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單糾紛的司法解釋

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

第一條存單糾紛案件的范圍
（一）存單持有人以存單為重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糾紛案件；
（二）當事人以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為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糾紛案件；
（三）金融機構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存單、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無效的糾紛案件；
（四）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第二條存單糾紛案件的案由
人民法院可將本規定第一條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單糾紛為案由。實際審理時應以存單糾紛案件中真實法律關系為基礎依法處理。第三條存單糾紛案件的受理與中止
存單糾紛案件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的規定予以審查，符合規定的，均應受理。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單糾紛案件後，如現犯罪線索，應將犯罪線索及時書面告知公安或檢察機關。如案件當事人因偽造、變造、虛開存單或涉嫌詐騙，有關國家機關已立案偵查，存單糾紛案件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後才能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對於追究有關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不影響對存單糾紛案件審理的，人民法院應對存單糾紛案件有關當事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以及承擔民事責任的大小依法及時進行認定和處理。第四條存單糾紛案件的管轄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存單糾紛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或出具存單、進帳單、對帳單或與當事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金融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第五條對一般存單糾紛案件的認定和處理
（一）認定
當事人以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為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存單糾紛案件和金融機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確認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無效的存單糾紛案件，為一般存單糾紛案件。
（二）處理
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般存單糾紛案件中，除應審查存單、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外，還應審查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的真實性，並以存單、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以及存款關系的真實性為依據，作出正確處理。
1、持有人以上述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金融機構應當對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是否存在存款關系負舉證責任。如金融機構有充分證據證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機構交付上述憑證所記載的款項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不存在存款關系，並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2、持有人以上述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如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的證據，或僅以金融機構底單的記載內容與上述憑證記載內容不符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應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成立，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兌付款項的義務。
3、持有人以在樣式、印鑒、記載事項上有別於真實憑證，但無充分證據證明系偽造或變造的瑕疵憑證提起訴訟的，持有人應對瑕疵憑證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陳述。如持有人對瑕疵憑證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陳述，而金融機構否認存款關系存在的，金融機構應當對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是否存在存款關系負舉證責任。如金融機構有充分證據證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機構交付上述憑證所記載的款項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不存在存款關系，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如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的證據，或僅以金融機構底單的記載內容與上述憑證記載內容不符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應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成立，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兌付款項的義務。
4、存單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如有充足證據證明存單、進帳單、對帳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系偽造、變造，人民法院應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確認上述憑證無效，並可駁回持上述憑證起訴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或根據實際存款數額進行判決。如有本規定第三條中止審理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第六條對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的認定和處理
（一）認定
在出資人直接將款項交與用資人使用，或通過金融機構將款項交與用資人使用，金融機構向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從用資人或從金融機構取得或約定取得高額利差的行為中發生的存單糾紛案件，為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但符合本規定第七條所列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的除外。
（二）處理
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屬於違法借貸，出資人收取的高額利差應充抵本金，出資人，金融機構與用資人因參與違法借貸均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可分以下幾種情況處理：
1、出資人將款項或票據（以下統稱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並將資金自行轉給用資人的，金融機構與用資人對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承擔連帶責任；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
2、出資人未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而是依照金融機構的指定將資金直接轉給用資人，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資人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機構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
3、出資人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再指定金融機構將資金轉給用資人的，首先由用資人返還出資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金融機構因其幫助違法借貸的過錯，應當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不能償還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
4、出資人未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而是自行將資金直接轉給用資人，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資人返還出資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金融機構因其幫助違法借貸的過錯，應當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不能償還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本條中所稱交付，指出資人向金融機構轉移現金的佔有或出資人向金融機構交付註明出資人或金融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的下屬部門）為收款人的票據。出資人向金融機構交付有資金數額但未註明收款人的票據的，亦屬於本條中所稱交付。
如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行為確已發生，即使金融機構向出資人出具的存單、進帳單、對帳單或與出資人簽訂的存款合同存在虛假、瑕疵，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超越許可權出具上述憑證等情形，亦不影響人民法院按以上規定對案件進行處理。
（三）當事人的確定
出資人起訴金融機構的，人民法院應通知用資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出資人起訴用資人的，人民法院應通知金融機構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公款私存的，人民法院在查明款項的真實所有人基礎上，應通知款項的真實所有人為權利人參加訴訟，與存單記載的個人為共同訴訟人。該個人申請退出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許。

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2020修正)

