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民商法

⑴ 商法的高在敏的圖書信息

書 名： 商法
作者：高在敏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02月
ISBN: 9787511804006
開本：16開
定價： 32.00 元 作者：柳經緯主編
出 版 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1-1
頁數：799
開本：16開
定價：65.00
I S B N ：9787561519806 伴隨著我國法學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法學教材建設也呈現日益繁榮的景象。在民商法學科，以高校教師為主體組織編寫出版的各種系列教材，不僅大大促進了民商法學科的教材建設．而且也為法科學生學習民商法選用教材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同時，伴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的民商法學理論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是研究領域的寬度還是研究領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論的進步g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我國民商法理論的進步與發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國民商法學科教材的建設之中。進入本世紀以來出版的民商法學系列教材逐步改變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貫穿全部民法課程學習過程的狀況，不僅出版了民商法學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內容比過去豐富得多，理論深度也比過去大得多。進而，90年代以來，我國的民商法學教材建設也逐漸擺脫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蘇俄民法學教科書的影響，在構建我國科學的民商法學理論體系方面發揮著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與我過去的廈門大學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與廈門大學出版社良好合作的結果。自2000年陸續出版以來，多次重印，陸續再版，逐漸被多所高校法學院系採用，作為本科教學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有的還被選作碩士研究生教學的教材或參考書。2007年在教育部組織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評選中，本系列中的《民法總論》和《商法》還被選定為規劃教材。 總序
第一編 商法導論
第一章 商法概述
第二章商主體概述
第三章 商行為
第二編 公司法
第一章 公司與公司法概述
第二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一）
第三章 公司基本法律制度（二）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章 有限責任公司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章 外國公司分支機構
第八章 公司集團
第三編 證券法
第一章 證券法概述
第二章 證券發行法律制度
第三章 證券上市與交易法律制度
第四章信息公開制度
第五章上市公司收購法律制度
第六章證券交易所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
第七章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服務機構與證券業協會
第八章證券監督管理機構
第九章 證券法律責任制度
第四編 票據法
第一章 票據法概述
第二章票據法律關系
第三章 匯票
第四章 本票
第五章 支票
第五編 保險法
第一章保險與保險法概述
第二章 保險合同
第三章 財產保障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
第四章 保險公司
第五章 保險業的監督管理與保險中介
第六編海商法
第一章 海商法概述
第二章 船舶與船員
第三章 海上運輸
第四章船舶租用合同和海上拖航合同
第五章 海上侵權
第六章 海上遇險的處理
第七章海事賠償責任限制
第八章 海上保險合同

⑵ 民法對人的適應范圍

民法對人的適用范圍，就是民事法律規范對於哪些人具有法律效力。
民法對人的適用范圍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情況：
（1）我國民法對惟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自然人或設立在中國境內的中國法人及其他組織，具有法律效力。
（2）我國民法對居留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和經我國政府准許設立在中國境內的外國法人及其他組織，原則上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兩種例外；第一，根據我國締結或的國際條約、雙邊協定的規定或經我國認可的國際慣例，我國民法對享有司法豁免權的外國公民（如來該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他們的隨從人員，外國使節和他們的家屬等）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 我國民法中某些專門由中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享餓 的權利能力，對外國人、無國夭人或外國法人和其他組織不具有法律效力。
（3）居留在外國的我國公民，原則上應適用往往在我國的，而不適用我國民民法。但是，依照我國民法和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雙邊協定以二五眼我國認可的際慣例，應當適用我國民法的，仍然適用我國民法。

