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指數

㈠ 中國各大城市排名

2005年央視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

1、上海
2、北京
3、深圳
4、廣州
5、天津
6、杭州
7、南京
8、武漢
9、成都
10、沈陽
11、大連
12、長沙
13、濟南
14、青島
15、蘇州
16、福州
17、無錫
18、哈爾濱
19、寧波
20、重慶
21、大慶
22、廈門
23、西安
24、長春
25、珠海
26、鄭州
27、海口
28、昆明
29、太原
30、石家莊
31、溫州
32、合肥
33、烏魯木齊
34、南寧
35、南通
36、合肥
37、蘭州
38、呼和浩特
39、貴陽
40、煙台
41、秦皇島
42、包頭
43、唐山
44、銀川
45、汕頭
46、連雲港
47、威海
48、西寧
49、湛江
50、北海
同時還發布了綜合實力排名，前15分別是：
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漢、南京、成都、沈陽，重慶，大連，長沙，濟南，青島

中國城市最新排名

2004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在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中，如果按照200個城市的比較數據計算，居於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杭州、天津、寧波、南京、溫州，最後10位依次是晉城、宿州、鐵嶺、巢湖、宣城、漢中、保山、亳州、延安、池州。毫無疑問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城市多
位於三大都市圈內。東部沿海某些省份的一批地級市競爭力較強，提升也較快。

在本次研究中，綜合競爭力指標由人才本體競爭力、企業本體競爭力、生活環境競爭力、商務環境競爭力4大類指標綜合而成，按50個城市比較數據計算，各分項指標的排名狀況依次如下。

人才本體競爭力

在人才本體競爭力排名中，列前10位的分別是北京、深圳、廣州、上海、蘇州、廈門、溫州、鎮江、常州、佛山，最後10位依次是蕪湖、鄭州、呼和浩特、威海、南昌、天津、福州、石家莊、秦皇島、徐州。總體上看，人才本體競爭力比較好的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小城市相對較弱，同時一些中小城市如溫州、鎮江、常州、佛山等擠入全國人才本體競爭力前10名中，說明隨著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加大了對人才體系的建立，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條件。

人才本體競爭力指標由健康水平指數、知識水平指數、技術水平指數、能力水平指數、價值取向指數、創業精神指數、創新意識指數、交往操守指數8個指標綜合而成。這八類指標的基本排名狀況如下：

①健康水平指數排名。健康水平指數由人口平均壽命 、嬰兒死亡率、 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例三個指標組成。列前10位的分別為深圳、珠海、北京、哈爾濱、秦皇島、青島、威海、石家莊、廣州、上海－南寧（並列），最後10名依次是：蕪湖、溫州、烏魯木齊、長沙、合肥、南昌、成都、泉州、重慶、台州。

②知識水平指數排名。知識水平指數由成人識字識字率、大專以上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重、 知識水平綜合指數三項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蘇州、鎮江、深圳、南京、廈門、南通、哈爾濱－西安、無錫－合肥，最後10位分別是：溫州－台州、中山、南寧、天津、呼和浩特、徐州、重慶、惠州、泉州、東莞。

③技術水平指數排名。技術水平指數由專業技術人員指數、企業家創業人員指數、技術水平綜合指數三項指數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深圳、蘇州、廣州、寧波、溫州、台州、沈陽、無錫、上海，後10名的是呼和浩特、重慶、西安、石家莊、濟南、南寧、天津、武漢、秦皇島、徐州。

④能力水平指數排名。能力水平指數由學習與創新能力指數 、組織與交往能力指數、開拓和適應能力指數三項組成。排序前10名的分別是：深圳、北京、廣州、溫州、常州、上海、蘇州、廈門、台州、惠州、佛山，後10名是煙台、大連、威海、濟南、南昌、天津、徐州、石家莊、福州、秦皇島。

⑤價值取向指數排名。價值取向指數由重商意識、賺錢慾望、消費傾向組成，排名前10位的分別是：廣州、深圳、北京、廈門、溫州、鎮江、上海、蘇州、寧波、東莞，後10位的是：大連－威海、天津、蕪湖、徐州、沈陽、福州、秦皇島、石家莊、鄭州。

⑥創業精神指數排名。創業精神指數由辛勞精神、闖盪意識、競爭心理三項組成，排前10名的是：溫州、深圳、北京、泉州、重慶、台州、鎮江、中山、惠州、佛山－哈爾濱，後10位的分別是：廈門－長春、天津、福州、秦皇島、成都、大連、沈陽、南京、石家莊。

⑦創新意識指數排名。創新意識指數由求新意識、平等觀念、兼容心理這三個方面來表現，排前10名的分別是：深圳、上海、重慶、溫州、廣州、佛山、珠海、西安、惠州、金華－廈門，後10名的分別是：合肥－南寧、烏魯木齊、鎮江、徐州、常州、濟南、福州、石家莊、紹興、沈陽。

