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憲權刑法

1. 社區矯正的寫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確立，為改革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從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要求首先，從刑罰目的上看，我國現行刑法理論在刑罰適用與執行上強調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此次社區矯正明確在刑法中加以規定，從立法上明確確立了行刑社會化理念，使得社會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從刑事政策來看，社區矯正的立法，也是貫徹落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充分體現了我國對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和政策；這是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對完善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後，社區矯正寫入刑法順應了國際社會行刑社會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上通過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其中第61條明確指出：」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於把他們排斥於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即《北京規則》）明確指出：」應當充分注意採取積極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充分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包括家庭、志願人員及其他社區團體以及學校和社區機構，以便促進少年的幸福，減少根據法律進行干預的必要，並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處理。」社區矯正此次寫人刑法，無疑是我國在行刑社會化發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規定，是對聯合國公約的積極回應，表明了我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二、確立了相輔相成的兩大矯正體系自由刑在執行中的最常見形式是監禁刑。不可否認，監禁刑在預防犯罪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刑法理論的不斷發展和人權思想的逐漸深人，人們逐漸認識到監禁矯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罰種類的輕緩化、處罰的輕刑化和開放化成為刑法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社區矯正隨著行刑社會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國廣泛展開。如果說以自由刑取代肉體刑是刑罰執行方式的第一次飛躍，那麽，社區矯正制度又向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邁出了一大步，實現了刑罰執行方式由監禁刑向非監禁刑發展的第二次飛躍。社區矯正相對於監禁矯正來說有其巨大優越性。但這並不說明社區矯正可以取代監禁矯正。實際上，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我國刑事立法中明確規定社區矯正，必將促進兩大矯正體系的進一步協作，從而在共同預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關於二者的關系，有兩點：首先，社區矯正可以彌補監禁矯正的不足。監禁矯正在預防犯罪中兩大無法突破的難題：其一，監獄的相對有限與罪犯的相對無限的矛盾。從長遠來看，監獄的建設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斷增長的，處於人口增長中的罪犯也是逐漸增多的，監獄矯正不可能成為預防犯罪的最終選擇；從短期來看，社會某一時期，國家用於監獄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僅就經濟成本而言，社區矯正的相應成本一般不超過監獄關押的20%。實施社區矯正更加節約司法資源。社會法學派認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所決定的。社會本身即是犯罪產生的一個誘因，選擇將罪犯投入社會，運用社會力量進行矯正正是」對症下葯」，實現了對罪犯的社會內部消化，有效解決行刑資源有限性的難題。以矯正工作人員的隊伍建設為例，矯正要求工作人員具備矯正罪犯心理與行為的矯正知識、矯正技術和矯正能力，但是，國家刑事執行的專門矯正官、緩刑官和假釋官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實施社區矯正，可以依託和藉助社區的各種矯正資源和服務力量，有效應對犯罪，這既是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的根本區別，也是社區矯正較之監獄矯正的最大優勢。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不僅可以減少監獄的人力和財力負擔，而且可以減少國家對監獄的經濟投人，降低監禁行刑的成本，緩解監獄矯正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去矯正那些主觀惡性較大、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監獄化與再社會化的矛盾。現代犯罪學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於其社會化進程未全面完成，而傳統的監禁矯正，將罪犯投人監獄，使其隔離於社會之外，大大削弱了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和環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會化速度遠遠滯後於正常社會成員。不僅如此，將犯罪人囚禁於監獄中，還會使犯罪人無形中學到犯罪技術和技能，傳播監獄亞文化，從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經過一段時間的關押，人身危險性反而有增無減。由此看出，雖然監獄的隔離功能對於具有高度社會危險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這種隔離並不能作為預防犯罪的最終手段，因為罪犯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者外，最終仍然要回歸社會。對罪犯而言，隔離的時間越長，隔離的程度越高，其再社會化的可能無疑越低，再次進人社會後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區矯正正好克服了監禁矯正的這一缺陷。社區矯正將罪犯置於社會化環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夠最大可能地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並在此基礎上對罪犯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引導和行為規范，促進罪犯形成健康的社會人格，實現再社會化，使罪犯最終能夠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順利回歸社會，避免監禁矯正可能帶來的以消極服從、自信心與進取心重度喪失為特徵的[監獄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現。