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合理性
1、兩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刑法是規定什麼是犯罪，對什麼犯罪應當承擔何種刑事責任的法律。
刑法的任務是為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打擊一切刑罰犯罪行為。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公民、法人、公民和法人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比如賠償和債務。它主要是解決民事糾紛，違反刑法是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2、兩者的目的不一樣
民法是一種權利法典，它告訴人們享有哪些權利。
刑法是一部規定義務、告知人們不該做什麼、後果和處罰的法律。
3、兩者的規范對象不一樣
刑法規制的對象主要是嚴重危害社會的各類行為。
而民法則主要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聯系：
民法是調整作為民事主題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即自然人、法人、其他非法人組織只有以民事主體的面目參與社會活動而產生的社會關系，才由民法調整。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之分。
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
(1)民法典的合理性擴展閱讀
我國刑法作用：
主刑就是只能獨立適用，不能附加於其他刑種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就是作為主刑的補充而附加適用，但也可以獨立適用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此外，對於犯罪的外國人，可以獨立適用或者附加適用驅逐出境，這實際上也屬於附加刑。
我國刑罰就是通過有主有從、互相配合，有輕有重、互相銜接的設計方式，形成了嚴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每個刑種都有它特定的內容和作用。
刑種的多樣性，是為了適應犯罪性質和情節的多樣性，便於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實行區別對待的原則。所以，這些刑種是切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的。
刑罰是對犯罪分子某種利益的剝奪，如剝奪其自由，剝奪其政治權利，剝奪其財產等。所以刑罰對被判刑人必然造成痛苦，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這是刑罰的屬性。正是這個屬性，使刑罰發揮懲罰、懲治和威懾的作用。
同時，刑罰還包含有譴責的因素，它是對犯罪分子及其行為的否定評價，是國家對於他幹了犯罪這種壞事的一種嚴厲譴責。由於刑罰譴責某種犯罪行為和實施這種行為的人，遂使人們意識到犯罪的事干不得，走犯罪的道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所以這種譴責又是一種教育。
社會主義性質的刑罰是懲罰和教育的辯證統一。懲罰和教育都是我國刑罰的內容屬性。單純的懲罰和脫離懲罰的單純的教育都不是刑罰。
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的根本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而懲罰和教育是達到刑罰目的的手段。
特殊預防就是預防犯罪分子本人再犯罪。人民法院對犯罪分子的判刑，除了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非殺不可的依法判處死刑外，對其他犯罪分子，主要是通過懲罰和教育，把他們改造成為去惡從善、悔罪自新、遵守法紀、自食其力的新人，化有害為無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我國對罪犯改造工作的實踐證明，多數犯罪分子通過懲罰和教育，是能夠認識到犯罪的危害性以及自己犯罪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一般預防就是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警戒社會上那些不穩定分子，即有可能犯罪的分子，防止他們以身試法，走上犯罪的道路。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意思。
為什麼人民法院有時選擇典型案件，大張旗鼓地公開宣判呢為什麼宣判罪犯死刑立即執行要出布告呢主要就是為了警戒和震懾少數不穩定分子，以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
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也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增強法制觀念，提高警惕性和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司法機關只有充分地、廣泛地依靠群眾，同他們一道展開對犯罪的斗爭，才能夠達到有效地預防犯罪的目的。
刑事責任與其他法律責任的區別是：
第一，基礎不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只能是犯罪行為，其社會危害性比被追究其他法律責任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也就是說，刑事責任只能由實施犯罪的人承擔，而不能由任何其他人承擔。罪責自負、反對株連是我國刑法的一項重要的原則。
這個原則要求，只有參與實施犯罪的人，才能成為刑事責任的主體，其他沒有參與實施犯罪的人，不論他與犯罪人的關系如何，都不能令他負擔刑事責任。
第二，程序不同。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只能由國家司法機關按照刑事訴訟程序來決定。其他法律責任，則不是通過刑事訴訟程序決定的。確定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主要是國家審判機關的任務，但這不是絕對的。
在某些情況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也可以解決刑事責任問題。例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當出現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情況，或者發生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況，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就應當作出不追究刑事責任或不起訴的決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對於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第三，後果不同。對負刑事責任的人往往隨之而來的是給予刑罰處罰，這是最嚴厲的國家制裁方法。它不僅可以剝奪被判刑人的財產，還可以剝奪其人身自由、政治權利，甚至可以剝奪其生命。其他法律責任都不會引起刑罰處罰這種嚴厲的法律後果。
