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張英
恢復的含元殿遺址
此詩大意是，鄰居占我們的地那就讓他們去佔好了,想想我們當初沒有這些房產的時候，現在畢竟也有了新的宅子了.你們到唐代的含元殿上的斷壁殘垣上看一看,當年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現在變成莊稼地了，莊家長得還不錯。（筆者註：蓋過房子的地方房屋廢棄後種上莊家稱為「房身地」，房身地比較肥沃）
《六尺巷》是宣揚的是德治不是法治
上面的故事展示的事實是兩家因為宅基地打官司，無論從縣官考慮兩家都是名門望族不敢輕斷，還是其中一方試圖通過家族高官（尚書，相當於現在的部長）權力干預司法，都與現代法治要求相去甚遠。全憑這位高官正好是一位豁達的清官，讓家人作出禮讓，才使糾紛得以平息。試想如果尚書大人是一個貪官又當何如？因此《六尺巷》是德治的很好教材，並非法治典範。但這個典故給從反面給我們法治啟示。
六尺巷給我們的法治啟示
六尺巷這個故事是一方處於強勢地位，高姿態做出的讓步，並非是事實上占理，法律上占優勢情況下的讓步。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可見我們現在的民事糾紛也要在事實清楚基礎上進行調解，並非和稀泥，糊塗賬。為了做到這些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原則。
有法可依是指要加強立法，健全法律制度；有法必依指一切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和任何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執法必嚴指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及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維護法律權威和尊嚴；違法必究指任何公民、組織只要是違反了法律，必須受到追究。
⑵ 張英的生平簡介
革命生涯中，他歷任幹事、政治指導員、政治教導員、大隊政治委員、牡丹江衛戍司令部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師副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沈陽炮兵學校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炮兵科學技術研究院政治委員、宣化炮兵學院政治委員等職，參加了百團大戰、遼沈、太原、衡寶等戰役戰斗，參加了抗美援朝，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1936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八路軍。曾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延安炮兵學校第二大隊政治委員。抗戰勝利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第二團政治委員，第四團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炮兵第一師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
1949年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炮兵師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射炮兵學校政治委員，高級炮兵學校政治委員，炮兵學院政治委員，吉林省軍區政治委員，1971年3月～1976年10月任吉林省委常委。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1916年出生，遼寧省蓋平(今蓋縣)縣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八路軍。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連指導員、營教導員，延安炮兵學校第二大隊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第二團政治委員，第四團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炮兵第一師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任志願軍炮兵師政治委員，1952年任高射炮兵學校政治委員，高級炮兵學校政治委員，炮兵學院政治委員，1970年任吉林省軍區政治委員。一九六四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⑶ 清朝張廷玉屬於現在的什麼官
相當於現在的總理。
乾隆二年，即1737年11月，張廷玉官至總理事務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進三等伯爵，賜號勤宜。
清朝總理事務處，是處理國家政務之機構。總理事務大臣，是清朝當時國家政務上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相當於現在政府的總理一職。
(3)司法部張英擴展閱讀
張廷玉（1672年10月29日—1755年4月30日），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清朝傑出政治家，大學士張英次子。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入值南書房，進入權力中樞。康熙朝，官至刑部左侍郎，整飭吏治。雍正帝即位後，歷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內閣首輔）、首席軍機大臣等職，完善了軍機處制度。
乾隆帝即位後，君臣漸生嫌疑，晚景凄涼，致仕歸家。乾隆二十年（1755年），卒於家中，年八十四，謚號「文和」，配享太廟，是整個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
⑷ 張英、張廷玉是有名的賢臣良相，他們都有著什麼貢獻
張廷玉是張英的次子。首先先說一下張英，字敦復，與康熙六年中進士，累遷侍讀學士 。康熙二十八年，任工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此後歷任禮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官。康熙三十八年，康熙講張英提拔為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想必大家都聽過“ 讓他三尺又何妨” ，而其實他的貢獻並不止於此。1687年正月，張英和內閣學士韓菼奏進纂成《孝經衍義》。 1692年十月 ，康熙還先後讓張英充任纂修《國史》、《一統志》、《淵鑒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其個人著作有《篤素堂詩集》、《聰訓齋語》 。
