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司法管理

『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點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1]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幹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二）司法權行政化，法院管理體制不科學

我國現有司法行政體系為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3]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

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以往准入條件過低，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於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二、構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必須進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現行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

司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必須保持財政、人事上的獨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機關實際控制。否則，獨立司法就會落空。為此，應當對司法體製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機關的地區設置

我國的司法機關可以參照西方一些國家的辦法，使司法機關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行政區劃，即可以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劃以下劃分若干個與行政區劃相交叉的司法區，在每個司法區設置一個中級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基層法院；保留按照省級行政區劃設置的高級法院，全國設置最高法院；檢察機關與各級法院對應設置。這樣，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層、中級兩級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地方權勢，更好地獨立行使司法權。同時，為保證人大監督制度的落實，地方上可以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直接監督基層、中級和高級司法機關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體制

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地市和基層兩級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層兩級司法機關人事管理體制，取消行政機關對司法官員的人事管理調配權，而將司法官員的推薦、調配權交還司法機關，任命權提高到省級以上人大及其常委會。為體現黨管幹部的原則，一方面，司法機關的黨組織要加強對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黨委也可以向上級司法機關推薦人選，或者協助上級司法機關進行考察，但是最終確定人選的權力掌握在上級司法機關黨委或者黨組的手中。至於行政機關，則無權過問司法機關人事安排。這樣，才可以保證司法人員素質，解除其依法獨立辦案的後顧之憂，並且不使國家統一設置在地方的司法機關變成受地方保護主義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機關。

3.改革司法財政管理體制

司法機關足夠的經費和物質條件，是司法獨立原則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分別列支於與其級別相應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財政。由於司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當地政府財政部門手中，辦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門干預，很難挺起腰桿進行有效抵制，而影響司法獨立。應當認識到，司法機關「司」的是國家的法，無論其等級高低，都是國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機關。所以，要改革司法機關經費管理體制。可以參照國外比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財政統一列支司法經費，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每年分別作出全國法院、檢察院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由中央財政撥付「兩高」，用於全國法院、檢察院的業務和工資福利等開支。這樣，就使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行政機關的影響，得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7]

（二）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2.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3.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司法體制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決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現今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種改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司法體制改革需要我們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終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貳』 中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我國的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包括：偵查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監獄版制度、司法行權政管理制度、人民調解制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國家賠償制度。
司法制度是指國家體系中司法機關及其他的司法性組織的性質、任務、組織體系、組織與活動的原則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規范的總稱。

『叄』 我國司法制度的核心是什麼(行政法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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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國司法體系的組織架構

司法是國家法律生活中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司法一詞的基本含義是相對於立法和執法而言的。?
從主體上來看，目前我國有人主張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局這四家機關都是司法機關，也有人主張司法機關只有法院一家。實際上，我國司法機關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審判系統(即法院系統)，一個是檢察系統(即檢察院系統)。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管理機關即司法局是典型的行政執法機關，我們可以稱這兩個機關是政法機關，但不能稱這兩個機關是司法機關。?
我國的檢察院系統分為四級，分別是：基層檢察院、中級檢察院、高級檢察院、最高檢察院
。這四級檢察院分別是按國家行政區劃設置的，分別設在區或縣級行政區中、地區級行政區中、省級行政區中和國家級行政區中。在我國，檢察機關的職權主要有三項，分別是檢察權、偵查權和監督權。檢察權主要是負責對刑事案件的批捕、審查與提起公訴、支持公訴；偵查權主要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瀆職犯罪和貪污、受賄等犯罪進行偵察；監督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監督，一是對法院審判民事案件的監督，如果檢察院認為法院對民事案件的審理不公正，可以依職權提起抗訴。另一個監督是對法院審判刑事案件的監督，也是以抗訴的形式對法院的審判進行監督。第三個監督是對國家司法、執法人員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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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法院系統也分為四級，分別是基層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其設置和檢察院一樣是按我國行政區劃設置的。我國法院的職權主要有兩項，一是審判權，包括對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訴訟案件的審判權。我國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四級兩審制，四級就是前面提到的法院的四個級別設置，兩審是指一個案件可以經過初審和上訴審程序。對於初審判決不服的當事人在規定的期限內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上訴。第二項權力是執行權，包括對本院審理的案件的執行，也包括對外地法院委託案件的執行，還包括對行政執法機關委託申請的執行以及對仲裁裁決的執行。?
法院系統和檢察院系統共同構成了我國的司法體系，這兩個系統在憲法的約束下本著正確、合法、及時、獨立、公正、平等的原則完成國家的司法活動，使國家的正常法律生活得以正常進行。

