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親相隱在中國刑法

㈠ 親人間的包庇行為構成犯罪嗎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親人間的包庇行為是犯罪行為。

對我國古代制度有興趣、有了解的人，應該會聽過“親親相隱”這四個字吧？所謂“親親相隱”，其實說的就是親屬之間的窩藏包庇行為不屬於犯罪行為，哪怕親屬之間互相窩藏包庇，不予告發或作證，其也不會因此受到刑事方面的任何處罰。

話說回"親親相隱"原則與制度，其實它的形成與古代社會及倫理思想有一定的關系，它具有很強的倫理親情色彩。但在現代法律中，法律則更強調法律性、懲罰性，這是現代法律同古代律法不同的一面。不過，現代法律也跟現代社會及倫理思想有一定的關系。所以，大家要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問題。

㈡ 關於「親親相隱」制度

「親親相隱」作為一項在中國傳統法律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在彰顯孝道的同時，亦反映了「禮法合治」的人倫精神，這不僅是對人情倫理的關懷，對維護當時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時期：「親親相隱」思想的萌芽

「親親相隱」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根據目前現有文獻可知，最早主張父子之間不可相互告發有罪的記載是在《國語•周語》：「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衛大夫元嘔訟其君衛成公於當時的盟主晉文公，周襄王在反對晉文公受理此案時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最早提出父子應該相互容隱的是春秋時期的孔子，《論語．子路》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間有著最親的血緣關系，是天性之愛，相隱是理所當然的，符合人情倫理，從此容隱首先在理論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導。

亞聖孟子在孔子父子相隱理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兄弟之間也應該容隱，《孟子•盡心上》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己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此時親屬相容隱還只是一種道德觀念而沒有成為一項法律制度。

最早在法律中規定容隱制度的是《秦律》，其中規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聽。而行告，告者罪。」但秦代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親親相為隱制度，只能說容隱的思想在律法中有一定的體現。

（二）兩漢時期：「親親相隱」制度的確定

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之下，漢朝「孝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實行。在這種注重「孝悌」的社會氛圍中，漢初所制定的「首匿相坐」的法律規定與當時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格格不入，已經不適應當時的國情，改革勢在必行。與此同時，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相當雄厚的財力和物力，漢初以黃老思想為主的「無為」的政策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的需要，儒家思想的地位日漸提升，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武帝接受，儒家思想開始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一些儒生根據儒家的倫理觀念對「首匿相坐」的規定予以抨擊。漢宣帝時桓寬在《鹽鐵論》中表明了自己主張父子相隱，反對父子間首匿相坐的立場：「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漢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決獄」及桓寬等儒生的影響下，漢宣帝以詔書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確定了「親親相隱」的合法性。詔書中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宣帝的詔書不但在法律上承認了「親親相隱」的合法性，而且具體確定了「親親相隱」的適用范圍：（1）家屬三代以內，即祖孫、父子、夫妻之間；（2）凡卑幼隱匿尊長（即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不承擔任何法律上之責任；（3）凡尊長隱匿卑幼（即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孫），一般情況下不負法律責任，但如所犯為死罪，則須上報中央最高司法長官廷尉酌情議定，一般也能較常人減輕或免除處罰。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親親相隱」制度在曲折中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朝代更迭，這一時期社會的動盪使「親親相隱」制度得不到很好的執行，許多儒家對這一時期違反「親親相隱」原則，株連親屬的法律規定與做法予以抨擊。漢末魏初之時，高柔、盧毓等人對「軍徵士亡，考（拷）竟其妻子」的現象進行了批評，東晉人衛展反對當時「考（拷）子證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做法。北朝魏人崔纂反對審訊中「令同氣（兄弟姊妹）相證」，其理由都是這樣做將會嚴重損害倫常，蔡廓就認為強迫親屬間互相證罪的方法「虧教求情，莫此為大」。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局的迅速變化而使「親屬相隱」這一注重維護社會家庭穩定的制度受到影響。但是，這一時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進程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儒家大族司馬氏統一全國後建立的西晉政權使儒家思想與法律的結合更加深入，這一時期，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親屬之間相犯「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正式入律。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與法律制度進一步結合。南陳時「官當」的制定，北齊時「重罪十條」的出現等等都是很好的證明，儒家思想法律化進程的加劇最終必將使代表儒家思想的「親親相隱」制度得到承認和發展，隋唐時期這一制度的成熟和完備證明了這點。

