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典優缺點

1. 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特點,優缺點。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 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構成要件的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應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各要件之間的邏輯關系必須明確。根據這種遞進式結構，在將某一行為認定為犯罪時，須進行三次評價，構成要件該當性是事實評價，為犯罪提供行為事實的基礎；違法性是法律評價，排除正當防衛等違法阻卻事由；有責性是主觀評價，為追究刑事責任提供主觀根據。以上三個要件，形成一個過濾機制，各構成要件之間具有遞進關系，形成獨特的定罪模式。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構成要件該當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可推定構成犯罪；存在違法性，原則上可推定行為人有責任。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考慮一般情況，其評價標准對所有人平等適用，違法阻卻、責任是考慮特殊、例外情況，當存在例外情況時，遞進式推理即中斷。

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的特點
英美法系沒有大陸法系系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但長期的刑事司法活動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犯罪構成。
（一）"合法辯護"地位特殊
一般認為英美法系犯罪構成具有雙層次的特點，即有實體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和訴訟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後者指"合法辯護"。大陸法系將後者內容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內，從反面來填補犯罪構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則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外獨立成章，直接定名為"合法辯護"，合法辯護作為廣義的犯罪構成要件中的消極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訴訟采當事人主義模式，強調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主體地位和訴訟作用，使他們在訴訟中積極主動互相對抗爭辯，而審判機關則只起著居中公斷的作用。刑事訴訟主要通過控辯雙方對證人的交叉詢問來推動。這樣的訴訟模式決定了其犯罪構成要件的特點，集中體現的就是"合法辯護"。
（二）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民間司法資源之於國家刑罰權的對抗作用，發揮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積極性，在動態中實現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權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礎。在這樣的體制下，一切是與非都交給法院來判決，警察只是負責維護社會的安全。因此違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辯這個環節，即訴訟法的環節，這樣也是合理的。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通常將違法性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主要研究違法阻卻事由，例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論中，並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合法辯護理由，在犯罪構成加以論述。而在訴訟中僅把其作為合法抗辯理由。而在我國和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中，違法性僅是犯罪的一個特徵，在恆定是否社會危害的時候用。
（三）舉證責任分配特殊
在訴訟中，實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實際危害和應承擔刑事責任的，控方的證據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被告人則沒有協助證明自己實施犯罪行為的義務。在行為特徵符合犯罪實體要件後，如果行為人能說明自己不具有責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說明行為是合法的，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再或者是說明有其它免責的情況，如認識錯誤、被脅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負刑事責任。可見英美法系在訴訟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構成的內容，雙方當事人可以積極主動地參與訴訟活動，與訴訟活動的緊密聯系，增加了犯罪構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義和程序公正，認為如果犯罪構成僅僅反映犯罪而無法體現定罪過程，只能是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權宣言"社會保護機能的單方體現會忽視甚至會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其犯罪構成正是應此理念設計。控方就被告人的行為和心態作出有罪指控，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辯方就指控提出辯護證明行為沒有實際危害或主觀責任，也就是所謂的"合法辯護"。合法辯護在此過程中發揮著突出作用，它從反面來說明行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實質則在於限制所能認定的犯罪的行為范圍，並且通過控辯雙方對抗的直觀審判進程來實現刑法的人權保護機能。

2. 簡述自由刑的優缺點

半自由監禁，對將近釋放的犯人盡量給予自由，使他能和社會進行較多的接觸回，以便釋放後能夠適應社會答生活的監禁設施或監禁制度。
半自由監禁的優點首先考慮了人權自由，充分為在監人員提供自由空間，缺點便是增加監控成本，考慮到在監人員的安全問題和威脅性

3. 急急急：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在我國已經形成較完備的體系，但也有不少急需完善或補充，這樣才能更好的維護未成人的合法權益和更好的起到懲罰與挽救的作用（主要是挽救），以本人的拙見，對未成人犯罪立法提出以下幾點以供參考：

1、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實施積極法律援助，讓他們再次參與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來，應給失足青少年更多的寬容。在我國有犯罪污點的制度，同樣給未成人犯罪也貼上了「標簽」，這不利於未成人以後的成長，在德國，可以通過判決的方式取消少年的刑事污點，在日本，法律直接規定，「凡未成年時犯罪被判刑並已執行完畢或者被免於執行的人，將來對其適用人格法令時視為沒有受過刑罰的人」。這就需要對他們實施積極的法律援助，給他們更多改過自新的機會，合理消除標簽。

