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修復司法

『壹』 公考寫作 組合拳 沖鋒槍 先手棋，用法的詞有哪些

深秋的八閩，綠意盎然，空氣清新。作為森林覆蓋率持續位居全國第一，全國唯一水、大氣、生態環境質量全優的省份，福建被譽為「山海畫廊，人間福地」。

從綠色福建、生態福建到清新福建，一以貫之的是綠色施政理念。在此背景下，福建法院堅持理念先導、機制先行、模式先試和品牌先創，舉司法之力加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形成符合省情、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態司法保護之「福建樣本」。

理念先導：

補種復綠的三贏效應

10月8日，龍岩市永定區法院生態資源審判庭庭長林燦崗來到古竹鄉陂子角村，回訪盧大娘復綠補種情況。放眼望去，因大火留下的滿山瘡痍已化為滿眼綠意。去年11月，盧大娘到農田幹活，將鏟好的稻草堆成堆並點火燃燒，不慎引發森林火災，導致155畝林地受損。永定法院積極促使盧大娘與被毀山場林權所有人簽訂了補種協議，最終對盧大娘從寬處理，以失火罪依法判處其緩刑。

這是我省自實施補種復綠生態補償機制以來的成功實踐案例。

「補種復綠的做法源於生態修復司法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實現刑罰的懲罰功能，使被損環境得到盡快修復，還促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可謂"一判三贏"。」全國人大代表、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玉珍告訴記者。

長汀，曾是我國四大水土流失嚴重地之一。為防止生態案件一判了事，當地法院創新生態環境犯罪案件「判後三督促」機制，即督促被告人落實修復義務、督促所發司法建議的落實、督促被判處緩刑人員落實承諾。通過此舉，當地近96%的被毀林地重披新綠。省人大代表、長汀縣水土保持站站長彭紹雲說，長汀的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法院的保駕護航。

生態修復理念發端於「林」，又不止步於「林」。全省法院將單純的林業林權保護拓展到全面的生態環境保護，探索從森林延伸到空氣、水流、海域、灘塗、礦產資源等領域的生態司法保護模式。

下轉第7版（上接第1版）

機制先行：

公益訴訟的制度安排

10月29日，由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以原告身份提起，「史上最嚴」新《環保法》實施後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在南平中院落槌。

專家指出，該案是個積極信號，預示著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的老問題將開始瓦解。媒體紛紛將此案視為「中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完善的分水嶺」，標桿意義明顯。

生態公益訴訟的制度設計，讓更多的公民和社會組織意識到，運用新《環保法》賦予的權利和義務，手握利劍保護自己的家園，讓無序生產、無視生態的污染企業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早在公益訴訟相關法律規定尚未明朗、訴訟主體尚不明確情況下,我省法院就先行一步，積極探索生態公益訴訟工作機制，嘗試以林業主管部門、環保公益組織作為原告提起生態公益訴訟，為國家挽回巨額經濟損失。公益訴訟入法後，我省法院進一步暢通訴訟渠道，積極健全完善受案范圍和訴訟程序等相關機制，對公益訴訟所涉訴訟主體資格、舉證責任、訴訟費用及禁令判決等實踐性問題進行探索，鼓勵、推動環境公益訴訟有序開展，推動生態公益訴訟改革落地。

模式先試：

專業審判的改革紅利

去年5月，廈門大學海洋與地球學院教授楊聖雲有了一個新的身份——省高院生態環境審判技術咨詢專家。這意味著，今後，他將與其他11名環境資源專家一道，參與省高院生態環境疑難法律問題「把脈」，為審理生態環境重大疑難案件提供專業技術支撐。

專家建言、智庫助力，讓我省生態審判專業化特色日漸凸顯。

早在1982年，我省就率先成立覆蓋全省的林業審判庭，為守護中國最綠省份築牢法治屏障。隨著環境資源約束趨緊，涉及生態各類案件日趨復雜，原有林業審判庭收案范圍窄小，已難以適應生態案件審判工作的需要。省高院生態環境審判庭庭長祝昌霖告訴記者，以往除林業外的其他涉生態環境資源各類案件分散在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庭受理。這種模式下，司法尺度難以統一，法律矯正功能的合力難以聚集。於是，一場生態環境資源審判專業化改革在全省持續推進——

