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8

❶ 《刑法》第18條第4款中的醉酒是指所有醉酒還是單指生理醉酒

應該是指生理醉酒以外的醉酒，生理醉酒屬於生理上不可抗的醉酒，刑法不會對生理醉酒進行處罰

❷ 2013最新刑法第18條如何規定強制醫療

刑事訴訟法有相應的審理程序。

第四章 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第二百八十四條 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
第二百八十五條 根據本章規定對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由人民法院決定。
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
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採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
第二百八十六條 人民法院受理強制醫療的申請後，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
人民法院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第二百八十七條 人民法院經審理，對於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
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
第二百八十八條 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於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准。
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
第二百八十九條 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❸ 刑法第十八條，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的。不負刑事責

就是由公檢法主持的鑒定，當事人自己做的鑒定不算。

❹ 我國刑法第18條是什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規定：

特殊人員的刑事責任能力

1、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

2、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3、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4、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4)刑法第18擴展閱讀：

醉酒犯罪分為病理性醉酒犯罪和生理性醉酒犯罪，前者不負刑事責任，後者需要付全部刑事責任。

病理性醉酒屬於精神疾病的一種，在病理性醉酒的情況下犯罪一般不負刑事責任，但是，如果行為人知道自己屬於病理性醉酒仍然飲酒的，醉酒後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是指所飲不足以使一般人發生醉酒的酒量而出現明顯的行為和心理改變，在飲酒時或其後不久突然出現激越、沖動、暴怒、以及攻擊或破壞行為，可造成自傷或傷人後果。

發作時有意識障礙，亦可出現錯覺、幻覺和片斷妄想。發作持續時間不長，至多數小時。常以深睡結束發作，醒後對發作過程不能回憶。顧病理性醉酒不負刑事責任。

❺ 刑事訴訟法第18條

刑事訴訟法
第十八條 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貪污賄賂版犯罪，國家工作人員權的瀆職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❻ 有關刑法的 刑法意義上的危害行為

一、刑法中「危害行為」的概述

我國刑法學界對於行為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而沒有將行為進行理論上的分類，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關於行為概念的表達，至今沒有統一的意見。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刑法中的」行為「指的就是作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即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即使是在」危害行為「這個層次的行為概念，也眾說紛紜。

在我國刑法中，行為一詞具有多種含義，有時把它作為犯罪的同義語使用，如刑法第十三條規定的犯罪定義中使用的行為；有時把它看作純粹的身體動靜，如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的精神病人的行為；有時它僅指在人的意識和意志支配下的身體動靜，如刑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意外事件中的行為。危害行為，即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是指由行為人意識和意志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舉止。

行為是表現於外，對客觀世界產生影響的身體活動，危害行為也是如此。危害行為的身體活動既包括舉動，也包括靜止。人的身體舉止不限於四肢的舉動，還包括諸如以目示、語言教唆、默示等有意義的動作。堅持危害行為的這一特徵，對於防止懲罰思想的錯誤做法具有重要意義。

人的意識和意志，是危害行為的主觀內在特徵。刑法規定犯罪客觀要件的行為，目的在於調整這類行為，避免社會遭受危害。如果不是由人的意識和意志支配的身體舉止，刑法是不可能起到調整作用的。因為刑法要最終達到調整目的，只能通過調節行為主體的意識和意志，從而間接影響其實施的身體舉止。所以，缺乏人的意思的身體動靜即使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後果，也不屬於危害行為。

傳統的研究思路對刑法中行為的研究只著眼於作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要件要素的危害行為，認為危害行為自然是刑法中行為最重要的部分。通說認為「刑法上的危害行為，是指由行為人的心理活動所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危害行為是一切犯罪構成的核心。任何犯罪都表現為客觀上的危害行為。犯罪構成四個方面中其他構成要件，都是說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的事實特徵，它們都以危害行為作為基本依託，並且圍繞著危害行為而連結成為一個整體。沒有危害行為，其他構成要件也就失去了表明的對象。

以上通說觀點主要存在兩處矛盾：其一，既然危害行為是」身體動靜「，就應該是存在現實生活中的事實性行為，怎麼會是作為規范形式存在的」一切犯罪構成的核心「呢？危害行為如果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在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中，它應該是與客體、主體、主觀要件中要素居於同一序列的位置，並且在功能上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各自從不同的方面說明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這樣危害行為中就不能包含意識要素，因為這會與犯罪主觀要素重合。但是如果拋棄行為中的意識要素，就不能被評價為」危害「行為，意外事故和不可抗力即是其例。反之，如果危害行為包含意識要素，它就不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素，這就陷於兩難的境地。其二，犯罪客觀方面是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區分的關鍵，將危害行為定位於犯罪客觀方面並不能實現此界限功能，因為危害性並不是犯罪行為的特有屬性，其他一般民事和行政違法行為也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危害行為是一個從行為本質進行界定的概念，並沒有體現個罪中行為的形式特徵，所以它也不具有區分個罪之功能。

