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法制

⑴ 中國的法律中有死刑嗎

中國的死抄刑由來以久,從商襲朝開始就有.是對窮凶極惡的罪犯施以最嚴厲的懲罰,以暴力防止其再犯的可能性.當然"窮凶極惡"的定義每個朝代都不同.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正一步步的限制刑法的適用,但廢除的時機並不成熟,因此,只能用最嚴格的程序適用死刑.不過死刑終究是要被廢除的.這是中國法制建設的長遠目標.

⑵ 當代中國是否應該廢除「死刑」制度

廢止死刑似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且世界上過半數的國家廢止了死刑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國是一個死刑適用范圍廣泛的國家，學界對死刑的存廢亦爭論不一。是借鑒外國廢止死刑的經驗趕文明發展之趨進而從刑法典上摒棄死刑，抑或是保持治亂世用重典的立法指導思想繼續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本文擬就死刑在我國存廢的命運作出些許法理探討。

一、 基本權利可以通約嗎？

設想一部廢止死刑的刑法典關於蓄意謀殺罪的懲罰規定是終生監禁，對於一個有理性的人來說，這是不是等於規定他可以選擇以他的自由換取他人的生命？1這里涉及到基本權利的問題，一個是生命權，一個是自由權。從權利配置的角度看，一個社會對權利的配置不盡雷同，哪些權利是基本的，哪些權利是衍生的，亦頗多爭議。單從刑法的角度看，關於基本權利，我們不妨從刑罰是對侵犯基本權利的懲罰性規定反演回來。刑罰的種類隨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國日趨統一：生命刑（死刑），自由刑（監禁），財產刑（罰金及沒收財產）。生命刑剝奪的是人的生命權，自由刑剝奪的是人的自由權，兩者皆屬人身權利；財產刑則剝奪人的財產權利。採用反演方法，和刑罰種類相對應的三種權利應視為刑法認可的基本權利，其他權利皆為派生。

那麼，基本權利可以通約嗎？或者說基本權利可以切換嗎？有兩方面的理由阻卻我們作出肯定的回答。第一，刑罰自身的回答。刑罰的種類相互之間是不可以互換的，從未有刑法明文規定司法當局可以和罪犯或其他相關人達成人身財產互換的協議，若此，必然導致法制的極度敗壞。第二，更為主要的是基本權利的基本程度不同。刑罰種類的不可置換實是三種基本權利基本程度不同的要求，從財產刑場到自由刑到生命刑，反映的是刑罰不同的嚴厲程度，說明從財產權到自由權到生命權，一個比一個更加基本。生命是自由產生的前提，自由是財產產生的前提，這種基本的道理決定了三種基本權利基本程度的差異。既如此，基本權利難以切換。

基本權利不可切換要求不同人之間同一基本權利應該平等。不同人之間同一基本權利趨於平等是法律發展的結果，反映了法律的健全程度，亦是文明發展的結晶。歷史上不同人之間同一基本權利不盡相平等的例子比比皆是。奴隸社會奴隸主對奴隸生命的任意剝奪姑且不論，我國古代刑律規定子殺父，施以死刑，父殺子，則施以監禁或笞杖，就是一例，歐洲中世紀貴族和平民之間亦有類似的關系，最典型的則是君主可以無端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而不受任何懲罰，所有這些反映的是文明落後的不同程度。至當今社會，文明的發展促使公民的權利平等，這種權利平行首先要求不同人之間的同一基本權利應該平等。

如前述，廢止死刑，在一個有理性的人看來，相當於法律承認一個人可以以他的自由換取他人的生命。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同基本權利之間的切換，違背了不同人之間的同一基本權利應該平等的要求，當然也違背了權利平等這一普遍原則。更進一步，廢止死刑，必然導致罪刑不相適應。同一權利平等的原則要求同一基本權利的散失也應是該平等的，這是罪刑相適應的基礎。而且，既然刑罰規定排除危害性行為（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在必要時剝奪危害者的生命為正當，實難看出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待危害行為已經發生後，犧牲者已不可能再行正當防衛的行為時，法律剝奪危害者的生命為不正當，此時若以終生監禁代替死刑，實是一種犧牲犧牲者的做法。