（四）隋唐時期：「親親相隱」制度的成熟與完備階段

魏晉南北朝之後的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制度發展的巔峰期，政治、經濟、文化都在這一時期發展到新的高度。代表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相結合的「親親相隱」制度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規定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確立了「同居相為隱」的總原則，並將親屬相隱的范圍由親屬間擴大至「同居相為隱」，體現了這一時期統治者的開明和「親親相隱」制度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名例律》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裨為主隱，皆勿論。……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以此規定而言，所有居住在一起的親屬（不論服制）均可相隱，不同居的大功以上親屬亦可以相隱，小功以下親屬相隱也可以根據服制的遠近減等處罰。為了落實該總則性規定，唐律作出了10種具體規定：（1）不僅藏匿上述犯罪親屬不罰，及匿得相容隱者之侶（親屬的同案犯）亦不坐。（2）通報捕攝消息令親屬脫逃者不罰。（3）審問官不得逼親屬作證，違者有罪。（4）不得告發尊親屬。告祖父母父母為不孝，處絞；告其他有服尊親屬亦有罪。被告發的尊親屬視同自首減免處罰。期親以下尊卑「相侵犯」者可以告發。（5）不得告發卑親屬。「告紹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但父祖告子孫即使誣告亦不坐。（6）幫助父祖逃脫囚禁後不得因懼罰復捕得送官。（7）不得捕縛與自己共同犯罪的親屬赴官自首。（8）在審訊中不得已附帶吐露親屬之犯罪者，不視為告發。（9）捉姦時因捕捉與親屬行奸的外人而牽露親屬之奸罪者不視為告發。（10）謀叛以上國事重罪不得相隱，必須告發。

綜觀唐律對於「親親相隱」的這些規定，我們發現唐律中對於這一制度的設計非常合理和周密。在體例上而言，唐律在名律例中對此有總括性的規定，並在後面篇目中具體加以規定。從內容上看，這些法規互相補充，相輔相成，將「親親相隱」的原則性規定擴充為內容詳盡、便於施行的一系列系統化的法律條文。「親親相隱」在這個時期已經成熟和完備了。

（五）宋至明清時期：「親親相隱」制度在繼承唐律的基礎上略有變化

唐之後各朝代的「親親相隱」規定均以唐律的規定為基礎按照當時的具體情況略加增減而成。其中繼唐而起的宋對唐律的繼承最為忠實，《宋刑統》中關於「親親相隱」的規定幾乎就是《唐律疏議》的翻版。由游牧文明建立的元朝也繼續保留容隱制。《大元通制》首次使用「干名犯義」罪名，即「諸子證其父，奴評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隱。凡干名犯義為風化之站者，並禁止之。」明清容隱制大體同唐宋，但控告得相容隱親屬，其罪行一般輕於唐律，容隱范圍包括妻親和女婿。《大明律》規定「存留養親」、「同居親屬有罪得相互容隱」，「奴裨不得告主」，「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碑不證主」等。《大清新刑律》第180條規定為親屬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者可免除或減輕刑罰。

唐宋元明清的法律甚至明文規定，根據法律應當相隱的親屬都不得規定其作證，官吏如有違反要處杖刑。這充分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家庭親情及其倫理綱常的維護。

清末改制後，只有親屬容隱製得以保留。清末明初，親屬容隱制度繼續得到沿襲。這一時期的法律都有關於庇護親屬不罰、放縱和便利親屬脫逃減輕處罰、親屬間有權拒絕證明彼此有罪等規定。由此可見，容隱制度已經成為一項個人權利，並且受國家法律的保護。