第一條存單糾紛案件的范圍
（一）存單持有人以存單為重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糾紛案件；
（二）當事人以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為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糾紛案件；
（三）金融機構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確認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無效的糾紛案件；
（四）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第二條存單糾紛案件的案由
人民法院可將本規定第一條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單糾紛為案由。實際審理時應以存單糾紛案件中真實法律關系為基礎依法處理。第三條存單糾紛案件的受理與中止
存單糾紛案件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予以審查，符合規定的，均應受理。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單糾紛案件後，如發現犯罪線索，應將犯罪線索及時書面告知公安或檢察機關。如案件當事人因偽造、變造、虛開存單或涉嫌詐騙，有關國家機關已立案偵查，存單糾紛案件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後才能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對於追究有關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不影響對存單糾紛案件審理的，人民法院應對存單糾紛案件有關當事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以及承擔民事責任的大小依法及時進行認定和處理。第四條存單糾紛案件的管轄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存單糾紛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或出具存單、進賬單、對賬單或與當事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金融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住所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經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轄。第五條對一般存單糾紛案件的認定和處理
（一）認定
當事人以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為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存單糾紛案件和金融機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確認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無效的存單糾紛案件，為一般存單糾紛案件。
（二）處理
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般存單糾紛案件中，除應審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外，還應審查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的真實性，並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的真實性以及存款關系的真實性為依據，作出正確處理。
1.持有人以上述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金融機構應當對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是否存在存款關系負舉證責任。如金融機構有充分證據證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機構交付上述憑證所記載的款項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不存在存款關系，並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2.持有人以上述真實憑證為證據提起訴訟的，如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的證據，或僅以金融機構底單的記載內容與上述憑證記載內容不符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應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成立，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兌付款項的義務。
3.持有人以在樣式、印鑒、記載事項上有別於真實憑證，但無充分證據證明系偽造或變造的瑕疵憑證提起訴訟的，持有人應對瑕疵憑證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陳述。如持有人對瑕疵憑證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陳述，而金融機構否認存款關系存在的，金融機構應當對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是否存在存款關系負舉證責任。如金融機構有充分證據證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機構交付上述憑證所記載的款項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不存在存款關系，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如金融機構不能提供證明存款關系不真實的證據，或僅以金融機構底單的記載內容與上述憑證記載內容不符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應認定持有人與金融機構間存款關系成立，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兌付款項的義務。
4.存單糾紛案件的審理中，如有充足證據證明存單、進賬單、對賬單、存款合同等憑證系偽造、變造，人民法院應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確認上述憑證無效，並可駁回持上述憑證起訴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或根據實際存款數額進行判決。如有本規定第三條中止審理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第六條對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的認定和處理
（一）認定
在出資人直接將款項交與用資人使用，或通過金融機構將款項交與用資人使用，金融機構向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從用資人或從金融機構取得或約定取得高額利差的行為中發生的存單糾紛案件，為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但符合本規定第七條所列委託貸款和信託貸款的除外。
（二）處理
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屬於違法借貸，出資人收取的高額利差應充抵本金，出資人，金融機構與用資人因參與違法借貸均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可分以下幾種情況處理：
1.出資人將款項或票據（以下統稱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並將資金自行轉給用資人的，金融機構與用資人對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承擔連帶責任；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
2.出資人未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而是依照金融機構的指定將資金直接轉給用資人，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資人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機構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
3.出資人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再指定金融機構將資金轉給用資人的，首先由用資人返還出資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金融機構因其幫助違法借貸的過錯，應當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不能償還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
4.出資人未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而是自行將資金直接轉給用資人，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存單或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資人返還出資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計算至給付之日。金融機構因其幫助違法借貸的過錯，應當對用資人不能償還出資人本金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不能償還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本條中所稱交付，指出資人向金融機構轉移現金的佔有或出資人向金融機構交付註明出資人或金融機構（包括金融機構的下屬部門）為收款人的票據。出資人向金融機構交付有資金數額但未註明收款人的票據的，亦屬於本條中所稱交付。
如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行為確已發生，即使金融機構向出資人出具的存單、進賬單、對賬單或與出資人簽訂的存款合同存在虛假、瑕疵，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超越許可權出具上述憑證等情形，亦不影響人民法院按以上規定對案件進行處理。
（三）當事人的確定
出資人起訴金融機構的，人民法院應通知用資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出資人起訴用資人的，人民法院應通知金融機構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公款私存的，人民法院在查明款項的真實所有人基礎上，應通知款項的真實所有人為權利人參加訴訟，與存單記載的個人為共同訴訟人。該個人申請退出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許。

❸ 建設銀行向商業銀行借貸行為屬於什麼法律行為

你好，存單糾紛案件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和用資人、出資人之間的糾紛，因這類案件主要表現為當事人以存單、進賬單、對賬單或存款合同等為主要證據起訴，因此，這類案件被統一定性為存單糾紛。
關於存單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有適用合同法說，適用銀行法說，適用票據法說等學說。鑒於存單在性質上屬於合同憑證，其是表明存款人與金融機構之間存款關系的重要證據，因此，司法解釋主要採用了適用合同法的觀點。由於對存單的開具是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故對該類案件的審理也應適用《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的相關規定。我們認為，由於出資人交付資金的方式包括交付票據，因此，在涉及票據的內容時也應適用票據法的相關規定

❹ 大額存單轉讓有風險嗎

大額存單的轉讓，銀行作為中間商，風險還是存在轉讓方與受讓方之間，具體風險有以下幾點：

一、利益損失風險

（一）轉讓方風險：若轉讓人定的轉讓價格大於產品初始本金與當期至今預期收益之和，則轉讓人可能遭受損失。

總而言之，大額存單的轉讓各家銀行都還推廣沒有多久，掛單較多，但是成交量較低，且只能是同屬該行的客戶相互交易，銀行直接的壁壘還未打通，那是不是說大額存單就沒什麼優點呢？也不能這么說，畢竟大額存單是屬於存款類產品，和理財還是有本質的區別，雖然利率可能低於大多數理財產品，但是這些大額存單都是在存款保險之內，銀行倒閉了也不會影響這筆存款，所以說，大家應該有所取捨，根據自己的風險等級來挑選存款產品。