其次，監禁矯正是社區矯正的後盾和保障。社區矯正確有優點，但適用上也有局限性。這是因為將罪犯放於社區，必然需要考慮社區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適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將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險性較高的罪犯也放於社區，不但不能預防犯罪，反而是對犯罪的縱容。另外，為了保障社區矯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區矯正與監禁矯正之間的橋梁，比如我國刑法對緩刑、假釋罪犯違反規定的重新收監執行的規定。這不僅可以促進罪犯積極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區矯正在適用中無」後顧之憂」，大膽適用。綜上所述，矯正是理念，而矯正場所、矯正內容的選擇直接體現著刑罰由重到輕的適用序列，存在著一個矯正方式上逐漸過渡的轉移序列。社區矯正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也不是一個孤立發揮其矯正功能的措施，矯正目標的相同性顯示社區行刑與監獄行刑是相關聯的統一體。建立與監禁矯正相對的社區矯正，可以為預防犯罪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從監禁矯正和社區矯正的特點來看，監禁矯正是為罪犯關上了社會的大門，而社區矯正是給罪犯打開了社會的大門。這一關一開之間，必須考慮到矯正的系統性和延續性，使兩大矯正體系之間相銜接，通過二者相輔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罰效能得以增強，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進一步促進了刑罰配置結構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類型，即管制、緩刑和假釋。對此，有學者指出：」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意味著我國刑罰體系和執行制度上的重大變化，即將我國刑法中管制這種刑罰方式改成社區刑，從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區刑重構我國刑罰體系的主體部分；此外，以緩刑、假釋作為連接社區刑與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劉憲權：2010年11月9日《檢察日報》）我國傳統刑罰體系中並不存在社區刑，而此次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否可以認為創立了社區刑，並且使得社區刑成為與生命刑和自由刑並列的刑種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但社區矯正的引入的確促進了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以管制刑為例，管製作為非監禁刑罰，在司法實踐中，其積極作用並未得到有效發揮，其規定雖然廣泛（掛有管制的罪名約占罪名總數的1/4），但適用率卻極低。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字來看，2003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30,355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1,508人，佔1.58%;2004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752,241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2,553人，佔1.67%; 2005年全國法院給予刑事處罰的共計829,238人，其中判處管制的有14,604人，佔1.76%。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在於管製作為一種刑種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於彰顯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內容出現了問題。根據我國《刑法》第39條的規定，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僅有五項義務，而這五項義務都是將罪犯作為消極的客體來看待。作為一種限制自由的刑罰執行方式，簡單的五項義務的規定與嚴厲的監獄監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難以有效體現管制的懲罰性，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緩刑和假釋的考察監督義務也同樣存在落實不力的問題，甚至許多人誤認為被告人被判處管制、緩刑就」沒事了」。而實際上，對緩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確執行緩刑制度的重要一環，也是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監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罰的」可感性」降低，難以對罪犯造成應有的心理壓力和必要的行為約束。以上這些問題最終導致管制、緩刑、假釋成為司法機關不太願意採取的刑罰手段，對於既可判處監禁刑又可判處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處監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結構的失衡。因此，為了充分發揮管制、緩刑、假釋在矯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國刑罰嚴厲性方面的積極作用，必須在立法上對其內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對管制、緩刑和假釋適用社區矯正，就使得非監禁刑罰執行具備了實質內容，管制、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也必將得到改善。從近幾年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成果來看，」緩刑沒事」的局面已經逐漸有所改觀。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刑罰結構的合理化，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發揮提供更大的空間，將促使非監禁刑罰執行考察落到實處，真正發揮管制、緩刑、假釋的作用，使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非監禁刑罰執行中切實得到體現。四、督促社區矯正配套立法的盡快出台在開展社區矯正的國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均明確規定了社區矯正執行的刑罰種類、刑罰適用和執行制度，以及各種社區矯正措施適用的程序、步驟及刑事執行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2003年社區矯正試點開展至今，在制度規范層面，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2005年1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和2009年9月」兩院兩部」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地方試點工作中則建立了規范社區矯正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制度、相關部門之間銜接配合的制度、社區矯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門內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誠然，這些都為社區矯正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為社區矯正的立法化及深入開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我國社區矯正之所以遲遲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國外社區矯正的實際情況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如美國的社區矯正，雖然從有關規定來看，社區矯正是作為一種刑罰，但在實踐中則更多的體現為一種非監禁執行方式。