『伍』 中國的三大司法機關是

中國的三大司法機關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公安機關是治安機關，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預審、執行逮捕。國家安全機關具有公安機關的性質，司法行政機關的主要職責是管理監獄、勞改、律師、公證、人民調解和法制宣傳教育等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十九條
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陸』 司法管理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喚醒了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使其權利受損時，能在「權」、「力」、「忍」、「法」當中極有可能作出較為理性的選擇，通過法律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尋求正義。這樣，與「司法」有關的一些詞語，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敗」、「司法管理」、「司法質量」等等，就漸漸進入人們話語，甚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與效率」主題在人民法院的展開，加強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來越引人關注。那麼，什麼是司法管理？其內涵、范圍究竟是什麼？本文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角度進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歷遍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以法院管理為核心，涵蓋法院管理、檢察管理、偵察管理、公證管理、律師管理、仲裁管理、獄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試管理等多個方面的結論。

一、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與界定

1997年賀衛方發表的《中國司法管理制度上的兩個問題》對「司法管理」的內容進行了考證，認為在中國法律文獻當中，「司法管理」似乎並不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詞彙。[1]並且，在現代漢語當中，盡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頻繁，但「司法管理」一詞也是從《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以及諸多法學詞典當中查閱不到的詞彙。「司法管理」一詞曾顯得十分陌生。這除了國人對司法問題的關注程度以外，也許還有一個語言習慣問題，因為英語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來十分自然，不似漢語的「司法管理」那樣生硬； 而許多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等，人們對司法正義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義暢通運送的司法管理的關注、依賴程度，要遠遠高於習慣於靠司法外手段（治時倚權，亂世靠力，關系、人情、習慣等是溝通自身與「權」、「力」的橋梁，如果無力走上這座橋梁，則「不與小人一般見識」的「忍」字又成為暫時平息爭議的止痛膏）解決爭議、實現其心目中的「正義」的中國。

（一）廣義的理解

就明確的司法管理定義或對司法管理范圍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國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認為，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紐約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長、《司法管理：美國經驗》一書作者德爾瑪·卡倫（Delmar Karlen）教授認為，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還包括法院結構、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贏得時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 Burger）贊許，認為德爾瑪·卡倫教授秉承了龐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爾特（T.Vanderbilt）的傳統，將司法管理的領域由傳統的法官的選用、任期、退休及罷免；法院結構等等這些「傳統內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律師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國常稱為「風險代理費」）等領域，繼續前輩們「為更好的法院而戰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業；[4]此外，喬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認為，司法管理這個術語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5]
上述幾個關於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理解實際上異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內部管理的框框，著眼於更為廣泛的視野，追及政治制度、憲政體制、立法制度層面，放眼律師制度等廣義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響司法制度品質的一切因素，研究視野要遠遠較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訴訟運行的管理要來得開闊。其范圍在縱向上，既涉及憲政制度層面（如「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為立法問題）、法院系統管理層面（如「法院結構」）以及法院內部管理層面；橫向上，則圍繞「法院管理」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圍拓展到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律師收費方式等廣泛內容。

