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先生
A. 中國民法三傑的史尚寬
史尚寬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性厚重而穎悟，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留學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而東京帝大法律系，獲法學士學位。1922年秋赴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法律，越兩年轉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政治經濟。1927年返國，歷任中山、中央及政治大學教授、立法委員、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考試院秘書長、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考選部部長、司法院大法官、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等職。曾躬預民法、憲法及其他重要法典之起草及制定。公餘復從事著述，曾獲教育部頒法科學學術獎。先後出版民法專著十四種、論文數百篇，近千萬言，為法學界放一異彩。惜1970年11月12日寅時因胃癌不治逝世，同月25日安葬於台北縣八里鄉米倉村飛雁山墓園，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寬先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法學家，不僅從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擔任了民國時期的立法委員、考選部部長等職務，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史尚寬先生的民法全書對民國的立法時間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對後世的法學的研究也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史尚寬先生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為迄今為止獨立完成民法全書的第一人，為後世的每一位法學學子深深敬重，並使其青史留名，芳澤百世。
B. 民法典:「跳單」需擔責
閆律師：
前段時間我和我先生分別委託了A和B兩家中介公司，A公司向我推薦了一套房子，碰巧B公司也向我先生推薦了同一套房子。最終，我們通過B公司購買了該房屋。A公司知道後，說我「跳單」，要求我按合同支付中介費。這個費用，我該嗎？
山西讀者佟女士
佟女士：
您所說的「跳單」行為，是中介合同糾紛領域特別常見的一種糾紛類型，我國法律之前對此沒有明確規定，《民法典》基於對實踐需要的回應，專門新增了相應規定。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條明確規定「委託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務後，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機會或者媒介服務，繞開中介人直接訂立合同的，應當向中介人支付報酬。」因此，中介機構要求委託人支付報酬，是需要符合一定前提條件的。
何為「跳單」
「跳單」又稱「跳中介」，一般發生在二手房買賣或房屋租賃交易中，是指委託人與中介人簽訂中介合同，中介人按合同約定履行了提供房源、帶看房、促成交易等義務，但委託人「跳」過中介人，就其提供的房源直接與交易對方簽訂合同，或另行委託他人提供中介服務，通過其他中介人與交易對方簽訂合同的行為。
「跳單」行為的構成要件
委託人繞過中介人，直接與第三人簽訂合同，並不必然構成「跳單」，需要同時符合以下3個條件，中介人才有權要求委託人支付報酬：
1、中介合同已生效，且中介人按約向委託人提供了服務
實踐中，委託人與中介人簽訂的合同名稱不一，有居間合同、中介合同、房屋買賣服務合同，還有看房確認書或看房協議書，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合同名稱來判斷是否屬於中介合同關系，如果合同內容在實質上是中介人向委託人提供訂立合同的機會和媒介服務，就應當認定雙方之間存在中介合同關系。
合同生效後，中介人需按約向委託人實際履行了報告訂約機會、提供媒介服務的義務，比如向委託人提供房源信息、介紹委託人與房屋所有權人見面、帶看房、協助雙方協商等，並且委託人接受了中介人提供的服務，這是中介人獲取報酬的權利來源。
2、委託人客觀上實施了「跳」開中介人的行為
委託人在接受了中介人提供的服務後，「跳」開中介人，直接與第三人簽訂合同，或者通過其他中介人與第三人簽訂合同。
3、委託人與第三人簽訂合同，主要是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機會和媒介服務
中介人提供的中介服務與委託人最終與第三人簽訂合同，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是認定委託人構成「跳單」、應向中介人支付報酬的關鍵。
不是所有「跳」過中介人的行為都構成「跳單」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委託人「跳」過中介人的行為，並不必然構成「跳單」，比如實踐中常發生的以下幾種情形：
1、雙方簽訂中介合同後中介人未實際提供中介服務，委託人跳過中介人直接與第三人交易，中介人無權要求委託人支付報酬。
2、委託人自己通過各種途徑查詢到相關的房源信息，中介人提供的信息與委託人已經查詢到的信息是重復的。在此情形下，不能直接認定中介人的服務與最終合同的簽訂存在因果關系，當然，委託人需要舉證證明自己確實事先通過其他途徑查詢到了相關信息。
3、同一個房源信息可能會在多個中介機構掛牌出售，委託人可通過多個中介人了解房源信息，也可同時委託多個中介人。此時就要判斷委託人最終簽訂合同，是利用了哪一個中介人提供的服務，而且如果多個中介人均提供了服務，委託人基於服務滿意度、中介報酬費等因素而最終選擇其中一家，雖然繞過了其他中介人，但這是委託人作為消費者的自由和權利。當然，委託人需要舉證證明，其最終訂立合同，主要利用的是最終選擇的這一家中介人提供的服務。
若您能夠證明，最終購房主要是利用了B公司提供的服務，則無需向A公司支付報酬。但是，若A公司能夠證明，該房源信息是您首先從A公司獲得，後將該信息告訴B公司，「跳」開A公司後通過B公司訂立合同，則A公司有權向您索要報酬。關於報酬金額，則需要考慮A公司對合同義務的履行程度來具體確定。
