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新民法典

① 瑞士民法典頒布時間

瑞士是聯邦國家，組成聯邦的各個州在15世紀末逐漸從神聖羅馬帝國獨立出來，集合到一起，在17世紀中葉得到歐洲諸大國的承認，但直到1848年才最終組成為瑞士聯邦，制定了聯邦憲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奧地利民法典為範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爾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蘇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較有特色。

② 民法典全稱是什麼

民法的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也稱之為「社會發展保科本書」。往往有這種頭銜，是由於這一部法律法規包含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到我國所有制性質、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庭、民事糾紛等，都能從這當中尋找根據。

這一部民法，現在是議案，一共分成7編，包含條例編、物權法編、合同書編、人身自由權編、家庭婚姻編、承繼編、賠償責任編，及其附錄，一共84章、1260條，10萬多元字。假如決議根據得話，它不可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化的法律法規，也是迄今才行我國規模最巨大的法律法規，具備里程碑式的實際意義。

民法針對一個國家而言，不僅是支配權的宣言口號，也是民事法律主題活動的基本上遵循和藉助，極其重要，危害長遠。在國際性上，除開我國以外，法國的、法國、芬蘭、古希臘、德國瑞士等國家也是有民法。而不一樣階段創立的民法，一定水平上具備時代特點。例如較為知名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

③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國法大全哪個影響最深遠

額，國法大全吧，綜合來說《國法大全》(CorpusJurisCivilis)，又稱《民法大全》，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奴專隸製成文法典屬。它系統地搜集、整理了從羅馬共和國時期至查士丁尼為止的全部羅馬法律和重要的法學家的著作，統一了羅馬法體系，是後世研究羅馬法的基本依據，對於歐洲各國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巨大影響，被恩格斯稱為「第一個世界性法律」。

④ 從民法總分則體系、法律規范的構造、法律行為概念等范疇，簡述近代民法典

民法的意義與近代民法的形成 http://www.lawyeronline.cn/news/list.asp?id=379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自羅馬法復興、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民法以其自身邏輯獲得發展。總的來說，依據一些學者的看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經過16、17、18世紀的發展，於19世紀西歐各國編纂民法典而獲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則、制度、理論和思想的體系，在范圍上包括法、德、奧、日本及舊中國民法等大陸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現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紀的發展與修正，與近代民法並無本質上的差別，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結構基礎之上，對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則進行修正、發展的結果。[1]本文闡述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徵和發展過程，並力爭指出這一發展背後的力量和啟示。

一．什麼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會、民法、人文精神互動的關系史，一部弘揚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在民法文明這一個歷史形態中，人終於或多或少地發現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及對人的本質的佔有。雖然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文明會因歷史傳統、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環境等諸因素影響具有歷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麼它引導人民走提升主體性及高揚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否則它不成其為民法。因此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歷史局限性，他要反映並記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歷史進步性，他要弘揚和實現民法的人文精神，這是人類認識非至上性與至上性、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現。民法的崇高正在於它以人文精神喚醒人去做一個"民法人"，從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進。所以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法律對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為持久，既在於其私法制度的相對完備，更在於其私法精神對人的權利的肯定、對人的關懷已蘊涵了近代、現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們認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民法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是民法的最高原則。一方面，它旨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肯定人-物關系中人的主體地位，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揚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肯定人-人關系中的自由與平等，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簡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體精神與自由精神。

我們可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會及哲學革命矛盾運動的產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體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權利寫進了法典，承認了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使人從等級、身份制度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對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的關懷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這導致了近代民法關注形式正義、整體正義而忽視實質正義、個別正義和重物輕人、重客體輕主體的現象，使民法降格為單純的財產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其靈魂，奉"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為圭臬，與此同時它的革命性又把辯證法的另一面丟掉了，缺少應有的相對的一面和節制精神。所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統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學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體性與絕對自由主義，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開。

二．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所以說，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一） 現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體性