廢止死刑，促使罪刑不相適應，不僅犧牲犧牲者，更主要的是傷害了刑法的公正性。刑法的公正性，或者進而言之，法律的公正性，是以道德中的公正性為基礎。「除非存在道德規則和原則，否則就不會有道德上的錯誤行為，從而也不會有任何正當理由去規定應受懲罰的法律罪行。」2因此，同一基本權利不可切換不僅僅是一項法律原則，更主要地應視為一項道德原則。對這項原則的違背無疑全傷害到人們的道德情感，廢止死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亦是如此。

由基本權利不可通約可以看出，並無任何正當的理由來證明廢止死刑是合理的，換言之，從法理上看，死刑並無廢止的必要。順便澄清兩處可能產生的異議。一、從權利配置的觀點看，權利系由法律創設，是否通約亦可由法律規定。-這是就法律談法律，忽視了道德義務是法律義務的邏輯前提的事實。二、本文採用反演方法，從刑罰的種類推斷三種基本權利，對於主張廢止死刑者，從一些國家廢止死刑的事實出發，可能只會推斷出兩種基本權利。-這一異議與第一點異議有同源之誤。如前述，三種基本權利不可通約主要是一項道德原則，生命權隨生命天然而來，並不為法律是否明文規定所左右，刑罰的三種類應是三種基本權利不可通約的結果，此外反演，只是為了論述之便。

二、 部分國家廢止死刑的現實及國人的報應觀念

死刑廢止論者的主要理由有三：一、廢止死刑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果，且部分國家（主要指部分西方國家）已廢止死刑，未廢止者亦少有適用；二、死刑並無有效威懾力；三、死刑存在的理由是滿足人們的報應觀念，而報應觀念是文明史前時期的遺跡，理當摒棄。3此三方面理由強有力，不過仍的討論的必要。本文將逐一論及。

早期的死刑廢止論者，如貝卡里亞，列舉了多方面的理由來論證廢止死刑。不過，究其根本，是出於一種人道主義精神，貝卡里亞對莫斯科伊利莎白女皇的頌揚，就是極好的說明。4廢止死刑作為一種對於人道主義精神的弘揚，無疑標志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但若相反論之，推斷廢止死刑是文明發展的結果，則頗值懷疑。貝卡里亞處於君主專制時代，專制社會對死刑的濫用幾乎不可避免。如前述，由基本權利不可通約，可以論證並無廢止死刑的必要，但對死刑的濫用，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一個人在侵犯他人的自由或財產時，不得不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反映了法律的殘暴，在專制社會也就是反映了君主的殘暴。為了抑制這種法律的殘暴行為，防止死刑的濫用，從人道主義精神出發，由一個極惡劣的極端走向一個較溫和的極端，主張廢止死刑，有其合情合理之處，但這不是應該廢止死刑的法理證明。

如果非廢止死刑不足以防止死刑的濫用，廢止死刑就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比之法律的殘暴，個人的殘暴畢竟只是一種小惡。部分國家廢止死刑的現實實際上就是出於這種明智的選擇，較之死刑的濫用，這標示了文明的進步，但難以看出是一國內部自身文明孕育的結果。以筆者觀之，保存死刑而不濫用，才是文明的最終所求。前文論述基本權利不可通約，廢止死刑作為權利通約的一種形式，違背了權利平等的原則，這和文明的發展對平等的追求是背馳的。另外，刑罰的三種類和三各種基本權利相對稱，摒棄各種肉刑和非常刑，本是法制發展的結果，在不濫用死刑的情況下，沒有理由證明破壞這種對稱是文明的進一步發展。若以一個單一的指標，經濟發展，來計量文明進步的程度，一些極發達國家保存死刑而慎用的事實，是反證。

