處應當對變質和被污染兩種情形有一個定性和定量的指標，具體規定什麼情形與什麼程度屬於變質和被污染的情形。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對於變質或被污染的葯品屬於按假葯論處的葯品，根據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在處罰通知上必須載明葯品質量檢驗結果是不科學的，應該直接將其規定為假葯，而不是按假葯論處；⑵二是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生產葯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葯用要求」，但何為該法所謂的葯用要求也沒有具體規定，因此在缺乏法律解釋的情形下，本條規定給實際操作帶來了困難。三是我國葯品管理法用於界定劣葯的「含量不符」概念中的含量不明確，距離標准含量的多少並未給出具體規定，使得含量懸殊的葯品可能定為同一種性質。

其次，對假葯、劣葯概念及范圍的規定不夠全面，存在法律漏洞。在明確假葯的情形中第六項規定「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在這當中只規定了超出情形而完全忽視了縮小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確實超出情形更為普遍，但是縮小情形也不容忽視。現實生活中存在不少以縮小適應症或功能主治而刻意誇大某種特徵或功能以達到強化目的的現象，其所大力宣傳的可能並不是葯品的主要功能而只是迎合了市場的需要。

再次，假葯、劣葯概念的表述不符合刑法嚴謹邏輯的要求。例如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擅自添加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輔料的」屬於劣葯，同樣是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條還表述「輔料，是指生產葯品和調配處方時所用的附形劑和附加劑」。附加劑是包括著色劑、矯味劑等除了主葯以外的一切附加材料的總稱，因而輔料與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系，而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在列舉劣葯的情形時把它們並列敘述，存在邏輯上的問題。

二、國外及國際組織關於假葯、劣葯之法律界定

世界衛生組織將假葯定義為：故意或欺詐性地標錯品種或/和其來源的葯品。具有同類性質的產品、含有標准成分或不具有標准成分的產品、不具有活性成分或活性成分含量不足的產品以及偽造包裝的產品都屬於假葯。⑶國際制葯協會（1FPMA）聯合英聯邦制葯協會對假葯進行了定義，認為假葯是指故意或欺詐性地標錯品種或/和其來源的葯品。其中含有標准成分、不具有標准成分、不具有活性成分以及偽造包裝情形都屬於假葯。⑷

此外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對葯品的定義也比較科學和全面。以美國為例，在葯品管理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有著葯品監督管理方面完善的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美國《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FDCA）經過多次修改，已成為世界上最全面的葯品管理法律，其中有關規定我國可以予以參考和借鑒。根據美國《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的規定，所謂假葯是指某種葯品或葯品的容器或標簽上，未經授權，帶有該葯品的實際生產商、包裝商或經銷商以外的其他葯品生產商、加工商、包裝商，經銷商的或與之相似的商標、商號或其他標識、印記、設計，因而錯誤地將該葯品指向，或使得該葯品被認為是由該其他生產、包裝或經銷商生產、包裝或經銷的。⑸美國的《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中把所有不合格的葯品統稱為假葯，並且根據葯品的實質問題和形式問題把假葯劃分為摻假葯和冒牌葯，即把內在質量存在問題的葯品歸為摻假葯，而把葯品本身沒有問題但標簽有問題的葯品歸為冒牌葯。⑹