C. 史尚寬的歷史貢獻
民國時期，是我國法學發展一個比較獨特的時期，它獨特的社會歷史環境為各種法律思想的傳播提供了相對寬松的條件和氛圍。民國的法學家們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學術研究方向出發，對各種法律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解說和解決問題的思路。這些都使得後來人在解決當下問題時受益良多，成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而被學界譽為「中國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寬先生是這時期突出的代表之一。他數十年如一日，執著地進行民法學的研究和立法實踐，將世界先進的立法潮流與中國現實情況相結合，使得「社會本位」、「民商合一」、「三民主義」的思想得以重新詮釋。史尚寬先生的民法思想仍為鏈接中國傳統民法學與現代民法學的關鍵性環節，承上啟下溝通歷史與未來的橋梁。
史尚寬先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故字旦生。自幼聰穎，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時留學日本，先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學習，而後進入日本著名的帝國東京大學法律系，接受法學系統訓練，先後共9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1922年秋，又遠赴德國柏林大學繼續深造，研究法律。在德國學習兩年後又轉赴法國巴黎大學繼續研究政治經濟。就這樣，史尚寬先後留學日本、德國、法國，共十三四年。
1927年，史尚寬先生學成歸國，先後擔任中山大學、中央大學以及政治大學教授。1927年4月，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開始著手立法。同年6月，設立法制局。1928年12月，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1929年1月，在「立法院」成立「法制委員會」，下設「民法起草五人小組」。史尚寬由於民法學的扎實功底，先後擔任「立法委員」、「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民法典起草人」等職。參與編纂《民國民法典》，獨立編纂《民法全書》六冊卷，被學界譽為「中國民法第一人」。 1970年11月12日，史尚寬先生因胃癌不治逝世，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寬先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法學家，其研究范圍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根據不完全統計，史尚寬先生的著述主要有：《勞動法原論》，《民法總則釋義》，《民法原論總則》，《法學概論》，《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術》，《行政法要旨》，《行政法論》，《信託法論》，《土地法原論》，《債法總論》，《物權法論》，《債法各論》，《親屬法論》，《繼承法論》，《民法總論》，等等。
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民法全書》了。史尚寬先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經過20年的不懈努力，先後完成《債法總論》、《債法各論》、《物權法論》、《親屬法論》、《繼承法論》、《民法總論》共6冊巨著，共計400餘萬字，合稱《民法全書》。《民法全書》的完成，標志著中國式的民法理論完整體系的建立，是後來民法學者學習與研究民法理論時必讀的權威學術著作。而史尚寬先生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為迄今為止獨立完成民法全書的第一人，為後世的每一位法學學子深深敬重，並使其青史留名，芳澤百世。
D. 評析民法典草案：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亮點和不足之處
【導讀】最近，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我國《民法典》，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出台，取代了現行的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擔保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侵權責任法。
民法典由民法總則與各分編「合體」而來，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及附則，共1260個條文，覆蓋每一個公民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
民法典與人口和生育問題關系比較密切的部分是婚姻家庭編。我們認為，婚姻家庭編的最大亮點，是刪除了原婚姻法和收養法有關計劃生育的內容，婚姻家庭編(以及整部民法典)沒有出現「計劃生育」一詞。但婚姻家庭編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是關於法定婚齡以及限制收養子女數這兩個方面。下面分別進行詳細分析：
一、在婚姻部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
這條關於法定婚齡的規定，是沿用了原《婚姻法》第六條的規定。事實上，1980年我國制定《婚姻法》時之所以把法定婚齡規定得這么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配合當時推行的「一胎化」政策。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寬，原《婚姻法》規定的法定婚齡早已不合時宜。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在2012年和2017年全國兩會上提交建議，把男性和女性的法定婚齡統一降到18周歲。何亞福先生也曾在《新京報》上撰文分析，我國現行法律規定18周歲的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而結婚是一種民事行為，如果18歲不允許結婚，意味著這個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因此，法定婚齡統一到18歲，是對法律體系邏輯統一的尊重。需要指出的是，降低法定婚齡並不等於提倡早婚。這是因為，法定婚齡只是允許結婚的最低年齡，並不是說到了法定婚齡就應該結婚。