⑧交往操守指數排名。交往操守指數由誠信意識、法制觀念、協作精神三項組成，位列前10名的分別為：北京、南京、廣州、天津、哈爾濱、廈門－南昌、佛山、蘇州、鎮江，後10位的是：蕪湖、烏魯木齊、重慶、福州、溫州、徐州、合肥、泉州、鄭州、石家莊。

企業本體競爭力

在企業本體競爭力中，排名前10位的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蘇州、廣州、南京、天津、東莞、中山、惠州，後10名是：烏魯木齊、嘉興、金華、泉州、台州、呼和浩特、秦皇島、蕪湖、徐州、鎮江。

企業本體競爭力指標由企業文化、治理結構、組織管理、戰略控制、研發設計、生產過程、營銷服務、競爭優勢8項組成，這八項指標的排名狀況基本如下：

①企業文化指數排名。企業文化指數由企業家慾望、僱主的作風、員工的精神三項指標組成，其中企業文化精神較強的前10位的城市：煙台、石家莊、紹興－溫州、深圳－廣州－中山－惠州－杭州－淄博，後10位的城市分別為嘉興、大連－成都－濟南－泉州－鎮江、長春、武漢、徐州、北京。

②治理結構指數排名。治理結構指數由公司董事會效力、委託代理有效性、經濟利益激勵三個指標組成，位列前10名的城市為：石家莊、溫州、廣州、杭州、威海、煙台－紹興－金華、天津、哈爾濱－南通－西安，後10位的城市分別為：南寧－佛山－北京、無錫、呼和浩特、沈陽、上海、徐州、長春、鎮江。

③組織管理指數排名。組織管理指數由企業管理普遍性、企業管理標准化、管理人員的經驗三項組成，前10位的是：溫州－廣州、紹興、南通－南京－上海、威海－南昌、西安－中山，後10名是：無錫－沈陽－長春、成都－烏魯木齊、徐州、常州－秦皇島、鎮江、武漢、鄭州－濟南。

④戰略控制指數排名。戰略控制由企業決策的規范性、企業規劃的慎密性、企業定位的准確性三方面組成，前10位的是：廣州、溫州－南通－金華－天津、南京－上海－威海－南昌－佛山－深圳－南寧，後10名是：廈門－無錫－徐州－常州―秦皇島－鄭州－濟南、重慶－長春－烏魯木齊、沈陽－武漢、鎮江、成都。

⑤研發設計指數排名。研發設計由企業自主創新設計能力、企業模仿創新設計能力、企業綜合研發狀況三項指標組成，位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漢、西安、廣州、沈陽、重慶、鄭州、長春，後10位的是：佛山、嘉興、金華－泉州－秦皇島、蕪湖－惠州－鎮江、東莞、威海。

⑥生產過程指數排名。生產過程由高新產品生產、生產方法復雜性、產品生產質量三個指標組成，排名在前10位的是：北京、上海、西安、廣州、重慶、天津、武漢、沈陽、哈爾濱、南京，後10名的城市為：呼和浩特－東莞、煙台－嘉興－秦皇島、中山－蕪湖、徐州、台州、鎮江。

⑦營銷服務指數排名。營銷服務由產品品牌狀況、產品營銷深度、顧客滿意度三個指標組成，排名前10位的是：廣州、溫州、天津、杭州－青島、福州、紹興－深圳、中山、嘉興－台州－西安－珠海，後10位的是：濟南、長沙、東莞－呼和浩特、武漢、沈陽－徐州、鎮江、北京、成都。

⑧競爭優勢指數排名。競爭優勢由產品國際競爭力、競爭優勢的實質、高技術產品出口三個指標組成，排前10位的是：深圳、上海、蘇州、南京、廣州、北京、東莞、天津、中山、惠州，後10位的是：南昌－泉州、金華－武漢、鎮江、秦皇島、南寧、烏魯木齊、徐州、蕪湖、呼和浩特。

生活環境競爭力

生活環境競爭力主要由經濟吸引力和社會凝聚力加以體現，分別由私人消費和服務、基礎設施質量、衛生教育基礎設施質量、城市自然環境、就業機會、司法環境、制度環境、文化氛圍、政府服務九個指標組成，生活環境競爭力最強的10個城市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東莞、南京、佛山、天津、蘇州、杭州，後10名城市為：鎮江、威海、煙台－呼和浩特、徐州、金華、長春、淄博、嘉興、蕪湖。總體來看，特大、大城市及風景宜人的城市生活環境競爭力較強。其中分指標具體排名情況如下：

①私人消費和服務指數排名。私人消費和服務由住房及價格、社區服務質量、私人消費質量三項指標組成，前10位的城市是：深圳、廈門、廣州、北京、東莞、佛山、惠州、大連、珠海、溫州，後10名是：蕪湖－泉州、淄博、金華、煙台－鎮江、西安、長春－天津、石家莊。

