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典158

① 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經過

（一）急於制定民法的原因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立即著手制定各種法律，甚至直接翻譯外國的法律，將之作為日本法律而公布。當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總的說來，這是維新後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但是在當時卻有特殊的原因。這就是想要通過調整人民間的民事關系，為國家的「富強」打下基礎。除此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對外的原因，即改訂不平等條約的需要。當時法國、英國、美國、荷蘭等都與日本訂有不平等條約，在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和關稅決定權。前者使日本處於殖民地地位，感到屈辱，後者減少政府的稅收，阻礙民族資本與國內產業的發展。明治政府與外國交涉，外國政府均以日本必須整備法制，建立與歐洲各國相同的民刑訴訟審判制度為要挾。明治27年（1894），日本與英國簽訂條約，以後相繼與各國訂約，修訂以前的不平等條約，還是以重要法典（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等）的施行為條件。
日本政府急於制定與歐洲各國類似的各種法律的急迫心情，可以從制定民法的情形看出來。一方面忙於翻譯外國法律，一方面頻繁地設置、改設各種機構。早在明治3年（1870年），日本政府在大政官之下設制度調查局，以江藤新平為長官。江藤即命令箕作麟祥翻譯法國民法典，甚至指示說：「盡快地翻譯，有誤譯也無妨」，打算就之修改後即作為日本的民法。以後甚至把制定民法的工作一度交給外務省以求速成。以後又聘請外國人來工作。這些說明，「條約改正」是當時（明治初二十年內）最大的政治問題，而其前提則是「近代法典之完備。」
這一點，在刑事法律方面比較容易，所以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在1880年制定公布。民法則幾經周折，10年之後才得以制定。
（二）「舊民法」
「舊民法」的來源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課，於明治9年（1876年）著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請法國專家來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局，加緊起草工作。民法編纂局一度劃歸外務省，後來又歸司法省，由法國專家負責財產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負責親屬法部分，最後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明治23年3月與10月，分兩次將經過立法程序的民法公布，定於明治26年（1893年）1月1日施行。這次公布的民法，被稱為日本的「舊民法」。
「舊民法」組成
舊民法基本上以法國民法為蘭本，分為人事編、財產編、財產取得編、債權擔保編、證據編，共5編1760條。內容也大體上與法國民法典相同，關於人的能力和親屬關系在人事編，繼承、贈與、遺贈、夫妻財產制都在財產取得編。在繼承部分規定了家督繼承製度。在財產編中規定了公用徵收、水利等行政規定。從法國民法典承繼而來的這些編制方面的缺點，如物權債權不分、繼承與夫妻財產制列入財產取得編，在民法中加入了程序法（如證據編）和有關行政的規定等，在當時（1888年）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已經公布的情況下，當然顯得落後，但是這些並沒有成為大的問題。這部民法仍預定於1893年施行。可是由於其他的原因，終於發生了法典論爭而使這部民法夭折了。
（三）「法典論爭」
日本的舊民法是以法國民法典為蘭本的。早在制定之初，就把財產法部分委託給從法國聘來的專家（巴黎大學教授布瓦松納）（這位專家先受聘起草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這兩個法律很快被日本接受，於1880年公布施行），把親屬法部分交給日本學者，並且要求後者注意日本固有的風俗習慣。可見當時已經注意到這兩部分的不同。
在公布的舊民法里，財產法部分不用說，基本上是以法國民法典的精神為指導的，其內容也與法國民法典相同。這一方面，沒有引起人們的異議。親屬法部分雖然也保留了一些日本固有的制度，如家制、「家督相續」（身份繼承製）等，但因當時主持工作的人究竟受到法國民法的影響，舊民法中的人事編就成了被稱為體現「西方原則」的法律，其中散見著一些具有「近代性」的規定。如在形式上，採用了先規定婚姻、接著規定親子關系，最後才規定家長和家制的歐洲式序列（在東方古老的傳統里，應該是先有「家」，而後才有夫妻關系和子女)。關於血親、姻親和配偶的劃分也是西方式的。在內容上，雖然保留了家長權，卻不承認家長權（戶主權）的核心之一的家屬居所的指定權，對家長也沒有授與對家屬婚姻的否決權（無效訴權），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家長的權力；關於家督相續人（身份繼承人）因婚姻和收養而離去家庭，不予禁止。這些規定與以後的新民法（1898年）比起來，顯然是具有更強的「近代性」。因而在舊民法公布前，這些已受到指摘了。
對舊民法的評價
舊民法公布後，人事編立即受到批評，許多人認為舊民法無視了日本的「固有的淳風美俗」，特別是破壞了家族制度。這樣就形成了對舊民法擁護和反對的兩派，而展開了「法典論爭」。
早在1889年（公布前一年）就出現了反對意見，公布後，反對意見與擁護意見逐漸增多，論爭逐漸激烈。這兩方面與日本法學界原已存在的兩個學派結合到一起，形成兩個嚴峻的陣營。擁護派的中心是傾向於自然法的法國法學派，當時稱為「斷行派」（立即施行派）。反對派則以傾向於歷史法學的英國法學派為中心，稱為「延期派」（延期施行，然後進行改廢）。這樣，法律意見之爭與流派之爭、學派之爭相結合，再擴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張不同的派系之爭（具有自由民權思想的政見者當然加入擁護派，主張以家長制為基礎而建立保守的國家的國家主義者加入反對派），這種論爭日益劇烈。延期派提出，這部民法破壞了日本立國的基礎——絕對主義的家長至高無上的家族制度，與《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精神不符。家長權是尊嚴的、不可動搖的，正如天皇的大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樣。動搖家族制就動搖了「大日本帝國」的立國之本。這樣，法典論爭由學術之爭發展為政治斗爭，由民法范圍擴展到憲法與政治文化各方面。1892年，穗積八束在《法學新報》（反對派的機關刊物）上發表論文《民法出而忠孝亡》，論爭達到白熱化，而且反對派的勢焰已不可當。
斗爭
論爭當然反映到政府和議會里。當時，商法（在德國顧問主持下制定公布的）方面也出現了問題，都引起了議會里的斗爭。當時議會里的議員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上層人士（特別在貴族院），結果是想得到的。明治25年（1892年），兩院（貴族院和眾議院）以壓倒多數相繼通過了民法商法延期施行案，將民法和商法的施行期都延長到1896年年底。法典論爭以延期派的徹底勝利而告終。日本的具有「近代化」因素的民法夭折了。
日本的法典論爭顯然是兩種思潮的斗爭，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與封建主義的反動思想的斗爭。隨著「斷行論」的失敗，當時日本初露端倪的自由民權思想被壓下去了，通過維護家族制度而維護天皇制度的思想站穩了腳跟。
有人指出，日本的舊民法規定了一夫一妻制，只此一點，就是對當時日本上層社會的一個沖擊。在大多數議員都是多妻者的情形下，議會是當然不會通過的。 這種說法雖然偏激，卻道出了事情的實質。
（四）新民法
舊民法施行延期後，日本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設置法典調查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以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三人為起草委員，另以數十人為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日本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特別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進行，於1895年完成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次年這三編在議會通過，於當年4月27日公布。親屬編與繼承編於1898年通過公布（同時公布的還有《法例》與《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於1898年7月16日施行。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稱為「明治民法」。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現在。其中親屬編與繼承編在二次大戰後經過了重大修改。 公布新民法的同時，將以前公布的舊民法廢除。