有一種很普遍的觀點是：現在很多人在18歲時仍然讀高中，怎麼能結婚?這種觀點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現在很多農村人並不讀高中，而是初中畢業就去打工了。這些農村青年出去打工兩三年，到18歲時，心智已比較成熟。所以，用城市人的眼光來看法定婚齡降到18歲，可能不切實際;但從農村人的角度來看，這一議案是接地氣的。
法定婚齡降到18歲，對大多數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即使法定婚齡降低了，大多數人仍然會在男22歲、女20歲以上的年齡結婚。2015年中國婦聯發表的《中國幸福婚姻家庭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平均結婚年齡為26歲，男性比女性高2.3歲。而根據江蘇省民政廳的數據，2017年，江蘇省平均初婚年齡為34.2歲，其中女性34.3歲，男性34.1歲。因此，法定婚齡降到18歲，並沒有損害到多數人的權益，但保護了少數人的權益。
從國際上來看，我國現行的法定婚齡高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其中我國男性的法定婚齡是世界最高。比如，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法定婚齡是18歲;美國的法定婚齡由各州決定，很多州也規定是18歲;在東亞地區，日本的法定婚齡是男女均為18歲，我國台灣省和韓國的法定婚齡是，在父母同意下，男18歲，女16歲就可以結婚，而到了20歲，就不需要父母同意也可以結婚。
二、在收養部分，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條規定：「無子女的收養人可以收養兩名子女;有子女的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
我們認為，雖然這條規定比原《收養法》規定「只能收養一名子女」有所放寬，但限制收養人最多隻能收養兩名子女，仍然是不必要的。
過去，限制生育的政策以及《收養法》對收養設置嚴苛的條件，是導致棄嬰和拐賣兒童增多的兩個重要原因。因為生育限制政策在壓縮普通家庭按意願生育孩子空間的同時，嚴苛的收養規定大大窄化了正常收養的渠道。一旦正常合理的途徑被阻滯，非法的行為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兒童拐賣猖獗正是這一規律的體現。這可以從拐賣兒童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來理解。
從需求來看，在生育限制政策下，部分家庭無法通過增加生育數量來滿足有兒、有女或兒女雙全的需求，也無法滿足《收養法》中無子女的規定，但購買兒童卻可以進行性別選擇，也可繞過當地計劃生育機構在懷孕期間的干擾和脅迫。還有，無法生育的夫妻早年可將親友的孩子過繼到身邊，但《收養法》將送養的孩子也當成計劃內生育名額，使得親友很難生育更多的孩子過繼出去。
從供給來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春雷副教授針對133個被拐賣兒童案例的實證分析顯示，有一半多兒童是被親生父母或親戚出賣。該分析並未列出具體的出賣原因，但如果這些家庭能將孩子合法送養給親友，其中很多應該不至於將孩子賣掉。
中國早已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近三年全國出生人口仍然連續下降。這種人口趨勢將嚴重威脅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全面放開乃至大力鼓勵生育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的背景下，以限制生育為目標對公民收養子女數量進行限制早已不合時宜。為此，我們建議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條規定「無子女的收養人可以收養兩名子女;有子女的收養人只能收養一名子女。」改為「收養人可按意願和經濟狀況收養多名子女」，並明確規定被收養的孩子與親生孩子在落戶和受教育方面享有同等的權益。
最後，我們建議政府建立收養制度，在父母沒有條件自己養育時，孩子可由政府機構代養，在規定年限內可以領回。
E. 中國民法三傑的中國民法三傑謝懷栻
謝懷栻先生（1919—2003）：詳細內容可見網文《謝懷栻與<台灣法律叢書>》。他為人耿直，堅持真理，1957年被劃為右派，就是因為他對「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領導人的講話作為司法依據」提出的意見。1979年回到法學研究和法學教學崗位後，仍然秉性剛直、不求名、不求利、堅信科學、堅持真理，在民商法科研與教學中，不論是在民法基本理論方面，還是在公司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海商法的研究方面，或推翻陳說，正本清源，或發人未聞，借古推新，發揮了法學大家的作用。先生參加了民法通則以及合同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等重要立法，立論觀點多被當作權威，被公認為我國民商法立法的核心專家。先生撰寫的《合同法》（1983）、《票據法》（198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研究》（1990）等著作，是我國民商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中《票據法》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度優秀科研成果獎。先生主編的《台灣法律叢書》，對全書不但仔細籌劃，而且對內容也均一一仔細審閱，甚至整章節自己重新撰寫。先生培養的研究生，多人已經成為我國法學理論與實踐工作的骨幹甚至帶頭人。先生退休後，仍然筆耕不輟，多有文著發表。所著《當代國家民法典立法研究》（系列論文）對於我國民法的制定意義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2001年以來，先生身患癌症，但是多次參加國家的立法活動以及學術活動，並親筆校對多本德國民商法譯作。其中《德國民法總論》（德國卡爾·拉倫茨著）一書由多名譯者完成，體例以及概念術語的使用多有不一，先生該書的校對，基本上是在病榻旁邊完成的，該書已經在去年出版。先生一生對科學孜孜追求，終生寫作不輟，因此著述豐碩，自選《謝懷栻法學論文選》（2002），只是其中部分思想的精華凝結。