三、假葯、劣葯概念之統一與立法完善

從上述有關國際組織及美國關於假葯的定義及范圍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與國外其他國家關於假葯的定義具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1）假葯的認定標准不同。我國的判斷標準是國家葯品標准，把葯品所含成分或成分含量與國家葯品標准規定不一致的認定為假葯或劣葯，而國外則把葯品的標示與實際是否相符作為判斷假葯的主要標准。（2）兩者關於假葯所規定的范圍不同，根據國外關於假葯的認定標准，不僅包括實質的冒充還包括了商標、葯品名稱、標示、外觀及包裝等形式的冒充，而我國假葯概念中的「冒充」僅指對葯品的實質性冒充，我國關於假葯所規定的范圍比國外所規定的假葯范圍窄得多。（3）我國根據不合格葯品的偽劣程度將不合格的葯品分為假葯和劣葯兩種，大多數國家並沒有這樣劃分，而是根據不合格葯品是外在質量不合格還是內在質量不合格將不合格葯品劃分為摻假葯和冒牌葯。兩種劃分方法相比較，雖然我國這種劃分方法從制定者的原意來說，意圖根據不合格葯品對人體造成的危害程度來區分假葯、劣葯的不同懲處辦法，從而達到有效懲處假葯、劣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於假葯、劣葯之間的界限難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難以明確，這就使得立法者的原意難以實現。而美國對於不合格葯品的劃分方法，由於劃分標准清晰、思路清楚，便於葯品監督管理部門人員快速、有效地對不合格葯品的屬性進行判定，這對我國此類立法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基於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中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規定，將假葯、劣葯兩個概念統一起來，統稱為偽劣葯，不再進一步區分。刑法中對假葯、劣葯進行區分也是違背了該劃分的立法初衷的。同時，國外相關立法基本上不區分假葯與劣葯，若我國對假葯與劣葯也不加以區分，可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從而有利於開展司法協助等合作交流活動。我國目前對不合格葯品的規定只限於實質的不合格葯品，而沒有包括形式上的不合格葯品，因此沒有必要把不合格葯品再進行細分。因此，通過對假葯、劣葯界定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中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規定，將假葯、劣葯兩個概念統一起來，統稱為偽劣葯，不再進一步區分。

我國立法將不合格葯品區分為假葯和劣葯兩種，並且對兩種犯罪分別規定不同程度的刑罰，其目的在於根據不合格葯品的偽劣程度來界定其對人體的危害程度，以此劃分不法行為責任的輕重，進而區分行為的罪刑的輕重。把假葯、劣葯都統一規定為偽劣葯品，雖表面看失去了一種劃分責任輕重的方式，但是根據葯品的偽劣程度來確定不合格葯品犯罪的危害程度並不科學，也不符合實際。因而將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生產、銷售假葯罪與第一百四十二條的生產、銷售劣葯罪合並為一個罪名，統稱為生產、銷售偽劣葯品罪，根據行為人的違法事實，參照情節的惡劣程度、對社會的客觀危害程度、相對入主觀故意程度以及違法行為被發現後的態度等要素區分刑事責任的輕重，進而區分量刑。這種方法較更為科學，避免出現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的問題，更能實現法律的公正性。

⑧ 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階級的斗爭，怎麼理

犯罪的本質屬性：犯罪的階級性
對犯罪本質的揭示並將其確認為階級性,被視為社會主義刑法區別於其他形態社會刑法的根本所在,正是這一點,賦予了社會主義刑法犯罪觀的獨立品性.
所以,對之進行論證並加以強調,構成了刑法理論界一項首要任務.犯罪階級性的直接理論來源是馬克思關於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這一命題,而將其上升為犯罪的本質屬性與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及特殊要求是分不開的,這從我國刑法理論界對恩格斯關於「犯罪是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這一命題的長久忽視得以說明.
強調犯罪的階級性,並不是為了說明犯罪的歷史性（犯罪是階級社會的特有現象）,也不是為了尋求犯罪的根源（犯罪是階級斗爭的產物）,而是為了對歷史更替時期的大量行為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問題提供合法性依據.
而這是對這一點缺乏認識,使得以前的論者提出了「消滅犯罪」這一近於夢囈般的目標.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國刑法史上對作為犯罪論的基本命題犯罪的階級性也曾提出了質疑.其一,普通刑事犯罪（自然犯）有無階級性的問題,其二,兩類矛盾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階級性堅持論者對自己的觀點略作修正,提出犯罪是階級性和社會性的統一,表面上看,似乎是對階級性否定論者的一種妥協,實際上是對社會性的提升,將其一並納入到階級性的詮釋體系,故並沒有真正對階級性觀點構成威脅.
對於第二個問題.該問題的提出源於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在該文甫一發表後,刑法學界一些論者即將之引入了刑法學領域,將犯罪納入到兩類矛盾的分析框架中,對犯罪究屬敵我矛盾還是人民矛盾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就當時而言,該問題其本身對於刑法的發展演變並無多大意義,其價值在於為二十年後對刑法的反思准備了一個話題.
文革之後,不少的論者提出將兩類矛盾問題逐出刑法學的研究視野,盡管該觀點並未取得過優勢地位8,但其將刑法中的兩類矛盾問題宣布為偽問題,呼籲政治與法律分治,還法律一個自在的空間,對於我國刑法科學在思想觀念上的解凍,及刑法科學擺脫意識形態的箝制而獨立發展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⑨ 論文中引用文獻華夏經緯網網站怎麼寫

