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央司法機關
Ⅰ 簡述唐朝中央司法機關及分工
唐朝中央司法機構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組成。 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它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
Ⅱ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Ⅲ 唐朝的中央司法機關及職能《中國法制史》
大理寺是復中央制最高審判機關。唐朝對於一些重大疑難案件，有時也採用特別審判程序，即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大夫等三大法司的長官，組成臨時特別法庭會同審理，稱為「三司推事」；地方發生的不便移送京師的重大疑難案件，有時也派三法司的副職或其屬員前往當地進行審理，稱為「小三司」。凡是經過會同審理的重大疑難案件，其審判結果一般要上奏皇帝最後裁決。
其職能為：唐代以大理寺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刑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的判決要直接奏請皇帝批准；此外，對刑部移送來的地方所判的死刑案件具有重審權。大理寺以卿為長官，掌折獄詳刑之事，少卿兩人為副手，大理寺正二人與少卿共通判寺事，「參議刑辟，詳證科條」還負責審理內外官及爵五品以上官員犯罪的案件。
Ⅳ 唐朝軍隊中掌官刑法的是什麼官
唐朝的中央司法機構由三個部分組成，即中央最高審判機關、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以及中央監察機關。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相輔相成，統一於最高國家司法事務。其中，大理寺為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御史台是中央監察機關。負責全國的監察事務。
但涉及軍人犯法時，是由另一個機構來處置的。這個機構叫做衛尉寺，專章軍法。
但在軍隊作戰當中
軍人的斬
打
都由當時領兵將領直接發布命令並執行。
Ⅳ 簡述唐朝的司法機關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
（1）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刑部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對中央、地方上報的案件具有復核權，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責，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法律
敎育 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
Ⅵ 簡述唐代中央司法機構的設置及其意義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
（1）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刑部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對中央、地方上報的案件具有復核權，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責，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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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
Ⅶ 唐代的中央司法審判機關是
唐朝司法機關職權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御史台(中央最高監察機關)。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Ⅷ 唐朝的法律是什麼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永徽律》，還包括《武德律》、《貞觀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時以《開皇律》為藍本所制訂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內容與《開皇律》基本相同，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
《貞觀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等人根據《武德律》編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長孫無忌等人根據《武德律》和《貞觀律》編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條，篇名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等，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永徽律》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加強皇帝的權力，統治和鎮壓農民為主要內容，是中國現存最完備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議》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庸徽時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某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許多國家產生過顯著影響。
Ⅸ 三司會審分別指哪三司，哪些案件需要三司會審
三司即中央的司法機關，不同朝代里，三司的內涵也在發生著變化。比如戰國三司是指太尉、司空和司徒；漢代三司是指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唐代三司是指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明清兩代三司指的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
除此，明朝還規定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會審重大案件；三法司會同各部尚書、通正史進行“圓審”會審特大案件；三法司會同錦衣衛會審皇帝親自交辦的案件。
Ⅹ 唐代有哪些特權制度，唐代的司法機關體系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共12篇，500條，在內容上大多採用隋朝開皇時期的法律。
2、《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12篇、500條，以隋開皇律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為基礎編纂出《永徽律》，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
4、《唐六典》--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內容涉及國家機關職掌和活動的各個方面，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5、《大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葵編定。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典形式。
三、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
2、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則
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內容
1、第一篇名例：57條，是關於刑罰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為《唐律疏議》的總綱，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
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惡--謀反、謀叛、謀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八議、請、減、贖、官當、免--各級官僚的法律特權。
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2、第二篇衛禁：33條，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
3、第三篇職制：59條，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
4、第四篇戶婚：46條，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
嚴格保護封建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權
嚴禁脫戶漏口、逃避賦役
維護封建的婚姻家庭關系--離婚以七出、義絕為條件；財產繼承採用諸子平分制，貴族身份的繼承權只屬於嫡長子孫。
5、第五篇廄庫：28條，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
6、第六篇擅興：24條，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
7、第七篇賊盜：54條，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
以謀反、謀大逆、謀叛罪嚴懲危害封建政權及皇帝特權的行為。
嚴懲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對盜罪作了明確規定--竊盜、強盜、監守盜
嚴禁買賣人口
8、第八篇斗訟：60條，是關於斗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
9、第九篇詐偽：27條，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
10、第十篇雜律：62條，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姦情方面的犯罪。
11、第十一篇捕亡：18條，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
12、第十二篇斷獄：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六、唐律的主要特點與歷史地位
1、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制刑、禮法合一
2、唐律的歷史地位
（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八、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
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擔保制度。
九、唐朝的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訴--舉劾、告發、告訴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罪從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訊；規定迴避制度；司法官判決須"具引律、令、格、式"；"服辯"；司法官對於應該"言上"或"待報"的案件不得擅自判決。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3、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行為。
●歷史人物
[唐太宗]（599-649）唐高祖李淵的次子，李世民。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人。隋末與其父親李淵一起發兵反隋。唐建立後，被封為秦王，任尚書令。武德九年（626）發動"玄武門之變"，取得太子地位，次年繼帝位，建元貞觀。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貞觀之治"。在法律思想方面，推崇儒學，吸收法、道兩家的思想，牢固地確立了中國古代儒法結合的思想路線。
具體表現為：（1）以德禮為治，注重教化。認為自古以仁義治天下，國家則長治久安；而專以法治，救弊除害於一時，國家則會很快敗亡。（2）加強立法，力求寬簡。即位不久，便命大臣修訂法典。武德七年頒布《武德律》，貞觀十一年頒行《貞觀律》。修律過程中，刪繁就簡，去重從輕。（3）明正賞罰，不殊貴賤。他認為賞罰之得失，關系國家的安危，必須做到"一斷於律"，賞不遺親遠，罰不阿親貴。李世民特別注意剋制自己的感情，帶頭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取代法律。（4）加強復核，控制死刑。貞觀元年，實行中央機關對死刑判決的合議，首創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議刑"制度。
[長孫無忌]（？-659）唐初大臣。河南洛陽人。曾隨李世民征討，功績卓著。公元626年，參與謀劃、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曾奉命與房玄齡等修訂《唐律》，並對《唐律》進行逐條解釋，著成《唐律疏議》，成為我國流傳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後因反對武則天為皇後，被誣陷謀反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縊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面，堅持封建正統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之大成，構建以儒家為核心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觀點有：（1）主張儒法合流。他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以儒家封建綱常思想為指導，對唐律條文進行疏議，完成了封建法典的儒家化過程。（2）主張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對唐律中規定的特權保護制度進行解釋。。（3）主張罰當其罪。主張官吏嚴格依法斷案，做到罰當其罪。（4）主張整肅吏治。在法律疏議中強調官吏要"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對一切貪贓枉法行為都要追究刑事責任，論罪處罰；而對負有監督責任的官吏在職務內犯罪，要加重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