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困境

❶ 為什麼要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設立獨立的行政法院體系，能夠有效地解決行政審判組織和管轄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行政法院的設立，有利於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有利於促進司法審判區與行政管理區的有限分離，促進司法審判權得到相對公正地行使，確保司法獨立，排除外界因素對審判工作的干擾；也有利於確保行政審判工作的穩定，提高行政法官的專業素養。
根據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我國行政法院體制可以由最高行政法院、高級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組成。最高行政法院和高級行政法院的法官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直接任命，而普通行政法院法官由本院院長提名後，提請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避免地方政府對於人事任免的干預。對於高級行政法院的設置，要打破行政區劃的地域限制，而以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人口數量、案件數量等）為標准，劃定高級行政法院的管轄范圍。此外，對於高級行政法院的數量也要加以嚴格限制，過多則易造成管轄區域過小，浪費司法資源；過少則不利於案件的及時解決，降低辦案效率。對於普通行政法院的設立、管轄也可延續高級行政法院的模式，但由於大部分第一審行政案件是由縣級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作為被告的，因而可以考慮適當增加普通行政法院的數量。
設立我國的行政法院，〔[10]〕絕非生搬硬套，而是要在本土化的制度背景之下，最大限度地發揮行政法院法官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所以，從獨立性確立的角度來看，要做到行政法院的獨立，就要從人事權、財政權兩大源頭進行合理布局，完全排除來自各級行政機關的干擾；〔[11]〕此外，還要建立完善的行政法院法官責任追究機制。為避免司法地方化現象，防止地方保護主義，行政法院系統的所有財政經費都應當由中央財政直接編制、撥付，最高行政法院統籌全國行政法院的人事任命、財政支付等事宜，避免地方政府在人事、財政問題上對行政法院指手畫腳，排除來自各級行政機關的干擾。此外，廢除不同等級法院之間帶有行政色彩的上下級關系，兩者之間應建立純粹的業務關系，使法院內部各人員之間僅僅存在行政級別上的差異，不再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對於行政法官的來源、數量也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高標准、嚴要求。
總而言之，我國司法改革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大多是由司法區域與行政區域高度吻合的制度設計而引起的。因此，《決定》提出建立與行政區域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使得司法權能夠擺脫當地行政區域內的諸多消極因素的干擾。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真諦在於促使法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由於我國司法管理體制種種弊端的存在，司法管理體制受制於各級地方政府，使得我國審判工作的開展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有利於確保人民法院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保障國家法制統一的正確實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行司法區域與行政區域相分離的司法管理體制。因而在司法實踐中，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

❷ 淺談如何做好司法協助工作

一、建立基層司法協助網路的必要性
1、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困境依然存在並呈加劇趨勢
近年來，慈溪和奉化兩地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主體多元化趨勢增強，社會糾紛頻發。與此同時，隨著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推進和法制宣傳的深入，群眾的維權意識明顯增強，訴訟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和為貴」訴訟理念和厭訴習慣逐漸弱化，更多的人傾向於進法院打官司，導致大量糾紛以訴訟方式進入法院。近三年，慈溪和奉化兩地法院案件受理數量一直居高不下，並逐年增長。受編制等因素制約，法院的審判執行力量並未明顯增長，同時，由於法官退休、人員調動等因素，法院的審判執行力量反呈相對削弱趨勢，使得法院面臨著案多人少的現實矛盾，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壓力。對此，法院強化內部管理，推行案件審理的繁簡分流，提高司法效率，法官也採取「白加黑」、「五加二」等加班加點的工作方式予以應對，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建立司法協助網路，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藉助外部力量共同化解矛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人民群眾與社會力量對司法過程的有效參與不足
人民法院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改革、發展的歷史，在司法改革的推動下，雖然法院隊伍的素質顯著提高，司法正規化、專業化、程式化的意識明顯增強，司法效率大幅提高，但廣大基層政府和群眾自治組織參與司法改革進程的力度仍比較薄弱。此外，隨著鄉村社區的群眾自治程度的不斷提高，村、居幹部一般都由群眾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一些幹部出於害怕得罪人的心理，對司法工作不願配合協助。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司法實踐中送達難、調查難、調解難、執行難等問題日益突出。建立基層司法協助網路，獲取基層政府、廣大村居幹部、行業協會、社會團體等社會力量對司法工作的支持，讓人民群眾積極有效地參與到法院的司法工作中來，成為了人民法院改進工作的一種有益途徑。
3、人民群眾對司法改革的認同度有待提高
司法改革的成果尚未得到社會的完全認同。如人民法院在追求實質正義的同時，高度關注程序正義，注重司法過程的程式化和規范化，案件審理流程均在法庭進行。司法過程的程式化和規范化在實現程序正義、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時，也使得部分群眾產生了司法親和力逐對人民法院來說，需要進一步加強司法改革，強化內部監督，提高裁判文書的說理，同時，通過建立基層司法協助網路，藉助社會力量改善司法環境，彰顯司法親和力，讓群眾真實感受司法改革成果，也成為我們建立基層司法協助網路的動因之一。