以人性為支撐的刑法學思考摘要「一切科學對於人性總是或多或少的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離得多麼遠，它們總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①「人道源於人性，又高於人性」。本文指出從「人」字支撐的視角刑法學研究，審視刑法中的人性、人道，從中沉澱理性，升華理性，完善刑法，這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關鍵詞人類情感人性刑法構建一、關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礎貝卡利亞在其曠世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這樣寫道，「道德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滅的人類感情為基礎的話，就別想建立起持久的優勢。任何背離這種感情的法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戰勝。」②貝氏的話告訴我們：任何外在與人的規則、制度如果要得到人們的接受與認同，都必須以人類最基本的感情為基礎而不能背離它，而對人類感情的考察歸根結蒂是對人性的詮釋，刑法作為關系人們財產、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規范當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礎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類基本感情為基礎，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翻開歷史我們發現「：作為或者本應作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這種法律已不是由冷靜地考察人類本質的人所制定得了的，這種考察把人的繁多行為加以綜合，並僅根據這個觀點進行研究——「最大多數人分享最大幸福。」③當現實的法律不是「體現全體或最大多數自由人意志的公約，即不是按大多數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則制定，而淪落為「少數人慾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種偶然或臨時需要的產物」的時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滅的人性為基礎」，因而「背離了這種人性的法律，總要遇到一股阻力，並最終被其戰勝。」一部法律存續的時間同其背離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這種背離達到了人們忍受的極限，那座「少數人的吝嗇和野心用人類的鮮血塗飾成的王位和宮殿」便會轟然倒塌，任何制度的構建如果背離人心、違反人性的話，是註定要失敗的。從人性的視角刑法學研究，對於得出正確的結論，提升刑法學的理論品位，為刑事立法提供導向具有重要意義。任何重要問題的解決關鍵，無不包括在關於人的科學中間，而這個基礎也正是一切科學唯一穩固的基礎。二、審視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徵刑法作為人的一種現實生活規范，人們通過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嚴，做人的保障，還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諧與秩序，在此基礎上追求一種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種美，審視刑法領域，我們發現刑法正閃耀著一種人文關懷與人性理念，其意蘊深遠，也是刑法追求美的應然選擇。（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就個體而言，每個人的需要都是無止境的，都呈現無限膨脹的趨勢，而社會資源是有限的，這便產生了(每)人的無限需要與有限社會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每個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話，在滿足個人需要的同時不得不照顧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夠容忍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否則，整個社會也就無從存在。為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減少人們之間的相互摩擦和無謂的犧牲，必須有個規范加以約束，尋求社會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設，其中，那些超過適當限度，構成犯罪的行為，由刑法規定製裁，於是刑法應運而生，刑法是人類文明社會為防止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保護法益而設的一種制度安排，是「人類有意識的一種生命活動」的產物，體現了人類對幸福的追求嚮往，是人類審美意識的載體。因此，在人與法的關繫上，人決定著法，法必須體現出人文關懷，人才能在法中「詩意地棲居」，進而步入人生的澄明之境。（二）刑罰之設置，人性所求避苦求樂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為不快樂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這樣為了防止犯罪就必須抑制行為人的感性沖動，即科處作為惡害的刑罰，並使人們預先知道因犯罪而帶來的痛苦大於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樂，才能抑制其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這種立法威懾不同於司法威懾，而是主張威懾必須通過刑罰文本，在有事實犯罪發生時，法律上的威懾變成現實的威懾，也就是說，刑法文本的預告是基於人能趨利避害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性從而對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強制，「社會上潛在的犯罪人醞釀犯罪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作為犯罪代價的受刑之苦產生聯想，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權衡而對受刑之苦產生畏懼感，進而為避免受懲罰而放棄犯罪。」