賈宇教授在論述廢止死刑所需要的價值觀時，寫道：「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所以社會不能為了懲罰犯罪人而象犯罪人曾經做的那樣再損害一個人的生命。」並認為這才是文明社會所應有的價值觀。5貝卡里亞在論述廢止死刑時，以一種激昂的語言寫道：「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並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樣的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並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6兩者的論證在此是一致的，也一樣地富於人道主義精神，只不過因時代背景不同，古者要激進一些。問題在於，「象犯罪人曾經做的那樣」和「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法律與犯罪人一樣罪孽深重。在濫用死刑的情況下，確系如此，反之，不會有什麼實質上的相同。犯罪需要罪孽，這才是法律懲罰的實質所在。慎用死刑而不廢止，最多說明法律不夠仁慈，但不仁慈並非罪孽。如若不然，像正當防衛可以致人於死命這類刑法規定，只能是一種法律教唆。

和賈宇教授有所不同-賈宇教授認為應該淡化民眾在刑法思想方面的報應觀念，7貝卡里亞雖主張廢止死刑，卻未必如是。貝卡里亞舉例論述道，如果對打死一隻山雞、殺死一個人或偽造一份重要文件同樣判處死刑，道德情感必定遭到破壞，而這種道德情感是無數世紀和鮮血的成果，極難形成。8這種道德情感就是民眾的報應觀念，它是公正的基礎。看來貝卡里亞不想淡化它，相反，還有保持和繼續培養之意。以此論之，要是貝卡里亞處在當今社會，看到廢止死刑同樣有可能破壞這種道德情感而又無死刑濫用之虞時，對廢止死刑也必定難以肯首。

不過，在當今西方社會，人們崇尚法治，倫理觀念日益衰微。究其衰微的原因，按麥金太爾的論述，是道德倫理概念的競相沖突，9法律似不再是道德的主要載體，相反，法律幾乎成為道德本身。法律幾乎成為道德本身，在法治嚴謹的社會，不是不可行。由神法、經由自然法演變而來的西方現代法律，隨著宗教的衰落和法律的健全，法律的道德負荷日漸減少因而日益有替代道德本身的趨勢，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是不可能。不過，橫向比較，歷史地看，西方法律從未像古代中國法律那樣承載過多的道德負荷。在古代中國，僅有刑律，失禮則入刑，刑維護的是道德-禮，而禮是維護整個社會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國的法僅是維護道德的工具，而不是法本身。梁治平先生在對西方的自然法和中國的禮作比較研究時指出，西方人強調實在法的道德依據自然法，表明了他們對法的尊崇，古代中國人對禮的強調，則恰好表現了一種對「法」的輕視，-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裡面，法只具有否定的意義。10由西方法律體系移植而來的中國現代法律，不再是維護禮的工具。但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經過幾千年的積沉，不會在短時間內有多大的改觀，要求法律維護道德體現公正，依然會是民眾強烈的呼聲。在大多數民眾眼裡，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殺人償命」，就是法律，若斷然廢止死刑，殺人不償命，法律又何在！如此傷害民眾的道德情感，姑且不論是否會引起犯罪數量的增減，很可能會讓民眾對法律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減少法律的道德負荷，不必力圖去淡化國人的報應觀念-這沒必要，而且也不可行-只需健全法制即可。健全法制會轉移民眾的信心內容，對公正的期待可以不必再依賴抽象的道德觀念而向實在的法律轉移。前述在西方社會，法律日益有替代道德的趨勢，就是民眾信心內容轉移的結果。不過，在法制健全之前，廢止死刑而導致權利通約，傷害民眾的道德情感從而引發民眾對法律的不信任態度，這和健全之道是相背的。因此，在我國，法制尚待健全，主張廢止死刑就有不切實際之處，死刑是否廢止應是法治社會誕生之後的事。

