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程序歷史
① 司法程序怎麼走
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
1、 起訴，即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立案庭遞交訴狀。
2、 立案審查
符合立案條件，通知當事人7日內交訴訟費，交費後予以立案；不符合立案條件，裁定不予受理。
如果對裁定駁回起訴不服，10日內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受理後，法院5日內將起訴狀副本送達對方當事人，對方當事人15日內進行答辯，通知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可根據當事人申請，做出財產保全裁定，並立即開始執行
3、 排期開庭
提前3日通知當事人開庭時間、地點、承辦人；公開審理的案件提前3日進行公告。
4、開庭審理
宣布開庭，核對當事人身份，宣布合議庭成員，告知當事人權利義務，詢問是否申請迴避
法庭調查：當事人陳述案件事實。
舉證質證：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出示書證、物證 和視聽資料；雙方當事人就證據材料發表意見。
法庭辯論：各方當事人就有爭議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辯駁和論證。
法庭調解：在法庭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協議解決糾紛。
如果達成調解協議，製作調解書，雙方當事人簽收後生效，當事人履行調解書內容或申請執行；未達成調解協議，合議庭合議作出裁決(宣判)。
5、 宣判
同意判決，當事人自動履行裁判文書確定的義務或向我院告訴庭提出執行申請；不同意裁判，需要分情形區分對待：
裁定：送達之日起10日內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判決：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民事訴訟二審程序
1、 立案
當事人不服一審法院判決或裁定，在法定期限內向一審法院或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審查一審法院移送的上訴材料及卷宗，符合條件，予以立案。
證據交換。
上訴的裁定或者判決，又告訴庭審查後直接進行裁決。
2 、開庭（案件事實基本清楚，可以不開庭審理,但必須與雙方當事人進行談話）
提前3日通知當事人開庭時間、地點、承辦人；公開審理的案件提前3日公告；移送審判庭開庭審理。
宣布開庭，核對當事人身份，宣布合議庭成員，告知當事人權利義務，詢問是否申請迴避；
法庭調查：當事人陳述案件事實；
舉證質證：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出示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雙方當事人就證據材料發表意見；
法庭辯論：各方當事人就有爭議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辯駁和論證；
法庭調解：在法庭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協議解決糾紛；
合議庭合議作出裁決；
維持原判，或者改判，或者發回重審。
宣判。
3 、當事人自動履行裁判文書確定的義務或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或者向二審法院告訴庭遞交書面申訴材料，申請再審。
如果達成調解協議，法院應當製作調解書，在雙方當事人簽收後生效。
② 司法程序歷史怎麼理解
司法程序歷史？是說司法程序的歷史嗎？參見中國法制史這本書應該有介紹，有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你可以看看。。
③ 司法權的程序性
司法權的程序性是指司法權的運作是依據程序法律所規定的順序、步驟、程式所開展的表現形態。司法權的程序性是非常明顯的，三大訴訟法即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統地規定的各種訴訟程序，如一審程序、二審程序、執行程序、特別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等等，無不體現出司法權行使的程序性及規范性的特點。為何司法權的行使必須要依程序規則來進行呢？這是由法律的規范性所決定的，既然司法機關及法官所司的對象是法律，那麼，對規范性的法律之適用自然也應依規范性的程序來進行的。程序性也是司法權區別是於行政權、立法權的一大特徵。雖然，立法權在行使過程也有一套步驟、方式，但其程序的嚴格性及系統性程度遠比不上司法權的嚴格性和系統性程度高，況且，立法權也沒有一套程序性法律來確定其運作規則。行政權的程序性程度相對於立法權、司法權的程序性程度來講更低，且更不規范，因為，行政權很多時候是依政策、命令、決策來運作的，機動和靈活性是其突出的特點，因此，其程序性程度遠不及司法權的程序性是顯而易見的。
司法權的程序具有權威性，是指司法權的行使在完成一個或幾個法定程序之後，就對程序參與者各方產生一種法定約束力，非經法定程序的變更或解除，不得改變其效力。司法權程序的權威性是由程序本身所決定的，因為，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規定的，那麼，依法定程序行使的權力自然就會產生法定的權威性。
程序決定司法權權威性的表現為：
（一）程序的正當性。即程序必須依法律規定的順序、期限、主體、條件等來展開，如果違反這些要素則構成程序違法，程序違法則不能產生法定的效果及權威。
（二）程序的獨立性。是指程序的依法運作不應受到非程序性因素的干擾，非因法定原因不得造成程序被任意的拖延、終止、終結或遭人為因素的破壞。程序的獨立性與司法權的獨立性是一致的，司法權的獨立性包含著實體獨立和程序獨立，依法或依獨立程序審理案件所產生的結果不僅符合法律的規定，而且符合司法權運作的特點與規律。
（三）程序的保障性。「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此話道出程序的權威與價值。程序的保障性是指程序對參與各方的權利的保護都是平等的，約束各方的義務也是對等的，各方都享有程序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提供相關證據，反駁對方的觀點，處分自己的權利；各方都平等地接受義務的約束並及時履行義務，尊重對方的權利，等等。只有程序參與人平等地參與程序，平等地受到程序的保障，則他就能夠尊重並接受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因為，「權威來源於確信和承認」，所以，程序的保障性自然也就產生權威性。
（四）程序的終局性。由於程序決定著結果，因此，一旦完成了一個或幾個程序之後，結果就業已確定，不得改變。例如三大訴訟法均規定，案件經一、二審程序所做出的判決，具有終局性。故，不論是一個程序或是幾個程序，都應當完整開展，如果未完成法定的程序，自然也就不能產生法定的結果與效力；同時，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後，程序就具有終局性，這種終局性是不可改變的。這樣，其權威性就由終局性所決定。
④ 中國法制史的「三刺制度」的內容是什麼指定的是那三刺作用是什麼
三刺是——中國古代審判官吏聽獄斷訴的一種方法。首先要說的是這是西周時代的制度。
含義是指——在審判案件時，經詢問群臣、群吏、萬民三方面意見後才能決定處罪犯死刑。
三刺的程序基本上就是——獄官審結案件後，依次徵求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吏胥徒庶人在官者）和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即紳士)的意見，取得贊同後正式定罪、執行刑罰。
其內容包括——（一）陪審員之選定。
方法有三。一是選任群臣充之。（充之就是指擔任這個職位）
二是選任群吏充之。
三是選任萬民充之。
（也就是——賈疏雲所說的：「群臣者士以上」、「群吏者府吏胥徒庶人在官者」、「萬民者民間有德行不仕者」。）
（二）陪審員之召用。
情形有四。一是應科之罪難定時。
二是所范之罪不明時。
三是罪情有可憐時。
四是律條無明文時。
（三）陪審員詢問次序。先群臣，次群吏，後萬民。
（見：賈疏雲「庶民以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尚刺。以上刺可知。」）
(四)陪審員陪審標准。