② 日本民法典的法源是啥

日本明治維新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維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變法」，而變法，只是把西方法制移植到日本，用以取代全部舊有的法制。對於外國法的全面的、徹底的「繼受」』像日本這樣的例子，在世界歷史上是少有的（被動的、強迫的繼受，如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被另一國家滅亡或征服、侵佔時除外）。

③ 日本公民法的全文內容有哪些

日本民法（不再稱「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說，其中的兩大部分即財產法和身份法（親屬編和繼承編）是矛盾的。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則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長制的家族制度基礎之上的，不承認家族成員（包括家屬、妻、子女）的獨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這兩部分互不相關，兩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不同的原則上，互不影響。實際上，經濟關系和身份關系是密切相關的，身份上的支配關系與經濟上的平等關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紀的農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關系，就是這個道理。
親屬法
日本親屬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戶主（家長），戶主為進行其對全家族的支配（統治），擁有強大的戶主權。在日本舊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戶主權，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強。戶主權的內容主要有：⑴對家屬的居所指定權（明治民法第749條）；⑵對家屬入家去家的同意權（第735、737、738、743條）；⑶對家屬的婚姻、收養的同意權（第750、776、848條）；⑷對不服從統治的家屬進行制裁的離籍權與復籍拒絕權（第741、749Ⅲ、750條）；⑸對家屬的婚姻、收養的撤銷權（第780條）等。明治民法中規定的戶主權，較之明治維新前封建社會家族制度中的強大的戶主權當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對家族進行統治，加上舊日習慣力量的影響，戶主事實上具有較民法規定的更強大的統治力。戶主的這種地位，又因家督繼承中的全部財產獨占繼承而得到加強。
在這種家族制度之下，婚姻關系、親子關系都從屬於維持「家」這—最終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現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國民法典中原來也有許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規定，例如要夫經夫的許可不得進行訴訟（第215條），妻未經夫同意，不得為某些法律行為（第217條)，但法律同時規定了補救辦法（如審判員得許可妻進行訴訟，法院得經妻的請求許可其實施法律行為，第218、219條）。但日本民法硬性規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與未成年人、禁治產人並列為無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終是新舊思潮的斗爭焦點。這是因為，這不僅僅是民法中的問題，而且聯繫到憲法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在明治憲法的整體體制之下，家為國之本，家長（戶主）制與天皇制是一脈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對家長的孝，也是否定對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當然是絕對不可以的。
財產法
在財產法的內部，也存在著矛盾。日本民法物構權編里的永佃權就是從封建的地主佃農關系沿襲下來的封建的不平等關系。永佃權（永久耕作權）稱為「永」，而民法規定不得超過50年（第278條），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剝奪（德川時代還允許農民對自己開墾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權）。在永佃權里，有許多不利於農民或對農民極其苛酷的規定，如永佃權人只要繼續兩年怠付佃租或受破產宣告時，地主就可請求消滅永佃權（第276條），又如永佃權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減少收益受到損失，仍不得請求減免佃租（第274條），第275條規定，永佃權人因不可抗力連續3年全無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內收益少於佃租時，可以拋棄其權利。這一條表面上是授與永佃權人一種「權利」（拋棄），實際上是將土地交給地主。第272條又規定，地主可以約定禁止永佃權人將永佃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出租。總之，永佃權人完全是—個無權者。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是違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說它是一種變相的封建關系。[3]
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充滿封建氣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見容於日本的一些衛道士。原來，在個人主義的財產法之下，承認家屬個人享有財產而且准許其積累財產，家屬在經濟上有了地位和實力就會發生「獨立」思想，他們對戶主的「恭順意識」和孝心就減弱了，這當然是對封建家族制度的沖擊。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據臨時教育會議的建議，設置臨時法制審議會，著手對民法的親屬繼承兩編進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復日本自古以來的「淳風美俗」。法制審議會於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後提出對兩編的「改正要綱」。日本政府設立民法改正調查委員會對民法進行修改。正在要進行修改時，日本戰敗，這個工作被擱置了。如果不是這樣，真正不知這個「新民法」又會改成什麼樣。[4]