④這種威懾論本於心理強制說，而心裡強制說淵源於人趨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認人能基於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選擇。無論任何理論的產生都離不開人，刑罰的設置亦是如此，刑罰立足於人的本能、本性，順乎人性地制定相應的刑罰階梯與其相匹配，設置的科學性，構建的合理性，猶如勾勒出的一幅巧妙的刑罰階梯圖，美輪美奐，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徵體現。（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人類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亞里士多德曾經常說過「不公正即不平等」對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於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體現，人類具有得到尊重的慾望。「當那些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卻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人性遭到侵損的感覺。」⑤刑法平等觀念首先意味著相同的行為在刑法上應當受到相同的評價和處置，而不能因為主體的身份、社會地位、種族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有所不同，這種平等的理念是根植於人性的，與其相匹配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是對人性這一特點的彰顯，體現了刑法渴望平等，尋求理性、追求和諧的順應人性的美化特點。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構建以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人性是刑法的基礎，人性刑法要求順應人性，發揚人性，且不可扭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體現，但是，人性是隱含於內的，刑法是彰顯於外的，內外信息的不對稱難免會出現錯位現象，我們需要做的是揚長避短，對其中的理性我們要繼承，人性的缺失我們要及時彌補，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聽到了對人性的呼喚聲，那聲音是那麼的刺耳，那麼的強烈，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思考。現筆者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人性化為基礎的刑法學做簡單構建（一）期待可能性理論期待可能性理論，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它合法行為時，行為人卻實施了違法行為，則刑事責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實施適法行為時，縱然其實施了違法行為，也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理論貫徹了法不強人所難這一法律諺語，蘊含著人道主義情愫，彰顯著人道主義關懷。正如日本學者大冢仁的評價：「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對強有力的國家法規范面前殘喘不惜的國民的脆弱人性傾注刑法同情之類的理論。」⑥我國刑法中沒有明確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論，有些學者認為，可以把我國刑法第16條解釋為是關於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我國《刑法》第16條規定：「由於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損害結果的，不認為是犯罪。筆者認為，雖然主張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罰的理由解釋為缺乏期待可能性理論，但是筆者認為只是可以如此解釋，或者說學理上如此解釋才合理，至於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懷疑。因為人們通常把「不能抗拒」解釋為一種物理的強制，而不是擴大解釋為一種精神強制，期待可能性理論所要解決的正是處於精神強制狀態下的人的責任問題。這正是我國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鑒外國的經驗理論，我們國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二）親親相隱在中國刑事法律中的重構親親相隱是我國古代法制一項基本原則，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被作為一種封建糟粕予以拋棄。然而，正當我國砸碎一切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進程中，抬頭看看現代很多法治國家中卻依然能找到他的蹤跡，例如：英美法系國家訴訟法明確表明夫妻之間可以享有證言特免權，歐洲一些國家在刑法和刑訴中均對拒絕作證權，尤其是基於親屬關系產生的拒絕作證權明確規定。親親相隱在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閃耀，尤其在法治國家「親親相隱」原則是人權保護的需要，保護親權的折射，更是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屏障。