陪審使命在於：一是定應科之刑。
二是明所犯之罪。
三是斷定宥減赦免等。
（關於宥減赦免標准有三，宥包括了「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關於赦免包括了「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落旄，三赦曰蠢愚。」）
（五）適用陪審的案件。
司刺職曰：「以三刺。斷民訟獄之中。」
所以，三刺之法訟獄皆用。並不限於刑事，民事亦用之。
賈公彥：「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漢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雲:聽民之所刺宥，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
（六）陪審員之席次。
陪審員之坐次，群士在左，群吏在右，眾庶在前。
三刺的作用——首先需要說明一下這個制度的歷史根源。我看過一些學術論文，有的學者認為西周採取的這個「三刺之法」可以說是中國陪審制度的雛形。但其實也不盡然。不可否認，「三刺之法」在古代中國西周時期的司法中確實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其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一、是因為當時處於奴隸制社會的西周由於成文法還沒公布，司法審判還沒有統一的法律依據，因而涉及重大案件不得不集體決定，才能避免冤案。二、奴隸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口很少，分封制使得全國建立起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形成了周王、諸侯、卿大夫、士等級嚴密、世襲的政治統治關系網。親貴合一、家國一體的國家制度根本特徵決定了西周還不能形成專掌司法審判及刑獄訴訟的國家司法官員。三、西周統治者實行「明德慎罰」統治思想也為「三刺之法」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思想根源。但它並非近現代所謂的陪審制度。「三刺之法」可以說只不過是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制度中的一種民主形式，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產物。
以上的這些根源可以說就是這個制度在當時社會的作用，是產生這個制度的社會原因，也可以說就是所解決的社會問題。
當然，關於它的作用，除此之外還在於一些文獻裡面的評述，就向前面說的，三刺是中國古代審判官吏聽獄斷訴的一種方法。
它的作用正如——賈公彥疏：「謂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恐有濫入者；由用三法，故斷民得中。」
還有，《周禮 "秋官 "司刺》上面說的：「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同時，蘇軾的《三法求民情賦》也說：「用三法而下究，求輿情而上通。」
另外，古代的司法制度在之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北魏時候，審判案件開始實行死刑復核制度。可以說，死刑復核制度具有「三刺之法」的影子，不過這僅適用在死刑上，所以說它是一種慎刑制度，三刺制度是明德慎刑思想的影響。
不知道上述是不是說的夠具體了。
⑤ 論清代（刑事）審判訴訟程序
請勿抄襲他人文章
王胡:清朝秋審制度淺析
[摘要]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在法制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可以說是集中國封建社會法律之大成。清朝所處的歷史地位也決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國法制史中的地位。清朝在繼承明朝會審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秋審等會審制度。秋審作為一種會審制度，是由中央官員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同時也是一種死刑復核制度，其與中國自古以來便長期存在的死刑復核制度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是在「慎刑」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秋審最為一種最高級別的死刑復核制度，是對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的繼承發展，也是在「慎刑」思想基礎上，同時又為適應清朝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需要而產生的，是總結了中華法系中歷代精華而形成的最完善、最能反映皇權色彩的死刑復核制度。秋審在清朝被視為國家大典，在當時具有重大社會意義，對清朝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過對秋審基本情況、歷史淵源等方面的介紹，對秋審制度略作評析。
[關鍵詞] 秋審 會審 死刑復核 慎刑
Abstract: As the last empire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Qing dynasty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t i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its leg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joint tria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conc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o determines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f a convicted death sentence after a countercheck.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China.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China was formed by the thought of prudence in punishment, while autumnal adjudgement, which is the top class countercheck procere and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history, was also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udence and served f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also the best summary of Chinese legal heritage and the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imperial power.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regarded as national code in Qing dynasty and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in defending the rule of the empire and cement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untry.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Key words: autumnal adjudgement, joint trial，countercheck of death penalty, prudence in punishment.