⑶ 蘇俄歷史重要的政策有什麼影響

•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
  新經濟政策的制定。首先，連年戰爭使蘇俄的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日用物品嚴重缺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其次，經濟破壞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由於缺乏糧食和原料使多數工廠無法開工，許多工人迫於飢餓，離開工廠跑回農村。工人階級隊伍渙散，農村形勢更為嚴峻，廣大農民不肯再接受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他們強烈反對余糧收集制，要求經營自由和貿易自由。
  農民的不滿影響到軍隊，192l年2月，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喀琅斯塔得發生水兵兵變，被迅速平息下去。可是，蘇維埃政權的處境仍十分危急。列寧說：「我們在1921年春天遭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再次，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召開，列寧在會上作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
  根據列寧的報告大會通過決議，決定廢止余糧收集制實行糧食稅。從此，開始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
  新經濟政策的要點。第一，農業方面：1921年3月21日頒布《關於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法令，規定農民交納糧食稅後，剩餘的糧食等農產品可以到市場交換物品。
  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收集制大為減少，1921—1922年度全國稅額比上年度減少43．3％。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第二，工業方面：在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大生產和國家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將部分國有企業以租借制和租讓制的形式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
  1920午11月頒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1921年5月。國家把一部分小企業發還原主經營。7月又決定把一批中小工廠和商店租借給本國的合作社或個人。這些租讓和租借企業由私人經營，所有權屬於國家。
  承租者必須接受國家監督指導，遵守蘇維埃法令，按期交納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潤，到期把企業完好地交還蘇維埃國家。第三，流通方面(商業方面)：廢除國家配給制和國家貿易壟斷制。在堅持國家計劃領導的前提下，實行自由貿易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意義。
  第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機迅速消失，生產穩步恢復。它滿足了勞動者的經濟要求，受到廣大農民工人的歡迎。鞏固了工農聯盟，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第二，它探索了在小農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在蘇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
  第三，它的一些原則和經驗，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是馬克思產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原因、實質和意義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決定，標志著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
  其出現的原因主要從兩方面來分析：直接原因是為了克服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造成的消極後果，擺脫面臨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從深層次上說，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作為建設社會主義一種模式在實踐中遭到失敗，俄共（布）需要尋找新途徑和新模式。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恢復和發展、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
  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概括而言有兩點：一是鞏固了工農聯盟，調動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加速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二是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根據俄國經濟落後、生產力低下的國情，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新方法的偉大實踐。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重大突破，創造性地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
  
  

⑷ 俄羅斯的法律體系

俄羅斯法律制度總的特點

如果按目前通行的劃分法系的方法把世界各國的法律歸為兩大法系一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則俄羅斯的法律應歸入大陸法系之中。

俄羅斯的法律之所以屬於大陸法系，是因為它具有大陸法的一些基本特徵：第一，強調議會立法（實質上是專家立法，只是加蓋了議會的橡皮圖章），在司法過程中所適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機構制定頒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國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創造新的法律。第二，強調國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訂統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極少遵從先例，即在審理一個新案時未必要按照別的法院以往對類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決。

憲法制度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俄羅斯的憲法改革勢在必行。現行憲法是原蘇聯時期原蘇聯共產黨執政時頒布實施的，其主要內容在前面的《俄羅斯現行的政治體制》中已經闡述過。

現在俄羅斯有兩部憲法草案，一部是聯邦憲法委員會起草的。這部憲法的主要內容是：強調聯邦條約是憲法的組成部分，主張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制、建立兩院制議會，強調立法、執行、司法機構間的分權與制約平衡，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應該與執行機構權力分開。

另一部憲法草案是葉利欽總統另組班子草擬的「總統憲法草案」。這部憲法有三大突出特點：第一，確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第二，在俄羅斯實行總統制國體；第三，取消人民代表大會，重建議會。草案的主要內容是：總統是國家元首，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是俄羅斯聯邦最高公職人員，在國外代表俄羅斯聯邦；除政府總理的人選需經聯邦大會批准外，其餘內閣成員由總統直接任命。在同聯邦委員會磋商後，根據政府總理提名任命或解除聯邦部長和各部門領導人的職務；向聯邦委員會提出憲法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最高法院和總檢察院法官的候選人；武裝力量高級指揮員也由總統任命；總統有權提前解散議會。草案規定的聯邦議會是聯邦大會，由聯邦委員會（上院）和國家杜馬（下院）組成，它是聯邦最高代表機關，由它通過聯邦法律，並實施憲法規定的監督職能。兩院制的聯邦大會（議會）同時選舉產生，任期4年。在未選舉之前，目前的聯邦最高蘇維埃和政府的全權延長到新議會和新政府產生為止。