❸ 清末司法改革的內容和背景。

背景：可以從以下幾點去看：第一，清朝統治者內政外交陷入極大的困境之中。外版敵侵略，國內的權反抗。不改不足以挽救危局。第二，新思想的傳入，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宣傳的深入，變法圖強已經深入人心，變為一種極大的社會要求。第三，專制的、封建的司法制度無法繼續延續下去。 內容：修律立法，設置近代司法機構，轉變法治理念等

❹ 基層法院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

說到司法公信力，人們自然會想到司法不公，二者雖有聯系但不等同。司法不公一定損害司法公信力，而司法公信力的高低則有更多的因素。基層法院處於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前沿， 80%的案件在基層，但卻是公信力建設最薄弱的環節。因此，提高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事關全局。 一、地位特殊 （一）最基礎的位置 基層法院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其司法公信力建設在四級人民法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層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廣泛，無論社會、媒體還是當事人都與基層法院打交道最多，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不可否認，社會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認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基層法院。 （二）最直接的窗口 基層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直接的特性，使其成了反應四級法院公信力建設的「晴雨表」，哪兒出了問題，哪兒發生變化，群眾看得最清楚，體會最深刻。在整個司法公信力建設中基層法院被擺到了最前端和最突出的位置。 （三）最薄弱的環節 基層法院無論硬環境還是軟環境，在四級法院中都處於相對劣勢地位。基層法院基礎條件差，習慣於「聽令行事」，按部就班，自我創新精神不足，內部司法改革與社會發展需要之間差距大。因而，應該首先解決公信力問題的基層法院恰又成為司法公信力建設中一個最薄弱的環節。 二、問題具體從當前基層法院開展的各項工作情況看，群眾的滿意度普遍不高。結合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筆者認為，基層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制約。 （一）內因（執法水平、司法作風）1、執法水平。職業要求法官應該是一個精英群體，而法官整體素質偏低是基層法院普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長期以來人民法院並未按職業化、精英化的要求選人用人，許多人不願到基層法院尤其是邊遠貧困的西部基層法院工作，人員青黃不接，素質參差不齊。在審判工作中，裁判文書的製作水平不高，說理性不強，法律關系適用不準確，甚至出現許多錯誤的裁判。法律工作要求嚴謹，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疏忽，都會使公眾對法官的能力水平產生懷疑，增加不信任感。2、司法作風。「庸、懶、散、慢、玩、浮」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個別司法腐敗現象更加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現實中，一些品行不端的法官吃拿卡要，枉法裁判，辦金錢案、人情案、關系案。有些法官違法違紀受到了追究，這是明顯對公信力的損害。有些沒有被發現處理，但事實上仍然是存在的，這隱性對公信力的損害。（二）外因（管理體制、理解差異）1、管理體制。基層法院由於財政、人事等方面受限，對地方政府的依附性較強。