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釋目標

㈠ 刑法中目的解釋和客觀解釋輪沖突么

明確性、確定性雖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刑法固有的抽象性及語言的多義性等特點，決定了刑法必須被解釋，「即使表達清楚的條文也需要解釋」{1}。因此，合理解釋刑法成為正確適用刑法的前提與基礎。然而，面對抽象、歧義的刑法條文，不同的解釋主體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解釋。那麼，何種解釋是正確合理的解釋？以什麼標准衡量刑法解釋是正確合理的？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核心。傳統刑法解釋理論的主觀解釋論提出了立法原意說，客觀解釋論提出了客觀意思說。但由於主客觀解釋理論自身面臨一些無法克服的難題，採用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標准並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分歧與爭議。在近年發生的重大案件如劉涌案、許霆案中，社會公眾、司法人員及部分刑法專家對相關刑法條文的解釋存在著嚴重分歧，各類解釋主體均堅信自己解釋的正確性而質疑他人的解釋，這種現象已嚴重影響到刑法的權威性，成為我國法制建設中必須研究和重視的問題。本文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刑法解釋標準的理論存在缺陷，因而有必要探討檢驗刑法解釋合理與否的標准，化解社會公眾與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之間的解釋分歧，增強司法判決的公眾認同度。

一、主客觀刑法解釋理論之檢討

傳統刑法解釋理論主要有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兩種，其基本觀點都主張刑法解釋就是對刑法文本中某種客觀意義的認識與發現。主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立法者的原意，而客觀解釋論認為這種客觀意義是文本的客觀意思或法意。因此，就刑法的解釋標准而言，主觀解釋論的標准就是立法原意，客觀解釋論提出的標准就是文本客觀意思。

（一）立法原意說標准之分析

立法原意說源自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的原意說理論。西方最初的詮釋學是神學詮釋學，其核心就是讓人充分領會神的旨意，因此，探尋神的旨意成為神學詮釋學的主要目標。文藝復興時期，神學詮釋學轉變為一般詮釋學並成為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詮釋學的任務是消除誤解並獲得他人正確的意旨。受古典詮釋學和一般詮釋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自啟蒙思想家提出三權分立理論後，法律解釋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求法律文本中立法者所表達的真實意旨，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成為衡量法律解釋正確與否的標准，正如赫施所說：「我們應當將原意視為最好的意義，即合理的解釋標准。」{2}

立法原意說的解釋標准有以下特點：第一，以抽象理性主義為哲學基礎，認為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用語言將其主觀意旨清晰明確地表達出來，解釋者可以不帶有任何個人偏見、情感而進入立法者的心理，尋找立法者的原意。第二，以主客體二元分立為認識論基礎，認為刑法文本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文本中蘊含著客觀存在的立法原意，刑法解釋就是解釋者對法律文本中存在的立法意旨的認識。第三，以維護法律的權威性為目的，依據三權分立理論，認為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因此，司法者適用法律時，只能以立法者蘊含在法律文本中的原意為准。立法原意說用立法原意這一預設的標准限制司法權，滿足了維護立法權威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然而，這一解釋標準的理論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存在以下缺陷：

1．理論基礎走向片面性

立法原意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假定立法者和解釋者都是完全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都有明確的意圖與目的，並蘊含在刑法文本中。由於立法原意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只要解釋者理性地、拋開純粹個人的主觀因素，就能獲得刑法條文中的立法原意，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然而，立法原意說的這一理論基礎有明顯的片面性，因為無論是立法者還是解釋者，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對統一，立法者的價值觀、利益所屬、認識能力等因素必然影響刑法的制定，刑法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產物，而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解釋者對刑法的解釋也必然受其個人因素的影響，刑法解釋也必然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要求解釋者拋開個人的偏見進入文本作者（立法者）的內心去了解立法者的真實意志，難免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2．基本前提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

對於法律文本中的某一個規則是否存在立法原意，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如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就明確否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1]即使有立法原意存在，由於立法者已經死去，無論立法原意說採用何種解釋方法，所作的解釋是否符合立法者的原意都不可能得到立法者的肯定或否定回答，「當赫施將作者的原意作為文本解釋的客觀標准時，他就陷入了一個怪圈，即正確的客觀理解和解釋，必須與作者所意向到的意義一致，而怎樣才能證明你所把握到的就是作者的意圖或原意？解釋者拿不出一條證據或操作標准來對此做出證明，所以只能自己認為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符合原意的。」{3}事實證明，有關符合立法原意的解釋，實際上都是解釋者從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預見出發所作的主觀解釋，是否真正屬於立法者的原意，是無法被證實和證偽的。