社區矯正的性質不僅是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種非監禁措施的落實及矯正項目的實施。而英國社區矯正是作為獨立的刑種，包含了一系列社區矯正令。日本的社區矯正是作為保安處分，主要是緩刑、假釋和假釋人員的安置幫教，緩刑、假釋期間的監管、矯正與保護活動。其二，受國外立法復雜多樣的影響，國內學說紛紜。如」刑事執法活動說」，」非監禁式的行刑方式和處遇措施說」，」罪犯處遇新趨勢說」，」行刑、矯正和福利性質說」，」保安處分及刑事政策說」，如此等等。理論研究上的眾說紛紜，使得社區矯正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未能明晰，立法基礎不太牢固。因此我國在社區矯正的引入中並沒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採取」先實踐後立法」的方針，根據實踐中社區矯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來進行立法，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自實踐」的原理。根據7年來社區矯正在全國試行的具體情況，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等的執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幫助罪犯復歸社會，營造了和諧的社會氛圍。至此，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假釋執行措施的地位已經可以明確。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是對社區矯正性質的肯定，必將推動社區矯正相關制度如具體項目設置以及社區矯正隊伍建設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區矯正的內容為例，根據」兩院兩部」2009年9月聯合發布的《關於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其中涉及社區矯正內容的規定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第一，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矯正；第二，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管理；第三，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幫困扶助。以上三方面雖然對社區矯正的內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性規范，並不能表明社區矯正已經具備了具體明確的內容。因為無論是教育矯正，還是監督管理、幫困扶助都並非社區矯正的」專有性」內容，監禁矯正同樣存在教育矯正和幫困扶助的要求，所以從內容上來看，除了執行場所的變更，關鍵在於內容上如何利用社區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區力量為基礎，對社區矯正的內容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為」嚴」，一為」寬」。對於從」寬」，從開設學校教育等幫助性項目角度來講，社區矯正應當是開放的體系，具體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補充。但是從」嚴」，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權利」的限制，社區矯正的項目還有待刑事立法的確認。例如，目前司法實踐中普遍針對社區服刑人員組織公益勞動，但立法卻沒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勞動如何與矯正相結合，還需要進一步通過立法來明確。總之，將社區矯正寫入刑法，確立社區矯正的刑法地位，社區矯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緊鑼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規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繼刑法規定社區矯正制度之後，一部系統的《社區矯正法》勢必令人引頸期待。五、促進了行刑權的統一《刑法修正案（八）》刪除了公安機關作為管制執行以及緩刑考察、假釋監督主體的規定，從立法的實然來看，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尚處於」空白」狀態。對該問題的解決需要結合我國社區矯正的特殊背景來解釋。這根源於我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出現」雙重主體」的現實，這一現象引發了實踐中的許多現實問題，多為學者所詬病。立法者此處的修改之意應是對雙重主體的模式給予了否定，但是具體由哪一主體來執行，目前理論上存在三種觀點：由公安機關執行，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抑或建立一個全新的機構。公安機關作為國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衛機關，任務繁重，再把社區矯正交其執行，實在困難很大。加之，從促進罪犯與社區聯系的角度來看，公安機關的偵查性質決定了公安機關與犯罪人之間存在尖銳的情緒對立和矛盾沖突，罪犯會因為偵查人員的偵查、拘留、逮捕行為產生強烈的排斥感，這說明不太適宜由公安機關執行社區矯正。根據對行刑權統一的研究，學者們多贊同統一由司法行政部門執行。也就是說，應當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理由是：首先，從理論研究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研究的結論。長期以來，在對刑事司法職能分配方面，已經達成這樣的理論共識：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和執行權應當分別由公安、檢察、審判和司法行政機關行使。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符合理論共識。其次，從實務狀況來看，由司法行政機關執行社區矯正也符合中國現實情況。從我國司法行政機關職能職責的現狀來看，我國司法行政機關本身具備刑罰執行職能，具有管理、矯正罪犯的資源和經驗，可以滿足矯正的「技術性」「專業性」的要求，無需從零做起、另起爐灶。另外，對於緩刑犯、假釋犯而言，社區矯正面臨著與監禁矯正鏈接的問題，兩大矯正系統的統一有利於對服刑人員不間斷的可持續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較好的矯正效益，體現系統的整體功效。基於此，世界各國行刑權都已逐漸走向統一。因此，賦予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執行權力，將監獄行刑工作與社區矯正工作整合於一個統一的權力系統之中，有利於加強二者之間的聯結和互動，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與筆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確立兩大矯正體系的觀點相呼應。當然，司法行政機關在實行社區矯正時，也需要得到公、檢、法等機關的配合，這是自不待言的。