在參與地方政府的一些具體工作時，無形中被當成政府的一個行政職能部門，這種認同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影響了司法獨立，降低了信任感。2、理解差異。群眾評判法院工作，往往依據社會公理。農村、山區的大部分民眾仍遵循著舊的道德認識，傳統思維使他們無法對司法裁判作出客觀地評價。既然對現代司法制度不理解，又何來司法信服。 三、措施給力 提高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核心是民意。將「為民做主」轉化為「為民所託」，修正自身缺失，從人民不滿意之處改起，從人民要求之處做起。 （一）理順管理體制 改革現有的人事、財政管理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基層法院對地方政府的依賴。依法獨立審判，維護司法權威，體現民情民意，提高滿意度。（二）增強法官素質 法官素質的高低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礎，提高法官素質關鍵是走職業化道路。1、建立科學的遴選機制。基層法院人才極度缺乏，相當一部分法院已經「斷層」。因此，在進人門檻的把握上，要不拘一格，靈活遴選方式。可以採取面試、庭審模擬比試，重點突出實戰能力，適當放寬書面考試，真正把符合法官職業化標準的人才吸引到法院來。2、探索有效的培訓機制。充分發揮現有的培訓機構的作用，定期培訓，確保法官專業知識的更新。探索法院之間經驗交流、法院自身平時培訓、「兩評查」交叉點評等方式，擴展法官專業知識學習渠道。 （三）切實轉變作風 切實轉變「庸、懶、散、慢、玩、浮」的工作作風，懲治司法腐敗，樹立法院良好形象。1、強化管理。統籌法院各項工作，在立案、審判、執行以及司法行政隊伍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科學的、操作性強的、能夠凝結成固定標準式的規范化管理制度，最大限度的減少工作中的失誤，避免工作中的錯誤。2、嚴肅查處。對於司法腐敗，要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把問題查透查清，該是什麼責任就承擔什麼責任，決不姑息。3、警示教育。不藏著掖著，把出現的問題作為典型案例來警示教育身邊的幹警，提高抵禦誘惑的能力。加強司法良知教育，促使法官堅守職業道德，不出問題，少出問題。 （四）解決熱點問題 針對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找准突破口，切實解決好、處理好，以期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提高司法公信力。1、增強審判工作透明度。基層法院普遍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現象，審判過程不透明。群眾沒有參與進來，不知道案子怎麼判，不知道司法程序怎麼運作，就可能道聽途說，認為法院在暗箱操作操作。一般案件，應邀請公民代表參與旁聽。復雜疑難案件，應邀請有威望的社會各界人士參與旁聽。涉及專業知識的案件，應邀請專業資質人員參與旁聽。這些代表參與進來，既是對法官進行監督，也避免了由於對辦案程序誤解而產生司法不公的問題。2、處理好涉訴信訪問題。涉法涉訴信訪，一直是倍受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多出自基層。對此，法院不應該捂著蓋著或者任之而為，而要通過召開聽證會或其他吸引更多的社會人士參加的公開處理形式，把問題擺出來，公開作出承諾，真抓實改，挽回不良司法行為造成的影響。3、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執行難是全國法院的普遍問題，基層法院由於受執行力量、裝備的限制更為突出。要將清理積案作為一項長期工作來抓，充實執行力量，窮盡執行方法，擺脫執行困境，使群眾逐步看到法院判決能夠兌現，能夠實現。 除上述措施外，還應著實提高法官的職級待遇。基層法院案件多，條件艱苦，但是待遇較低，法官被家庭瑣事困擾有很多後顧之憂。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就會出現權錢交易，滋生腐敗。一方面要解決法院辦公環境，工作條件，使法官有一種優越感，有威嚴，有震懾力。一方面要提高法官待遇，使之能夠秉公執法，不再為兩斗米折腰，不再因幾頓飯，幾塊錢使司法公正打折扣。（作者單位：雲南省永平縣人民法院）

