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客觀論

A. 什麼是刑法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請問！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復即主觀與客觀制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中國刑法中的基礎性原則，有學者甚至將其稱之為支撐中國刑法理論的「阿基米德支點」。

主客觀統一原則，基於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的因素可能相互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客觀真實，強調在解決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時必須同時考慮犯罪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並注意二者是否統一於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1)刑法客觀論擴展閱讀

傳統刑法理論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即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但在司法實踐中它並不意味著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義，而是有偏重性的。

主客觀相統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報應和預防相統一的基礎上的進一步追問。認為在犯罪問題上，行為及其實害（客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社會危害性的本質特徵；在刑罰的問題上，行為人及其人身危險性（主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預防的正當性。

B. 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觀主義的主要觀點梳理 一般認為，在刑事責任之理論根據問題上，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最經典的對立是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主義)與刑事近代學派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人主義)的對立。刑法客觀主義思想是在全面繼承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在反對中世紀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殘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由於突變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刑法客觀主義思想不能適應遏止犯罪的需要，開始被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以實證的科學方法為先導，以犯罪人格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極力主張刑事責任的根據應當從具體的犯罪人中尋求。至今，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國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認為，刑法主觀主義是一種系統化的關於犯罪與刑罰的理論思想體系。刑法主觀主義思想經過龍勃羅梭、加羅法洛的初創，後又經過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李斯特將刑法主觀主義思想推向一個歷史高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上述學者站在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角度，使刑法主觀主義學派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得以整合，從而使其成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在意識決定論的統領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在犯罪論和刑罰論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形成了有別於刑法客觀主義思想的獨樹一幟的觀點。 (一)行為人中心論 一般講，刑法主觀主義學派與刑法客觀主義學派的爭議之焦點在於，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於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當重視行為人還是重視行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一般主張行為人中心論，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的依據，因不法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危險人格，而必須負「生活操行責任」。行為人中心論與行為中心論相對立，它是從行為人與行為的關系處罰，將刑事責任的基礎從行為轉向行為人。行為人中心論的要義在於尋找危險性與責任概念之間的關聯。[2]具體講，行為人中心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人的個性是迥然各異的，不僅犯罪人與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與犯罪人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犯罪是行為人的個性行為，所以犯罪不應求諸行為人之行為，而應求諸行為人的人格、人身危險性等主觀因素。易言之，刑法價值判斷對象應為行為人之人格，而非客觀行為。由此，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輕重應當取決於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而與客觀行為實害之大小無關。 需要指出，行為人中心論並非完全將行為的客觀因素打入冷宮，只不過認為行為並非是脫離行為人的抽象行為，而是行為者的行為，行為僅僅是行為人人格的表徵，是藉以認識行為人身危險性的橋梁與中介。[3]因此，「必須當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出現時，才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根據刑法功能——保護犯罪人自由的大憲章推導出來的必然結論。」[4]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刑法主觀主義學者往往認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並以此作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基點。李斯特曾針對刑法客觀主義學者提出的以客觀違法行為作為刑罰的根據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的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5](二)社會責任論企法網www.enterlaw.net 在刑罰的根據問題上，刑法客觀主義一般主張道義責任論。道義責任論的理論基礎是意志自由論，其基本內涵為行為人唯有基於自由意志活動而實施犯罪行為，才能遭受倫理上的責難。[6]而

C.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客觀,客體,主觀,主體

主體——犯罪行為人
客體——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如強奸罪中的婦女貞操權、故意殺人罪中的生命權等
主觀因素——犯罪行為人主觀心態是故意還是過失
客觀因素——犯罪行為、結果等

如果記住這幾句，再看書的話會容易一點，但是如果只記住這幾句的話，你的刑法也是學不好的！慢慢延伸吧！

關於主觀因素中故意的分類，個人還有一點加強記憶的心得體會，不一定準確，但是我覺得管用（我的老師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但是有的教授對此不屑一顧，勸君慎重）：
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只有一種情況，間接故意有三種情況，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就是：
明知……一定……希望——直接故意
明知……一定……放任——間接故意
明知……可能……希望——間接故意
明知……可能……放任——間接故意