❷ 民法典的重要性
法律分析：民法典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需要，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更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
法律依據：《中華人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❸ 民法體系化的意義在何談談你對我國制定<<民法典>>的認識和看法.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❹ 徐曉峰為什麼需要一部民法典 需要一部怎樣的民法典
5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就不斷呼籲和企盼我國制定和頒布民法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民法典至今未出台，成為我國法制史上的一大憾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條件已經具備，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已經開始啟動。那麼，我國為什麼要制定民法典?我國應該制定一部什麼樣的民法典?這是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話題。為此記者采訪了參與這部法典制定工作的著名法學家王利明教授，請他就此發表看法。目前，我國正開始著手制定一部為社會各界所關注的旨在全面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重要法律——民法典。為此，記者就這部法典的有關問題，采訪了著名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利明教授。
他認為，制定民法典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實行依法治國戰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標志。王利明對記者說，要理解民法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的重要性，就必須要了解民法的地位和作用。民法是深深植根於商品經濟、並作用於商品經濟關系的。在市場經濟生活條件下，民法的平等、等價、公平及誠實信用等原則，是市場經濟活動最基本的法律規則，而民法的各項基本制度，如民事主體、所有權、債和合同、代理、法律行為等都是規范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特別是以民商法規則的健全程度為標志的。如果我們要確認我國的經濟是以平等、等價和自由競爭為內容，由市場引導生產要素自由流轉和組合的市場經濟，那麼就應加強民商法的作用，盡快制定民法典。如果沒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市場經濟賴以建立的條件，也不能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民法的重要功能不僅僅體現在對市場經濟的調整和促進作用上，而且還表現在對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的充分保障方面。他認為，法治的基本精神，在於對權利的合理確認和對權利的充分保障。我國民法所確認的公民所享有的人身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民法在內容上不僅對各項民事主體的權利要實行平等的保護，而且對於公民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不法侵害以後，也允許公民可基於侵權行為制度訴請賠償，這就可以防止行政專橫，有效地捍衛自身的權利。民法不僅通過民事權利的保障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價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時還擴大到對憲法及其他法律所確認公民享有的各種經濟文化權利(如勞動權、自由權、環境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的保障，當公民的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藉助法律獲得救濟。制定民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王利明解釋說，我國在傳統上屬於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為法律的淵源。法官並無制定法律的權力，而只能適用法律，以處理各項糾紛。就民事、經濟案件的裁判而言，法官所依據的基本規則就是民法。如果缺乏系統完備的民法典，必將會使法官在處理案件時，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從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一部民法就能解決法官的全部法律適用問題。即使在已經頒布民法典的國家和地區，由於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也難免出現法律的滯後問題，法律調整漏洞的存在是在所難免的，這就要立法機關對法典進行不斷修改，法官也可以依據民法的一些基本規則，採用類推或解釋等方法，填補法律漏洞。然而，如果沒有一部民法典，很多糾紛的解決缺乏法律依據，各種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也就難以運用。王利明指出，制定民法典，還可以為各類行政規章的制定提供依據，從而保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他說，由於沒有民法典，民法的規則極不健全和完善，因此很多重要民事關系的調整規則不能通過民事法律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留下了法律調整的空白。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過國務院各部委的規章及地方政府頒布的地方性規章予以填補的。僅以房地產制度而言，由於我國物權制度很不健全，建設部和各地政府頒布了大量的規定。例如關於房屋登記、期房買賣、登記備案、房屋租賃等，我們可以將這些現象稱為「規章調整」。「規章調整」與「法典調整」相比，存在許多缺陷。我們可以藉助民法典的制定，為各項規章的制定提供指導，使其合理化，凡是與民法典的規定相矛盾、相沖突的規章規定，都是無效的。據介紹，迄今為止，不僅一些主要的大陸法系國家都早已頒布了系統完備的民法典，而且一些受大陸法系傳統影響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像越南等經濟改革起步較晚的國家也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頒行了民法典。俄羅斯在經濟改革開始以後，即著手開始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可見民法典也成為檢驗一個國家法制發展程度的標准。王利明說，從世界各國民法典制定所費時日來看，或長或短，情況不完全相同，考慮到民法典內容確實十分復雜，我們不應倉促頒行，但也無須用十年甚至數十年時間來解決。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各方面條件已經成熟，而且也因為現實經濟生活的急切呼喚，使我們無法長期等待。從國外的立法來看，法國民法典這樣一部前所未有、帶有藍本意義的民法典的制定，只用了15年。而蘇俄民法典的制定費時更短，僅用了5年時間。我們預計，從現在著手，到下世紀初，我國應該能夠完成民法典的制定工作。