（二）客觀意思說之分析

與主觀解釋論不同，客觀解釋論認為，法治是依法律之治，而不是依立法者意志之治，因此，刑法解釋不是闡明立法者制定刑法時主觀上賦予刑法條文的意圖，而是根據社會現實需要探尋刑法文本客觀上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如我國台灣學者陳朴生認為：「解釋應探求法律之真義，以期適應社會情勢，符合刑法之效果。」{4}

文本客觀意思說的特點是：第一，以文本的自主性為基礎。根據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爾的文本理論，文本具有間距化特徵，文本一旦完成，文本就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因此，刑法一經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刑法文本的意義就自主存在，對刑法的解釋就僅是對刑法文本文字所包含的客觀意思的探討。第二，強調法律與語言的現實性。法律產生與發展源於社會生活需要，「規則的含義體現在它們的淵源中，這就是說，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5}因此，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應當根據社會現實需要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探討其意義。第三，以滿足現實需要為目的。解釋總是基於應用的目的，按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解釋學，理解、解釋與應用是解釋的三個基本要素，而應用就是要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對刑法的解釋必須依據現實需要進行評價，否則，刑法解釋就可能背離刑法的目的。

客觀意思說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與實質，作為一種解釋理念與立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值得提倡。但以客觀意思說作為解釋標准，也存在以下缺陷：

1．沒有提供多種客觀意思的選擇標准

「解釋的首要基本工作是產生由多義性詞語組成的某種相對意義的話語，並在接受信息時確認這種單義性的意向。」{6}然而，由於語言的多義性、文本的自主性及多層次性，一個法律文本或一個法律條文因文字語詞的豐富含義而可能有多種客觀意思，以什麼標准選擇其中一種意思作為正確的解釋結論呢？如在2008年「艷照門」事件中，對網民瀏覽、下載、轉載、傳送、散發、公布等行為，哪些屬於刑法中規定的「傳播」行為，存在許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原因在於「傳播」的含義眾多，據美國傳播學者丹斯在《人類傳播功能》一書中統計，關於傳播的定義及解釋竟多達126個。[2]對如此豐富的意義及解釋，何種解釋才是對刑法中相關概念的合理解釋？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無法回答此問題。

2．沒有提供確定解釋標準的依據

由於刑法文本具有自主性、多層次性，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具有多元性，社會不同的階層、不同價值理念的人因其社會處境、利益需求的不同，對文本的理解具有差異性，這就是解釋沖突的根源。雖然不同解釋之間的沖突是語言符號本質的邏輯結果，也是價值多元化社會中的必然現象，我們應當予以承認並尊重，但在處理個案時，如果法官與公眾、法律職業共同體與社會公眾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解釋，則必須確定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誰的理解與解釋更應當作為刑法解釋標准。不解決這一問題，客觀解釋論所提出的主張將成為加深眾多解釋主體之間分歧與對立的理由。迄今為止，客觀解釋理論仍然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的解釋標准都假定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通過預設一個客觀標准達到限製法官解釋的目的，因此，立法原意說與客觀意思說所堅持的解釋標准實際上是人們預設的一個理想化的教條，「這使得解釋理論成了建立教條和為教條論辯的東西。」{7}這種教條式的解釋標准不能解決刑法解釋中存在的諸多難題，因此，從刑法解釋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必須尋找新的解釋標准，以滿足不斷復雜化的現實需要。

二、刑法解釋的新標准--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刑事司法制度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其核心是通過對刑法的解釋與適用實現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而刑法解釋和適用的核心是對不同社會關系主體間行為方式、內容和邊界的確定，是構建與重構社會制度的過程，因此，探討刑法解釋的標准必須採用社會價值與社會利益關系的理論框架，回答解釋標準是什麼以及由誰來確定的問題。以人為本理念下的刑法解釋，不僅放棄了傳統的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吸納歷史主義的主客觀融合的觀念，承認刑法解釋主體的多元性，而且在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刑法解釋的標准應當是多元解釋主體間的共識。