地處閩東山區的柘榮法院率先發力。隨著2007年「國家級生態示範區」落戶當地，柘榮法院應勢而為，成立全省首個生態環境審判庭；

2010年5月，漳州中院成立全國首個中級法院生態資源審判庭；

2014年5月，省高院成立全國首個高級法院生態資源審判庭。

改革後的全省法院生態資源審判庭，推行集中管轄制度，對涉及生態環境資源的刑事、民事、行政和非訴執行等各類案件統一歸口管理。涉及生態的刑事案件就擴大到如破壞森林植被等31類，民商事糾紛案件擴大到涉及大氣、水、雜訊、放射性、土壤等環境污染責任等18類，解決了過去審判資源閑置不均、審理標准寬嚴不一等問題。

截至目前，我省法院已設立生態環境資源審判庭65個、專門合議庭17個，生態環境資源審判人員達300餘人，審判機構數、生態法官人數、辦結生態環境資源案件數，均居全國法院首位。

品牌先創：

綠色司法的民心戰略

一輛車、一枚國徽、三五張桌椅，這是古田縣法院生態車載巡迴法庭的全部家當。車載巡迴法庭開進山村、駛入集市，讓國徽閃耀在大樹下、法槌聲響在弄堂里。

幾年前，古田縣寶峰村前任村幹部瞞著村民，將村裡千畝松木林賤賣。就在此時，生態車載巡迴法庭駛進村莊，法官林章平向村民支招——走訴訟渠道。後來，歷經4個月，古田法院作出判決，認定前任村幹部未經村民代表大會通過，擅自賤賣村裡財產，程序違法，合同無效。

生態是我省最具競爭力的優勢之一，全省法院以生態司法保護為主品牌，大力推進生態司法品牌戰略。

各地法院不斷創新生態司法便民模式，在重點林區、景區、礦區、自然保護區、海域等設立生態巡迴法庭、辦案點、服務站142個，法官利用節假日、農閑時間等開展巡迴辦案、法制宣傳，就地立案、就地開庭、就地調解、就地宣判，讓老百姓感到「法律就在身邊、法院就在家門口」。

針對生態環境糾紛日益多元化、利益難平衡的特點，我省各地法院建立矛盾糾紛訴（訪）前化解工作機制，設立訴前調解室、調解聯絡點，形成村、鄉、縣、市四級生態環境矛盾糾紛化解網路。同時，將調解模式從單一向聚合轉換，將調解階段從訴前向訴中、判後各個環節延伸，將調解類型從涉林向涉生態環境資源各個領域拓展，使大量涉生態環境矛盾糾紛案件更多以和諧方式得以解決。2011年以來，全省訴前化解涉生態類糾紛3966件，促進了林區、生態區的穩定和發展。

『貳』 生態修復包括哪些方面

1、國土空間生態安全格局修復。國土空間格局是國土空間多重性與人類需求多樣化雙向選擇的結果，也是自然界復雜多樣化與生產地域分工專門化相互作用的產物，還是海陸空間、交通空間、土地利用空間、景觀生態空間、社會文化空間、投資發展空間和虛擬空間綜合平衡過程的矛盾統一。

2、國土空間生態基礎網路修復。生態系統基礎網路是維護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關鍵性空間基礎，是城鄉居民獲得持續的自然生態系統服務的基本保障。例如廊道、綠道和遺產廊道等都是重要的生態系統基礎網路。

3、國土空間生態景觀修復。國土空間生態景觀是自然景觀、經濟景觀和文化景觀的多維生態網路復合體，是國土空間表層的生態聯系。

自然景觀主要是地理格局、水文過程、氣候條件、生物活力等的復合；經濟景觀主要是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土地利用、產業過程等的復合；人文景觀主要是人口、體制、文化、歷史、風俗、風尚、倫理、信仰等的復合。