②基礎設施質量指數排名。基礎設施質量由水電煤氣設施指數、通訊設施指數、交通設施指數三項指標組成，前10名是：深圳、廣州、上海、珠海、惠州、北京、南昌、無錫、石家莊、蘇州，後10名分別為：武漢－呼和浩特－嘉興、泉州、南通、徐州、金華、西安、溫州、重慶。

③衛生教育基礎設施質量指數排名，衛生教育基礎設施質量由衛生保健質量、公共教育質量文、化娛樂質量三項指標組成，前10名的為上海、北京、南京、佛山、深圳、重慶、烏魯木齊、濟南、東莞、武漢，後10位為：鎮江、呼和浩特、珠海、淄博、長春、寧波、威海、煙台、嘉興、蕪湖。

④城市自然環境指數排名。城市自然環境由城市環境質量指數、城市環境舒適度指數、城市環境優美度指數、城市風景優美度指數四個指標組成，前10名的城市是：北京、深圳、廣州、上海、南京、大連、杭州、青島、珠海、天津，後10名為：蕪湖、溫州、南昌、惠州、中山、石家莊、常州、金華、台州、南通。

⑤就業機會指數排名。就業機會由收入水平及增長預期、個人發展機會及預期、城市發展及增長預期三項指標組成，機會最大的前10位城市分別為：北京、深圳、廣州、東莞、天津、蘇州、廈門、佛山、惠州、南通，較弱的後10位的城市：武漢－合肥、成都、哈爾濱、石家莊、長春、淄博、鄭州、沈陽、福州、呼和浩特。

⑥司法環境指數排名。司法環境由司法體系保證履約狀況、社會穩定性及預期、社會治安狀況三項指標組成，北京、南京、廈門、鎮江、佛山、南通、煙台、廣州、蘇州、上海為司法環境最好的前10位城市，後10名分別是：溫州、徐州、呼和浩特、泉州、沈陽、東莞、石家莊、福州、淄博、長春。

⑦制度環境指數排名，制度環境由外地人的平等與機會、婦女的平等與機會、市民就業、遷徙的自由度三項指標組成，制度環境建設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北京、鎮江－東莞、廣州、深圳、溫州、南京－廈門、惠州、珠海，而後10名城市是：合肥－重慶、大連－天津－石家莊、南昌－福州、呼和浩特、徐州、長春、沈陽。

⑧文化氛圍指數排名。文化氛圍由文化鄉土性、文化國際性、文化多樣性三項指標組成，其中氛圍最濃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上海、北京、東莞、廈門、廣州、珠海、蘇州、中山－杭州，後10名是：秦皇島、合肥、淄博、南昌、鎮江、蕪湖－長沙、石家莊、鄭州、徐州。

⑨政府服務指數排名。政府服務主要從官僚主義程度、各種侵權行為的發生率、市民對政府滿意程度三個方面來考察，指數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廈門－蘇州、廣州、南通、北京、青島、佛山－金華、寧波、西安，後10名是：鄭州、深圳、台州、沈陽－烏魯木齊、泉州、長春、徐州、石家莊、福州。

商務環境競爭力

商務環境競爭力分為硬環境競爭力和軟環境競爭力兩個方面，在硬環境競爭力中主要通過要素資源環境、產業關聯、區位及當地需求、基礎設施四大因素來體現，而法制與文化環境、市場競爭與開放環境、政府管理服務、政府營銷戰略則是商務軟環境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在商務環境競爭力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武漢、南京、杭州、重慶、沈陽，後10名的是：威海、徐州、呼和浩特、台州、紹興、蕪湖、嘉興、鎮江、淄博、金華。大城市的商務環境競爭力總體強於中小城市。

⒈要素資源環境競爭力

在商務硬環境中，要素資源環境是城市競爭力提升的基礎，主要由人才要素、資本要素、科學技術、自然資源要素、生產要素成本構築而成，對商務環境支撐較強的前10位要素資源環境競爭力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武漢、南京、杭州、沈陽、西安、重慶，而在這50個城市中，後10名是：徐州－常州、台州、蕪湖、紹興、廈門、惠州、泉州、金華、鎮江，雖然一些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中小城市自然資源等「先天」優勢較強，但由於其他要素發育不充分，構成了要素資源環境競爭力的「瓶頸」。其基本要素排名狀況如下：

①人才要素指數排名。上海、北京、廣州、武漢、天津、西安、南京、杭州、福州、濟南－大連排名在前10位，其人才獲得的便利性、專業技術人員及人才培訓和引進等優勢較強，排名後10位的城市為：台州、溫州、深圳、泉州、徐州、常州、鎮江、惠州、東莞、廈門，雖然一些中小城市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經濟地位提升較高，但人才儲備及人才體系建立遠未跟上經濟發展的速度，長遠來看，是城市競爭力提升最大的障礙之一。