1．實質正義

締造近代民法的先驅們曾在理性主義耀眼的光環下滿懷信心地為打造無所不包、能充分預見未來的民法機器而努力。他們相信"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法官只是一台自動售貨機，他的任務就是單純地運用已制定好的毫無漏洞的法律規則。這種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發達的表現之一，而這往往傷害了實質正義和個別正義。隨著哲學史上對科學主義、唯理主義、實證主義的批判，科學與人文再度聯姻以及現實法律生活中對形式正義、法典化運動的反思與批判，一場民法學者、立法者和法官們拋棄絕對規則主義、法律無漏洞之說而尋求將理性與人文、理性與經驗在民法中統一起來的運動開始了。現代民法對近代民法揚棄的表現之一便在於認識到對人的關懷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雖然理性也為人文開辟道路，但過度至上的理性顯然割斷了民法的終極關懷與民法制度之間的臍帶。現代民法正在逐漸擺脫近代民法中單面的一般正義，形式上的平等與自由，而努力將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結合起來，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價值，又肯定單個人尊嚴、自由的價值，反對犧牲任何一方。從而努力使民法所關懷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異化，相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句話，現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礎上使人從單面人走向完整人，從理性人、經濟人走向經濟人與倫理人的結合，從而使人的主體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現代民法的這一努力通過許多方面表現出來，例如兩大法系的合流趨勢、方法論意義上的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等等，但是縱觀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這兩點最能反映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和人文關懷：一是"從具體到抽象"，表現為現代民法中一般條款的出現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大；二是"從一般到個別"，表現為現代民法在揚棄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的基礎之上對"具體的人格"的規定。現代民法的這兩大趨勢從側面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初步融合。

對於個人法律權利倫理化、人文化的關懷，民法典那種邏輯嚴密的規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於是在法典中出現了一些"強調相對的社會責任的傾向"。其中一般條款的規定特別引人注目，它作為安全閥的作用眾所周知。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規定應是現代民法范疇的，無論是在其認識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中。該法條規定："債務人有義務依誠實和信用，並參照交易習慣，履行給付。"學者認為，德國民法典第242條著名的一般條款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契約關系倫理化的突破口。這一條款規定了 "情勢變更原則"，"交易基礎喪失"，"濫用權利"等原則性規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約法中最初的個人主義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條款被證明是契約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法律與倫理由分化走向統一的標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紀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現代演進的一塊里程碑。在這部20世紀的民法典中，歐根·胡貝爾將這樣兩條規定寫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條第2款：如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根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第2條：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谷ɡ

⑤ 瑞士民法典的形成

德法國民法典的對比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屬於「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個商法。實際上，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這兩個法典時，都曾考慮過如何處理當時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國是17世紀就公布的《陸上商事條例》和《海事條例》，在德國是《普通商法典》）。結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與民法典並存。
其實瑞士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但是結果不一樣。這就形成了另一種模式。
形成過程
瑞士是聯邦國家，組成聯邦的各個州在15世紀末逐漸從神聖羅馬帝國獨立出來，集合到一起，在17世紀中葉得到歐洲諸大國的承認，但直到1848年才最終組成為瑞士聯邦，制定了聯邦憲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奧地利民法典為範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爾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蘇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較有特色。因此，在聯邦成立後，分權的傳統仍很牢固，聯邦憲法並不賦予聯邦有統一私法之權。到19世紀初，雖然由於各州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與各州法律不同帶來的不便，統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於憲法的規定，這種要求無從實現。直到1874年，修改憲法，聯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債法（合同與侵權行為）、匯票、破產等方面的立法權。據此，聯邦於1874等制定《婚姻法》，於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為能力法》（這兩個法後來為民法典所吸收），又於1881年制定《瑞士債務法典》。後者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約總則、各種契約、公司、商號、商業帳簿、匯票、本票、支票等規定。這個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民法的契約總則和各種契約，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商法的公司、票據、商號等規定，事實上就是一個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來可以稱為「商法典」，但為了與憲法的規定相一致，稱為《瑞士債務法典》。
統一私法（民法）的運動
進一步統一私法（民法）的運動並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協會委託法學家歐根·胡貝爾（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為制定統一私法進行理論上的准備。[1]歐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體系與歷史》（前三卷《體系》於1885—1889年發表，後一卷《歷史》於1893年發表）。這個著作實際上奠定了瑞士統一私法的理論基礎，表述了作者的意見。1892年，瑞士聯邦司法與警察部委託歐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歐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
1898年，瑞士聯邦憲法再次修改，規定聯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權，歐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歐根於1900年完成了由人、親屬、繼承、物權四編組成的民法草案，稱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將此草案附以理由書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討論。1904年將討論修改後形成的聯邦議會草案提交聯邦議會。1907年12月10日聯邦議會全體一致通過該案，將《瑞士民法典》公布，於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加以修改
在此之前，聯邦政府對原有的債務法典略加修改（只對契約法部分略修改，其餘部分未動）於1905年提交議會。議會於1911年5月30日通過，將之改名為《關於補充瑞士民法典的聯邦法律（第五編：債務法）》公布，與民法典前四編同日施行。
其後，1930年對契約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對其他部分進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於《債務法》的條文是從第1條編起的（沒有接著前四編編條文號數），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結束規定與過渡規定》），債務法在整個民法典中，雖稱為第5編，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習慣上人們常常把「瑞士債務法」與《瑞士民法典》並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前者有5編，後者只有4編。但是從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稱來看，我們應該說，瑞士民法典共有5編，其第5編是《債務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這樣形成的。不管立法者當初保留債務法的內容（將《債務法典》改為《債務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這是一種與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與法國德國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歷史的產物，並沒有如何深刻的理論存於其間。但是，兩種模式一旦形成，就發生了理論上的意義，並引起了理論上的討論和爭論。