❺ 法院叛刑是先刑還是先民

從「先刑後民」到「先民後刑」思路的轉變
——以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為視角
【論文提要】刑民交叉案件是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問題。盡管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已有部分規定,即「先刑後民」一直是我國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導性原則，但該原則的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面臨一些困境。因此筆者提出,應在部分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轉變思路, 從「先刑後民」到「先民後刑」,也許會對「先刑後民」的處理理念產生一些變革。本文正是在這一動因下的一次嘗試。故筆者以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為視角,結合審判經驗, 首先介紹了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分類及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然後對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先刑後民」模式進行反思,接著分析了「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價值意義, 功能意義,最後提出在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上，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民事程序的價值意義和功能意義，在此基礎上提出對刑民兩種司法程序進行合理銜接與協調，建立民、刑分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以及民、刑合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審理機制的構想。
【關鍵詞】刑民交叉；司法程序；變革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相關法律體系 20 多年的發展，知識產權法已經形成了一個內容龐雜而且體系相對規范的法律部門。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產權案件不斷趨向復雜的今天，我國知識產權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在某些方面也體現出明顯的滯後性，無法滿足現實生活中案件審理的要求，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問題。所謂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就是由同一或交叉的兩個法律事實所引發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和知識產權刑事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織的案件。從我國的實踐狀況來看，對於包括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在內的各種知識產權案件我國在實踐當中通常採取「先刑後民」或是「刑事附帶民事」的方式來處理。對此，本文在當前我國知識產權民刑交叉案件管轄的一般管轄模式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圍繞民事程序在解決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上的獨特價值意義及適用性展開分析，提出對這一問題的新思考，藉以拋磚引玉，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類

所謂刑民交叉案件，又稱刑民交織、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質既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又涉及民事法律關系，相互間存在交叉、牽連、影響的案件，或根據同一法律事實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案件[1]。

（一）廣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質」的交叉，如某一行為是合同糾紛還是合同詐騙罪，是股權糾紛還是職務侵佔罪，是技術糾紛還是侵犯商業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將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規定表明，在交通肇事僅造成財產損失而又無力賠償時，數額多少將成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無力賠償的「量」在30萬元以下時，不構成刑事犯罪，僅作民事處理；在30萬元以上時，則構成刑事犯罪，將定罪處罰，但在造成的損失「量」或行為人的賠償能力尚未確定時，該行為是民事行為還是刑事行為處於不確定狀態，這也是一種刑民交叉。同時，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刑民關系還存在轉化的可能，如過去將騙取貸款用於生產未歸還而產生的爭議界定為民事爭議，但在2006年6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騙用貸款罪」，則將該種不具有非法佔有故意的貸款欺詐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2]，即民事糾紛向刑事犯罪轉化。又如經濟領域的投機倒把行為，過去大多作為犯罪處理，現在基本上作為民事爭議處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糾紛轉化。此外，在刑法規定的追繳與退賠中，也存在刑民交叉問題。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講，追繳與退賠都是通過刑事訴訟，對遭受財產損害的被害人合法權益進行恢復，是由司法機關主動採取的一種損害賠償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問題[3]。

（二）狹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兩種：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體表現為同一主體實施的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導致法律事實的牽連而成立刑民交叉[4]。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一）傳統觀念的影響

在我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一切從國家本位出發，倡導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二者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讓位於國家利益，體現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為主導，民事案件服從於刑事案件，這種「重刑輕民」、「刑主民從」的思想，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各司法機關常以刑事優先於民事，民事部分的審理應服從於刑事部分的審理為由而對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駁回起訴。如銀行審查不嚴導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領；停車場疏於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車被盜竊；雇員為僱主服務期間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該種「先刑後民」的處理方式過於強調公共利益的維護，忽視了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視了被害人獨特的利益要求[5]；同時阻斷了對被害人民事權利進行司法救濟的正當渠道，也阻礙或延後了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審理，必然導致案件的久拖不決，使被害人的民事權益長期處於擱置狀態。由於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使被害人滋生強烈的反社會情緒，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轉換。因此，對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優於民」、「先刑後民」的單一模式處理，而應當根據個案情況區別對待。