㈢ 論中國法律傳統中的親親相隱

可參考關於「親親相隱」問題的若版干辨正權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37

㈣ 我國刑法中是否保留了親親相隱的原則

沒有，根據最新的刑法理論，有不可期待性原則，另外根據最新的刑事訴訟法，部回分親屬有出庭作答證免除義務，有吸取古代這個原則的用意，但沒有完全確立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㈤ 親親相隱制度對中國古代法律的影響

非常注意「人性」。
所以，
古代中國法律，特別注重「違法動機」，更講究的是法律的「教化作用」。
但同時，
也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法律原理，導致了屢遭詬病的「人治」。

㈥ 親親相隱觸犯哪條刑法規定

包庇罪
法律依據：
《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窩藏、包庇罪】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㈦ 如何看待古代的親親相為隱

「親親得相首匿」源自《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中國歷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對這一思想有所繼承。根據親親相隱原則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雖然實行這項原則主要是為了維護封建倫常和家族制度，鞏固君主專制統治，但親親相隱制度對現代社會家庭倫理價值和刑法制度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所以親親相隱制度仍有去研究、探討的價值。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古代司法實踐中曾發揮了重要的社會職能。今天，當我們走向法治國家時，如何科學地對待「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應該說是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親親得相首匿」，是指親屬間相互隱瞞罪行可以不負刑事責任。這一思想由來已久。早在周禮中就有「為親者諱」的說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將這一傳統宗法原則概括為一種司法主張。《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作了告發，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但在孔子看來這卻是一種喪德敗行。孔子主張父親應替兒子隱瞞罪行，兒子也應替父親隱瞞罪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父慈子孝的道理。由於這一原則順應了人的親緣本性，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因而得到統治者的青睞。尤其是到了漢朝儒家思想成為一尊，「親親得相首匿」便成為漢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項基本原則正式確立下來。《漢書·宣帝紀》記載，宣帝地節四年下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這就是通常所說漢代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其大意是說子女幫助父母、妻子幫助丈夫、孫子幫助祖父母掩蓋犯罪事實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責任。父母幫助子女、丈夫幫助妻子、祖父母幫助孫子掩蓋犯罪事實的，一般情況下可不負刑事責任，死刑案件則上請廷尉，由其決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責，這段話也可以簡單的概括為「親親相隱不為罪」。
「親親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時的國家法律不僅使親屬容隱制度的范圍更為擴大，而且對其具體內容也作出了比較嚴密的規定。如《唐律疏議》中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這里容隱親屬的范圍不再局限於漢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孫，而是進一步擴展到同居的親屬、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親屬及外祖父母、外孫、孫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僕人可以為主人隱匿犯罪，這些隱匿行為都不受到處罰。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親屬如果隱匿犯罪，則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個等級對其進行減輕處罰。在容隱親屬范圍擴大的同時，容隱行為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展。犯罪的親屬，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報消息給罪犯，使之逃匿也不為罪。同時，為使得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統治者還在《唐律》和《唐律疏議》中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體現在十個方面：（1）關於「知情藏匿罪人」。