D. 刑法中目的解釋和客觀解釋輪沖突么

明確性、確定性雖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刑法固有的抽象性及語言的多義性等特點，決定了刑法必須被解釋，「即使表達清楚的條文也需要解釋」{1}。因此，合理解釋刑法成為正確適用刑法的前提與基礎。然而，面對抽象、歧義的刑法條文，不同的解釋主體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解釋。那麼，何種解釋是正確合理的解釋？以什麼標准衡量刑法解釋是正確合理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核心。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主觀解釋論提出了立法原意說，客觀解釋論提出了客觀意思說。但由於主客觀解釋理論自身面臨一些無法克服的難題，採用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標准並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分歧與爭議。在近年發生的重大案件如劉涌案、許霆案中，社會公眾、司法人員及部分刑法專家對相關刑法條文的解釋存在著嚴重分歧，各類解釋主體均堅信自己解釋的正確性而質疑他人的解釋，這種現象已嚴重影響到刑法的權威性，成為我國法制建設中必須研究和重視的問題。本文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刑法解釋標準的理論存在缺陷，因而有必要探討檢驗刑法解釋合理與否的標准，化解社會公眾與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之間的解釋分歧，增強司法判決的公眾認同度。

一、主客觀刑法解釋理論之檢討

傳統刑法解釋理論主要有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兩種，其基本觀點都主張刑法解釋就是對刑法文本中某種客觀意義的認識與發現。主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立法者的原意，而客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文本的客觀意思或法意。因此，就刑法的解釋標准而言，主觀解釋論的標准就是立法原意，客觀解釋論提出的標准就是文本客觀意思。

（一）立法原意說標准之分析

立法原意說源自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的原意說理論。西方最初的詮釋學是神學詮釋學，其核心就是讓人充分領會神的旨意，因此，探尋神的旨意成為神學詮釋學的主要目標。文藝復興時期，神學詮釋學轉變為一般詮釋學並成為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詮釋學的任務是消除誤解並獲得他人正確的意旨。受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自啟蒙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後，法律解釋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求法律文本中立法者所表達的真實意旨，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成為衡量法律解釋正確與否的標准，正如赫施所說：「我們應當將原意視為最好的意義，即合理的解釋標准。」{2}

立法原意說的解釋標准有以下特點：第一，以抽象理性主義為哲學基礎，認為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用語言將其主觀意旨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解釋者可以不帶有任何個人偏見、情感而進入立法者的心理，尋找立法者的原意。第二，以主客體二元分立為認識論基礎，認為刑法文本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文本中蘊含著客觀存在的立法原意，刑法解釋就是解釋者對法律文本中存在的立法意旨的認識。第三，以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為目的，依據三權分立理論，認為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因此，司法者適用法律時，只能以立法者蘊含在法律文本中的原意為准。立法原意說用立法原意這一預設的標准限制司法權，滿足了維護立法權威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解釋標準的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存在以下缺陷：

1．理論基礎走向片面性

立法原意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假定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完全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都有明確的意圖與目的，並蘊含在刑法文本中。由於立法原意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只要解釋者理性地、拋開純粹個人的主觀因素，就能獲得刑法條文中的立法原意，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然而，立法原意說的這一理論基礎有明顯的片面性，因為無論是立法者還是解釋者，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對統一，立法者的價值觀、利益所屬、認識能力等因素必然影響刑法的制定，刑法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產物，而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解釋者對刑法的解釋也必然受其個人因素的影響，刑法解釋也必然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要求解釋者拋開個人的偏見進入文本作者（立法者）的內心去了解立法者的真實意志，難免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2．基本前提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

對於法律文本中的某一個規則是否存在立法原意，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明確否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1]即使有立法原意存在，由於立法者已經死去，無論立法原意說採用何種解釋方法，所作的解釋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都不可能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當赫施將作者的原意作為文本解釋的客觀標准時，他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即正確的客觀理解和解釋，必須與作者所意向到的意義一致，而怎樣才能證明你所把握到的就是作者的意圖或原意？解釋者拿不出一條證據或操作標准來對此做出證明，所以只能自己認為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符合原意的。」{3}事實證明，有關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實際上都是解釋者從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預見出發所作的主觀解釋，是否真正屬於立法者的原意，是無法被證實和證偽的。

（二）客觀意思說之分析

與主觀解釋論不同，客觀解釋論認為，法治是依法律之治，而不是依立法者意志之治，因此，刑法解釋不是闡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時主觀上賦予刑法條文的意圖，而是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探尋刑法文本客觀上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如我國台灣學者陳朴生認為：「解釋應探求法律之真義，以期適應社會情勢，符合刑法之效果。」{4}