這兩部憲法草案中大約有60％的內容是相同的，如都強調聯邦條約是憲法的組成部分，都主張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兩院制議會等，但它們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有巨大區別。憲法委員會草案強調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平行地位，而總統憲法草案則強調總統制共和國國體，強調總統的權力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俄羅斯聯邦議會和俄總統目前正就究竟以哪一部草案作為未來國家憲法的立法原則和基礎的問題展開激烈的斗爭，不難預料，其最終結果是兩部憲草合二為一，取「長」補「短」，並以此作為立憲的原則和基礎。

⑸ 1918年到1921年，蘇俄的經濟政策有何變化引起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1918年到1920這三年是國內戰爭時期，協約國帝國主義與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勢力聯合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起進攻，很快佔領了蘇俄大約3／4的國土，致使國內最重要的糧食和燃料來源被切斷，40％的工廠因缺乏燃料而停工、停產，交通運輸幾近癱瘓，人民忍飢挨餓，蘇維埃政權抵禦侵略的物質後盾極其匱乏、脆弱，形勢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蘇維埃政府決定把國內一切工作都納入戰時軌道，制定並實施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蘇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試圖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企圖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但是「戰時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迫於戰爭和經濟嚴重困難而實行的政策，它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必經階段.但在當時條件下,它保證了軍民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對於擊敗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軍起了巨大作用。
在1921年，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經濟的限制和超越了當時蘇俄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導致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又導致政治危機。農民起義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使得布爾什維克黨必須迅速制定新的經濟政策。
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已經不適應蘇俄的國情，1921年3月21日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了新經濟政策，代替了先前施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利用資本主義，通過市場漸近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列寧根據俄國經濟落後、生產力低下的國情，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新道路、新方法的偉大實踐。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重大突破，創造性地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
所以說，由於蘇俄的國情決定了新經濟政策的正確性，同時，由於國情的需要（即大規模經濟建設和五年計劃實施），從1928年起，新經濟政策逐漸廢除。
所以說，為何不能直接是社會主義，是由蘇俄國情決定的。
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要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全國確立，即公有制在全國的確立。1936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蘇聯確立，標志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確立。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確立，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也在中國確立。其次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即要有共產黨執政。要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權力機關、軍隊來保障政權的鞏固