（2）關於「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關於禁止逼親屬作證。（4）關於不得告發尊親屬。（5）關於不得告發卑親屬。（6）關於「子孫與金刃」幫助父祖逃脫囚禁及不得復捕回送官。（7）關於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適用於容隱親屬。（8）關於審訊中不得已吐露親屬犯罪。（9）關於奸罪捕告。（10）關於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嚴重國事罪不得容隱。這些具體而翔實的規定，標志著「親親得相首匿」思想已經走向成熟。在隨後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隱范圍又擴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刑法將其擴充到包括夫妻、四親等以內的宗親、三親等以內的外親、二親等以內的妻親。1935的《中華民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又進一步將容隱范圍擴大至五親等以內的血親、三親等以內的姻親，且均有親屬拒絕作證權及不得令親屬作證等明確規定。
從「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確立和傳承軌跡不難看出，這一原則不僅貫穿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同時也對現代社會產生了影響。其之所以被長期沿用並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大體有以下原因：其一，該原則從根本上體現了人的親緣本性。人的親情是維系整個社會穩定的先決條件，親屬間的愛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愛的起點，是人類的感情基礎。「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親親相隱不為罪，順應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其二，「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及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等級制度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與基礎。在該制度下，家、國融為一體，家庭的和睦與安定直接決定著國家的穩定。親親相隱的思想以人的家庭親情為基礎，強調對家長權的確認保護，不僅有利於家庭和睦，而且有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其三，「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維護了封建經濟秩序，有利於農業生產。在封建社會中，以家庭為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家庭成員之間團結協作共同致力於農業生產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許親親相隱則必然會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穩，最終可能是家人離散，田地荒蕪。這對維護封建經濟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親親相隱」的歷史演變
《唐律》對「親親相隱」制度的發展
唐代同居有罪相為容隱的原則起源於《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之說。所謂「父為子隱」，乃父慈也；所謂「子為父隱」，乃子孝也。儒家這一理論至漢代上升為「親親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則，該原則中的「親親」的范圍包括「大父母」（即祖父母）、父母、己身三代。所謂「首匿」，顏師左注雲：「凡首匿者，言為首而藏匿罪人。」西漢所創的「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是禮法合流的重要標志之一。此後這一制度一直作為刑法原則而沿用，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中國的法律。
唐律承其前朝的法制，在《名例律》（總46條）規定了「同居相隱」的原則，其在相隱的范圍、相隱的內容和相隱的限制方面比漢以來至隋各朝的規定更系統、完備。
相隱的范圍
唐代相隱的范圍由漢朝的三代擴大為「同居」。疏文雲：「謂同財共居，不限籍（戶籍）之同異，雖無服（指」五服」以外）者，並是。」同居的范圍據疏文應是大功以上親。另外，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雖輕，論情重」，也在相隱的范圍內。最後，部曲奴隸也法定「為主隱」。
相隱原則的保證措施
為實施「同居相為隱」的原則，唐律規定，應相隱的人舉告或對簿公堂，依親等關系論罪。《斗訟律》（總345條）規定：「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絞。」此外，《斗訟律》（總346、349條）對卑幼「告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及「部曲奴隸告主」等，皆有定罪科刑的規定。
不遵守「同居相為隱」而告，告發人依規定處刑，被告者，即使確實有罪，也都以「自首」論處。《斗訟律》（總347條）之疏文說：「被告得相容隱者，俱同自首之法。」同時還規定，如屬於父祖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妻妾或自己的妾的，無論告得實還是誣告，都不處罰。
對實施相隱的處置