三、 預防論：功利主義對死刑的考慮應向程序方面轉移

主張廢止死刑的另一個強有力的理由是：死刑並不具有有效威懾力。死刑是否具有效威懾力，爭議頗多，斷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是貿然的。從理論上看，死刑的威懾力實是一種心理強制，促使潛在犯罪人產生畏懼動機。要估量死刑的威懾力（較之廢止死刑而多出的威懾力），勢必考察潛在犯罪人犯罪動機的各種形態，再看由於保存死刑是否增加了額外的畏懼，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實踐中部分國家廢止死刑，謀殺犯罪率並不隨之必然上升，有時還會下降，也不能得出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的肯定或否定的結論。不過不管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都不是死刑存廢的根據。

認為死刑並不具有有效威懾力，進而主張廢止死刑者，是從預防論的觀點看問題。刑罰的嚴厲程度只需以遏制犯罪即可，死刑既無有效威懾力，則可廢止。預防論的觀點本不錯，但若單從此處出發，則必然趨向功利主義。援引貝卡里亞的例子，為了防止打死一隻山雞，對打死山雞的行為叛處死刑是最強烈的遏制方法，威懾力不可謂不高，若真有人打死一隻山雞自覺自己難逃死刑的厄運時，不能否認他很可能去殺人，以求死有所值。這里是死刑的威懾力太高從而促使了謀殺的產生，死刑至少在此應該廢棄，而向重罪偏移。但對於有些重罪，不管是否適用死刑，潛在犯罪人依然會實施犯罪，死刑的威懾力似又不夠，在此亦可廢棄，而向輕罪偏移。那麼到底是死刑應該向重罪還是向輕罪偏移？-最終這只是一種功利選擇而已。威懾力的高或低都不是決定死刑存廢的根據。

和威懾力相伴的另一種預防論是矯正論，它著手於特殊預防，專門針對犯罪人本人。矯正論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行，頗讓人質疑。對於大多數過失犯罪的犯罪人來說，內心的愧疚就足以使他免於再次犯罪。而對於象菲利所說的天生犯罪人，任何矯正措施都未必有效。其他犯罪人亦然。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這些根源不消除，難保它們不會對重返社會的犯罪人發生作用。若僅以功利主義觀之，對任何犯罪人都實施絕對消除是簡潔實用的辦法。主張矯正論的菲利在後半生對法西斯主義持一種贊同的態度，讓人匪夷所思。那麼，又是什麼在阻卻對任何犯罪人都實施絕對消除這一罪刑不相適應的行為？顯然是人們的公正觀念。功利主義態度不可能把公正觀念作為計量對象，從而計算其破壞與否對犯罪率的影響。一種道德體系的內在價值是不可計量的。

從追求刑法的社會效果的角度看，預防論應該考慮的是刑罰資源的有效配置，把犯罪遏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限度內（徹底消除犯罪不是刑罰能夠做到的）。廢止死刑並不能表明是對刑罰資源的有效配置，特別是當廢止死刑，導致基本權利通約，從而傷害人們的公正觀念時。反過來看，把犯罪遏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限度內，其實質就是在維護民眾的信心內容，讓人們相信雖然犯罪並沒有消除，但公正不是正在起作用么！如果超出這個限度，人們首先想到的絕不是去計算犯罪的增加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而是嘆息社會道德的敗壞。

預防論追求刑罰的社會效果，無可非議。這種追求的過程，必然產生功利主義計算，功利主義計算本也可以不必遭到非議，只要它能夠算得清楚。問題就在這里，一旦功利主義計算算不清，一種功利主義態度就可以促使一個政府採取任何偏頗的行為，刑法就有可能成為受功利指揮棒指揮的工具。如前述，功利主義不可能把公正作為計算對象，而且功利主義計算應以把犯罪遏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限度內作為目標，那麼，公正的觀念較之功利主義計算，就應當先行。陳興良教授在論述刑法的公正時也指出，刑罰的分配，總的說來，應當以按勞分配（報應論）為主，按需分配（預防論）為輔。11陳興良教授的按勞分配，其實質是罪刑相適應。前已論述，廢止死刑會破壞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因此，死刑的保存適用也應是按勞分配的結果。以預防論的觀點，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廢止死刑的結論。既然按勞分配是主要，按需分配是輔助的，以預防論觀死刑問題，就不應該是死刑存廢的問題，而是如何適用死刑的問題。