（二）狹義的定義

當然，也有學者對司法管理給予外延較為狹窄的定義，如美國學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認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是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訴訟運行的管理 ；[6] 蔣惠嶺認為，法院管理與法院是同時產生的，自從1983年我國法院組織法刪去「法院的行政事務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後，審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實際由法院行使，從而形成法院職能的「兩分法」與法院機構的「雙重性」，即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7]即實際上將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圍限定在法院內部行政管理上，與前面提到的「法院內務管理」似乎相通。
這是兩個比較偏重於微觀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義，在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成功與司法獨立問題解決後，作為司法管理的重點研究對象並無不妥，但在目前中國司法尚未真正獨立、社會主義現代司法制度正在構建，「法院何以成為法院」這一司法權在國家宏觀公共權力體系中的合理配置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圍如果僅僅局限於法院組織、人事管理、訴訟運行管理或法院內務管理這幾個領域，極有可能見木不見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質、劣質運行的病根，從而難以開出真正有效治療各種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實上，當年援引格里克關於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的界定來說明其對司法管理意義理解的賀衛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當中的這兩個突出的問題後，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我國在建立一種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方面面臨著十分特殊的困難。這種困難不完全在於從立法上確立一整套所謂『現代型』的體制，而且更在於附著於大體制之中的具體甚至顯得相當細瑣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夠得到確立，在於操作這種大體制與小制度的人們的觀念是否適應體制與制度的要求」，[8]筆鋒所及，遠非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所限，而實質上是在「為更好的法院而斗爭」這一廣泛意義上探討中國司法管理問題。

二、從「管理」一詞的管理學定義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管理學論著當中，對「管理」一詞，自是眾說紛紜。古今中外無數科學家、思想家、管理學家、學者對管理進行過研究探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管理學及管理哲學方面的思想遺產，也為我們跳出對「科學管理」、「管理科學」、「企業管理」不當理解可能帶來的巢臼，在更廣泛的范圍、更開闊的視野上把握「管理」涵義，從管理學角度獲得對「司法管理」豐富內涵的理解，帶來更為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管理」意義的歷時簡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的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就充滿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軍事家孫臏則以「田忌賽馬」 的故事聞名於世，而該故事蘊涵著現代對策論和運籌學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宮」 的故事則無論是從系統工程角度，還是從生產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復玩味的經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國，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王國漢謨拉比（Hammurabi） 時期，不僅為治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強大而完備的司法、行政和軍事機構，而且，著名的、長達282條的《漢謨拉比法典》的編寫，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並以法律形式來調節全社會的商業交往、個人行為、人際關系、工薪、懲罰以及其他社會問題。[9]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問題，認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別，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它們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僱傭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會犯錯誤」 ；[10]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研究了國家管理問題；另一哲學家色諾芬（Xenophon）以《家庭經濟》為題研究了家政管理和農業。
文藝復興時期，也有許多管理思想出現，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論》等。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社會的基本生產組織形式轉向以工廠為單位的社會化大生產，效率與效益問題、協作勞動之間的組織和配合問題等新的管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現了不少新的管理實踐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萊特的科學管理實踐、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觀點和經濟人觀點、小瓦特和博爾頓的科學管理制度、馬薩諸塞車禍與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歐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業研究和報酬制度、尤爾的工廠秩序和法典、湯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爾西的獎金方案等，[11]對於後來管理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從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和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組織管理理論」這兩種「古典管理理論」出現以後，經巴納德、梅奧、赫茲伯格、卡斯特、德魯克、盧桑斯等等眾多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貢獻，管理理論又已經形成了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質量管理理論，[12]出現了眾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謂的「管理理論叢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藝術，是科學，是決策，是過程，是「目標、責任加實踐」……；此外，就不同層次進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種技巧，看成一種技術，看成一種方法論，甚至看成是一種數學或哲學。
近年來似乎數理管理理論更受管理學者和學界的青睞，例如，進入21世紀後方才幾年，就有兩年的諾貝經濟學獎授予給了「計量經濟學」 的學者， 甚至還有「沒有數學的管理只是唾沫，絕非學問」的嘲諷。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文管理理論的衰落與過時。因為就管理學理論本質而言，無論怎樣千變萬化，無論這「管理理論叢林」如何樹木叢生，無非是對人文管理理論與數理管理理論的偏重與「性格組合」而已：即要麼屬於人文管理理論，要麼屬於數理管理理論，要麼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組合，兩者永遠相輔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為管理不僅僅是科學，而且也是藝術。在數理與人文的立場上，任何一種極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國管理學界對「管理」意義的一般理解