2. 關於刑法中犯罪構成的分類

以犯罪構成的不同標准進行以下劃分，共有四種犯罪構成分類。
一、基本的犯罪構成與修正的犯罪構成
這是以犯罪構成的形態為標准進行的劃分。
基本的犯罪構成，是指刑法條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態所規定的犯罪構成。基本的犯罪構成一般是指既遂犯或者單獨犯的構成要件；修正的犯罪構成(也稱為特殊形態的犯罪構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構成為前提，適應犯罪行為的不同形態，對基本的犯罪構成加以某些修改變更的犯罪構成。預備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態的犯罪構成以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構成則屬於修正的犯罪構成。
刑法分則條文大都是以單個人犯既遂罪為標本的，基本犯罪構成以刑法分則為基準，直接根據刑法分則就可以認定；而犯罪的未完成形態以及共同犯罪的內容都在刑法總則部分規定，因此修正的犯罪構成要以刑法分則規定的基本的犯罪構成為基礎結合刑法總則的有關規定加以認定。
二、完結的犯罪構成與待補充的犯罪構成(又稱為關閉的犯罪構成與開放的犯罪構成)
完結的犯罪構成，也稱關閉的犯罪構成，指刑法完整地規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構成；待補充的犯罪構成，也稱開放的犯罪構成，指刑法僅規定了部分要件，其他要件需要法官適用時進行補充的犯罪構成。這一分類最先由德國學者威爾采爾所倡，具有一定意義。
當刑法規定了完結的犯罪構成時，司法工作人員應嚴格依法適用，不得附加或減少要件；當刑法規定了待補充的犯罪構成時，司法工作人員應依照法律的相關規定補充構成要件。至於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究竟是完結的犯罪構成還是待補充的犯罪構成，則需要根據犯罪行為的性質、犯罪之間的關系等進行識別。
三、單一的犯罪構成與復雜的犯罪構成
單—的犯罪構成，是指刑法規定的各個要件均屬單——的犯罪構成+即當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中只含單一行為、單一主體、單一罪過形式時，便是單一的犯罪構成。復雜的犯罪構成是指刑法規定的要件內容可供選擇或互有重疊的犯罪構成。
主要表現為兩類情況：一類是刑法規定了兩種以上行為、對象、主體等，只要具體事實符合其中之一，便成立犯罪，如刑法第305條；另一類是刑法規定了兩種以上的行為等，具體事實同時符合刑法規定時，才成立犯罪。
這兩類現象也可能交織在一個犯罪構成中，司法工作人員應特別注重哪些要件是可供選擇的，哪些要件是必須同時具備的。
四、普通的犯罪構成，加重和減輕的犯罪構成
例如：刑法第263條中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它方法搶劫公私財物」及其對應的故意，屬於普通的犯罪構成，其後規定的「入戶搶劫」等8種情形屬於加重的犯罪構成。再如，刑法第232條種的「故意殺人」是普通的犯罪構成，「情節較輕的」是減輕的犯罪構成。