⑹ 民商合一的中國的發展現狀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針對處理民法和商法關系的兩種立法形式或編纂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立法形式，都是由它所處當時當地的諸如歷史、法律文化等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衡量各種因素，我國採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其理由在於：
1、由於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經使得民商法的關系愈加密切。
所謂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隨著民事關系和商事關系的互相滲透和交融，民法規范吸收了許多商事法律規則和慣例，並將調整范圍擴充到商事領域；或與此相適應，由於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變成適用於平等主體之間的商業交易的法律，從而使得商法規范具有民法規范的特徵。
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的民法，在充實了現代商事關系的規范後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對現代經濟關系的調整將會釋放出更大的能量。無論如何，民法的商事化不會影響民法在當代私法體系中的根本的主導地位；而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規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納的趨勢。
當今社會之所以會出現民法商事化、商法民事化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 在於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傳統界限已被打破。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參與商業交易的主體的非特定性，商業交易的范圍已擴展到工業、農業、不動產、有價證券、期貨等領域，「泛商化」的發展，便促使商法向民法的「回歸」和靠攏，促使民、商法之間的互相滲透，這已是當代私法的主流。
2、世界和中國的立法實踐，證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盡管大陸法系傳統民法的代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采民商分立，但並沒有因其廣泛傳播而使民商分立主義各國立法所借鑒。我們看到，20世紀以來，瑞士、蘇俄、泰國等國紛紛采民商分立主義，舊中國的民法也從民商分立走向民商合一。「民商合一」已成為當今世界之潮流。
舊中國的民商立法發展了傳統的民商合一理論，同時吸收了民商分立制的某些優點，創立了由民法典和商事單行法構成的開放性民商合一模式，較好地解決了現代經濟生活中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可為我國制定民法典所借鑒。
南京國民政府在制定民法典時，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提議制定民商統一之民法典，筆者以為其所陳述的理由是相當深刻、科學的，迄今對我們理解及對待商法仍不乏參考價值。不妨引述其要點如下：
(1)「商法之於民法以外，成為特別法典，實始於法皇路易十四。維時承階級制度之後，商人鑒於他種階級，各有其身份法，亦遂組織團體，成為商人階級。而商法法典漸相因而成，是商法之與民法對立，乃基因於歷史上商人之特殊階級也。我自漢初馳商賈之律以後，四民受治於一法，買賣錢債，並無民商之分。清未雖有分訂民法法典及商法法典之議，民國以來，亦治其說，而實則商人本無特殊階級，亦何可故為歧視。
(2)「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所定，重在進步，民法所定，多屬固定。此在昔日之陳跡，容或有之，不知凡法典應修改者，皆應取進步主義，立法者認為應修改即修改，與民商合一與否無關。例如英國民商合一，而公司法施行後亦有數次之修改，而德國為民商分立之國，乃商法之改變還不如英國，於此可見進步與否，並不在民商之合一與否。
(3)「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具有國際性，民法則否。此亦狃於舊見之說，民商合一，對於商事法規應趨於大同與否，立法者盡可酌量規定，並不因合一而失立法之運用。
(4)「昔時各國之商法，以人為標准，即凡商人所為者，均入於商法，德國於1897年所訂之商法亦然。法國自大革命之後，以為不應為一部分之人專訂法典，故其商法以行為為標准，即凡商行為均入於商法。然何種行為系商行為，在事實上有時頗不易分，我國如亦編訂商法法典，則標准亦殊難定。
(5)「各國商法之內容，極不一致，日本商法分為總則、公司、商行為、票據及海商五編。德國商法無票據，法國則以破產法及商事法院組織法訂入商法法典。可知商法應規定之事項，原無一定范圍，而劃為獨立之法典，亦止自取煩擾。再法典應訂有總則，取其綱舉目張，足以貫串全體，關於商法則不能以總則貫串其全體。
(6)「在有商法法典之國，其商法僅系民法之特別法，而最重要之買賣契約，仍多規定於民法，而民法上之營利社團法人，仍須准用商法。則除有特別情形，如銀行交易所之類外，民法商法牽合之處甚多，無取於兩法之並立。且民商劃分，如一方為商人，一方非商人，適應上亦感困難。」
新中國的立法實踐，亦體現了「民商合一」之立法體系。尤其是《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沒有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第二，只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而忽略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 「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合同法》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
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按照我國政府確定的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要在2010年前建成一個與發展市場經濟和建設法治國家相適應的完善的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後，更需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法律體系。近幾年，我國立法機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強調市場主體的平等性，否定其身份上的差別，因而人為地把「商人」作為一類特殊的主體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這與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潮流相違背，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
當然，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要建立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應該是「開放式」的。開放式的民商合一模式，既不同於民、商法典並行的民商分立，以維護民法與商法在私法本質上的統一；又不同於傳統的民商合一，後者偏執地要求將商法內容全部納入民法典。開放性的民商合一模式，應該是民法典與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商事單行法的有機結合。

⑺ 1921年蘇俄的經濟政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變化後的措施是什麼

新經濟政策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內容：

在農業方面，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規定農民在交納糧食稅後，剩下的余糧由自己支配，可以拿到市場上交換所需物品。糧食稅的數額比余糧收集制時的交糧數額大為減少，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從而緩解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政府還允許農民有條件地出租土地，使用僱傭勞動。
在工業方面，解除了對大部分小型企業和一部分中型企業的國有化，將這些企業以出租的方式交給原來的業主經營，並允許私人開辦小型企業。國家暫時無力開發的礦產、森林、油田等，允許國內外資本家投資開發。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在經濟管理上，政府也擴大了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由單純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變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進行管理。
在貿易方面，改變國家壟斷的做法，恢復貨幣流通和商品交換。這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分配方面，廢除實物分配製，實行以工人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為依據的按勞分配製。
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在國家掌握主要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允許私人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允許商品經濟的發展。它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迅速恢復，起到鞏固工農聯盟、穩定政治形勢的作用。到1925年，蘇聯的國民經濟已基本恢復了。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對俄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如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教訓之後找到的一條適合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正確道路。
新經濟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問題。俄共和後來的蘇聯領導人對實施這種政策的必要性和長期性又認識不足，以致後來過早地終止了新經濟政策。

