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江蘇
㈠ 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的省、市、自治區為：雲南、山西、內版蒙古、黑龍江、權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項改革舉措，對於確保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批選擇上海、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個省市先行試點，為全面推進司法改革積累經驗。
第二批試點省市自治區於今年上半年陸續進入了司法體制改革，包括雲南、山西、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重慶、寧夏、貴州12個。
㈡ 許前飛的重要講話
2014年11月10日上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許前飛主持召開黨組擴大會議，學習貫徹省委十二屆八次全會精神和《中共江蘇省委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
許前飛院長指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對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提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要求，全省各級人民法院要准確把握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緊密結合全省法院工作實際，研究制定推進措施，切實抓好貫徹落實。
許前飛同志強調，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司法機關承擔著主力軍的作用，要勇於擔當，積極作為。要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密切關注社會經濟領域改革發展實際，找准與司法審判工作的結合點，發揮好司法的規范和引領作用。要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對涉及司法體制方面的重大司法改革任務，要在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下審慎推進；對涉及法院自身工作的改革事項，如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立案登記制改革、落實院庭長辦案等，要不等不靠，抓緊研究制定改革方案措施，努力把應該做、能夠做的事情做好。要樹立司法改革的信心，把握好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摸清找准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的人才流失、司法輔助人員不足等突出司法難題，向改革要動力，在推進司法改革的過程中找到破解的辦法措施，努力提高全省法院工作成效，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江蘇作出積極貢獻。
㈢ 司改如何才能擁抱新技術
剛剛結束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讓人們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術。
「以大數據、互聯網、雲計算、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正向我們撲面而來，已經、正在或即將改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帶給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像空間。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伴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信息雲技術正在不斷影響司法實踐，司法改革擁抱新技術，司法與科技深度融合，是適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們未來的必然選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與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區域一體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騰訊網路安全與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辦的「智慧司法與司法改革」研討會在廣州舉行。來自實務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圍繞「智慧司法」「司法改革」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深入探討。
1.老百姓從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實惠？
「嘀！」正在晨練的陳女士聽到手機簡訊提示音後打開一看，法院發來執行案件款項已到賬的告知，陳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師通過智慧檢察院實現了視頻會見，與當事人進行了及時、充分的溝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來越受到當事人的歡迎，以前費事費力的打官司過程變得越來越快捷、舒心。
「大數據和信息化在司法領域運用的廣度和深度能夠改變傳統的司法模式，成為改革的主要動力。」騰訊「互聯網+」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騰訊安全管理部副總經理湯錦淮介紹說，今年以來，騰訊在探索大數據新技術在司法領域的運用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比如與廣州越秀區法院合作的全國首例刑事案件證人微信出庭，為推動庭審體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嘗試；與江蘇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國首個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法官少受累。
「『阿爾法狗』向人們展示了人工智慧發展的無限可能，但人工智慧和司法活動最根本的區別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阿爾法狗』解決的是未來的東西，而司法活動是回溯性的認識活動，這是它最大的特點。」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指出，我們要的顯然並不只是一個結果。因此，通過什麼方式、什麼途徑、什麼手段把過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案件事實判斷清楚，這不是靠「阿爾法狗」就能解決的問題。
他同時強調，這種回溯性的過程不允許不擇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當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動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以及相關合法權利。而這一系列活動共同組成了司法活動。
3.智慧司法的底線在哪裡？
「在司法領域，機器不能代替人，結論和判斷只能由司法人員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無限制地開發下去，要讓人工智慧結合司法規律，確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發展司法領域的人工智慧，互聯網公司必須和專業司法人員緊密合作，必須保證司法應有的元素、內在的原則、必要的親歷性，不能讓技術牽著司法的鼻子走。」陳衛東強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熱情擁抱科技革命的同時，必須明確智慧司法的目標。司法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科技應當遵循司法規律，服務而不是引領司法，以達到促進司法公正、維護保障權利的最終目的。法學界更應在學習的基礎上根據司法自身的特性參與進來，形成理論、科技、實務的結合，通過研究讓實務部門在運用大數據的同時保持清醒的認識。