鑒於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要給「管理」下一個全面而又准確的定義絕非易事。可以帶著誇張的口氣說，有多少管理學家（或多少種管理理論），就有多少個關於管理的定義。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論，以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無從認識。
實際上，無論什麼派別，無論是以人文的或數理的語言表達其對管理的理解，「目標確定」、「資源優化」以及「管理實踐」或「管理活動」這幾項是任何一個管理學者不能遺忘的基本要素；再則，對於研究中國司法管理學學科構建與發展這一應用管理學問題而言，就一般管理學基礎理論進行過多的探討也不可能，故而繞開煩瑣的考據和爭論，採用我國教育部統編教材的定義，即「管理是指組織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資源，以實現單獨的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13]簡言之，可以將「管理」理解為確定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資源以實現既定的管理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
在對管理進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礎上，從邏輯上來說，就可以推導出「司法管理」的定義——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響或承載司法權運行的組織（制憲機關或立法機構、司法系統或法院系統、法院、法院內部機構、審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司法管理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司法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司法資源，以實現各種司法目標」，或者說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其基本構成要素是司法目標、司法資源和司法管理實踐（司法管理組織活動或過程）。
這個從管理學原理當中推演出來的「司法管理」的定義與司法管理學者的有關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為更好的法院而進行的戰斗」、司法管理「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的相通之處：「更好的法院」、「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視為對一定層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標精闢的註解；管理資源及管理實踐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 、「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戰斗」等等用語，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動的廣泛性、司法管理資源的多樣性，當然也必然預示著司法管理活動或過程的艱巨性：因為從一國司法權的自上而下的合理運行角度考慮，「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絕非輕松之舉。除了任務的繁重、事務的眾多以外，利益的沖突乃是司法管理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三、從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事項的列舉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司法管理」一詞已經從無到有，越來越多地佔據人民法院，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務文件的篇幅，有關「司法管理」內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等司法實務文件當中「司法管理」所佔篇幅及內涵的演變，進行簡要的歷時考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對外公布的工作報告， 盡管從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開始就強調「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並越來越關注審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問題，但是，其後幾年的工作報告當中並沒有出現過「司法管理」用語，甚至「管理」一詞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報告出現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問題，並將「法官管理」和「法官選任」、「法官培訓制度」、「提高法官隊伍素質」並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職能之一「控制」進行替代，足見此時對「管理」內涵理解的狹窄；2001年工作報告提到「執行管理新體制」問題，使「管理」一詞在與「體制」的搭配當中擴大了內涵；2002年工作報告觸及「法官與法院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問題，2003年工作報告則論及「訴訟費用管理制度」、「加強審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類管理制度」等多項司法管理問題，管理意識明顯增強，「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項明顯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詞。
2004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肖揚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費字1,748個，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為題，專章論述 「落實以審判流程為重心的審判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公正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重心的法院隊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健全以人民法庭、審判法庭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為重心的司法政務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動效率」；「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堅持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解決「告狀難」、「申訴難」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質不夠高」、「少數法官違法違紀問題嚴重」等「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圍。
而發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繼續同樣論述了「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中心的法官隊伍管理制度」；加強「審判工作宏觀指導機制、審判流程管理機制、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的司法管理問題 ，甚至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內涵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在「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依法審理民事案件，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審理行政案件和國家賠償案件，促進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依法行使； 加大執行工作力度，努力解決「執行難」問題）、「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切實解決「申訴難」問題；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統一司法標准；加強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加強對審判質量工作的指導，促進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加強對落實司法為民要求的指導，方便群眾訴訟；加強對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導，完善中國特色審判制度；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委託送達法律文書和委託調查取證等工作）、「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調查研究，明確目標；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審判水平）、「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深入開展「司法公正樹形象」教育活動；嚴格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積極推進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維護司法公正；繼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繼續加強基層基礎工作，著力解決基層法院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等標題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樣了，是否意味著對「司法管理」內涵理解上的「縮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的標題下，涉及到的「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幾乎恰恰占據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全部篇幅，「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 等等，實際上都是對「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的具體論述，並且「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這些 「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將「司法管理」范圍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勢頭。
鑒此，我們可以說，司法管理的內涵，在我國司法實務文件中，從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內務管理，再向法院體制外進行拓展，有逐漸深化的趨勢；並且，也許不是簡單的巧合，這種拓展趨勢與當年德爾瑪·卡倫教授所認為的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還包括法院結構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結論：司法管理——一個內涵廣泛的話語