④ 應怎樣理解民法總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總則》7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此即民法的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要求人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秉持誠實，恪守承諾，善意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按《布萊克法律詞典》解釋，誠實信用即是懷有善意、誠實、公開、忠誠沒有欺騙或欺詐，具有真實、實際，沒有假裝或偽裝的。誠實信用原則，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對待他人誠信不歁，二是對自己的承諾要信守不怠。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誠信原則之作用力，世罕其匹，為一般條項之首位」，因此，被稱為民法特別是債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甚至被稱為「帝王原則」。亞當·斯密說過，「與其說效用、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信用、誠信、正義是這種基礎……，而信用、誠信、正義則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支柱松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大廈就會頃刻間土崩瓦解。」早在羅馬法時期，誠實信用原則已經確立。根據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債務人不僅要依據契約條件，而且要依據誠實觀念完成契約規定的給付;依裁判官法的規定，當事人因誤信有發生債的原因而承認債務，實際上該原因並不存在時，可以提起「詐欺之抗辯」，以拒絕履行。近代以來，由於19世紀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誠實信用原則逐步確立為民法契約的基本原則。1804年《法國民法典》1134條規定，「契約應依誠信方法履行。」1863年《薩克森民法典》第158條規定，「契約之履行，除依特約、法規，應遵守誠信，依誠實人之所應為者為之。」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契約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誠信以解釋之」。第242條規定，「債務人負有斟酌交易上之習慣，遵從信義，以為給付之義務。」19世紀末葉以後，法律從個人本位向團體本位發展，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條規定，「無論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信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將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由債權債務關系，擴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權利義務關系，從契約的原則上升為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隨之，日本民法典第1條第2款規定，「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148條第2款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美國統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則，第1-304條規定，「履行或執行本法范圍內的每一合同，應負誠實信用義務。」《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條規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與執行中負有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國際法律文件如《國際商事合同通則》(PICC)第1.7條、《歐洲合同法通則》(PECL)第1:201條、《歐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編總則第1∶103條，受《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統一商法典》影響，將公平與誠實信用合稱為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或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原則(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國歷來強調誠信原則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律。新中國民法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首見於《民法通則》，其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1999年合同法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此後相關民事立法大多明確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特別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則地位已經確立下來。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在第13條增加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擴展適用於民事訴訟法領域，成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則。
但目前，我國誠信建設的任務依然艱巨。契約精神不足、合同欺詐、電信詐騙、金融詐騙、假冒偽劣食品葯品、過期疫苗、股市虛假信息、虛假廣告、山寨產品、仿冒知識產權、老鼠倉、上市文件造假、虛假訴訟、逃避債務執行等等不誠信、嚴重失信的問題很多，現象較為普遍。在國家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發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689萬例，限制628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229萬人次乘坐高鐵。依法懲治拒不執行裁判行為，司法拘留1.6萬人，追究刑事責任2167人，讓司法裁判真正成為懲治違法失信的利劍。因此，民法總則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認同。
當然，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則。從私法到公法的擴張誠實信用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也是一項以道德為內核而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范。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也始終處於變動的發展之中，不僅從道德上升為法律，而且從最初僅作為債之履行規則，擴展至私法上一切權利義務履行之規則，從僅僅規制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原則，擴展至調整當事人與整個社會利益的平衡，現在已經延伸到公法領域。我國古代荀子從誠實信用對國家強弱的影響角度，強調了誠實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國帝國法院在一項判決中明確宣稱「誠實信用的原則，對於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內，皆得適用之。」公法學者拉邦德也認為，「誠實信用原則，一如其在私法之領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領域。苟無誠實與善意，立憲制度似難實行。誠實與善意，為行使一切行政權之准則，同時亦為其界限。」