（一）刑法解釋是現實主體對刑法文本的認識

由於傳統刑法解釋理論都預設刑法條文中存在一個客觀自在的意義，刑法解釋就是探尋刑法條文中蘊含的客觀意義，解釋者只要拋開個人偏見等主觀因素採用特定的方法就能實現對刑法客觀意義的認識。因此，傳統刑法解釋理論僅從客體出發，注重解釋方法的研究，並且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刑法解釋理論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法律解釋理論中解釋主體的失蹤。」{7}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以前的唯物主義時所指出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8}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刑法解釋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是人對刑法文本的認識活動，在這一對象性實踐活動中，其基本構造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刑法解釋理論是主體認識客體的理論分析工具，因此，刑法解釋的研究必須首先將刑法解釋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研究解釋行為，正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彼得·雅各布·阿欣斯坦（Peter Jacob Achinstein）所指出的：「科學解釋離不開對解釋者行為的研究。科學解釋應當解決三個主要問題：a．什麼是一個解釋行為；b．什麼是解釋行為的產物，即解釋；c．應當如何評價解釋。無論邏輯實證主義和薩爾蒙的解釋理論都只涉及了bc而忽略了a。」{3}38而研究解釋行為，必須從行為的主體出發，承認人是刑法解釋的主體與目的，不再固守抽象的教條來窒息人的主體性，不再將刑法解釋主體抽象化。

從主體而不是從客體入手研究刑法解釋，則必須全面理解、正確認識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人類過於強調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現代有些西方哲學家則過分強調人的非理性，將其視為人的更本質的東西，如帕累托曾說「人類的大多數行動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邏輯所引導的。」{9}這兩種哲學觀點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作為實踐活動的刑法制定與適用解釋，都包含著人的理性如邏輯認知與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覺等因素。第二，人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根據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人物的本體論解釋學，人們存在於世，對事物的感知取決於如何面對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經驗。因為理解是出於具有個人經驗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歷史的。同時，因為人是被拋入已經存在的價值體系中，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預先把握某種行為或計劃的全部後果，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過程中，必須承認前見的合理性及實在性，如果否定前見，以科學名義要求剔除個人的心理特點及先前的思想狀態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著某種前見。」{10}前見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類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刑法解釋者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人，而不是純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釋雖然是對客觀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釋，但無論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解釋行為還是作為這種實踐活動的產物--解釋結論，都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

（二）刑法解釋主體是多元互動的解釋共同體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在立法者制定並頒布後，就成為一種獨立自在的規范，刑法所適用的特定范圍的公民個人與組織，都根據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為，所有適用該刑法的公民個人與團體都是刑法文本的讀者。因此，圍繞刑法文本，其主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規范的實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讀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當然是刑法的解釋者，但由於刑法文本一經頒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經不存在，作為文本作者的解釋則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學的費內中和溫蓋斯特兩位教授從實證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法律解釋理論，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司法機構與立法機構交互影響的結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會考慮到法院將如何解釋該法律，而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也會考慮到立法機構會有什麼反映。他們認為，法律解釋是一個動態過程，立法機構和法院在這一過程中都起著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釋者，讀者閱讀文本其實就是通過文本與作者對話，尋找作者可能的解釋。但作為解釋者的立法者僅限於文本作者，不屬於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釋者，其對刑法的解釋實質上屬於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釋學意義上的解釋。

刑法文本的讀者都是解釋者。邊沁曾說：「任何人要討論法律，都必然會成為解釋者或評論者。解釋者的任務是向我們說明他所認識到的法律實際上是什麼。評論者的任務則是向我們評述法律應當是怎樣的東西。」{11}根據不同的法律讀者在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刑法文本的讀者又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別。謝暉教授認為，法律的讀者可分為三類：民眾、法律家和法學家。民眾在行動中理解與解釋法律，法律家在應用中閱讀和理解法律，法學家在批判中閱讀和解釋法律。[4]本文認為，由於法學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釋體制中並沒有獨特的地位，仍可劃為民眾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員外，特定的機關享有法律的解釋權力，是特定的解釋主體，因此，刑法的讀者可以分為三類：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社會公眾[5]。