（二）法律方面的障礙

為保證刑事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明確規定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即將「打擊」放在第一位，「保護」放在第二位。甚至對打擊犯罪作狹隘理解，認為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財產乃至生命的刑罰處罰，就是對被害人最大的慰藉和補償。因此，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個人權益應作出讓步和犧牲，其無需在刑事訴訟中提出民事權利要求，國家對犯罪的追訴，即是對其民事權益的最好保護。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條是刑事訴訟法從立法角度，對通過刑事訴訟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確認和肯定，但僅適用於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案件，適用范圍狹窄，遠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體范圍和法律特徵[6]。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198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均規定，為打擊經濟犯罪，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民事案件應絕對服從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實體上要求「重刑輕民」，在程序上強調「先刑後民」。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針對經濟犯罪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後民」的同時，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審理」的例外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長期受「先刑後民」、「刑主民從」思想的影響，加之，該《通知》的法律效力較低，適用范圍較窄，因此，其確立的對刑民交叉案件實行「分案審理」的模式並未真正得到貫徹實施。1997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三款第一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存單糾紛案件過程中，對發現的犯罪線索要及時告知偵查機關，如存單糾紛須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時，應「先刑後民」，存單糾紛案件中止審理；如不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時，存單糾紛的處理不受刑事案件的影響，可獨立運行，即可以「刑民分離」。但該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相當有限，只能適用於特定的存單糾紛類案件。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司法解釋形式，針對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作了較為全面而具體的規定，使司法機關對經濟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有章可循，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其適用范圍仍然有限，即只適用於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對大量的其他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處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先刑後民」模式之反思

關於「先刑後民」，有學者在操作層面上將其解釋為「在民事訴訟活動中，如果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時，應當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後，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案件進行審理，或者由法院在審理刑事犯罪的同時，附帶審理民事責任問題，此之前，法院不應單獨就其中的民事責任予以審理判決。」[7]此外，另有學者從理論層面上對該原則的內涵進行了界定，認為該原則在內容上包括「位階上的刑事優先」與「位序上的刑事優先」兩方面的要求: 前者是指刑事判決的效力在位階上應當高於民事判決，刑事判決的內容要對民事判決發生拘束力，即便民事判決已經先行作出並已生效，但刑事判決仍然可以將其推翻; 後者是指在程序上刑事法律關系的確定應當優先於民事法律關系，應當優先適用刑事程序以確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或者在不妨礙刑事責任實現的前提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附帶處理民事責任問題[8]。在我國，「先刑後民」原則的法律淵源最早見於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下發的《關於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了在查處經濟糾紛案件中如果發現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起訴。之後十幾年間，我國司法機關又陸續發布了一些關於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文件，逐步確立了「先刑後民」原則在刑民交叉案件處理中的的基本地位。然而，「先刑後民」原則的一味適用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帶來一些問題，目前人們對它的詬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該原則的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 「重刑輕民」、忽視私權保護的意識和觀念，不利於公民私權意識的生長和培育，三是我國當前刑、民兩種司法程序在程序價值設定、程序技術以及程序運行特點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受害人的民事權利救濟往往受到諸多限制。針對「先刑後民」原則的正當性問題，有學者進行了學理上的深層剖析，認為該原則的適用旨在刑、民程序沖突的理性解決，這裡面蘊含著現代程序立法者對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兩種程序之構造特徵及其相互關系的深刻洞察: 在現代訴訟程序發生刑、民分離的背景下，刑、民兩種程序之間存在的種種技術上的差異所導致的實體法上的規范競合將引發程序間的交叉與沖突，由此導致刑事裁判與民事裁判之間可能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在此情況下，以下兩方面因素則促使立法者不得不考慮將刑事訴訟程序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位置: 一是從價值上判斷刑事訴訟較之民事訴訟更具社會意義( 公益性及判決的預決性) ，二是從技術上分析刑事訴訟較之民事訴訟更能全面揭示案件事實真相 ( 較為強大的刑偵、取證手段及較為嚴格的證明標准)[9]。倘若上述立論能夠成立，我們可從中進一步引申出這樣一種認識: 當某一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問題對刑事問題存在價值意義 ( 利益及效益評價) 層面及技術意義層面( 真實發現) 的依賴時，「先刑後民」或許可以成為其中一種較為合理的管轄模式安排; 而當上述依賴不存在或者不十分明顯時，或者，當某種新的價值意義出現時，其他的管轄模式也許能夠獲得相應的空間而成為一種替代性選擇。此外， 「先刑後民」這一運作模式本身包含了在刑事程序中一並解決民事問題這樣一種變通性做法，這一做法明顯體現了對效率價值的追求，但其前提是: 一方面，刑事程序必須具備足夠的功能容量，不僅能夠將民事法律關系認定過程中必備的程序和實體元素囊括進來，而且還要能在刑、民兩種程序之間始終能找到對接和平衡點，比如統一的法院管轄權標准，明確的損失評估標准，能夠相互包容或者相互銜接的證明標准，等等; 另一方面，刑事程序在同時處理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的過程中，相關的價值追求始終不發生混同，始終能做到涇渭分明，比如，刑事司法程序所須恪守的「疑罪從無」理念能夠始終不發生動搖，不受民事責任審理過程的影響。以上這些前提條件若無法具備或者不能完全具備，那麼，包括刑事附帶民事在內的「先刑後民」運作方式將有可能遭遇現實的難題和困境。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對原來作為刑民交叉案件解決基本原則的「先刑後民」原則加以突破，在刑事訴訟所彰顯的維護公共秩序之外發現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的新的價值意義，在功能層面上擺脫對刑事程序的依賴而實現發現真實、制止侵權行為之目標; 並且，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及其可能的變革空間內，尋找到或者創建刑、民兩種司法程序的銜接點和兩者相協調的契機。