⑥ 瑞士民法典的內容

內容豐富
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內容之豐富，遠超過了法國德國的民法典與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編2000餘條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規定的事項外，還包含有德國一些單行法所規定的事項，例如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據法》、《區分所有權法》、《不動產登記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還包含有關於勞動法的內容（集體勞動合同）、關於戶籍法的內容（身份登記）、關於合作社的規定、關於債券的規定等。如此豐富的內容，為其他國家的一個法典內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實體法規定外，在許多地方規定了舉證責任和訴訟程序。瑞士民法典沒有集中規定時效，而將時效分散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各種登記制度也分別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這樣的規定方法在適用時較為方便。
瑞士民法典關於法人的規定比較寬松。以政治、宗教、學術、藝術、慈善、社交為目的的及其他非經濟性的社團，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時，即取得法人資格（第60條第1款）。
瑞士債務法的內容極為豐富，例如勞動契約中，分別規定了個人勞動契約、集體勞動契約．標准勞動契約、學徒契約、推銷員勞動契約、家務勞動契約。
最具特色的是有價證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國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單行法里規定的各種有價證券，真是一個比較完全的「有價證券法」，在其他國家還少有其例。特別是在這部分的開頭，給有價證券規定了定義，即「有價證券是與權利相結合的一種證券，離開證券即不能主張該權利，也不能將之移轉於他人」。這個定義在其他國家還沒有，現在已成為大陸法國家法律中有價證券的典型定義。
總之，瑞士民法典的條文數少於德國民法典，而其內容，即所規定的范圍、事項遠遠超過了其他民商分立國家的民商法典。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條文簡單
瑞士民法典條文數較少而內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條文寫得比較簡單，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說的，瑞士民法典的「條文規定得有意識地不完備」，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前面4編。他們比較了瑞士民法典前4編與德國民法典在同一事項上所用的條文數，例如關於收養，瑞士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分別有18條和32條；關於夫妻財產制，有74條和145條；繼承法有192條和464條。他們得的結論是：「瑞士民法典總共（包括債務法的前兩部分，相當德國民法典的債編）約用1600條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用2385條所規定的事項，而後者的條文一般地還要長些。」[5]
瑞士民法典的這一特點與德國民法典恰巧成為兩個正相反對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而後者有力求包羅萬象，力求完備無遺。這兩種典型的後面存在著兩種立法思想，存在著兩種國情。德國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學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問題予以解決，不給法官以裁量權。瑞士民法典是「大眾化的法典」，要讓那些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非法學家的法官讀得懂、會運用。德國民法典要用全帝國（德意志帝國）的法律去統一、去扼制地方的舊法和習慣，達到「定於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則要盡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舊法和習慣，只要求「基本一致」。這里表現出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尊嚴（這種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發展到極點）與一個強調地方分權和尊重地方傳統的聯邦的不同氣勢。
「補充」、「充實」
法典既然簡單，就必然要賦予法官以「補充」、「充實」的權力。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個特點。
這一點表現在法典的第1條。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條文，包括3款：「⑴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釋上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⑵如本法沒有可以適用的規定，法官應依據習慣法，無習慣法時，應依據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裁判之。⑶於此情形，法官應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
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
在民事案件的審判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在法律不夠用時，法官應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變萬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樣只限於刑法中明文規定的那些種類。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規定得沒有遺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辦。法國民法典第4條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同時又把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第5條），但是法官究應怎樣辦，法國民法典未予解決。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條曾經規定：「法律無規定之事項，准用關於類似事項之規定。無類似事項之規定時，適用由法規精神所得之原則。」但以後德國民法典對此仍不作規定。可見這個問題在那個時代不是很好解決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規定法官可以「作為立法者」而制定規則並據以裁判。