顧永忠認為，擁抱科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誰也無法阻擋。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運用科技，是否無選擇、無條件地運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親歷性舉例說，親歷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親歷、如何參與。「我們提出庭審實質化改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審判人員拿著書面化的卷宗就來審理案件，而不進行開庭，我們能不能接受這是一種親歷性，能不能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公平公正的？」
顧永忠指出，親歷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方式來參與，包含了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要體現程序正當性、防止冤假錯案，庭審活動中的面對面就至關重要。視頻技術未來可能實現與面對面等同，但在當下顯然還不行。庭審中所有訴訟參與人坐到一起，這種只能感受不能言傳的親歷性很難通過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們要理性地思考和選擇，比如，信息化在監控、管理、服務、信息傳遞、決策等訴訟活動中都有非常廣闊的運用空間，但我們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有部分司法活動是不能也不應被取代的。」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廣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獨律師會見被告不應被涉及。如果通過遠程視頻進行會見，就涉及可能被錄音錄像的問題，而法律對此是有明確規定的。因此，開發類似技術時，最基本的就是絕對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必須依法積極穩妥推進。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數據對司法工作帶來的沖擊非常明顯，比如在證據收集的過程中，辦案人員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電腦獲取數據，能否作為證據來使用值得探討。「如何制定新的證據規則，這也是人工智慧、大數據、新科技對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學習跟上時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慧、大數據為我們所用，成為我們的工具而不是我們受其牽制。」高景峰說。
真正做到運用到現實上才行。
㈣ 本人江蘇鎮江地區，全日制大專財務管理畢業，後網上函授工商管理學本科畢業，32歲，能報考司法考試嗎
可以，鑒於你之前已經是大專畢業，你現在都可以報考的，2018年雖然司法改革，不是司法專業的本科生不能報考，但是你是18年以前畢業的，所以老人老辦法，你還是可以報考的
㈤ 五年25部新法出台的背後是怎樣的
截至2017年12月底，新制定法律25部，修改法律127件次，通過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定45件，作出法律解釋件……這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交出的五年立法成績單。
小智治事，大智立法。完備的法律體系，是一個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基石。五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堅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完善，有力地推動了法治中國建設。
法治與改革如同鳥之兩翼。立法先行，讓重大改革於法有據。五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20項涉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等領域的授權決定和改革決定，為改革先行先試提供法律支撐;統籌修改部分法律當中同類的或者相關的規定，進行了16次打包修改，涉及95件次法律，適應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和轉變政府職能需要;健全備案審查制度，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努力讓憲法和法律成為全社會的共同信仰。
新起點，新征程。過去五年，人大立法碩果累累，有力維護了社會公平正義;未來五年，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不斷推進，人大立法工作必能將法治經緯越織越密。讓我們共同見證，全面依法治國的前進足跡。
㈥ 江蘇司法考試改革後收費標準是多少
江蘇省物價局6月19日發布消息，江蘇省國家統一法律資格考試收費標准確定，三科版共計每考生252元，權試行兩年。
首先是實現分階段收費。第一階段客觀題考試兩科合計172元，第二階段主觀題考試80元/科，共計252元/人。另外，考試合計收費標准也有所降低，從原來的每考生260元降至252元，減少了8元。
㈦ 什麼是"長沙模式"、"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和蘇州、無錫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徵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詳見http://report.drc.gov.cn/drcnet/corpus.nsf//?OpenDocument
長沙中院將執行裁判庭從執行局剝離出來，單獨設立執行裁判監督庭，這項在全國法院首創的改革被四位長期關注中國司法改革的專家譽為「長沙模式」，並被認為這是促進執行公正、提高執行效率的一項重大舉措。
http://news.sohu.com/2004/03/25/88/news219588839.shtml
㈧ 江蘇司法改革法院事業編制人員怎麼辦
地方政府會特批一些事業編制供法院招錄輔助人員，這類人員身份很尷尬，不能提拔，不能做法官檢察官，甚至編制都只能掛靠在其他單位。司法改革目前尚未波及到這部分人，改革的表面標志是先實現人財物省統管，實際上由地方財政代管，並沒有達成事先的人事、財務獨立。事業編制屬於地方編制。事業人員目前出路很不明朗。和公務員相比，缺少了升職路子，其他都還是有保障的。但是鑒於司法改革的契機，最高院周強院長提出兩到三年解決執行難的口號。
具體如下：
1、簡介
事業編制是事業單位編制的總稱，事業編制可分為全額事業編制、差額事業編制和自籌自支事業編制三種，全額編制又叫全額財政撥款事業編制，參照公務員管理，基本待遇與公務員一致，多為一些公益性事業單位和部分具有行政執法職能的事業單位，如城管、學校等。差額事業編制，由財政進行差額撥款，待遇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掛鉤，如醫院和部分景點等。自籌自支事業編制，實際上與企業差不多，待遇和經營狀況息息相關，多為一些服務型事業單位，如賓館、培訓中心、設計室等。
2、區別
進入行政編制的意味著你是國家公務員，如通過了選調生考試就是國家公務員。國家公務員享受著國家的各種法定待遇，如醫療、晉級等。事業編制是事業單位編制的總稱，像學校就是典型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分為自收自支、差額拔款、全額拔款三種類型。不用我說大家也能自明白，第一種就是你的工資和福利全由自己單位的收入來支付。
3、案例
比如你進入一個一個風景區的管委會工作，可能就是屬於這種類型。第二種就是你的工資和福利有一部分是政府負擔的，有一部分是自己單位的收入負擔。像醫院就是這樣的。第三種就是你的工資和待遇全部由政府負擔，這種的事業編制就從形式上和公務員是一模一樣的了。
㈨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㈩ 此輪司法改革的前景如何
改革的前景不是很好，但它主要是改革的頂層設計是從中國的司法實踐在一定程度上
1、立案制度導致大量的訴訟流向法院。
第1號案件登記難，特別是難以解決的行政訴訟，分散了法院的大量人力物力。巡迴法院沒有解決具體問題，反而使法院的官僚作風更加嚴重和難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