②資本要素指數排名。資本要素主要由金融機構存款數、資金獲得的便利性、融資體系的健全性三個指標組成，排名前10位的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佛山、天津、武漢、沈陽、杭州、東莞，後10名的是：呼和浩特、紹興－秦皇島、泉州、惠州、威海、嘉興、金華－蕪湖、鎮江，很明顯，一些東部沿海城市由於改革開放進程較早，市場發育程度較高，其資本要素競爭力遠遠強於內陸中小城市。

③科學技術環境指數排名。科學技術競爭力較強的前10位城市為：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武漢、南京、杭州、濟南、西安、重慶，後10名是：東莞－無錫、淄博、金華、徐州、泉州、佛山－中山、惠州、鎮江。

④自然資源要素指數排名。自然資源要素由土地稀缺程度、獲得土地的難易程度，供水豐富程度三個指標組成，其中條件最好的10個城市分別為：台州、寧波、南寧、南通、蕪湖、佛山、南昌、紹興、常州、杭州、溫州，而較差的後10名為：北京、沈陽、成都、南京、上海、鎮江、福州、哈爾濱、青島、徐州。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產業集聚的不斷增加，在沿海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地區自然資源要素的壓力逐漸加大，而一些中小城市其優勢日益凸顯，在客觀上為加快城市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條件。

⑤生產要素成本指數排名。生產要素成本由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實際利率三項組成，其成本最優的前10位城市為：惠州、蕪湖、重慶、淄博、威海、哈爾濱、南通、沈陽、南昌、烏魯木齊，而成本較高的後10位城市為：蘇州、杭州、嘉興－珠海、金華、中山、寧波、上海、北京、廣州、深圳。

⒉產業關聯競爭力

城市產業發展決定著城市的競爭能力和發展方向，是構成城市經濟收益的主體部分。通過產業關聯指數的高低來衡量城市產業發展的環境，具體包括產業集群環境和產業服務環境，指數最高的城市是廣州、重慶、南昌、西安、長沙、武漢、福州、溫州、紹興、杭州、珠海、中山、上海、深圳，多分布於江浙帶，是我國產業關聯程度最為典型的地區，也是市場經濟和和民營企業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其具體指標排名狀況如下：

①產業集群環境指數排名。產業集群環境由產業群集發展狀態、產業專業化聚集、群集中的合作程度三項組成，發展狀況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廣州、東莞、紹興－杭州、溫州－佛山－台州、嘉興、深圳、威海，後10名為：沈陽、哈爾濱、大連、秦皇島、廈門、長春、呼和浩特、北京、徐州、鎮江，可以明顯看出，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城市產業集群環境發展較差，此外一些老工業基地城市在培育產業集群環境方面，包袱較重。

②產業服務環境指數排名。產業服務環境指數最高的前10位為：廣州、南昌、西安、珠海、重慶、上海－福州、深圳、中山、杭州，後10名為：常州－呼和浩特、佛山、惠州、寧波－烏魯木齊－北京－徐州、成都－鎮江、淄博，相比較而言，東南沿海城市的服務組織、創業服務、中介服務發展的較好，體系較為健全。

⒊區位及當地需求

當地需求規模和質量以及區位條件構成城市區位競爭力和需求競爭力，全國城市區位及需求競爭力最強的前10名為：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漢、重慶、成都、南京，後10名是：紹興－嘉興、泉州－呼和浩特、蕪湖、惠州、台州、金華、鎮江、淄博，很明顯，可以驗證出外商直接投資較為集中的城市，區位及當地需求指數較高，而外商投資進入較晚且規模較小的城市，指數較低。其分項指標排名狀況如下：

當地需求規模指數排名。當地需求規模由宏觀經濟預期、城市前景預期、當地的內需規模三個指標組成，規模最大的前10位城市為：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深圳、武漢、南京、沈陽、成都、杭州，後10名是：長春、威海、台州、泉州－蕪湖－惠州、紹興、秦皇島、金華、呼和浩特。人口密度較高的大中城市明顯高於小城市的需求規模。

①當地需求質量指數排名。指數最高的前10名為：杭州、上海、廣州、深圳、中山、北京、青島、哈爾濱、佛山、東莞，後10名是：煙台、天津－鄭州、濟南－金華、淄博呼和浩特、沈陽、南京、鎮江，歷史悠久、產業基礎雄厚的大中城市消費者的挑剔程度、對高新消費品的喜好程度及當地環保和質量法規嚴格程度自然高於近期新發展起來的一些地級市，但一些中小城市經過粗放式發展，現在質量提升也較快，發展方式也較集約，如佛山、東莞等。