清朝是以滿族貴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時期，其法律制度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集大成者。清朝法制史不僅是清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更是全部中國古代法制史的一個總結性篇章。
清朝入關後，為維護其統治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在「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指導下，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體上繼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體現了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證了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續發展；同時又結合自身特點及社會現狀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適合清朝統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統治的特色。清朝歷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遺留下大量豐富的文獻檔案資料，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梳理。
在審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會審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重案會審制度，形成了秋審、朝審、熱審等比較規范的會審制度，其中尤以秋審最為重要，最具代表性。秋審就是每年一度對判處死刑監候的案件進行一次全國范圍的復核，以決定其生死的特別復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主要官員，於每年秋後八月上旬在天安門金水橋旁定期會審和復核各省督撫定擬的死刑監候案件。[1]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種：法官責任制、錄囚復審制、御史監察制、申訴與死刑奏報制、法司會審制。[2]秋審作為進行死刑復核的會審制度，具有對案件復審的功能，且有監察機關都察院參與，融合了以上所列的錄囚復審、御史監察、死刑奏報、法司會審四種制度於一身，是一項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審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審理納入一套嚴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視為國家大典，為清朝歷任帝王所重視，在清朝司法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
一、秋審的基本情況
（一）清朝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及秋審案件的來源
《大清律例•斷獄•有司決囚等第》規定：凡有司於獄囚始而鞫問明白，繼而追勘完備；軍流徒罪，各從府、州、縣決配；致死罪者，在內法司定議，在外聽督撫審錄無冤，依律議擬，斬絞，情罪法司復勘定議，奏聞候有回報，應立決者，委官處決，故延不決者，杖六十。《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各省戶、婚、田土及笞、杖輕罪，由州縣完結，……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審轉，徒罪由督撫匯案咨結。有關人命及流以上，專咨由部匯題。死罪……罪干凌遲、斬、梟者專折具奏，交部速議。殺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題。其餘斬、絞，俱專本具題，分送揭帖於法司科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
清朝對於審判許可權的劃分是有嚴格規定的，下級審判機關將經手案件或不屬於自己有權判決的案件主動詳報上級復審（不問當事人是否上訴），並層層轉報，直到有權做出判決的審級批准後才算終審。這種審判制度，有學者稱之為「逐級復核審轉制」。[3]
對於死刑案件，在地方各省由州縣初審後，逐級報送知府、按察使、督撫復核。地方各級審理死刑案件也只是提出定罪量刑意見，督撫如無異議，即向皇帝奏報，並將副本送於刑部分管司。皇帝在收到督撫的奏報後，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但在清三法司中，部權特重，三法司核議實際上以刑部為主。三法司核議後，奏請皇帝批示，皇帝批准後，死刑判決才生效。至此，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才告結束。
《清史稿•刑法志二》記載：斬、絞同是死刑。……乃於各條內分晰註明，凡律不注監候者，皆立決也；凡例不言立決者，皆監候也。清朝將死刑劃分為「立決」、「監候」兩種。「立決」就是立即執行，決不待時。《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議上立決，命下，釘封飛遞各州縣正印官或佐貳，會同武職行刑。監候則入秋審。《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規定：死刑二，絞、斬。內外死罪人犯，除應決不待時者，余俱監固候秋審、朝審分別情實、緩決、矜、疑，奏請定奪。可見，秋審案件就是死刑監候等待秋審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的案件。各省每年入秋審的案件，按距離京城遠近而截止日期不同。在截止日期以前審結的案件，納入當年秋審，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的案件則等下年秋審。但也有重大案件，雖在截止日期以後審結，仍在當年秋審。
（二）秋審的程序及審理情況
1、秋審前期准備工作
秋審是清朝司法審判中一項重要事務，工作量巨大，刑部設有秋審處，主辦秋審工作。刑部各司，在年初將本司應入秋審案件分類編冊，出具看語，初看時用藍筆勾改，復看時用紫筆勾改。然後送至秋審處坐辦，律例館提調，一一詳加勘酌，墨書粘簽，呈送刑部堂官核閱。同時地方各省督撫在應勘時期，將犯人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官員共同會勘後，定擬具題，於五月上旬以前送至刑部。各省勘擬到齊後，刑部查閱外勘（各省的勘擬），與部擬不一致的，另列一冊。核議時，先由各司核議，提調、坐辦主之，而後呈堂，由尚書、侍郎主持堂議。
秋審案件根據案件性質、情節等具體情況不同分為情實、緩決、矜、疑、留養承祀五類。情實，指案情屬實，罪名恰當，適用法律正確，應予處決的案件，這類案件多為謀殺、枉法贓、強奸等嚴重案件；緩決，指案情屬實，但危害性較小，可留待下次秋審再審，一般可減等處罰，這類案件一般是誤殺、戲殺、擅殺等；矜，指案情屬實，但情節不嚴重，情有可原，可免於處死，一般可減為流刑或徒刑，只適用於統治者認為「情切天倫，一時義激，與尋常狠斗者不同」的案件；疑，指罪名已定，但情節有可疑之處，疑獄不常見，其處理辦法也未見記載；留養承祀，指情況屬實，情節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無人奉養，且本人又是單丁的，可免於處死。