司法機關[6]及司法人員作為專門適用法律的國家司法機關和人員，將法律運用於具體案件中，而「解釋的任務是使法律具體化於每一種特殊情況，這也是應用的任務。這里包含的創造性的法律補充行為無疑是保留給法官的任務。」{10}因此，司法機關，無論哪級司法機關，都是刑法解釋的主體。雖然我國法律特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具有刑法解釋權，但這一授權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具有一定范圍的約束力，並不意味著否定事實上存在的司法機關作為應用法律的專門機關所具有的解釋職責與權利。而以法官為代表的司法人員，必然是刑法解釋的主體，德國刑法學教授克勞斯·羅克辛說：「事實上，一個刑法條文規定的含義，總是先通過法官的解釋，才會在確定無疑的意義上『被確定』」。{12}「法律藉助法官而降臨塵世，」{13}因此，法律解釋必然成為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種否認司法人員的刑法解釋，認為「有關法官能夠或應當毫無例外地以一種邏輯的方式從明確的前提中推導出他的判決的觀點，一直都是而且也必定是一種虛構，因為事實上法官從來就不是以這種方式審判的。」{14}

社會公眾面對刑法文本，永遠是最重要的解釋主體。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立法機關僅是代表人民制定刑法，刑法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認同。因此，當法律意義存在分歧時，不應當追問已經死去的立法者的原意，也不是一味探尋刑法條文的字面意義，而應當追問公眾的意志是什麼，公眾的認同也是刑法解釋自身的合法性基礎。

由於刑法文本是向所有讀者開放的，每個讀者都通過文本與刑法文本的作者進行對話，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解釋，從而成為刑法的解釋者，其他解釋主體成為該解釋者的聽眾，或稱為解釋的接受者。因此，刑法文本的每個讀者既是解釋者，又是解釋的接受者，每個解釋者不僅與作者互動，而且由於解釋的目的就是讓他人接受自己的解釋，因而解釋者之間也必然進行互動，因此，刑法解釋主體不僅具有多元性，而且刑法的讀者即解釋者具有無限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這里討論的主體乃是一個無限的互動共同體中的解釋共同體。」

㈡ 刑法目的論解釋

刑罰目的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l、懲罰說。認為刑罰目的在於限制與剝奪犯罪分子的自由與權利，使他們感到壓力和痛苦，從而防止犯罪的發生。
2、改造說。認為刑罰目的不在於報復或懲罰，而是通過對犯罪人的懲罰來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
3、預防說。刑罰目的在於防衛社會，包括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
4、雙重預防說。認為中國刑罰既有懲罰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三目的說。目的之一在於懲罰，預防犯罪；目的之二是一般預防；目的之三在於教育廣大群眾增強守法觀念，積極同犯罪分子做斗爭。
6、預防和消滅犯罪說。
7.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其根本目的是預防犯罪、保衛社會；直接目的是懲罰犯罪，伸張正義，威懾犯罪分子和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抑制其犯罪觀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覺遵守社會主義法律秩序。
8、二元說。刑罰目的是報應之刑與預防之刑的二元統一。
9、新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認為刑罰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廣大公民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秩序，保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順利進行；刑罰的直接目的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兩方面。
中國刑法學界之所以對刑罰目的的認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鍵是沒有對以下幾個問題形成統一的認識：1、刑罰目的之概念；2、刑罰本質屬性與刑罰目的的區分；3、刑罰功能與刑罰目的的區別；4、犯罪產生的原因與刑罰的關系。
目的層次
刑罰目的是國家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和督刑所希望取得的理想效果，國家運用刑罰僅僅是為了對已然之罪的報應、對未然之罪的預防嗎？報應刑與預防刑是否也有其目的性？他們是否也會促進某種更深一層次的目的價值的實現呢？要想找到問題的答案，

㈢ 刑法解釋的目標是適應社會的發展,還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規范時的立法原意

刑法解釋的目標限既是是適應社會的發展,也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規內范時的立法原意
刑法容的解釋是指對刑法規范蘊含的闡述。刑法條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穩定性，決定了刑法解釋在正確領會立法意圖、准確適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包含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學理解釋。