❺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❻ 中西方司法組織的歷史發展

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司法從國家產生之初便進入到人類的視野，有關司法的理念和制度設計不斷地涌現，成為批判和建構的領域。現代司法文明的發展經歷了長期的過程，司法在變遷中，並不總是依照嚴格規定的發展路徑按部就班的進行，而是根據時間、地點、國別、民族的差異產生出不同的發展路徑。研究的任務就是建立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了解司法變遷意味著什麼，變遷的方向、力量、方式何在。盡管如此，建構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並非最終的目的，而是藉助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來解說中國的司法變遷過程。探索中國司法變遷的規律、方向、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以期推動中國司法的繼續發展。文章共分為五個部分。
在司法變遷的理論框架一章中，將司法視為有機聯系的系統。司法系統的結構可以區分為內外兩個方面，司法的外部結構是指司法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權能，以及其與立法權力、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內部結構是指以司法權的運行為核心所構築的系統，這一系統可以進一步分為幾個層面。首先是司法活動所依據的裁判規則，這里將裁判規則理解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部分;其次是司法活動所賴以存在的組織;再次是為司法系統提供指引的價值;最後是司法所承擔的角色。價值、角色、組織、規范構成了司法系統的內部結構。隨後分析了變遷的三種解釋理論-結構功能理論、分化理論、理想類型理論，並得出了幾個基本的結論。司法變遷是指結構的變遷，變遷的過程是司法系統的結構不斷分化的過程，這種變遷生成了三種不同的理想類型-壓制型、自治型、回應型。
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是考察司法的歷史變遷。對中國傳統司法、清末司法改革、民國司法、建國後司法的發展和演變作了梳理。歷史梳理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隱含在司法變遷過程中的方向、方式、力量。因此，這種歷史梳理並非是對司法變遷過程的詳細描述，而毋寧是歷史學的理想類型。關注點在於探索中西方司法變遷司法系統的內外部結構的變遷，在規范、價值、角色、組織等層面的體現。
第三章的內容是對現今中國司法形態的考察。通過國家的類型、司法權力的組織、司法程序的運作三個層面來分析中國司法的形態。在中國司法的形態一章，並沒有採用價值、角色、規范、組織的分類方法而是採用達瑪斯卡的分析模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結構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此種分析方法之間無內在的關聯。制度化的司法形態是司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經由理性設計和經驗實踐逐步地衍生出來的，這種集合了理性設計和經驗實踐的制度化形態包含著價值屬性的內容，換句話說，司法的制度化形態是價值屬性的載體。在司法權力的組織中，區分了科層型和協作型兩種不同的類型，這種區分是對系統內部組織結構的進一步細化。同樣，司法程序運行脫離不開司法系統結構中的角色和規范要素。在這種內在關聯的基礎上，
通過三個層面的分析，得出了中國司法的基本類型--科層型的政策實施型。由於採用靜態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不能反映司法的變遷過程，所以這一結論並非是一種定論，而是進一步分析的起點。
第四章的內容是探討90年代後期中國司法變遷中的問題。西方司法變遷的歷史表明司法的變遷的方向就是確立司法的自治，司法變遷的一般理論也論證了社會要進一步的進化，法律系統的自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90年代後期司法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確立相對自治的司法，但是圍繞著如何確立自治的司法卻存在眾多的爭議，也存在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司法自治並未成為一種共識，司法自治和監督、民主的關系尚未理順。為此，本章從概念界定、制度實踐、價值沖突三個層面對司法自治在中國語境下如何實現提出了初步的設想。
第五章的內容主要探討回應型司法的產生及其對中國司法變遷產生的影響。轉型中國的特定歷史場景造就了中國司法的多面性，一方面，司法試圖脫離原有體制的束縛獲得自治的空間;另一方面，隨著轉型時期政策的不穩定、立法滯後、群體性糾紛的大量出現，司法在尚未實現自治的情況下，不得不過早的回應社會需求。然而在原有的制度背景下，司法的運作表現出了資源的匱乏和能力的不足，這造就了中國司法發展的困境。應該說價值沖突、角色緊張、制度缺失構成了中國司法變遷中的主要問題。因此，在司法變遷過程中，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在社會轉型期間，司法在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也需要保持適度的開放。通過保障公民訴訟權利，法律推理技巧的提升，個案正義的實現，價值的整合來適應變遷的需要。