2、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應符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刑法精神，通過相應懲罰來實施矯治。如借鑒美國的「平衡和矯治性的」司法審判原則，在裁決過程中讓犯罪少年對受害人和社區做出補償，培養犯罪少年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同時保護公眾的安全。

3、強調未成人犯罪的社會責任，也就是國家和社會要為孩子所遭遇的所有問題承擔責任。而我國至今仍在運用成人的刑法去應對未成人犯罪的量刑處罰。

4、「預防青少年犯罪，法律應早期介入。」如果法律能夠對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早期介入和有效干預，對預防青少年犯罪應當是十分有效的。但是，我國刑法對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是不適用的，對未成年人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有等其長到了一定年齡，行為嚴重到一定程度，刑法才予以干預，顯然那時已為時晚。所以就有業內專家在立法方面提出建議：制定一部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矯治法或是未成年人行為規范法，以減少乃至杜絕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因無法律約束而發展惡化，最終滑入犯罪的深淵。

5、刑法的目的就是預防犯罪，未成人犯罪更是重在預防，我們應當從義務教育到進入社會，從個人、家庭到司法、企業，全社會聯動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才是從根源上預防和遏制青少年犯罪的正確思路。而不是等到木已成舟時再來法律來懲罰。

本人以上的認識希望對你有幫助，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建議多關注未成人的立法和國外未成人立法的成功經驗。其實我國未成人犯罪率是在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保護未成人以及未成人刑事立法的完善任重道遠。

（前面的仁兄侵犯別人著作權了。）

4. 200分懸賞 畢業論文 刑法的 根據我的思路應該怎麼寫 題目是什麼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這里說子數限制不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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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優缺點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6. 中國英國的刑法與不同

首先,法系不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就是有成文法典的國家,英國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國家,沒有成文法典,英國法院的審判都是依據以前的審判例子做為參考對象的.
其此比較兩者不同就是,關於你<刑法>問題的理解也只能到這個地方了,畢竟英國真的沒有刑法法典,可以說這個問題不具有可比較性,只能大致的做個比較了.
大陸法系：規則明確、系統。規則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一個概念體系、制度體系，運用容易，但缺點是僵化。當社會生活發展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案件時，法律上沒有規定則難以應對。法律表現為缺乏彈性，不夠靈活。
英美法系：沒有制定成文法典，沒有嚴格的概念體系，掌握起來比較困難，對法律的運用要求較高，其優點為靈活。法律規則不是立法機關或議會制定的。而是法官創設的。當社會生活出現新的問題，新型的案件時，法官就可以創設一些規則以適應社會的變化。

7. 寫刑法和刑訴方面的學年論文，選什麼題好

死刑制度的刑（訴）法學和犯罪學審查報告

1.立法機關從來沒有舉證。

2.這可以通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和死刑制度與墮胎、基於他人要求的殺人以及參與自殺、死亡幫助的刑法規定上的比較得出結論，這里僅僅就此提出問題，不作展開。

3.因為還有死有餘辜之說。

4.要不，為什麼要立即執行？除過該原因，再也找不到其他更有說服力的理據；但是，消滅了個體的沉重肉身，並沒有消滅罪惡的根源問題。

5.社會達爾文主義。

6.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5.Aufl.1996， S.13.

7.處決和解一方就是排除和解的純粹報應。

8.死刑消滅了行為人的將來；死刑犯不可能重新犯罪，再犯率為零。

9.參見注（6），第741頁。如果國家對面臨的犯罪僅限於防止，就不會滿足社會成員的公正需要，必然會重新回到濫用私刑上去。 參見注（6），第64頁。

10. 指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刑罰目的的矛盾關系（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 可以推測但不可證明的是，抵償罪責意義上的公正的刑罰以理想的方式考慮到了一般預防的願望， 但是以威懾目的為重心純粹以公眾或政治所期望的穩定社會秩序的結果來設計刑罰制度，會出現為了日益滋長的長治久安的公共福利思想而犧牲對於個體的刑罰公正的危險， 死刑制度正是這種危險的殘酷現實。

11.Roxin， Clau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Grundlagen Aufbau der Verbrechenslehre. 3. Aufl.， 1997， S.62. 他認為， 刑罰服務於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 刑罰的嚴重程度受制於罪責的程度， 只要這種刑罰的嚴重程度對於特殊預防的需要是必要的並且不阻礙一般預防的最低要求， 就不能超越行為的罪責程度。