㈣ 為什麼說刑法的目的在於增加犯罪行為的成本

5. 刑法的目標 I (Normative Analysis )
從經濟學上說，刑法的目標是使犯罪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即，使犯罪導致的成本和防治犯罪的成本之和最小化。
犯罪導致的成本包括：犯罪分子的實施成本，比如購買工具的花費、智力培訓的成本、以及他們用於犯罪的時間成本，及受害人的損失減去犯罪分子的收益。而防治犯罪的成本包括：個人為預防被侵害而採取的措施成本、警察的開銷、抓捕犯罪的成本、審判成本、刑罰的執行成本。防治犯罪除了因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產生的上述直接成本外，還可能發生因此的錯誤成本，如我們把無辜的人判為有罪。
犯罪導致的成本應是社會凈損失，而非轉移成本。受害人的損失如果已經轉移成犯罪分子的收益，那麼這部分損失就不應該被計算為犯罪的成本 。
罪犯因犯罪而增加的效用可否被認為社會效益？

㈤ 如何理解我國刑法的目的

刑法目的主要是通過刑罰來完成,所以我想從刑罰方面來理解刑法的目的 .
刑罰是指國家制定內、適用、執行刑罰的容目的.即國家的刑事立法採用刑法罰為對法犯罪現象的強制措施及其具體適用和執行預期實現的效果,
我國刑罰目的目前存在多種說法,包括預防說.懲罰說.改造說,雙重目的說等.我們參考多種意見現主流觀點為預防說來解釋我國刑罰的目的最為可取.實際上也正是以預防犯罪作為國家制定刑事法律特別是設計刑法體系和種類、決定刑罰的適用原則和規制刑罰執行的出發點以及運用同犯罪作斗爭的最終歸宿.其包括特殊預防（對犯罪分子）和一般預防（教育群眾）.

㈥ 什麼是刑法的體系如何理解刑法解釋的含義與分類

刑法體系，是指各種刑法規范按照一定的規律、順序、聯系、有機地排列，組成統一的整體。各國刑法典，一般從總體上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個別還有附則。編之下，再根據法律規范的性質和內容有次序地劃分為章、節、條、款、項等層次，從而構成一個科學的統一整體。
[編輯本段]一、編
編是刑法典的第一級單位。我國刑法將總則和分則列為兩編，附則不另立一編，但性質上與總則、分則並列。把各種刑法規范科學而系統地納入總則和分則之中，並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刑法總則是關於刑法的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以及關於犯罪和刑罰一般原理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刑法分則是關於具體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的具體規則。根據上述標准，可以將刑法規范分為總則性規范和分則性規范。在刑法典中刑法總則規定的是總則規范，刑法分則規定的是分則規范。不僅刑法典的規范可以分為總則性規范與分則性規范，而且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按其內容屬性也可以作這樣的劃分。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內容大多屬於刑法分則性規范，但也有個別總則性規范。應當指出，刑法總則規范的效力不僅及於刑法典，而且也用於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對此，我國刑法第101條明確規定：「本法總則適用於其他有刑罰規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這里的有刑罰規定的法律，就是指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從理論上說，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的關系是一般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關系。附則是關於刑法內容的附屬性規定，一般涉及刑法的生效等非實體性內容。
[編輯本段]二、章
編下是章，章是總則和分則兩編之下的單位。刑法總則和分則各自獨立設章。我國刑法總則分設五章，刑法分則分設十章。在刑法分則中，罪名往往按章排列，各章的排列有一定的順序，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編輯本段]三、節
章下是節，節是章根據需要而下設的單位，反映章內部的有機聯系。我國刑法，根據內容決定章下是否設節。在刑法總則中，凡內容較多並且有明確的層次之分的，往往設節，否則就不設節。在刑法分則中，罪名較多的第三章與第六章下設節，其他章下均不設節。
[編輯本段]四、條
節下是條，條是表達刑法規范的基本單位。刑法規范通常都是以條文形式出現的，因而是刑法規范的基本構成元素。配置在各編、章、節中的刑法條文，全部用統一的順序號碼進行編號。編號自成系統，不受編、章、節劃分的影響。刑法條文採用統一編號，便於檢索，引用方便。
[編輯本段]五、款
條下是款，款是設於某些條文之下的單位。有些條文表達的內容簡單，只有一段，因而沒有必要在條下設款。在條文所要表達的內容比較豐富，存在若干層次的情況下，需要在條下設款。我國刑法中的款採用另起一行的方法表示。例如，我國刑法第23條分為兩款，第一款規定的是犯罪未遂的概念，第二款規定的是未遂犯的處罰原則。 在款的內部還有段之分。在某些情況下，在同一款里還會包含有兩個甚至三個意思。在學理上，對同一款里包含的兩個意思，分別稱為前段與後段；對同一款里包含的三個意思，分別稱為前段、中段與後段。在具有這種結構的條款當中，如果用「但是」這個連接詞表示轉折關系的，則從「但是」開始的這段文字，在學理上稱之為但書。刑法中的但書所表示的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1）補充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前段的補充，使前段的意思更為明確。例如我國刑法第13條前段規定了犯罪的概念，後段規定：「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就是補充性但書的適例，它從反面使犯罪概念更加明確。（2）例外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前段的例外。在條款中，幾是以「但是……除外」這種句型出現的但書，都屬於例外性但書。例如我國刑法第65條前段規定了累犯的概念和處罰原則，後段規定：「但是過失犯罪除外」，這就是例外性但書的適例。因此，過失犯罪是累犯構成的排除性條件。（3）限制性但書，這種但書是對前段的限制。例如，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就是限制性但書的適例。
[編輯本段]六、項
條與款下有項，項是某些條或款之下設立的單位。刑法典中的項，往往採用基數號碼進行編號。一般來說，列為項的內容之間往往具有並列關系，並共同從屬於條或款。例如，我國刑法第33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無期徒刑；（五）死刑」。以上五種主刑，刑法學分為五項加以規定。
[編輯本段]七、目
條與款下還有目，目也可能設於節下條上，一般來說，目是某些條與款之下設立的單位。