⑻ 徐曉峰為什麼需要一部民法典 需要一部怎樣的民法典

5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就不斷呼籲和企盼我國制定和頒布民法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民法典至今未出台，成為我國法制史上的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條件已經具備，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已經開始啟動。那麼，我國為什麼要制定民法典?我國應該制定一部什麼樣的民法典?這是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話題。為此記者采訪了參與這部法典制定工作的著名法學家王利明教授，請他就此發表看法。目前，我國正開始著手制定一部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旨在全面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重要法律——民法典。為此，記者就這部法典的有關問題，采訪了著名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利明教授。
他認為，制定民法典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實行依法治國戰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標志。王利明對記者說，要理解民法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的重要性，就必須要了解民法的地位和作用。民法是深深植根於商品經濟、並作用於商品經濟關系的。在市場經濟生活條件下，民法的平等、等價、公平及誠實信用等原則，是市場經濟活動最基本的法律規則，而民法的各項基本制度，如民事主體、所有權、債和合同、代理、法律行為等都是規范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特別是以民商法規則的健全程度為標志的。如果我們要確認我國的經濟是以平等、等價和自由競爭為內容，由市場引導生產要素自由流轉和組合的市場經濟，那麼就應加強民商法的作用，盡快制定民法典。如果沒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市場經濟賴以建立的條件，也不能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民法的重要功能不僅僅體現在對市場經濟的調整和促進作用上，而且還表現在對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的充分保障方面。他認為，法治的基本精神，在於對權利的合理確認和對權利的充分保障。我國民法所確認的公民所享有的人身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民法在內容上不僅對各項民事主體的權利要實行平等的保護，而且對於公民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不法侵害以後，也允許公民可基於侵權行為制度訴請賠償，這就可以防止行政專橫，有效地捍衛自身的權利。民法不僅通過民事權利的保障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價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時還擴大到對憲法及其他法律所確認公民享有的各種經濟文化權利(如勞動權、自由權、環境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的保障，當公民的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藉助法律獲得救濟。制定民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王利明解釋說，我國在傳統上屬於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為法律的淵源。法官並無制定法律的權力，而只能適用法律，以處理各項糾紛。就民事、經濟案件的裁判而言，法官所依據的基本規則就是民法。如果缺乏系統完備的民法典，必將會使法官在處理案件時，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從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一部民法就能解決法官的全部法律適用問題。即使在已經頒布民法典的國家和地區，由於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也難免出現法律的滯後問題，法律調整漏洞的存在是在所難免的，這就要立法機關對法典進行不斷修改，法官也可以依據民法的一些基本規則，採用類推或解釋等方法，填補法律漏洞。然而，如果沒有一部民法典，很多糾紛的解決缺乏法律依據，各種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也就難以運用。王利明指出，制定民法典，還可以為各類行政規章的制定提供依據，從而保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他說，由於沒有民法典，民法的規則極不健全和完善，因此很多重要民事關系的調整規則不能通過民事法律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留下了法律調整的空白。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過國務院各部委的規章及地方政府頒布的地方性規章予以填補的。僅以房地產制度而言，由於我國物權制度很不健全，建設部和各地政府頒布了大量的規定。例如關於房屋登記、期房買賣、登記備案、房屋租賃等，我們可以將這些現象稱為「規章調整」。「規章調整」與「法典調整」相比，存在許多缺陷。我們可以藉助民法典的制定，為各項規章的制定提供指導，使其合理化，凡是與民法典的規定相矛盾、相沖突的規章規定，都是無效的。據介紹，迄今為止，不僅一些主要的大陸法系國家都早已頒布了系統完備的民法典，而且一些受大陸法系傳統影響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像越南等經濟改革起步較晚的國家也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頒行了民法典。俄羅斯在經濟改革開始以後，即著手開始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可見民法典也成為檢驗一個國家法制發展程度的標准。王利明說，從世界各國民法典制定所費時日來看，或長或短，情況不完全相同，考慮到民法典內容確實十分復雜，我們不應倉促頒行，但也無須用十年甚至數十年時間來解決。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各方面條件已經成熟，而且也因為現實經濟生活的急切呼喚，使我們無法長期等待。從國外的立法來看，法國民法典這樣一部前所未有、帶有藍本意義的民法典的制定，只用了15年。而蘇俄民法典的制定費時更短，僅用了5年時間。我們預計，從現在著手，到下世紀初，我國應該能夠完成民法典的制定工作。