綜合以上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有理由對司法管理作一范圍廣泛、內涵深刻的「廣義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對於司法管理這一內涵豐富的話語，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義的學問和藝術。而要實現作為矯正正義的司法正義，完全不考慮源頭上正義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機關本身做好內部管理，或者說做好中觀、微觀層面的司法管理，實現司法系統內傳送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義（proceral justice）的目標,又要從源頭抓起，從國家政治管理或者憲政的宏觀層面管理好司法，從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開始，為最終提高司法質量做好前提性、基礎性的管理工作。從司法系統內部及外部進行司法的「全面質量管理」，決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圍、環節、內涵要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寬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構建更好的法院，內容涵蓋法院內務管理、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司法權的宏觀配置、對與司法運行質量密切相關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管理、監獄管理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廣泛范圍及豐富內涵決定了司法管理活動的以下幾個特點：（1）廣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均可能成為司法管理的內容，其范圍遠比單純的法院審判管理廣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偵查、檢察、仲裁、執行、監獄、律師、勞動教養、法律援助、公證、調解等「廣義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為這些方面制度運行的質量,往往直接影響到司法制度好壞。此外，「管理」內涵的廣泛性也成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性的一個重要原因；（2）動態性，即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與具體管理目標的不同，影響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關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管理環境、管理目標形成互動，從而司法管理各具體內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別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內容所佔份量與比例會發生改變；（3）開放性。同樣，除了已經列舉的內容以外，隨著對訴訟影響力或相關性的增強，「傳統」的司法管理內容會不斷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為核心。畢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訴訟是司法的最終產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時忽視主要矛盾。
第四，對於司法管理的具體內容，可以結合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綜合理解。縱向上，可以按照「宏觀--中觀--微觀」層次，從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的宏觀配置這一宏觀層面（憲政層）展開，過渡到「司法系統-法院系統-司法組織」的中觀（司法體制層），再到某一具體法院的內務管理（財務、人力資源、裝備、信息等等）與審判管理；橫向方面，則以法院系統為核心，擴展到偵察、檢察、公證、律師、仲裁、獄政、司法教育及考試等多個方面。縱橫結合，並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體全貌：（1）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等特徵及如何通過政治制度的構建，實現司法權獨立運行的制度條件。著重研究司法與政治、司法與宗教、司法與政黨、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司法與軍隊、司法與輿論、司法與仲裁、司法與非司法調解、司法與國內司法權的國際讓渡及其他公共權力的關系、區別和分界線，弄清獨立的司法權的最低限度，明確合理的司法審查的范圍等特點在宏觀、憲法層面上完成司法獨立、中立的制度設計與實現。包括司法人權、司法主權、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標、司法管理主體、客體、司法資源的開發、司法改革等等宏觀內容。要體現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權、司法實現正義的本體價值和理念，肅清司法「階級斗爭工具論」的流毒。管理層次上，處於「宏觀」、「哲學」、「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權的劃分以後，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組織的設置與構建。比較及選擇一元與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國的聯邦與州兩套司法系統）、統一與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設置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與行政區相同與差別的司法系統、層級不同的司法組織的幅度、上下級司法組織的關系如何等內容，尤其是理清檢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選擇司法組織的模式、層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員的任職資格、職業保障和監督等司法人力資源管理（4）包括憲法訴訟在內的訴訟制度設計，包括受案范圍、審判模式、審級、證據制度、司法鑒定的地位、錯誤判決的救濟與限度、司法不作為情況下的訴權保障、司法執行的模式、對仲裁、公證、外國裁判的監督和支持等等內容；（5）司法監督及危機管理；（6）司法財務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觀司法管理，包括微觀司法組織內行為，如組織機構設置、財務後勤支持、司法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司法領導、司法腐敗防治等；組織外功能和行為，主要是訴訟功能的發揮和裁判公正目標的實現。同時，研究審判為中心、審判流程管理、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較研究。可以大力借鑒、移植其國外的先進的司法科學管理經驗與做法，提高我國微觀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內容，大致可分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關注憲政視野的司法權力及相關權力的宏觀配製、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以及國際司法關系等問題）、法院管理（法院內務管理、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訴訟運行管理等內容）、訴訟相關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公證管理、法院對仲裁活動的監督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三大領域。
最後，司法管理的范圍廣泛性及內涵豐富性決定了其與「司法改革」難分難舍，形成司法權正常運行的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有關司法改革與司法管理內涵密切相關、外延高度同一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存在的破與立、變更與穩定、突變與漸變、激情與理性、發散與收斂細微差別，筆者將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韋群林版權所有,禁止轉載,剽竊必究)。