⑸ 張英的生平
1637年（明崇禎十年）張英出生。
1663年，27歲的張英考中舉人。康熙六年，他又得中二甲第四名進士，成為內弘文翰林院庶吉士，進入庶常館學習滿、漢課程。入庶常館後不久，因其父親離世，張英離館回鄉喪居。
1672年初，張英重返京師，仍為庶吉士。閏七月，康熙親自考試張英等32人的滿文情況，張英成績突出，被授以編修職務。
1673年，張英充任日講起居注官。
1677年十月張英與高士其入職南書房。在任職期間，張英還充任過皇太子胤礽的師傅。
1679年，張英升為侍讀學士。
1680年四月，康熙以張英「勤慎可嘉」，命吏部從優議敘。張英遂又得授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1681年，張英乞假回鄉重新安葬父親。回鄉安葬父親後，又在家鄉龍眠山構築房屋，居住數載。
1686年初，張英返朝。三月，翰林院掌院學士缺人，康熙認為，「張英為人厚重，不幹預外事，補授此缺十分合適。」張英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職。閏四月，康熙諭示吏部：「張英和內閣學士徐乾學學問淹通，宜留在朝中辦理文章之事，嗣後不要將他們列為巡撫人選。」。九月，張英與侍讀學士德格勒撰寫起居註失誤，被吏部題革職降級，康熙帝從寬處理。數月後，康熙帝命內閣學士李光地接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改任兵部右侍郎。
1687年正月，張英和內閣學士韓菼奏進纂成《孝經衍義》。六月，張英調任禮部右侍郎。李光地此時離職回鄉省親，康熙又命張英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張英轉任禮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銜，又兼管詹事府詹事事務。
1689年張英升任工部尚書，仍兼管詹事府。
1690年六月，張英奉旨兼管詹事府外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七月，張英調任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擔任禮部尚書三個月後，康熙斥一等公佟國綱所寫的祭文為「極為悖謬「，張英則因未能詳審祭文而被免去了禮部尚書職務。後來，張英因教習庶吉士不嚴有曾被連降三級。
1692年十月，康熙恢復了張英禮部尚書的職務，命其仍兼管翰林院、詹事府。康熙還先後讓張英充任纂修《國史》、《一統志》、《淵鑒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
1697年三月，張英受命充任了會試正考官。七月，張英以年老上疏辭去了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務。
1699年，康熙將張英提拔至相位，任命其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1701年十月，張英以衰病再次乞休致，被允准以原官致仕。
1708年，張英在家中病逝，享年72歲。
⑹ 張英的演義概況
揚州牧劉繇驍將。孫策東渡，英領一軍屯於牛渚，兩軍相對，英與策將黃蓋戰，後為蔣欽、周泰於後軍放火，軍大亂，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英敗回見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後策破繇，還兵復攻秣陵，中冷箭，策詐死，軍中舉哀。禮聞策死，與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伏兵四起，策當先出馬，英撥馬回走，被武一槍刺死。
《三國演義》片段：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1）卻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侄，兗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為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眾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為生；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策大喜，用為軍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並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卻說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策問士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士人曰：「有廟在嶺上。」策曰：「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當往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懼焉！」遂披掛綽槍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為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掛上馬，綽槍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眾將皆笑。
2）卻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愛之，拜為校尉，使作先鋒，攻薛札。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笮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槍出馬，乃部將於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於糜。挺槍來趕。那槍剛搠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於糜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為「小霸王」。當日劉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余。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營拔箭，以金瘡葯傅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當先出馬，高聲大叫曰：「孫郎在此！」眾軍皆驚，盡棄槍刃，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武一槍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