制定民法典，無疑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我國應當制定一部什麼樣的民法典呢?王利明的觀點是，我國所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面向21世紀的、科學而又先進的民法典，這就要求我們在民法典的內容和體系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首先是立法精神的確定。王利明認為，在立法精神的確定方面，應當十分注重對民事主體的權利的保護和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我國正處於一個新舊體制轉軌時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機關直接干預民事關系現象並沒有消失，在很多方面，政府對民事關系的不適當的、甚至過度的干預仍然存在，當事人在從事交易活動方面的必要的自由仍受到限制，這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盡量尊重當事人的自由，從而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當然，我們強調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並不是允許當事人享有絕對自由，甚至容忍其濫用民事權利，合理的、必要的國家干預仍然是需要的。除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外，應充分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民事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為行政權的行使確定必要的范圍，為法治社會的建立奠定基礎。其次是民法典的立法體系問題。王利明指出，民法典的立法體系，大致可區分為兩種：其一為羅馬式，又稱法學階梯式，為法國及受其影響的國家所採用；其二為德意志式，又稱潘德克吞式，為德國及其追隨者採用，其中最被人稱道的是後者。該種體系的最大特色，是設總則篇，規定民法的共同制度和規則，另有債權、物權、親屬、繼承篇。就我國民法典而言，民法典要體系化，必須有總則篇，從而使各項民事法律制度有共性的內容得以在總則中體現，也可以達到立法簡潔的目的，尤其是像法律行為制度，可用高度抽象的規則來填補合同法等法律調整的空白，這就嚴格區分了物權和債權，對於民法分則體系的完善也有必要。王利明強調，民法典的分則部分應包括傳統法典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制度，如人格權制度、侵權行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對此人們的意見並不統一。關於人格權制度。王利明指出，傳統民法欠缺人格權的規定，各國關於人格權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發展起來的。許多學者主張，盡管人格權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體制度和侵權行為制度中加以概括、規定。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妥當的。人格權之所以應該作為一個獨立的制度，是因為民法中兩類基本的權利，就是財產權和人身權(其中主要是人格權)，這是民法的兩個支柱，既然財產權可以分為債權、物權等各項制度，人格權為何不能成為一項獨立存在的制度?否認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實際上還是受到了「重物輕人」的立法觀念的影響，是不可取的。關於侵權行為制度。王利明認為，侵權行為法應當從債法體系中分離出來，從而成為民法體系中獨立的一支。侵權行為法歸屬於債法並非天經地義，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導致的英美法系侵權行為法的獨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而在國際法的債法體系中，侵權法並沒有找到適當的位置，債法體系主要是以合同法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債法主要是合同法，學者對債法性質的表述(如認為債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權法的性質。債的一般規則主要適用於合同之債，而不完全適用於侵權之債。將侵權法置於債法之中，極不利於侵權法的發展。所以，侵權行為法從債法中獨立，應是創建我國新的民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這種獨立並不否認債的概念及規則，而是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進而與其他法律規范共同構成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體系。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王利明說，知識產權制度是否應包括在民法中，爭議很大。有些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有其特殊性，並不完全運用民法的基本原則，應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觀點不夠妥當。我們不否認知識產權制度的特殊性，但歸根結底，知識產權仍然是一種民事權利，其本質屬性是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結合，而且我國民法通則已在民事權利一章中專設知識產權一節。現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對知識產權的轉讓和利用設有專門規定。這就說明，我國現行法已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屬於民法的組成部分，因而，我國未來民法典中，應包含知識產權法的內容。關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有學者主張採用民商分立的體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時，還應制定商法典或者商法總則。王利明認為，民法與商法均有調整交易關系的內容，且進入交易活動以後，很多情況下是無法分清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因此，民商分立的最大缺點就是立法上產生相互矛盾和重復，而民商合一的優點恰恰是能夠解決這種矛盾和重復，使交易規則統一化、國際化，有利於司法體系的內在協調。所以，我們應堅持民商合一體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時另行制定商事法規，但不能也不必要單獨制定商法典和商法總則。盡管人們對民法典的內容和體系還存在著一些不同意見，但是這些都可以在不斷的研究和探討中逐漸形成共識。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部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的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的問世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成為現實。如果說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和20世紀初德國民法典的問世，成為世界民法發展史上的重要成果，那麼21世紀初中國民法典的出台，必將在民法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篇章。