四、「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價值意義

對於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而言，侵權事實及其後果的認定及評價始終是案件處理的核心問題; 而且，基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持續性及其損害結果的迅速擴張性，在認定先前已經發生的侵權行為的同時，還有必要對侵權行為採取即時的抑制和制止措施，使受侵害人避免因損失的急劇擴大而陷入無以挽回的境地。故而，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不僅僅要關注發生在過去的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及其能否得到充分的救濟，而且還要關切基於侵權行為的不斷延續而導致的損害後果不斷嚴重、事態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況且，對侵權損害後果的估算恰恰又是其後可能發生的、侵權行為刑事責任及其大小判斷的一個重要因素，知識產權侵權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唯一界限是涉案標的的大小，通常表現為一定的涉案金額或者侵權產品的數量。由此可見，在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處理過程中，通過民事程序對侵權責任的認定在功能意義上是一個極其重要、必不可少的環節，而且，對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保障及權利救濟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意義。這應該成為整個知識產權案侵權案件處理的核心價值。此外，就知識產權侵權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二者的相互關系而言，如何為前者向後者的 「跨越」設定一個合適的「門檻」，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與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管轄模式的選擇同樣息息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罪的范疇，也就是說對個體知識產權所實施的侵害嚴重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即需要科以刑罰不是一個倫理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判斷問題。各國法律對該問題的態度決定於各自的綜合國情，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不具有太多普適性意義。故而，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發生之後，無論其侵害程度如何，在通過賠償損失、銷毀侵權產品或者標識、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的承擔，全面實現了對受害人的權利救濟和補償之後，何種條件下才會存在追究侵權人刑事責任的必要性，在理論上必然不太容易界定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我國，犯罪數額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而言是一個重要因素，屬於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法定情節，該數額分別包括非法經營數額、銷售金額、違法所得數額、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以及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等類別[10]。然而，我國地區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的現狀決定了單純的涉案金額本身無法獲得普適性的意義，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劃定一個統一的定罪標准，如何通過功能有限的司法程序對紛繁復雜的各種環境 ( 包括網路環境) 下出現的多種多樣、高度智能化的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有效地給予刑事制裁，一直是長期擺在立法者和實踐者面前的難題。這些都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於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法律規制而言，民事司法程序的適用是一個首要的環節，同時也是較為現實、有效一種途徑。

五、「先民後刑」思路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解決之功能意義

對於任何一種類型的司法程序而言，能否有效地建立起一套發現真實的程序運作機制至關重要。一般認為情況刑事司法程序對發現真實的促進能力要優於民事司法程序，其原因是一個強大的偵查機構的存在，該機構在證據收集、證據調查及證據運用方面的能力大大超越各類私的主體。然而，倘若我們對知識產權本身以及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進行仔細分析，會發現其中可能會出現例外。與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相比，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具有高度隱蔽性及針對性，一旦實施，將直接給權利人帶來巨大的權益損害，權利人對該行為發生的敏感度以及觀察動力應該說強過其他任何人和機構，此其一;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往往以不正當的模仿行為展現[11]，從而構成對他人知識產權的侵害，相對於其他主體而言權利人對模仿行為具有更強的識別能力，同時對侵權行為對其造成的損害能夠進行較為明晰、全面的評估，因此可以說，權利人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發生和危害有著更多的了解，此其二;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承擔相應證明責任的權利人往往可以通過訂購或現場購買等方式取得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實物或者發票的方式來進行證明，與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繁瑣程序作支撐的機構偵查相比，這樣一種取證方式在便利性和成本效益衡量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顯而易見。此其三。因此，作為受害人的知識產權人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處理過程中能夠發揮不同於一般民事權利人的作用，其中包括侵權行為的證明，對自身經濟損失的評估、對侵權人的處理意見及賠償要求的合理確定，等等。正是由於知識產權人在積極主張、舉證方面擁有一種天然的原動力和能力，將這樣一種能夠積極參與的主體吸納進來，便使得民事程序在發現案件真實方面獲得相應的優勢。除此之外，民事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及證據保全制度也能夠在真實發現方面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前者如英、美的證據開示程序( Discovery) 、德國和日本的准備程序以及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庭前證據交換程序，這些程序制度的設立能在很大程序上保證開庭審理過程中案件事實得到充分展露，促進法官心證的正確形成; 後者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ips) 第 50 條的規定，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在相關證據確實存在被銷毀的巨大危險的前提下有權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其條件是提供「足以保護被告和防止權力濫用」的保證或相當的擔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4 條規定: 「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證據保全制度的設立正是適應了知識產權訴訟技術性、復雜性、訴訟時間長等特點，為證據收集的可靠性和高效性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技術保障措施。另外，民事程序在即時制止侵權行為、防止損害進一步擴大方面同樣有著很大的優勢，這也是刑事司法程序難以與之匹敵之處，它主要通過採取訴前禁令制度來實現。訴前禁令作為Trips 所規定的「臨時措施」之一，在大陸法國家往往被歸於民事訴訟行為保全制度中「假處分」的范疇，在英美法國家則屬於救濟制度中的 「臨時禁令」，中國的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表述為「訴前責令停止侵權行為」[12]。在我國，訴前停止侵權行為的制度分別見於《專利法》第 61 條、《商標法》第 57 條、《著作權法》第 49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與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中確立的責令加害人於訴訟中停止侵權行為的措施以及相關財產保全措施一道，形成了針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較為完善的救濟制度體系。