②區位條件指數排名。區位條件主要從自然、經濟、政治科技三方面來考察，優勢較明顯的前10位城市為：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杭州、深圳、南京、重慶、沈陽，後10名是：威海－秦皇島－惠州－煙台－金華－鎮江、中山－佛山、南通、溫州、嘉興、台州、淄博。

⒋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指數排名中，前10名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南京、廈門、武漢、大連、重慶、青島，後10名是：長春、蕪湖、徐州、威海、台州、紹興、金華、淄博、鎮江、嘉興。

基礎設施指標由市內商務設施質量指數、對外基本基礎設施質量指數、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指數、基礎設施成本指數組成，這四類指標的排名狀況如下：

①市內商務設施質量指數排名。市內商務設施質量指數由旅遊會展設施狀況、供電豐富度、交通擁擠度三個指標組成，前10名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南京、東莞、重慶、武漢、青島、大連，後10名為：台州、威海、長春、徐州、呼和浩特、金華、淄博、紹興、鎮江、嘉興。

②對外基本基礎設施質量指數排名。這種通過對外大型設施而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方式，在城市排序中可以明顯看出：前10名為：廣州、上海、廈門、北京、武漢、深圳、福州、大連、重慶、南京，後10名是：徐州、蘇州、石家莊、常州、紹興－鎮江、台州、淄博、嘉興、金華，東部沿海城市及省會城市、直轄市的路網設施、港口設施、航空設施的建設力度較強。

③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指數排名。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由通訊設施、網路設施、電腦設施三個指標組成，信息化建設較好的前10名城市為：深圳、廣州、惠州、珠海、上海、東莞、北京、佛山、中山、福州，而技術性基礎設施建設較差的後10位城市為：南京－常州－嘉興、武漢、西安、徐州－鎮江、台州、淄博、重慶、呼和浩特。

④基礎設施成本指數排名。基礎設施成本主要由市內設施成本、對外交通成本、通訊信息成本組成，前10名城市是：泉州、徐州、南京、沈陽、福州、烏魯木齊、呼和浩特、惠州、杭州－常州，後10名是：南昌、大連－南寧、天津、蕪湖、成都、煙台、西安、佛山、上海。

⒌法制與文化環境

在軟環境建設方面，法制與文化環境是城市競爭力提升的保障，也是保證城市競爭力可持續性的條件，其主要由商業制度、商業文化、秩序與安全、制度成本四大要素構成，最好的前10位分別由廈門－廣州、北京、蘇州－鎮江、南京－深圳－上海、佛山、哈爾濱摘取，後10名是：沈陽－蕪湖、呼和浩特－長春－威海、泉州－鄭州、徐州、福州－石家莊。其分項指標排名如下：

①商業制度指數排名。商業制度主要由地方法規健全、連續性和透明度、法院體系保證履約狀況、盜版知識產品狀況三個指標體現的，前10名城市是：北京、廣州、廈門、南京、佛山、上海、南通、嘉興、煙台、深圳，後10名為：東莞、溫州、福州、泉州、淄博、呼和浩特、石家莊、徐州、長春、沈陽。

②商業文化指數排名。前10名城市為：廣州、廈門、北京、深圳、鎮江、蘇州、上海、哈爾濱、溫州、南京。後10名是：成都－大連－秦皇島、威海、蕪湖－泉州、鄭州、石家莊－徐州、福州。

③秩序與安全指數排名。秩序與安全由經濟安全狀況、社會治安狀況兩個指標組成，排序前10位的城市為：鎮江、南通、南京－天津－威海、濟南－煙台－常州、廈門－蘇州－大連，後10位的是：淄博－徐州、長春－呼和浩特－泉州、合肥、廣州－烏魯木齊、福州、深圳、東莞。

④制度成本指數。制度成本由對企業非規范收費、對企業侵權成本、對企業訴訟成本三個指標組成，企業發展制度環境建設較好，則成本較低，企業的競爭力會較強，在200個城市中前10名是：徐州、重慶、溫州、鎮江、烏魯木齊、合肥－福州、杭州、嘉興、石家莊，後10名：北京－佛山－中山、威海、武漢－青島、上海、長沙、南寧、深圳、蕪湖。

⒍市場競爭與開放環境

市場競爭與開放環境指數由競爭環境、開放環境、市場國際化三項指標組成，指數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東莞、深圳、珠海－惠州、廈門－廣州－上海、蘇州－天津－佛山，後10名是：重慶－烏魯木齊－濟南－秦皇島－成都－呼和浩特－長沙－蕪湖、淄博、徐州。總體來看，沿海地區的開放競爭力明顯於內陸城市，不僅因為沿海城市開放早，程度高，而且還由於沿海地區區位上的便利性以及歷史上對外交流頻繁，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也比較高，同時，內陸城市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也日漸加強，開放競爭力不斷提高。其分項指標排名如下：