制定民法典，無疑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我國應當制定一部什麼樣的民法典呢?王利明的觀點是，我國所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面向21世紀的、科學而又先進的民法典，這就要求我們在民法典的內容和體系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首先是立法精神的確定。王利明認為，在立法精神的確定方面，應當十分注重對民事主體的權利的保護和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我國正處於一個新舊體制轉軌時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機關直接干預民事關系現象並沒有消失，在很多方面，政府對民事關系的不適當的、甚至過度的干預仍然存在，當事人在從事交易活動方面的必要的自由仍受到限制，這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盡量尊重當事人的自由，從而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當然，我們強調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並不是允許當事人享有絕對自由，甚至容忍其濫用民事權利，合理的、必要的國家干預仍然是需要的。除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外，應充分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民事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為行政權的行使確定必要的范圍，為法治社會的建立奠定基礎。其次是民法典的立法體系問題。王利明指出，民法典的立法體系，大致可區分為兩種：其一為羅馬式，又稱法學階梯式，為法國及受其影響的國家所採用；其二為德意志式，又稱潘德克吞式，為德國及其追隨者採用，其中最被人稱道的是後者。該種體系的最大特色，是設總則篇，規定民法的共同制度和規則，另有債權、物權、親屬、繼承篇。就我國民法典而言，民法典要體系化，必須有總則篇，從而使各項民事法律制度有共性的內容得以在總則中體現，也可以達到立法簡潔的目的，尤其是像法律行為制度，可用高度抽象的規則來填補合同法等法律調整的空白，這就嚴格區分了物權和債權，對於民法分則體系的完善也有必要。王利明強調，民法典的分則部分應包括傳統法典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制度，如人格權制度、侵權行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對此人們的意見並不統一。關於人格權制度。王利明指出，傳統民法欠缺人格權的規定，各國關於人格權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發展起來的。許多學者主張，盡管人格權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體制度和侵權行為制度中加以概括、規定。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妥當的。人格權之所以應該作為一個獨立的制度，是因為民法中兩類基本的權利，就是財產權和人身權(其中主要是人格權)，這是民法的兩個支柱，既然財產權可以分為債權、物權等各項制度，人格權為何不能成為一項獨立存在的制度?否認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實際上還是受到了「重物輕人」的立法觀念的影響，是不可取的。關於侵權行為制度。王利明認為，侵權行為法應當從債法體系中分離出來，從而成為民法體系中獨立的一支。侵權行為法歸屬於債法並非天經地義，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素作用所導致的英美法系侵權行為法的獨立模式，更具其合理性。而在國際法的債法體系中，侵權法並沒有找到適當的位置，債法體系主要是以合同法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債法主要是合同法，學者對債法性質的表述(如認為債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權法的性質。債的一般規則主要適用於合同之債，而不完全適用於侵權之債。將侵權法置於債法之中，極不利於侵權法的發展。所以，侵權行為法從債法中獨立，應是創建我國新的民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這種獨立並不否認債的概念及規則，而是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進而與其他法律規范共同構成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體系。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王利明說，知識產權制度是否應包括在民法中，爭議很大。有些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有其特殊性，並不完全運用民法的基本原則，應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觀點不夠妥當。我們不否認知識產權制度的特殊性，但歸根結底，知識產權仍然是一種民事權利，其本質屬性是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結合，而且我國民法通則已在民事權利一章中專設知識產權一節。現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對知識產權的轉讓和利用設有專門規定。這就說明，我國現行法已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屬於民法的組成部分，因而，我國未來民法典中，應包含知識產權法的內容。關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有學者主張採用民商分立的體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時，還應制定商法典或者商法總則。王利明認為，民法與商法均有調整交易關系的內容，且進入交易活動以後，很多情況下是無法分清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因此，民商分立的最大缺點就是立法上產生相互矛盾和重復，而民商合一的優點恰恰是能夠解決這種矛盾和重復，使交易規則統一化、國際化，有利於司法體系的內在協調。