二、刑法中「危害行為」的定位

由於我國刑法理論存在對於行為問題的層次缺失，因此導致刑法中一般意義的行為、犯罪行為、刑法中的行為以及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相互混淆，難以區分。尤其是對於「危害行為」的概念，更是從稱謂到定性，都需要進一步地探討。「危害行為」究竟是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還是犯罪行為的上位概念即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與「危害行為」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可以說，以上問題是我國刑法學界長期忽視的問題，也是研究「危害行為」必須解決並加以澄清的問題。具體分析如下：

（一）對於「危害行為」的稱謂，不敢苟同。不如將「危害行為」的稱謂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將其性質概括為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反而更為科學。我國刑法理論將作為犯罪客觀方面的要件的行為，稱之為「危害行為」。這也是我國刑法的傳統稱謂。這種傳統觀點值得商榷。顧名思義，「危害行為」是對社會具有危害性的行為。據此定義的話，那麼「危害行為」的范圍就非常廣泛了，諸如一般違法行為、民事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以及犯罪行為等等。「危害行為」的外延大於犯罪行為，不能將其作為犯罪行為的上位概念。而我國刑法理論卻將作為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稱為「危害行為」，這在邏輯上存在著偏差，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不如恢復其本來面目，將其准確定性為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僅僅是犯罪行為的一個方面而已，並非實體意義的行為。即使為了理論研究的連貫性，套用「危害行為」的稱謂也未嘗不可，但刑法中研究的「危害行為」應當是具有特定意義的「危害行為」，而非一般意義的「危害行為」所能概括的。這一點必須在理論上明確。

（二）「危害行為」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行為。行為應當是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有機統一體，由於「危害行為」完全不包含主觀方面的內容，其實質是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因而不可能作為獨立的行為存在形式。即使我國刑法理論將作為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特定化為「危害行為」，即賦予「危害行為」以特定含義，筆者認為，也不能將其視為獨立的行為。原因就在於犯罪行為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是不包含主觀要素的，僅包含行為的客觀方面的行為要素。行為應當是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有機統一體，缺乏主觀因素就不可單獨成立行為，其不具備獨立存在的意義。

（三）刑法調整范疇的准人。通過以上論述，可知由於正當行為、精神病人的行為、意外事件等與犯罪行為在客觀性質上相類似，因此刑法將其納人刑法所調整的范疇。那麼，應當如何判斷行為的客觀性質呢？筆者認為應當從行為的主體（包括行為主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義務）、行為的對象、利用何種客觀條件等各構成因素來進行判斷。正當行為、精神病人的行為、意外事件等這些非犯罪行為，在主體、主觀方面和客體等方面均與犯罪行為不同，僅僅在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即行為的客觀性質上與犯罪行為具有類似之處：一種是該行為給社會造成了與犯罪行為相同的危害結果，如意外事件、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和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的行為等。但這種結果的發生，不是行為人主觀意志支配下的實施的，不是行為人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體現，因而不是一般意義的行為，也就更加不是犯罪行為；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雖然在客觀性質方面與犯罪行為類似，行為人也能認識和控制自己的行為，但由於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與犯罪行為不同的內容，因而行為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是對社會有益的行為。刑法理論將這兩種行為定性為正當化行為，只是由於在客觀性質上與犯罪行為類似，刑法才將其納人調整的范疇之內。

由此可見，應當將我國傳統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其實質是犯罪行為的客觀性質。這樣不僅與刑法中的行為、犯罪行為、刑法評價的行為等相近概念進行嚴格的區分，而且彌補了現有行為理論的層次缺失，行為理論中存在的一系列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刑法中「危害行為」的基本形式

從社會所起的作用看，行為有危害行為和非危害行為之分。危害行為有危害社會的性質，這是危害行為的價值特徵。任何行為在被刑法規定為犯罪之前，立法者均以一定的價值標准先對行為進行價值評判，對社會無害的身體舉止不會被作為犯罪客觀方面的要件規定下來，規定為犯罪客觀方面要件的身體舉止本身必須具有危害社會的內涵。也正因如此，才稱之為危害行為。危害行為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概括起來無非兩種基本形式，即作為和不作為。