六、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 「先民後刑」思路之實施機制

為了建立一種能夠凸顯民事司法程序在解決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上之功用的程序銜接及協調機制，本文擬提供這樣一種思路: 對於某一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如果其中的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沒有形成實質性牽連關系[13]的話，那麼，可以採取「刑民並行」的思路，將其中的刑事問題和民事問題由具有相應管轄權的法院分別按照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審理; 倘若同一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涉及同一侵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而且民事問題與刑事問題形成了實質性的牽連關系，那麼，可以將該案的管轄權匯集到同一法院依照「先民後刑」的原則審理[14]。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在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管轄權能夠集中於一個法院的前提下，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來體現民、刑兩種程序之間的「先民後刑」較為恰當。一種方案是一個案件中的刑事、民事問題分別由同一法院內部的刑庭和民庭分別適用審理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審理，只不過民事審理在先，刑事審理在後，前者的審理結果將約束後者; 另一種方案是在管轄法院建立一個統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專門審理所有的知識產權糾紛，該庭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將按照「先民事、後刑事」的順序進行。

（一） 民、刑分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這樣一種處理機制運作的基本程序如下: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由確定的、享有管轄權的法院受理之後，先由民事審判組織對相關知識產權的權屬或者侵權責任問題進行審理，待其對權屬問題及侵權責任問題作出裁判，再由權利人提起刑事自訴，或者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將案件移交刑事審判組織進行審理，由其在前一民事裁判認定事實的基礎上對侵權人是否需要就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問題作出裁判。如果採取這一模式，需要解決三個方面的程序協調問題: 一是兩種訴訟程序中認證的協調，前一程序已經認證的證據在後一程序中不再組織質證和認證，並且兩種訴訟程序中的證明標准能夠予以清晰界分，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分別依照不同的證明標准進行認定;二是緊急救濟措施的協調，在設立民事訴前救濟、訴前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制度的同時，也相應設立刑事訴前強制措施和訴前證據保全制度，從而能夠實現緊急情況下對犯罪證據的固定、提取和對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控制，從而保證對觸犯刑律的侵權人能夠實施有效的刑事追訴; 三是審限的協調，即在民事審理先行的情況下，刑事訴訟審限的計算要能夠與之相適應，將那些必要的、與民事程序相銜接與協調的期間納入到刑事訴訟審限當中。

（二）民、刑合庭審理意義上的「先民後刑」該處理機制的運作是以在法院內部設立統一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機構為前提，負責包括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在內的所有類型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判。由統一的審判法庭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進行審理時依然遵循「先民後刑」的原則，對其中的知識產權確權、侵權責任認定以及侵害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責任判斷問題分別適用相應的訴訟程序進行處理。合庭審理的一個最大優勢在於審理案件的全體法官自始至終能同時聽取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及辯論，保證了彼此之間在一個統一的平台上對證據進行斟酌與考量，這樣有利於一個大體相近的心證的形成，減少同案審理人員之間在案件事實認識上的偏差; 此外，在合庭審理的情形下，有助於在知識產權案件的處理上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刑、民嚴格界分的觀念，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從一種整體意義上來加以認識，將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所涉及的民事問題和刑事問題視為糾紛處理不可分割、彼此關聯的部分來對待，並在這兩者之間建立起意義上的聯系，通過個案處理經驗的積累及其反思，根據社會的發展程度在「私」和「公」的意義平台之間適時調整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定性坐標。這樣的一種糾紛解決觀也許能夠進一步促進知識產權糾紛的妥善解決，並使得該糾紛解決過程能被置於一種開放的視野，與全社會對知識財產的認知之間時刻保持流動性，並形成有效的張力。對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實行合庭審理顯然對審判機構人員的綜合審判業務素質和經驗提出了較高要求，這需要通過恰當的人員結構配置機制來實現。此外，相關的程序銜接和協調也不可或缺，除了上述分庭審理情形下提到的刑、民程序銜接與協調機制之外，還有兩點值得關注: 一是上下級法院之間建立對口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上訴審及再審機制，二是和解、調解機制的有效運用，充分利用審判組織合一的優勢，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引入和解和調解的契機，通過雙方的信息溝通、協商和及時的利益補償，將違法的侵權關系轉變為合法的許可使用關系或者其他互利合作關系，由此在訴訟框架內拓展此類糾紛解決的新渠道和新空間。