秋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案件分為以上幾類，在各省督撫擬定，刑部核擬後，刑部將原案及法司督撫勘語刊刷招冊，分送九卿、詹事、科道。這就是秋審的前期准備工作
2、會審
在秋審前期准備工作完成後，由刑部確定在八月內某天，在天安門金水橋西，會集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軍機、內閣等官員對各省已定擬區分的案件進行詳審，這就是秋審的會審，也即所謂的「秋讞大典」。屆時，數百名官員列坐參與會審，場面可想有何等壯觀。
會審時，由書吏按省逐一唱名，宣讀罪狀及定擬的節略，如參與會審官員沒有異議，即在原擬上陸續會簽；如有異議，意見相持不下時，持異議之人可自行向皇帝上奏，由刑部回奏聽裁。
會審大典後，由刑部領銜以參加會審全體官員的名義向皇帝奏報，分省逐次辦理，每省案件各分實、緩、矜、留，情實類還另造黃冊隨本進呈。皇帝根據會審情況分別作出批示，刑部在皇帝批示後，按旨處置。入緩決的，誤殺、戲殺、擅殺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竊贓滿貫，三犯竊贓至五十兩以上之犯，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餘的仍監候等待下年秋審處理，多次緩決後可減等處理；入可矜的，減為流刑或徒刑；留養承祀的，枷號兩月，責四十板後釋放；如果案件是斗殺，罰銀二十兩給死者家屬養贍。至此，除情實以外案犯的秋審程序即告結束。
3、勾決
對於情實應決案犯，分為服制、官犯、常犯三大類，由皇帝朱筆勾決。勾決日期由內閣命欽天監選定。勾決之日，刑部進呈黃冊，皇帝著素服升殿，大學士、三法司侍奉左右，皇帝親自或由大學士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名單上予勾或免勾。皇帝通過勾決直接掌握了最高審判權。在勾決之前，遵循古制，照例要向皇帝復奏，清朝復奏由刑科給事中辦理，在刑部將情實案件上奏後，刑科給事中也要向皇帝復奏，最初三復奏，後改為一復奏。屬服制類的，一般以情輕而改監候不予勾決，情實兩次的，大學士會同刑部奏請改緩；屬官犯類的，情節嚴重的，刑部從嚴聲敘，一般無所倖免，予以勾決，情節較輕的則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屬常犯類的，情節嚴重、罪無可赦的，不能免勾，但如有一線可原的，刑部粘簽聲敘，常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緩。
4、執行
情實案犯在皇帝勾決後，在霜降以後冬至以前執行。各省案犯，由刑部各司將勾單、榜示釘封送兵部發驛，文到之日行刑。各省發文的先後順序、到達期限依各省距離京城遠近而不同。行文在冬至以前到達者，照例行刑，如因故在冬至之後或冬至齊齋日期到達，仍牢固監禁，與次年秋審應決人犯一並題明處決，對於遲延的各級官員交部議處，追究責任。
（三）秋審的發展完善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秋審原於明之奏決單，冬至前會審決之。《明史•刑法志二》記載：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復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各省決囚，永樂元年定製，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弘治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可見明朝審理外省死刑案件，是由中央派員在霜降後，到各地審決，在冬至前向皇帝奏明死刑犯人名單，應決者在得旨後處決。
秋審與明朝的奏決單制度有相似之處，是繼承完善奏決單制度而形成的。《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元年，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言：「舊制凡刑獄重犯，自大逆、大盜決不待時外，餘俱監候處決。在京有熱審、朝審之例，每至霜降後方請旨處決。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審之例，未嘗一麗死刑輒棄於市。望照例區別，以昭欽恤。」此有清言秋、朝審之始。此後，秋審在實施過程中逐步發展完善，制度日趨完備，立法不斷嚴密。
秋審初制分為情實、緩決、矜、疑，但疑獄不常見，雍正年間，又加入留養承祀，成為五類。秋審情實人犯，沿用古制，勾決之前仍需三復奏，這樣可以避免草率殺人，但秋審是在短期內集中處理全國的死刑監候案件，時間緊、任務重，情實者皆三復奏，不僅程序繁瑣，而且加重了秋審官員的工作量，乾隆十四年，簡去二復奏，只在勾決前五日復奏一次，這就大大減輕了秋審的工作量。秋審最初並無統一的法律依據，《大清律例》中對於如何定擬分類沒有明確規定，全在於刑部和各省掌握，實行起來難免隨意定擬，出入很大。乾隆二十二年，制定了《比對條款》，刊分各司，頒諸各省，後經修改，刑部侍郎阮葵生匯輯成《秋讞志略》，「以為勘擬之准繩，中外言秋勘者依之」。這就為秋審定擬提供了法律依據，保障了法律適用的統一。乾隆四十七年，又制定了《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為緩決三次以上舊案犯的減等處理提供了依據。秋審在清朝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程序周密、制度嚴格、法律完備的制度
（四）朝審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京師）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評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會審，謂之會小法。獄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屬員赴刑部會審，謂之會大法。如有翻異，發司復審，否則會稿分別題奏。罪干立決，旨下，本司派員監刑。監候則入朝審。朝審本是秋審的原稱，源與明朝，清朝則專指對京師的死刑監候案件的復核審錄。[4]
朝審與秋審在性質上並無不同，朝審中參與會審的機構、官員、審理結果都與秋審相同，只是在程序上略有不同：朝審案件是由刑部初審的，由刑部核議定擬，無須會讞；朝審慣例在秋審前一天舉行，將人犯提解到堂當場審錄，由書吏宣讀罪狀及定擬節略，審後仍押回監牢，不同於秋審中僅憑招冊進行書面審核；在乾隆十四年秋審改為一復奏後，朝審仍保持三復奏；執行時，由刑科給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監視執行。朝審的這些特別規定無非是表明對京師案件特別慎重。
二、秋審的歷史淵源