⑺ 清朝康熙年間的宰相張英
清朝人物張英，（1637—1708），字敦復，號樂圃，清朝人物，清代著名大臣張廷玉之父。張英為康熙六年（1667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官至士兼禮部尚書。康熙十六年（1677年），入直南書房，史載：「每從帝行，一時制誥，多出其手。」曾充任《國史》、《一統志》、《淵鑒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聖祖嘗語執政：「張英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衰病求罷，詔許致仕。書房自書對聯：「讀不盡架上古書，卻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必須刻刻存心。」晚年隱居安徽桐城龍眠山。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南巡，張英迎駕於江蘇淮安，帝賜御書榜額，隨至江寧。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再度南巡，張英迎駕於江蘇淮安清江浦，仍隨至江寧。卒謚文端，雍正時贈太傅。著有《聰訓齋語》、《恆產瑣言》、《文端集》等。據《桐城縣志》記載，康熙時期士兼禮部尚書張英的老家人與鄰居吳家在宅基地問題上發生了爭執，家人飛書京城，讓張英打招呼「擺平」吳家。而張英回饋給老家人的是一首詩「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書，主動在爭執線上退讓了三尺，下壘建牆，而鄰居吳氏也深受感動，退地三尺，建宅置院，六尺之巷因此而成。在安徽安慶，流傳著這樣說法：「父子宰相府」、「五里三進士」、「隔河兩狀元」，指的是張英家庭。張英的兒子是大名鼎鼎的張廷玉，熱播的影視劇《康熙大帝》、《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中都有他的重要身影。張廷玉（1672－1755）為康熙時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乾隆時加太保，為官康、雍、乾三代，歷半個世紀寶刀不老，為二千年封建官場之罕見。他有這樣的官場作為，應該說是他得益於父輩、祖輩淡泊致遠、克已清廉的家風。六尺巷在父輩那裡寬了六尺，而在他的心胸中又寬了萬丈，「心底無私天地寬」，無私的心胸因此坦盪而無垠！張英、張廷玉父子是安徽省著名歷史人物，二人在清初康、雍、乾盛世居官數十年，參與了平藩、收台灣、征漠北、攤丁入畝、改土歸流、編棚入戶等一系列大政方針的制訂和實行。對穩定當時政局，統一國家，消弭滿漢矛盾，強盛國計民生都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二人為官清廉，人品端方，均官至一品大學士，是歷史上著名的賢臣良相。同時二人還是史家公認的學者大儒。在張家官運的背後是康雍乾三世，他們是清代有作為的皇帝，在有作為的皇帝身邊溜須拍馬，邀寵作奸是沒有市場的，特別是雍正皇帝，為政不長，卻厲行，一生勤於國政，「崇儉而不奢」，「毫無土木聲色之娛」。張廷玉記錄雍正：「上進膳，承命侍食，見一於飯顆並屑，未嘗廢置纖毫！！」飯粒落於桌上也不舍棄！在張家高官的背後，是威嚴自律的帝國皇帝。當時的清王朝盡管帝王自律而有作為，但對漢人仍提防有加，防漢人顛覆政權，大興，高官厚爵們也伴君如侍虎，如履薄冰。張家人低調屈身，也成自然，據載，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殿試得一甲第三名（探花），張廷玉跪求雍正換人，以留得名額給天下平民英才，因為張家已太多出人頭地的機會了。雍正深為感動，將其子降級任用，可見張家謙卑公允之心昭昭可鑒日月。張英曾祖張淳為明隆慶二年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祖父張士維，官至中憲大夫，撫州知府。父張秉彝為貢生。叔父張秉文，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官至山東左布政使；叔父張秉貞，崇禎四年（1631年）進士，後降清，官至兵部尚書。張英以下，家族更是人才輩出，家族六代共出進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者十二人。張英長子張廷瓚，康熙十八年（1679年）進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次子張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進士，入翰林，官至保和殿大學士，雍正時設立軍機處，最初典章皆出其手，與鄂爾泰等同為軍機大臣，且恩遇最隆。張英、張廷玉父子二代為相，「父子雙學士，老小二宰相」、「門第榮耀，世不多見」，是中國歷史的美談。
⑻ 張英是什麼朝代的
張英（1637—1708年），字敦復，又字夢敦，號樂圃，又號倦圃翁，安徽桐城縣人。清朝大臣，名相張廷玉之父。
康熙六年，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先後充任纂修《國史》、《一統志》、《淵鑒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
⑼ 清朝宰相張英，在鄰里有糾紛時是怎麼調解的呢
為了紀念張英的賢良美德，後人在六尺巷的兩頭立了兩塊石碑，上面刻著「禮讓」兩個大字。或許當年張英處理相鄰關系糾紛的方式依然不能得到今天絕大部分當事人或律師的認可，但是這種主動妥協認吃虧的行為，卻徹底的解決了張、吳兩家的矛盾糾紛，讓兩家人能夠長久的和睦相處。200多年以後，當年發生糾紛的當事人已經作古，然而作為糾紛見證的六尺巷卻完整的保存了下來，繼續向後人訴說曾經在它身上發生的令人欽佩的往事。
⑽ 請簡介張英、張廷玉父子
張英（1637—1708），字敦復，號樂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1667）進士，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升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曾充《國史》、《一統志》、《淵鑒類函》、《政治訓典》總裁官，致仕後，嘯詠於林泉者凡七年。生平沒有其他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卒謚文瑞，贈太子太傅。著有《易書衷論》、《恆產瑣言》、《篤素堂文集》等。