12.一般預防以犯罪學理論上的學習論為根據，也就是說，犯罪人之外的人，從對犯罪者的懲罰中學習到教訓，從而，影響本人行為的選擇，然而，學習論本身並不是能夠自圓其論的知識論，因為它不能回答行為的第一個人又是向誰學習的？另外，犯罪學目前還沒能回答自己的問題：人為什麼去犯罪？人為什麼不去犯罪？不去犯罪的原因肯定不會僅僅是由於刑罰的存在，要不然，就沒辦法解釋：既然刑罰存在了而且不斷地處罰犯罪人，但是每天都有而且將來肯定會有犯罪的發生？同時，社會心理學上的 「心理強制論」和犯罪學上的經濟理性人論也是一般預防理論的基礎。 一般預防優先的刑罰理論容易導向治亂國用重典的重刑政策。

13.Weigend， Thomas： Resozialisierung –die gute Seite der Strafe？ In： Muss Strafe sein？ Kolloquium zum 60 Geburtstag von Herrn Professor Heike Jung. 1.Aufl.， 2004， S. 181-193. 藉助於刑罰的再社會化思想的實質在於，通過合比例的制裁來抵償行為罪責並使得行為人得以改善。再社會化原則和思想，可以從國家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人權及人的尊嚴的根本原則中推導出來。再社會化，一方面是犯罪行為人對於國家的基本權利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它是國家的憲法義務。任何犯罪行為人可以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尊重其紮根於人的尊嚴中的人格發展權，這種人格發展權的尊重可以通過向其提供各種必要的幫助，使其重新融入社會並過上一種不再有刑罰的生活的方式得以實現。

14.Hoche，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MschrKrim.， 1932， S.553-558. Antonia Seitz， Die Todesstrafe ist keine Strafe. Von der Beteiligung bedeutender Mediziner an Fragestellungen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odesstrafe 1865 bis 1933， im deutsch-italienischen Vergleich. 1.Aufl.， 2003.

15.Albrecht， Hans-J??rg. ??ffentliche Meinung， Kriminalpolitik und Kriminaljustiz.2004， S.453-483.

16.這種瘋狂化的一般現實程度還有待犯罪統計的進一步支持。

17.這種對死刑判處和執行的感受可以從社會心理學和法心理學的角度進行進一步的實證調研分析。

8. 拿破崙說過的話

你說的"有一件事我不會忘記"應該是這個——拿破崙曾說：「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40多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拿破崙其他的一些語錄：

1、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2、我成功，因為志在要成功，未嘗躊躇。

3、沒有機會！這真是弱者的最好代詞。

4、不以小事為輕，而後可以成大事。

5、人生的光榮，不在永不失敗，而在於能夠屢敗屢起。

6、達到重要目標有兩個途徑——勢力與毅力，勢力只是少數人所有，但堅韌不拔的毅力則多數人均可擁有。它沉默的力量隨著時間發展而至無可抵抗。

7、不會從失敗中尋求教訓的人通向成功的道路是遙遠的。

8、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氣。

9、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

10、行軍就是戰爭。

11、在我的字典中，沒有「不可能」這樣的字眼。

12、我愛力量。但我之所以愛力量，猶如想借魔術奏出美妙音樂的小提琴家愛他的小提琴一樣。 換句話說，我是以藝術家的方式愛著的。

13、拿破崙在征俄慘敗時說過一句名言：「從偉大崇高到荒謬可笑，其間只相差一步」。

14、所謂軍事指揮藝術，就是當自己的兵力數量實際上居於劣勢時，反而能在戰場上化劣勢為優勢。

15、統治者最糟糕的，莫過於不道德。上樑不正下樑歪。統治者要是不道德，就會影響風尚，毒化社會。

16、我以為負恩是人類最大的缺點。

17、我留給兒子的只有我的名字。

18、其實，人家批評與否跟我有什麼關系？

19、我發誓，我所做的一切都只為了法國！如果我沒有給它更多的自由，那隻是它並不需要自由。

20、人一生一世，不給人間留點痕跡，不如不出生。

21、在思考一次戰役時，我在內心與自己辯論，力求駁倒自己；在制訂戰役方案時，我是最謹小慎微的人。我總是擴大危險和意外，即使我看來高興，其實我始終極度緊張和激動。

22、我永遠在工作著，我思考得很多。要說我對某事已准備就緒，足堪勝任，那隻是因為在此以前，我已反復考慮過；即使是細枝末節，我也要千思萬想。

23、勤奮是構成天才的要素之一。

24、即使我身後什麼也沒留下，即使我所有的業績全部毀滅，我的勤奮與榮譽， 在我死後仍將足以鼓舞千秋萬代的青年。

25、當一個政府依賴銀行家的金錢時，既然拿人家的手短，就是由後者而不是政府領導人來控制局勢了...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