3. 西北政法大學的刑法學研究生指定教材用書是什麼

《刑法學》劉憲權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根據《西北政法大學2019年碩士研究生招內生目錄》信息容顯示，刑法學（代碼030104）主要研究方向包括01中國刑法、②外國刑法、③港澳台刑法、④國際刑法。初試考試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論、②201英語一、③704法理、憲法、中法史、④804刑法、民法、經濟法。復試考試科目：刑法。

刑法學是法學專業二級學科之一。刑法學學科主要以社會中存在的犯罪現象為基礎，研究犯罪產生的原因，探討治理犯罪的對策，尋找減少犯罪的方法、措施，為國家治理犯罪問題獻計獻策。就業方向：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以及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關和法律服務機構、特別是在高中等學校從事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

4. 劉憲權的人物成就

（1）涉信息網路犯罪刑法規制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4年10月-2017年10月，首席專家
（2）涉信用卡犯罪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11年6月—2013年6月，項目負責人
（3）金融犯罪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5年6月—2007年6月，項目負責人
（4）證券犯罪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2年6月—2004年6月，項目負責人
（5）侵犯知識產權罪懲治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2009年6月—2011年9月，項目負責人
（6）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法律對策,美國政府資助項目,2002年1月－2003年6月，項目負責人
（7）突發性公共危機的法律應對研究,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課題,2004年3月－2006年4月，項目負責人
（8）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研究,上海市教委重點課題,2004年7月－2006年7月，項目負責人
（9）中國刑法理論前沿問題研究,上海教委重點學科課題,2002年9月—2005年9月，項目負責人
（10）社會轉型時期的刑事法理論,上海茂盛國際有限公司委託,2004年1月－2004年8月，項目負責人 「七五」期間全國法學重點研究課題《各國刑法比較研究》
國家「九五」重點圖書選題《金融風險防範與犯罪懲治》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重點研究課題《犯罪與刑罰理論專題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證券犯罪研究》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邪教活動的法律控制》和《突發公共事件的法律應對研究》
上海市教委重點課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研究》、《侵犯知識產權罪懲治研究》
美國政府資助項目《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法律對策》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證券期貨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涉信用卡犯罪研究》 （1）《刑法學名師講演錄》，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中國刑法學講演錄》，專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 《金融犯罪刑法學專論》，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
（5）《刑法學專論》，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6）《證券期貨犯罪理論與實務》，專著，商務印書館 2005 年版
（7）《證券期貨犯罪比較研究》（英文版），專著，荷蘭艾柔默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8）《金融犯罪理論專題研究》，合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
（9）《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理論與實務》，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10）《刑法學》，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11）《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法律對策》，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12）《中國刑法理論前沿問題研究》，主編，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3）《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 2005 年度）第二卷：實務問題研究》（上、下冊），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4）《刑法學研究（第 1 卷）》，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15）《刑法學研究（第 2 卷）》，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16）《犯罪與刑罰理論專題研究》，副主編，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17）《刑法學研究（第 3 卷）》，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8）《刑法學研究（第4卷）》，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
（19）《刑法學研究（第5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0）《刑法學研究（第6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1）《刑法學研究（第7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22）《刑法學研究（第8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3）《刑法學研究（第9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4）《刑法學研究（第10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5）《刑法學研究（第11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6）《刑法學研究（第12卷）》，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7）《金融犯罪案例研析》，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8）《證券期貨犯罪刑法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9）《中國刑法學講演錄（第二版）》，專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0）《涉信用卡犯罪刑法理論與實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主要學術論文