張廷玉（1672-1755） 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太保，封三等伯，歷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進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少保銜，後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長期和清廷對抗的蒙古准噶爾部煽動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為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決定出兵征討。因戰事緊急，軍令需要迅速處理和嚴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門內設立「軍機房」，嗣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命怡親王允祥、張廷玉及大學士蔣廷錫領其事」，「廷玉定規制」。按照旨意，張廷玉就軍機處的性質、官職、職能、紀律等方面都作出了嚴格規定，其中涉及到檔案的地方就達多處，如：軍機處參予官員奏摺的處理和諭旨的撰擬；軍機章京負責謄寫、記檔及日常工作；軍機處設《存記簿》，「奉旨存議」事務，一律登記；「密事有件」，密封存檔，屆時拆閱辦理等。這一整套嚴密的規章制度，不僅加強了皇權統治，避免了政出多門以及失、泄密現象的發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統一了辦文機構，保證了檔案的齊全、完整與安全，為利用和編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學士張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康熙朝歷任檢討、直南書房、洗馬、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
雍正元年（1723年）升禮部尚書，次年轉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太子太保。
三年（1725年），署大學士事。四年（1726年），晉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並兼充康熙實錄總裁官。
六年（1728年），轉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七年（1729年），加少保銜。同年，因西北用兵，設軍機房於隆宗門內，與怡親王允祥、大學士蔣廷錫董其事。雍正皇帝臨終，命其與鄂爾泰並為顧命大臣。乾隆朝，以兩朝元老為朝廷所重，死後配享太廟。終清一代，漢大臣配享太廟者惟張廷玉一人。
張廷玉在任期間的主要工作在於擔任皇帝的秘書，對清廷政治制度的貢獻是完善了奏摺制度與軍機處的運作規則。與其他直接處理政務的大臣不同，歷史上並沒有留下太多關於張廷玉的具體事跡。
張廷玉為人謹小慎微，謹守「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宋：黃山谷言）。故雍正贊揚他「器量純全，抒誠供職」稱其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實錄》，並充《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總纂官。
張廷玉身為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戶部、吏部、翰林院，又擔任國史館和其他好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職務繁多，工作忙碌，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說，雍正經常召見他，一天召見二、三次，習以為常。西北用兵以後，「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齣，刻不容緩」。從內廷出來，到朝房辦公，屬吏請求指示和批閱文件的常達幾十上百人。他經常坐在轎中批覽文書，處決事務。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辦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雍正也說他和鄂爾泰二人「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麼政績呢？翻閱有關史料，我們驚訝地發現，在整個雍正朝，張廷玉只做了兩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於處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規劃建立軍機處制度以及完善奏摺制度。
當雍正即位之初，辦理康熙喪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張廷玉協辦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時，「凡有詔旨，則命廷玉入內，口授大意，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雍正五年，准備對准噶爾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與此相配合，雍正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的主要職能是遵奉諭旨，寫成文字，並予轉發。也就是說，軍機處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張廷玉為軍機大臣時，「西北兩路用兵，內直自朝至暮，間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間，雍正身體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諭之」。由於撰寫諭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見張廷玉多達十幾次。由於雍正不分晝夜地召見，以至張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後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張廷玉即升為禮部尚書，後又長期擔任大學士和軍機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確確實實是這些文字工作。就連雍正本人，也認為張廷玉的作用是「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認他的功勞在於文字。且張廷玉所草之上諭，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屢獲表揚。這文書工作，由身為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廷玉來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級秘書了。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軍機大臣「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處，軍機大臣實際上只是皇帝的高級秘書，這種地位和身份，張廷玉自然不能獨樹一幟，建立創新的大功業。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績只能由參預機務和書寫文字方面來體現。