所以，我們應堅持民商合一體制，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時另行制定商事法規，但不能也不必要單獨制定商法典和商法總則。盡管人們對民法典的內容和體系還存在著一些不同意見，但是這些都可以在不斷的研究和探討中逐漸形成共識。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部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的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的問世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成為現實。如果說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和20世紀初德國民法典的問世，成為世界民法發展史上的重要成果，那麼21世紀初中國民法典的出台，必將在民法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篇章。
❺ 《民法典》的頒布有什麼意義
民法是萬法之母。孟德斯鳩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裡，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
民法典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民法典是公民權利的宣言書。民法典為保障個人合法權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武器，也為隨著社會發展出現的新興權利、新型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法律依據。之所以要編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主要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頒布了大量的民法單行法規，這些法規內容龐雜，分散廣泛，不僅存在一些法規相互之間不夠協調的問題，而且老百姓使用起來也不是很方便。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制度載體，很多規定同有關國家機關直接相關，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民法典彌補體系缺漏、去除體系重復、消解體系沖突。民法典進一步完善了民商事領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行為規則，有利於維護交易安全和市場秩序、促進公平正當競爭、優化營商環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民法典實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級黨政機關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重要尺度。國家機關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必須清楚自身行為和活動的范圍和界限。各級黨和國家機關開展工作要考慮民法典規定，不能侵犯人民群眾享有的合法民事權利，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有關政府機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要依法履行職能、行使職權，保護民事權利不受侵犯、促進民事關系和諧有序。民法典問世，意味著我國法制的體例框架由此豐實延展、枝繁葉茂。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國水平。民法典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落實到民事法治領域，充分賦予民事權利，保障權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發展問題，處處回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正所謂「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應」，體現出我們國家以良法促進發展、保證善治。民法典草案對於民事權利類型規定更豐富，行使權利規則更清晰，權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對公民權利類型及其行使方式規定得越豐富、越精細，就越能限制公權力的濫用，越能起到規范公權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國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是最重要的邏輯起點之一。民法典的頒布蘊含了民事權利保障、法律義務強化、社會秩序穩定等多重價值，是以良法推進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❻ 我國為什麼需要制定民法典
我國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民法典的必要性又顯現出來，制定民法典的條件更加充分。加快制定民法典，使民法典成為鞏固改革開放成果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法律工具。
1、制定民法典是實現民法科學化的需要。
2、制定民法典是實現民法科學化的需要。
3、制定民法典是富民強國的需要。
4、民事立法不僅描述社會，更應引領社會發展。
(6)民法典的合理性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於2020年5月28日通過，現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黨和國家曾於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後四次啟動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於多種原因而未能取得實際成果。
1979年第三次啟動，由於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當時領導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立法工作的彭真、習仲勛等同志深入研究後，在八十年代初決定按照「成熟一個通過一個」的工作思路，確定先制定民事單行法律。
現行的繼承法、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就是在這種工作思路下先後制定的。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並於2002年12月進行了一次審議。經討論和研究，仍確定繼續採取分別制定單行法的辦法推進我國民事法律制度建設。
❼ 魏振瀛：我國為什麼需要民法典