⑤ 日本民法典的背景

在這次對西方法制的繼受中，日本在短短的十年內，制定公布了8部法律或法專典：刑法屬（1880年）、刑事訴訟法（1880年）、（明治）憲法（1889年）、法院組織法（1889年）、行政訴訟法（1890年）、商法（1890年）、民事訴訟法（1890年）和民法（舊民法、1890年）。其中有的簡直就是外國法律的翻譯。例如民事訴訟法幾乎就是那時的德國民事訴訟法的翻譯本。即使是這樣，這種立法的規模和速度也是令人驚異的。一個東方的封建國家，原來什麼近代法律也沒有，在十年內一變而與歐洲的一些先進國家（如法國、德國）「並立」（這一點正是當時日本的先進志士所企求的），當然是非同小可的。而且這些法律中，如明治憲法（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一直施行到二次大戰之後才被迫廢除；民事訴訟法施行了三十餘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這些清形都成為研究日本法制史和比較法學的人們注意的焦點。
在這8部法律中，只有民法很是特別，是上述情形的一個例外，這一點更引人注意。圍繞著民法發生的「法典論爭」，被人們以之與發生在德國的法典論爭相提並論，議論不休。

⑥ 日本民法典的評價

日本移植外國法律的方式，今天看來，有的過於簡單和草率。例如把德國的民事訴訟法幾乎逐條譯過來，在舊民法中也有這樣的情形。但這些都是限於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說過的，江藤新平急於翻譯法國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對此，不應加以苛責。
在繼受（移植）外國法的過程中，發現外國法與本國原有的國情有不合或沖突的地方發生爭論甚至沖突，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日本的「法典論爭」是一個典型例子。問題是如何判斷所謂「國情」，對那種國情應持何種態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可說直到今天）維護固有的「淳風美俗」的說法。究竟什麼是淳風美俗，一夫多妻（蓄妾)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風美俗」，正如中國在清末變法中，女人纏足、男人蓄長辮，三跪九叩首，這些是不是好的風俗習慣，都必須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繼承）長期是激烈斗爭的焦點，絕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積陳重認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優越於「萬國」的所在， 二次大戰後修改民法時，牧野英一（貴族院議員）堅決反對完全廢除家制。 這些例子給人的教訓都是重要的。
不論那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
要敢於接受，善於研究，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日本可以給我們提供不少經驗教訓。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規定了收養制度，拋棄了東方原有的一種收養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訂了一種「特別收養」，實際上是又恢復了東方式的一種收養。又如在民事訴訟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國的證書訴訟與票據訴訟程序，1926年認為這種程序在日本沒有必要，將之刪除；到1964年，又將之恢復。 如果接受時猶豫不決，接受後發現缺點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國法律後，很注意對之進行研究。在繼受法律之後，日本接著就從事理論研究。不僅繼受法律條文，也要繼受法律條文後面的理論。日本學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學界在20世紀對德國法學理論的研究稱為「理論繼受」。只有從理論上繼受了外國法，外國法才能在日本紮下根來，日本又可在理論繼受過程中，發現哪些東西適合於日本對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這樣又可以修改繼受來的法律，使外國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⑦ 日本民法典的特點