這確是一個異平尋常的規定。這個規定不僅在它以前和它當時是沒有的，就在它以後也沒有，真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說，瑞士民法典的「這一規定基本上沒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終究不得不承認，這一條仍然是「令人驚異而贊賞的」，因為它「在清晰瞭然的位置，並以鮮明出色的語言形式表述了這種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這一條規定的價值僅僅歸結於其位置和語言，這種評論顯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表示對本國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選的，他們和議會的議員一樣直接來自人民，讓他們「作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這樣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責備了。
慎重
其實，瑞士民法典還是很慎重的。這一條里的第3款就是對法官在「作為立法者」時應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應該「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而不能任性胡為。
在瑞士民法典以後，很少有採用這一條的。這說明別的國家不具備瑞士所具有的條件，並不是這一條有什麼不妥，因為從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來，這一條規定似乎也沒有發生什麼流弊。
誠實與信用地位
瑞士民法典較之德國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運用了一般條款。這就是它把誠實與信用原則提高到整個民法的最高原則的地位。
當然這也是它用來供法官補充和充實法律具體規定的一種手段。但意義不僅在此。誠實與信用原則在德國民法典里的適用局限於債法的范圍。瑞士民法典突破了這一局限，在第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這種規定不僅不再限於債法范圍中適用，而且也不僅規范義務人的行為，並要規范權利人的行為。這樣使誠信原則真正成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則。40年後（1947年），日本把這一規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條中。
瑞士民法的這一規定，以後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展現出它的理論意義和在實踐中的價值。論者認為這是對19世紀個人主義民法的糾正，民法走向社會本位的標志。事實上，德國雖沒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規定，但它的判例和學說也擴大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
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也是個聯邦，不過各州有分權的傳統，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異也不易統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將許多問題交給州法去處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傳統。瑞士民法典在許多條文中，特別在有關物權和監護繼承方面，把許多權力交給州、甚至交給更下級的地方。例如在繼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許各州自行規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條），在所有權的范圍方面，先許按照「地方通常習慣」或「地方通常見解」決定何為物的組成部分或者何為從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標准（第642、644條）。在相鄰權（相鄰關系）方面，更是多處准許州法自行作出規定（第702、703、705、709條）。
從瑞士民法典對地方法制的態度，可以看出，在一個地方傳統習慣甚至連語言都各不相同的國家裡，「統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協調的。

⑦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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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瑞士民法典的介紹

瑞士民法典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法典，對我國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響，值得我們專門對之加以研究。從舊中國到新中國，中國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則之下進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則是受瑞士民法的啟示而確立的。雖然舊中國的立法院當時採行這個原則的背景與瑞士當時實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國和德國的民商分立原則影響到所有的大陸法國家（包括日本），也影響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對舊中國的民事立法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中國還沒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譯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響到我們對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對瑞士這個國家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不如對法國德國那樣了解得多。這一點也使我們對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⑨ 瑞士民法典的注釋

[1]歐根，1849—1923，私法、法史、法哲學家。
[2]這里根據的是1981年本。
[3]參見（日回）《民事法學辭典》答，下卷第1957頁。
[4]參見（日）松本蒸治《民商二法統一論》，勝本正晃《商法典廢止論》。
[5]見茨威格特和克茨《私法領域里的比較法導論》一書的第1卷第14章，這里的譯文引自《瑞士民法典的制定及其特色》，載《民法的體系與發展》，第133—135頁。
[6]《比較法總論》第320頁。
[7]這一點有些類似於中國的民庭和經濟庭。
[8]《比較法總論》第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