（1）《故意犯罪停止形態相關理論辯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2）《罪數形態理論正本清源》，《法學研究》2009年第6期
（3）《我國金融犯罪刑法分類質疑》，載《法學評論》 2007 年第 4 期，獨著
（4）《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疑難問題刑法評析》，載《政法論壇》 2008 年第 2 期，獨著
（5）《<刑法>第13條「但書」條款司法適用相關問題研究》，載《現代法學》 2011年第6期
（6）《「職業綁手」受雇控制被害人行為定性研究》，載《政治與法律》 2012年第 2 期
（7）《 < 刑法修正案 ( 六 ) 草案 > 評析》，載《法學》 2006 年第 2 期，獨著
（8）《傳統刑事司法理念的反思》，載《法學》 2005 年第 5 期，獨著
（9）《共同證券期貨犯罪疑難問題探討》，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2004 年第 1 期，獨著
（10）《證券、期貨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載《法學》 2004 年第 5 期，獨著
（11）《我國洗錢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載《政治與法律》 2005 年第 6 期，第一作者
（12）《假冒專利罪客觀行為的界定與刑法完善》，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2006 年第 1 期，第一作者
（13）《我國洗錢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載《政治與法律》 2005 年第 6 期 獨著
（14）《建立和諧社會突發危及應對機制的法制軌道》，載《法治研究》 2005 年第 4 期獨著
（15）《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分析》，載《法學》 2005 年第 6 期 獨著
（16）《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刑法適用與完善》，載《浙江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 ) 》 2006 年第 2 期，第一作者。
（17）《「銀廣夏事件」的刑法思考》，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2002 年第 1 期，獨著
（18）《我國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的再思考》，載《法學》 2002 年第 2 期，獨著
（19）《我國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問題研究》，載《政法論壇》 2001 年第 1 期，獨著
（20）《 2001 年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綜述》，載《法學》 2001 年第 11 期，獨著
（21）《關於綁架、拘禁索債型犯罪定性若干問題研究》，載《法學》 2001 年第 9 期，獨著
（22）《論金融詐騙罪的非法佔有目的》，載《法學》 2001 年第 7 期，獨著
（23）《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犯罪行為的刑法分析》，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 2000 年第 6 期，獨著
（24）《論我國新刑法中的結合犯》，載《法學》第 2000 年第 8 期，獨著
（25）《婚內定「強奸」不妥》，載《法學》，第 2000 年第 3 期，獨著
（26）《完善證券期貨犯罪刑事立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2006 年 2 月，獨著
（27）《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罪行為方式之解讀》，載《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1 期，獨著
（28）《信用卡詐騙的司法認定》，載《政法論壇》 2003 年第 3 期 獨著
（29）《「性賄賂」行為犯罪化不足取》，載《法治論壇》 2003 年第 2 期 獨著
（30）《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案件對民事合同效力的影響研究——以非法集資案件中的合同效力為視角》，載《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10期，第一作者
（31）《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兜底條款」解釋規則的建構與應用》，載《中外法學》2013年第6期，獨著
（32）《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對刑法適用之影響》，載《法學》2013年第12期，獨著
（33）《關於中國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發展》，載《立命館法學》2013年第1號，獨著
（34）《刑事法治視域下處理虐童行為的應然路徑》，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3年第1期，第一作者
（35）《克減冤假錯案應當遵循的三個原則》，載《法學》2013年第5期，獨著
（36）《論刑法中法律擬制的設置規則》，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年第9期，第一作者
（37）《刑法嚴懲非法集資行為之反思》，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獨著
（38）《論內幕交易罪最新司法解釋及法律適用》，載《法學家》2012年第5期，獨著
（39）《限制或廢除死刑與提高生刑期限關系論》，載《政法論壇》2012年第3期，獨著
（40）《信用卡「養卡」，「套現」行為的刑法定性分析》，載《法學》2012年第7期，獨著
（41）《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的定性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9期，第一作者
（42）《盜竊罪新司法解釋若干疑難問題解析》，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獨著
（43）《論我國金融犯罪的刑罰配置》，載《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1期，獨著
（44）《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停止形態研究》，載《法學雜志》2012年第4期，第一作者
（45）《我國<刑法修正案(八)>時間效力司法解釋規定評析》，載《法學雜志》2011年第8期，第一作者
（46）《涉信用卡犯罪對象的評析及認定》，載《法律科學》2014年第1期，獨著
（47）《論互聯網金融刑法規制的兩面性》，載《法學家》2014年第5期，獨著
（48）《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兜底條款」解釋規則的建構與應用——搶帽子交易刑法屬性辨證》，載《中外法學》2013年第6期，獨著
（49）《自貿區建設中刑法適用不可迴避的「四大關系」》，載《政法論壇》2014年第5期，獨著
（50）《論互聯網金融的行政監管與刑法規制》，載《法學》2014年第6期，第一作者