4、國土空間要素綜合修復。對國土空間山、水、林、田、湖、草、海等要素，採取「缺什麼補什麼、破什麼修什麼」的思路，統籌各要素進行綜合治理。

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工程類型

目前，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研究剛剛開始，對其分類尚未形成共識，國家層面也缺乏統一的分類界定。按照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對象和所採取工程措施的差異，可將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工程類型劃分如下：

1、礦山地質環境生態修復工程

主要修復對象是礦山地質生態系統，如礦山環境土體重構工程、景觀地貌重塑工程、塌陷地水環境修復工程等。

2、水環境和濕地生態修復工程

主要修復對象是陸地水生生態系統，如流域生態修復工程、水環境生態修復工程、濕地生態修復工程等。

3、退化污染廢棄地生態修復工程

主要修復對象是退化土地生態系統，如水土流失生態修復工程、土地沙漠化生態修復工程、土地鹽鹼化生態修復工程、土地污染生態修復工程、廢棄土地生態修復工程等。

4、海洋海島海岸帶生態修復工程

主要修復對象是海洋生態系統，如海洋生態修復工程、海島生態修復工程、海岸帶生態修復工程等。

5、生物多樣性和景觀生態修復工程

主要修復對象是生物和景觀生態系統，如生物多樣性生態修復工程、景觀生態修復工程等。

『叄』 先主動繳納了生態修復金又負了刑亊責任生態環境局還有權來追損害賠償嗎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第十一條規定：被告違反法律法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以及具體案情，合理判決被告承擔修復生態環境、賠償損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因此，修復生態環境只是其中一種責任承擔形式，如果有損害的還可以主張賠償損失。

『肆』 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取得哪些積極進展

近一年來，各地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案件逐漸成為常態。從2017年7月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正式寫入法律，到今年1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公益訴訟案件10565件，其中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案件6335件，督促恢復被污染、破壞的耕地、林地等15.2萬畝，督促治理恢復被污染水源面積284餘平方公里，督促1451家違法企業進行整改，為「美麗中國」築造了一道堅固的司法保護屏障。

探索生態修復司法理念，建立生態修復機制

在檢察機關辦理的生態環境領域公益訴訟案件中，除污染環境案件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破壞生態環境案件，比如違法采礦、濫伐林木、非法捕魚等。福建廈門市同安區人民檢察院曾在履職過程中發現，某公司在對一處廢棄採石坑群進行生態環境恢復治理時，敷衍了事，沒有達到治理要求，深達100多米的采礦坑存在巨大安全隱患。

檢察機關向區國土分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其責令該公司限期履行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義務，自查在監管其他已關閉礦山的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上，是否存在類似的怠於履職情形。福建廈門同安區國土分局收到檢察建議後，立即採取措施，督促該公司將採石坑作為建築廢土處置消納場立即進行回填，徹底恢復採石坑生態環境。

在辦案實踐中，「增殖放流、補種復綠」越來越成為生態環境領域公益訴訟案件的經常性要求，被告人除承擔刑事責任外，還被要求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快速有效修復被破壞的生態環境，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保護。

內蒙古一公益訴訟案被告人被判決補種16966株樹木；江蘇省一公益訴訟被告人被要求在指定地點補種3年生以上黑松苗2000株，並負責養護1年，驗收成活率需達到95%以上……胡衛列表示，生態恢復的要義在於「恢復」、關鍵在於「落實」，首先要做好修復方式的評估和選擇，徵求專業部門的意見合理確定補種的品種、數量、地域等要素，做細修復方案，確保生態環境的修復落到實處。

來源：人民日報

『伍』 一團伙被判賠生態修復費近30億，該組織在當地做了哪些違反犯罪的事情

廣東佛山一團伙，被判賠償生態修復費用，這筆費用總數將近30億元。只因為該團伙長期以來，存在非法采砂、采礦，以及收購瀕危野生動物等犯罪行為。

正是這些犯罪行為的存在，使得當地的生態環境，受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也正因為這樣的情況，才會在審理此案時候，處以如此之重的處罰。

所以在我看來，即便是用30億元，來修復被破壞的生態，可能也未必就能讓生態恢復原來的模樣。

『陸』 生態修復的定義是什麼

生態修復是指利用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能力，輔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或使生態系統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減少和控制環境污染及增加視覺和美學享受的生態恢復與重建工作。