（一）中國古代死刑復核制度的發展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死刑復核制度，秋審作為一種特殊的會官審錄，是一種最高級別的死刑復核制度，其與中國歷史上的死刑復核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秦漢時期，死刑奏報尚無明確規定，只有疑難案件才須逐級上報復審，直至皇帝。非疑難案件，地方守令即有專殺之權。[5]《漢書•元後傳》記載：漢武帝時，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說明漢代曾對一些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死刑案件進行復核，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死刑案件則不經皇帝復核即可執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縣令對死刑案件仍有審結權，只要經郡守所派督郵案驗後即可執行。[5]地方官吏審判權過大，不利於恤刑原則的貫徹和法律的統一適用。《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記載：（青龍四年，明帝）下詔曰：「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 《魏書•刑罰志》記載：（世祖詔司徒崔浩定律令）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俱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決之。諸州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這樣就將死刑的最後決定權收歸中央，死刑奏報復核制度在此時期逐漸形成。這一制度的出現，一方面可以把生殺予奪大權控制在以皇帝為首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准確地實行鎮壓，避免錯殺濫殺，以緩和階級矛盾，是慎刑思想的體現。這一時期，國家分裂、地方割據、戰亂頻繁，地方守令兼領兵權，中央無法控制，死刑復核制度實際上難以執行，卻為隋唐時期死刑復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過唐初統治者的勵精圖治，封建經濟繁榮發展，封建法制也日趨完備。死刑復核制度也進一步完善，還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這是一種死刑案件在中央有關部門審查已被核准後，在執行前仍需奏報皇帝核准勾決的制度。[7]《隋書•刑法志》記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復，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唐朝進一步完善了死刑復奏制度，並對復奏次數、時間做出規定。《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太宗大怒之下，錯殺大理丞張蘊古，既而悔之）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復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比來決囚，雖三復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復奏，下諸州三復奏。」其五復奏，以決前一日、二日復奏，決日又三復奏。惟犯惡逆者，一復奏而已。這樣死刑案件便有了兩次復核，一次由皇帝核准，一次由皇帝勾決。同時，唐太宗還主張由高官集議死刑案件，以免怨濫，對死刑案犯不能一概而論，有特殊情況可上奏另作處理。《貞觀政要•刑法》記載：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舊唐書•刑法志》《新唐書•刑法志》均為五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如此，庶免怨濫。……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者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急，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這些制度及思想基礎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中國古代行刑制度的發展
死刑復核制度自確立以後，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並不斷發展完善，到清朝則發展成為秋審、朝審專門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的會審制度。而秋審為何稱秋審且固定在秋天進行，也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這是由歷史上傳統的行刑時間決定的。
我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家，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時，重視季節時令，人們一切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都受其制約和影響。具體到司法活動中，行賞施罰也必須順應天時，合乎時令。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則是肅殺蜇藏的季節，人間的司法活動也應與天道相配，順於四時，利用秋天的肅殺之氣強化行刑的嚴肅與震懾力。早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記載。
但秋冬行刑制度化是在封建正統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西漢中期以後，[8]在東漢時又加以明確。《後漢書•章帝紀》記載：（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後漢書•陳寵傳》記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二月陽氣上通，……十三月陽氣已至，……若以此時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異自為它應，不以改律。」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可見歷代帝王在確定大刑之日，要考慮陰陽節氣，唯恐違反時令會給國家帶來不利災害。
此後，歷代王朝都以秋冬作為行刑決獄的傳統時間。《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金史•刑法志》記載：（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並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不待秋後。這里除與前代規定基本相同外，值得注意的是把「秋後」與「決死刑」聯系在一起，這在歷代可能是第一次。[9]由此可見，清朝以前雖沒有正式形成秋審制度，但「決死囚」一般以秋季為主兼有冬季行刑的，清朝秋審制度的「秋」正是在這樣一個數千年的歷史基礎上形成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秋審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演變中，借鑒前朝的司法制度，總結中華法系歷代精華，並依照傳統的行刑時間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死刑復核制度。
有學者認為，秋審與源於漢朝的錄囚制度的性質、任務大體相同，是錄囚制度發展演變的結果。[10]錄囚，是皇帝或上級司法機關或有關官員通過對在押囚犯的復核審錄，監督、檢查下級司法機關或執法人員審理的案件是否合法或有無差錯，以便及時發現冤獄平反改正的一項制度。[11]
《漢書•雋不疑傳》記載：（雋不疑拜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後漢書•百官志》記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偽，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可見錄囚始於西漢，尚限於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視所部獄囚，以平理冤獄為主。皇帝親自錄囚則始於東漢，有時平冤之後，還追究原審官員的責任。《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左降。錄囚對於及早發現冤案，改善司法狀況，穩定社會秩序都有積極作用，故而被後世各朝所沿用，在歷朝均有關於錄囚的記載。