5. 華東政法大學的劉憲權怎麼樣

一級棒，你很難考的，刑法是我們的學校的支柱科目，365分（考研）

6. 劉憲權的人物榮譽

（ 1 ）專著《證券期貨犯罪比較研究》（英文版），荷蘭艾柔默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獲 2002—2003 年華東政法大學優秀專著獎。
（ 2 ）論文《我國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研究》，獲 2002 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 3 ）論文《 WTO 與經濟中心城市治安管理》，獲 2002 年中國警察學會理論研討一等獎。
（ 4 ）論文《和諧社會視野下突發金融事件應對機制的法律思考》，獲 2005 年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三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獎。
（ 5 ）論文《論拐賣人口犯罪的刑法完善》，獲 2005 年中國法學會「 西湖杯 」 優秀刑法論文特別獎。
（ 6 ）論文《和諧社會視野下的突發危機應對機制的建立》，獲 2005 年中國法學會 「 構建和諧社會法治保障 」 徵文二等獎
（ 7 ）著作《證券期貨犯罪理論與實務》，獲 2006 年第二屆全國法學科研成果三等獎。
（ 8 ）主編的《刑法學》教材， 2007年獲上海市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 9 ）著作《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2009年獲第三屆全國法學科研成果獎二等獎。
（10）論文《罪數形態理論正本清源》，獲上海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11）著作《金融犯罪刑法理論與實踐》，獲上海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12）著作《金融犯罪刑法學專論》，2012年獲上海市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二等獎。
（13）論文《新中國刑事法治中罪刑法定原則的發展》，2011年獲中國法學會「馬克昌杯」優秀刑法論文二等獎。
（14）獲「2011年中國法學高產作者」榮譽稱號。
（15）獲「2012年中國法學高產作者」榮譽稱號。
（16）獲「2013年中國法學高產作者」榮譽稱號。
（17）獲「2014年中國法學高產作者」榮譽稱號。
（18）論文《罪數形態理論正本清源》（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4期），獲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7. 劉憲權的人物經歷

從1983年起開始為博士生、碩士生和本科生開設《當代刑法理論前沿問題研究》、《刑法總論》、《刑法各論》、《刑法專論》、《金融犯罪研究》、《港澳台刑法比較研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理論與實踐》等多門課程。曾於1995年底至1998年初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相當於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參加香港回歸過程中的法律問題研究。2003年4月作為國際訪問學者赴美國考察學習。

8. 劉憲權的介紹

劉憲權，1955年生於上海，1979年進入華東政法大學（原華東政法學院）學習，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後赴荷蘭艾柔默斯大學學習，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上海市高校一流學科刑法學科的學科帶頭人、刑事法學研究院院長、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刑法學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刑法學教學和研究。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勞模）、入選全國首批「萬人計劃」（即中組部「高端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項目1、「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2、「上海市教育功臣」3、「國家高等教育教學名師」、「上海市教書育人楷模」4、「全國優秀教師」、「寶鋼教育基金全國優秀教師」5、「上海市勞動模範」、「上海市十大勞模年度人物（2013年）」6、「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學名師」7、「上海市教育年度新聞人物（2011年）」、「中國法學高產作者」等榮譽稱號，2014年獲批創建「勞模創新工作室」（上海市總工會）8，同年獲批「劉憲權法律服務工作室」（上海市教育工會）9，並連續17年被華東政法大學全校學生評選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師」10。

9. 教唆犯如何處罰 劉憲權

教唆犯就復是故意教唆他人實制施犯罪的人，對於教唆犯的刑事責任比較復雜，主要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根據《刑法》第29條第1款的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2）根據《刑法》第29條第1款的規定：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
（3）根據《刑法》第29條第2款的規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於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10. 考公刑法學和中國刑法學的區別

考公刑法學和中國刑法學的區別是中國刑法學的范疇更大。
《中國刑法學》是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劉憲權。本書可作為繼續教育學生、非法學專業學生以及社會公眾了解刑法、學習刑法的學慣用書。
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刑法學的正式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