❻ 求銀行敗訴的案例

呵呵，銀行敗訴的案子多了去了，到書店的案例書一翻多如牛毛。

❼ 民事訴訟法56條怎麼理解

民事訴訟法56條：

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是指對原、被告爭議的訴訟標的認為有獨立的請求權，因而起訴參加到已開始的訴訟中來的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必須具備以下3個條件：

（一）他人之間的訴訟正在進行。如他人之間對民事權益、經濟權益有爭議沒有形成訴訟的，屬於訴訟外的爭議，訴訟外的爭議如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有權作為原告提起訴訟，但不是要求參加訴訟。

因為訴訟尚未開始，談不到參加訴訟的問題，只有在他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經濟權益的爭議已經形成訴訟，而訴訟程序又在進行中，第三人才能參加訴訟。

（二）對他人之間爭議的訴訟標的全部或部分享有獨立的實體權利。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全部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一種是有部分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至於第三人對於原訴當事人之間的訴訟標的，是否真正具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獨立請求權，則需在審理終結後才能確定。

(7)存單糾紛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章任務、適用范圍和基本原則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

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第三條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

第四條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民事訴訟，必須遵守本法。

第五條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

❽ 物權司法解釋

物權類

1 2000011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分行與濟南市電信局侵權損害賠償一案的復函
2 1995010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王春林與銀川鋁型材廠有獎儲蓄存單糾紛一案的復函
3 1994090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淄博食品廠訴張店區車站辦事處財產交換一案請示的函
4 1994032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四川經濟日報社與段惠民、第三人成都實用信息公司財產侵權案如何處理的復函
5 1990110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對有關獎券糾紛問題的復函
6 1989122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關於淮北市青龍山鎮洪庄行政村訴青龍山鎮人民政府塌陷區水面使用權糾紛一案的電話答復
7 1988042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劉士庚訴定州市東趙庄鄉東趙庄村委會白銀糾紛一案的批復
8 1988040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掘獲過去地主埋藏的銀元歸誰所有問題的批復
9 1964022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地主王維新與農民換房並挖出銀元銀錁等財物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節錄）
10 1958071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不知情的買主買得的贓物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
11 1951112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權應否保護的問題的復函