錄囚只是直接詳審囚犯，藉以平反冤語，督辦久系未決的案件，其初衷也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受理案件的范圍廣泛，不僅僅是針對死刑案件，其性質、任務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審判監督程序有相似之處。而秋審作為一種規范化的訴訟程序，主要是針對死刑監候案件進行復核，以決定最終的刑罰。雖不乏理冤的功能，但只是針對個案而言，並不普遍，其最主要任務不在於平凡冤獄，其本質上仍是一種死刑復核制度。僅因為秋審融合了錄囚制度中的復審功能，有一定的理冤功能而認為其淵源於錄囚，未免有失片面。
三、秋審的社會基礎
（一）秋審的思想基礎
死刑是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刑罰，在正常的統治秩序下，國家以死刑懲治對現行制度危害最嚴重的破壞者，向社會顯示國家強大的強制性權力。在歷史上，專制集權國家曾經用極其野蠻的方法，廣泛的實行死刑，這就是中國封建法制嚴刑峻法的傳統。與此同時，中國封建法制還有另外一種傳統，就是所謂的「明德慎罰」和「恤刑」。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和最高准則，同時也成為封建社會法的靈魂。儒家推崇的反對濫殺、主張仁政的慎刑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歷史的發展使統治者選擇了「德主刑輔」的方針，將封建法制的兩種傳統融合在一起，包括秋審在內的歷代死刑復核制度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產生的。而秋審又是其中最完備、最成熟的形式。一方面，清律中從絞斬到凌遲各種死刑仍然時刻保持著國家專制權力的絕對威懾力量；一方面，年復一年舉行的「秋讞大典」又在向人民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
《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帝曾諭刑部：「朝審秋決，系刑獄重典。朕必詳閱招案始末，情形允協，令死者無冤。」自是列朝於秋讞俱勤慎校閱。康熙二十二年，聖袓取罪案逐一親閱，再三詳審，其斷無可恕者，始定情實。因諭曰：「人命事關重大，故召爾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開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閱秋審情實招冊，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當原情，斷不可因前奏難更，遂爾隱默也。」清朝皇帝受慎刑思想影響，以寬仁之心行嚴格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做到凡情有一線可原者即入緩決，至於停勾、減等、免死、留養承祀等也都是「昭朕矜恤至意」。
經過秋讞會審，將一些危害較小的死刑案件免於處死，既不會放縱重大犯罪，又使統治者博得仁政的好名，使清朝皇帝以一種博大、寬宏、仁愛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使天下臣民在他的專制權力下得到庇護。這樣才有了規模隆重的「秋讞大典」，才有皇帝再三批閱招冊，素服勾到的場面。
此外，清朝是滿族貴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滿族貴族集團是清王朝政權的支柱，滿族和八旗軍是清朝統治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和軍事力量，是以一族之力而治中國億萬之眾。這種性質必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體現，故清朝法律制度在繼承明朝，沿襲封建等級制度的同時，為維護滿族居於統治民族的核心地位，在入關後極力堅持「首崇滿洲」的原則，以法律形式確認、保護滿族貴族和旗人的優越地位，規定了滿族不同於其它民族所享有的特權。
北京地區為京師重地，也是旗人及宗室貴族聚集之地，《清史稿•刑法志三》記載：若宗室有犯，宗人府會刑部審理。覺羅，刑部會宗人府審理。死刑，宗人府進黃冊。八旗刑事統歸刑部。這些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監候的要在朝審中經復核審錄以決定最終刑罰。在會審時，要將案犯提解到堂當
⑥ 明朝的司法嚴格到什麼程度
給你舉個例子吧，在明代，一個縣官只有收監的權力，最多再打幾板子，連定罪的權力都沒有。
⑦ 美國的司法制度的歷史及其構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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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抄是英、美法系國家。獨立前，原13個殖民地基本沿襲英國的法律傳統，又根據各自需要自立法令，自成司法體系。獨立後，1787年美國憲法對司法權作了原則性規定，1789年美國國會頒布的《司法條例》規定了聯邦法院的組織、管轄權和訴訟程序，逐步形成了現有的司法制度。美國司法制度的主要特點有：貫徹三權分立的原則，實行司法獨立；法院組織分為聯邦和地方兩大系統；聯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權，等等。
⑧ 程序正義原則的起源與發展
程序正義原則在英國行政法上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堅實的制度基礎和深刻的社會原因。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義理念是該原則得以產生的思想基礎，普通法院的權威地位是該原則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礎，而行政權在近代英國的急劇擴張則構成了該原則得以發展的社會原因。
英國著名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程序公正原則淵源於英國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義理念，是自然正義理念在行政法領域的具體應用與發展。自然正義即「自然的是非觀」，是對公正行使權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被凝練為兩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響之前都要被聽取意見。在古代和中世紀，自然正義被認為是自然法、萬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內容。之所以被稱為「自然」，是在於表明該原則所具有的不因時間的流轉而被拋棄的永恆品質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廢置的普遍屬性。