㈦ 淺談刑法的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關系

關於刑法解釋與罪刑法定的關系：
一、罪刑法定原則能制約刑法司法解釋，主要表現在：
（1）對刑法司法解釋主體的制約。作為刑法司法解釋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在加強司法獨立的法制條件下，司法解釋權歸屬於司法機關是必然的。
（2）對刑法司法解釋范圍的制約。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和禁止習慣法的排斥原則都表達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釋應該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解釋行為的性質, 依照規定的刑種和刑度裁量，犯罪構成沒有規定的行為不得以犯罪處理，不得超越刑種和刑度量刑。
（3）對刑法司法解釋溯及力的制約。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則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釋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釋的根據應以行為時的法律文本為基準進行適用解釋。解釋的效力只能對以後發生的行為適用。但是，有利於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對刑法司法解釋方式的制約。根據不同的標准，刑法司法解釋的種類可以劃分出很多種。禁止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中的又一派生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排斥類推解釋的理解，這在各國刑法理論中都有所體現。
二、刑法司法解釋適用與罪刑法定原則也是辯證統一的
罪刑法定的價值目標是在形式公正中實現刑法的安全價值，而刑法解釋的價值目標則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縛尋求實體公正。前者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是一種觀念形態，後者則是在實踐中面臨的現實性問題。這樣，在觀念和現實之間，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沖突。其實，如果我們將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釋置於刑法的價值目標之下，將會發現，這種沖突不僅表現在現實層面上,而且表現在觀念層面上。罪刑法定強調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價值。為了防止司法擅斷，嚴格限制司法權就是其必然選擇。因而作為一種價值目標,罪刑法定之於我國法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刑法解釋在價值選擇上是偏向於刑法的公正價值的，並以此來實現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從司法實踐看，司法行為不僅要接受立法者的評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體國民的評判。因為法律不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應當是全體國民的法律。刑法解釋應當立足於我國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實踐，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維護刑事立法的權威性的前提下，發揮司法解釋的積極作用。因此，法解釋不能拘泥於立法原意，而應在立法意蘊所允許的范圍內，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以刑法的價值目標為終極歸宿，以積極的態度趨向於刑法的謙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釋起到闡明立法精神,補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㈧ 刑法解釋

刑法解釋的目標也不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因為罪刑法定在技術上沒有制回約作用。重要的是合理答地運用解釋方法，以得出刑法解釋的合理結論。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在刑法解釋中運用廣泛，可以實現刑法規范保護法益的目的，使刑法規范和用語的解釋相互協調。