在君主專制社會，不廢止死刑往往不足以防止死刑的濫用，廢止死刑的呼聲因而很高。民主社會濫用死刑的現象少有鮮聞，呼聲相對低了許多，反而，在一些國家要求恢復死刑的呼聲倒有所增長。僅在名義上保留對叛國罪和海盜罪適用死刑的英國，近些年其國民要求恢復死刑的呼聲日高，就是一例。12究以上現象的原因，在於刑事訴訟程序的健全程度。專制社會刑訴程序極不健全，君主可以隨心所欲地殺人就是典型。民主的過程同時也是法制完善的過程，當然也是刑訴程序走向健全的過程。在法治社會，由於受到嚴格程序的限制，濫殺是不可能的，廢止死刑的呼聲自然低些。按前文所述，在保留死刑而不濫用的情況下，文明對於權利平等的追求要求給予重大犯罪人以應有所得，出現恢復死刑的呼聲當屬情理之中。

前已論述，基本權利不可通約。按此原則，死刑既有保存的必要，同時死刑的適用亦極為謹慎。否則，就會出現法律強制性地以犯罪人的生命切換受害人有自由或財產。因此，死刑的適用應僅限於剝奪他人生命的罪大惡極的犯罪人。賈宇教授指出，對死刑只能採取謙抑而非擴張的態度，13確是十分中肯的，雖然賈宇教授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筆者則以為應該自覺為之。

從訴訟上看，犯罪人是否有罪，只是一種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越接近一越好。理由有三：第一、在審判制度中，陪審團定罪，法官量刑，陪審團定罪採用的是多數表決制，這表明定罪是一個概率事件。第二、法律在證據制度方面的規定未必恰好切合每一個犯罪人的犯罪特點，且證據制度的嚴格程度易受實際需要的影響。第三、即便證據制度十分完善，但在適用的過程中，不能排除自由心證的主觀影響。既如此-犯罪人是否有罪屬於一種可能性，同時，又因存在量刑對罪刑相適應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偏差，死刑的適用就應該殊為謹慎。生命權一旦遭到剝奪，無可挽回，這和其他權利被誤奪時這可以進行救濟是截然不同的。

因人道主義之故，從預防論的角度出發主張廢止死刑者，真正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完善刑訴程序，防止濫殺和誤殺。至於死刑的存在本身是否人道貌，不應該有什麼過多的歧議，因為只需要人道地執行死刑就行了。或許有一天，死刑終將失去存在的根據，但那不是民眾關於公正的觀念被淡化之時，而是民眾素質普遍提高，社會上縱有犯罪，但罪孽還沒有深重到需要賠進自己的生命去補償時，此時死刑因無從適用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⑶ 死刑屬於危害社會，國家為什麼不禁止死刑

死刑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對社會危害大，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嫌疑人實施制裁刑律，對於震懾犯罪，尤其是性質惡劣的犯罪更有震懾力，對社會穩定起到了很大作用，不是危害社會，是穩定社會的重要手段，根據我國國情，和人大及法制專家共議，暫不取消死刑。