26、只有夢想能夠征服世界。

27、幸福是個人價值的最大發揮。

28、成功的秘訣是，時而膽大果敢，時而小心謹慎。

29、一個人應養成信賴自己的習慣，即使在最危機的時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與毅力。

30、總司令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冷靜的頭腦。

31、為政之道就是勇往直前，有進無退。

32、我雙腳所行之處有限，我雙眼能看到的也有界限，我從不知道我的工作有何界限。

33、偉大的統帥應該每日自問數次，如果面前或左右出現敵人該怎麼辦？他若不知所措，就是不稱職的。

34、拿破崙還說過有關中國的一句名言：中國是一隻睡獅，一旦它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然後又說了句——它在沉睡著,謝謝上帝,讓它睡下去吧。

(8)刑法典優缺點擴展閱讀：

1804年頒布《拿破崙法典》（即《民法典》）、1807年頒布《商法典》、1810年頒布《刑法典》，這些成文法典成為了近現代資本主義法制社會的法律規范。

《拿破崙法典》原名是《法蘭西共和國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事法典，分3篇，35章，2281條，法典於1804年推出，大多數條款拿破崙都親自參與了討論。

據說，在召開的關於民法典制定的100多次會議中，拿破崙親自出席的就有90多次，《拿破崙法典》已不再單純是一部法學作品，而是代表著鮮明的時代和政治的色彩。

《拿破崙法典》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憲法、商法，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法制體系，構成了拿破崙時代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法國六法體系。

這些成文法典的制定極大的促進了當時乃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法國法制社會的法律規范。

《拿破崙法典》還包括物權、債權、婚姻、繼承，以及許許多多沿用至今的民法概念，是第一部把當時的基本原則、精髓完整傳承到近現代社會的民法。

《拿破崙法典》，在法律上保障了新建立的小農土地所有制。其確保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確立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易和價值秩序，進一步的傳播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維護了法國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

將《人權宣言》中關於財產權、名譽權等基本人權概念化、具體化，正因為如此，許多人認為《拿破崙法典》是法國大革命結束的一個重要標志和產物。

《拿破崙法典》在拿破崙軍隊佔領的國土曾強行實施，因此在歷史上流傳甚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法律幾乎都借鑒了這部法典，它規范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秩序，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體現了法國大革命的原則、精髓，

當拿破崙兵敗，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時曾說：「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那四十多次勝仗（實為五十餘次），滑鐵盧一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全部記憶。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們忘記的，它將永垂不朽—就是我的這部《法國民法典》。」