然而，這個在我國歷史上奉為優秀傳統繼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度卻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消逝匿跡。新中國建立需要法治觀念的不斷滲透，法治理念的弘揚，其中，人性關懷至關重要，作為其重要表現的「親親相隱」原則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發揮其更大的作用，閃爍起更耀眼的光忙時卻被唾棄，無疑是對人性的扭曲，對人類的踐踏。所以現在法治的推進，人性的彰顯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親親相隱原則，並且將其制度化原則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權，彰顯人性，體現刑法的認為關懷。然而，現行刑法中做出了與「親親相隱」相背離的規定，這是對人性的煎熬和壓抑，強調大義滅親只不過是技術上冰冷的需要和對人性的過高期待。（三）沉默權的建立沉默權是人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每個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這是基本人權的內容，抬頭看看其他國家，都規定了沉默權制度，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是對人性的逼迫和蔑視，更有學者將其粉飾為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如實回答的權利，將這條污衊人性的丑惡制度披上「權利」的外衣，殊不知，這種意圖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顯示出作為理性的人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性的逼迫，這種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將遭受人性的譴責報復，誠然，人的能動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規律，萬事皆有規律可循，作為自然和社會屬性兼職的人類又何嘗能違背「人性」的規律製造出「不人性」的制度來壓迫人性呢？那不是作繭自縛，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最終人們將遭受違背規律帶來的惡果。（四）刑法條款中有關「脅迫」犯罪的規定是對人性的煎熬我國刑法某些條款對人性的忽視，我國《刑法》第28條規定：「對於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他的犯罪情況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該規定對於脅從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似乎是對人性的憐憫，然而仔細分析，結論截然相反。試想下，銀行工作人員在持槍歹徒槍口的威脅下，將保險櫃打開，致使歹徒順利將巨款搶走；飛機上的機組人員面對劫機歹徒的槍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線飛行，其行為均符合脅從犯的規定，按上述規定，只是量刑上從輕而已。刑法完全不顧及人們在槍口下的求生本能，反而變相鼓勵此情景下的行為人與歹徒搏鬥，在劫機情形中導致機毀人亡更嚴重的後果。而在其他法治發達國家，生命受到威脅的情形是合法辯護理由，為了保全生命的行為不以犯罪論，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五）刑法一百條之規定，前科報告制度違背人性我國現行《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對於此條的規定也是違背人性的，試想下，基於人自身的愛面子本性，有誰想說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說刑罰的目的是預防而不是報應，對於刑滿釋放的人我們需要做的是保護，關注其自身發展，而不是盯著他們身上貼的犯罪標簽，抓住這一弱點不放，這樣一方面扭曲人性，不利於曾經犯罪人改過自新，忘掉過去從新開始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於刑罰目的的實現，不能很好的預防犯罪。環視其他法治發達國家，紛紛設立前科消滅制度，為出獄人開辟了更廣闊的天地，前科消滅制度在我國也可以借鑒。法有限，而情無窮。刑法是一種人與社會的現象，更需要從人性和社會的高度對其做出解釋。並且，對刑法的法律解釋也只有奠基於人性解釋與社會解釋之上，才是具有說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礎，人道是刑法的命脈，人權是法的價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權三者在本質上具有內在統一性，它們是理性主義在刑法里的彰顯，人性是一切學科的基礎，閃爍人性光輝的刑法，才能被人們親切地接受，自覺地履行，虔誠地信仰。注釋：①［英]休謨．人性論（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頁．②[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7頁．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頁．7]喬增芳.教育人性化與中小學教育改革[J].廣西青年幹部學院學報,2003,(02)[8]李凱,周曉艷.服務為主關愛為輔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徑[J].新長征,2005,(06)[9]張遷.管理更人性化[J].瞭望,2003,(33)[10]王立新.彰顯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政府法制,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