文本客觀意思說的特點是：第一，以文本的自主性為基礎。根據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爾的文本理論，文本具有間距化特徵，文本一旦完成，文本就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因此，刑法一經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刑法文本的意義就自主存在，對刑法的解釋就僅是對刑法文本文字所包含的客觀意思的探討。第二，強調法律與語言的現實性。法律產生與發展源於社會生活需要，「規則的含義體現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5}因此，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應當根據社會現實需要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探討其意義。第三，以滿足現實需要為目的。解釋總是基於應用的目的，按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解釋學，理解、解釋與應用是解釋的三個基本要素，而應用就是要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對刑法的解釋必須依據現實需要進行評價，否則，刑法解釋就可能背離刑法的目的。

客觀意思說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與實質，作為一種解釋理念與立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值得提倡。但以客觀意思說作為解釋標准，也存在以下缺陷：

1．沒有提供多種客觀意思的選擇標准

「解釋的首要基本工作是產生由多義性詞語組成的某種相對意義的話語，並在接受信息時確認這種單義性的意向。」{6}然而，由於語言的多義性、文本的自主性及多層次性，一個法律文本或一個法律條文因文字語詞的豐富含義而可能有多種客觀意思，以什麼標准選擇其中一種意思作為正確的解釋結論呢？如在2008年「艷照門」事件中，對網民瀏覽、下載、轉載、傳送、散發、公布等行為，哪些屬於刑法中規定的「傳播」行為，存在許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原因在於「傳播」的含義眾多，據美國傳播學者丹斯在《人類傳播功能》一書中統計，關於傳播的定義及解釋竟多達126個。[2]對如此豐富的意義及解釋，何種解釋才是對刑法中相關概念的合理解釋？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無法回答此問題。

2．沒有提供確定解釋標準的依據

由於刑法文本具有自主性、多層次性，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具有多元性，社會不同的階層、不同價值理念的人因其社會處境、利益需求的不同，對文本的理解具有差異性，這就是解釋沖突的根源。雖然不同解釋之間的沖突是語言符號本質的邏輯結果，也是價值多元化社會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應當予以承認並尊重，但在處理個案時，如果法官與公眾、法律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解釋，則必須確定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誰的理解與解釋更應當作為刑法解釋標准。不解決這一問題，客觀解釋論所提出的主張將成為加深眾多解釋主體之間分歧與對立的理由。迄今為止，客觀解釋理論仍然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都假定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通過預設一個客觀標准達到限製法官解釋的目的，因此，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所堅持的解釋標准實際上是人們預設的一個理想化的教條，「這使得解釋理論成了建立教條和為教條論辯的東西。」{7}這種教條式的解釋標准不能解決刑法解釋中存在的諸多難題，因此，從刑法解釋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標准，以滿足不斷復雜化的現實需要。

二、刑法解釋的新標准--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刑事司法制度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其核心是通過對刑法的解釋與適用實現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而刑法解釋和適用的核心是對不同社會關系主體間行為方式、內容和邊界的確定，是構建與重構社會制度的過程，因此，探討刑法解釋的標准必須採用社會價值與社會利益關系的理論框架，回答解釋標準是什麼以及由誰來確定的問題。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刑法解釋，不僅放棄了傳統的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吸納歷史主義的主客觀融合的觀念，承認刑法解釋主體的多元性，而且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刑法解釋的標准應當是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一）刑法解釋是現實主體對刑法文本的認識

由於傳統刑法解釋理論都預設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刑法解釋就是探尋刑法條文中蘊含的客觀意義，解釋者只要拋開個人偏見等主觀因素採用特定的方法就能實現對刑法客觀意義的認識。因此，傳統刑法解釋理論僅從客體出發，注重解釋方法的研究，並且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刑法解釋理論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法律解釋理論中解釋主體的失蹤。」{7}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以前的唯物主義時所指出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8}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刑法解釋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是人對刑法文本的認識活動，在這一對象性實踐活動中，其基本構造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刑法解釋理論是主體認識客體的理論分析工具，因此，刑法解釋的研究必須首先將刑法解釋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研究解釋行為，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彼得·雅各布·阿欣斯坦（Peter Jacob Achinstein）所指出的：「科學解釋離不開對解釋者行為的研究。科學解釋應當解決三個主要問題：a．什麼是一個解釋行為；b．什麼是解釋行為的產物，即解釋；c．應當如何評價解釋。無論邏輯實證主義和薩爾蒙的解釋理論都只涉及了bc而忽略了a。」{3}38而研究解釋行為，必須從行為的主體出發，承認人是刑法解釋的主體與目的，不再固守抽象的教條來窒息人的主體性，不再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