❼ 當前人民調解工作開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是什麼

1、政府不夠重抄視；政府官員們錯襲位認識，本該市場管經濟，政府管公平。出於急功近利思維，政府熱衷於經濟政績，忽視了社會公平和諧是政府的重要職能，拋棄了人民調解對社會和諧的重要功能，這是當前人民調解工作面臨困難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2、組織不夠健全；我國的人民調解工作，原來自上而下，專兼結合是比較健全的，但近多年來，大多數組織弱化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有名無實，連兼職的人都不配備，更不用說專兼結合了。
3、積極性不夠高；基層人民調解員本應是人民調解工作的主力軍，但是因為該項工作被弱化了，干好乾壞一樣沒人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事干就是找麻煩，致使很多本來很小的事情甚至釀成大案。
4、個人利益之上思潮盛行。當今社會個人利益至上思潮很嚴重，不論是調解人還是被調解人都處於個人利益的漩渦之中，很多問題理不清頭緒，看不到節點，說服和被說服都很困難。

❽ 徐明良的2013年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會

2013年12月14日，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會2013年年會在浙江省委黨校舉行 。本次會議由浙江省法學會法理法史研究會主辦，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協辦，會議主題為「社會轉型與法律發展」，收到論文18篇。省法學會、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會、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委黨校法學部、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紹興市人民檢察院、西湖區人民法院、德清縣人民法院、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浙江財經大學法學院、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湖州師范學院、浙江警察學院、浙江泰杭律師事務所等單位的法律專家和學者及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師生共40餘人出席了本次會議。
在年會開幕式上，省法學會牛太升副會長首先提出了轉型時期中國司法面臨的「異制與異法」、「法里與法外」、「訴訟與非訴」三種矛盾，引發了與會專家的思考。接著，年會在省委黨校法學部林學飛教授、褚國建副教授的主持下，就三個議題進行熱烈討論，理論界、實務界的各位專家學者對轉型期我國法治建設相關問題提出了諸多獨到的見解。
在年會第一階段的「轉型、法治與產權」議題中，省法理法史學研究會會長夏立安教授以《轉型期的法治建設》為題，提出我國轉型時期法治進程具有「倒逼」的突出特徵，強化司法公信力改革是被信訪逼出來的，重視環境保護是被GDP逼出來的，人權司法是被冤案逼出來的，等等。這種「倒逼」法治，具有法律實用主義的優點，但也有被動性和短期性的特點，值得研究。同時夏立安教授還介紹了自己團隊在「反思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和「土地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師封安波博士及碩士研究生何洋同學也做了相關主題演講，並得到了省法理法史學會秘書長石畢凡副教授、德清縣法院沈芳君副院長及浙江警察學院唐長國教授的精彩點評。
在年會第二階段，會議就「轉型與社會權利保障」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省委黨校王曉傑副教授與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研究生徐逍影同學做了主題演講，對當前的政府保障體制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建議。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磊、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季濤老師及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方建中老師對此進行了細致點評，並認為完善社會保障應將制度層面及實際政策層面結合權利作全方位的社會學考察。
在年會的第三階段，就「轉型與司法」議題展開了廣泛討論，國家法官學院浙江分院吳道富院長、紹興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兼公訴處處長陶建軍就當下司法改革面臨的實際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提出了司法管理體制、人員分類及審批組織改革的建議。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法理學研究生范佳洋同學就「中國式能動司法的邊界」做了主題演講。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葉向陽、浙江工業大學副教授鄧楚開、浙江泰杭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徐明良律師、杭州市檢察院公訴二處副處長桑濤對主題發言進行了精彩點評，他們結合自身的實務經驗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司法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系統剖析現行司法體制改革面臨的困境，提出權力相互制約要優位於權力的單向集中與轉移，對未來中國司法改革做了頗具針對性的分析與展望。本時段主持人袁繼紅教授最後做了總結發言。
法理法史年會為理論及實務界法律專家學者提供了良好的而充分的交流平台，法學理論研究完全能夠與法律實務部門的操作密切結合，年會取得了可喜的學術交流成果。