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之前，行政權在英國還沒有充分發育，自然正義在當時主要是用以規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自然正義原則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終如一的堅持和遵守。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迴法院法官就由於與案件當事人有利益牽連而被取消了審理案件的資格。1723年，劍橋大學所作出的剝奪本特利博士學位的決定被法院撤銷，理由是該決定在作出前未聽取本特利的意見從而違反了自然正義的基本要求。「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引導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通過對自然正義原則的嚴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權在公正的基礎上運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權的濫用。因此贏得了民眾的衷心支持，樹立起了自由之維護者與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進而在英國政治體制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在英國人的心目中，所謂法治無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義之治。這就為自然正義原則向行政領域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同時，自然正義原則在普通法院的嚴格踐行過程中，不僅成為規范司法權運作的基本准則，而且逐步具備了超越所有權力之上的品質，成為奉行法治的基本標志。自然正義原則被認為是「落在每一個裁決者身上的義務」，甚至國王和議會也不例外。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明確規定王權要受到自然正義原則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經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其中的「經國法判決」與自然正義、正當程序系屬同一意義。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議會法律讓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該法律無效，因為這樣的法律觸犯了普通法的權利與理性。也就是說，在17世紀以前，自然正義就已經逐步具備了限制所有類型權力的屬性。這就為該原則超越司法領域向行政領域擴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17世紀，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英國的憲政體制和權力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集中體現為：議會代替國王而獲得了國家的最高權力。之後，隨著現代政黨制度在英國的發育、成熟，國家權力開始向以內閣為代表的行政機關集中。為了靈活應對和處理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行政機關獲得了議會的廣泛授權，其角色開始從消極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轉變，其職能也從傳統的國防、外交、稅收等急劇擴展至教育、衛生、交通等廣泛的領域。面對行政權的急劇擴張，奉自由為生命的英國民眾內心的憂慮也日益加劇。如果對行政權不加以限制，行政機關就有可能演變為現代社會的專制君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將化為烏有。1929年，英國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勛爵所發表的《新專制》一書集中代表了這種社會思潮。在上述社會背景之下，普通法院舉起了自然正義的大旗，意圖以正當程序控制行政權的行使，以維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憲政體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議會和行政機關的聯合抵制。這主要表現為，議會經常通過法律授予行政機關以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排除自然正義原則在行政領域中的應用。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議會在形式上代表著民眾的意志，但實際上是受到以內閣為代表的行政機關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機關的意志。就行政機關而言，當然不願意自己的手腳受到自然正義原則的束縛而希望獲得行使權力的絕對自由。因此就出現了行政機關通過議會法律轉而授予自身不受約束的自由裁量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普通法院如果強行再推行自然正義原則，將與議會法律發生沖突。這在英國是不允許的，因為議會法體現著議會主權，而議會主權則是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標志，是英國憲政的基石。因此，「自然正義不得不謀求新的立足點，並發現它是實施制定法而不是推翻制定法的一個範式。它的基礎現在存在於解釋規則之中」。普通法院認為，法律是正義的體現，制定法律的目的在於推行正義而不是推翻正義。對法律的解釋必須以正義為基本准則，自然正義是作為法律中潛在的、暗示的條款而存在的。即使議會法沒有明確規定自然正義原則，行政機關也必須遵守。相應的，議會法授予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不是絕對的，而是必須受到自然正義原則這一法律的暗示條款所拘束的。通過上述解釋，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維護了議會主權原則，避免了與議會的直接沖突。同時又在實質上將自然正義融入了議會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絕對性，從而成功地將自然正義原則拓展至行政領域，成為控制行政權運作的基本規則。
但是，在歷史上，自然正義原則是用以規范司法權運作的，當該原則擴展適用於行政權這片新的領地時，其歷史局限性也開始顯露。這主要表現為該原則只能適用於司法性質的行為，而無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為。為了克服自然正義原則的歷史局限性從而擴大法院通過行政權進行程序規制的范圍，越來越多的法官開始用「程序正義原則」取代傳統的「自然正義原則」。不過，程序正義原則在核心理念、主要內容、基本制度等方面與自然正義原則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據行政行為的特點對自然正義原則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如果將自然正義原則比喻為一棵老樹，那麼程序正義原則就是這棵老樹發出的新枝。
⑨ 宋朝訴訟審判制度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1、實行鞫讞分司制度
在獄案審判中，宋統治者將審(鞫)與判(讞)分開，審問案情的官員無法斷刑，檢法斷刑的官員也無權過問審訊，使之互相牽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讞分司」。司法審判機構中，多數都分置「鞫司」與「讞司」。如開封府以左、右軍巡院和司錄參軍為鞫司，法軍及知府為讞司。