從主體而不是從客體入手研究刑法解釋，則必須全面理解、正確認識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人類過於強調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現代有些西方哲學家則過分強調人的非理性，將其視為人的更本質的東西，如帕累托曾說「人類的大多數行動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邏輯所引導的。」{9}這兩種哲學觀點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作為實踐活動的刑法制定與適用解釋，都包含著人的理性如邏輯認知與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覺等因素。第二，人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根據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人物的本體論解釋學，人們存在於世，對事物的感知取決於如何面對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經驗。因為理解是出於具有個人經驗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歷史的。同時，因為人是被拋入已經存在的價值體系中，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預先把握某種行為或計劃的全部後果，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過程中，必須承認前見的合理性及實在性，如果否定前見，以科學名義要求剔除個人的心理特點及先前的思想狀態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著某種前見。」{10}前見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類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刑法解釋者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人，而不是純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釋雖然是對客觀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釋，但無論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解釋行為還是作為這種實踐活動的產物--解釋結論，都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

（二）刑法解釋主體是多元互動的解釋共同體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在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後，就成為一種獨立自在的規范，刑法所適用的特定范圍的公民個人與組織，都根據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為，所有適用該刑法的公民個人與團體都是刑法文本的讀者。因此，圍繞刑法文本，其主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規范的實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讀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當然是刑法的解釋者，但由於刑法文本一經頒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經不存在，作為文本作者的解釋則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學的費內中和溫蓋斯特兩位教授從實證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法律解釋理論，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司法機構與立法機構交互影響的結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會考慮到法院將如何解釋該法律，而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也會考慮到立法機構會有什麼反映。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一個動態過程，立法機構和法院在這一過程中都起著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釋者，讀者閱讀文本其實就是通過文本與作者對話，尋找作者可能的解釋。但作為解釋者的立法者僅限於文本作者，不屬於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釋者，其對刑法的解釋實質上屬於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釋學意義上的解釋。

刑法文本的讀者都是解釋者。邊沁曾說：「任何人要討論法律，都必然會成為解釋者或評論者。解釋者的任務是向我們說明他所認識到的法律實際上是什麼。評論者的任務則是向我們評述法律應當是怎樣的東西。」{11}根據不同的法律讀者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刑法文本的讀者又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別。謝暉教授認為，法律的讀者可分為三類：民眾、法律家和法學家。民眾在行動中理解與解釋法律，法律家在應用中閱讀和理解法律，法學家在批判中閱讀和解釋法律。[4]本文認為，由於法學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釋體制中並沒有獨特的地位，仍可劃為民眾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員外，特定的機關享有法律的解釋權力，是特定的解釋主體，因此，刑法的讀者可以分為三類：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社會公眾[5]。

司法機關[6]及司法人員作為專門適用法律的國家司法機關和人員，將法律運用於具體案件中，而「解釋的任務是使法律具體化於每一種特殊情況，這也是應用的任務。這里包含的創造性的法律補充行為無疑是保留給法官的任務。」{10}因此，司法機關，無論哪級司法機關，都是刑法解釋的主體。雖然我國法律特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具有刑法解釋權，但這一授權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具有一定范圍的約束力，並不意味著否定事實上存在的司法機關作為應用法律的專門機關所具有的解釋職責與權利。而以法官為代表的司法人員，必然是刑法解釋的主體，德國刑法學教授克勞斯·羅克辛說：「事實上，一個刑法條文規定的含義，總是先通過法官的解釋，才會在確定無疑的意義上『被確定』」。{12}「法律藉助法官而降臨塵世，」{13}因此，法律解釋必然成為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種否認司法人員的刑法解釋，認為「有關法官能夠或應當毫無例外地以一種邏輯的方式從明確的前提中推導出他的判決的觀點，一直都是而且也必定是一種虛構，因為事實上法官從來就不是以這種方式審判的。」{14}

社會公眾面對刑法文本，永遠是最重要的解釋主體。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立法機關僅是代表人民制定刑法，刑法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認同。因此，當法律意義存在分歧時，不應當追問已經死去的立法者的原意，也不是一味探尋刑法條文的字面意義，而應當追問公眾的意志是什麼，公眾的認同也是刑法解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