⑼ 實行民商合一的主要立法依據是什麼

早在古代羅馬時期就存在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我們通常意義上所指的羅馬法是指羅馬私法，羅馬私法是羅馬法最為光輝閃耀的部分。但當時的羅馬法學家並沒有對這一公私法劃分作系統化解釋，只是企圖把公共團體及其財產關系的法律與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做出區別。現代法學一般認為，凡涉及到公共權利、公共關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從關系、管理關系、強制關系的法，即為公法；而凡屬個人利益、個人權利、自由選擇、平權關系的法即為私法。[1]

一、論題的開始：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論爭

商事法與民法，同為規律人民社會經濟生活之法律，同屬私法，惟其性質，則有差異。一般言之，民法系就一般私法上行為而為規定，商事法則為關於商事之特別規定。[2]於是，關於民商事立法立法體制，則有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立法體制。所謂民商合一，即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之規定，或編入民法法典之中，或以單行法規頒行之；民商合一立法體制為瑞士1911年首創，然後擴展到義大利、蘇俄、土耳其、泰國等一些國家。所謂民商分立，即將民事商事分別立法與民法典之外，再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3]法國1807年最早採用了民商分立制。在法典化國家中，目前採用民商分立體制的國家還有荷蘭、德國、日本、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共計40多個。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由來已久，至今未息。各自持有一定的立法依據。支持民商合一的依據是：（1）作為傳統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或商事活動，不外乎債權債務行為，這些內容完全可以規定在民法債篇中，沒有必要另外製定商法典。（2）現代社會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逐步融合，導致了立法上民事法律行為與商事行為難以區分，民法關於商品經營的一般准則，完全可適用於商事行為。（3）另外製定商法典對商事關系和商事行為進行特別保護，有可能會偏袒商人利益，有悖於公平保護當事人這一民事立法的根本宗旨。（4）民商分立又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入發展。

贊成民商分立的主要觀點是：（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動作為其調整內容，商事活動不同於民事活動，完全以營利為目的，注重行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於對商人利益進行傾斜保護。（2）商事立法重在進步，民事立法則重在穩定，實行民商分立便於在保持民法基本體例不變的情況下，隨時依據日新月異的經濟變化情況對商事立法進行修改。（3）商法具有明顯的國際性趨向，自治和開放是其顯著特點，而民法則既有較強的民族性和地域性。（4）民法的適用具有普遍性，而商法的適用則具有特定性。（5）民事糾紛的處理基本上有賴於訴訟手段，而在商事糾紛的處理中，商事仲裁或民商仲裁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產生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究其原因，應先對民法與商法的特徵做一比較，首當其沖的就是民法、商法調整對象的相互融合，然後，商法中許多制度建立於現代市民社會之民法基礎之上，二者是在調整手段上有相同之處的私法，有相同的制度觀念基礎，並在訴訟制度上通用民事訴訟法，民法與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統一的。在相異的方面，商法是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奉行著一些不適用於傳統民法的諸如等價有償、營利性等原則，在動態性發展中呈現國際化趨向，採取多種責任制度並存的兼具公私法特點的法律部門，另外，商法還有像票據無因性、證券市場信息披露等一些不同於傳統民法的制度。這些凸現了民法與商法的鮮明區別。

由此可知，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產生幾乎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它們之間由於其性質特點，存在著一種既可以分離，又可以結合的若即若離、若隱若現的聯系。[5]

二、論題的延續：反對民商分立，也批駁民商合一

當我們換一個視角，從民商法產生的社會原因來審視時，我們也許會有一個更新的認識。我們先上溯到羅馬時代。羅馬人創造了一個可與當時羅馬帝國的版圖相媲美的龐大的羅馬私法體系，其中的物權、債權是兩個無所不包的概念。即使在今天，仍有人試圖將公司財產權、信託財產權利等納入到物權或者債權的概念中去，到德國民法典制定時，德國人更是超越其前人，其所發明的像法律行為這樣高度抽象的概念，幾乎可以包容宇宙間任何性質的行為和交易關系。[6]因此，對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我們也可以考慮用一個有包容性的概念來解決問題，這就是私法。