『柒』 我國司法領域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法律分析：一是司法鑒定機構設置繁多，缺乏統一領導和有效監督。司法鑒定機構屬於社會中介機構，有權從事司法鑒定工作的機構五花八門，如司法行政機關內設的鑒定機構、獨立的專業性鑒定機構、醫院、學校等。而這些機構之間缺乏統一領導和有效監督，在管理上無級別之分，只服從各自的管理部門，難以建立統一的司法鑒定國家認證、認可、准入、爭議解決等制度，鑒定程序、執業紀律、道德規范、操作規則也難統一。

二是司法鑒定標准不一，容易出現「同案不同鑒」的情況。多數鑒定領域沒有技術標准，導致鑒定隨意性大、重復鑒定等問題突出。如法醫鑒定的適用標准制定較早，難以適應當前訴訟的要求，特別是傷殘鑒定，只有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傷殘等級標准和工傷事故損害賠償的傷殘等級標准，卻沒有統一的人身損害賠償的傷殘等級標准，導致評定人身損害傷殘等級時無標准可用，同樣的傷情鑒定結論卻相差懸殊。

三是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不夠完善。司法鑒定人是特殊的證人，我國三大訴訟法均明確規定司法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法官在認識上的偏差、鑒定人的法制觀念淡薄、地域條件與經濟條件上的限制以及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不完善，導致司法鑒定人出庭率極低。

四是鑒定機構收費標准、鑒定期限等均無統一規定，法院工作處於被動。各地鑒定機構對於同樣的鑒定事項存在收費標准不一的情況，且鑒定時限均在機構掌握，法院無法加快進度，造成當事人利益的損害和法院辦案效率的低下，一定意義上損害了法院工作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法律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

一、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並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

二、國家對從事下列司法鑒定業務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制度：

（一）法醫類鑒定；

（二）物證類鑒定；

（三）聲像資料鑒定；

（四）根據訴訟需要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確定的其他應當對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的鑒定事項。

法律對前款規定事項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管理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三、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省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依照本決定的規定，負責對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登記、名冊編制和公告。

『捌』 中國的三大司法機關職能是

法律分析：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公安機關是治安機關，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預審、執行逮捕。國家安全機關具有公安機關的性質。司法行政機關的主要職責是管理監獄、勞改、律師、公證、人民調解和法制宣傳教育等工作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十九條 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