資產階級民法的內容和原則主要集中體現在法典的財產部分。法典不僅運用了諸如法律代理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普遍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而且還貫徹了資產階級的立法原則；不過在財產法部分，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色彩。永小作制度又稱永佃制度，是明治民法在財產領域保留封建內容的重要體現。 家族法則大量保留了封建時代的內容。包括：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明確規定了戶主的特權，親屬會議決議對家族事務起決定作用；公開確立夫妻之間的不平等，妻子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規定繼承分為家督繼承和財產繼承；庶子及非婚生子女的應繼份較少。

⑧ 亞洲第一部民法典是日本民法典嗎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都是整個國家。」民法總是充滿平等包容的精神，前所未有地關注著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每一項權利，閃耀著人本主義的法思想。而民法典的出生更是一場法律的成人禮，它彰顯了一個國家光明而寬廣的未來。下面，請跟著仙檢君來學習民法典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誕生簡史以更深刻地理解民法典的重要意義。

世界第一部民法典是公元前1792年古巴比倫王國頒布的《漢謨拉比法典》，對刑事、民事、貿易、婚姻、繼承等制度作出規定。

世界第一部大陸法系民法典是1804年法國頒布的《法國民法典》，又名《法蘭西人的民法典》、《拿破崙法典》。

大陸法系國家第二部民法典是1896年頒布，1900年實施的《德國民法典》。

亞洲第一部民法典是1898年頒布的《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修訂時參考了《德國民法典》。

中國第一部民法典是1931年國民黨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民法典》，修訂時參考了《日本民法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民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於1950年5月1日公布實施。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制定的第一部《婚姻法》，它倡導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權益，是反對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先鋒。

這些法條將女性從封建婚姻制度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推動了中國整體性的社會變遷，並在促進我國民法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民事法律，是我國民事法律發展的起點，也是國家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倡導一夫一妻制、反對封建婚姻的重大立法舉措，為今後中國婚姻法制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於1986年頒布，1987年1月1日實施。

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經濟變革較為激盪的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也經歷了由雛形到壯大再到確立的過程。

市場經濟從逐漸發展到確立、私營經濟法律地位的不斷變化，都需要大量的法律來加以規范、調整和保護。

無論是發展市場經濟保障公民的權利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都離不開民法。

在這種環境下，大量的民事單行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如《合同法》、《外資企業法》、《公司法》、《繼承法》、《保險法》等。

在此基礎上，對於民事立法中一些不宜由單行法分別規定的宏觀基本原則和制度及條款，被整合制定成《民法通則》。

2017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通過，2017年10月1日實施。《民法總則》的頒布讓人們對民法典的成典之日充滿了期待，《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開篇之作，其內容較《民法通則》有一定的修改調整，較之以前有許多進步之處和亮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於2020年5月28日通過，將於2021年1月1日實施。民法典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成果，其頒布實施具有里程牌式的重大意義。

整部法典內容涵蓋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拼圖，它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將對依法維護人民利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產生重要作用，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強保障。

法律是國之重器，而法典則是重中之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必將成為呵護所有人的國之重器，在她慈母般的眼神下，中國人民將生活得更加舒心、自由。

⑨ 日本民法典的介紹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於1890年制定了舊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內容：①總則；②物權；③債權。日本民法典屬於大陸法系，注重結果而忽視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羅馬法，並且是以1800年《法國民法典》和1907年《德國民法典》為主要淵源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

⑩ 日本民法典的結語

一個抄落後的國家（社會）為了擺脫落後狀態，或者趕上先進國家，甚至避免因自己落後而挨打或受人欺凌，必然要「變法圖強」。這種先例，歷史上極多。在變法圖強中，繼受先進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因而接受（移植）外國的法律，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移植外國法律，必然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各種原因（完全被迫的，如被征服，不能算是移植，那完全是征服者強制推行自己的法律到被征服地，如香港）。純粹的「被迫」或純粹的「自覺」都是極少的。不過在有的情形，被迫的成分大一些；有的情形，自覺的成分多一些。日本繼受外國法，可說屬於前者。明治維新時是這樣，二次戰敗後更是這樣。明治年間的那一次，固然是迫於外界的壓力（條約改革的必要），但日本民族為此而下的決心與所作的努力，仍是難得的，艱巨的，是值得贊許與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