對此，網上也流傳著另外一個版本
F. 先生孩子後領結婚證,上戶口需要親子鑒定嗎
法律分析：先生孩子後領結婚證，上戶口是否需要親子鑒定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沒有醫學出生證明的話，那就需要做親子鑒定，有醫學出生證明就不需要。對親子關系有異議且有正當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或者否認親子關系。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條 對親子關系有異議且有正當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或者否認親子關系。對親子關系有異議且有正當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親子關系。
G. 民法體系化的意義在何談談你對我國制定<<民法典>>的認識和看法.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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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H. 先生的第一監護人是妻子還是子女或者是二者並列
第一監護人是妻子，子女是第二順序監護人。《民法典》第28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監護能力的人按順序擔任監護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親屬；(四)其他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但是須經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同意。
I. 誰能告訴法國民法典對中國民事立法產生了哪些影響
1916年，法國全權公使喬治·帕杜（Georges Padoux，中文名字：寶道）擔任了中國政府的顧內問；在制定中華容民國民法典的1929年至1930年間，寶道還擔任了民法起草委員會的顧問。1921年，在西方國家負有盛名的比較法學家、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法學院教授讓·埃斯卡拉（Jean Escarra）擔任了中國政府的顧問，後來還出版了《中國法與比較法》[46]、《中國法》[47]等書。有學者認為，即使中華民國民法典最終沒有仿效法國民法典，這兩位法國專家的個人影響也是相當大的[48]。
此外，編纂中華民國民法典的民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曾經留學法國巴黎的史尚寬先生。但史尚寬先生也留學過日本和德國，很難說他有一種親近法國法的情結。
J. 《民法總則（草案）》有哪些看點
看點一：胎兒也有民事權利。
此次審議的民法總則草案對胎兒的利益提出了明確的保護原則。草案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的保護，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出生時未存活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國現行的繼承法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法定繼承辦理。這個被稱為「特留份制度」的規定，就已經體現了對胎兒權益的保護。隨著時代的發展，胎兒利益的保護不僅限於個別情形，應該提出更全面的保護規定。
看點二：六歲孩子可以「打醬油」？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最低年齡是十周歲。草案將這一下限下調至六周歲，規定：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典編纂既要強調尊重成年人的決定自由，也要兼顧尊重未成年人的天性。這就要在降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標准上有所體現。隨著現代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兒童的生理和心智發育水平也不同於以往，現在六周歲小孩兒所知道的東西遠遠多於以前同齡孩子的認知，他們具備有一定的辨別和判斷能力，應當有權獨立進行一些民事法律行為，這樣的調整，有利於更好地保護這些兒童的利益。
看點三：老人有望納入監護制度保護范圍。
未成年人、植物人、精神病人、老年痴呆患者，當他們需要參與社會活動或者權益需要維護時，誰可以替他們做主？答案是他們的監護人。監護人到底該如何確定？他們應當承擔哪些職責？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被監護人？圍繞這些問題，草案給出了較為全面的規范。
看點四：擬對法人作出新分類。
法人是法律擬制的「人」。我國現行民法通則將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社會團體法人等。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組織的形態發生很大變化，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服務機構等新組織形態大量出現，現行法律已經很難完全納入，需要從法律上作出調整。對此，草案將法人進行了新的劃分，即「營利性法人」和「非營利性法人」。
看點五：擬新增民事主體「非法人組織」。
草案以專門一章對「非法人組織」進行規定。其中明確，非法人組織是不具有法人資格，但是依法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民事活動的組織。同時，草案也對「非法人組織」進行了列舉，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營利性法人或者非營利性法人依法設立的分支機構等。
看點六：見義勇為受了傷，鼓勵被救者給予補償。
草案規定：為保護他人民事權益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