新中國成立65年來，我國制定民法典的工作幾起幾落，至今還沒有正式頒布民法典。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民法典的必要性又顯現出來，制定民法典的條件更加充分。建議應乘此時機，加快制定民法典，使民法典成為鞏固改革開放成果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法律工具。
制定民法典是實現民法科學化的需要。民法是調整社會生活關系和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它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關繫到每個人的切身權益。世界民事立法史表明，民法典是民法科學化的基本形式，民法典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不同，它具有系統性、層次性特點，全面規范民事關系，集中體現民法理念和原則，是民事司法的基本依據。我國現有單行民事立法之間存在一定漏洞、重復和沖突，影響民事司法統一、公正、高效和權威。而體系化的民法典具有形式一致、內容完備的特點，有利於統一市場法則，保障法治統一有效運行。
制定民法典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事立法成果輝煌，但是民法體系仍有待完善。民法典集中體現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制定、頒布和實施民法典，有利於推進民事主體之間法律關系法治化、規范化。此外，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需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規范行政權力行使，而制定民法典有利於實現這一目標。民法典全面、准確、系統確認和保護民事權利，為正確行使行政權力和處理民事權利關系奠定法律基礎，進而提高全社會的權利觀念和法治觀念。
制定民法典是富民強國的需要。民法是民事權利法，民事權利是人們在社會中生存發展的基本權利。制定民法典，全面規范和充分保護民事權利，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體現。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把民法典奉為人民權利宣言和民族精神縮影。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大國的民法典，都是在民族復興、社會轉型、國家崛起的關鍵時期制定出來的。民法典通過合理的架構為民事活動提供基本准則，為交易活動確立基本依據。我國的民法典應堅持和弘揚傳統私法中平等、自由、效率價值理念，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價值理念，並圍繞這些價值理念進行制度安排。
民事立法不僅描述社會，更應引領社會發展。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被海外學者譽為中國的「民事權利宣言」，事實上《民法通則》成了改革開放的推進器。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民法典草案，但鑒於民法典內容復雜、體系龐大、學術觀點有分歧，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先制定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單行法，待條件成熟後再以此為基礎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目前，可以說制定民法典的條件更為成熟。
我國的民法典理應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器。近年來，我國民法學發展突飛猛進，有些領域已經走在世界民法學研究前列，涌現出不少後來居上的優秀民法學工作者，這是制定民法典的理論條件和隊伍條件。全面深化改革將為制定民法典提供更有利時機。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關鍵階段，我們有條件、有能力也有信心制定一部立足中國實際、直面中國問題、展現中國特色、具有中國氣派的民法典。
❽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什麼的作用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❾ 民法典的意義和作用
《民法典》在來中國法治建自設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它不僅僅是權利的宣言，更是國家治理遵循的基本法律制度。
《民法典》建立了一個前後一致、邏輯圓融、層次分明的有機法律體系。民法典將適用於不同民事領域的海量規則，按照特定的法學邏輯和原理，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全的規則體系。
(9)民法典的合理性擴展閱讀：
《民法典》發揮「半部憲法」的功能，更深刻地形塑社會並影響社會的運行體制和機制。民法典與憲法同樣有控制權力和保護權利的雙重功能，編纂民法典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民法典》凝聚中國人的道德共識，展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實踐理性。民法典的全部內容無外乎社會生活的記載和總結，其中最關鍵的內容無疑是道德共識、價值理念和文化象徵等精神層面的因素。
民法典應將這些精神要素澆築到具體的制度和規則中，妥當平衡各方主體的利益，賦予權利和利益，分配風險和義務。
❿ 客觀的評論拿破崙的《民法典》
(一)《拿破崙法典》不但是當時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個法典去統一全國民版法的首次成功。因此，權各國不編纂民法典則已，編纂則幾乎必須以《拿破崙法典》為模範。固且，普、奧二國的民法典之產生也還很早，且有相當的完善，然而因為那時的普、奧都是小國，故不能如《拿破崙法典》之易引起國際之注意。
(二)《拿破崙法典》之形式及內容均甚完備，它的編制又是取法當時歐人所習誦的蓋氏《法學階梯》，故易受歡迎。
(三)《拿破崙法典》之文字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紀幾為國際間之普通語言；所以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崙法典》是以時代最偉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們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崙法典》自命為最合理性，且最富於平等觀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紀之時代思潮，且易為各國所仿慕、效法。
(六)法國在革命後，教育上有極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學教育方面。由於這種的改革，法國大學之法律教育遂特別發達，幾執全歐之牛耳。他國負笈來學者，為數甚多，這點對於《拿破崙法典》之推廣，亦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