9. 瑞士聯邦刑法典 2003修訂主要在哪些方面

瑞士民法典 一、概說 瑞士民法典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法典，對我國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響，值得我們專門對之加以研究。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我國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則之下進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則是受瑞士民法的啟示而確立的。雖然舊中國的立法院當時採行這個原則的背景與瑞士當時實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國和德國的民商分立原則影響到所有的大陸法國家(包括日本)，也影響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對舊中國的民事立法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國還沒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譯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響到我們對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對瑞士這個國家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不如對法國德國那樣了解得多。這一點也使我們對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就是在民法典之外，沒有一個商法典，把規定在法國商法典和德國商法典里的一些內容納入民法典之中。在習慣於民商分立的人看來，沒有一個「商法」，好像總少了點什麼。所以在舊中國也實行了民商合一之後，仍有人對把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和保險法稱為「特別民法」感到不安，而要稱之為「商事法」。有的西方法學家對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也不重視。例如著名的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和克茨在他們的《私法領域里的比較法導論》中的《瑞士民法典》一章中，就只說了一句：「沒有商法典」，並沒有把這一點當作瑞士民法的特點。但是瑞士的這一做法確實開創了民事立法中的一條新路。歐洲也有國家(早一些的如義大利，近一點的如荷蘭)走上這條道路。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我國，這幾年來，「商法」又為人津津樂道。因此，對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作些研究，仍然有其意義。而這種研究則要從研究瑞士民法典開始。 二、「民商合一」模式的形成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屬於「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個商法。實際上，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這兩個法典時，都曾考慮過如何處理當時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國是17世紀就公布的《陸上商事條例》和《海事條例》，在德國是《普通商法典》)。結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與民法典並存。 其實瑞士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但是結果不一樣。這就形成了另一種模式。 瑞士是聯邦國家，組成聯邦的各個州在15世紀末逐漸從神聖羅馬帝國獨立出來，集合到一起，在17世紀中葉得到歐洲諸大國的承認，但直到1848年才最終組成為瑞士聯邦，制定了聯邦憲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奧地利民法典為範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爾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蘇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較有特色。因此，在聯邦成立後，分權的傳統仍很牢固，聯邦憲法並不賦予聯邦有統一私法之權。到19世紀初，雖然由於各州之間商業往來的需要與各州法律不同帶來的不便，統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於憲法的規定，這種要求無從實現。直到1874年，修改憲法，聯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債法(合同與侵權行為)、匯票、破產等方面的立法權。據此，聯邦於1874等制定《婚姻法》，於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為能力法》(這兩個法後來為民法典所吸收)，又於1881年制定《瑞士債務法典》。後者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約總則、各種契約、公司、商號、商業帳簿、匯票、本票、支票等規定。這個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民法的契約總則和各種契約，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國屬於商法的公司、票據、商號等規定，事實上就是一個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來可以稱為「商法典」，但為了與憲法的規定相一致，稱為《瑞士債務法典》。 進一步統一私法(民法)的運動並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協會委託法學家歐根•胡貝爾(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為制定統一私法進行理論上的准備。[1]歐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體系與歷史》(前三卷《體系》於1885—1889年發表，後一卷《歷史》於1893年發表)。這個著作實際上奠定了瑞士統一私法的理論基礎，表述了作者的意見。1892年，瑞士聯邦司法與警察部委託歐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1898年，瑞士聯邦憲法再次修改，規定聯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權，歐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歐根於1900年完成了由人、親屬、繼承、物權四編組成的民法草案，稱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將此草案附以理由書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討論。1904年將討論修改後形成的聯邦議會草案提交聯邦議會。1907年12月10日聯邦議會全體一致通過該案，將《瑞士民法典》公布，於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聯邦政府對原有的債務法典略加修改(只對契約法部分略修改，其餘部分未動)於1905年提交議會。議會於1911年5月30日通過，將之改名為《關於補充瑞士民法典的聯邦法律(第五編：債務法)》公布，與民法典前四編同日施行。 