大理寺則有斷司(即鞫司)與議司(即讞司)之分。州郡則以司理參軍為鞫司，以司法參軍及知州為讞司。審案時，由鞫司負責調查取證認定事實，由讞司負責檢法議刑，各司其職，不許越權。
高宗時曾下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對案件的判決得由長官、副長官共同決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詔「杖罪以下，長吏與通判量罪區分。」
鞫讞分司是宋代法政體制漸趨完善之重要標志，在獄案審判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宋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鞫讞分司」之制，在審判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並立法禁止二司在結案前的商議。
「鞫讞分司」之制不僅使審理與判決之權分離，使之互相牽制和監督，而且還規定法司在檢斷時，有駁正的責任;讞司檢斷時，不得只據鞫司之審理定罪，也不許「傅會牽合，稍有文飾」，必須據法檢斷，力求對鞫司審理之誤予以駁正。
讞司檢斷中如有違戾，由監司按治施行;若審理有誤未予駁正，則要依法治罪。「鞠讞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強對審判中執法官的約束，防止官吏作弊，減少刑獄冤濫。
2、實行錄問與翻異別勘制度
「錄問」，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經過初審後，必須由沒有參加審訊的、依法不合迴避的其他官員再次提審案犯，核實供詞，案犯如無異詞，則可檢法議刑;如有異詞，則須由另一機構重審。
錄問制起源於五代，宋代加以繼承和發展。
宋律規定，縣級機關的錄問，一般由縣令、佐集體進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問無異，方得結解赴州。」州級機關的錄問，嚴禁所部僚屬錄問，而必須於「鄰州選官」錄問。京師地區一般選差御史台官充錄問官，而御史台審理的案件，須由門下省和諫院差官錄問。
錄問是宋代獄案判決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賦予犯人的第一個申訴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到最後行刑前的「過堂」和行刑時，仍然可以稱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稱冤，案件就必須重審，稱「翻異別勘」。
該制度起源於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詔：「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服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獄案的第一次翻異，則由同級機關異司復審，稱「移司別勘」。
宋代在各級司法機關內部都設有並列的審判部門，如大理寺下設左斷刑和右治獄，左斷刑下設左右推，負責鞫勘諸處送下獄案;開封府下設左右廳和左右軍巡院，左右廳協助長官「日視推鞠」。假如「移司別勘」後，犯人再翻異，則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宋代對翻異別勘制有嚴格規定，對那些必須依法別勘而不依法別勘者，則依情節輕重而治罪。
史載：「諸勘鞠公事，妄作緣故，陳乞移推，及州縣未結絕，非冤抑不公，而監司輒移者，各杖八十」。「諸罪人翻異或家屬稱冤，應申提點刑獄司差官別推而輒移屑縣者，徒二年，若無出入減三等」。
3、越訴
中國封建訴訟制度中的訴訟程序，一般是按訴訟管轄和審級自上而下逐級進行的。越級訴訟是訴訟中的特別訴訟程序，歷代封建統治者對越訴都是嚴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時期，統治者卻增立越訴之法，大開越訴之禁，這在中國封建訴訟制度歷史上是一個突出的變化。
即位後，吏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斂，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對趙宋王朝統治形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宋徽宗為了標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橫征暴斂，加強中央集權，始開越訴禁門。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針對州縣官司「輒置櫃坊，收禁罪人，乞取錢物，害及無辜」的情況，御筆行下，凡「官司輒紊常憲，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傷肌膚，害欽恤之政」者，「許赴越訴」。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針對「諸路州軍公吏人，違條顧覓私身發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監司守令坐視漫不省察」的情況，亦許「民戶詣監司越訴」。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現任官私置機杼，「令機戶織造匹帛」，又令尚書省立法嚴行禁止，如有違犯者，「各徒二年，計利贓重者，以自盜論，並許越訴」。
統治者試圖通過百姓的越訴來鉗制官吏的違法行為，達到穩定統治，加強皇權的目的。
(9)司法程序歷史擴展閱讀
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顯著特色。
一、司法機關體系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
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
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⑩ 美國司法程序
美國的司法程序：
簡易程序，簡易判決
在民事訴訟案件中，不經過庭審，能夠迅速有效地處理案件的簡易程序。一般在案件事實非常清楚，沒有爭議，且其中一方根據法律有權得到法庭判決的情況下使用。設置簡易程序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沒有必要的庭審。
初審聽證，證據聽證
由法庭官員主持的一個法律程序，用以判斷犯罪是否已經發生，是否在法庭管轄區域內發生，是否有合理根據相信被告確實犯了罪，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將被告拘禁直至庭審。設置初審聽證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不合理逮捕和拘留的發生。
口供證詞程序
在民事或刑事訴訟庭審之前，通過提問方式獲取原告方、被告方或證人陳述證詞的過程，一般在律師的辦公室進行，由原告或被告方律師提問，被問者回答問題，法庭記錄員、攝像或錄音人員均在場記錄下證詞。口供證詞程序開始之前，作證人一般都要宣誓，法庭記錄員和作證人經常會簽署一份宣誓書，保證口供證詞程序產生的證詞文本與實際情況一致。
美國是英、美法系國家。獨立前，原13個殖民地基本沿襲英國的法律傳統，又根據各自需要自立法令，自成司法體系。獨立後，1787年美國憲法對司法權作了原則性規定，1789年美國國會頒布的《司法條例》規定了聯邦法院的組織、管轄權和訴訟程序，逐步形成了現有的司法制度。
美國司法制度的主要特點有：貫徹三權分立的原則，實行司法獨立；法院組織分為聯邦和地方兩大系統；聯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