①市場競爭環境指數排名。市場競爭環境主要由同行業競爭程度、企業與供應商競爭、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三個指標組成，競爭環境較強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紹興、廣州、南昌、上海、常州、佛山、東莞、福州－杭州，後10名是：寧波、惠州－南通、蕪湖、鎮江、沈陽、大連、淄博－徐州、秦皇島。

②市場開放環境指數排名。前10名為：沈陽、深圳、廣州、東莞、寧波、佛山－南京、上海－石家莊、北京，後10名為：台州、淄博、西安、南昌、常州、嘉興、福州－杭州、珠海、重慶。

③市場國際化指數排名。市場國際化主要從對外貿易依存度、外資占總投資比重、企業國際交流程度三個方面來考察，其中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東莞、惠州、珠海、深圳、蘇州－廈門、天津、大連、上海－青島，後10名是長春、金華－濟南、石家莊、成都、呼和浩特、長沙、鄭州、徐州、烏魯木齊。很明顯以企業為載體，以跨國公司發展為主體的城市，其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較高。

⒎政府管理服務

在政府管理服務中，指數較高的前10位城市分別為：無錫－鎮江－溫州、蘇州－寧波－南通－紹興－嘉興－重慶－金華，而後幾位城市是：深圳、南寧、長沙。

政府管理服務指標由政府監管指數、政府服務質量、政府管理成本指數三個指標組成，分項指標排名如下：

①政府監管指數排名。政府監管指數由審批和管理的程序復雜、政府監管適度性、政府監管有效性三方面組成，前10名是：沈陽、無錫、上海－蕪湖、鎮江、佛山、深圳－煙台、南通、南京，後10名是：蘇州－重慶－杭州－合肥－中山－濟南、福州－南寧、天津、大連－哈爾濱、東莞－秦皇島。

②政府服務質量指數排名。政府服務質量較好的前10個城市為：南通－寧波－蘇州、上海－紹興、北京、青島－嘉興－廣州－金華，後10名為：威海－常州－南昌－呼和浩特－濟南－福州、沈陽、烏魯木齊－徐州、長春。

③政府管理成本指數排名。政府管理成本指數由各種稅收總額、部門非規范收費兩項組成，其中成本較低的前10位城市為：徐州、溫州、鎮江－重慶、合肥－福州、杭州－烏魯木齊、嘉興－無錫，後10名城市為：天津－西安－威海、佛山－中山－武漢、青島、上海、長沙－深圳、南寧、蕪湖。

⒏政府營銷戰略

城市營銷無疑正在或將要成為促進城市發展和競爭力提升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方法和手段，而政府營銷戰略則直接決定著城市競爭力的強弱。在政府營銷戰略指數中，排序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天津、佛山、南京、長春、重慶、蘇州，後10名是：南昌、紹興、金華－台州、徐州、南寧、淄博、蕪湖、烏魯木齊、呼和浩特。

㈡ 1-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體系介紹

1、開辦企業。《營商環境報告》記錄一位企業家要開辦並正式運營一個工業或商業企業時，官方正式要求或實踐中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續，完成這些手續所需的時間和費用，以及最低實繳資本。
這些手續包括企業家們為獲取所有必要的執照和許可並完成企業及員工應向相關主管機關作出的通告、驗證及注冊所經歷的程序。經濟體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由它們的前沿距離分數排序決定。
這些分數為其構成指標的前沿距離分數的平均值。前沿距離分數說明了一個經濟體離 「前沿」的距離。這些「前沿」通常在每個指標上擁有最有效率的模式或者獲得最高的分數。
2、辦理施工許可證。《營商環境報告》記錄建築行業的企業建設一個倉庫需要辦的所有手續及各項手續所需的時間和費用。
2018年度的《營商環境報告》增添了一項新的指數——建築質量控制指數，評估建築規章的質量，以及質量控制與安全機制、責任與保險制度和執業資格要求的力度。
3、獲得電力。《營商環境報告》記錄企業為一個標准化倉庫獲得永久性電力連接的所有手續，包括向電力企業提出申請並簽訂合同、從電力企業和其他機構辦理一切必要的檢查和審批手續，以及外部的和最終的連接作業。
4、登記財產。《營商環境報告》記錄一個企業（買方）從另一個企業（賣方）購買一個財產，並且把此財產的使用權從賣方轉移到買方，使買方能使用此財產或者用於擴大自己現用的企業、把此財產作為貸款抵押、在必要的時候把此財產賣掉的所有手續。
該報告也評估完成每一項手續所需的的時間和費用。《營商環境報告》也評估各個經濟體的土地行政管理的優劣。該指標涵蓋了五個方面：基礎設施的可靠性，信息的公開程度，地理面積涵蓋，土地糾紛解決，以及平等獲得財產權。
5、獲得信貸。《營商環境報告》通過一組指標衡量擔保交易中借方和貸方的合法權利，通過另一組指標衡量信貸信息的上報。第一組指標描述擔保和破產法中是否有某些特徵使貸款更加便利。
第二組衡量通過徵信服務提供商（如信貸社和信貸登記處）所提供的信貸信息的覆蓋面、范圍和開放程度。經濟體獲得信貸便利度排名由它們前沿水平距離分數的排序決定。這些分數是合法權利指數和信貸信息深度指數的綜合前沿水平距離分數。
6、保護少數投資者。《營商環境報告》用一組指標衡量在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少數持股者受到的保護，用另一組指標衡量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股份持有人的權利。數據來自對公司法和證券法律師的調查，並以證券監管規則、公司法、民事訴訟法以及法庭的證據規則為依據。
少數投資者保護力度指數的排名由它們的前沿水平距離分數排序決定。這些分數是對利益沖突規范的指數和股份所有人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治理指數的綜合前沿水平距離分數。
7、納稅。營商環境報告》記錄一家中型企業在某一特定年份內必須繳納的各種稅項和強制性派款，也衡量因納稅與支付派款以及進行稅後合規而產生的行政負擔。
8、跨國貿易。營商環境報告》記錄了與進出口貨物的物流過程相關的時間和成本。《營商環境報告》衡量了與貨物進出口總過程中的三組程序——單證合規、邊界合規和國內運輸——相關的時間和成本（不包括關稅）。
9、執行合同。該報告以一家當地的初級法院為例來衡量解決一起商業糾紛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及司法程序質量指數，從而評估各個經濟體是否採用了一系列可提升法院系統質量和效率的好的操作。
10、辦理破產。《營商環境報告》研究國內企業破產程序的時間、成本和結果, 以及適用於清算和重組程序的法律框架的力度。辦理破產指標的數據得自對地方破產從業單位對調查的答復，並且通過對有關破產制度的法律法規及公共信息的研究加以驗證。