其後，1930年對契約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對其他部分進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於《債務法》的條文是從第1條編起的(沒有接著前四編編條文號數)，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結束規定與過渡規定》)，債務法在整個民法典中，雖稱為第5編，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習慣上人們常常把「瑞士債務法」與《瑞士民法典》並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前者有5編，後者只有4編。但是從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稱來看，我們應該說，瑞士民法典共有5編，其第5編是《債務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這樣形成的。不管立法者當初保留債務法的內容(將《債務法典》改為《債務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這是一種與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與法國德國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歷史的產物，並沒有如何深刻的理論存於其間。但是，兩種模式一旦形成，就發生了理論上的意義，並引起了理論上的討論和爭論。 三 瑞士民法典的編制 瑞士民法典的開首是一個不列入序列的《導編》，包括第1條至第10條。[2]規定法律的適用、法律關系的內容、與各州法律的關系等。 接著是第l編《人法》，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章。 第2編《親屬法》，包括婚姻法、親屬、監護3章。 第3編《繼承法》，包括繼承人、繼承2章。 第4編《物權法》，包括所有權、限制物權(役權及土地負擔、不動產擔保、動產擔保)、佔有及不動產登記簿3章。 下面又是不列入序列的《終編：適用規定與施行規定》。這一編的條文另行編序號。 第5編《債務法》分為5部分： 第l部分《總則》，包括債之發生(契約、侵權行為、不當得利)、債之效力(履行、不履行、對第三人的關系)、債之消滅、特別的債之關系、債權移轉與債務承擔。 第2部分《各種契約關系》包括買賣與交換、贈與、租賃、借貸、勞動契約、承攬、出版契約、委任、無因管理、行紀、運送契約、經理人與其他代辦商、指示、寄託契約、保證、賭博與打賭、終身定期金契約、合夥。 第3部分《公司與合作社》，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公司、股份兩合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合作社。 第4部分《商業登記、商號與商業帳簿》，包括商業登記、商號與商業帳簿。 第5部分《有價證券》，包括記名證券、無記名證券、匯票(包括本票)、支票、其他指示證券、貨物證券(倉單與提單)、債券。 最後又是另編條文序號的《終編與過渡規定》。 以上第1編到第4編共977條(約數，其中有刪除的和增訂的)，第5編共1186條。 從這種編制可知： (一)瑞士民法第5編《債務法》的第3—5部分在法、德是屬於商法典範圍的。瑞士另有單行的破產法。這樣，瑞士就完全拋開了民商分立的模式而走上另一條道路——民商合一。雖然有的學者在法、德模式的影響下，仍然把債務法的後3個部分稱為「商法」，但這究竟只能是一個學術方面的用語。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誰也不能忽視《關於補充瑞士民法典的聯邦法律(第5編：債務法)》這一法定標題所表明的意義。 瑞士民法典這種模式的出現，至少使一直在法、德民商分立模式影響下，認為民商分立是天經地義的人們認識到，民商合一是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模式。由此進一步，人們開始思考，這兩種模式各有何種意義，各有什麼優缺點。民商究應合一還是分立就由一個歷史形成的事實問題發展成為一個理論上的課題，吸引了以後的法學家和立法者去探討、去研究。終於，在法學中形成了「民商二法統一論」。[3]影響所及，有的國家(如義大利和荷蘭)在制定新的法律時，不再在民法典之外另訂商法典(或商法)，有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的學者提出廢除他們已有的商法典而實行民商合一。[4]這種後果大概不是當初瑞士的立法者所能預料到的。 （二)瑞士民法把「人法」和「親屬法」放在「物權法」之前。這一點沿用了法國民法典的模式，與德國民法典有所不同。特別是瑞士民法沒有「總則」。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而出於立法者的精心安排。因為瑞士民法典第4條規定：「債務法中關於契約的成立、履行與解除的一般規定，對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也同樣適用。」這種規定方式與德國民法典的規定方式又形成兩種模式。德國民法典把關於法律行為的規定先放在總則里，而後在親屬編和繼承編里規定一些例外的和不適用的情況。我國台灣的民法沿用了這個辦法。例如台灣民法總則編規定意思表示系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無效(第75條後段)，又在親屬編中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系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得於常態回復後6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第996條)。這種辦法是以總則編里的規定為原則，原則當然應適用於一切情況，只在有例外規定或不同規定時才不適用。瑞士民法典的辦法是把契約法中的規定推廣適用到「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中去。既然是推廣適用，就與當然適用有點不同，而且也只限於「成立」、「履行」、「解除」3點，「撤銷」就不在內，要將契約的撤銷的規定適用於其他(契約法所規定的)情形，就需要專門的規定(如第638條)。 (三)關於瑞士民法典的編制，有人從形式上指摘說，債務法作為民法典的一編，可是從量方面說，這一篇的條文數比前面四編的條文總數還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這一點確實如此，而且把「公司」、「商業登記」等作為「債務」，也不十分妥當，不過這也是歷史形成的，不是理論問題，就也無法去苛求了。 四 瑞士民法典的內容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內容之豐富，遠超過了法國德國的民法典與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編2000餘條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國民法典與德國商法典規定的事項外，還包含有德國一些單行法所規定的事項，例如法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據法》、《區分所有權法》、《不動產登記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還包含有關於勞動法的內容(集體勞動合同)、關於戶籍法的內容(身份登記)、關於合作社的規定、關於債券的規定等。如此豐富的內容，為其他國家的一個法典內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實體法規定外，在許多地方規定了舉證責任和訴訟程序。瑞士民法典沒有集中規定時效，而將時效分散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各種登記制度也分別規定在有關事項之後。