第一、免刑。唐律規定「同居」、「大功以上親」相隱及「部曲奴隸為主隱」都免罪。相隱即使是「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也不懲罰。
第二、減刑。唐律規定小功以下親屬相隱，也可以「減凡人三等」。疏文說：「假有死罪相隱，據凡人唯減一等，小功、緦麻又減凡人三等，總減四等，猶徒二年」。即照犯人之罪減四等處罰。
相隱的限制
唐律中兵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可以相容隱的，凡犯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些直接對抗於統治階級的大罪不得相隱。律文規定：「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疏文雲：「謂謀反、謀大逆、謀叛此等三事，並不得相隱，故而不用相隱之律。各從本科條斬。」《斗訟律》（總345條）之疏文雲：「謂謀反、大逆及謀叛以上，皆為不臣，故子孫告亦無罪。」
宋、元、明、清各朝對「親親相隱」的沿襲
宋建隆年間的《宋刑統》沿襲了《唐律疏議》的篇目和內容，除了宋朝「內重外輕」的政治理念引起的律法制度微小變化外，其餘《唐律》中的根本性原則，均予以了保留。對「親親相隱」制度的規定也一如《唐律》，立法明確規定了對同居之人容隱的權利和義務。
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起來的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它的建立把中華法系的影響擴大到蒙古、吐蕃、回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不僅使上述少數民族地區統一融入到中華法系中來，也使中華法系吸收到其他地區立法的精粹，推動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元朝統治者推行「祖述變通」，「附會漢法」和「因俗而異」，蒙漢異制的立法指導思想。以《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為代表的元朝律法，基本沿襲了唐宋立法的內容，同時也確認了刑律中的「親親相隱」原則。
明朝立法首推《大明律》（《大明律附例》），雖然體例上與前朝律法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分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7篇。但源自《唐律疏議》的傳統刑法原則並未改變，即「親親相隱」原則得以延續，明代律法確認了親屬間容隱的權利和義務。
滿清入關以後，修編的《大清律例》體例、內容方面幾與《大明律附例》如出一轍。在「親親相隱」原則的規制方面也因循前例，所以終清一世，「親親相隱」制度都得以繼續貫徹。此外，筆者認為《大清律例》所規定的「留養承嗣」亦可視為是對「親親相隱」的補充。
清末變法修律對「親親相隱」的爭議
清自道光朝經歷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屢遭外侮，這同時也激起國內有識之士不斷探尋救國之道。同時，清政府自身也寄希望於效法列強，變法革新來實現「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彌」的目的。因此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政府展開了自上而下的修律活動。但是修律本身觸犯了封建上層貴族的利益和價值感念，因而招致張之洞等禮學派的強烈反對和抵制。
其中西方法理的引入和中國傳統禮制理念的沖突是雙方爭議的焦點。「親親相隱」制度也因其本身違背現代刑法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遭到了非議。
南京國民政府《三五刑法》中「親親相隱」制度的復活
古代法律中體現儒家思想，允許犯罪親屬基於親情而通過隱匿、放縱罪犯的方式對抗官府的「親屬容隱」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民國刑法所吸收。《三五刑法》第126條規定：「縱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逃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第五項又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犯第一項之便利脫逃罪者，得減輕其刑」。第164條及第165條分別規定了藏匿犯人或使之隱避罪、頂替罪、湮滅刑事證據罪等罪名及相應的處罰。第167條又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親親相隱」制度的價值評析
「親親相隱」制度的內在合理性
任何一種社會秩序類型都以對人性的特殊設定和估價為前提, 對人性的不同認識和評價直接關繫到選擇什麼樣的社會調整方式去保障社會秩序。在古代社會, 無論是從上下縱向關系即, 國家、宗族、家庭、個人, 還是從平行橫向關系即, 政治組織、血緣組織、宗教組織、文教組織, 其實都是以家庭為藍本的。國家不過是家庭的放大, 家庭又像是國家的縮影。「為子為臣, 唯忠唯孝」、「尊尊, 親親」 等觀念, 構成中國傳統的根本法觀念。法律就是以全力維護這樣的「 家國一體」模式為己任。宗法倫理成為古代中國法觀念的基石、核心。儒家學說中, 所謂「 理」 、「 禮」 、「 義」等, 不斷滲入到法律中, 甚至成為了法上之法, 或者說是法外之法。人們用這種「自發的法律」來評斷一個言行非法與否和罪惡輕重。倫理綱要, 三綱五常成為了法律的核心內容, 其中最典型就是「親親得相首匿」。古語有雲：「 法者, 緣人情而制, 非設罪以陷人也。」在古人看來, 親屬間互相包庇、隱匿犯罪的行為是人情所共欲的, 是符合三綱五常的, 也是人之常情。可見, 對於中國古代法律而言, 尊重人性秩序是立法者一直所倡導的。