⑷ 死刑的基本介紹

懲罰性：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剝奪一個犯人生命的刑罰。
威懾性：威懾和教育有犯罪企圖者。
安撫性：安撫受害者遺族。
針對性：現代的死刑一般針對罪大惡極、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安全的犯罪分子。
維護性：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底限等。
殘酷性：最古老也是最嚴厲的刑罰。
階級性：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死刑，依據法律相關規定，是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剝奪一個犯人生命的刑罰，是最古老也是最嚴厲的刑罰。
死刑對罪大惡極、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處決，在嚴懲犯罪者、威懾和教育有犯罪企圖者，安撫受害者遺族、保護公民的各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底限等方面，擁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顯著。在各類處於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作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將像法庭、監獄、警察等國家機器一樣，擁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
適用死刑的罪名（不同國家以其具體規定為准）：蓄意殺人、叛國、嚴重的故意傷害、強奸、暴力搶劫、劫持、綁架、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情節極其嚴重的各類普通刑事犯罪、數額巨大的貪污受賄等。
在中國，死刑分為死刑並緩期2年執行（死緩）與死刑並立即執行兩種死刑判決。 基於人道主義，不適用死刑的人群有：實施犯罪時未成年的人（中國為18周歲）、審判時懷孕的女子、符合其他相關條件的人等。
中國法律規定，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審判的時候年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中國刑法既規定了「死刑」（實際指死刑立即執行）又規定了死緩，哪些情況應該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哪些情況應該是用死緩呢?
審判機關在審判實踐中一般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1、是否存在「疑罪」的情況。
2、被告人是否有自首或立功情節。
3、是否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或不起主要作用的。這也主要考慮其主觀惡意不大。
4、行為人的危險性。如行為人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並且對周圍人的危險性特別大，則不宜適用死緩。
5、受害人及其他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事情的起因是由於被害人引起的，那麼也應當適當考慮死緩。
6、是否可能是「活證據」。比如行為人是一個特大犯罪集團的知情人，如把他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可能使這個特大的犯罪集團的線索就此中斷，因此可適當考慮死緩，不失為上策。 死刑造成的最大問題在於完全無法補救司法造成的錯誤（司法出錯的機率不低）。另外死刑的執行也可能銷毀重要人證；例如在美國有強暴犯因DNA測試而在21年後平反的例子、澳大利亞也有在處死後18年發現是冤死的例子。
死刑犯在作案時往往有獲利或是報復的意圖，從客觀上講，這是由於社會因素。所以社會應對死刑犯承擔一定的責任。處決死刑犯對於其家屬來說仍然是十分痛苦的，尤其對於其未成年的子女造成的傷害尤為巨大，一方面他們承擔失去親人的痛苦，另一方面還背負社會仇視，甚至在未來工作中也無法正常履職。因此，社會必須保障他們不受歧視、不受侮辱、平等對待。因此判處死刑應極為慎重，一方面須張揚社會正義，一方面也應盡最大努力本著治病救人的原則，除主觀責任佔主導的故意殺人外，能輕判的盡量輕判。
早在文明開始之初便有死刑，但至今過半國家都已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廢除死刑。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75個國家，發達國家中有美國、日本和新加坡仍然保留死刑。到2015年，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例外）都廢除了死刑，一方面是基於這些國家的宗教背景，根據《舊約聖經·創世紀》，人類多次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均獲得上帝特赦，盼望人可以回心轉意，因此人類不可以僭越造物的天父主持生死的權柄，以報答神賜予人類認罪改過的機會；另一方面是基於民主制度、法制建設、人道主義的發展。
被判死刑犯人通稱為「死囚」或「死刑犯」。通常死囚在行刑之前，都會被送往一個特定的牢房作單獨囚禁。一方面，司法機關需要為死刑判決確認，以及為行刑作準備工夫；另一方面，可以讓死囚有一個最後的申訴機會。

⑸ 中國廢除死刑的局限性

法律分析：第一、從死 刑自身特點看，死 刑的保留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作為最嚴酷的死 刑是對犯罪最嚴重的制裁手段，因此可以平息民憤，滿足人們對罪大惡極罪犯的強烈報復慾望，死 刑的這種安撫作用，是其他任何刑罰所無法取代的。其次，生命在中國民眾的心中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死 刑剝奪生命因而最具有威懾力，而廢除死 刑在一定程度上是刑法威懾力的喪失，刑法所具有的預防犯罪的功能就會被極大地削弱。最後，死 刑具有公正性。死 刑是最原始的刑罰方法，它的產生本身就是對公正要求的結果。死 刑的執行是對被害人生命的的尊重和情感彌補。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個人的生命權受到保護的前提是尊重並且不非法剝奪別人的生命權，否則就要忍受生命刑。這種公正性是對生命和人權最好的尊重。