『柒』 生態修復工程實施方案是否可訴

是可投訴。
生態 修復工程 實施過程中的形式主義 類別：土壤修復 來源：中國環境報 作者： 胡雪麗 陳安 吳波 余向勇 2018年12月，以宜昌市為主體申報的湖北省長江
承擔國家及區域生態保護修復規劃研究編制與實施評估；承擔生態保護紅線劃定與管理技術支持；開展全國和區域生態狀況調查評估及應用研究；開展生物多樣.。

『捌』 生態修復的定義

焦居仁（2003）認為，生態修復指停止人為干擾，解除生態系統所承受的超負荷壓力，依靠生態系統自身規律演替，通過其休養生息的漫長過程，使生態系統向自然狀態演化。焦居仁認為恢復原有生態的功能和演變規律，完全可以依靠大自然本身的推進過程，在其界定的定義中，生態恢復僅依靠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組織和自調控能力。
關於生態修復，日本學者多認為，生態修復是指外界力量受損生態系統得到恢復、重建和改進（不一定是與原來的相同）。這與歐美學者「生態恢復」的概念的內涵類似。焦居仁（2003）認為，為了加速被破壞生態系統的恢復，還可以輔助人工措施，為生態系統健康運轉服務，而加快恢復則被稱為生態修復。該概念強調生態修復應該以生態系統本身的自組織和自調控能力為主，而以外界人工調控能力為輔。

『玖』 「毀綠補種」判決為何是生態司法樣本

湖北武漢新洲一男子因盜伐65棵意楊，被判刑兩年、緩刑兩年，同時，法院還另判其在原地補種130棵苗木並保證存活。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人民法院作出的我市首例「毀綠補種」刑事判決於8月14日生效。

司法在定分止爭，化解個案矛盾糾紛的同時，其最大價值就在於通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打造誠信、文明、法治的社會體系，為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穩定社會大局提供法治保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水青山是美麗中國畫卷的重要內容，建設、呵護好綠水青山，有損害就必有修復，是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健康良性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法院作出的「毀綠補種」刑事判決，用法治手段促進生態保護修復，讓破壞生態環境的罪犯，不僅面臨嚴厲的刑事懲罰，還必須承擔起修復、彌補生態環境的法律責任。這一判決可以說實現了執法辦案與生態修復的綜合效果，彰顯了生態修復性司法保護的理念，打造了生態保護的司法樣本，發揮了司法為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穩定社會大局提供法治保障的應有價值。這樣的司法，也是生態的，環保的，可親的，接上了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地氣，有助於提高全社會生態環境資源保護意識。此判決受到社會和群眾廣泛點贊也是情理中事。

來源：法制日報

『拾』 環境公益訴訟在中國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意義

實踐已經證明意義重大。2015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進行了公開開庭宣判。該案的審理對公益訴訟主體的條件進行了規范，其一審和二審判決，對今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具有一定借鑒意義。法院審理這起公益訴訟案件，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判令被告承擔損害環境的民事責任，維護了公共利益，對那些肆意破壞環境的個人或單位提出警醒，讓社會看到司法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重要作用。

典型案例回顧：

謝某、倪某、鄭某、李某為采礦先後非法佔用林地共28.33畝，造成林地原有植被嚴重破壞。2015年1月1日，一審原告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依據當日施行的修訂後的《環境保護法》，向福建省南平市中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被告謝某、倪某、鄭某、李某3個月內承擔恢復林地植被的責任，賠償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134萬元；如不能在3個月內恢復林地植被的，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10.19萬元，由第三人南平市國土資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區林業局組織恢復林地植被。南平中院審理該案後，依法作出一審判決，判令四被告五個月內清除礦山工棚、機械設備、石料和棄石，恢復被破壞的28.33畝林地功能，在該林地上補種林木並撫育管護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內恢復林地植被，則共同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10.19萬元；共同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127萬元，用於原地生態修復或異地公共生態修復；共同支付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綠家園支出的評估費、律師費、為訴訟支出的其他合理費用16.5萬余元。2015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公開開庭宣判，依法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謝某、倪某、鄭某的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