㈢ 行賄指數是什麼意思

行賄指數BPI（Bribe Payers Index）是透明國際每3年一度進行的就全球各大經濟體進行的行賄可能性調查。行賄指數於1999年首次發表，2011年的行賄指數對全球3000名企業主管發出問卷，依據他們對28個主要出口經濟體在海外經商行賄的程度給予評分，零分代表經常行賄，10分代表沒有行賄。
拓展資料：
一、什麼是行賄
賄賂是指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的公務員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其他國家工作人員提供財產的行為。「不正當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如逃稅行為人給予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財產，走私者為進出口走私貨物給予海關人員的財產等；還包括因違反政策、法規和規章而獲得的利益。例如，不具備繼續教育、晉升、就業和應征條件的，可以升學、晉升、就業和應征。
二、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包括經濟往來、違反國家規定、向國家工作人員大量給予財產、或者違反國家規定、以各種名義向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回扣和手續費）。被勒索給國家工作人員財物而未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以行賄罪論處。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違反法律、法規和國務院各部門的政策、規章，謀取利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提供國家政策、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便利的行為。
三、國務院各部門。根據本司法解釋的規定，不正當利益不僅是指不正當利益本身，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所追求的不確定利益。這里所謂的不確定收益，是指需要通過競爭獲得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利息是否到期取決於程序是否到期。因此，要求國家工作人員違反程序獲取這種利益是一種不正當的利益。
四、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中從事公共服務的人員，以及這些機關、單位指派給非國有企業的人員。所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以及依法從事公共服務的人員。

㈣ 關於法治指數

法治指數不是政府花錢買數字、築政績，而是幫助政府找問題。法治指數讓政府「做了一次體檢」，實現了一次自我考核，找到基層法治工作的盲點，下一個階段就是要把法治指數推廣到鄉鎮，使其成為指導政府工作的一個參考。
但要實現「找問題」的目的，首先需要確定什麼才是政府的問題，這就有個選擇的趨向、選擇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由誰來確定是不是問題，由誰來評估問題。因為一些在普通公眾看來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可能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眼裡就不是問題。

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此促進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具體而言，法治指數要發揮作用，其評估反映出來的問題，就應該成為考核相關部門工作業績和執法執紀水平的依據之一，就應該把問題解決程度和解決方式列為考績標准之一，作為官員升遷和任用的重要因素。餘杭法治指數評估的構成和數據來源，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但作為一項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外在監督手段，如果能得到嚴格執行，無疑具有積極作用。設立法治指數，歸根結底是為百姓謀福祉。只要持有的不是花錢買數字、築政績心態，而是真心實意提高執政能力，真心實意推進依法治國，其積極效應該能得到公認和肯定。如果在法治指數的評估中，百姓的參與程度能越來越廣，百姓的評估系數能越來越大，不確定和模糊的數據能越來越少，那麼，它對政府官員依法行政的促進力度會越來越大，法治指數也就會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