由於刑法文本是向所有讀者開放的，每個讀者都通過文本與刑法文本的作者進行對話，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釋，從而成為刑法的解釋者，其他解釋主體成為該解釋者的聽眾，或稱為解釋的接受者。因此，刑法文本的每個讀者既是解釋者，又是解釋的接受者，每個解釋者不僅與作者互動，而且由於解釋的目的就是讓他人接受自己的解釋，因而解釋者之間也必然進行互動，因此，刑法解釋主體不僅具有多元性，而且刑法的讀者即解釋者具有無限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這里討論的主體乃是一個無限的互動共同體中的解釋共同體。」

E. 刑法解釋客觀解釋和主觀解釋的區別

• [xíng fǎ]

• 刑法

• （法律名）

• 編輯

•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自己的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負何種刑事責任 ，並給予犯罪嫌疑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 刑法有廣義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刑法僅指刑法典，在我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與廣義刑法、狹義刑法相聯系的，刑法還可區分為普通刑法和特別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實際上即指刑法典。特別刑法指僅使用於特定的人、時、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國，也叫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

F. 刑法主觀主義和刑法客觀主義思想

刑法無外乎定罪與刑罰。但
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是犯罪論上的兩種理論，是對一種行為回是否構成答犯罪，構成此罪彼罪的不同立場的概括。與刑罰如何適用似乎關系不大，提問要兩種思想在刑罰適用中有何不同作用，讓人無法回答。
而且，在此問題上，哪來折中說？

G. 客觀違法論中的意思決定規范是什麼意思

《主客觀違法論在刑法解釋上的展開》認為，主、客觀違法論是基於對法規范性質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的相異違法觀。主觀違法論者認為法律規范為命令規范，命令的對象應當具有理解規范內涵的能力，對沒有理解能力者發出命令是沒有意義的。客觀違法論者認為法規范的根本任務在於保障人們外部的共同生活秩序或利益，凡與法秩序相悖的情形皆屬違法。

H. 我國的刑法現在堅持的是客觀主義還是主觀主義

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都不否認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只是側重點不同。在犯罪論方面我國刑法理論一直聲稱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事實上更注重主觀內容，與新派主觀主義觀點沒有本質區別。

I. 判斷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標準是什麼啊

有人認為刑法理論上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有三種含義：其一，從判斷結果對何人妥當出發，凡判斷結果只對判斷者為妥當時，為主觀判斷屬主觀主義；反之，判斷內容不但對判斷者本人，而且對一般人亦屬妥當者，為客觀判斷屬客觀主義。其二，在判斷內容之價值上，分為個人價值和社會及國家價值，當發生價值沖突時，視個人價值為重的為主觀主義，重視社會及國家價值的為客觀主義。其三，在價值判斷對象上。價值判斷的對象限於人的行為。在觀察人的行為時，著重主觀要素，如動機、意思、性格與人格的是主觀主義，著重客觀外部動作及外界所引起結果的，是客觀

J.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主客觀統一說

也就來是不能僅根據行為人源的故意內容或僅根據行為的客觀事實認定犯罪，而應在故意內容與客觀行為相統一的范圍內，認定犯罪。在重罪不處罰未遂的情況下，如果重罪與輕罪同質，則在重合的限度內成立輕罪的既遂犯。例如，出於盜竊財物的故意卻實際上盜竊了槍支時，行為人客觀上雖然實施了盜竊槍支的行為，但主觀上沒有盜竊槍支的故意，該客觀行為與主觀故意沒有統一起來，故不能認定為盜竊槍支罪;行為人具有盜竊罪的故意，也實施盜竊行為，槍支同時具有財產價值，因而可以評價為財物，於是，在盜竊罪的范圍內主客觀相統一了，故應認定為盜竊罪(既遂)。

再如，行為人將他人佔有的財物誤認為是遺忘物而據為己有。行為人雖然在客觀上實施的是盜竊行為，但主觀上僅具有侵佔遺忘物的故意，故在盜竊罪的范圍內，主客觀並沒有統一起來;只有認定為侵佔罪，才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你說的這種情形，主觀：輕罪；（盜竊罪）客觀：重罪（信用卡詐騙罪），但是行為人並不知道是偽造的信用卡，所以在信用卡詐騙罪范圍內無法統一主客觀，所以應當認定為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