㈨ 刑法司法解釋的解釋

在刑法理論上，關於如何對刑法進行解釋，存在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之爭。
主觀解釋論認為，法律是立法者為社會一般人設計的行為規范，表達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許或不允許人們從事什麼樣的行為的主觀願望，因而法律應該具有明確性。就刑法而言，刑法應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什麼行為是犯罪以及應受何種刑罰處罰。依據法律規定的行為規范，人們就可以在社會生活中設計自己的行為方式，預見到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法律的明確性同時促使法官嚴格依法辦案，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內行使權力，禁止法官濫用職權，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即使是犯罪人也不應受到法外製裁。法律的安全價值由此得到保障。法律的這種可示人以規范的明確性是安全價值的保障。因此，任何對法律的解釋都是對立法者在立法時表達的立法原意的理解，亦即找出立法原意。由於這種法律解釋的主張以立法原意為認識目標，企圖達到立法者的主觀狀況，因而被稱為法律解釋上的主觀解釋理論。
客觀解釋論認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法律解釋必須符合實際的社會生活。因此，所謂客觀，在詞義上是指客觀的社會現實的需要，以此對應於主觀解釋理論主張的立法者的主觀狀況。客觀解釋論者指出，法律並非死文字，而是具有生命的、隨時空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行為規范。立法者一旦頒布了法律，法律便隨著時間的變化而逐漸地並越來越遠地脫離立法者而獨立自主地生存下去，並逐漸地失去了立法者賦予它的某些性質，獲得了另外一些性質。法律只有在適應社會需要的情況下才能保持活力。激進的客觀解釋論者認為所謂立法意圖只是一個純 屬虛構的概念。從否定立法意圖開始，法官對法律的解釋逐漸演變成在法律解釋的名義下對法律的創造，即法官造法。在上觀點中，激進的客觀解釋淪顯然有悖於解釋一詞的原義，從而混淆了立法與司法的界限。解釋一詞，字面含義是指分析說明。解釋不同於創作，而頗類似於翻譯，它是以一定的客體(往往是文本)為前提的，是在對文本所包含的意義的理解基礎上的闡發。創作雖然要有所本，但其所本的客體並非一定的文本，而是直接面對社會生活的—種精神性創造。立法，根據馬克思的說法，是將一定的客觀規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認下來。雖然馬克思在說明立法對客觀規律的反映時使用翻譯一詞，但這只是借喻而已。立法是否反映客觀規律或者反映得好壞，這是評價立法的一個客觀標准。但立法者在立法時有著充分的自由度。解釋則有所不問，它受到文本的制約，不像立法那樣是一種從無到有的確立，而是一種從隱到顯的闡發。法律解釋即是如此，它只是把已經或者應當包含在法律文本中的意義 (可以稱之為立法意蘊)闡發出來。因此，離開了法律文本的意義，像激進的客觀解釋論者所主張的那樣，從根本上否認立法意圖的存在，就已經不是在解釋法律，而是在創制律了。因此，只有從解釋的特定含義出發，才能進一步闡發如何解釋的問題。我認為，刑法解釋應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權，堅持嚴格解釋。刑法的嚴格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申出有利於被告人解釋的原則。」當然，刑法解釋又不能拘泥於立法原意，而應在立法意蘊所允許的范圍內，使刑法解釋起到闡明立法精神，補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㈩ 刑法第264條都有什麼具體解釋

刑法第264條是關於盜竊公私財物的法律規定，根據盜竊財物數額和其他情節，處罰也不同，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一）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

(10)刑法解釋目標擴展閱讀：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

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

在跨地區運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盜竊地點無法查證的，盜竊數額是否達到「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應當根據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確定的有關數額標准認定。盜竊毒品等違禁品，應當按照盜竊罪處理的，根據情節輕重量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

盜竊公私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數額較大」的標准可以按照前條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

（一）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的；

（二）一年內曾因盜竊受過行政處罰的；

（三）組織、控制未成年人盜竊的；

（四）自然災害、事故災害、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期間，在事件發生地盜竊的；

（五）盜竊殘疾人、孤寡老人、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的；

（六）在醫院盜竊病人或者其親友財物的；

（七）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

（八）因盜竊造成嚴重後果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非法進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盜竊的，應當認定為「入戶盜竊」。

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盜竊，或者為了實施違法犯罪攜帶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盜竊的。

應當認定為「攜帶凶器盜竊」。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應當認定為「扒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