法治指數的評估來自四個方面，一是群眾滿意度評估，占總指數的35%；二是內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黨委、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機構中直接參與法律工作的公務員；三是外部組評估，占總指數的17.5%，成員來自大學教授、企業家、新聞記者等人員；四是專家組評估，占總指數的30%。評估的主要依據，一是反映執政黨及其黨員清廉度的數據，來自當地紀委和反貪局等部門；二是犯罪和治安處罰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公檢法司等政法部門；三是權利救濟案件的數據，來自當地法院、司法、行政執法部門。

㈤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餘杭區發布2008年度「法治指數」，得分71.84。據悉，這套數據體系具體可用「149」三個數字來概括:一個法治指數，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見21日《人民日報》）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會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權力的來源、使用及其監督和糾正等方面的問題；在法治的框架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職責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對政府進行評估，也是社會自治的內容；政府不應該浪費人財物，組織其服務對象對自身搞評估，因為自己監督自己必然是無效勞動。
然而，在一幫專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這套數據體系」還是出台了。他們都是國內赫赫有名的「法學家」：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法治餘杭」評估體系課題組組長錢弘道，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鄭成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張志銘。這些人一起鼓吹「餘杭的經驗是餘杭的，也是全國的」。其中，張志銘教授一句道破天機：「餘杭法治指數的示範效應取決於它的含金量高低」。
筆者就在這里為這些無知的專家們算一算，「法治指數」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國首創的「法治指數」是「餘杭邀請了多位國內知名法學專家參與課題組」的結果，這肯定花費了不少納稅人的錢。其次，四個「評估層面」，包括區本級、區級機關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他們在落實「法治指數」方面的總動員不知道要開多少會吧？這也是錢啊！再次，九種面向老百姓的調查問卷（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權利救濟、社會法治意識程度、市場秩序規范性、監督工作、民主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等9方面），以200萬人口計算，為了組織一次這樣的評估，究竟需要多少錢？大概至少幾千萬吧。最後，經驗推廣的費用，大概是一個天文數字。不要說「餘杭的經驗也是全國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繼續折騰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聽廣播說，每年大學生就業時在簡歷上浪費的紙張成本，共計超過了兩億元人民幣。我想，這個「法治指數」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費肯定高於這個數字。最後，我要正告這些「知名法學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錢能夠買來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亂花錢的結果。

㈥ 什麼叫法治實踐

是以中國法治實踐為研究對象，以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為目標，以創新中國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論為具體任務，以實踐、實證、實驗為研究方法，注重實際、實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流派。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個性的法治實驗場域，中國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實驗特色，當前正在進行的各種司法改革「試點」就是典型的實驗模式。「實驗主義法治」這個詞彙可以概括、描述當前中國法治改革的一個特徵。

學界和政府協同實驗創新是一種有效模式。各種法治實驗場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種法治實驗需要學界和政府協力。一切實驗都要講究實驗效果，而法治評估就是檢驗實驗效果的方法。我們應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理解和運用法治評估方法。

法治評估不能局限於法治指數、司法透明指數等測評機制的運用，而是應該檢驗評估各種法治實驗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評估是中國法治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只有主動融入實踐，學者才能創造出切實有效的法治理論；只有主動融入實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才能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

(6)司法指數擴展閱讀

中國法治實踐學派的使命

1、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亦步亦趨的民族，中國歷來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中國下定了決心、堅定了信心要走一條有自己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中國法治實踐學派義不容辭地以探尋中國法治發展道路為使命。

2、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創新中國法律制度。

法治首先意味著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中國已經有一套法律制度體系，但並不完善，存在種種缺陷，與法治需要的良法還有很大距離。公權力腐敗、私權得不到保護、國家治理體系存在種種弊端等都與法律制度缺陷密切相關。

3、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創新法治中國理論。

法治中國理論是法治中國的重要內涵，有什麼樣的法治理論，就有什麼樣的法治中國。法治理論是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行動指南，中國法治實踐學派就是要擔當起為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進行理論總結、提供理論指導、提供學理支撐的重任。中國法治實踐學派毫不隱晦地宣稱，它的一切理論就是直接服務於法治中國的偉大實踐。

4、中國法治實踐學派致力於弘揚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一切制度的實施、一切思想理論的實踐都有賴於法治精神的弘揚。法治精神是法治觀念、法治素養、法治信仰等內容的綜合形態，它滲透於法律制度，表現於人們的行為，沉澱於一個國家的文化之中。

㈦ 司法簽定兩個醫院珍斷歲生沖突咋辦

一般是以司法鑒定為准，如果有出入的話。可以在尋求一個司法鑒定機構重新鑒定。

㈧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㈨ 視力指數40CM與30CM司法方面有何區別

說明視力有好轉跡象

㈩ 司法鑒定七級傷殘,賠償指數為45%,怎麼計算賠償金額啊

七級工傷的賠償標准:
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本人工資)×13個月
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本人工資)×25個月
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本人工資)×6個月(合計44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