另外, 容隱制度使得法律不強人所難。「徒法不足以自行」 , 法律的實現有賴於人們的遵守與服從。因此, 法律在制定設計時必須充分考慮其現實可行性, 依照刑法學理念,即使法律有「期待可能性」。從實踐中看, 從古至今, 很少有人願意真正的大義滅親, 主動向公安機關告發自己的親屬。這是因為血緣關系是人類最為牢固的一種帶生物性的社會關系, 這種無可擺脫的心理動力習慣, 使人類之愛首先必然體現為親屬之愛、血緣之愛。即使在側重於市民精神的西方倫理看來,「博愛」首先也是出於親屬之愛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任一惡行發生在非親屬之間, 人們會看的較輕, 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親身上, 就成為傷天害理的罪惡。期待親屬之間的特殊情感和家庭內部、親屬之間的「榮辱與共」的社會現實使刑法不能期待人們都會主動去揭發和控告近親屬犯罪。與被國家一度所倡導但實質上背離人性的「大義滅親」的政治說教恰恰相反, 傳統法律上綿延幾千年的容隱制度, 看似悖謬, 實則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底蘊, 表達了古人對人性問題所作的深邃洞察, 其由道德原則逐步演化為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是彰顯了古代統治者高超的政治藝術和對人性問題的遠見卓識。由此觀之, 古人已經諳悉國家所希冀的穩定的社會秩序經由法律形成須以法律暗合人倫關懷為前提。
從儒家傳統道德看「親親相隱」制度
就浸潤我國數千年的儒家禮教傳統而言，「親親相隱」制度是一種人性關懷的彰顯。儒家傳統的理念即是家國一體，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皆為一體，一乎准於禮。在這樣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親親相隱」原則體現了家族成員，尤其是五服以內近親屬間彼此容隱、彼此相互關懷的族內關系，並以此擴大到國家層面上，正是封建王朝所提倡的忠與孝的原則。當然親親相隱制度涉及到的強制奴隸部曲為主隱及對卑幼告尊長加重定罪科刑的規定則是封建等級制度下的糟粕，也是對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原則」的違背，並不符合儒家「大同」的思想理念，應該遭舍棄。
對「親親相隱」的取捨
現實中，法理、人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良好的法治中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應當兼顧到人情。實際上, 只有法理沒有人情的法律很難得到自覺遵守。在實踐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罪犯的親屬明知包庇行為會受到法律制裁, 依然會選擇包庇、窩藏犯了罪的親人,甚至被判刑人獄後對自己的行為也不後悔,對他們而言, 所謂司法秩序是海市屋樓, 被害人雖然冤枉, 但也比不上自己與罪犯的骨肉情深。為了保存風紀, 反而破壞人性, 而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歷代在立法時都對血緣至親的人情予以尊重, 當代各國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有「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故如果缺乏此種期待可能性, 而成為責任之事由, 不能使該行為人負刑事責任。這里就不僅僅包括對基於血緣親情而為之行為的認可, 還包括基於對人趨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英美國家有沉默權的規定, 其中包括證人、被告如果認為法庭所需要之證詞會對自己或親情、夫妻關系造成損害, 有權保持沉默, 來源於人不能自證其罪的理念。這就更加明顯的突出了對基本人情的尊重。基於以上分析, 無論是從對人性、對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的尊重, 還是基於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合理借鑒, 亦或是對西方法律的移植,親親相隱的原則在當代中國法律體系中都具有現實意義。
「親親相隱」制度，從創制之初就彰顯了儒家的人文關懷思想，千百年來在歷朝編纂的律法中作為一項基本刑法原則得以延續。「親親相隱」制度以家族親屬為本位，充分考慮到律法與人情之間的關系，從親屬容隱的角度，對刑法的責罰范圍作出限縮，使中國古代刑法制度不斷趨於合理，符合禮制。「親親相隱」制度的確立和演變是中華法系對世界法律發展的卓越貢獻。

㈧ 親親相隱與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沖突嗎

親親相隱是中國封建刑律的一項原則，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反之要論罪。它的目的是是為了維護封建倫常和家族制度，鞏固君主專制統治。
罪刑法定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是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憲法中的平等原則。
在中國現代刑法來說.是不存在親親相隱這一概念的.等同於包庇罪.

㈨ 親親相隱，刑法修正案的原因

親親相隱，指對自己關心相愛的人，尤其是父母血親，即便他們有了過失，也不忍苛責內追究，興師問容罪，而動了包庇回護的惻隱之心，這樣才是正常的。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2012年3月14日審議通過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八十八條明確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