羅馬法是簡單商品經濟條件的產物，其物權、債權制度相當簡單，法人制度遠未成就，[7]基於商品經濟這一經濟基礎而產生的民法成為私法的開山之作，歷史的車輪駛向近代，工業革命的轟鳴，拉開了市場經濟的序幕，基於市場經濟——社會化的商品經濟之上形成了迅速發展的商事法，它脫胎於民法體系，又有著一系列嶄新於傳統民法的特徵，諸如營利性、技術性、公私混合性等。私法的新領域誕生了。民法與商法並列存在的私法二元結構初步形成。

[8]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必須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呢？未必。在民商分立之國，都有自己的商法典，但無論是以商行為觀念為基礎而制定的商法典，如法國，還是以商人觀念為立法基礎而制定的商法典，如德國，都和民法典大量重復，這些商法典的總則並不能貫穿各商事法規之全體，使得在實際實踐中不斷適用民法典的規定，從而模糊了民商分立的界限。而且，各國商法的內容極不一致，商法並無統一的體系，也沒有制定商法典之必要。商法雖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但各種商事法律自成體系，難以抽象出是用於各種商事關系的一般性規定（即總則）。[9]針對我國之情況，中華法律史上不存在「商人」和「商行為」之類的法律概念，況當今社會，我國人人平等之理念未為牢固，這是一個缺乏民法文化的國度，在現實中把企業和公民分為商人和非商人，把商品經濟活動分為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易造成許多概念上的混亂，[10]在「泛商化」成為潮流情況下，尤不適合[11]。植根於我國先天不足、後天營養不良的商品經濟生活的商事法規，它們本身沒有一個完整的自己的體系，強行使之體系化，使我經濟社會陡生消化不良之結果，傷及法律權威，乃不顧我國國情的幼稚做法。而且將公司、票據、海商、保險、破產等各種變化更新速度不一的商事法規置身於同一部商法典之下，必將導致此商法典高度頻繁的修改，從而使其中發展速度相對較慢的商事法規的穩定性處於難堪的地位，不利於商事活動在商事法律的規制下的正常運行。民法體系之穩定性雖強於商法，又有債法、知識產權法等發展較快的部門。這些部門在此法律環境下亦將地位尷尬。因此，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不可取，在現今我國尤甚。
可是筆者亦不主張民商合一立法體制，一部分依據是如第一部分所述之民商分立之立法依據，如（3）（5）點。另外，民法的本質是人法，其基本目標和價值取向是對私權的保護和人性的關懷，而目的的營利性、主體的商人性、行為的交易性構成了商事關系的內在特質。民法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對於商法更為嚴密的概念和體系,其學說和理論可以擴張適用於任何一個新出現的財產關系,商法的興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商法規范雖不少直接或間接導源於民法的原則、精神甚或制度，但它們更能體現和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的特徵和要求，而且民法保證民風善良的宗旨與商法保證「以利為先」的宗旨之間具有一定的沖突性。在商事關系高度發展的今天，再讓商法回歸於民法，只會導致民法的變異和商法的墮落，是法制建設的一種倒退。[12]故民商合一說為本文所不取。

⑽ 民法和公司法的關系是怎麼樣的

從分類上說，公司抄法是商法的基本組成部分，是一部關於公司這種最重要的商事主體組織，運行的主體法律規范，是一部組織法。商法體系包括公司法和其他商法的組成法律規范。民法則主要規范非商事的民事主體行為組織原則和行為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法既是組織法也是行為法，內容要廣泛得多。民法和商法共同組成民商法律體系，是規范社會平等主體之間的主要法律規范，區別於行政法體系。
1.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是調整商事主體和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民法與商法合稱為民商法。
2.民法和商法都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都屬於私法范疇。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別法。民法隨著商品關系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羅馬法、法蘭西民法、蘇俄民法是分別反映簡單商品關系、資本主義商品關系和社會主義商品關系的三種類型的民法，無論哪一種類型的民法，都是以調整商品關系為其主要目的。
3.近代商事法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公元11世紀前後，隨著商業的興起，歐洲出現了商人這一特殊階層和特殊商品交易行為，商法也就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