擔保物權類

1 2005053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
2 2004112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出口退稅託管賬戶質押貸款案件有關問題的規定
3 2004041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後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
4 2004022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圳發展銀行廣州分行信源支行與成都宗申聯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一案的請示的復函
5 2003122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如何適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請示的答復
6 2003112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甘高法[2003]183號請示的答復
7 2003102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在訴訟時效期間債權人依法將主債權轉讓給第三人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保證責任等問題請示的答復
8 20030904 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辦公室對湖南高院關於《合同法》生效前承包人的工程款與抵押權的受償順序問題的請示報告的答復函
9 2003061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外國企業派駐我國的代表處以代表處名義出具的擔保是否有效及外國企業對該擔保行為應承擔何種民事責任的請示的復函
10 2003043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南昌市商業銀行象南支行與南昌市東湖華亭商場、蔡亮借款合同擔保糾紛案請示的復函
11 2003022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錦州市商業銀行與錦州市華鼎工貿商行、錦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實華通信設備安裝公司借款糾紛一案的復函
12 2003010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船舶抵押合同為從合同時債權人同時起訴主債務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應否受理請示的復函
13 2003010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吉林市商業銀行營業部與交通銀行吉林分行船營支行長春路分理處存單質押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
14 2002112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
15 2002112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已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向其他保證人行使追償權問題的批復
16 20021122 最高人民法院對《關於擔保期間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方式及程序問題的請示》的答復
17 2002101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中國銀行中銀發[2002]45號請示的答復
18 2002101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廣西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與中國信達資產公司南寧辦事處借款合同擔保糾紛一案請示的復函
19 2002080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擔保法生效前發生保證行為的保證期間問題的通知
20 2002061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有工業企業以機器設備等財產為抵押物與債權人簽訂的抵押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批復
21 2002020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西安市第三奶牛場與咸陽市中陸城市信用社、西安新業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的復函
22 2001082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沈陽市信託投資公司是否應當承擔保證責任問題的答復
23 2001081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能否對連帶責任保證人所有的船舶行使留置權的請示的復函
24 2000120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25 2000080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因法院錯判導致債權利息損失擴大保證人應否承擔責任問題的批復
26 2000021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展期貸款超過原貸款期限的效力問題的答復
27 1999063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於縣級以上供銷合作社聯合社能否作為保證人問題的復函
28 1999030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海口魯銀實業公司典當拍賣行與海南飛馳實業有限公司、海南萬錫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海南內江房地產開發公司抵押貸款合同糾紛一案的復函
29 1998091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正確確認企業借款合同糾紛案件中有關保證合同效力問題的通知
30 1996103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四川省汽車運輸成都公司與四川省農村信託投資公司擔保借款糾紛一案中四川省汽車運輸成都公司應否承擔保證責任的復函
31 19951106 最高人民法院對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借款擔保合同糾紛請示問題的答復
32 1995050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的株洲鋼廠與湘潭亨發工貿公司等購銷合同糾紛一案有關保證人保證責任問題的復函
33 1995041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請示的經濟合同糾紛案有關保證人保證責任問題的復函
34 1995041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認定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國際業務部申請宣告武漢貨櫃有限公司破產一案中兩份抵押合同效力問題的復函
35 1994121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銀行貸款抵押財產執行問題的復函 (失效)
相關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廢止的2000年底以前發布的有關司法解釋目錄（第五批）（20020306）
36 1994090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詐騙犯罪的被害人起訴要求詐騙過程中的收取擔保費用的保證人代償「借款」應如何處理的請示的函
37 1994041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
38 1994032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債務人有多個債權人而將其全部財產抵押給其中一個債權人是否有效問題的批復
39 1993120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保證人的保證責任應否免除問題的復函
40 1993071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貴陽第二城市信用社向中國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函是具有擔保性質的答復
41 1993070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保險公司與長城公司的保險合同的效力及保險公司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函
42 1993040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農業銀行哈爾濱市分行道里辦事處訴民革哈爾濱市委及三棵樹糧庫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一案中三棵樹糧庫是否承擔擔保責任的復函
43 1992102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電子器材公司與招商銀行擔保合同糾紛一案指定管轄的通知
44 1992090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企業職工利用本單位公章為自己實施的民事行為擔保企業是否應承擔擔保責任問題的函
45 19920418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關於同一抵押物設立數個抵押權依次受償問題的函
46 1992040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財產保險單能否用於抵押的復函
47 19911023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金融機構不履行其義務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復函
48 1991101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證單位履行債務的復函
49 19910831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惠州恆業公司訴恩平旅遊實業公司購銷合同糾紛一案中銀行是否負擔保責任的函
50 1991060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借款合同當事人未經保證人同意達成新的《財產抵押還款協議》被確認無效後，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擔保責任的請示的答復
51 19910427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於購銷合同當事人延長履行期限後保證人是否承擔保證責任問題的電話答復
52 19910130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靈山縣公安局對其工作人員擅自以所在單位名義對外提供財產保證，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答復
53 1990052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關於洪紹武賀建玲債務擔保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復函
54 1990040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河南省軍區訴鄭州市花園路城市信用合作社借貸擔保合同糾紛一案的法律適用和擔保協議效力問題的復函
55 19890717 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於國家機關作為借款合同保證人應否承擔經濟損失問題的電話答復
56 1988101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機關不能擔任保證人」的時效問題的答復
57 19881018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作為保證人的合夥組織被撤銷後，債權人未請求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是否不視為債權人放棄請求權的批復
58 1988100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機關能否作經濟合同的保證人及擔保條款無效時經濟合同是否有效問題的批復
59 1988032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分支機構作為經濟合同一方當事人的保證人其保證合同是否有效及發生糾紛時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 (失效)
相關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
60 19880109 關於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未經保證人同意達成延期還款協議後保證人是否繼續承擔擔保責任的批復 (失效)
相關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
61 19870205 關於專業銀行、信用社擔保的經濟合同被確認無效後保證人是否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問題的批復 (失效)
相關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部分司法解釋的通知 附：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廢止的1979年至1989年間發布的司法解釋目錄（第二批）（19961231）
62 1957062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擔保人是否應代債務人償還欠款問題的批復
63 19530825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重慶市針織業聯營社對外擔保的責任問題的解答意見的復函
64 19530206 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執行保證債務問題的答復
65 1952042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償付抵押債務應依照司三通字第16號通報第四項之規定處理的復函
66 1951090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抵押權問題的復函
67 1951071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請示抵押權問題的答復
68 19510707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債務擔保財產與抵押財產性質及各債權人在受償時有無區別的問題的批復

❾ 先刑後民的法律規定適用在哪些案件上什麼樣的案件既是刑事案件又是民事案件

根據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目前適用「現刑後民」的大體有三類案件：存單糾紛，經濟糾紛、民間借貸。雖然這種劃分在邏輯上並不準確，但司法解釋確實用了這樣的分類。我們逐一來看一下：

（一）存單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存單糾紛規定》）中規定，「如案件當事人因偽造、變造、虛開存單或涉嫌詐騙，有關國家機關已立案偵查，存單糾紛案件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後才能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因此，存單糾紛民事案件中，只有在刑事案件結案之後才能查清事實進行審理的，採取「先刑後民」的司法處理方式。

（二）經濟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經濟糾紛規定》」）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並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並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

可見，在經濟犯罪中被害人本可以通過主張不當得利、侵權、違約、合同無效等進行民事訴訟獲得救濟，法院將之移送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體現「先刑後民」的司法處理。

（三）民間借貸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規定》」）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立案後，發現民間借貸行為本身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並將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線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檢察機關。」本來即使是非法集資行為，被害人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手段得到救濟，但法院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民間借貸糾紛暫時擱置，等待刑事案件的審結，也體現「先刑後民」的司法處理。
資料擴展：
通常認為，「先刑後民」指同一案件事實同時涉及刑事犯罪和民事糾紛時，民事訴訟的進行以刑事訴訟為前提，民事訴訟未立案的不予立案，已立案的駁回起訴或中止審理，並將刑事犯罪相關材料、線索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