這樣的規定方法在適用時較為方便。 瑞士民法典關於法人的規定比較寬松。以政治、宗教、學術、藝術、慈善、社交為目的的及其他非經濟性的社團，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時，即取得法人資格(第60條第1款)。 瑞士債務法的內容極為豐富，例如勞動契約中，分別規定了個人勞動契約、集體勞動契約．標准勞動契約、學徒契約、推銷員勞動契約、家務勞動契約。 最具特色的是有價證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國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單行法里規定的各種有價證券，真是一個比較完全的「有價證券法」，在其他國家還少有其例。特別是在這部分的開頭，給有價證券規定了定義，即「有價證券是與權利相結合的一種證券，離開證券即不能主張該權利，也不能將之移轉於他人」。這個定義在其他國家還沒有，現在已成為大陸法國家法律中有價證券的典型定義。 總之，瑞士民法典的條文數少於德國民法典，而其內容，即所規定的范圍、事項遠遠超過了其他民商分立國家的民商法典。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二)瑞士民法典條文數較少而內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條文寫得比較簡單，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說的，瑞士民法典的「條文規定得有意識地不完備」，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前面4編。他們比較了瑞士民法典前4編與德國民法典在同一事項上所用的條文數，例如關於收養，瑞士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分別有18條和32條；關於夫妻財產制，有74條和145條；繼承法有192條和464條。他們得的結論是：「瑞士民法典總共(包括債務法的前兩部分，相當德國民法典的債編)約用1600條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用2385條所規定的事項，而後者的條文一般地還要長些。」[5] 瑞士民法典的這一特點與德國民法典恰巧成為兩個正相反對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條款的完備」，而後者有力求包羅萬象，力求完備無遺。這兩種典型的後面存在著兩種立法思想，存在著兩種國情。德國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學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問題予以解決，不給法官以裁量權。瑞士民法典是「大眾化的法典」，要讓那些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非法學家的法官讀得懂、會運用。德國民法典要用全帝國(德意志帝國)的法律去統一、去扼制地方的舊法和習慣，達到「定於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則要盡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舊法和習慣，只要求「基本一致」。這里表現出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的尊嚴(這種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發展到極點)與一個強調地方分權和尊重地方傳統的聯邦的不同氣勢。 (三)法典既然簡單，就必然要賦予法官以「補充」、「充實」的權力。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個特點。 這一點表現在法典的第1條。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條文，包括3款：「(1)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釋上有相應規定的任何法律問題，一律適用本法。(2)如本法沒有可以適用的規定，法官應依據習慣法，無習慣法時，應依據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裁判之。(3)於此情形，法官應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 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為立法者所制定的規則」。 在民事案件的審判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在法律不夠用時，法官應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變萬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樣只限於刑法中明文規定的那些種類。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規定得沒有遺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辦。法國民法典第4條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同時又把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則的方式進行裁判」(第5條)，但是法官究應怎樣辦，法國民法典未予解決。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條曾經規定：「法律無規定之事項，准用關於類似事項之規定。無類似事項之規定時，適用由法規精神所得之原則。」但以後德國民法典對此仍不作規定。可見這個問題在那個時代不是很好解決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規定法官可以「作為立法者」而制定規則並據以裁判。這確是一個異平尋常的規定。這個規定不僅在它以前和它當時是沒有的，就在它以後也沒有，真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說，瑞士民法典的「這一規定基本上沒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終究不得不承認，這一條仍然是「令人驚異而贊賞的」，因為它「在清晰瞭然的位置，並以鮮明出色的語言形式表述了這種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這一條規定的價值僅僅歸結於其位置和語言，這種顯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表示對本國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選的，他們和議會的議員一樣直接來自人民，讓他們「作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這樣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責備了。 其實，瑞士民法典還是很慎重的。這一條里的第3款就是對法官在「作為立法者」時應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應該「遵循公認的學理與慣例」，而不能任性胡為。 在瑞士民法典以後，很少有採用這一條的。這說明別的國家不具備瑞士所具有的條件，並不是這一條有什麼不妥，因為從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來，這一條規定似乎也沒有發生什麼流弊。 (四)瑞士民法典較之德國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運用了一般條款。