真正稱得上是張廷玉大事業的，是他規劃建立軍機處制度和完善奏摺制度。「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軍機處成為清朝的中樞機構並深深影響清代中後期的歷史，這確實是張廷玉的大功業。另外，確立並完善奏摺制度，使它成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書，同樣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並對清朝中後期的政治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軍機處始設於雍正七年（1729）。因與准葛爾部作戰，軍報往返頻繁，而內閣又距內廷過遠，且辦事效率不高，為了緊急處理西北軍務，「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軍需房是軍機處的最早叫法，以後又改為軍機房、軍機處。直到宣統三年（1911）改設責任內閣，執政一百八十多年的軍機處才最終廢止。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軍機大臣對皇帝負責，他的下屬軍機章京因系其他部門的官員兼任，他們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很難結成同黨。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只能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
擬繕諭旨是軍機處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次，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
在清代，皇帝的詔令有數種。雍正以後，由內閣傳抄發送的詔令，叫做「明發上諭」；由軍機處撰擬、抄寫、密封發出的詔令，叫做「寄信上諭」。「寄信上諭」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稱「廷寄」。所寄對象為高級官員，用「軍機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餘則用「軍機大臣傳諭」的形式寄送。字寄、傳諭封函的表面都註明「某處某官開拆」，封口處蓋有軍機處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顯然，軍機處承辦的「寄信上諭」最重要，內閣所辦理的「明發上諭」只是一般性事務文書。
歸軍機處辦的事情，不問大小，「悉以本日完結」，絕不積壓。這樣的辦事作風，效率自然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張廷玉制定的廷寄辦法，最後形成一套制度，是軍機處將上諭函封後交兵部，由驛站遞相傳送。軍機處根據函件內容，決定遞送速度，寫於函面，凡標「馬上飛遞」字樣的，日行三百里，緊急事，另寫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快的。這就和內閣發出的「明發上諭」不同了。內閣的「明發上諭」，或由六科抄發，或由有關部門行文，多一個衙門周轉，就費時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員探到消息，僱人先行投遞，在正式公文到來之前，他們已悉內情，作了准備，加以應付。所以，經張廷玉規劃，創廷寄之法，既保證了中央政令的嚴格貫徹，速度又較前加快，從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摺是一種臣民上奏文書，它始出現於康熙年間，但在作者范圍、傳遞方法、疏奏內容及硃批等方面，都還沒有制度化。《清史稿·張廷玉傳》載：「廷玉定規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折，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朱筆批發。自是內閣權移於軍機處，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預政事，日必召入對，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自此以後，作為一種官文書制度的奏摺制度才被確立下來。不要小看這種文書制度，它的影響之大甚至遠遠超過中樞機構的興衰替廢。它不僅牽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關乎君臣間權力的分配。它的確立和軍機處的設立一樣，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對清朝中後期的政治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清朝入關之初，沿襲前明舊制，官員有事報告皇帝，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題本蓋印，奏本不蓋印。題奏本都由通政使司進呈，在皇帝閱批之前，內閣大學士已經「票擬」過。因此，這兩種文書都是公開的，不利於下情上達。其次，題本辦文程序太繁，運轉速度十分遲緩，而且由於經辦人員過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實施政務受到很大限制。自張廷玉把奏摺制度化以後，稍微重要一點的事務，地方官員都先撰擬奏摺，經過皇帝硃批，認可了，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但奏摺中的硃批內容，不得寫入題本，作為奏事的依據。這樣題本就成了官樣文章，價值大大降低。奏摺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使它成為主要官方文書。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奏摺剛產生時，有資格使用奏摺的官員不太多。雍正踐祚之後，內苦於宗室諸王的訕謗排擠，外困於滿漢大臣的朋黨傾軋，急於求言，故放寬了臣民專折具奏的范圍和許可權。到後來，有權上奏摺者多達1000以上。