（一）作為

作為，即積極的行為，是指以積極的身體舉止實施刑法所禁止的行為。作為是危害行為的主要形式，在我國刑法中，絕大部分犯罪一般情況下通常以作為的形式實施，如故意殺人罪、放火罪等；許多犯罪只能以作為形式實施，如搶劫罪、盜竊罪、強奸罪等。刑法意義上的作為一般並不僅指一個單獨的舉動，而通常是由人的一系列舉動所組成。如搶劫行為由接近被害人、實施暴力或威脅、劫取財物等動作組成。作為不僅反映利用自己身體實施的積極舉動，還包括利用他人、利用物質工具、利用動物乃至利用自然力實施的舉動。如教唆幼童偷竊他人財物、使用劇毒物殺人、訓練惡狗咬人、決水破壞農田等。

（二）不作為

不作為，即消極的行為，是指不實施其依法有義務實施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中，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為構成，如遺棄罪，這種犯罪稱為純正不作為犯；還有的犯罪雖然通常情況下由作為形式實施，但也可以由不作為形式實施，這種情況下構成的犯罪稱為不純正不作為犯。需要注意的是，不作為犯並不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任何積極的舉動，而只是指行為人沒有實施法律要求其實施的積極舉動。因此，行為人通過實施一些積極的舉動而逃避法律要求其履行的特定義務時，並不影響不作為犯的構成。如行為人把年幼子女帶至深山老林然後予以拋棄以逃避撫養義務，這仍屬於不作為犯而非作為犯。

構成不作為犯必須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義務為前提。根據來源的不同，特定義務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這種義務一般指憲法、法律和其他法規所規定並為刑法所認可的義務，任何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人都必須履行這種義務。如憲法和婚姻法規定了家庭成員有相互扶養的義務，刑法也要求履行這種義務，否則即追究刑事責任。因此不履行扶養義務構成遺棄罪即是不作為犯。有的法律雖規定了特定義務，但刑法未認可的，則不構成刑法上的不作為犯。如依民法規定，債務人有清償債務的義務，但債務人拒不清償的並不屬於刑法上的不作為犯，因為刑法沒有規定或認可這種義務。

2、職務或業務上要求承擔的義務。這種義務一般由有關法規、規章制度加以規定，但與前述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並不相同。兩者區別在於這種義務是以行為人所擔任的職務為前提的，行為人只有在履行職務或從事業務期間才談得上對這種義務的違反，如值班醫生負有搶救病人的義務，值勤消防隊員負有滅火的義務。行為人在業余時間則談不上對這種義務的違反，或至多隻能說是違反了道德義務。而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一般以某種特定身份為前提，具備此種特定身份者任何時候都必須履行義務，否則即構成不作為犯罪。

3、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這種義務是指由於行為人的行為使某種合法權益處於危險狀態時，該行為人負有採取有效措施積極防止侵害結果發生的義務。行為人不履行這種義務而發生嚴重後果的，構成不作為犯。如成年人帶他的小孩去游泳，即負有保護孩子安全的義務。如果由於大人疏於照顧，小孩不慎進入深水區域，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但大人能夠救助而不救助的，就構成不作為的殺人罪。

4、基於法律行為承擔的義務。法律行為是指在法律上能產生一定權利義務的行為。只要發生一定的法律行為，不管這種行為通過口頭還是書面形式發生，行為人就必須承擔一定義務。如某人自願受雇於他人當保姆，則其負有看護好僱主家孩子的義務，若其不負責任致孩子發生意外而傷亡，則需對其不履行義務的行為承擔不作為的刑事責任。

此外，在刑法中還存在一種特有的行為方式，即所謂持有。持有是指行為人所有或者佔有某一刑法規定的特定物品的狀態。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的非法持有槍支、彈葯罪，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關於持有是作為還是不作為，或者是獨立於作為與不作為的第三種行為方式，在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論。筆者傾向於將持有歸於不作為，因為持有接近於不作為，它沒有法律禁止的身體外部動作，因而不是作為。同時，它又是以不履行特定義務為前提的，例如法律禁止非法持有槍支，因而非法持有者應當交出槍支，拒不交出者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

❼ 刑法第18條

刑法
第十八條【特殊人員的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❽ 刑法第18條第四款醉酒傷人應當負什麼責任

醉酒傷人一樣承擔法律責任，如果致人輕傷以上就涉嫌故意傷害罪，應當判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