第二、從我國當代的國情看，死 刑也不應該被廢除。

當前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長期性，階級矛盾突出，貧富差距大，教育水平低，國民素質普遍不高，而在當前，我國尚沒有能力解決以上問題，而死 刑作為對人類最有威懾力的刑罰手段因而被統治階級編入法律，穩固自身的統治，這樣的情況下廢除死 刑不符合我國的法制進程，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十三條 主刑的種類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無期徒刑;

(五)死刑。

⑹ 為什麼死刑犯不能立即執行死刑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會看一些法制節目，但看到一些犯下滔天大罪的死刑犯的時候，大家都希望能夠將這些罪無可赦的死刑犯立即執行死刑，但在實際情況中卻不是這樣的。一般情況下，死刑犯都是無法立即執行死刑的，有判為死緩的，即使立即執行死刑，也需要經過一些程序，當然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可以立即執行死刑，小編帶大家一起來看一看吧。

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有一些立即執行死刑的特殊情況的，這是警察在緊急情況下實施的一種行為。例如警察在出警的過程中，遇到某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會傷害到其他人的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到公共安全，並且通過勸解依然不聽的情況下，那麼警察為了維護他人生命和社會公共安全就可以對於此人執行死刑。

⑺ 注射死刑，對法制中國意味著什麼

一個多世紀來，法學界對死刑的存廢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許多國家廢除了死刑，但也有些國家廢除死刑一段時間後又恢復了死刑，但死刑執行方式朝著更人道更無痛苦化的方向發展，卻是一種必然。 但是，目前中國老百姓卻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一次閑談中，一位老年人憤憤不平地說：這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不是殺人就是放火，個個死有餘辜，對他們仁慈，就是對被害者和家屬的不公。 有這種想法的人並不是個別。在我的隨機調查中，上年紀的人反對注射死刑的多，而年輕人則大多無所謂，同意者認為：死刑已是極刑，何必變著法子折騰人呢? 事實上，據犯罪心理學的一份研究報告證明：死刑對於惡性案件的發生並沒有太大的阻遏作用，因為絕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在作案時根本不考慮有沒有死刑，單純地依賴刑罰特別是象死刑這樣剝奪生命的重刑來解決犯罪問題是不可能的。 同樣地，把死刑的實施方式設計得非常恐怖並不能達到威懾犯罪的目的，因為只有與人民對立的法律，才會在恐嚇人民上打主意，如封建時代的法律。 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將死刑設計得千奇百怪且殘忍恐怖，甚至十分考究。比如寸磔，也就是俗稱的千刀萬剮，如何割，一天割幾刀，分幾天割完，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受刑人提前死亡，那就是劊子手學藝不精。 封建統治者倍放死亡的恐怖和痛苦目的是為了嚇唬百姓，因為這樣的行刑方式，主要針對"謀反"或"謀大逆"等反抗封建秩序的罪名中。但實踐證明，刑罰苛厲的朝代往往很快地被淹沒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 注射死刑，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 作為繼美國之後全世界第二個實施注射死刑的國家，中國在死刑執行方式上的嘗試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我們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也面臨著許多實際的問題。 首先，注射死刑面臨著一個規范的問題，如採用何種葯物，行刑室如何設置等細化的問題。但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槍決死刑和注射死刑並用的階段，我們該如何確認什麼人該採用槍決行刑，什麼人該採用注射行刑呢? 目前，採用何種行刑方式主要還是由法院決定，犯罪分子並無權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