由於奏摺所涉事情多系國家機密，所以奏摺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摺，保密是書寫奏摺的前提條件。為了保證奏摺的內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摺制度更加完善起來：1、撰寫人須親自書寫，一般不許他人代筆，寫成後不得外傳，否則治罪。2、由宮中製作皮匣，配備鎖鑰，發給具奏官員，專門用作儲藏和傳遞奏摺。3、督撫以上大員的摺子，派專人送到大內乾清門，交內奏事處，直達御前，而不像題本交通政使司轉呈；一般官員的摺子，亦差專人送到雍正指定的親信大臣處，由他們代呈，代交人當然無權知道摺子的內容。雍正帝閱畢，作了硃批，摺子由原渠道發回。4、收回硃批奏摺。康熙在位期間，奏摺御批發還具奏人後，尚無繳還內廷的規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內外臣子將硃批奏摺全部查收呈繳。不但前朝奏摺需交回，嗣後硃批發還本人看過之後，即需交回。由於實行了繳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發生，而且為後來保存了豐富的史料。5、加強軍機處的保密工作。規定：皇帝召見軍機大臣時，太監不得在側；每日承領事件人員，未到傳領時間不得進入軍機值房；嚴禁各衙門人員在軍機值房台階外及附近處所站立竊聽；即使是高級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準進入；自王以下文武滿漢大臣，都不準到軍機處找人談話。同時規定各章京在工作中嚴格執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續慎密完備。特別是文書收發登記，必畫押存查；個人承辦的事情，均不許任意喧泄；不經由自己辦理的事情，絕不許過問；撰寫寄信諭旨，辦理硃批奏摺，都得在辦公房辦理；凡辦理機密事件時，軍機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軍機堂上繕寫後，要將底稿押封存記，俟查辦之事辦完後再行拆封登檔。如有泄漏，繕寫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處分。
在奏摺的內容上，較之以前，更為豐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摺商討政務。雍正說：「本章所不能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於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將拿不準的問題提出來，請皇帝裁奪；皇帝對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問題，可以詢問臣下，以增長見識，作出決斷。雍正朝的許多重大政事，如攤丁入畝政策等，就是雍正與有關大臣通過奏摺反復籌商後定下來的。奏摺用來討論政事、決定政策，不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種重要工具。由於奏摺免去了中間環節的傳遞，又採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遞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硃批御旨後，又可直接發還上奏官員，馬上付諸實行，從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給清朝的政治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同時，由於奏摺都是秘密進行，於是在直省督撫與司道之間，地方與中央，內廷與外廷之間，除正常的領導與被領導等關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內外，誰也不知道誰向皇帝打了什麼小報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際關系，無論巨細，皇帝都可以從奏摺中直接了解到。皇帝於是藉助奏摺整飭吏治，監察民情，發號施令，排斥異己，天下庶務總歸一人處理，從而使封建皇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國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應該是最為多姿多彩的時代，而帝王對硃批運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了」。而這一切，張廷玉是功不可沒的。說這是他的大事業大功業，一點都不誇張。
在雍正朝，張廷玉主要從事的雖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於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這一工作上來了，因而「尤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張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對近侍說：朕連日來臂痛，你們知道嗎？近侍們吃驚地問緣故，雍正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賞銀20000兩，張廷玉辭謝，雍正講：「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許他推辭。當雍正身體不舒服時，凡有密旨，悉交張廷玉承領，事後雍正說：「彼時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懷園主人自訂年譜》卷三）確實，允祥死後，鄂爾泰入閣以前，張廷玉在滿漢朝臣中確實處於第一個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視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張廷玉回鄉祭祖，動身前一天，雍正贈給張廷玉一件玉如意，並祝願他「往來事事如意。」同時贈送物品及內府書籍52 種。《古今圖書集成》只印64部，獨賜張廷玉2部。雍正還賜張廷玉春聯一副：「天恩春灝盪，文治日光華」。後來張家年年用這副春聯作門聯。雍正臨終前，張廷玉與鄂爾泰等同被顧命，命他日配享太廟。終清世，漢大臣配享太廟者惟張廷玉一人而已。
張廷玉任職年久，長期處機要之地，在雍正年間，他雖然「最承寵眷」，然而「門無竿牘，饋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他在皇帝身邊服務，擔負的又是機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處處小心謹慎，辦事十分細致周到。他對黃山谷說的「萬言萬當，不如一默」，極其傾倒，表示「終身誦之」。少說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導思想，也是他的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張揚，事成歸功於人主，事敗自己首先承擔責任。雍正贊揚他「器量純全，抒誠供職」。乾隆稱許他「在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作為領導人的秘書，這些確實都是很值得稱道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