這就是它把誠實與信用原則提高到整個民法的最高原則的地位。 當然這也是它用來供法官補充和充實法律具體規定的一種手段。但意義不僅在此。誠實與信用原則在德國民法典里的適用局限於債法的范圍。瑞士民法典突破了這一局限，在第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這種規定不僅不再限於債法范圍中適用，而且也不僅規范義務人的行為，並要規范權利人的行為。這樣使誠信原則真正成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則。40年後(1947年)，日本把這一規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條中。 瑞士民法的這一規定，以後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展現出它的理論意義和在實踐中的價值。論者認為這是對19世紀個人主義民法的糾正，民法走向社會本位的標志。事實上，德國雖沒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規定，但它的判例和學說也擴大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 (五)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傳統立法與制度． 瑞士也是個聯邦，不過各州有分權的傳統，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異也不易統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將許多問題交給州法去處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傳統。瑞士民法典在許多條文中，特別在有關物權和監護繼承方面，把許多權力交給州、甚至交給更下級的地方。例如在繼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許各州自行規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條)，在所有權的范圍方面，先許按照「地方通常習慣」或「地方通常見解」決定何為物的組成部分或者何為從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標准(第642、644條)。在相鄰權(相鄰關系)方面，更是多處准許州法自行作出規定(第702、703、705、709條)。 從瑞士民法典對地方法制的態度，可以看出，在一個地方傳統習慣甚至連語言都各不相同的國家裡，「統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協調的。 五 瑞士民法典的語言與體例 關於瑞士民法典的語言，首先要指出，由於瑞士憲法規定，德語、法語和義大利語三種語言是正式語言，瑞士民法典以三種文字公布，三種文本有同等效力。所以我們看到的這三種文字的文本，都是正式文本，不是翻譯文本。 只要見到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本的人，把它和德國民法典一比較，馬上就看出，兩種法典的文句、文體太不相同了。德國民法典用的是典雅的文體、冗長的文句、謹嚴的詞語，儼然是一位咬文嚼字的法學家在向你說教。瑞士民法典絕然相反，簡短的語句，淺顯的言詞，每個條文都短得只有一行、半行．原來立法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個未受過法律專門教育的人能讀懂這部法典。講到自然人的權利能力時，德國民法典的規定是「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的完成」(第1條)。瑞士民法典的規定是，「每人有權利能力」(第11條第l款)。前者用名詞「權利能力」(Rechtsfahigkeit)，後者用形容詞「Rechtsfahig」，這一點不同就顯示了不同的語言風格。 德國民法典力求概念的確切謹嚴，而瑞士民法典常常用一些比較不確定的概念。這樣的結果，瑞士民法典在運用時顯得靈活多了。 瑞士民法典在體例方面最受批評的是把公司、有價證券等都納入「債務」的范圍。因此，以後舊中國的立法者學習了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卻把公司、票據分離出來制定單行法。 六 結論 (一)前面說到，瑞士把民商分立的模式打破了，引起了以後的人從理論上去研究這個問題。主張民商分立的人找出種種理由來從理論上去論證民商分立制度。這種理論當然不完全是從瑞士民法典得到的，但是從瑞士民法典得到啟示，則可以肯定。 民商統一論的主要論據不外是下面兩點：(1)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紀歐洲商人團體的習慣，也就是商人的法。但現在所謂商人這個特殊的階層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為也失去其純粹性。像票據制度、保險制度已普及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全社會的人所利用與參與。因此，僅為只規范社會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規范社會中某一特殊階層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據。(2)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劃分民事與商事的嚴格界限也不清楚，有的國家只以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管轄來劃分，這種劃分有很大的任意性[7]，因而兩法典並存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甚至混亂。 20世紀以後制定私法法典的國家，差不多都是以瑞士民法典為模式，或對瑞士民法典加以變通的。我國在清末一度采民商分立模式，以後改采民商合一模式。20世紀的一個最新的民法典——荷蘭民法典也採取民商合一模式。今後我國也不會走民商分立的道路，大致可以肯定。 (二)瑞士民法典沒有總則編，這又是對德國民法典的一個沖擊。德國民法典問世以後，贊賞其體例的人對之推崇備至，而瑞士民法典獨樹一幟、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之外另備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民法的人認識到，大陸法系內部，多樣性仍是存在的。法國法系與德國法系並不能將大陸法系瓜分。現在比較法學家在法國和德國之外，不僅注意到瑞士，也注意到北歐諸國和亞洲諸國立法者也不為法國模式和德國模式所限，各自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開創新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瑞士民法典的啟示。 (三)從法國民法典到瑞士民法典，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每一個法典的後面，都存在著一個學派、一個法學家集體、乃至一個或幾個著名的法學家。我們一方面應該說，這些法典都是那個國家的經濟和法學發達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同時也可以說，這些法典是某一個或某些法學家的著作。人們對瑞士民法典特別有這種看法，說這是一部個人的作品[8]。這種說法當然不需要去附和，但是應該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國家的法律、法典是學術著作，不是行政文件，不由行政長官依行政程序(下級起草、上級批准)去「核定」。拿破崙在促進法國民法典的加速制定這一點，功不可沒；但是根據他的意志而加進法典的少數條文(有關軍人身份的、有關外國人地位的)，則是沒有多大價值的，過了些年就被刪除或改過了。瑞士民法典沒有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