❾ 秀科技添誠意，司法魅力終歸源自公正是 什麼情況

3月12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作的法檢工作報告。值得注意的是，與政府工作報告一樣，兩高報告在其首頁上第一次出現了二維碼，不僅如此，最高法工作報告還首次使用了VR(虛擬現實)和AR (增強現實)技術，而最高檢報告則祭出了RAP說唱。

法院判決能否真正堅持疑罪從無，檢察機關能否做到對整個偵查流程的嚴格監督，這是法檢報告一年更盛一年在強調的方面，同時也是衡量司法權力在傳統的重「互相配合」轉向「互相監督、互相制衡」的重要指標。新一輪司法改革措施繁多，最終的落腳點無疑還應當回到對諸項司法權力的更好、更科學配置，唯其如此，公正才有制度保證、法治才有持續活力，司法的吸引力從根本上才有扎實的內容依憑。「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是法院一家的事，也是對偵、控、審各方法定職權的再認識、再調整，「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民眾在具體個案中的司法體驗如何，是回答「司法有沒有吸引力」問題的根本。正如內蒙古玉米收購案被寫入兩高報告，當事人王力軍在接到媒體追訪電話時回應「我正在拖玉米的路上」，司法審理要有能力保障和申明秩序與正義的價值，這個細節便是公正司法的全部意義。

❿ 張榕的主要論文

1.《集團訴訟初探》，《政治與法律》1990年第1期。
2.《涉台民事訴訟初探》，《中國法學》1993年第5期。
3.《國家賠償程序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993年法學專號。
4.《論完善我國的仲裁製度》，《現代法學》1995年第5期。
5.《我國產品責任立法的長處與不足》，《福建論壇》1997年第8期。
6.《中國證券市場的若干法律思考》，《現代法學》1998年增刊。
7.《民事司法改革的困境與出路》，《福建論壇》2002年第2期。
8.《民事檢察制度的功能評判和分階段改造方案》，《檢察論叢》第5卷。
9.《民事司法改革的法律規制》，《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第5輯。
10.《論我國小額訴訟機制的健全》，《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11.《中國證券市場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克服》，《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2.《建立我國判例制度的若干思考》，收於《判例制度研究》，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3.《中國司法能動性的開啟及其規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證據規定〉為中心的分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2004年9月28日出版。該文被《新華文摘》2004年第23期轉摘。
14.《完善我國民事訴訟收費制度的理性思考》，《法學評論》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13日出版。該文轉摘於《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5年第2期。
15.《執行強制管理制度若干基礎理論研究——兼評我國〈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相關規定》，《現代法學》2004年第6期，2004年12月28日出版。該文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5年第4期。
16.《論作為司法能動性之核心的法官自由裁量權》，《河北法學》2005年第4期。
17.《完善我國小額訴訟機制的若干思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18.《民事訴訟收費制度改革的理念及路徑》，《法律科學》2006年第1期。該文被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6年第7期。
19.《台灣訴前調解制度分析》，《台灣研究》2006年第1期。
20.《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合理建構—以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視角》，《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21.《司法能動性何以實現？——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為分析基礎》，《法律科學》2007年第5期。
22.《我國強制執行機構改革的理念基礎及路徑選擇》，《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
23.《司法克制下的司法能動》，《現代法學》2008年第2期。
24.《事實認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法律科學》2009年第4期。
25.《我國最高法院能動司法的路徑選擇》，《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26. 《能動司法在農民工權益保障中之具體實踐》，《人民法院報》2011-02-24
27.《民事既判力客觀范圍理論研究之反思——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為分析工具》（第一作者），《法律科學》2012年第5期
28. 《對地方法院司法創新之初步反思——以「能動司法」為敘事背景》，《法學評論》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